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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臺灣邏輯學發展的回顧與展望
當代臺灣邏輯學發展的回顧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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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B8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7835(2004)05-0039-06
    海峽兩岸因特殊的歷史緣由而形成了數十年的隔離,這使得大陸邏輯學界對臺灣邏輯學的發展了解甚少。筆者曾有幸以“臺灣邏輯學發展50年”為主題專程赴臺訪學,實地考察了當代臺灣邏輯學發展的狀況。現扼要地再現當代臺灣邏輯學發展的歷程,嘗試性地評述當代臺灣邏輯學發展的特點、規律,歷史經驗與教訓,并期待著以此來促進兩岸邏輯學發展的雙向對話、交流和互動。
      一 臺灣邏輯學發展的歷史分期及其演進
      (一)當代臺灣邏輯學發展之緣起
    臺灣邏輯學的發展起自于陳大齊先生、牟宗三先生。陳大齊先生最早在臺灣開設西方傳統邏輯課程,并長期研究印度因明學。而牟宗三先生在赴臺之前,就對西方邏輯學有較好的造詣,他赴臺后不僅教授邏輯學,而且更善于將邏輯學運用于新儒家哲學的建構活動之中。但真正有效地將西方“正格題材”的邏輯學推向臺灣地區的,當首推從大陸赴臺的殷海光先生。他在去西南聯大之前,就一直追隨大陸“現代邏輯學之父”——金岳霖先生。他繼承了大陸邏輯學發展的傳統,致力于反思和批判臺灣思想文化界流行的對現代邏輯作“非邏輯化”的誤解和歪曲,進而撥正一些用哲學思維方式來替代純正精確的邏輯思維方式,以此厘清現代邏輯的基本概念。可以說,正是由于殷海光先生大力倡導現代邏輯,才把一批臺灣青年學人引入研究現代符號邏輯和分析哲學之門。于是,邏輯學以及邏輯經驗論,才在臺灣變成了批判政治權威、爭取思想自由的一項利器。但是,也正是由于臺灣邏輯學發展與政治風云有很大的關系,所以“臺大哲學系事件”之后,臺灣哲學系(不限于臺大)反對(傳統)邏輯的人不少。自此以后,反對符號邏輯的人也不少。
    可以說,20世紀五六十年代是臺灣邏輯學處在輸入、醞釀階段。牟宗三先生就認為,1949年之后的臺灣大學哲學系,走上了哲學軌道。它是北大、清華的老一套傳統,以西方哲學為主,但并無成就。二戰后,真正把哲學當哲學讀進去的人很少。一般人到國外去,讀西方哲學不能入門,對中國哲學(由于平素心存鄙視)無基礎,甚至連“熏習”也說不上,以致“對西方哲學無所得,對中國哲學無所知,這是二次大戰以后念哲學的風氣。”[1]總之,上至民國時期以來的臺灣地區以及大陸哲學界是以研習西方哲學為主的,只注意了西方“知識中心”的邏輯思辨,接觸到了一些邏輯的問題、科學問題,以及外在的思辨的形而上學問題,于是以邏輯及其所代表的邏輯理性,就成為理性的唯一代表和萬能的工具。它作為科學方法論、作為社會和政治批判的工具,也不堪重負,因此它的作用很容易被夸大或被泛化,同時也很容易被誤讀。這樣,邏輯學的處境,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臺灣,也就不難理解和想象。
    總之,現代臺灣邏輯學的早期發展,緣起于中國大陸赴臺灣的邏輯學者——陳大齊、牟宗三,尤其是殷海光先生的大力推廣與不遺余力的提倡與推動。他們不僅將邏輯作為利器用作批判政治專制和各種社會謬誤,同時也批判對邏輯的種種歪曲與誤解,從而使得當時的臺灣青年學者,就能夠接受和研習到“正格題材”的西方邏輯。
      (二)符號邏輯在臺灣的全面輸入
    20世紀80年代以來,留學西方的第二代邏輯學者劉福增、林正弘、何秀煌、洪成完、李國偉、方萬全等,開始了對西方現代邏輯以及與之有關的分析哲學或語言哲學的引進與消化。這一階段,可以說是西方符號邏輯在臺灣全面發展的新階段,開始步入以引進西方符號邏輯為主的道路。他們翻譯和引進了大量的西方符號邏輯的著作,林正弘、劉福增均留學美國,接受了系統的西方邏輯與哲學的專業訓練,他們學成歸臺之后,成為了當代臺灣邏輯學發展史上承前啟后的中堅人物。因為,他們不僅在臺灣大學哲學系培養了許多能夠從事現代邏輯教學與研究的本科生、研究生,而且還撰寫和翻譯了大量的西方邏輯學著作與譯著。
    林正弘先生在數理邏輯、科學哲學和中國名辯邏輯三個領域都有杰出的成就。他的著作有:《白馬非馬》(臺北:三民書局,1975年版)、《邏輯》、《伽利略·波柏·科學說明》(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8年版)、《知識·邏輯·科學哲學》(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5年版),最后一書收錄了他的四篇論文:《知識與合理的真實信念》、《邏輯悖論與公設集合論》、《瑞姆濟的理論性概念消除法》;《克雷格定理及其在科學哲學上的運用》。1986年中正書局出版了他編著的《符號邏輯》一書,作為大學用書,該書介紹了語句(命題)邏輯以及述詞(謂詞)邏輯,包括自然演繹及公設法(公理系統)。此外,他還參與編著了《理則學新論》(中正書局,1989年版)。而劉福增教授的著作、譯著有:《邏輯思考》(1988年版)、《語意學新論》(心理出版社,1995年版)、《邏輯與哲學》(心理出版社,1996年版)《邏輯新論》(心理出版社,1998年版)、《實用邏輯》(心理出版社,1998年版)、《老子哲學新論》(東大圖書出版公司,1999年版)、《基本邏輯》(心理出版社,2003年版)等。
    1984年臺灣東華書局出版了臺灣大學哲學系哲學碩士、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哲學系博士何秀煌先生的《邏輯——邏輯的性質與科學的方法導論》、《邏輯——邏輯的語言和邏輯的系統導論》。兩書分別介紹了邏輯的概念、邏輯系統及其成立的性質與方法。
    顯然,正是經過他們不懈的努力,使得現代邏輯在臺灣獲得了長足的發展。但具有憂患意識的劉福增先生則認為,當下臺灣從事現代邏輯學的人,已經出現了斷層。在筆者看來,劉先生主要是在從事純粹數學邏輯研究的意義講的,由此他才會認為臺灣邏輯學后繼無人。的確,至少從青年學者來看,已經很少有人能像劉先生那樣以超人的毅力,面對邏輯學的枯燥、抽象與繁瑣,而專心致力于數理邏輯的研究、推廣與傳播工作。
      二 當代臺灣邏輯學的發展動態
    從當代臺灣從事邏輯學研究的陣容上看,可以說,它是以“洋家軍”為主而組成的邏輯學隊伍。臺灣大學以林正弘(美國洛杉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哲學博士)、劉福增(美國洛杉磯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哲學博士)、林昭田(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楊金穆(牛津大學哲學博士)等,他們多年來在臺灣各個大學兢兢業業,不懈地從事西方數理邏輯、現代形式邏輯與哲學邏輯的教學與研究。為了提高邏輯學教學水準,臺灣大學哲學系、中正大學哲學系還成立了邏輯學教學委員會。他們在教學體制上確立于邏輯學的重要地位。在哲學本科教育中,基礎邏輯與知識論、形而上學和批判性思考并舉。臺灣“國立”大學哲學、邏輯學的師資也基本是“洋家軍”,邏輯學教師的聘任,十分注重資格資歷的審查,他們大多都具有留學西方的背景,并且大多獲得西方大學授予的哲學博士學位。在研究條件上,幾乎每位老師都有一個研究室,都有電腦。老師平常以專業教學與研究為本,除了本科、研究所(碩士、博士)規定的邏輯學方面的課程訓練之外,在論文撰寫期間,指導老師也十分負責與投入,對自己指導的學生論文的閱讀也十分認真,輔導與研討非常之多。他們開設的研究生課程,也同樣以講授與研討并舉,老師每次在課前布置許多閱讀的任務,還經常給學生復印與課程有關的資料,尤其是老師自己的論著。這樣,老師與學生也很容易在同一知識背景或知識脈絡下進行有效的對話與研討。他們對學生的專業訓練具有漸進性、遞進性和系統性。
    的確,臺灣邏輯學的發展長期以臺灣大學為大本營。但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這種格局逐漸被打破,從而結束了臺灣邏輯學教學與研究的臺大“一枝獨秀”的局面。當代臺灣邏輯學的隊伍,出現了新老結合、日新月異的氣象。中正大學哲學系的邏輯學研究,由謝裕宏、彭孟堯、王文方等清一色的“洋博士”為班底,正是由他們成立并成功地建立起以中正大學哲學系為龍頭的現代符號邏輯、邏輯哲學、科學邏輯尤其以認知科學為取向的研究群體,以試圖與英美的邏輯學、分析哲學、語言科學、認知科學、心靈哲學、生命科學進行積極的對話,并力求對它們進行整合性的本土化發展。可以說,后發興起的中正大學哲學系,也依托留學西方的一批哲學博士的回歸,在南臺灣的嘉義縣,建立了以邏輯學與分析哲學、心靈哲學、科學哲學、認知科學進行整合為特色的哲學系。他們培養與訓練出來的學生,也同樣具有與西方大學哲學系接軌的知識背景與學養訓練。這樣,他們以邏輯學為基礎,力求朝著與科學哲學、認知科學或“心與認知群體”方向整合,與我們大陸的中山大學哲學系的“邏輯與認知”研究所的面向相當一致。就筆者的觀察,目前臺灣邏輯教學與研究的總趨向,仍然準備朝著純粹科學化的邏輯方向發展。
    顯然,臺灣地區邏輯學的從業人員絕對數量不大,但“品質”高,可謂“少、精、高”。各個大學哲學系發展并非追求“大”而“全”,而是延續與不斷地發揮自己的傳統,辦出自己的特色來。雖然,我們大陸在邏輯學發展的規模與總體水準上已經超過臺灣地區,但在規模和效應上,我們仍然要走很長的道路,才能達到臺灣的發展水準。
      三 臺灣學界關于中國古代邏輯的研究
    臺灣學界不僅在現代形式邏輯、傳統邏輯、歸納邏輯、邏輯哲學、科學邏輯的研究與推廣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而且在中國古代邏輯與思維方式研究上,也取得了許多成就,從而使中國古代的“人文思維邏輯”得到了新的闡述、運用和發揮。的確,像中國大陸一樣,從事純粹數理邏輯研究的臺灣學者,也曾否定中國古代有所謂邏輯學。臺灣大學哲學系劉福增教授的《中華文明傳統中有沒有邏輯學》一文也認為,在中華文明里,不僅沒有邏輯學,而且沒有邏輯還是它的重要缺點。其實中國古代有沒有邏輯學,要取決于對邏輯學的定義是寬還是窄,是數理傳統還是博物館傳統,是處在中心地位還是也可以將處于邊緣地位的思想。筆者認同張東蓀先生的觀點:各種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文明里,都有不同的思維方式,都有不同的語言,因此也就可能有不同的“邏輯”;也就是說,邏輯可能在它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存在方式及其形態可能是多種多樣的,并非西方邏輯才是邏輯,因為假如不以“邏輯”來翻譯“LOGIC”一詞的話,而依然用“理則學”或“辯學”來翻譯的話,那么“LOGIC”一詞的基本含義,不過是思維的理則而已。既然如此,我們就不難理解,哪一民族的語言、文化及其思維方式里沒有自己的思維理則?因此,它當然會有自己的思維“理則”,(當下臺灣也有將邏輯作“理則學”之稱的,也有叫邏輯學的)以為中國古代沒有西方那樣的邏輯是一個事實,但是卻是一個沒有意義的事實;重要的意義在于,中國人的思維必定有自己的理則,也因此中國人必定會有自己的“邏輯”,即有自己不同于西方邏輯的“邏輯”。這正是20世紀40年代的張東蓀所言的“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邏輯”的出發點。當然有些從事數理邏輯的臺灣邏輯學者(甚至海峽兩岸的許多學者),也曾嘗試過以數理邏輯為工具來分析名家或墨家的許多命題,其實這一定會出現“過度詮釋”的錯誤的。
    在筆者看來,中國古代的“正名”思想最終也決定著中國古代“邏輯”的基本特征及其走向——中國古代“邏輯”就是關于漢字符號的語用之學和語用邏輯:中國古代名學是專門探討名的性質、指涉以及如何使用,即如何“正名”等問題。而這種“正名”之學,作為一種符號語言的分析方法自然受中國古代語言的制約,素以漢字為基本單位。的確,先秦諸子大多堅信通過說文解字、辨名行理和深名察號,便不僅可以明白萬事萬物之道,而且還更可以藉此而不采取分析句子的路數來“格物致知”,達到行為的世界,由此而塑造著中國先秦名辯學所具有的明貴賤、分等級的關注現實的思想傾向和價值建構取向,這正如徐復觀所言:“自從嚴復以‘名學’一詞作為西方邏輯的譯名以后,便容易引起許多的誤會。實則兩者的性格并不相同。邏輯是要抽掉經驗的具體事實,以發現純思維的推理形式。而我國名學則是要扣緊經驗的具體事實,或扣緊意指的價值要求,以求人的言行一致。邏輯所追求的是思維的世界,而名學所追求的是行為的世界。”[2]龔鵬程先生《文化符號學》,也提出同樣的觀點。因而,從現代語用邏輯的新定位來看,中國古代并非沒有邏輯,而只是說,它沒有以語形學為中心的邏輯,卻有著關于漢字符號的“語用邏輯”,但也并非不涉及到語形學(語形學當然包括邏輯學)。
    臺灣對中國古代邏輯學的研究工作的另外一些工作,是由從事中國傳統哲學與思想史的學者來分担的。他們不僅能夠確確實實地深入中國文化的情境中,對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做出了新的探索,而且也對中國古代邏輯的基本類型與主導的推理方式的研究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黃俊杰先生認為,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活潑空靈,不拘一格,其較為常見者有:(1)以已知之事物推論未知之事物的“類比思維”(analogical thinking);(2)將兩項具有同質性的事物或現象聯系在一起思考的“聯系性思維”(co-relative thinking);(3)從具體事物出發進行思考活動的“具體性思維”(concrete thinking)等。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很能體現中國文化的特質,因此,這個課題引起學者極大的興趣[3]。楊儒賓先生、黃俊杰教授編的《中國古代思維方式探索》(中正書局,1996年版)對中國古代的具體性思維方式、類推思維作出了許多獨創性的研究,他們以類推為中心,將中國古代思維方式置于它所產生的特定具體情境中,以類推或類比推理或類比思維作為貫通《易傳》、《莊子》與《墨辯》的主導類型,但它是在人文思維情境,在生命律動與感通中使用的邏輯推理方式。王贊源先生的《墨子》一書(東大圖書公司,1996年版),對墨家的名實觀與弗雷格指稱論作了比較研究,對墨家的類推也進行了新的闡釋與研究。此外,李賢中與孫長祥先生對墨家名辯邏輯的研究;黃俊杰、李賢中教授對“類推”與儒家倫理思維方式的研究;何秀煌先生的記號學研究,龔鵬程教授對中國古代文化符號學的研究,都力求在符號學架構里,為中國古代邏輯做出新的定位,從而試圖把握中國古代不同于西方邏輯學的特點;鐘友聯、譚宇權先生的《科學的思辨方法論》(臺灣商務印書館,1990年初版)、《孔子思辨方法評論》(臺北: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對中國先秦諸子思維方法的獨到研究:都使兩岸在中西方邏輯學、邏輯在方法論、思維方式上的研究,有許多可以相互共鳴、相互激蕩、相互借鑒、取長補短的地方。
      四 臺灣邏輯學發展的反思與兩岸邏輯學發展的互動
      (一)當代臺灣邏輯學發展之省思
    當代臺灣邏輯學發展走了一條走出去、再回進來的道路,因此我們還不能說臺灣邏輯學做出了原創性的貢獻。但至少,在筆者看來,臺灣邏輯學的發展,已經初步建立起一個向西方邏輯學界看齊的班底。但從另一方面看來,由于以分析哲學為基礎的邏輯學發展,已經很可能不再會處在21世紀哲學發展的中心了,因此21世紀邏輯學的發展,已經很難講還會在數理傳統上有多大的作為。21世紀邏輯學發展的新趨勢一再地向我們表明:只要單一地困固于西方數理邏輯的純粹形式化的發展道路,就再也不可能會有多大的作為和收益。由此看來,當下臺灣邏輯學發展如果延續西方數理邏輯的主流傳統,也可能同樣會面臨危機。再從另一個視角來看,臺灣邏輯學生存與發展的空間與生態,已經顯示出失去本土文化的意義或價值關注,建立在知識論基礎上的西方邏輯已經成為唯一的邏輯,成為判定知識合法性的惟一標準。本來臺灣邏輯學的復興與臺灣社會科學中的實證主義思潮有不解之緣,羅素、維特根斯坦以及波普爾等邏輯實證主義引入的同時,也引入了他們的邏輯學及其方法論。臺灣邏輯學的發展并沒有與人文社會科學聯系起來,邏輯學發展的主流也同樣是將邏輯作為西方科學的工具理性的化身或代表;邏輯學與人文學的關系研究,除了被非邏輯學工作者(林毓生先生)揭示之外,則沒有真正地予以關注。的確,當下臺灣邏輯學的發展如何回應臺灣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如何適應漢語言文化發展所需要的邏輯學(“漢語言的邏輯”何以可能)?在分析哲學生態中生存的臺灣邏輯學是否變成了西方的大學哲學系在漢語版圖中的翻版?當下臺灣是否造成了臺灣從事中國古代邏輯研究后繼乏人的局面?的確,臺灣專業從事中國古代邏輯研究的人,已經是少有的幾個人。包括中國哲學在內的中國古代哲學與邏輯的教學與研究,在老一輩學者榮退之后,臺灣的中國古代邏輯研究將面臨著后繼乏人的前景。臺灣哲學界開始流行用西語來寫作哲學與邏輯論文,這既是一種強勢的文化的自然結果,是臺灣邏輯學與西方“接軌”的顯昭,但這也可能同時意味著漢語言及其偏向的“人文思維的邏輯”的失語。而漢語言思維的主體性的缺失,使得適宜漢語言思維的“邏輯”的出場與發展則很難成為可能,這不能不令人感到憂慮。
    我們在什么意義上說臺灣邏輯學潛伏著危機?是從純粹數學意義的邏輯學的研究者越來越少,構成了臺灣邏輯學的后繼無人?還是說臺灣邏輯學的從業人數比以前少?事實上,邏輯的發展史向我們表明,依然是哲學為其生存的空間,以數學、科學者(如計算機科學或人工智能科學)見少。其實,邏輯是哲學的學科,它具有人文的性質。它的生命來自于生活世界、對話的世界、溝通的世界,而邏輯理性是否合理最終是由人的價值、人的尺度來確定的,而并非是在人世界之外,由反映事實世界、外在的世界的技術理性來決定的。的確,在臺灣致力于將邏輯學面向生活世界的人雖然很少,但還是有人依然做得非常出色。楊士毅先生就是一位,他著有《邏輯與人生——語言與謬誤》、《語言·演繹邏輯·哲學》(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1987年版)。陳大齊先生的《大眾理則學》(臺灣中華書局,1982版),諸承明著的《縱橫辯論——奧瑞罔式辯論剖析》(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版),都在相當程度上代表著當代臺灣邏輯學發展的生活世界之面向。
      (二)兩岸邏輯學發展之共同點
    兩岸邏輯學發展(同宗同種同源)有共同的發展命運與演變規律:第一,在歷史文化背景上,兩岸有共同的歷史文化,有共同的語言,其邏輯學的發展面臨著共同的歷史文化和語言空間,受著共同的歷史文化和語言發展因素的制約,因此兩岸邏輯學發展與中國傳統文化與思維方式之間都存在著共同的——從碰撞、排斥到融合和包容關系;第二,兩岸現代邏輯學的緣起有著共同的淵源、師承,現代臺灣邏輯學的發展肇起于來自大陸的陳大齊、牟宗三和殷海光先生,即使是在兩岸隔離的數十年里,兩岸邏輯學發展也呈現出同樣坎坷曲折的命運;第三,兩岸邏輯發展在其特定的歷史階段有著共同發展的規律與特點。例如,兩岸從事數學邏輯研究的、哲學邏輯研究的,基本上都處于未經反思的西方中心主義邏輯觀的主宰,即認為西方邏輯才是惟一的邏輯,從而很難建立起中西方邏輯的平等溝通與融貫、綜合與創新的意識,實現對西方擅長的科學思維的邏輯與中國古代的人文思維的邏輯,進行創造性轉化。再如,兩岸邏輯學發展與邏輯實證主義、科學主義思潮都有著不解之緣,邏輯學常常作為分析哲學工具,它作為“工具理性”和真正的科學方法的代表,進而把它當作為反傳統和倡導科學和重建新文化的思想方法,尤其是讓它在社會政治領域里常常扮演著政治批判的利器。因此兩岸邏輯學的發展自始至終都易受到其場域之外的因素所左右。這一方面說明任何西方科學思想的輸入與傳播,都只能在特定的場域之中,與自己的價值取向相關聯,因此任何西方邏輯的輸入都將面臨著“本土化”的挑戰;另一方面,它又制約著“正格題材”的西方邏輯的輸入。
      (三)兩岸邏輯學發展的互動
    20世紀90年代之前,“兩岸邏輯教學與研究,向來各行其是,鮮有來往。而兩岸之邏輯教學與研究,無論在品質、數量、方法、經驗,以及與中國語文和文化的會通上,均有其獨到而特殊之處”(張建軍,2003),因此亟須交流與溝通。
    1998年中國大陸的湖北大學主辦了“海峽兩岸殷海光學術思想研討會”,會議研討了殷誨光的學術思想,其中包括了他的邏輯思想。
    2000年南開大學哲學系崔清田教授赴臺灣中原大學講授中國古代名辯學半年,其間,他還在“中央研究院文哲所”、東吳大學哲學系等單位講學。
    2001年北京大學哲學系陳波教授、南開大學哲學系張斌峰副教授分別應邀前往臺灣大學哲學系訪問講學一月。
    自1995年以來,劉福增教授聯絡了許多臺灣學者,逐年籌集資金,在南京大學設立了“殷海光邏輯獎學金”(已頒發七屆),有力地促進了南京大學哲學系邏輯學專業人才的培養。
    2002年6月28日至30日,由臺灣大學哲學系和中正大學哲學系聯合主辦的“兩岸邏輯教學學術會議”分別在臺灣大學和中正大學舉行。大陸學者10人、香港學者4人和臺灣邏輯學界50余位學者應邀出席了會議。
    2002年11月,臺灣大學哲學系林正弘教授應邀出席了在中國大陸泉州市委黨校主辦的“中國邏輯史專業委員會2002年年會”。
    2003年由東吳大學哲學系的李賢中副教授促成,海峽兩岸研究“中國邏輯”的學者共同合作,在東吳大學主辦的《哲學與文化》雜志上成功地主辦了“中國邏輯”專集,有力地推進了中國邏輯思想史的研究。
    2004年4月,臺灣中正大學哲學系王文方博士加入了中國邏輯學會,并出席了在北京懷柔舉行的第八屆中國邏輯學代表大會。
    顯然,兩岸邏輯學發展的交流和互動的密度將越來越大,但從整體上而言,海峽兩岸邏輯學界的交流與互動尚缺乏正常的機制,以致于常常是在橫向的層面上,如在分析哲學上或在科學哲學研究上,或在中國哲學與傳統思維方式研究的架構里,進行某種初步的甚至是非正式的交流。因而建立交流互動的正常機制,實現海峽兩岸邏輯學發展的優勢互補,實現中國邏輯學研究的繁榮與興盛,將是兩岸邏輯學發展實現互動的新方向和新目標。隨著大陸經濟實力的快速增長和社會轉型,大陸邏輯學呈現出整體優勢在于,其人數與體制規模的擴大并逐漸顯現出多元發展的態勢。以中山大學(同時,大陸的清華大學也即將成立心智科學研究中心,以充分整合清華在人工智能、計算機科學、腦科學和邏輯學的發展)和臺灣的中正大學兩校為代表的面向認知科學領域發展的邏輯學,代表著海峽兩岸邏輯學朝向認知科學領域的新發展。中山大學的“邏輯與認知研究所”建立了國家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基地,不僅成為中山大學重點建設學科,而且也成為了亞洲地區人力、實力(資金)雄厚和體制最為完善的研究基地。此外,南開大學在兼顧邏輯學的科學認知層面的同時,繼續推動邏輯學的人文面向,加強邏輯學面向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中的應用性研究,努力使邏輯學的發展與中國傳統的人文思維方式相協調起來,使邏輯學能夠進一步覆蓋生活世界、價值論證和成功交際的領域;使西方非形式邏輯研究、批判性思維和“人文思維的邏輯”的研究與中國古代名辯學、中國傳統的人文思維的“邏輯”能夠在當代大陸社會發展的情景下,進行全新的對話、溝通和融合。這些新動向,可能值得臺灣邏輯學界借鑒與參照;而我們大陸一方也更有必要透視臺灣邏輯學的發展、脈絡和命運,把握其與臺灣人文社會科學之世界化與本土化的互動關系,對于促進人文社會科學之世界化與民族化(本土化)的互動,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性領域與向度。我們不難看到,兩岸邏輯學界合作的空間很大:在認知與邏輯研究上;在邏輯學與科學哲學、科學方法論上;在中國古代邏輯學、中國傳統思維方式上;在現代數理邏輯上;在“人文思維邏輯”上(如筆者曾關注到的,張旺山先生對韋伯的“歷史文化科學的邏輯”,乃是運用邏輯學的成果去探討人文“科學”尤其是“歷史文化科學”的邏輯結構與邏輯本質;關永中教授對胡塞爾的知識論與邏輯哲學思想研究;退項結教授對海德格爾的邏輯哲學思想的研究)都有相互交流、相互學習的必要。由此,筆者相信,透過海峽兩岸邏輯學的交流與互動,將會更進一步地推動邏輯學(大邏輯觀意義上的)在大中華文化圈的新開展!
    收稿日期:200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科版湘潭39~44B3邏輯張斌峰20042004當代臺灣邏輯學的發展,一方面構成了當代中國邏輯發展史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僅臺灣文化的發展當是中國文化發展的一部分,而且當代臺灣邏輯學的緣起與淵源、發展與演變,本來就與大陸邏輯學的發展有著不解之緣;另一方面,當代臺灣邏輯的發展又形成了許多獨特的風格或特色。因此透過海峽兩岸邏輯學的交流與互動,將會更進一步地推動邏輯學在大中華文化圈內的新開展。邏輯學/臺灣邏輯學發展史/中國邏輯思想史
    logic/history of Taiwan logic development/history of Chinese logic





付Review and Prospects of Contemporary Logic Development in Taiwan
  ZHANG Bin-fe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071,China)Because of special historical reasons,it has been a long isolation between the mainland and Taiwan,and it also makes us in the mainland know little about Taiwan logic development.Under such circumstances,I was fortunately sponsored by the fund of China cultural development,and went to Taiwan,and made an on-the-spot investigation of Taiwan logic development.In this article,I briefly retell the course of Taiwan modern logic development,and make an attempt to comment on the characteristic,regularity,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lessons of Taiwan logic development,so that we can promote the mutual activities.張斌峰(1962-),男,河南省光山縣人,南開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邏輯史研究。南開大學 哲學系,天津 300071 作者: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科版湘潭39~44B3邏輯張斌峰20042004當代臺灣邏輯學的發展,一方面構成了當代中國邏輯發展史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僅臺灣文化的發展當是中國文化發展的一部分,而且當代臺灣邏輯學的緣起與淵源、發展與演變,本來就與大陸邏輯學的發展有著不解之緣;另一方面,當代臺灣邏輯的發展又形成了許多獨特的風格或特色。因此透過海峽兩岸邏輯學的交流與互動,將會更進一步地推動邏輯學在大中華文化圈內的新開展。邏輯學/臺灣邏輯學發展史/中國邏輯思想史
    logic/history of Taiwan logic development/history of Chinese logic





2013-09-10 2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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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元首清廉不阿至情至性
林森(1868年—1943年8月1日)字子超,號長仁。福建閩侯人。1868年出生于福建省閩侯縣尚干鄉,1884年于臺北電信局工作。1902年到上海海關任職,其間參加反清活....
從國務總理到修道士
陸徵祥(1871-1949年),字子欣,一作子興,上海人。中國近代著名的天主教人士,也是著名的外交官。他出生于一個基督教家庭,父親是一位基督教新教徒,曾經在倫敦傳教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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