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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小說中的“鞋”    ——當代文學的意象研究之一
當代小說中的“鞋”    ——當代文學的意象研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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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206.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9-2854(2004)06-0054-04
    一、“鞋者諧也”:鞋與性
    中國人崇尚“和諧”。這一心態也體現了對于“鞋”的文化隱喻中。在《管錐編》第 二冊中,就有“鞋者諧也”條,引述了唐傳奇和唐詩中有關“鞋者諧也”的記載,指出 此為“唐人俗語”。[1]既然“鞋者諧也,夫婦再合”,鞋也就有了性的意味。葉舒憲 就在《高唐神女與維納斯》一書中引述了古典小說和民歌中關于“鞋”作為亂倫、偷情 的象征的材料,證明“從原型批評的視野上看,鞋在中國古代文學中以其特有的性象征 意義而占據著引人注目的地位。”“鞋與性的隱喻關聯也同暗示性行為場所的‘床第之 間’密切相關。發現某人的鞋在床下,這自然喻示著某種非婚的兩性關系,這是鞋喻原 型在古典敘事文學中常見的表現手法。”[2]在中國,“破鞋”作為水性楊花、放蕩墮 落、道德敗壞的女人的代名詞,也十分流行。有趣的是,按照弗洛伊德的論述,在西方 ,“鞋和拖鞋則有女生殖器的意味。”[3]英國心理學家藹理士也在《性心理學》中指 出:“在少數而也并不太少的男子中間,女人的足部與鞋子依然是最值得留戀的東西, 而在若干有病態心理的人的眼光里,指導留戀的不是女人本身而是她的足部或鞋子,甚 至于可以說女子不過是足或鞋的一個無足重輕的附屬品罷了。”[4]潘光旦在對該書的 譯注中也引證了不少中國古代小說、詩歌中的足戀、履戀現象。[4](P.266-267)彭衛在 《另一個世界——中國歷史上的變態行為考察》一書中也述及了中國古代的戀履癖。[5 ]如此說來,以鞋喻性,已經成為人類的一種文化象征。
    從這樣的角度來看當代小說,我們會注意到:“鞋”作為一種文化象征,在當代作家 筆下也呈現出十分豐富的意義——時而印證著上述人類文化學的研究成果,時而又突破 了有關的論述,從而拓展了我們對于“鞋”這個意象的認識。
    二、馮驥才的《三寸金蓮》:文化批判的證明
    在1984—1988年間,在“尋根”的浪潮中,馮驥才發表了系列小說《怪世奇談》:《 神鞭》、《三寸金蓮》和《陰陽八卦》,旨在尋找“中國文化心理的問題”。其中,《 三寸金蓮》就意在“表現當時婦女這種纏放、放纏的自我束縛。”[6]小說通過一個女 性幼時被迫裹腳,后來的所有不幸都因此而生的故事,從容刻畫了裹腳的歷史與風俗( 小說開篇有一句話:“人說,小腳里頭,藏著一部中國歷史”;小說中也引述了有關小 腳的史料),男人欣賞裹腳的病態心理與種種講究,女人在“纏放纏放纏放纏”的“瞎 胡鬧”中掙扎的可憐與可嘆。有趣的是,盡管作家的本意是批判,但小說中以天津方言 講故事的有趣口吻仍然給全篇平添了許多幽默色彩。這樣,就在有意無意中沖淡了批判 的主旨,從而使《三寸金蓮》的批判意義較之韓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那樣彌 漫著悲涼之霧的批判呈現出不同的色調。
    裹腳是道鬼門關,可“受苦一時,好看一世”的說法卻能化“苦”為“樂”;裹腳有 許多的講究(有“七字法”為證:靈、瘦、彎、小、軟、正、香),于是也就有了許多“ 說不清道不明”的把戲(如小說中關于賽腳大會前在鞋內做假的手腳),有了精明人在真 假之間折騰的空間;因為“蓮癖”有相當的市場,于是就有了窮家小女因小腳出眾而頓 時身價百倍的奇事;此外,小說中對佟忍安戀足成癡、眾“蓮癡”以鞋為懷傳酒盡興的 描寫也寫盡了“蓮癡”的無聊與荒唐;小說最后寫小足被時代淘汰、被“天足”打敗, 也傳達出“落花流水春去也”的虛無意味。這樣,小說就通過《三寸金蓮》寫出了傳統 畸形文化、變態人生的難以理喻,荒誕莫名。
    三、劉慶邦的《鞋》和紅柯的《靴子》:柔情的證明
    1997年,劉慶邦發表了短篇小說《鞋》。小說通過一個村姑為沒見過面的對象做鞋寫 出了中國農村相當流行的一種風俗。小說中寫道:
    這似乎是一個儀式,也是一個關口,人家男方不光通過你獻上的鞋來檢驗你女紅的優 劣,還要從鞋上揣測你的態度,看看你對人家有多深的情義。畫人難畫手,穿戴上鞋最 難做。……給未婚夫的第一雙鞋,必須由未婚妻親手來做,任何人不得代替,一針一線 都不能動。讓別人代做是犯忌的,它暗示著對男人的不貞,對今后日子的預兆是不吉祥 的。為這第一雙鞋,難壞當地多少女兒家啊!
    在這樣的描寫中,雖然也有性的意味(例如做鞋與“貞潔”之間的聯系),但更多的, 似乎是“責任”。女主人公在做鞋上的萬千思緒,也曲折折射出村姑的復雜心態(“俗 話說大腳走四方,不知這個人能不能走四方。她想讓他走四方,又不想讓他走四方。要 是他四處亂走,剩下她一個人可怎么辦。”“待嫁的姑娘不怕笨,就怕婆家有個巧手姐 。……她說什么也不能讓婆家姐姐挑出毛病來。”“她想入非非,老是產生錯覺,覺得 捧著的不是鞋,而是那個人的腳。她把‘腳’摸來摸去,揉來揉去,還把‘腳’貼在臉 上,心里贊嘆:這‘腳’是我的,這‘腳’真不錯啊!既然得到了那個人的‘腳’,就 等于得到了那個人的整個身體。”)……在這樣的描寫中,作家傳神寫出了村姑的淳樸 、可愛和對愛情的渴望。
    在小說的“后記”中,作家告訴讀者:此篇其實是一篇傷懷之作。作家年輕時的對象 曾為作家精心做了一雙鞋。可后來,作家進城以后,覺得那鞋太土,回家探親時,就將 鞋退給了那個對象。這樣當然傷害了那個村姑的心。“我辜負了她,一輩子都對不起她 。”一雙鞋,就這么牽出了一個動人的故事,而在那故事的深處,則是無限感傷的情懷 。
    紅柯以擅長寫西域的浪漫故事而知名。他發表于1998年的短篇小說《靴子》,也是通 過一個戈壁女孩面對一個醉酒男人的靴子產生的紊亂心緒,寫出了新疆的風俗:“天山 南北,有家有室的男人都是讓女人脫靴子。”“她聽那些結婚的女人說:脫了馬靴的男 人更像男人。”她為那客人脫了靴,又把那臟兮兮的靴子洗刷得干干凈凈。于是,小說 中有了這么一段有趣的描寫——
    騎手總是在草原深處,在鮮花盛開的地方,不由自主地滾下馬鞍,一手牽馬,邁步向 前。在草原豐美的大腿的根部,馬靴一下又一下,馬靴那么結實那么有勁兒那么棒,馬 靴每動一下,草原和騎手都要發出驚天動地的喘息和粗重的呼吸。騎手和駿馬跟著靴子 ,穿過牧草穿過花叢穿過草原之花最有生命氣息的蕊部,一下子出現在遼遠的地平線上 。……騎手鳴咽,駿馬嗚咽,在他們的嗚咽與歌聲里,靴子不再是靴子,是他們與草原 共創的一個新生命。騎手抱著自己的腳,騎手感到腳才是男人的一切,男人的靈魂和智 慧在他偉岸的軀體上打個結,把他與大地綰在一起。
    ……靴子成了大地的神物……騎手向靴子膜拜、靴筒里裝著一個高貴的靈魂。
    在上面的描寫中,明顯具有性意味。不過,在此,性的隱喻充滿了詩意,浪漫的詩意 。這詩意屬于草原,坦然而又充滿力量。這詩意當然不同于劉慶邦筆下的詩意。在劉慶 邦筆下,吹拂著的,是中原女孩的溫柔心情;而在紅柯這里,則涌動著西域少女的浪漫 想象。
    就這樣,一雙男人的靴子使一個女人充滿了感動和愛的渴望。
    這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從1980年代的“尋根派”李杭育到1990年代的紅柯,都對 中原文化進行了激烈的批判。在李杭育看來,“純粹中國的傳統,骨子里是反藝術的。 ”“重實際而黜玄想的傳統,與藝術的境界相去甚遠。”“中原文化便是中國文化之規 范。”他因此而贊美吳越文化的傳統:“幽默、風騷、游戲鬼神和性意識的開放、坦蕩 ”,因此而認為:“我們民族文化的精華,更多地保留在中原規范之外。”[7]紅柯也 在贊美西域新疆的浪漫風情,“大美、戈壁之美、群山之美、大漠之美”的同時,常常 不忘針砭中原文化的“內向靦腆”、“工于心計”。他認為:“生命力、生命意志這種 終極大美,這種創世精神是西域最本質的東西,也是中原文化所缺少的。”[8]他欣賞 唐人的強悍,認為許多唐人投身邊塞是因為“中原大地無法容納他們強悍的生命力”。 中原人缺乏血性。只有“胡羯之地的精悍之血”才能“滋養”詩人的任俠與狂傲。”[9 ]諸如此類的批判當然言之成理。然而,無數展現中原人頑強生命力和道德美的作品, 仍然顯示了中原文化不容貶低的精魂——例如李準的《黃河東流去》、鄭義的《老井》 、阿城的《棋王》對堅韌民魂的謳歌;又如莫言的《紅高梁》對百姓火熱生命力的禮贊 ;還有賈平凹的《天狗》、苗長水的《冬天與夏天的區別》、劉玉堂的《溫柔之鄉》對 淳樸民風的贊美……中原民魂的瑰麗,又豈是“禮教”、“理學”能概括得了的?何況 “禮教”、“理學”也不完全是僵化、猥瑣的同義語。
    劉慶邦的《鞋》也因此而別具深長的韻味。它與紅柯的《靴子》風格迥異但各有千秋 。
    四、蘇童的《回力牌球鞋》與朱文穎的《高跟鞋》:時尚的證明
    鞋,具有性的意味。
    鞋,又不僅僅具有性的意味。
    不同的時代,流行不同的鞋。于是,鞋也就自然有了流行時尚的象征的意味。
    例如蘇童的短篇小說《回力牌球鞋》,就追憶了一段由一雙回力牌球鞋引發的悲劇: “那雙白色的回力牌球鞋在一九七四年曾經吸引了幾乎每一個香椿樹街少年的目光。” 只有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才知道回力牌球鞋曾經是20世紀70年代青年的時尚。在物質匱 乏、文化單調的年代,也自有特別的時尚(例如“文革”中的軍裝、武裝帶、毛主席像 章和回力牌球鞋)。不過,小說中交代:“這種鞋很少見,不是誰都能買到的。”小說 中的陶因為叔叔從外地給他帶回來一雙回力牌球鞋而興奮無比,到處炫耀。他的朋友則 因此而受到刺激,變得沮喪。一雙鞋,使得友情破裂。同時,這雙鞋也成了大家覬覦的 目標,并最終引起了一場誤會,一場血案。此后,“不管走到哪里,陶總是喜歡觀察別 人的腳,觀察別人腳上穿的鞋子。”在這場悲劇中,鞋與性沒什么關系。那雙回力牌球 鞋成了特殊年代里欲望與匱乏、炫耀與嫉妒尖銳沖突的證明。
    朱文穎的長篇小說《高跟鞋》以“高跟鞋”作為流行時尚的象征,可謂十分準確。高 跟鞋是女性的鞋。小說開篇就寫出了高跟鞋的女性意味:“高跟鞋總是一種興高采烈的 東西”,而“大多數女人都是物質的動物”。小說提請讀者注意:那些生活在社會下層 、成天為生計所累的中年婦女是“從來不穿高跟鞋的”。但那個過著富足生活的“時髦 姨媽”則因為穿了一雙“非常古老而經典”的高跟鞋而顯得“高貴”,“每個細節都是 經得起推敲的,都是極為精致的。”還有像王小蕊、安弟這樣的小資女性也常常穿著高 跟鞋在繁華的大街上追逐著現代生活,捕捉著享樂的機遇。這樣,“高跟鞋”就成了時 髦、消費、情調的集中體現。新時代的小資們是上海灘上的“徹底現實主義者”。她們 在浮躁與享樂的浪潮中載沉載浮,她們在愛情和性的游戲中尋找著刺激,也體驗著被欺 騙、被改變的滋味。一切都瑣細而平庸。但在瑣細和平庸中,時代在飛速發展中發生了 劇烈的變化。人們的命運和觀念也發生了飛速的變化。《高跟鞋》寫出了這時代的某些 本質特點。在這部小說中,高跟鞋與性也沒有多么直接的聯系。它是時尚、身份的證明 。高跟鞋在當今女性中的普及,正如回力牌球鞋在“文革”中的稀少一樣。
    五、韓少功的《鞋癖》:歷史心理的證明
    韓少功是“尋根文學”的代表作家。他一直在尋找著楚魂遺風。他1991年發表的短篇 小說《鞋癖》是他在20世紀90年代繼續“尋根”的成果。小說通過母親熱心做鞋、總是 催兒女們買鞋的怪癖的描寫,引出了一個“天問”:“媽媽的鞋癖到底是怎么來的?” 小說中交代,在《澧州史錄》中,記載了一段悲慘的歷史:清朝乾嘉年間,澧州土民一 齊發顛,披頭散發,狂奔亂跑;男女裸舞三日,皆自稱皇上、皇親,是為“鄉癲”。朝 廷派兵剿辦,斷“癲匪”六百余人雙足。“我十分想知道,斷足的男人中,是否有一個 或幾個就是我的祖先?而母親奇特的鞋癖,是否循著某種遺傳,就來自幾百年前那些大 刀砍下來的人腳?”這當然是無法證明的猜想。而作家的意思則在揭示“人真是最說不 清楚的”。是的,有無數的人生之謎,歷史之謎,是人類的實證研究永遠也解釋不清的 無解之謎。作家只能猜想:母親的鞋癖,也許由于“鄉民斷足太多,鞋稀而貴,便對鞋 子產生了一種特殊心理”,由此形成了這樣的風俗——
    “以前家鄉人送禮,不送酒不送錢,就最喜愛送鞋的。”……那時候到某家去,只要 看床下鞋子的多寡,便可辨別這戶人家家底的厚薄。收媳婦嫁女,新娘子最要緊的本事 就是會做鞋。給死人送葬,很重要的一項儀式就是多燒些紙鞋讓亡靈滿意。連咒人也離 不開鞋,比如“你祖宗八代沒鞋穿的”之類。這種嗜鞋習俗確實有些特別。
    這也是歷史。是與癲狂、殺戮聯系在一起的歷史;是不大為人熟知的地方歷史;是在 血痕被時光沖淡以后已經積淀在了民俗中的變形的歷史。而這一頁歷史,也集中體現在 了非理性的“鞋癖”中。有多少習俗、多少怪癖、多少集體無意識就是這樣形成的呢?
    這也是歷史。是非理性的歷史;是由偶然事變和莫測心理變化交織而成的歷史。又有 多少習俗、多少怪癖、多少集體無意識因為沒有得到類似的關注與研究而湮沒在了滾滾 紅塵中呢?
    我一直覺得:優秀的文學作品,經典的文學意象,常常具有超越理論的意義。理論對 作品的分析,理論對意象的闡釋常常受到了理論框架的束縛。從這個意義上完全可以說 ,歌德的名言“理論是灰色的,生命之樹常青”在此也完全適用,只需把“生命”二字 改成“文學”就可。而注重對那些常見的文學意象的研究,注意開掘那些文學意象的豐 富人生與文化意義,也就自然具有了還原文學世界的豐富性、超越文學理論的理念性的 意義。文學的意象研究,因此而自成一格。
    收稿日期:200襄樊學院學報貴陽54~5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樊星20052005從文學傳統看,“鞋者諧也”,鞋有性的意味。當代作家在作品中賦予鞋更為豐富的 文化意義。馮驥才的《三寸金蓮》中的鞋,是文化批判的證明;劉慶邦的《鞋》與紅柯 《靴子》中的鞋,是柔情的證明;而蘇童的《回力牌球鞋》與朱文穎的《高跟鞋》是時 尚的證明;而韓少功的《鞋癖》則是歷史的證明。當代小說/“鞋”/意象/文化意義/Contemporary fictions/Shoes/Image/Cultural significance基金項目:陜西省教育廳人文社科基金資助項目(04JK036)陳犀禾,上海大學影視藝術技術學院教授王金“Shoes”in Contemporary Fictions
   FAN Xing
   College of Literature,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In view of the classical literature,the word“shoes”had a metaphor of sex .In contemporary fictions,the writers have revealed more cultural significance in their fictions referring to the“shoes”.In“San-cun-jin-lian”,FENG Ji-cai criticized the feudal tradition;but LIU Qing-bang and HONG Ke showed that shoes sometimes became the cultural symbol of love in their fictions “Shoes”and“Boots”;and SU Tong as well as ZHU Wen-ying took the shoes as a sign of fashion in their fictions“The Tennis Shoes”and“High-heeled Shoes”.While HAN Shao-gong showed in his“Addiction to Collecting Shoes”that the shoes embodied historic remembrance.武漢大學 文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2
    樊星(1957-),男,湖北武漢人,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文學博士,博士生導師,主要 研究方向:當代文學與文化思潮。 作者:襄樊學院學報貴陽54~5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樊星20052005從文學傳統看,“鞋者諧也”,鞋有性的意味。當代作家在作品中賦予鞋更為豐富的 文化意義。馮驥才的《三寸金蓮》中的鞋,是文化批判的證明;劉慶邦的《鞋》與紅柯 《靴子》中的鞋,是柔情的證明;而蘇童的《回力牌球鞋》與朱文穎的《高跟鞋》是時 尚的證明;而韓少功的《鞋癖》則是歷史的證明。當代小說/“鞋”/意象/文化意義/Contemporary fictions/Shoes/Image/Cultural significance基金項目:陜西省教育廳人文社科基金資助項目(04JK036)陳犀禾,上海大學影視藝術技術學院教授
2013-09-10 2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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