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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文藝學的“文化的轉向”
當代文藝學的“文化的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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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206.7;G05 文章標識碼:A 文章編號:0257-5833(2002)03-0071-05
  新世紀的文藝學正在快速地走向歷史,走向社會,走向文化,且不同于20世紀80年代文學發生了由中心到邊緣的“三級拋離”,以及走向審美、走向文本、走向內在自律的總體趨勢。
   一
  從世界來看,世紀之交的文學發生了從“語言論轉向”到“文化的轉向”。這種變化源于當代社會生活的轉型。全球化背景隨著進一步的開放日益進入我們生活的中心。電子媒質的興起向紙媒質的一統天下發出強勁的挑戰。媒介文化深刻地改變和影響著我們的生活。大眾文化走向前臺,城市文化快速傳播與蔓延,時尚文化大批量復制,采用了浪潮式的運作方式。視像文化占據人們生活的主要空間,在這樣一個讀圖時代里,甚至視像(鏡像)已反過來影響紙媒質文化,網絡文化正在逐步改變著我們的交往方式。
  隨著社會生產力的迅速發展,人們對文化產品的需求極大增加,人們除了對書籍的需求之外,更增強了對音像、影視、網絡藝術等視覺文化產品,對娛樂服務、旅游服務、信息與網絡服務的需求。即使物質層次的衣、食、住、行需要,也大大地文化化、審美化了。
  現實向我們提出了要求,文學必須重新審視原有的文學對象,越過傳統的邊界,關注視像文學與視像文化,關注媒介文學與媒介文化,關注大眾文學與大眾流行文化,關注網絡文學與網絡文化,關注性別文化與時尚文化、身體文化,而文藝學則必須擴大它的研究范圍,重新考慮并確定它的研究對象,比如讀圖時代里的語言與視像的關系,全球化條件下網絡文學與文化中的虛擬空間,媒介時代的文學與傳播,時尚時代文學的浪潮化、復制化與泛審美化,全球化時代的大眾流行文化、性別文化、少數族裔文化以及身體文化。至少電視文學、電影文學、圖像文化、網絡文學與網絡文化應及早進入文藝學研究和文學理論教學的工作程序。
   二
  現代高新科技革命對人類當代文化的發展正在產生著以往所無可比擬的巨大影響。建設與未來世界新的經濟形態和技術形態相協調的新的文化形態,是文化發展的重要戰略目標之一。當代科技的發展引起當代社會主導傳媒形式的變化,而主導傳媒形式的變化則引起了原有藝術生態格局的全面變化。從世界范圍來看,現代科技的發展尤其是信息技術、傳播技術、自動化技術和激光技術等高科技的發展,現代科技的廣泛運用于各類文化藝術活動之中,在文化領域掀起了新科技革命的旋風,已經導致新興文化形態的崛起和傳統文化形態的更新。文化生產方式工業化,實現了從文化手工業到現代文化大工業的深刻變革,直接導致文化工業革命。文化作坊讓位于文化工廠,社會文化大生產取代個人文化小生產,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文化生產力。高新技術的產生和現代工業的發展,不僅導致所有傳統藝術形態的升級換代和現代更新,而且創造了大量嶄新的藝術形式。
  從另一個視角來看,文化傳播隨著現代大眾傳媒從紙媒質到電子媒質的創生變換,經歷了一場深刻的媒體革命。廣播、電影、電視、音像、多媒體網絡藝術相繼產生,不僅創造了嶄新的文化產業-媒體產業、電影產業、電視產業、音像產業、廣告產業、IT產業乃至娛樂產業、體育產業和藝術表演產業,而且帶來了舊的傳播媒體的更新發展,形成了專業化、現代化、全球化的大眾傳媒全新格局。如果認為文化媒體革命僅僅只是傳播方式變革,無疑是極大地貶低了這次革命的重大意義。因為它同時帶來了文化本體革命,實現了從紙媒質文化向電子媒質文化的變革,熒屏取代舞臺成為表演藝術的主要天地,廣播文化、電視文化、電影文化、音像文化乃至網絡文化向圖書印刷文化發出挑戰,視覺文化成為新興的主導文化形式。文化不斷創新、擴容,文化的領土前所未有地猛烈擴張。
  如果說中國20世紀初葉的新文化運動實現了中國文化的新舊置換,是一場具有中國歷史意義的文化本體革命;那么,以電子媒質為代表的現代大眾傳媒的升級換代和創新發展,使人類文化具有了嶄新的傳載形式,不僅實現了人類文化史上繼紙媒質發明之后又一次深刻的文化媒體革命,同時也創造了嶄新的現代文化,實現了文化本體的更新發展和創新擴容,是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文化革命。與現代工業和信息文明相對應的文化藝術是廣播、影視、音像、網絡藝術。我們時代的最新創造是音像、多媒體藝術形式。它們組成了光與電序列。在間接媒體藝術領域,如今以它們為代表的電子媒質藝術已經動搖以圖書報刊為代表的紙媒質藝術的霸主地位。即使在廣播影視音像多媒體藝術之間也是代際更替、相繼領先發展的,廣播、電影、電視、音像多媒體相繼問世,曾依次走在時代前列,顯示了文化發展生生不息的創新更生態勢。這一序列便是現代工業文明時代的標志性藝術形式。如果將來有一天,人們再問到我們這個時代的標志性藝術形式、代表性藝術作品和里程碑式的人物的時候,答案將會是什么呢?
  一些曾經十分紅火的文化藝術形式將逐步失去大眾,一部分曾經居于主導地位的文藝樣式將失去原有的主導地位,被邊緣化。其中一部分傳統樣式將主要依靠國家文化支持保護體系繼續生存發展。如果說通常所說的文物是死文物、死的文化化石或靜態文化遺產,那么它們則是活文物、活的文化化石或動態文化遺產,應該列入文化遺產支持保護目錄之中,受到國家文化支持保護體系支持保護,使之不致于湮滅失傳,從而保護人類和民族的文化生態環境。而其中的一部分經過更新發展獲得新的文化生命,適應了新的文化生存環境,具有了新的生命力,將繼續發揚光大,活躍在文化大舞臺上。這正是我們提倡的積極的文化支持保護戰略。
   三
  世紀之交文學藝術發生了文化的“轉向”,視覺文化的轉向是世紀之交西方文學的“文化的轉向”的重要內容。當代世界的媒介革命,引發視覺文化的崛起,讀圖時代來臨。圖像的“轉向”成為文化轉向中最為搶眼的景觀。圖像“帝國主義式”地占領文化的大片領地。不管是電視臺的“歡樂總動員”,還是電視《大話西游》,不管是流行歌曲MTV,還是電視報道美國轟炸阿富汗塔里班,不管是城市白領們翻閱的時尚雜志,還是打工仔喜歡的卡通讀物,我們都離不開視覺圖像,我們生活在一個視覺圖像的時代。
  當代思想與文化則是在一個全球化的視覺文化的屏幕上重演最為古舊的圖像機制(iconmachias)。這種轉向的技術癥狀有電腦輔助設計、合成全息照相、飛行模擬器、電腦動畫、機器人圖像識別、射線跟蹤、文本圖繪、運動控制、虛擬環境防護、磁共振成像以及多譜感應器等,一系列網絡視覺技術可以編成阿諾德·斯瓦辛格的影片《獵殺者》或《終結者》中的特效目錄,使人們能夠看到“沙漠風暴行動”之類的壯觀場面的設備清單。視覺文化——繼文化研究、怪異理論和美國黑人研究之后產生的——已經從一個對從事藝術史、電影和媒體研究、社會學及其它視覺研究者有用的術語,變成了一個時髦的、也有爭議的研究交叉科學的新方法。視覺文化關注的是視覺事件,消費者借助視覺技術從中尋求信息、意義或快樂。而可視性之所以被看重,是因為當今人類的經驗比過去任何時候都視覺化和具象化了。在一個全球化的背景中,文化走向視覺性,使當代文化充分展示了其后現代特征。而傳統的把世界看成書面文本的觀念受到了重大的挑戰。盡管人們都在關注這一變化(并不一定都支持這些說法),然而它們在一定程度上迫使文學研究承認世界即文本的觀念受到世界即圖像觀念的挑戰。視覺文化確實在瓦解想以純粹的語言形式來界定文學的傳統觀念。當然世界的圖像不可能純粹是視覺的,圖像也是文本,圖像從根本上說仍然是語言。正因為如此,圖像和語言的關系,圖像、語言和人與存在的關系,成了我們必須予以關注的問題。但無論圖像轉向是什么,我們都明白,它不是向幼稚的摹仿論、形象論的回歸,也不是一種關于圖像“在場”的玄學的死灰復燃;它更應該是對圖像的一種后語言學的、后符號學的再發現,把圖像當作視覺性(visuality)、范式、話語、身體和時尚之間的一復雜的相互作用的新探索。當然,圖像的表征問題實際上是一直存在的,但重要的是,它現在卻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影響著文化的每一個層面,從最為高深精微的哲學思考到大眾媒介最為粗俗淺薄的生產制作。我們不能無視,也無法回避。
   四
  世紀之交文學藝術的文化的轉向中,人們最大的疑惑是文學本體的消解或消失:我們經歷了20余年的撥亂反正,我們好不容易回到了文學的本體,怎么文學又向文化轉向?轉向文化,結果文學中什么都有,惟獨沒有文學本身。
  其實這種疑慮是不必要的。歷史上從來沒有過邊界固定不變的文學。而獨立的文學學科則是在18世紀后才逐步建立起來的。同樣,文藝學內所包含的文學的體裁或種類也不是固定不變的。文學的邊界實際上一直都在變動中。詩歌、小說、戲劇、散文以及更小的類型,都在歷史上的不同時期、不同傳播時代“加入”文學的陣營。而且,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文學的“主打”類型也是不同的。在西方,古典主義時代,文學的主打類型是戲劇,19世紀,文學的主打類型是小說。在中國,戲劇、小說正式入主文學,已是很晚的事情。因此,重新審視文藝學的學科構成,并依據歷史、文化、藝術的發展而有所擴容,有所變更,與時俱進,改革創新,是必要的。
  當代文學的文化的轉向既是歷史的總體發展的大勢所致,也是文學自身內部要素運動的結果。尋找文學本體的努力是20世紀語言論轉向理論指向和實踐成果,具有特定時代的歷史具體性和必然性。然而學科的“內爆”,必然突破原有界限。審美性不再是文學藝術的專屬性能,而成為商品世界的共性,美學成了社會組織化的原則。可以說,20世紀西方文學批評經歷了作者中心論、文本中心論和讀者中心論之后,必然要向更寬廣的社會、歷史、政治拓展,從局囿于文本向更深厚的文化拓展。同時,文學理論或文學研究作為學科并沒有在文化的轉向中喪失自身,文學的跨學科的努力,轉向文化的開拓都是基于文學本體的基點或立足點,面對文化這個包含原有文學的邊界模糊的龐然大物,面對這一眾多人文社會科學進行研究的共同對象,文藝學的文化研究仍然有其不同于社會學、人類學、哲學、政治學、傳播學、心理學的學科視野和學術切入角度,仍將逐步重建本學科的獨特性或特殊性。無庸置疑,新世紀的學術轉型是在社會轉型、范式轉換與學科重組中重新確定邊界的過程,是文學研究發掘新的學科增長點,開拓新的發展的可能性的有效途徑。面對文學和文學研究的邊緣化現實,我們理應給文藝學的變革以更大的耐心、熱情,更寬容的機制和激發創新的良好環境。
  當然,這一轉向不是簡單地回到傳統的社會-歷史批評理論,而將攜帶著文本中心時代所謂“理論革命”的全部成果,作為“前結構”進入新的批評時代。形式主義的、新批評的、結構主義、符號學的、敘述學的、后結構主義的成果作為豐厚的理論資源,成為文化轉向的一個必要前提。而文化研究、新歷史主義、文化詩學、后殖民、女性主義、當代媒介文化則是它所發生的理論和現實的基礎。文學的“文化的轉向”是又一次創新,是文學理論困境中的又一次突圍。
   五
  文學的生存危機要求文學必須關注和研究新的論題、概念和范疇。如從語言論轉向到文化的轉向,西方“理論革命”的遺產與文化的轉向的關系,文學理論的問題意識與提問的首要性,文學批評的范式,文學批評的話語,文學范式與話語的關系,對話主義的歷史性出場,文學的審美現代性及其本土變異,重提現代性與重建文學新理性,文學本體的審美性與反審美性,文學的全息性構成與歷史語境中的主導形態,文學的公共空間,文學的場域和文學的語境,文學的全息性和歷史語境中變換的主導構素,文學的虛擬建構及其虛擬性等。
  范式多樣,話語叢集,我國當代文藝理論與批評經過20余年的引進、選擇、刪汰,已經形成了多元共生的總體格局。10余種批評話語經過改造、融合和重建已經在當代批評中發揮著重要影響。它們是意識形態—政治批評、社會—歷史—審美批評、心理—精神分析批評、人類學—原型—神話批評、審美—形式主義批評、結構—敘事學批評、解釋—接受反應批評、后現代后殖民批評,以及日見熱烈的女性主義批評、新歷史主義文化詩學與文化批評等眾多的批評話語,另外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批評也有廣泛的運用。這些批評話語有各自的概念體系、核心范疇、方法論要求和邏輯運演程序,而且還在運用于中國批評實踐中創造性地建立了經典范例,并逐漸贏得了日益廣泛的批評共同體。這些批評話語構成了多話語共生的合理格局,既對應于文學構成的多向度、多層面、交叉性和復合性,又開啟了批評創造的多樣性和閱讀闡釋的無限可能性。這種批評的多樣性正是符合當代現實的合理形態,而不必也不可能把它們一概統一于一或整合于一,甚至回到一種涵蓋一切的大一統的批評模式中去。
  因此,我以為,原先統貫為一的文學概論教學應當有重大的改革。多話語共生的批評構架可以也應該進入批評教學。多年來呼吁的理論的批評化應當具備實踐性品格。批評實踐的教學(教學生用多種不同話語對作品進行批評)應當成為文學理論與批評教學的重心。
  打破了一統的局面,多元批評和多樣性話語初期提出的“讀不懂”現象與話語間的不可通約性問題已隨著理論發展的深化,走向溝通交流,于是對話成為“主義”,而歷史性地隆重出場。
  在全球化時代尋求一種中國獨具或中國自創的理論,并向外輸出,是不切實際的。被我們稱為“西方”的理論其實也是一個巨大的混合體,其中,各種理論來自不同的國度、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理論共同體和不同的批評個體。它們的出場往往是應時應需而出的。如果沒有,時代就會造就一個。比如,巴赫金的對話主義就是西方學術“企業”造就的。巴赫金從來就沒有把其自稱為對話主義。因此,建設并進入合理的對話交往語境,關注和尋找“間”性,重建文學-文化的公共場域,就成為邏輯的必然。所以,文學的“間”性、文本間性、主體間性,文學交流中的理論共同體、批評共同體及閱讀共同體間性(群體間性),后殖民時代的文學的民族間性,以及學科間性、文化間性就成為我們必須研究的東西。不同于擷取合理要素后的“整合”、“融合”為一,找出統貫一切的本質,構造涵蓋一切的宏大體系,也不同于前期解構主義的完全消解、拆除,間性的研究是要探尋不同話語之間在歷史語境中的約定性、相關性和相互理解性,找出聯系和認同的可能性與合法性(客觀性)。間性秉持一種建構的姿態。
   六
  文藝學的建設只能通過創新來實現。我們贊同全球化條件下的文化創造的多樣性,并在對話交往的基礎上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學—文化理論。建構的前提是對話溝通,而文化創造的多樣性只能在競爭的張力關系中實現,建構是一個競爭的過程。
  有論者認為,今天“我們所使用的全是西方的話語”,我們失去了自己的聲音而“失語”了。其實這個問題是一個假問題。馬克思主義理論也是一種西方話語。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里,無可否認,西方為我們提供了大量的理論資源,構成了我們主要的理論參照系之一。我們的理論研究中也確實存在著大量追逐西方理論時髦、新鮮概念術語滿天飛的現象。但是,術語的借鑒與否并不是問題的關鍵,問題的關鍵是我們是否從邏輯、歷史和現實出發找到了自身發展的真問題,找到了問題,術語是第二層的問題,它可以選擇(從中外古今)、借鑒(國外)、翻新(過去)、創造(命名),可以根據需要來“制造”。至于術語概念本身到底來自哪里,其實并不重要。
  實際上,所有的西方話語在進入中國時都已經歷了一個“中國化”的刪汰和改造過程。當我們在用漢語說這種話語(概念)時,當這種話語成為一種我們所使用的批評話語(概念)時,它便已贏得共同體的認可,就已經經過了主體(前理解結構)的選擇與淘汰,經過了當下場域與文本語境的過濾,經過了對需要的反對與認同的化合過程,就已經是一種中國本土的話語了。被我們籠統地稱為“西方”理論家的雅各布森、托多洛夫、巴赫金、馬爾庫塞、保羅·德·曼……等等,無不如此,其實都經歷了不同語言與文化間的改造、融合和重塑。重塑就是一種創新。
  和而不同,同則不繼。文學范式與話語的多樣化引發對話與競爭,對話與競爭又進一步催生了創造的多樣性。沒有對話,就沒有共同性,也就沒有交流的基礎;沒有競爭,多種范式多種話語就沒有了張力關系或張力結構;沒有張力,就沒有創新的動力,也就沒有了創新。求同存異,學術文化通過競爭發展,競爭是優化發展的基本途徑,而創新——籌劃、設計、投射,則是競爭中制勝的法寶。因此,在多樣化現實中,當對話建立了同一性基礎時,競爭就會倏然蒞臨。
  收稿日期:2001-12-02
社會科學滬71~75J1文藝理論金元浦20022002世紀之交的文學發生了從“語言論轉向”到“文化的轉向”。這種變化源于當代社會生活的轉型。在轉向中,人們最大的疑惑是文學本體的消解,文學審美性的消失,這種疑慮是不必要的。當代文學的“文化的轉向”既是歷史的總體發展的大勢所致,也是文學自身內部要素運動的結果。因此,建設并進入合理的對話交往語境,關注和尋找“間”性,重建文學-文化的公共場域,就成為邏輯的必然。轉型/文化的轉向/對話交往語境金元浦 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北京 100872 作者:社會科學滬71~75J1文藝理論金元浦20022002世紀之交的文學發生了從“語言論轉向”到“文化的轉向”。這種變化源于當代社會生活的轉型。在轉向中,人們最大的疑惑是文學本體的消解,文學審美性的消失,這種疑慮是不必要的。當代文學的“文化的轉向”既是歷史的總體發展的大勢所致,也是文學自身內部要素運動的結果。因此,建設并進入合理的對話交往語境,關注和尋找“間”性,重建文學-文化的公共場域,就成為邏輯的必然。轉型/文化的轉向/對話交往語境
2013-09-10 2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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