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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工業文學創作的考察與反思
當代工業文學創作的考察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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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當代工業文學創作,經歷了歷時性的三次跳躍:文學視野是由社會革命角度轉向政治經濟學角度再轉向社會文化學角度;作品形態是由“車間文學”轉向改革文學再轉向“社群文學”;人物形象是由革命者轉向生產者再轉向經濟人,又轉向社會人。這個過程體認著當代工業文學創作的實績,也積存了與之關涉的經驗教訓。
  關 鍵 詞 當代工業文學 三次歷時性崛起 歷史反思
  作者簡介 樊洛平,女,1956年生,鄭州大學文化與傳播學院副教授。(鄭州 45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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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其他文學題材相比,工業文學創作的難度頗為眾人所默認。或許它同許多題材的創作優勢無緣,但工業文學的獨特性又絕非別的文學題材所能取代。那種大工業建設主人翁和先進生產力代表所建構的社會形象,現代化流水作業線上的人生流程和勞動特征,都市物質文明和現代生活方式建設者的時代氣魄,以及創造未來工人新世紀的歷史使命;所有這一切,都使得隨現代大工業生產確立而出現的工業文學,誕生伊始,便以時代生活的前衛姿態,顯示出對社會經濟脈向的敏銳感應,和對代表了國家建設原動力的工人群體的最新關注。這樣一種文學,它可能由于自身形態的不成熟而幾經曲折,卻不會永遠囿于社會后方,甘當時代文學的落伍者。就當代文壇的歷史和現狀而言,盡管“五六十年代”曾經有過的工業文學高度,常常受到藝術標尺的衡量與詰問;80年代由改革文學引發的“工業文學熱”,也似乎成為歷史的記憶;90年代國營企業體制轉換中出現的新困境,又令人們一時躊躇;但工業文學這片獨特領域,仍舊吸引著那些具有“工廠情結”的作家們。他們無法忘懷共和國大廈腳手架上的普通勞動者,無法割舍自己同工廠生活的血肉聯系,無法放棄對未來的工人新世紀的前景矚望。正因如此,無論工業文學的創作道路如何艱難而寂寞,有志者的前行身影依然執著,鮮明。
  回眸文壇,當代工業文學創作的每一次興衰演變,都帶有鮮明的時代印記和經濟發展背景,也顯示著文學規律自身運作和文壇互為影響的結果。新中國工業文學的全面啟動和初步輝煌是在50年代。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的大建設背景與文藝工農兵方向的全面提倡、以及前蘇聯早期工業文學的影響,都為中國工業文學創作提供了契機。對于戰爭廢墟中誕生的年輕共和國來說,從急風驟雨式的階級斗爭到大規模的經濟建設,積極地把國家引向社會主義工業化,這是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和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中明確規定的中心任務。工業文學在此背景上的崛起,并非個體的、分散的創作現象,它首先是以作家群體的聚集與成長、具有時代經典意義的作品涌現為標志的。具體來看,50年代的工業文學在三個向度上保持了發展的態勢。
  第一,老作家對工業生活題材的時代的選擇和中長篇工業小說的群體涌現,成為50年代文壇引人注目的創作現象。在“新的題材、新的生活”的時代感召面前,一些經歷了戰爭歲月考驗的作家,為大工業生產的前景所吸引,他們告別了原來熟悉的題材領域,不約而同地從四面八方奔赴工業建設第一線,構成了那個時代作家深入生活底層尋找創作源泉的獨特景觀。從寫繅絲女工起步,一直寫到水電、機車、鋼鐵這樣的現代化工業生產景象的草明,一生以歌頌工人階級為己任,自1954年到1964年,有著被人傳為美談的與工人群眾朝夕相處的“鞍鋼十年”。周立波、艾蕪、蕭軍、于敏、羅丹、杜鵬程等知名作家,無論是在火紅的鋼鐵基地,還是在沸騰的礦山,或是在艱苦的鐵路工地,都找到了他們的生活根據地,并直接感受到工業生活的新氣魄和工人階級的新風貌。他們或從鄉村世界轉而涉足工業領域,或從邊陲人民的生活傳奇轉向表現工人新生活,或從戰爭題材轉向工業題材,為新中國的工業建設獻出了第一批思考的果實。雷加的《春天來到了鴨綠江》、白朗的《為了幸福的明天》、蕭軍的《五月的礦山》、周立波的《鐵水奔流》、艾蕪的《百煉成鋼》、草明的《火車頭》、《乘風破浪》、羅丹的《風雨的黎明》、杜鵬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它們共同構成了共和國一部年輕的工業史。這些作品有的以解放前夕的護廠斗爭和恢復生產為題材,有的以新中國的工業起飛、大建設時代的勞動競賽為內容,創作基調為正面描寫和熱情謳歌,塑造大公無私、忘我勞動,勇于犧牲精神的工人階級主人翁形象是其主要任務。小說主題多表現為敵我之間的階級斗爭、先進力量與落后分子的矛盾、公與私的對立、政治掛帥與技術治廠的沖突,作品格局較多地局限在生產方案之爭的“車間文學”。
  獲得50年代工業小說經典意義的作品是《百煉成鋼》和《乘風破浪》。前者以建國初期的國民經濟恢復為背景,后者以50年代后期的“大躍進”為背景,它們所表現的中心情節都是大型鋼廠的快速煉鋼競賽,所塑造的主人公都是從農村走向大工業生產的具有高度紀律性和主人翁精神的新型工人,所刻畫的領導形象多是從戰爭中走來的工農干部,這種描寫真實地反映了50年代工業戰線的景況。所不同的是,《百煉成鋼》對主人公秦德貴的塑造,不僅著力于人物英雄性格與愛情困擾的真實人性內容的開掘,而且注重從三個爐長之間的矛盾沖突和思想變化來進行對比表現,從而凸現了既煉鋼又煉人的深刻主題。《乘風破浪》對李少祥性格的刻畫,則更多地側重了生產過程中的矛盾交織,人物品質的理想化設計;主人公沿著大公無私、沖天干勁的方向“乘風破浪”、一往無前,卻鮮能讓人看到性格的發展過程和精神世界的真實變化。還必須看到,政治色彩與時尚觀念的影響,都不同程度地制約了作家對工業生活真實而完美的表現。《百煉成鋼》的結尾,設計了暗藏反革命分子李吉明挑撥是非、制造事故、暗害工人的情節,使內部斗爭一變而為階級斗爭,便不大符合生活邏輯和性格邏輯。《乘風破浪》中那個懂業務、講科學、有能力、充滿事業心卻屢遭批評的廠長宋紫峰,倒是一個值得注意和深思的形象。在1957年下半年和1958年的背景下,宋紫峰經過實際計算,反對當時提出的過高的鋼鐵增產指標,并強調在大型企業中加強發揮行政管理作用和技術人員的作用。但這些都作為宋紫峰的“錯誤表現”,而被處理成妨礙工人階級大干快上的對立面。有趣的是,草明受當時政治氣候的影響,對人物做出了有悖于生活真實的價值判斷,并使人物的前后性格塑造發生斷裂現象;另一方面,憑借作者在鞍鋼多年的生活積累,宋紫峰這個典型形象本身所具有的細節真實和生活魅力,卻使他成為我們今天觀照50年代后期工業現實和社會風潮的一面歷史鏡子。總之,以艾蕪、草明這些老作家的藝術功力和深入工廠生活的體驗來看,風格上樸素清新、平易恬淡的《百煉成鋼》,和藝術表現從容不迫、娓娓道來的《乘風破浪》,本應成為工業文學史上的里程碑式作品;但歷史的、自身的局限,使他們過分強調了投身于轟轟烈烈現實生活的熱情,忽略了對現實的理性思考和作家相對獨立的人格精神;因而,深厚的藝術功力無法彌補為了照顧政治要求而留下的作品創傷,嘔心瀝血之作往往留下永遠的遺憾。這也是50年代工業小說長篇巨制雖多、杰出作品卻少的根本原因。
  今天看起來,真正體現了這一時期工業小說魅力的作品當是《在和平的日子里》和《風雨的黎明》。杜鵬程小說的成功,首先在于它超越了“車間文學”的格局,大膽揭示了人民內部嚴峻復雜的現實生活矛盾。作品中開山劈嶺的鐵路工程隊,在人與自然、人與人的矛盾沖突中,從新一代青年工人和知識分子,到老一代革命干部和戰士,都經受了和平年代里最嚴峻的考驗。特別是工程隊副隊長梁建形象的塑造,勾勒出某些經過戰爭考驗的干部在和平的日子里逐漸蛻變為官僚主義者的最初軌跡。其典型意義,不僅加強了作品的深度和力度,更為和平建設時期的工業戰線和干部隊伍,敲響了一記警鐘。同時,作品飽含人生哲理與時代激情的抒寫,強烈明快、黑白分明的筆觸,以及撼天動地的陽剛之美,都給讀者帶來強烈的藝術感染力。如果說,《在和平的日子里》是以崇高化、英雄化、典型化的美學追求,在工業前線的風口浪尖上塑造工人群像;《風雨的黎明》便是沿生活化的路子,保留了歷史變遷過程中鞍鋼工人鮮活的生活畫面和原生狀態。在羅丹這位并沒有得到文壇充分評價的老作家身上,可以說是集中地體現了“從生活中來,到生活中去”的精神。羅丹一生心系鞍鋼工人,魂牽夢繞“鋼鐵的河流”。長篇小說《風雨的黎明》和多年以后創作的續篇《嚴峻的歲月》,真實地反映了鞍鋼在那個“四進四出”戰爭年代的歷史風貌,為鞍鋼工人黎明前的風雨人生和解放后的命運轉折描繪了一幅生動可感的生活圖景。就《風雨的黎明》而言,抓住歷史轉折點的大視角,作品把鞍鋼工人深重的歷史苦難與強烈的新生活喜悅交織起來,寫出了工人命運的歷史變遷;圍繞敵我矛盾這條主線,作品雖不編織完整的故事情節,卻透過大量驚心動魄、曲折復雜的生活畫面,反映了八路軍“一進鞍鋼”后工人護廠隊與國民黨分子的秘密護廠隊之間針鋒相對的斗爭,并凸現出工人階級在風雨黎明中的覺醒和成長;遵循忠實于生活的創作原則,作品不為時尚的價值判斷和政治要求所囿,沒有一味設計理想化的工人形象,而是堅持從工廠圈里、從生活土壤中發掘人物,寫出了既有工人階級崇高品質,又有個人七情六欲、優長缺失的極富個性化色彩的工人形象。特別是對老工人解年魁的形象刻畫,作者不僅突出他善良寬容、純樸正直的性格,寫活了人物具有“鞍鋼活字典”的豐富閱歷,也反映了中國工人與農民的天然聯系,并在這個人物身上傾注了文學的激情和美學的思考。其他像血統工人聞長山的剛正不阿、沉郁冷峻,石寶樹的幽默風趣、愛湊熱鬧,徐慶春的率直魯莽、鋒芒畢露,以及工人們與鞍鋼無法割舍的血肉聯系和愛廠如家的濃烈情感,都被表現得栩栩如生,令人歷久不忘。對于這部構架恢宏、人物鮮活、有大家風范的作品,茅盾在第三次文代會的報告中肯定其“文氣浩蕩,器宇軒昂,瑕不掩瑜”,“在結構、人物形象的塑造、文學語言這三方面,已經顯示了獨特的風格”。〔1〕
  第二,工人作家群的成長與崛起,以“工人寫、寫工人”的文學方式,給工業題材的短篇小說創作帶來了清新質樸的生活氣息,成為工農兵文學時代異軍突起的一支力量。從新中國第一代工人作家,如天津的阿鳳,到五六十年代走上文壇的第二代工人作家,諸如上海的胡萬春、唐克新、費禮文、陸俊超,天津的萬國儒,王家斌等,都曾嶄露頭角。這些作家來自工廠基層,階級情感質樸,生活積累豐富,文化素養雖然不高,但創作勤奮、執著,為工人而歌是他們始終不渝的文學目標。在比較有成績的作家中,胡萬春《特殊性格的人》對企業干部王剛形象的塑造,把來自工廠的“合金剛”性格與業余畫家的藝術情操糅合在一起,以極具黑白反差效果又水乳交融的描寫,使人物性格棱角鮮明,入木三分。其他像《步高師傅所想到的》、《老八噸》、《一點紅在高空中》等作品,在生產競賽與技術革新中表現工人的熱情和智慧,反映新型的工廠人際關系,都以勞動之美和生活新意為讀者所喜愛。與胡萬春小說的粗獷格調和濃郁色彩不同,以《第一課》、《沙桂英》而被文壇關注的唐克新,善于從生活中探索人物心靈,構想淡遠清新,筆調樸實無華。海員工人出身的陸俊超,則以《國際友誼號》、《姐妹船》等小說,為文壇帶來熱情奔放的“海洋文學”氣息。工人文學在五十六年代紅火一時,創作的進展與作家的成長是顯著的。但從整體上看,工人文學更多地表現為一種直感的、經驗的創作,現實摹寫多于生活的體驗思考,單純樸素的表現多于獨特的文學性創造,車間文學的格局妨礙了創作視野的開拓。更由于作家文化積累和藝術素養的局限,先天不足和后勁不旺的現象時有發生,單純憑借直接經驗的創作在豐富而復雜的日新月異的工業生活面前,愈來愈顯示出它的窘迫;無法超越生活,難以突破自身的局限往往使創作陷入平面徘徊的尷尬。
  第三,一部分隨著共和國新生走上文學道路的青年作家,以直面人生的勇氣和銳利的文學鋒芒,敢于正視工廠生活領域中的現實癥結和人生問題,表現出工業文學創作的另一種聲音。陸文夫的《小巷深處》、《平原的頌歌》、耿龍祥的《明鏡臺》、特別是李國文的《改選》,都直接或間接地觸及了工廠生活,表現出干預生活的文學指向。《改選》是李國文的第一個短篇小說,文筆的老練和鋒芒的犀利,顯得出手不凡。小說中的老工人郝魁山人稱“老好”,原是工會基層干部。他為工人謀利益不辭勞苦,深得群眾尊敬和擁護;卻由于不善于領會上級意圖、不喜歡做表面文章而遭到領導排斥。在領導強行取消老郝候選人資格的工會改選大會上,因為工人們仗義執言,老郝終于以最多的票數當選工會干部;卻不料掌聲通過之際,積勞成疾、心情沉郁的老郝在人群的聲浪中靜靜地死去。小說以觸目驚心的事實,揭示了官僚主義者對工廠民主生活的壓制和對工人利益的漠視。老郝之死的命運結局,大膽觸及了社會主義時代的悲劇問題,其題材與主題的突破意義顯而易見。遺憾的是,李國文這篇小說發表即遭批判,從此被剝奪創作權利,直到20多年后作家重新復出文壇才得以改觀。50年代中期青年作家對生活的干預,遭到了反右擴大化運動的政治干預,獨辟蹊徑的工業文學探索,很快成為曇花一現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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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業文學于10年浩劫后的再度崛起,是在70年代后期和80 年代前期。隨著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黨的工作重心的全面轉移,改革開放、實現四個現代化成為新的時代選擇。這時期,不僅整體的社會景觀與工廠生活發生了許多變化,工業文學的創作隊伍和文學觀念也有很大改觀。那些當過工人的作家,由知青轉為工人的作家,以新時期工業文學創作主力軍的姿態登上文壇,帶來了他們輾轉于社會底層的側面的人生體驗。工業文學形態也不再像17年時期那樣的單純、獨立,它在多種文學思潮奔涌中裹挾而來,由生產勞動觀照下的“車間文學”,轉變為時代變革觀照下的社會文學;由政治視角下的好人好事文學,走向文學視野中的人的文學。于是,我們看到了這一時期工業文學創作的兩種流向:一是高揚改革旋律的工業文學,二是充滿人性色彩的工業文學。
  改革文學成為新時期文壇的主旋律,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功不可沒。當文壇還在撫摸傷痕與回眸歷史的時候,受命于危難之際的喬廠長,已經立下軍令狀,大刀闊斧地走向工業改革第一線,去修復10年浩劫造成的創傷了。永遠以一個工人的秘書自居的蔣子龍,自覺地選取“工人本色”作為藝術底色和基調,在塑造他的“開拓者家族”系列小說的時候,“力圖以工業戰線為背景,把人物放在整個社會生活的舞臺上,寫人物的精神生活、經濟生活,也不回避政治生活”。〔2 〕由于這種全方位的觀照視角,“文起當代工業題材之衰”的蔣子龍,首先具有了一種開拓者的先驅風范。與以往的工業小說相比,同樣寫工廠寫工人,蔣子龍徹底跳出了“車間文學”的框架。他避開了好人好事、能工巧匠的傳統工人形象塑造,擺脫了“方案之爭、路線之爭”的纏繞,更多地思考國家的經濟結構和管理體制,特別是大動蕩、大變革時代人的精神面貌。由此,蔣子龍改變了傳統的工廠文學形態,創造了充滿現代變革意識的全景性社會文學,這是他對當代工業文學具有突破意義的貢獻。
  繼《喬廠長上任記》之后,反映工業戰線改革的小說紛紛問世。直面現實人生、揭橥“千奇百怪的矛盾,五花八門的問題”,塑造時代改革者的形象,成為這類小說的共性特征。從喬光樸(蔣子龍《喬廠長上任記》)、丁猛(柯云路、雪柯《三千萬》)、梁霄(呂雷《火紅的云霞》)這樣的鐵腕改革家,到楊林(柯云路、雪柯《耿耿難眠》)、車蓬寬(蔣子龍《開拓者》)、鄭子云(張潔《沉重的翅膀》)這種深諳改革的領導藝術、性格剛柔相濟的時代弄潮兒;從被反改革勢力推向絕境以自我毀滅來警覺世人的悲劇英雄傅連山(水運憲《禍起蕭墻》),到與時代應運而生的年輕改革者許英杰(陳沖《廠長今年二十六》),形形色色的工業改革者群像,為當代文學的人物畫廊增添了新的時代光彩。在發掘現實矛盾的深刻,表現改革生活的廣闊方面,張潔的《沉重的翅膀》是新時期近距離反映工業改革的第一部長篇。由普通工人到各級工業干部,自城市大中型企業到重工業部,圍繞工業經濟體制改革中革新與保守兩種勢力的斗爭,透過社會改革特別是人的改革的迫切問題,作品深刻地揭示了改革翅膀的沉重,四化步伐的艱難。作品的可貴之處,在于它不以廉價的樂觀主義寫改革的一往無前,也不以流行的性格配方塑造改革家形象,強烈的憂患意識和參與意識,構成它觀照生活和人物的新角度。同時,澎湃的激情與過多的議論,社會學角度的生活現象再現,增強了作品的思想深度和哲理鋒芒,但也損傷了作品的文學性。另一部沒有更多為文壇評價的長篇小說《天堂之門》(王力雄著),倒是帶來了工業小說強烈的現代氣息和詩意魅力。作品中,以蘇炬為代表的計算機組在現代化汽車制造城推進計算機企業管理的改革主線,與年輕的考古隊員凌海燕到磐魔山尋找古代佛窟無頭國的副線相交織,故事情節曲折新穎,象征手法寓意深邃,激情抒發令人振奮,詩情、哲理、靈氣的涌動,歷史、神話、傳說的融入,增加了作品的文學張力。尤其是大工業生產線的宏偉氣勢和快節奏的生活熱浪沖擊,充滿前衛意義的大型計算機工程的技術革命,還有走在工業新世紀前沿的青年改革者群像,都給讀者帶來了新鮮的審美感受。
  另一類充滿人性色彩的工業小說,側重于從多種角度寫工廠人生,刻畫追求真善美性格的工人形象,凸現反世俗、反傳統的主題,注意張揚主人公的自我個性和獨立人格。從普通人的角度來寫工人的社會存在,這種工業題材作品更具有一種平民意識。知青出身的普通女工何嬋,帶著一個沒有父親的幼兒艱難謀生,愛廠之情和向善之心卻絲毫未被污染。底層女工粗糙生活中堅韌的精神毅力,苦澀而溫馨的人生情調,都令人難以忘懷(孔捷生《普通女工》)。其他像達理的《無聲的雨絲》、陳建功的《丹鳳眼》、鄭萬隆的《年輕的朋友》、陳國凱的《工廠女工》、譚談的《山道彎彎》等作品,或在愛情選擇上表現出煤礦工人的反世俗力量,或在庸俗、邪惡的環境勢力面前張揚了青年女工的抗爭精神,或在等級森嚴的大家庭格局中堅持著水暖女工的自尊自強。總之,對自身價值的確認和對美好人性的追求,構成他們不同于17年時期工人形象的性格閃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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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80 年代前期的工業文學總體置身于意識形態中心的語境之中,社會的政治文化批判和現實變革成為主要色彩;那么,90年代中期以來的工業文學,則進入了商品經濟語境下的創作。由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從早期的生產管理方式改革到目前的國營企業經濟體制轉軌,國營工廠的前景、工人階級的歷史地位和現實命運都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嚴峻考驗。在改革全面沖擊社會生活的背景上,以談歌、劉醒龍為代表的“現實主義沖擊波”,敏銳地意識到社會轉型期國有大中型企業改革的重大問題,抓住最佳時機重振工業文學,創造了面向工人群體的“社群文學”。談歌的《大廠》、《〈大廠〉續篇》、《天下大事》、《雪崩》、《車間》,關仁山的《破產》、劉醒龍的《寂寞歌唱》、李佩甫的《學習微笑》、李肇正的《工人》、蕭克凡的《最后一個工人》、隆振標的《賣廠》、張宏森的《車間主任》等作品接踵而來,構成90年代工業小說的新氣象。從《喬廠長上任記》到《大廠》,工業戰線改革的演變軌跡清晰可見,改革文學的傳統一脈相承。但前者主要解釋工廠應該如何改革,廠長們怎樣以大刀闊斧的鐵腕實施著改革方案,而且卓有成效;后者則側重于揭示出必須改革而且改革有希望的人性力量,寫廠長們在艱難困厄中苦苦支撐企業的改革,工人們在生存壓力和精神困惑中堅持著人生自救。它不專注于揭示個人或某個家庭的悲歡,作家關心的是一個工廠、一個大的社會組織的運行狀態,往往從工人社群所面對的共同挑戰入手,去切近社會問題,對群體性生存現實做出藝術概括。這類作品淡化了在改革問題上的浪漫主義和樂觀主義,著力于表現分享艱難的總主題。具體創作方面,它是在三個層面上依次推進的:寫現實困境,寫困境中的突圍,寫困境突圍中的人格力量、人生調適與新的倫理道德選擇。
  首先,這類作品是以充滿憂患意識的當下關懷精神,對經濟轉型期工人的生存境遇投注了熱切、焦灼的目光。它勇敢地觸及了當前工業改革中的“雷區”,不粉飾,不回避,不削平,不淡化現實生活的矛盾,多角度地揭示了大中型企業面臨的困境。一方面是企業負債經營,生產連年虧損,工資數月拖欠,工廠破產被兼并,工人生存境遇受到嚴重威脅;另一方面,商品經濟時代的物欲膨脹,多元價值觀念的矛盾沖突,不正之風的無孔不入,令企業改革者的境遇清醒而尷尬。作品沒有孤立地寫工廠,而是把它放在整個社會關系的網絡中,將生活中日益突出的金錢與道德、物質與精神、靈魂與肉欲、惡的手段與善的目的之間的矛盾,以生活自身的形式,以更加社會學的方式,觸目驚心地展示出來。《大廠》中的呂建國廠長,為了全廠工人的利益,不得不在錯綜復雜的社會關系中妥協,去解脫一個因嫖娼被抓、卻又維系著全廠產品訂單的客戶;《車間》中的車間主任喬亮,為給見義勇為受傷的底層工人討個公道,不得不違心地四處托人,宴請記者。這些來自工人的普通干部,用了各種不夠崇高的世俗方法來為工人群體貢獻一份責任。其中的感慨、苦澀與無奈,成為紛繁、復雜的現實生活的別樣滋味。
  其次,《大廠》等作品沒有一味停留于困境的揭示,它更體現了廠長與工人共赴時代艱難的人格力量。在工廠無法報銷醫療費的窘境中,黨委書記和廠長帶頭捐錢捐物為老工人章榮治病;早就要調走的總工程師袁家杰賣掉自己多年研制的專利,為廠子解危濟困(《大廠》);紅旗廠的老韓書記病逝前留下遺囑,不給廠里增加任何麻煩,并將生前僅存的三千元,補貼給工傷致殘的工人;面對環宇廠的兼并,廠長呂建國是以“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自我犧牲精神,為工人們生存出路奔走呼吁《〈大廠〉續篇》;老勞模宋師傅賣給有病大款一個腎,換來20萬元幫助廠子走出困境(《賣廠》);下崗女工金妹身患癌癥,卻始終心系工廠,獨立承担人生艱難(《女工》);所有這一切,工人階級在企業主人翁地位受到挑戰的境遇中,仍然以改革為重,愛廠如家,共赴艱難,他們的形象也就具有一種特別的崇高力量和壯烈感。改革開放的前景無疑是光明的,而深化改革過程中的陣痛和代價也是巨大的;新的企業經營體制的確立和輝煌,是以傳統工業悲壯的“斷腕”作為前提;而如何在保障工人的基本利益,維護國有產權的前提下實現改革,則是企業經營體制轉換中不容回避的嚴峻課題。《大廠》這類小說告訴人們:在分享改革成果之前,有一個更為漫長的分享艱難的過程;只有意識到歷史前進的代價,社會變革的艱難,與時代與工廠共赴艱難,堅持困境突圍,尋求自救、重建與再生之路,工人們的不懈抗爭才顯得悲壯并具有意義。90年代工業小說的深刻之處即在于此。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由于這類小說較多地停留在生活表象的描寫,停留在形而下的展示,對人的境況和人的發展也就缺乏形而上的思索,少了一種超越世俗關懷的力量;又由于它們喜歡把目光集中于形形色色的問題,千頭萬緒的事件紛紜而來,甚至淹沒了人物形象的塑造,作品的藝術生命也受到損傷,少了一種飽滿的文學性。如此弊端如果不引起作家的警覺,90年代的工業文學很可能會成為新的“問題小說”的翻版。在當前工業小說創作的繼續升溫中,劉醒龍的《寂寞歌唱》、張宏森的《車間主任》、周紹義的《黑白》、韓起的《水焚》等長篇小說,對上述創作弊端開始有所反思,并呈現出文學視角的深化態勢。世紀之交的中國文壇上,能留下多少經得起歲月淘洗的工業文學經典之作;藝術表現的創新與相對成熟的工業文學形態怎樣才能得以完美的結合,這將是作家們必須面對的時代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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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50年代到90年代, 工業文學在三次崛起中完成了創作的“三級跳”:文學視野由社會革命角度——政治經濟學角度——社會文化學角度;作品形態由“車間文學”——改革文學——“社群文學”;人物形象也發生了由革命者——生產者——經濟人——社會人的演變。工業文學在描畫自己運行軌跡、展示創作實績的同時,也提示了值得反思的歷史教訓和創作的誤區。
  在當代中國文壇,工業文學創作始終是一個薄弱環節。這不能不歸因于當代作家隊伍雖然壯闊,但還缺乏一支真正受過大工業乳汁哺育的,具有鮮明工業意識的創作生力軍。如果說,17年時期工業文學的誤區,一是受到社會政治要求的制約,先行的主題觀念和人物塑造模式導致了某種公式化傾向的出現;二是受到作家文化素養和藝術功力的局限,難以產生那種既表現出大工業宏偉氣魄、又洞悉工人群體深層心理和獨特性格的精品;那么,新時期的工業文學誤區,則更多地在于作家們還缺乏那種對現代工業文明發展的高度敏感和傾心于工業文學創作的癡迷精神,在于作家們還不真正了解現代科技生產,不完全熟悉充滿生活底蘊的工業環境,不善于更好地發現、感受、描摹、傳達大工業的雄偉之美,勞動和勞動者的創造之美。現在恐怕很少有人能夠再像草明、艾蕪、羅丹那樣,長期地無條件地深入工礦底層,打一口生活的深井;而是更像浮在文學海洋水面上的油珠,哪里有喧囂、熱鬧的新潮頭,便飄向那里紅火一陣。也就是說,生活積累、思想功力和藝術造詣不同程度的缺席,使作家們在思想解放、創作自由的改革開放時代,反倒未能奉獻出幾部具有新時期經典意義的工業文學作品,更不要說那種反映中國工業百年發展史和描摹當代商品經濟社會全景的史詩性巨著了。在工業生產劇烈改變著現代社會的今天,在工業體制改革成為城市重大變革課題的當下社會,在經濟轉型、工人命運發生重要變遷的時代,我們的作家還不能充分駕馭工業生活題材,表達出工業文明帶給人的復雜變化,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工業文學創作的雄風重振,寄希望于改革深化、經濟騰飛之后的工人新世紀的誕生,更在于作家們的執著耕耘和獨特創造。其一,要真正改變以往工業文學那種只見車間工廠不見人的創作模式,關鍵在于人性的觀照。無論把工廠作為小環境還是大背景,在這個舞臺上活動著的人始終是中心角色,他們在特定境遇中的人生方式、思想性格、命運悲歡、七情六欲始終是人物形象鮮活的血肉;如何從工業生活視角窺視工人群體的心靈,發掘他們身為社會角色和工業角色的異同點,表現他們的群體特征和個性差異,反映他們之間多重的人際關系紐帶,應該成為作家們費心琢磨和藝術創造的重頭戲。其二,要設法克服工業文學創作單薄、狹窄、清淺的弊病,應該考慮從開發工業文化意識入手,為創作注入豐厚的文化底蘊。中國工業文化在發展過程中逐步與農業文化相脫離而形成的自身特點與歷史傳統,當代先進工人代表創造的生產方式、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為中國工業文化注入的新鮮活力,改革開放時代的工業文化與其他文化形態的多元碰撞,不同地域、不同行業的文化特色,現代社會的企業文化精神,都為工業人物的文化生存提供了廣闊的背景。關注到這一點,將會改變工業文學的傳統思維方式,有利于工業文學新視野的開拓。其三,要改變工業文學作品枯燥、單調、生硬的印象,還在于加強生活功力和藝術功力的錘煉,充分領略大工業的氣度、神韻和詩情,由此表現出工業文學的魄力。事實上,工業文學不能回避工廠、車間、礦山、基地,這些工業環境也一樣充滿詩意;更有那工人群體在勞動中煥發的人性之光,在大工業生產中創造的生活激情,以及他們與工廠無法割舍的情感聯系和命運扭結,都進一步吸引著我們的作家,以心,以情,以鮮活的藝術描摹,以獨特的美學追求,來傳達出工業文學的原生狀態和真實魅力。
  任重而道遠的工業文學創作,我們期待著你的再度輝煌。
  注釋:
  〔1〕茅盾:《反映社會主義躍進的時代, 推動社會主義時代的躍進》,見《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會資料》第81頁,中國文學藝術聯合會編,1960年。
  〔2〕蔣子龍:《一個工廠秘書的日記·后記》, 花城出版社1982年5月版。
  收稿日期:1997—05—25
   (責任編輯 杜田材)*
  
  
  
鄭州大學學報:哲社版20-25,70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樊洛平19971997 作者:鄭州大學學報:哲社版20-25,70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樊洛平19971997
2013-09-10 2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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