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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社會發展的人性論基礎論綱
當代社會發展的人性論基礎論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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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性是人類思想史上古老而又常新、永遠充滿無窮魅力的話題。事實上,這個問題既不因每一個有思維能力的人都能思考、都在思考而使答案變得不言而喻,也不因其復雜繁難、纏繞不清而使思想家們望而卻步。每一個時代的思想家都力圖從各自的角度揭示人的存在本性,形成反映時代精神的人性論,并以此為根基構建各自的理論大廈。深入研究我們還發現,不但任何社會思想體系都以一定的人性論為基石,而且每一種社會形態的制度的架構、機制的運行、文化的變遷、價值的選擇和理想的建構等社會活動最深刻的根源和背后的根本依托都是一定的人性論。由于復雜的原因,過去我國學術界對社會歷史問題不敢或忽視了從這個角度進行深入研究。在當代社會劇烈轉型過程中,人們發現社會發展中的重大現實問題研究到最后不但都觸及到這個理論硬核,而且這些問題的解決也依賴于這個硬核的突破,人們再也無法回避它了。因此,分析和考察已有的人性論,建構當代社會發展所需要的新人性論是當代思想家們所面對的首要的基本的問題。本文根據社會價值論提出“價值人”理論,試圖為當代社會發展奠定新的人性論基礎。
  一、超越“經濟人”和“道德人”理論
  人性論中包含著十分豐富而又復雜的內容。但就重構當代社會發展的人性論基礎來說,其中關鍵的問題是人性的利己和利他問題。當前人們對這個問題的研究肇始于對亞當·斯密所提出的“經濟人”和“道德人”的爭論。
  斯密的“經濟人”有三層含義:第一,人是自私的;第二,人的自私性主要表現為對個人物質利益無止境的最大追求;第三,人對直接的物質利益的追求能自動地促進社會財富的增長和社會的進步,其作用機制是市場供求規律即“看不見的手”。相反,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所提出的“道德人”的理論核心則在于強調個人對他人的關心和同情,在于張揚人的利他本性。一個思想家在他一生中所致力于構造的思想體系中似乎提出了兩個完全相反的人性論。這個令人費解的“亞當·斯密問題”引起了后人無休止的爭論。
  當前圍繞著對這個問題的討論,即關于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人性論選擇,學術界大體有三種觀點:一是認為舊的計劃經濟體制的人性論基礎是“道德人”,市場經濟的人性論基礎是“經濟人”,我們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必須接受市場經濟的人性論前提——“經濟人”。二是認為我國改革開放所走過的道路都是以斯密的“經濟人”理論為根本導向的。由于這個錯誤的人性論導向,使改革偏離了社會主義方向,陷入了危險的境地。徹底扭轉改革的“經濟人”導向是堅持社會主義的唯一出路。三是認為“經濟人”和“道德人”所揭示的人的利己性和利他性是人性結構的內在組成部分,在現實中分屬于經濟領域和非經濟領域,是人在不同的活動領域所遵循的不同的原則。所以既要承認當前我國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人”存在的現實合理性,又要用“道德人”來矯正社會轉型時期的一系列弊端,形象說法是“市場經濟要和雷鋒精神相結合”。
  比較而言,在迄今人們以謀生為主的所有生存型社會中(相對的是在人類生存問題基本解決后的發展型社會),物質利益原則是社會運行的支配性原則,“經濟人”有著更強的解釋能力。而且,作為對我國傳統的人性觀念的否定,應該說,論證和挖掘“經濟人”所蘊含的人性利己論對一些人有著巨大的吸引力,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理論上“經濟人”不是對人性的完整規定,用它來概括人性的總體存在,既不符合斯密本人的思想,也不符合人類生活的現實,更不能體現完整的時代精神。在實踐上,如果我們機械地選擇“經濟人”作為改革的人性論基礎,那么就意味著我們必須亦步亦趨地走西方曾經走過的老路。從社會實踐上看,雖然斯密以后西方社會順利地把“經濟人”作為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的人性論基石,但是面對現代日益復雜的經濟社會生活和眾多嚴重的社會問題,西方思想家們正在不斷反思和批判“經濟人”這一人性論基礎,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向“社會本位論”親近的跡象。現代西方經濟學家也不滿意于斯密的“經濟人”的狹隘的理論解釋能力,因而賦予它廣義的解釋。例如,在貝克爾等人那里,個體利益的內涵遠不限于斯密所說的物質利益,而是可以涵蓋個人所追求的任何目標。這種新“經濟人”理論大量地滲透到社會學、政治學、法學等幾乎所有的社會科學傳統領域,以致被稱之為“經濟學帝國主義”。這種新“經濟人”理論雖然仍在個人和他人、個人和社會的對立中來看待人性,是不完善的,但這種變化本身說明斯密的傳統的“經濟人”已不能滿足當代社會發展的需要。
  “道德人”所包含的人性利他論在理論上的偏頗和“經濟人”的錯誤是一樣的。在實踐中,中國幾千年封建社會制度的人性論基礎正是“道德人”思想,其弊端也十分清楚。而傳統的社會體制的人性論基礎也是“道德人”的翻版。因而,想以“道德人”為導向,企圖使社會發展的車輪退回舊的社會體制中去的觀點,既無理論根據,又無實踐基礎,只能是一種天真的幻想。
  從本質上剖析,“經濟人”和“道德人”的人性論范式的根本錯誤在于對人性的內在矛盾(個體性和社會性的關系)作了一種對立、割裂的理解。因此如果企圖把兩者混合折衷、機械地拼湊在一起,看似全面,實則是一種逃避矛盾的偷懶的做法,于事無補。筆者認為,根本的出路在于適應當代社會發展需要,超越“經濟人”和“道德人”,建構新的人性論。
  二、“價值人”——社會價值論視野中的人性
  價值就是客體對人的意義和效應。從社會價值論的角度分析,人是一種價值存在,人的一切活動都是價值活動,所以在總體意義上,人不是“經濟人”、“道德人”和其他的“什么人”,而是“價值人”。“價值人”這個概念可以比較準確、比較全面地概括人的存在的根本特性和總體特征。人是每一個價值體系的主體和核心,人的本性就展現在整個價值體系的運行過程之中:在主體自我需要的驅動下,并以需要為尺度和指向,借助于中介系統,利用或改造客體的屬性和功能,不斷滿足主體自身需要。如此循環往復、不斷發展,人的需要、能力、中介系統、客體的狀態以及價值運行的方式和規則都愈來愈得到提升和變得復雜化。“價值人”的理論內涵可以概括為:人是一種價值存在;人的一切活動都可歸結為從自我需要出發追求價值和創造價值的價值活動;價值最大化是人進行價值活動所遵循的基本原則;人從自我出發的價值活動內在地蘊含著個體價值和社會價值的統一;理想人格是個性和類潛能自由全面發展的人。
  “價值人”理論表明,根本不存在不從自我需要出發的價值活動。否則,整個價值體系將失去運行的動力、方向和標準。這正如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深刻指出的:“個人總是并且也不可能不是從自己本身出發的。”(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74頁。)在現實社會生活中,人的所有價值活動都從自我出發,但它們的具體表現形式卻千差萬別,層次高低不同。從“經濟人”對個人物質利益最大化的無止境追求到“道德人”對他人的同情和關懷,從罪犯殺人放火到科學巨匠為社會進步作出的巨大貢獻,都是人從自我出發的價值活動的表現形式。作為“價值人”,在基本的人性層面,人人都一樣,罪犯和偉人也沒有什么不同。只有這樣我們才可能對人和人性作出統一的科學的理解。
  但是“價值人”理論和“性惡論”(“人性自私論”、“人性利己論”)有著本質區別。從主體的內在方面講,人的價值活動的性質是由他的價值觀決定的。而在人的價值觀結構中內在地包含著個體和社會這兩極的因素,體現著兩極之間的張力。人既是個體存在,同時也是一種社會存在,是人類生物遺傳、社會文化積淀和社會關系塑造的產物。從自我價值需要出發既可以導致極端的利己主義,也可以導致“無私”的自我犧牲。從主體的外在方面講,個人和社會在價值上是一種相互規定的關系。一方面,社會價值的大小最終要由個人來規定,要由滿足人的需要的程度來衡量。離開了這一點,社會就失去了正確的發展方向,失去了存在意義。另一方面,個體價值要由社會來規定,要由個體滿足社會需要的程度來衡量。社會是個體進行價值活動的大舞臺,社會價值及其評價作用不但是一種外在于個體的強大力量,對個體的行為產生規范和約束的作用,而且以內化、滲透等多種形式鑲嵌在個體的人性結構中。人的價值活動的根基和出發點是個體“自我”,而從個體到社會則是人的價值活動的必由之路,人的價值活動的性質和層次就在于他在這條路上能走多遠。也就是說,個體價值的層次取決于社會價值在他身上的實現程度,充分的個體自我價值和充分的社會價值是一致的,兩極相通。
  同樣,“價值人”理論更不等同于“人性利他論”。“價值人”理論否認那種絕對的、純粹的“利他”行為存在的可能性。一切行為都可以找到人的“自我價值實現”的根據。例如,模范人物和英雄人物的那些崇高的行為同樣是人的自我價值實現的一種方式。我們對他評價高并不僅僅是因為他們不要自我和無私,而是因為他們更好地實現了一種更大的“我”,實現了個體價值與社會價值的完美統一,是自我價值實現的高級形式,是人生價值的升華。這樣理解,模范人物和英雄人物的人格形象和魅力就有了人性論的基礎。
  “價值人”在說明人的存在本性時是以主體的自我價值實現為核心,在說明人和社會之間的關系時是以個體和社會之間的價值融合為主旨,因而它有著巨大的理論解釋、理論建構和實踐指導能力,是對“經濟人”和“道德人”的超越。
  首先,“經濟人”所說的人的利己本性和“道德人”所說的人的利他本性可以統一于“價值人”的自我價值實現。馬克思說,“無論利己主義還是自我犧牲,都是一定條件下個人自我實現的一種必要形式。”(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75頁。)應該說,經濟人理論所描述的人的利己本性和道德人所描述的人對他人的同情、關心乃至奉獻行為在現實生活中都是無可否認的社會現實,都是人性的現實表現。但是二者的統一不是簡單的拼湊相加,而是統一于“價值人”的自我價值實現。
  其次,“價值人”吸收了“經濟人”和“道德人”的合理成分,又糾正了其片面性。“經濟人”把人理解為一種一心追求自身物質利益的經濟動物,這在生存型社會中比較符合人們的大多數的經驗觀察,但是,由于它忽視了人的存在的總體性,所以無法解釋人的種種經濟生活以外的行為。例如美國社會學家布勞在用“經濟人”的觀點詳細地分析了社會交往中的人的種種行為后,只好認為“無私”是一種例外,是“圣人”行為。貝克爾等人的新“經濟人”理論雖然概括了幾乎人的一切行為,這是一種進步,但沒能成功地說明人的個性自我價值和社會價值的關系,并最終突破斯密的理論范式。“價值人”在揚棄了它的弊端的同時,也吸收了“經濟人”(從自我出發)、“道德人”(強調社會價值)和新“經濟人”(對人的活動進行了充分的概括)等人性論的合理因素,并把它們有效地整合到一個新的理論框架之中,因而是對它們的超越。
  第三,用“價值人”來指導實踐,避免了“經濟人”和“道德人”在實踐中的兩難境地。今天,若以“經濟人”和“道德人”為指導,人們就既要承認人的利己行為的現實合理性,同時又給予極低的道德評價;既要承認無私和利他行為的道德高尚性,同時又感到難以普及和現實化,似乎兩者之間有著不可逾越的鴻溝。“價值人”以一種新的理論范式透視和指導社會現實,重構社會價值觀念,伸張人的價值和自由個性,同時為社會整體價值奠定了個人價值這個堅實的基礎,是當代社會改革的人性論基石。
  三、改革與“價值人”
  著名的系統論創立者貝塔朗菲指出:“如果我們還想在這個令人担憂的時代里活下去,就必須準備好對價值體系作一次必要的翻修。”(注:貝塔朗菲、拉維奧萊特:《人的系統觀》,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9~20頁。)“價值人”是社會價值體系的細胞和生長點,也是其建構原則。改革就是解構舊的社會價值體系、建構新的價值體系的復雜過程,也就是對社會價值體系的“翻修”過程。我們必須盡快確立“價值人”在改革理論中的核心和基礎地位。
  首先要批判舊的人性論,明確改革的“價值人”導向。過去雖然我們表面反對任何形式的人性論,但實際上是在奉行一種僵化的錯誤的人性論。這種人性論背棄了馬克思的“自由個性”的光輝人性論思想,通過把鮮活的人性硬塞進僵死的框架,形成了人性論的教條。它的根本錯誤在于認為個人的活動的出發點不應當從自我出發,認為以人的自我的價值實現和追求為動力和目的的活動在道德上是一種“惡”的行為,高尚的人格形象都是一些“無私”、“無我”的人。進而,一切和個人相關的東西(私人財產、私生活、私人時間、私人空間等)都遭到了整個社會的貶抑。似乎社會的整體價值可以沒有個體價值這個堅實的基礎。舊的人性論雖然絲毫沒有改變“人性”本身,但其危害卻是多方面的:1.社會整體價值失去了個人價值的這個根本基礎,逐漸演變成了一種虛幻的存在,成了一個包含著巨大危機的泡沫。這種情況在“文化大革命”后期表現得異常突出。2.按照這種人性論來設計的各種制度和道德規范效率低下,成了社會發展的障礙。3.由于失去了制度的保障,使人對個人價值的追求畸形發展。一方面個人自我價值追求偏離了真正的社會價值指向,人性中惡的一面肆意橫行,野心家為所欲為;另一方面人們拼命地把個人價值隱藏起來(不可能放棄),或者用整體價值的外衣包裝起來,這樣虛偽之風和形式主義就不可避免地要在全社會蔓延。4.當國門打開時,無法應對當代社會發展的復雜形勢和新的社會思潮及價值觀念的挑戰和沖擊。經過二十多年的探索和反思,我們終于明白,人是社會制度存在和發展的根本目的,制度是手段,是為人而存在的,應該以人為尺度來構建和變革,而不是相反;人性是建構社會的軸心原則,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和根本目的,社會發展的關鍵在于人性原則在各個領域的貫徹和運用,所以社會發展的人性化一定是歷史潮流的根本方向;人性的豐富和實現程度無疑要受社會制度和社會發展水平的制約,人類社會的發展歷程是人性不斷地得到發育和實現的過程,越是先進的社會就越是人性充分地實現的社會。因此社會制度的人性化也應是我們進行社會改革的根本價值取向。有了這樣一些共識,接下來的工作就是要確立新的人性論。遺憾的是,雖然今天已很少有人再將人性論的研究視為抽象的資產階級人性論,而是日益認識到人性論的重建對社會變革的重要意義;雖然中國社會發展的腳步已碰到了“人性論解放”這個關節點和突破口,實踐在一定的意義上也已突破舊的人性論教條,但是時至今日,新的人性論卻仍未確立。反過來,這種理論的滯后狀況又嚴重地束縛了實踐的進一步發展。這種嚴峻的現實要求我們要盡快確立“價值人”理論,明確改革的“價值人”導向,并在今后的實踐中自覺地運用它。
  其次,要用“價值人”理論去設計我們的各項社會體制和各個領域的社會改革方案。以“價值人”為改革的根本導向,除了樹立“價值人”的人格形象,用它來教育人、引導人、規范人外,更重要的在于,要自覺地以它為理論基礎來建構新的社會體制、設計改革方案。應該說,作為“價值人”在經濟領域中特殊表現的“經濟人”理論在我們二十多年的改革中不自覺地得到了應用,因而我們的經濟體制改革才取得了今天這樣的成績。但是經濟以外的領域不能以“經濟人”理論為指導來制定改革方案,而且當前經濟體制改革所遇到的深層次的問題也不可能用“經濟人”理論來解決。要用“價值人”這個新的人性論基礎從總體上設計包括經濟、政治和文化等各個領域的全方位的改革方案。基本思路是:新的體制要立足于激發每個人的價值創造能力,立足于人的個性和類潛能的自由全面發展,給人的自我價值實現提供自由、寬松的環境、制度安排以及輿論上的強有力支持;制度改革和創新要在怎樣實現和保證個人價值和社會整體價值一致上下功夫,而不是企圖教育人們抑制人的自我價值追求;社會體制的設計,不但要從經濟學角度,而且要著眼于廣義的社會價值論(包含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的多種因素)角度,努力地體現價值最大化、價值創造和價值回報相平衡的原則,重新設置和評價不同的社會角色及相互關系,合理配置各種價值資源;要根據不同層次的人和人的不同價值層次的追求來建構社會機制,尤其是精神文化層面的運行機制;各門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要重新確立和自覺地運用“價值人”這一新的人性論基礎,真正進行理論創新,為當代社會發展提供智力和思想支持。
  第三,要用“價值人”理論來分析和透視當代中國社會發展中的若干重大社會問題,找到解決問題的思路。當前中國社會發展遇到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棘手的問題,如國企改革問題、權力腐敗問題、道德滑坡問題、社會公正問題、文化發展問題等。這些問題大體上可以說,是由于在社會轉型過程中,舊的體制和規范已逐步瓦解,新的體制尚未完全建立,因而產生體制的真空所致,所以它們最終的解決都依賴于新的體制的建構和制度創新。但是比體制更深刻的東西是人性,人性是體制存在和發展的基礎。這樣,我們用什么樣的人性論來分析和透視這些問題直接影響我們新體制建構的過程和性質,影響這些問題的解決思路。當前我們在這樣一些問題上爭論不休、一籌莫展,根本原因在于我們是用一種舊的人性論來分析和看待這些問題。比如,國有企業改革的目標和方向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而現代企業制度的核心——產權問題,它要求我們以一種新的人性論來理解和建構不同的價值主體及其關系,尤其是企業家和企業本身之間的價值一致關系。但是我們對企業家和工人的觀念仍然停留在“公仆”和“主人”的舊的觀念上,在這種舊的觀念指導下很難想像我們的國有企業改革能有突破性的進展。我們當下應做的是要把與企業發展有關的價值主體(包括企業和國家這樣的集合主體)真正當作“價值人”來看待,認真研究不同價值主體的不同價值需要,從這些不同需要出發,重新建構有關價值創造、價值追求和價值分配等各方面的機制。又比如,關于當前的道德問題,也有一個道德觀念的轉變和道德規范的重建問題,而要做到這一點,首要的問題是要實現人性論的轉變,以“價值人”為基點重新確立道德觀念和道德規范。我們在全社會所要樹立的理想的道德人格不應是沒有自由個性、主體性不強、不注重個人人生價值實現的人,而是自由個性充分發展、自我價值充分實現、個人價值和社會價值和諧統一的人。我們過去對“模范”和“英雄”的宣傳都忽視了他們的自我價值實現這個角度,因而使這種宣傳越來越失去真實性、生動性和感召力,宣傳成了說教。再比如,關于權力腐敗問題,目前人們都認識到建立權力的制約和監督機制是關鍵,不再僅僅期望對“公仆”們加強思想教育來解決問題,這是一種思想認識上的進步,反腐敗斗爭也有了很大的進展,但腐敗現象依然嚴重地存在。這里有一個治“標”和治“本”的問題。具體來說,我們目前仍用舊的人性論來分析和看待問題,應當看到,“官員”也是從自我出發追求自我價值實現的“價值人”,沒有這個認識作基礎,自然就難以建立新的權力運行機制(包括權力的制約和監督機制)。因此我們應當從“價值人”理論出發對權力主體、權力客體、權力的社會角色和權力的所有者重新進行定位,按照主體價值最大化、價值創造和價值回報平衡原則重新創立一種權力運行機制,使執行權力的人的個人價值和他們所担當的社會角色所規定的社會價值達到動態的平衡和一致。總之,只有確立了“價值人”這一新的理論視角和人性論前提,我們才有可能找到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的正確思路。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經歷了幾次大的思想解放,每一次思想解放都極大地調動了人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極大地推動了社會發展。應該說最徹底的思想解放是關于“人”的思想解放,是人性論的思想解放,今天理論的儲備和實踐的發展都表明這個解放應該開始了。“價值人”理論是符合時代精神的人性論,我們應當順應歷史潮流和現時代世界發展的新形勢,以它為理論基礎和價值導向,總結和反思我們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的經驗,重新設計包括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各個領域的全方位的社會改革方案,真正實現中華民族的百年復興。
《天津社會科學》39~44B1哲學原理龐井君20012001人性問題是當代社會轉型過程中的一個核心和根本問題。當代中國社會發展正面臨著一場新的人性論選擇。批判舊的人性論,確立反映時代精神的新人性論是當前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面臨的重要任務。斯密的“經濟人”和“道德人”因其理論上的偏頗和實踐中的困境無法充當當代社會發展的人性論基礎。從社會價值論角度提出的“價值人”理論,把人看作價值存在,把人的一切活動都歸結為從自我需要出發的價值活動,并合理地闡釋了個人價值和社會價值的關系,是對“經濟人”和“道德人”的理論超越,具有強有力的理論解釋和社會實踐指導能力。在改革中,要自覺地以“價值人”為導向和理論基礎,分析解決重大社會問題,制定社會改革方案。價值人/經濟人/道德人/人性/改革龐井君 中共中央黨校教務部副教授、哲學博士 作者:《天津社會科學》39~44B1哲學原理龐井君20012001人性問題是當代社會轉型過程中的一個核心和根本問題。當代中國社會發展正面臨著一場新的人性論選擇。批判舊的人性論,確立反映時代精神的新人性論是當前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面臨的重要任務。斯密的“經濟人”和“道德人”因其理論上的偏頗和實踐中的困境無法充當當代社會發展的人性論基礎。從社會價值論角度提出的“價值人”理論,把人看作價值存在,把人的一切活動都歸結為從自我需要出發的價值活動,并合理地闡釋了個人價值和社會價值的關系,是對“經濟人”和“道德人”的理論超越,具有強有力的理論解釋和社會實踐指導能力。在改革中,要自覺地以“價值人”為導向和理論基礎,分析解決重大社會問題,制定社會改革方案。價值人/經濟人/道德人/人性/改革
2013-09-10 2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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