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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新儒家點評  當代新儒學發展的若干難題
當代新儒家點評  當代新儒學發展的若干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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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B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511-4721(2003)02-0005-14
  當代新儒學的發展動向和前景,(注:本文所談的“當代新儒學”,實際上就是國內所談的“現代新儒學”,兩者沒有本質區別。那種認為港臺使用“當代新儒學”而大陸使用“現代新儒學”概念,是因為大陸學術界“別具深意”的說法,是不了解情況的一種誤解。為了避免誤解,故本文使用“當代新儒學”的概念。參見李宗桂《“現代新儒家”辨義》,載李宗桂著《傳統文化與人文精神》,廣東人民出版社(廣州)1997年8月版,第347-355頁;李宗桂《現代新儒學思潮:由來、發展及思想特征》,《人民日報》(北京)1989年3月6日第6版。)不僅是港臺和海外新儒學人士關注的重心,也是國內學術界的關注重點之一。在邁入21世紀之初,把當代新儒學發展的難題提出來討論,對于當代新儒學的發展不無幫助;同時,對于當代中國文化建設也應當有所幫助。
  在我看來,當代新儒學發展面臨的難題主要有以下六點。1.兼容天下的開放意識和守道護統觀念的糾結;2.復興儒學的宏圖大志與儒門淡泊的落寞現實的差距;3.“返本”的傳統價值準則與“開新”的現代意識的矛盾;4.批評精神與自我反省意識的脫節;5.儒學現代化意圖與邊緣化現實的悖反;6.儒學價值理想載體的整體性缺失。限于篇幅,現簡略論說如下:
    (一)兼容天下的開放意識和守道護統觀念的糾結。
  傳統儒學在本質上是一個相對開放的系統,具有兼容天下的意識。“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民胞物與”,等等,都反映出傳統儒家兼容天下的開放意識。當代新儒家繼承并發展了這種開放意識。早在上世紀50年代,由唐君毅、牟宗三、張君勱、徐復觀共同署名發表了著名的“文化宣言”。(注:該文全名是:《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1958年元旦在香港《民主評論》和臺灣《再生》雜志同時發表。)在該文中,這些當代新儒學的重鎮在充分肯定中國歷史文化的精神生命的同時,明確提出中西文化應當真誠地相互學習。他們認為,西方文化中的科學精神和民主政治,“有其普遍永恒之價值”,值得一切民族學習;中國文化應當吸納西方文化的“方以智”的精神以充實自身“圓而神”的智慧。西方人應當學習中國文化“當下即是”的精神與“一切放下”的襟抱,“圓而神”的智慧,天下一家之情懷,等等。應當說,當代新儒學這些思想,有其時代的合理性,有不同于傳統儒學的更為開闊的眼界和博大的襟懷。傳統儒學“以夏變夷”的自大心態,在這里轉化成為自覺向西方學習以壯大自身的文化自覺的精神。
  “當代新儒學”指攝的范圍甚寬,它包括臺灣、香港、美國以至大陸的認同并實踐當代新儒學價值理想的學者,而以臺灣的當代新儒學陣營為核心。近年來,當代新儒學人物都在為自己的文化理想而奮斗。繼承傳統,面向世界,面向現實,奮力拓展,是其思想主流。臺灣當代新儒學的學術陣地《鵝湖》月刊,創刊于1975年,迄今已經出版330期,發表了大量的“以宋明儒學上溯孔孟老莊為詮釋的立足點”的文章,此外,還創辦了《鵝湖學志》。每兩年舉辦一次“當代新儒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已辦六屆),每兩年舉辦一次臺灣地區的學術會議(已辦八屆),每月舉辦一次公開講座,每星期舉行一次讀書會,每年不定期舉行三至四次時論、座談會。鵝湖出版社、“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以及學生書局、文津出版社,都出版了大量的當代新儒學的學術論著。這些學術研討會、座談會,以及出版的數量甚豐的論著,吸納了包括大陸地區學者在內的不同地區、國度、人種、學術觀念的學者的參與,在總體上反映了其兼容意識。但是,問題在于,由于當代新儒學要固守“返本開新”的文化價值理念,要堅持“統緒”意識,因而在其組織、參與的海內外諸多學術活動中,過分強調其“道”的至上性和惟一正當性,導致對于非當代新儒學陣營學者的不夠兼容,特別是對大陸以堅持馬克思主義學術觀的學者的“同情性的理解”的誤解。甚至在當代新儒學陣營內部,也出現了所謂“護教的新儒學”與“批判的新儒學”之爭。而所謂“護教的新儒學”,不外就是堅守當代新儒學的價值理念,“天不變,道亦不變”,固守其道,維護其統。例如“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李明輝對中國社會科學院方克立的批評,(注:李明輝:《中國大陸有關當代新儒學的研究:背景、成果與評價》,載李明輝著《當代儒學之自我轉化》,(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臺北)1994年6月版,第175-192頁。另請參見方克立:《現代新儒學研究的自我回省——敬答諸位批評者》,載方克立著《現代新儒學與中國現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天津)1997年11月版,第192-209頁。)中央大學楊祖漢對余英時的批評,對復旦大學楊澤波的回應以及對香港科技大學馮耀明的批評等,(注:楊祖漢:《論余英時對新儒家的批評》、《牟宗三先生對儒學的詮釋——回應楊澤波的評議》、《儒家形上學與意志自由——與馮耀明先生商榷》,載楊祖漢著《當代儒學思辨錄》,(臺灣)鵝湖出版社(臺北)1998年11月版,第1-32、33-62、81-106頁。)蔡仁厚對其師牟宗三思想的謹守,等等,都反映出“護教的新儒學”的某些特征。而所謂“批判的新儒學”,諸如林安梧、邱黃海、謝大寧、鄭志明等人,(注:林安梧:《牟宗三先生之后:“護教的新儒學”與“批判的新儒學”》,載林安梧著《儒學革命論》第2章,(臺灣)學生書局(臺北)1998年11月版。第29-38頁。讀者還可參見該書“序言”。)不過是要想在思維空間和學術理路方面在既有的基礎上有所拓展而已。他們自稱為“后新儒學”,提出了自認的與“新儒學”的諸多不同之處,但其基本學術價值觀和社會理念,與“新儒學”并無二致。真正明顯的區別,恐怕是其提出的對于當代新儒學思想綱領的“返本開新”的詮釋。例如林安梧認為,當代新儒學的問題,不是“返本開新”,不是如何從傳統開出現代化(新外王)的問題,而是“在現代化的學習過程中如何調理人的實存問題”,亦即由“外王”而“內圣”。盡管如此,林安梧還是沒有超越“內圣”“外王”的儒家思維框架。在很大程度上,“后新儒學”(“批判的新儒學”——姑且借用這一名詞)也屬于守道護統的范疇。此外,蔡仁厚、周博裕宣稱的“天下不歸于儒,天理何在?”的憤慨,(注:1998年9月上旬在山東濟南參加“第五屆當代新儒學國際學術會議”時的發言。)我們當然不能簡單地將其歸于“獨斷”,但我們說他們屬于守道護統的比較極端的典型,恐怕不為過。由此,可以看到,當代新儒學既要保持兼容開放的意識,又要守道護統,二者相互糾結,“剪不斷,理還亂”,從而造成了其發展的難題之一。
    (二)復興儒學的宏圖大志與儒門淡泊的落寞現實的差距。
  當代新儒學以復興儒學為職志。盡管有“儒學第三期發展”之類比較委婉的闡述,但返回傳統儒學心性之學的根本,開出現代科學民主的新局(亦即所謂“返本開新”)的宗旨,其復興儒學的主題自然包含在內。從20世紀50年代至今,半個世紀過去了,當代新儒學的努力沒有白費。當代新儒學在大陸、臺灣、香港和海外,受到的關注遠比其他任何時候都要多,都要廣泛。更為重要的是,當代新儒學在大陸、臺灣、香港和海外的“知音”也比以前要多,被認同的范圍也比以前要廣。從當年的“花果飄零”、“孤魂野鬼”,到如今的聲勢煊赫、廣受關注,確是今非昔比。但是,就全球視野考察,視中國文化和儒學為無物的西方自大狂姑且不論,就是在海外華人社區,儒學的力量究竟有多大,是否真能依靠儒學指導其人生、安頓其在海外的精神生命,恐怕還是問題。就是在臺灣和香港,儒學價值觀的魅力也遠不如西方價值觀的沖擊力、蠱惑力。特別是在當今民進黨當局的宰制下,臺灣當代新儒學如何生氣勃勃地開展活動,儒學價值理想如何在臺灣社會落到實處,決不是一個簡單的書齋問題。至于在大陸,儒學在中國文化的“文本”中,不僅早已不是“語法”,而只是“詞匯”,甚至是不常用的“詞匯”。“儒學復興”談何容易!積極推動“儒學第三期發展”,樂觀看待其“前景”的杜維明,也曾多次感慨“儒門淡泊”,批評中國人“拋卻自家無盡藏,沿門托缽笑貧兒”。你可看作是杜維明對儒學復興、對挖掘傳統資源的呼吁,也可看作是對儒門淡泊的嚴峻現實的承認。2001年11月,“第六屆當代新儒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在臺北舉行,地點在比較偏僻的“臺北市立美術館”,與會人員寥寥(四五十人),香港、大陸和海外的學者自始至終參與,反倒是臺灣本地學者由于種種原因,不少是臨到要發言或者主持的時候,才開車來,發言或者主持任務—結束,馬上走人。想當年,“當代新儒學國際學術會議”在臺北繁華地段的“中央圖書館”舉行,數百人參加,旁聽者要收費。真是不可同日而語!什么是落寞惆悵,什么是“寂寞的新儒家”?這就是!如何縮小復興儒學的宏愿與儒門淡泊的現實的巨大差距,值得當代新儒學的師友們深思!
    (三)“返本”的傳統價值準則與“開新”的現代意識的矛盾。
  “返本開新”是當代新儒學的價值訴求。“返本”,是返回宋明儒家心性之學的“根本”;“開新”,是在心性之學的基礎上開出現代科學民主的新局。問題在于,心性之學的傳統價值準則與科學民主的現代意識,二者屬于截然不同的兩套價值系統。二者之間的結合點何在?換言之,現代科學民主與傳統儒家的心性之學如何接榫?直到今天,當代新儒學仍然沒有給出一個令人信服的論證。“身”在現代社會,享受著現代物質文明,追求著傳統中國沒有的民主政治;“心”卻要在傳統社會,要依靠心性之學支撐精神世界,甚至籠罩社會價值系統,以傳統之“心”,駕馭現代之“身”,其理想固然美好,但其現實性和操作性何在?究竟是從現代去觀照傳統,改鑄傳統,利用傳統,為現代社會和現代人的“身心”服務;還是從傳統出發,以現代社會和現代人的“身心”去適應傳統,這個“傳統與現代”的矛盾,是當代新儒學應當開解的“結”。
    (四)批評精神與自我反省意識的脫節。
  當代新儒學素有批評精神。無論是我們所稱的當代新儒學第二代的錢穆、唐君毅、牟宗三,還是第三代的劉述先、蔡仁厚、杜維明(包括余英時),以及現正當年的李明輝、林安梧、楊祖漢的論著中,都可看到精彩的思想火花,看到他們對社會、人生、政治的批評,甚至他們內部的相互批評(例如余英時為錢穆的辯護以及由此招致的楊祖漢的批評,林安梧和李明輝之間的相互批評等)。可以說,儒家的批評精神在他們身上得到發揚光大。但是,從更為廣闊的思維空間考察,不難發現,當代新儒學的學者們的自我反省意識遠遠比不上其批評精神。對于外界對當代新儒學的批評,對于當代新儒學自身的弱點和不足,當代新儒學的學者們固然有所反思,但遠遠不夠。相反,他們的反批評精神十分強烈。近年來,海峽兩岸三地都有對當代新儒學的批評。例如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方克立、(注:詳見方克立:《略論現代新儒家之得失》、《第三代新儒家掠影》、《現代新儒學研究的自我回省——敬答諸位批評者》、《現代新儒學的意識形態特征》、《評大陸新儒家推出的兩本書》、《評大陸新儒家“復學儒學”的綱領》,載方克立著《現代新儒學與中國現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天津)1997年11月版,第46-53、54-63、192-209、210-222、401-419、420-422頁。)鄭家棟,[1](P121-133)中山大學的李宗桂,(注:李宗桂:A.《文化批判與文化重構——中國文化出路探討》第5章第3節(“復興儒學的悲聲”),陜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259-299頁;B.《現代新儒學思潮:由來、發展及思想特征》,《人民日報》1989年3月第6版;C.《評現代新儒家的“返本開新”說》,載李宗桂著《傳統文化與人文精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363-375頁。)湘潭大學的劉啟良,[2]香港科技大學的馮耀明,[3]臺灣“中央研究院”的翟志成,[4]等等。當代新儒學的學者們對于這些批評,本可以平常心看待,既可正面爭辯,也可置之不理,完全不必反應過度。反應過度的結果,就會導致人們對當代新儒學的襟懷的認識偏差,導致對當代新儒學的文化意識的誤解。總之,自我反省意識弱于批評精神,這是當代新儒學在新的發展途程中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
    (五)儒學現代化意圖與邊緣化現實的悖反。
  無論承認與否,儒學在當今世界(大陸、臺灣、香港、澳門以及海外)處于邊緣地位是客觀事實。按照當代新儒學學者的設想,要起衰振頹,要復興儒學,就必須使其逐漸由“邊緣”成為“中心”。要成為“中心”,就不能固守舊統,而要與時偕行,使儒學具有現代化的特質。平心而論,當代新儒學是主張現代化并積極實踐現代化的。因此,對于儒學的現代化,他們也是竭盡其能的。麻煩在于,當代新儒學越是要使儒學現代化,使期融入現代化社會之中,并使儒學本身具有現代品格,就越是疏離傳統儒學。一個具有科學精神、民主政治精神、競爭意識、效率意識、契約觀念等現代品位的儒學,還是它自身嗎?而且,越是要去適應現代化,越是要把自身現代化,儒學的傳統特質和獨特品位就越會減少以致喪失。而要保持其特色,既有的做法,是堅持“返本”,即以儒家心性之學為根本。但如以心性之學為根本,儒學就很難現代化,很難在現代社會成為中心;而要現代化,要成為中心,就必然邊緣化。結果,就不是如同杜維明等人所希望的,“以邊緣為中心”,而是想進入中心、想成為中心、想現代化,結果化掉了自身。總之,儒學的現代化與儒學的邊緣化這對矛盾,是當代新儒學進一步發展需要解決的重大難題。[5](P85-92)
    (六)儒學價值理想載體的整體性缺失。
  當代新儒學要想進一步發展,就必須使其價值理想有一個整體性的載體。任何一種價值理想,要想落到實處,必須有一個承載它的整體性的載體。在傳統中國,承載傳統儒學價值理想的,是整個官僚行政系統,是各級官吏、士大夫,質言之,是類似今天的公務員系統的人們,以及知識分子階層。在民間,是包括山野村夫、市井小民在內的以三綱五常的道德為生活準則的庶民百姓。甚至對烈士、節婦的旌表,也是以儒家價值觀為標準的。總之,在傳統中國,儒學價值理想有官僚階層和知識分子階層為整體性的載體。反觀今天的中國(“文化中國”意義上的中國——亦即海內外認同中華文化的華人社會),沒有一個地區有作為一個整體(群體)的公務員階層和知識分子階層自覺承載儒學價值理想。尤為可嘆的是,當代新儒學陣營中的一些學者,說他們從事的是儒學研究工作,或者說他們屬于當代新儒學范疇的人物,他們承認。但如果說他們是“當代新儒家”,他們未必承認。甚至他們說,不參加當代新儒學的圈子也罷,但我愿意做儒學的工作。可見,儒學價值理想載體的整體性缺失,是當代新儒學發展的又一重大難題。如何化解這一難題,恐怕不是當代新儒學自身力所能及的。
  綜上而言,當代新儒學的發展面臨若干難題。這些難題的解決,有待于當代新儒學師友們的努力,有待于“文化中國”理想的落實,也有待于當代新儒學的自我反思和現代感的自我提升。作為當代新儒學的學術朋友,我愿意以誠交友,做他們的諍友,故不揣冒昧,提出上述問題,供海內外同好討論、批評。
  收稿日期:2002-12-02
文史哲L濟南5~18B5中國哲學李宗桂20032003本文為教育部“十五”重大項目“當代中國文化建設研究”的階段性成果。李宗桂 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武漢大學、華東師范大學兼職教授 作者:文史哲L濟南5~18B5中國哲學李宗桂20032003本文為教育部“十五”重大項目“當代中國文化建設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2013-09-10 2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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