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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文化的“后現代主義范式”
當代文化的“后現代主義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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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年,亞·勃洛克成功地意識到并天才地表述過一個思想:文化、生活和政治——是 三個不同的、甚至對立的實體,因為政治不是“生活”,而是對現實生活的試驗,即屬 于特種“藝術”。然而對真正的藝術和文化整體而言,如同對生活一樣,政治并不是本 質的,因為政治是施予生活和文化的暴力。但是,抽象地舍棄這三個不相容現象的比鄰 關系,舍棄它們沖突性的相互作用,同樣也是不行的,政治總是追求改造生活并指揮藝 術,藝術環顧政治和生活,并與之爭論;生活則否決藝術、否決政治,因為后兩者分別 是對現實的歪曲,遠離存在的理想。由此可見三個現象的“不可分割性和不可融合性” (這是俄羅斯神學家通常用來確定“三位一體”性質的表述)。在當代的俄羅斯文化中, 也在發生類似的現象:具有歷史性和沖突性的種種因素既不可分割,又不可融合。
  俄羅斯文化當今正處于“混亂時代”。類似的時期在俄羅斯歷史上只是周期性重現的 現象。但承認這一點并不能給我們什么安慰,因為俄羅斯歷史上的“混亂時代”有時延 續好幾十年都找不到出路(當然,歷史總能找到出路,但往往是不管文化和違反文化)。 能給我們安慰的是另一點:我國文化史上任何一個或多或少“清晰的時代”,對于創造 而言都并非特別光輝和富有成效;思想的和社會歷史的“清晰性”并沒有催生出新的文 化珍品和文化思想。20世紀,文化上相對“混亂”的時期有:“白銀時代”、20年代、 “解凍”和“改革”。至于說到“清晰性”,那是在“戰時共產主義”時期,斯大林極 權主義盛行時期,偉大衛國戰爭時期以及勃列日涅夫“停滯”時期才出現。伴隨“清晰 性”出現的是意識形態的單一性,政治的穩定,生活的所有領域(包括文化)的集中化, 所有價值標準的規定性甚至殘酷性,題材、體裁和風格等等的程式化。顯然,當代社會 文化的狀態并不向往這種“清晰性”。在某種意義上當代在各個方面的過渡狀態,對于 文化是注定要造成混亂、充滿矛盾和艱難的,但這種狀況完全不排除一種可能:像歷史 上類似的時代那樣,會創造出成為我們民族驕傲與光榮的杰出的文化珍品,而且并不像 “清晰”的時代那樣,僅僅是統一的灰色背景上的個別例外,而是恰恰會大量地涌現, 作為整個文化時代的創造力噴發。
  當代的狀態特征,首先是深深植根于俄羅斯文化歷史中兩種始源——極權主義和反極 權主義——的對抗。問題甚至不僅僅在于“民主主義者”(帶引號和不帶引號的)跟“新 共產主義者”以及各種意義上的民族主義者之間的政治對立。這里還涉及到習慣:創造 的自由與非自由,積極性與消極性,復制與破壞文化模式、文化陳規的創造探索。今天 ,每個文化工作者都尖銳地面臨選擇問題:要么走危險的陌生之路,那兒充滿了艱苦和 未知的曲折;要么按慣性、按習慣的俄國和蘇聯的標準行動,即指靠獲得萬能的國家( 屬于東方獨裁型)的贊賞,這種國家可以替我們決定一切,保護一切(如果值得國家關注 的話)并嚴懲一切(如果違反國家目標的話)。
  在當代文化中,一些無法結合的價值取向卻以難以置信的方式處于共軛狀態:集體主 義和個體主義;激烈的政治傾向和明顯的不問政治傾向;反西方的孤立主義心態和跟“ 世界文明”(該理解為西方文明,歐美文明)接軌的追求;生活與文化各領域的世俗化和 非世俗化,國家中心主義、“強國夢”和擺脫政黨國家聘用的無政府主義自由……在當 今俄羅斯文化的價值與思想空間中,事實上“一律平等地”共存著:蘇聯的名人、作品 與典范;重新獲得的俄羅斯僑民的文化珍品;20世紀文化人的“回歸遺產”;重新認識 的“古典遺產”——這些現象不僅互不關聯,而且互相排斥。
  在意義和淵源上互不相容的文化現象都作為價值共存于我們的意識之中。以這種方式 正在構建的“圖景”,直觀地體現出“后現代主義話語”的模式。極權主義之后的俄羅 斯文化還沒有形成范式,只是在形成之中。每次我們在文化現狀的“斷面”上看到的東 西,都不是具有實際功能的文化,而只是文化的反射映象。文化現實本身,據我們猜測 ,要比我們關于文化的思考和想象復雜得多。因為當代文化的許多重要因素,我們還看 不見,所以也就無法考慮。
  難怪近年以來,在大眾媒體、學校和各種研討會上會出現對高爾基、馬雅可夫斯基、 肖洛霍夫、阿·托爾斯泰、法捷耶夫和尼·奧斯特洛夫斯基的截然對立的闡釋與評價, 旨在貶低或者恢復這個或那個作家的聲譽。與此同時,無論是對上述文化活動家的貶低 者還是贊揚者,都無意對扎米亞京、布爾加科夫、左琴科、普拉東諾夫、阿赫瑪托娃等 等施予同樣對立的評價(今天只有曼德爾施塔姆、帕斯捷爾納克、瓦·格羅斯曼和布羅 茨基有時會繼續遭到排斥,遭受“愛國主義力量”代表者在思想和藝術方面的指責,但 實際的起因是這些作家的民族出身,而不是他們創作或政治信念的某種社會文化特點) 。
  這種爭論的尖銳性對于文化及其歷史既沒有效用也沒有意義,它只能證明:極權主義 和“持不同政見”的意識慣性至今依然強大,在文化現象和文化過程中的意識形態仇恨 和階級仇恨還沒有退“燒”,“歷史的公正”和對20世紀的文化學評判的客觀性,還將 長久地不會占上風。
  還有更有趣的現象,比方說,對待本國的經典。在極權主義時代,一切都是清晰的: 列·托爾斯泰——是“俄國革命的鏡子”;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極其糟糕的”;十 二月黨人、赫爾岑和革命民主主義者“喚醒了”列寧和其他布爾什維克;普希金——是 “我們的一切”;費特——沒有思想的“純藝術”;羅扎諾夫——“新時期”的猶杜什 卡·果洛廖夫;帕斯捷爾納克和曼德爾施塔姆經歷了“復雜的道路”,犯了“嚴重錯誤 ”,為此受到懲罚;伊·布羅茨基——出名的寄生蟲……現在卻一切變了。一切,又非 一切!確實,普希金、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我們的一切”;但費特、羅 扎諾夫、帕斯捷爾納克和布羅茨基——也是“我們的一切”……就像果戈理筆下的諾茲 德烈夫所言:地界這邊的一切——是我的,地界那邊的一切——也是我的!
  這種從不同的、往往對立的觀點對同一文化現象作“復調”的闡釋、判斷與評價,可 以看成是某種“圓桌座談”。但是很明顯,座談者決不會進行任何“對話”,這只是一 個“集市”——各自都想用喊聲蓋過對方,都想貼上某種“標簽”。眾所周知,任何多 元主義(政治的、社會的、文化的、宗教的)總意味著沖突、不和與斗爭。在俄羅斯文化 的“白銀時代”、20年代的“文化耐普”時期以及斯大林之后的“解凍”時期均是如此 。然而目前的狀況是,對抗各方都充滿了前所未有的尖銳性和偏執性。已成為大眾性的 多元主義之所以復雜化,一方面是由于廣泛擴散的大眾性偏執(原教旨主義派),另一方 面又是由于“一切都可以干”的思想。我甚至想說,這是個真正悲劇性的無法解開、沒 有出路的癥結,社會由此不僅會盛行腐敗和恐怖主義,還會出現相應的理論和哲學,為 各方面的無法無天與“犯罪”作辯護。
  不管如何難以置信,近年來俄羅斯社會中卻正在出現一個解救的“中立區”。對沖突 、揭露和權利之爭的厭倦;對政治的冷漠;生活與文化層面上的消費主義;神秘主義和 通靈術的時興;大眾文化(娛樂節目、游戲程序、彩票等等)的強勢——這一切造成的氛 圍正在削弱社會文化爆炸的危險性。極權主義與民主的二律背反正在被自發的“嬉皮士 ”氛圍“沖毀”,而且社會上幾乎近三分之一的人(特別在青年人中間)都在吸食這種特 殊的“折中文化”(它在各種極端化趨勢之間充當“緩沖器”角色)。當代俄羅斯社會中 正在形成的這個“中立區”,以“事不關己”的形式儲蓄改革時期積累的所有期望與失 望,今天正是它在封鎖俄羅斯所特有的對抗與分裂的過程。
  在社會與意識形態“清晰”的時代,這種潮流被叫作“小市民習氣”、庸人的自發勢 力、小資產階級的“精神空虛”。但今天卻不得不謹慎看待;也許這是另樣的精神,是 精神的某種“另樣存在”,是“第三種文化”的萌芽;在反射之前的無定形中,極權主 義和自由主義的極端性“正在解除”,右的和左的激進主義、極端主義正在消失,生活 及其相適應的文化的新規范正在漸漸成形。在這里,無論是懷念“過去美好的蘇聯時代 ”,還是向往“市場”能自動使我們貼近歐洲的社會文化標準及最佳的文化政治決策— —都同樣屬于“舊”規范,都在一定程度上已經“不起作用”,不被實踐所認可。當代 一些極受尊敬的作家和學者們在起草《文化權宣言》時,真誠地追求找到擺脫席卷我們 文化生活的危機。但是就實質而言,所有這些建議——只是希望回歸國家的文化家長制 。各種創作協會(作家協會、美術協會、戲劇協會、電影協會等等)和科學院也不止一次 呼吁渴望獲得國家的保護與財政支援。
  俄羅斯知識分子歷來都幻想國家能幫助他們、支持和獎勵他們,向他們討教,關注他 們,但代之而來的是……根本就不需要他們!俄羅斯歷史上的三個時代本可以提醒這些 幻想家:沒有這種便宜事。隨著對文化的撥款就會出現對文化的計劃,接著是社會訂貨 ,再接著便是登記和監督,而那邊已經冒出了報刊保密檢查總局、“便衣藝術理論家” 、來自中央委員會和契卡的意識形態監督員、擋開跟我們相異的文化現象的“鐵幕”等 等等等。除此而外,俄羅斯國家,也許從伊凡雷帝開始(他第一個制造了官方文化,如 《治家格言》或《百條宗教決議》,用以抗衡非官方文化),總會找到許多比文化優先 獲得撥款的目標與項目(戰爭,國防工業,安全措施,加強官僚國家機構,農業,援助 外國朋友,實行世界革命和征服宇宙):從來都輪不上文化,歷代對待文化都采取“剩 余原則”。因此幻想和期望國家會改變、會開明和人文主義化、會召喚知識分子去協助 ——這在20世紀末就顯得天真之極。
  話又說回來。文化有需要“挽救”和“保護”嗎?文化本身就能找到自救之道,找到依 靠何種手段與資源得以生存。這是顯而易見的道理,只要你不躺在炕爐上幻想天上會掉 下餡餅來……我們的時代還不是那么暗無天日:文化還有探索與“對策”的余地。在當 前大量的拙劣書籍中間,依然在出版相當好的書——藝術和哲學書籍、藝術理論和科技 書籍、教科書和百科辭典。即使在電視屏幕上也不盡是“偽劣品”泛濫,時而也有電影 經典露面,跟偵探片、暴力片和“色情片”一起的還有“不媚俗的影片”。
  回顧我國多災多難的歷史,我們能感受到歷史的樂觀主義。所有那些可怕的時代,卻 依舊有自己的文化成果,而且非同凡響!甚至在充滿鎮壓、政治和意識形態迫害、社會 和經濟大動蕩的最可怕的時期,文化依舊能在自身和周圍環境中找到不可思議的潛力, 以求得自身的復興和確立、生存和自衛。事實上在文化中猶如牛頓的力學:作用力與反 作用力相等。這一點同樣適用于許多真假愛國主義者担心當代俄羅斯文化遭受“西方影 響”的問題。關于喪失民族自我認同的這類危險,俄羅斯在10世紀、17世紀彼得大帝改 革時期、19世紀斯拉夫派與西歐派之爭、農奴制改革和俄國革命時期都面臨過。然而這 種看上去的危險卻沒有變為現實,即使在20世紀末也對俄羅斯構不成威脅。充斥我們“ 文化市場”的劣質大眾文化,不僅不會導致俄羅斯被西方殖民化,只會刺激并強化我國 文化中催生創造熱情的過程,當然,這種熱情將始于跟滲透進我國的西歐文明的二流產 品(這算好的,壞的是垃圾)進行論戰和競爭,最后擺脫它們。
  無論是極權主義的回歸“遺產”還是西方大眾文化的“并吞”——對于俄羅斯文化都 是虛假的威脅。這類或那類現象在今天之所以重要,是因為要么作為論戰性排斥的背景 和對創造探索的刺激物,要么作為今后趨同發展的“熔煉材料”和“礦石”。多半是兩 種作用兼而有之:在今后的俄羅斯文化歷史中必定會發生對“文化物體”的克服和利用 。而當代的“后現代主義”正在教會我們把相反的現象看作一個集合體,但絕不是為了 要“調和不可調和的現象”,而是要我們把“所有這一切”僅僅當作文化歷史創造的原 始材料。
  
  
  
俄羅斯文藝京34~36J4外國文學研究伊·孔達科夫20022002本文摘譯自伊·孔達科夫所著《俄羅斯文化史導論》(1997)第十四章第五節。陸肇明 作者:俄羅斯文藝京34~36J4外國文學研究伊·孔達科夫20022002本文摘譯自伊·孔達科夫所著《俄羅斯文化史導論》(1997)第十四章第五節。
2013-09-10 2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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