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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中國理論語言學的世紀變革
當代中國理論語言學的世紀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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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世紀之交,回顧中國的理論語言學,可以將它清晰地劃為傳統和現代兩種范式。傳統的理論語言學,貫注著濃郁的語言文化整體觀照的人文主義精神,舉凡語言的性質、功用、語言與思維、語言與社會、語言研究的方法,都同文化問題、人文科學的問題緊密聯系在一起。在古人看來,人與世界的關系不是平面對立的關系,而是全方位的關系。作為這種全方位關系的體現和維系,語言也就不是一種純粹的符號系統或工具。“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劉勰《文心雕龍·原道》)“文”與“道”一體。古代語言學者許慎在《說文解字·序》中更明確指出:“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噴而不可亂也”。滅道人性,流于語言,化成萬物,所以,“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并生者何哉?”(劉勰《文心雕龍·原道》)中國傳統的語言理論正是在這樣一種“大思路”或者說文化通觀下進行語言理論問題的探討的。 
  現代的中國理論語言學,是在西方語言理論的規范下成其規模的。十中世紀初的西學東漸,為中國學者展示了一個與傳統的范式截然不同的以分析見長的科學理論系統。學者們紛紛引為楷模。以張世祿的《語言學原理》為例。讀書第一篇論述語言學的意義、目的、方法、語言的性質及其和人類社會種種活動的關系;第二篇論述語言的構成及其在生理和心理上的基礎;第三篇論述語言的組織和分類,包括形態學和句法學;第四篇論述語言的起源、演變、分化與融合。這樣一個柜架幾乎奠定了本世紀理論語言學的基礎,而其來源,正如張世祿所示:“大部分根據于L.Bloomfield的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Language”。
  現代的中國理論語言學,在發展中因描寫主義和材料至上主義的壓抑而步履艱難。盡管如此,理論的思考和探索從未停止。一方面是在漢語的具體研究領域不斷滋生著理論思辯,尤其是在漢語語法問題上的幾次討論進入了較高的理論層次;另一方面是一些純理論的問題引起眾多研究者的關注,例如語言和言語問題,語言發展的內因和外因問題,語言和思維的關系問題,語言計劃和語言融合的問題。除此之外,西方語言學重要學派的理論和方法也在中國現代理論語言學史上形成一個又一個引進、研究的熱潮。如六十年代的結構主義語言學,八十年代的生成語言學、社會語言學,九十年代的功能主義語言學等。如果沒有反思,現代的中國理論語言學將把它的研究范式延續到下一個世紀。這個范式的特點就是系統的引進西學,在不斷的引進中求發展。 
  八十年代中期,文化語言學在我國異軍突起,其激烈而深刻的理論批判與理論思辯迅速激宕為一股波及全國乃至國外語言學研究的思潮,強烈地震撼了現代的中國理論語言學。文化語言學深刻反思了本世紀初以來西方語言學理論和方法對漢語研究的規范和影響,深刻反思了漢語的文化特征及其與中國文化的內在聯系,深刻反思了中國語文傳統的文化特征及其現代意義,深刻反思了人類思想史上語言人文主義的歷史進程及其對漢語研究的重要意義,從而提出了一個時代性的課題;從西方語言理論的規范下解放出來,建立漢民族的語言理論體系,為豐富人類語言理論作出中華民族獨特的貢獻。 
  文化語言學吸收了西方語言人文主義的理論和方法,但它形成于世紀末漢語研究許多基本領域的危機與反思,在我國現代語言學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建立民族語言理論的目標,并且深入、系統地揭示了中西文化、語言和語文傳統的深刻差異。因此我們可以說,文化語言學是現代的中國理論語言學在其近一個世紀的發展中首次建立的本民族獨立的語言理論學科。不僅如此,誕生于世紀之交的文化語言學,以其深刻的理論反思,還提出了一個“當代中國理論語言學”的新概念。所謂“當代中國理論語言學”,其涵義與現代中國理論語言學至少有三個方面的深刻差異: 
  其一,當代中國理論語言學要積極參與建立民族語言理論體系。所謂“民族語言理論體系”,建立在兩個理論支點上。一是對本民族語言的文化特征的深刻理解,一是對本民族語文傳統的深刻理解。 
  科學認識本民族語言的文化特征,對于深受西方語言理論影響和制約的現代中國理論語言學,是一個時代性的難題。由于中西文化和語言的巨大差異,漢語文化特征的認識必然要突破現有的所謂“一般”語言學理論的原則與框架。拿文字和語言的關系來說,現代(西方)語言學理論的一個基本原理是“文字是語言符號的符號”。即認為只有口語是反映概念,思想的,而文字只記錄口語,與思維沒有直接聯系。因而最先進的文字是作為口語化身的忠實記錄口語語音的文字。拿這一條“原理”來規范漢字,那么漢字的表意形式就是一種落后的形式,應該走拼音化的道路,然而從文化的特點看,漢族人在哲學上重了悟不重形式論證,在藝術上重意合不重形合,在語言上以“非形態”的面貌出現,漢語句子的詞法,句法和語義信息的大部分不是顯露在詞匯形態上,而是隱藏在詞語鋪排的線性流程中。正是基于漢語語言思維這種特點,所以漢字構形以表意為首要原則,增強單字本身的信息含量,便于讀者從上下文的聯系中獲取詞語的確定信息。方塊漢字的平面性儲存的信息顯然優于線性文字。而從語言的特點來看,邱歐語依靠變音來表達語法語義,其詞形以發達的輔音和元音自由接綴,各音素之間界線分明,音節結構復雜,詞的信息是由各個音素共同來承担的。而漢語不依賴變音來構詞、轉化詞性和實現語法功能,漢民族音感中的基本語音單位不是音素,而是音節的聲韻結構,詞的信息靠音節的聲韻結構和附于整個音節的聲調來承担,漢字就不必分析到音素。而且漢語中大量的同音詞的存在造成詞的語音形態信息含量銳減,這在書面語中只能依靠文字圖象的高清晰度高分辨率來補償。事實上,文字之所以被創造出來是為了克服語言音響的時空局限。文字的根本性質在于它是一種視覺形式,以圖象作用于視覺神經,產生條件反射來實現字形和字義的統一。因此,文字可以“形入心通”。圖象性越強的文字,突存時空局限的能力就越大,與思維的聯系也越緊密。由此看來,拼音文字并非世界文字體制中最優秀的,更不是世界文字發展的最高階段。中西文字的不同,并非發展速度上的差異,而是發展方向的不同。漢語和漢字的關系,從某種意義上說,是“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的關系。與漢語和民族思維,文化相適應的文字,必須具備獨立的表意功能。當代中國理論語言學,應該關心和研究本民族語言文字的特征,建立相應的文字理論,豐富普通語言學對文字的理解。 
  再拿語言的類型來說,西方語言學家習慣于用他們的分析框架來解釋漢語的事實,確認漢語的類型歸屬。一些學者認為,英語是一種主語占重要地位的語言(Subject-prominent Language),漢語是一種主題占重要地位的語言(Topic-prominent Language)。漢語基本的句子結構表現為“主題——述題”的關系。事實上,同印歐系語言相比,漢語的特點并不表現在主題占重要地位,而在于整個句型系統在功能和結構上都存在名詞性句型和動詞性句型的質的區別。印歐語的語法可以不區分名句和動句,而以形式為綱主謂二分;漢語語法是一種注重功能、內容的語法,漢語句子類型的劃分必須首先把名句和動句區別開來。主題只是名句中的一個句子成分范疇。在漢語中,“主題”和“主語”并不互相排斥。主題聯系名句,而大量的動句都是以施事語(即“主語”)為主腦的。漢語的名句和動句都有與印歐語句子殊異的特點。在語言類型學的意義上,漢語整個句型系統的面貌是更深刻更帶根本性的,近年來,國際漢藏語言學界還爭論過漢語究竟是S—V—O(主動賓)型的語言,還是S—O—V型的語言。實際上,所謂S—V—O或S—O—V,是印歐系語言典型的以動詞為中心掛上主賓的句子模式。拿來作為漢語句子類型的標準并不合適。持論者似乎認定象“我這件事已經辦好了”這樣的句子是S—O—V型,這是用“洋框框”看漢語句子。怎么知道“這件事”是O而不是S呢?如果說“這件事”看上去象是從動詞語“辦好了”后面的賓語位置移到動詞前的,那么“我這件事沒有經驗”中的“這件事”又如何“移”呢?古漢語中“闔廬舟車不飾”這樣的句子看上去象S—O—V,但在“昔闔廬食不二味,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左傳·哀公元年》)中,與“舟車”位置相同、功能相同的帶點的成分又是不是“O”呢?說到底,這一類成分,既不是洋框框里的O,也不是洋框框里的S,而是漢語句子特有的成分:句中主題語。它后面的動詞不是支配它的,而是評論它的。拿S—V—O或S—O—V之類西方句子模式來套漢語的事實,結果必然是左套不進,右套不進,以至于一些學者迷惘地認為漢語既有S—V—O趨向,又有S—O—V趨向,于是竟得出“在類型學上,漢語是一種非始終如一的語言”的結論。這深刻地表明漢語需要建立在本民族語言和文化基礎上的語言理論。正如陳望道《文法簡論》所說:“一般語言學的理論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能、或者說很少能充分地、正確地概括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歷史極其悠久、既豐富又發達的漢語事實和規律。”為此,科學地認識本民族語言的文化特征,就是當代中國理論語言學責無旁貸的歷史使命,也是當代中國理論語言學區別于現代中國理論語言學的一個根本特征。 
  中國有兩千多年的語言研究歷史,有深厚的語言理論傳統。在近代西學如潮水般涌來之時,這一傳統出現了斷裂。在西方理論的有色眼鏡之下,中國傳統的語言理論失去了意義和價值。然而歷經近一個世紀的學術變遷,人們終于意識到西方語言理論不可能真正理解漢語的“形”和“神”。而恰恰在這個根本問題上,中國傳統語言理論顯示出巨大的價值和現代意義。它是中國理論語言學的生命之源!
  楊樹達曾從修辭學的角度談到這一問題。他指出“族姓不同,則其所以求美之術自異。況在華夏,歷古以尚文為治,而謂其修辭之術與歐洲為一源,不亦誣乎?昧者顧取彼族之所為一一襲之,彼之所有,則我必具;彼之所缺,則我不能獨有。其貶己媚人,不已甚乎!吾今不欲謂吾書足以盡吾國修辭之全,第欲令世之治此學者,知此事為一族文化之彰表,義當沉浸于舊聞而以鉤稽之法出之,無為削已足而適人屨,庶足令后生之士有自尊其族姓之心,而他媚之狂或以少戢云爾。”人類語言研究的原始動機,不外乎兩種需要:一是典籍闡釋的需要,一是交際修辭的需要。典籍闡釋使人類不斷深化著民族文化傳統的內涵,語言的探究成為人類生存的一種方式;交際修辭使人類不斷調整著人際關系,語言的探究成為人類活動的一種手段。無論是典籍闡釋還是交際修辭,都出于人類對語言的一種共同的本體論認識。因而中西修辭研究的產生和發展有許多共性。如早期的修辭研究都是一種廣義的交際。為人的研究帶有很大的實用性;又如早期修辭研究都講究由對立產生的和諧之美。然而,由于修辭本質上是一種文化現象,它不單純是一種語辭的修飾技巧,而是語言運用中對文化和社會情境進行的一種調適,所以不同文化傳統中的修辭之學閃耀著不同民族的思維智慧之光。 
  西方的修辭學傳統具有濃重的形式化意識,把修辭作為一種“術”,一種外在于言談內容的包裝,由此發展出熱衷于繁瑣分類的形式主義辭格學派,其研究規范以類型化和技巧性為特色。中國的修辭學傳統注重“修辭立其誠”,將修辭與修身養性融為一體,將言辭的修飾歸結為身心的誠摯。注意力集中在言語修辭的信實和內在美上,很少關心其外在形式。以意旨的修煉為修辭的理想境界,守約而施博,將修辭活動與整篇作品、整個社會人文環境相互襯映、相互依賴,融為一體。 
  作為一種注重形式的范式,西方修辭學傳統注重知識性、理論性。而作為一種注重內涵的范式,中國修辭學傳統更注重經驗和體驗。 
  顯然,從修辭學的角度看,中國古代語言理論的價值和意義決不是西方語言理論所能涵蓋和取代的。當代中國理論語言學要把自己的生長點放在對傳統語言理論的清理和闡釋上,引進、借鑒西方語言理論的新知,積極實現民族理論傳統的創造性轉化。 
  其二,當代中國理論語言學要與人文科學廣泛對話。由于歷史的局限,現代的中國理論語言學奉行科學主義、形式主義的原則,專注于語言結構本身的分析描寫,很少關心語言的社會背景和文化內涵,極大地限制了自己的視域,同時也使自己孤立于人文科學研究之外,自身很少借鑒其他人文科學的研究成果,而自己的研究成果又令左鄰右舍的人文科學感到索然無味。現代中國理論語言學的“語言”和范疇也傾向于自然科學化,很少采用,也不會使用當代人文科學所共同使用的語言,不會進行人文科學的理論思維,不會運用人文科學的敘述方式。這對于要在漢語這種人文精神濃郁的語言基礎上建立民族語言理論的目標,實在是距離太遠了!理論語言學的非人文科學化,也使這門學科在漢語學界日漸萎縮,研究隊伍日漸囿于外語學界。這無疑是現代中國理論語言學進入的一個誤區。 
  為了走出這一誤區,當代中國理論語言學在把立足點轉移到漢語研究上之后,將在兩個學術層面上積極推進理論語言學的人文科學化:
  第一,變革研究語言,轉移研究視域,與人文科學研究廣泛對話。對話的方式可以分為“學際關系”和“問題中心”兩種。所謂“學際關系”的對話,是指語言學和各人文學科的相互參照,相互滲透。例如: 
  語言學和哲學。無論從人文科學的歷史,還是從它的研究現狀來看,語言與哲學的關系都是不言而喻的。然而盡管從柏拉圖的《克拉底魯篇》和亞里斯多德的《解釋篇》以來人們就認識到人對自己及其世界的理解是在語言中形成和表達的,在20世紀之前,人們或多或少把語言看作一個無需給予任何特殊注意就能簡單地運用的媒介。語言是透明的。進入二十世紀之后,人們漸漸發現語言不是那種可以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媒介。語言是人的存在的一部分,是人性和個性的基礎。由語言產生的人類抽象思維能力比任何其他東西都更使我們能夠去以概念掌握和對付所有那些沒有呈現在我的面前的現實方面,并且因此以我們所使用的方式把我們自己與世界聯系起來。這樣一來,語言不再是透明的了,不再是供人們用來給經驗、社會關系、物體命名的簡單媒介,而是蘊含著人類對世界的某種基本信念的范疇體系。于是人類思考的重心在歷史上由神學世界轉移到人類世界,由人類外部世界轉移到人類內心世界之后,第一次轉移到了人類所使用的符號媒介上。這就是二十世紀的“語言學轉向”。“語言學轉向”是語言與哲學關系的深刻性所決定的人類思想史的必然趨勢。中國古代的語言文字研究,通過其獨特的闡釋(訓估)框架,為中國古代的哲學的研究做出過重要貢獻。當代中國理論語言學,同樣應該在漢語研究的各個領域拓寬哲學的視野。西方語言學的結構主義思想及其分析方法從語言學發展為一種廣泛的哲學與人文科學思潮,促使人文科學研究社會、經濟、政治與文化生活的模式,注重現象之間的關系而不是現象本身的性質,利用代表現象的符號而不是現象存在的本身。而與此同時,哲學的結構主義又對語言學的結構主義作了不同指向的發展: 
  在結構的超個體、超歷史方面,語言學結構主義并不排斥歷時語言學,也不否認時間、歷史的變化對語言的影響。而哲學結構主義認為有發展規律的歷史是虛構的,是歷史學家把“自我的總體化的連續性”投射到世界中去。客觀的歷史是不存在的,因為歷史的“意義”不存在于客觀的所指物中,而存在于“可理解性”內。所謂“可理解性”就是將歷史看作一連串結構。每一種結構從本質上來說都是在時間以外的,它們是外在的排列關系而不是必然的歷史聯系。于是,不是社會先于智力,而是智力先于社會。所有文化都是某種潛在的人類心智結構的產物,最初的社會范疇是邏輯范疇。 
  在結構的“無事物”性方面,語言學結構主義在否認結構的“事物”性的同時,仍認為結構是事物的客觀存在,是從事物中歸納出來的,是事物本身固有的組織形式。雖然用形式化表示結構是研究者的任務,但結構本身對于研究者而言是獨立的。對于這種對象性的結構概念,哲學結構主義提出了另一種對象化的結構概念,即認為原則上沒有必要把對象看作系統。結構概念只出現在實際決定把一個對象當作系統來思考的時候,只出現在被用于一個系統的、可證實的假設——演繹理論之中。這樣的“結構”顯然并非對象自身固有的,而是在邏輯演繹中被構成而加以對象化的。這樣一來,結構分析上升為一種帶有先驗論的哲學原則,即社會文化結構雖然要以對象內部實際存在的秩序關系為基礎,但它是理想橫式予以重組的產物。它不是對象本身的直接反映,而是遵循一種可解釋性原則,運用結構模擬的方式,通過對對象進行分割與編配而重新構成的。結構的揭示即結構的重建。 
  顯然,在“結構”問題上語言學與哲學的交流是非常有益的。 
  語言與民俗。語言是人類最本質的文化特征。語言現象和人類文化現象存在著天然的密切聯系,因而它自然與人類歷史發展中廣泛的民俗現象結成了親密的伴旅。作為各民族人們交流思想感情的工具,語言無疑是民俗傳承的工具;而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語言本身又是一種重要的民俗事象;作為各民族圖解世界的一種文化符號,語言的力量更在各種民俗信仰中淋漓盡致地體現出來。正因為如此,當民俗的研究在人類思想史上首次被提上議事日程的時候,“民俗”(Folk-lore)這個概念的初始語義正是口傳的文學或傳統的故事。隨著民俗學的發展,語言的調查研究在民俗研究中越來越占有中心的位置。因為一切結構制度、傳統、習俗、信仰、態度和手工藝都是以口頭示范、言詞教導和文字形式傳承下來。不僅各民族的神話、傳說、故事、民歌、敘事詩、諺語、謎語等離不開語言,就是以行為為主導的生產習俗的傳授、飲食和服飾的制作、宗教行為的傳習等也離不開語言。語言是民俗的天然載體,其本身又是識別民俗乃至民族特征的基本標志。事實上,許多語言學者同時又是民俗學者、人類學者。語言學的理論和方法能夠對民俗學產生深刻的影響。如方言的地方差可以顯示古語的退化過程。因為標準語的改良總是從文化中心的地方開始,向邊遠地區波及,越遠的地方變化越小。這種方言研究的方法同樣可以解釋民俗現象和文化現象,形成民俗周圈論和文化周圈論。又如比較語言學從親屬語言的比較中構擬出原始共同語,這也啟發民俗學者通過比較的方法找到原始的民俗類型。 
  所謂“問題中心”的對話,是指理論語言學積極參與人文科學共同關心的焦點問題的討論,尤其當這些問題涉及語言的性質、功能、結構、演變的時候。例如語言與人性的問題是當代人文科學的一個前沿課題。對于這個問題,既可以在生物學層面上考察,又可以在社會學層面上考察,還可以在符號學、哲學、心理學的層面上考察。這就需要當代理論語言學者具備人文科學的綜合科研能力,而不再象以往那樣置身局外,碌碌無為。 
  第二,系統地引進國外語言人文主義的理論和方法。現代的中國理論語言學的自然科學傾向有其特定的歷史局限,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歷次政治運動、政治批判使理論語言學視人文的研究為畏途,不敢涉及語言的社會文化內涵,對國外的語言人文主義理論也貼上“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標簽而不敢正視與借鑒。這樣一來,中國理論語言學者所熟悉的西方語言理論只剩下科學 主義一路。這是我國理論語言學的一個極大的誤區。事實上,西方語言學史始終是人文主義和科學主義兩大思潮并行不悖的歷史,抽掉了人文主義思潮,科學主義本身也就蒼白無力。在歐洲思想史上,維柯的語言—文化“新科學”、洪堡特的語言世界觀、施坦達爾的語言心理主義、波鐵布尼亞的語言學反邏輯主義、舒哈特的“詞與物”范式、克羅齊的美學語言學、浮士勒的語言學唯美主義、魏斯格貝爾的新洪堡特主義,在美洲思想史上,鮑阿斯的人類學調查,薩丕爾的語言模型說、沃爾夫的語言相對性假說等等,還有功能語言學、社會語言學中的人文主義思想,都是人類思想史上的寶貴財富。當代中國理論語言學將深入、系統地研究國外語言人文主義思想,并把它與中國古代的語言人文主義傳統一起納入人類人文主義語言學的歷史長河。從比較來看,歐洲語言人文主義是同哲學聯系在一起的,有很強的思辯性;美洲語言人文主義是同人類學聯系在一起的,有很強的實踐性;中國語言人文主義是同經學聯系在一起的,有很強的闡釋性,這三大語言人文主義傳統由于各文化區域社會歷史條件的不同,有各自深厚的文化哲學,從各自不同的角度闡述了人類各民族對語言與文化相互關系的具有深刻一致性的豐富思想。尤其是洋溢在這些語言人文主義傳統中的對民族語言文化精神的熱愛、尊重與理解、弘揚,為當代中國理論語言學展示了一個嶄新的境界。 
  其三,當代中國理論語言學要與人類語言理論廣泛對話。所謂“對話”,不是學舌,而是理解和交流、互補。對話的前提是對本民族語言的深刻理解。離開了這一前提,不會有成功的對話。現代的中國理論語言學,離開了漢語和漢語文傳統的文化特征和價值,把中西語文傳統置于人類共同發展歷史階段的兩個低高不同的時代層次上,認定西方語言理論不僅是最先進的,而且代表了人類語言理論和發展方向。非西方的語文傳統只是處在以西方語言學為頂點的發展序列的某一階段上,必然要向西方語言學所代表的方面發展。在這一基礎上進行的“對話”,就只能是“人云亦云”,拾人牙慧,既不利于發展本國語言理論,也不利于發展西方語言理論,這實質上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對話。 
  以西方語言理論為參照系,不僅是一種文化價值的取向,而且是一種方法論的取向。因為西方優越的物質文明和科學技術似乎證明科學是沒有文化差異的。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都研究事物發展的一般規律,因而同樣可以放之四海而皆準。而一旦人和自然被共同置于無所不在的科學命題和科學假設之中,形式化的因果換算就被視為唯一的、凝固的真理觀。確定性和形式化成為追求的目標,其實質是將研究對象看作人所面對的客體,將人和語言的關系看作視覺模式的一維、平面的對立關系。這就從根本上忽視了語言人文性,從根本上忽視了漢語濃郁的人文精神。拿語法理論來說,許多理論研究者以西方語言學形式主義、描寫主義為綱,明確提出“必須最大限度地對語言進行形式化的描寫,根本拒絕把意義作為研究的出發點”,“凡是得不到形式上驗證的語義分析對語法研究來說都是沒有價值的”,“分析任何語言的結構,都必須從結構的形式系統的分析中去發現語言的結構意義,都必須從形式到意義”。事實上,這些“必須”和“凡是”都把自然科學的方法當作人文科學的天經地義,把異文化的方法當作本土文化的天經地義。從人文科學和本土文化的角度看,應該說凡是得不到語義內容、表達功能肯定的形式分析對語法研究來說都是沒有價值的。
  現代的中國理論語言學,從文化上的單線進化論到語言學研究的形式主義,是一種邏輯的必然,也是一種歷史的必然。漢語音韻研究的棄聲韻調結構而取元輔音結構,漢語文字研究的棄方塊表意框架而取拼音化方向,漢語修辭研究的棄“修辭立其誠”和語境通觀而取辭格化范式等等,都是語言形式主義規范的結果,其利弊得失是很值得反思的。迄今為止,漢語結構分析的一些基本范疇(詞、句、詞類、句子成分)和基本理論問題一個都沒有解決,漢語的語法體系在日益繁瑣精致的同時卻離漢族人的語感越來越遠,這已從一個側面告訴我們,中西語言學的“對話”并不成功。形式主義的語言,基本上不適合漢語的特點。漢語研究的現代化不是為西方語言理論提供一個東方語言的例證(即使是作了很大理論修改的例證),而是要以對中國語言具有永恒意義的語文精神的現代闡釋,去豐富人類對語言的認識。因而對話的前提是文化的理解和闡釋。 
  西方民族從古希臘開始就注重形式邏輯。抽象思維,力求從獨立于自我的自然界中抽象出某種純粹形式的簡單觀念,追求一種純粹的單一元素。西方哲學從古希臘時起也有一個主體與客體相分離的形而上學傳統,將人從與世界不可分割的各種本質關系中分離抽象出來,把人定義為思維的動物,把世界當作人所面對的客體,追求認識的確定性。西方的語言因而在組織上也就以豐滿的形態標志語法與語義的基本信息。于是語言的分析方法也就是最大限度的形式化描寫。中國哲學從未把人與世界對立起來,從未出現過那種站在世界對立面,以認識世界、征服世界為己任的“自我”。中國文化不從獨立的個體去透視世界,而是從人與世界的全方位的關系中去體認一切,認定人與世界的自然關系和人文關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無法非此即彼地截然分開,人的價值是在他的社會人文關系場中確立的。中國的語言因而在組織上也就不以一個客觀、靜止、孤立、冷峻,在形式上自足的對象出現,而是如中國語文傳統所理解的一個人參與其中的、與人文環境互為觀照的、動態的、內容上自足的表達與闡釋過程。于是語言的分析方法也就是最大限度的功能體認。 
  根據現有的語言資料,漢語和印歐語在結構形態、組織方略和文化精神上分別處于人類語言連續統的對立的兩極。如果把人類語言作二元分割的話,那么一端是形態語言,即具有豐富的形態變化的語言,如印歐系諸語言,另一端是非形態語言,即沒有形態屈折變化,詞語塊然孤立,以意相合的語言,如漢語。形態語言的詞形屈折變化為主體意識的呈現提供了一種便捷,同時也為主體意識的呈現規定了一套繁瑣的秩序。與之相比,漢語語法顯得簡易而靈活。漢語語詞單位的大小和性質往往無一定規,有常有變,可常可變,隨上下文的聲氣、邏輯環境而加以自由運用。語素料子的隨意碰撞可以組成豐富的語匯,詞組塊的隨意堆疊、包孕,可以形成千變萬化的句子格局。漢語這種尚簡的組織戰略,放棄了西方形態語言視為生命之軀的關系框架,把受冷漠的形態框架制約的基本語粒或語塊解放出來,使它的能動地隨表達意圖穿插開合,隨修辭語境增省顯隱,體現出強烈的立言造句的主體意識。因此,漢語語流中的單位實體,是一種功能發散的實體,是能動地體現交際意識的“活”體。以這種功能實體建構的句子,不再依賴形式的內聚力,而是依托功能的涵攝力。如果說西方語言的句子脈絡是一種以動詞為中心的物理(形合)空間體,那么漢語的句子脈絡是一種以事理邏輯為基礎的心理(意合)時間流。漢語句子的生動之源就在于流塊頓進之中顯節律,于循序漸行之中顯事理,由“音句”進入“義句”,隨事態變化的自然過程,“流”出千姿百態的句子來。所以,任何形式主義的框架都框不住漢語語法,只有功能主義才能從本體上理解漢語的精神。 
  中西語文傳統的對話,應該是功能主義和形式主義的對話。對話的前提,只能是對語言功能主義和語言形式主義的深刻理解。西方的語言學也有稱為“功能語言學”的研究。但這類研究或者探討語言的社會職能,或者探討語言各種結構在表意方面所起的作用,或者只研究音位的辨義功能,都與中國語文傳統在語言單位的彈性實體和流塊建構的析解中貫徹的功能主義有很大的不同。西方的語言形式主義在其長期的發展中也有自身的反思。因為人與世界的關系畢竟不是平面對立的認識關系。語言既是思維的工具又是思維本身,既是符號系統又是人的基本行為,既是人的存在又是人的世界。語言的這些根本特點決定了人的語言行為不是一種裝置,一種按普遍定律或程序對其他客體作出反應的客體。而形式主義恰恰是在舍棄了語言的這些根本特點后進行操作的,因而它有很大的局限。它不可能充分、具體地接近語言現實。一些西方功能語言學者因而提出,在語言研究的各個平面上,不論是確定語言事實,劃分語言單位的類別,描述語言結構,還是解釋語言單位的變異幅度和演變規律,都要以功能作為基本依據,而不能由事先畫好的“語言”的形式框架來確定。語言事實不能只局限于語言的結構系統中來研究,而應該放在言語活動中,放在語言功能系統的運轉中來研究。“意識到語言功能超越一切的重要性,通常會更加尊重事實。”但這種反思并不是同西方形態語言一起與生俱來的。它僅僅是對西方語言形式主義的一種檢討的立場,或者說一種補償。正如它的代表人物馬丁內所說:“功能語言學獲得的任何進展,不論在過去還是在將來一個時期內,都是逆著潮流的。”當然,西方語言研究中的功能主義立場,為中西語文傳統的對話提供了某種語義的中介范疇。 
  中國語言學在其現代化的過程中歷經了一個語言形式主義的“分析的時代”。這個時代深刻啟示著站在又一個世紀之交的新一代中國語言學者:中國語言學的現代化,是中國語文傳統的現代化。當代中國理論語言學,只有徹底將與西方語言學的對話立場轉移到本民族語言的文化立場上,才能真正為民族語言理論作出貢獻,為人類的語言理論作出貢獻。同時在這一對話中與西方語言學一起,實現各自對語言功能主義和語言形式主義的超越!
                        (責任編輯 胡范鑄)
  
  
  
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滬082-087H1語言文字學申小龍19951995 作者: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滬082-087H1語言文字學申小龍19951995
2013-09-10 2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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