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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詩歌的“邊緣化”問題
當代詩歌的“邊緣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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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編號:0257-5876(2007)05-0020-06
  一
  詩歌“邊緣化”自然不是什么新鮮話題,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這個判斷就已經被廣泛接受,成為對9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詩歌的沒有多少爭議的描述。在這一概念的普遍運用中,80年代被設定為當代詩歌的“黃金時代”,而“邊緣化”進程則起始于80年代末。在批評家的敘述中,詩歌“邊緣化”主要涉及詩歌的處境,即詩歌在社會文化空間的位置問題。減縮、下降、滑落等,是使用頻率頗高的、用來說明“邊緣化”征象的一組富動態特征的語詞。“滑落”首先是指詩歌讀者大量流失,詩歌寫作、流通日益走上“圈子化”的傾向。作為可替換的另一相當普遍的說法,是“寫詩的人比讀詩的多”。因此,詩歌有時候也被稱為“為生產者而生產的產品”①。對這個現象的進一步說明,是詩歌失去廣泛感召力和影響力。一個相當夸張的說法是,詩歌不僅被“公眾”所遺忘,而且也被文學界所忽略。空間位置的這種偏離“中心”的滑落,也表現在“文類”關系上。不要說相對于流行文化,即使在“嚴肅文學”的范圍內,其地位也今非昔比。雖然總的來說,90年代文學的地位都在下降,不過,由于小說等本身的“通俗化”特征,遭遇的這種滑落震蕩,比起詩歌來相對要小許多。20世紀中國的現代文學,小說自然占據主導地位,但詩歌在許多時候也有相當的重要性。到了20世紀末,情況發生明顯變化,衡量文學成就所依據的成果,有幾乎全部由小說承担的趨勢,詩歌變得可有可無。在當前大學的文學教育中,當代詩歌逐漸成為點綴;專治當代文學的教授,有的對80年代以來詩歌的了解,僅限于“朦朧詩”外加80年代有限的幾個詩人,對于90年代的情況則幾乎一無所知。
  對詩歌“邊緣化”的分析,也探及詩人的處境。詩歌地位的滑落與詩人身份、形象的曖昧不明,是同一事情的不同方面。詩人的定位和相應的寫作問題,變得復雜起來。從淺表但并非不重要的層面,也就是作為謀生手段的“職業”方面看,“專業詩人”很快會從我們的詞典里消失。在90年代,僅靠寫詩難以維持正常生計。詩集出版的艱難,詩作稿酬的微薄人所共知②。但是詩人就紛紛“餓死”了嗎?那也未必,他們也不都窮愁潦倒。“詩人兼職”(以寫詩為主業)和“兼職詩人”(以寫詩為副業)成為普遍現象:詩人同時又是政府官員、教授、商人、企業家、公司職員、報刊編輯……這種事實當然不是什么“新事物”。習佛學禪,在街頭擺書攤默坐如一入定老僧的詩人③,會被稱奇而增添詩作的分量。但是,既在官場、商場為獲取最大利潤博弈,同時也在燈下歌唱純潔愛情——許多人還是沒有具備將這種不同“身份”、“面孔”加以協調、綜合的能力。但“職業”只是一個方面,困難之處是在新的語境中,詩人應扮演(和人們要他們扮演)何種“文化”角色。在80年代,“由于時間差——意識形態解體和商業化浪潮到來前的空白”,“詩人戴錯了面具:救世主、斗士、牧師、歌星”④。“戴錯”這個說法也許值得討論,但是可以確定的是,這種種“面具”已大多自動或被迫摘下(雖然它們的“魅影”并沒有消失)。在這種情況下,詩人該換上什么“面具”,不僅他們中一些人心里無數,批評家、社會公眾也不大弄得明白。他們仍是“斗士”嗎?有的人會覺得這是虛妄;語詞鍛造者嗎?另一些人會覺得這是喪失社會責任感;自娛兼娛人的歌手嗎?更多人肯定斥責為墮落。詩人(如果是真的詩人)本來在思維、想象方式上就有些“超常”,有的行為且有點“怪異”。這些,如果有了文化傳統、神圣使命、浪漫情調的支持,往往成為美談。一旦這種種支持撤去,那種真(或假冒的)“超常”,就可能成為令旁觀者側目的怪誕,甚至瘋癲。因此,有一位詩人說,“寫詩寫久了總被人斜眼,后來開始寫散文似乎才得到寬恕”⑤。
  詩歌地位的滑落,在90年代引發對新詩的新一輪的“認同危機”。這也是“邊緣化”的另一征象。詩歌風光無限的80年代自然不會出現這樣的“危機”論,即使有人提出也不會得到理睬。談論新詩的“危機”(或“死亡”)當然也不是新鮮事,多少年就會來一次,也可以說是一種“陳詞濫調”了吧。新一輪的“危機”論,是以“全球化”視境來提出論據的:百年新詩為什么沒有出現“國際公認”的大詩人和經典作品?“國際公認”繼“輝煌古典詩歌”之后,在“世紀末”成為摧毀新詩自信心的另一有效手段。稍具悖謬意味的是,據說“新文學”已經“終結”,但頑強質疑為“新文學”開道的“新詩”合法性仍在繼續。相信即使是那些殫精竭慮的新詩辯護者也不會反對檢討新詩的問題、闕失。問題是這種反省,在許多時候都以歷史的“后設”的方式,來“徹底”動搖新詩發生、存在的根基。1958年的新詩發展道路論爭的主導意向就是這樣;90年代的質疑,也具有相似的邏輯。
  二
  可以發現,近年來對于詩歌“邊緣化”的分析,存在著兩個支撐點。一是現象描述與價值評價的重疊、交錯,即它不僅是有關現象的說明,而且在不少論者那里,是詮釋性的批評概念。另一個是“80年代”被設定為事實觀察、評價的基礎。從前一個方面說,在不少論述中,“邊緣化”不僅用來廓清詩歌空間位置移動、變化的軌跡,而且蘊含著對詩歌事實(詩人和作品)的評價,因而,“邊緣化”也意味著詩歌水準、質量的下降,詩壇出現衰敗、空疏的現象。至于“80年代”作為觀察、闡釋的基點,這個基點發揮的是參照物、構造材料、評價尺度等多種功能。
  值得討論的問題是,“80年代”在多大程度,在什么意義上,可以作為評述90年代以來詩歌的基點?為什么對90年代以來的詩歌“敗象”的指責,是以與“80年代”比照作為前提的?80年代自然對當代詩歌十分重要,相信不少經歷或未經歷的后繼者對它都會存有感念之心。在打開詩人、讀者被束縛、禁錮的感受性上,在釋放詩歌創造的能量上,80年代起到重要作用;那個時代獲取的感受、經驗,也仍是寶貴的財富。但是,以“朦朧詩”(一些詩人、批評家強烈反對這個概念,認為應該是“今天詩群”)為核心的“80年代”詩歌經驗,有被“窄化”,同時也被“固化”的情況發生。“窄化”指經驗的排他的性質,而“固化”則意味著與特定條件的脫離。詩歌史良性的“經典化”運動,應該是既能提供可信的“標準”,也有助于容納、開放(而不是封閉)后來的經驗。在有關90年代詩歌“邊緣化”的論述中,“朦朧詩”(或“今天詩群”)的經驗、“遺產”,既有繼承、轉化不夠的情況,也有被抽離語境加以固化、成為僵硬標尺并轉而用來貶抑后來的探索成果的問題。其實,80年代的詩歌,對詩歌創造可能性的開發還是有限的,詩與“時代”、與個體生活關系的建立,現代漢語詩意能力的發掘等,這里面的復雜方面和呈現的多種可能,后來才得以逐漸展開。確立一種對“新時期”以來的詩歌現象進行描述的批評框架,80年代以后所進行的探索,所產生的新的經驗,也應該接納其中。
  宇文所安的一篇文章中,在摘引北島詩《雨夜》⑥的某些段落之前有這樣的話:“避免寫出下面這樣的詩句,大概是一個詩人需要學習的最重要的事情”。作為一位遠隔重洋、有著不同的文化、政治處境的美國學者,對某一作品的感受和中國讀者的感受不同,完全可以想到。不過,即使是中國讀者,對這些作品產生的反應也不會一成不變。宇文所安稱贊了“朦朧詩”一代詩人使用、組合意象比起“前輩詩人”的大膽,說他們在詩題選擇和情感表現等方面所做的革新,對西方讀者而言可能不覺得有多大膽,“可在中國文學保守主義的語境里”,他們所引起的振奮,“應該不亞于詩歌中的現代主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帶給西方讀者的興奮”。因此他說,“大膽是一種相對的品質”⑦。“相對”基于它存在的特定環境和產生的具體條件。我們所說的不將80年代詩歌經驗“固化”,就是指避免脫離詩歌文化語境抽象談論,也指將這種已被抽象的經驗重新“語境化”。“語境化”是一種重視歷史時間的“限定”,是不將經驗轉化為不為時空所制約的教條⑧;這恰恰是激活了經驗所具有的生命力,一種能夠與其他的經驗對話、容納另外的經驗的能力。
  三
  在對90年代詩歌“邊緣化”的討論中,另一種思路是將其放置在20世紀中國新詩整體的歷史脈絡中觀察⑨。奚密認為,新詩(她使用了“現代漢詩”的概念)的“邊緣化”在其出現之時就已發生,一開始就處于“兩個世界”的邊緣,“一是迅速轉化中的傳統社會,一是日趨以大眾傳播和消費主義為主導的現代社會”。因此,“邊緣化”不是某一階段的現象和歷史過程中的特例,而是“一個現代現象”,是必然的產物和演化過程,也是“現代漢詩”的“現代本質”,它的“美學和哲學特征”。在這樣的意義上,奚密有時候也使用了“邊緣性”的說法。的確,在中國的“傳統社會”中,詩歌曾經享有優越的地位。它是政治權力擢升的階梯,也是上層人際交往的精致形式。但在新詩發生時,這個“傳統社會”已經解體,詩歌原有的至尊地位和政治文化功能,都已失去。可是,在現代社會中,詩歌又不能和大眾傳媒競爭以吸引廣大消費群體,因此,現代詩歌眼看著它被推到“新世界”的邊緣而無能為力。從新詩的這一歷史脈絡上看,發生在90年代的“邊緣化”現象其實是這一歷史過程的延續;它所引發的諸多問題、矛盾,可以從新詩歷史中發現其來龍去脈。
  不過,奚密的描述顯然存在一些問題,她自己也意識到這一點。無論是從新詩的“現代本質”方面,還是從它在社會文化空間的位置方面,“邊緣性”的概括并不能完全切合事實,中國新詩歷史也存在連貫的、強大的靠拢、進入“中心”的潮流。且不說“五四”期間新詩的倡議、推動者,在展開他們的工作的時候就預設了新詩在文化革命、社會革命中的重要地位,而且,從20年代后期開始,詩人、理論家、政治人物等都在積極尋求詩歌參與社會運動、文化運動的途徑、方式。如在批評詩歌唯美主義的“象牙塔”傾向,批判詩人對“現實”逃避的同時,提倡詩歌平民化、大眾化,探索詩歌民族形式,推動“詩歌下鄉”、“詩歌入伍”,發起街頭詩、朗誦詩、新民歌運動,創造“政治抒情詩”的體式等等。以至臺灣的“鄉土文學”運動的展開,也都是這種努力的表現。不用說上世紀50-70年代的“大躍進民歌運動”和“政治抒情詩”潮流,即是“天安門詩歌”,也是詩直接介入社會政治的事件。至于80年代初的“朦朧詩”,其話語形態雖然表現了疏離“中心話語”的邊緣性,但從另一角度看,詩歌本身是當時社會運動的重要構成,它并沒有被“邊緣化”(這也是為什么它后來成為甜蜜追憶之源)。對于這種種的非邊緣化現象,奚密等給出的解釋是,“20-40年代‘革命文學’的旗幟可視為對詩邊緣化現象的一種否定性反應”⑩。她暗示的是,這種不滿邊緣位置、強烈要求回歸中心的反應,應放置在需要檢討的位置上;這種對于“邊緣化”的“反動”,是損害了詩歌的獨立,損害了與“中心話語”的必要距離的維護,縮小了在實驗中摸索詩歌自身法則的空間。
  這一描述和評價,當然是建立在對于“純詩”和有關詩的“獨立性”信仰的基礎上的。但是,如果考慮到中國20世紀的歷史、社會情況,考慮到新詩所屬的“新文學”那種強烈的社會性特征,以及并非可以全部當作負面現象的“介入”品質,那么,以“邊緣”這一詮釋、批評觀念對新詩歷史的描述,可以改換另一方式。也許可以認為,新詩歷史,就是維護“邊緣”地位與走離邊緣地位而進入“中心”的兩種詩學主張、詩歌潮流交錯、變換、沖突、協商的歷史。對不同走向的詩學主張和實踐,并非可以不問具體情況作絕對化的價值判斷,它們具體的詩學成就和存在的問題,也需要分別予以細致的分析。自然,由于“介入”的詩學和詩歌實踐在大多數時間里占據主流地位,因此,維護“邊緣”地位的詩歌的文化價值、詩歌能力的開發,在20世紀顯然很不充分;它們也容易被加上“逃避現實”、“技巧主義”等帽子之后受到攻擊。因為這些批評往往以社會良心等道德姿態加以支持,就更有力地瓦解了被批評者的可憐的自我辯護能力。
  四
  在90年代以來的市場經濟、消費主義的時代,詩歌進入文化“中心”的條件已不再具備,“邊緣化”的壓力和產生的失落感,比任何時代都濃重和刻骨銘心(11)。因此,作為新詩歷史的一種“慣性”運動,出現了種種脫離“邊緣”、尋找靠拢“中心”的意愿和“對策”。對策之一是,重新呼喚詩對社會生活的介入,對批判、改造社會功能的承担,呼喊那種“直線運行”的抒情模式,企望重振詩人的文化“斗士”意識。與此并行的是,批判90年代的那種所謂“嚴重脫離現實”、“背叛底層利益”的病癥。這種要求不能說沒有一點根據,但卻忽略了新的時代的復雜特征和這個時代的詩歌問題。“詩是一種行動的語言,一種改造社會的工具,還是個人與社會的一種對話,一種思維與想象的言說?詩人是社會英雄、文化斗士,甚或先知和預言家,還是一個像羅蘭·巴爾特說的既非信仰的騎士又非超人,只能在寄寓權勢的語言中游戲的凡夫俗子?寫詩是根據‘社會訂貨’的需要,還是表達內心的感動與領悟,出于交流和分享的愿望?”應該是“以‘社會’、‘現實’、‘讀者’的名義來規范詩歌,還是以詩歌來包容社會和現實,以‘詩的方式’來展開語言實踐和文化想象”(12)?
  為了解決“詩歌”被冷落、讀者流失的困境,詩歌的“通俗化”、“平民化”的命題再次提出,期望虛擬的“大眾”的參與,爭取被影視、流行歌曲所控制者的部分眼光,改變詩歌高高在上、晦澀難懂的不良形象。在實踐中,詩歌的門檻也確實大大降低。但“大眾”其實并不領情。出乎詩人意料的是,深奧、晦澀的詩,與通俗易懂、幾乎人人可以參與的詩,同樣是拒絕、嘲笑的對象。詩人不要存有太多虛妄的期待。讀難懂的詩與讀通俗的詩,其實都是同樣的人。大白話的“口水詩”的出現,反倒是置詩歌存在的理由、價值于可疑之地。
  為了解決詩歌“邊緣化”的問題,另一個重要的應對是擴大詩歌傳播、流通的手段,特別是利用“多媒體”的手段。這當然是有益的工作,是值得肯定的努力,也已經取得一定成效。舞臺演出,由專業演員担綱,通過電視轉播的詩歌朗誦會,詩人對自己作品的朗誦會,各地大大小小的詩歌節,各種詩歌聯誼會、詩會、酒會,各種詩歌評獎活動,發布各種詩歌排行榜等等,都是這種努力的各種樣式,形成在詩歌“邊緣化”中的異乎尋常的“詩歌熱”景象(13)。詩歌由此擴大它的影響,一些讀者(觀眾)也似乎由此“親近”了詩歌。但是問題也仍然有它的另一面。有的熱鬧喧嘩的詩歌活動,“只能被稱為一幕幕熱鬧的‘詩歌嘉年華’。不僅暗中取悅‘嘉年華’的主辦者與觀賞者,也同時取悅并深深滿足著其自身的懷舊需求”;“除了酒精衡量的詩人真性情之外,探討詩歌和展示詩歌都成了走過場”(14)。詩歌也需要“流行”,但詩歌與“流行文化”是否需要界限?這是近年“詩歌熱”提出的問題。
  詩歌“邊緣化”并不意味著詩歌不再必要,也“并非‘可能性已經被耗盡了’,而是被轉化了”(15)。因此,“邊緣是語言藝術,也是一種意識形態策略”(16)。它意味著與“中心話語”(政治的、流行文化的)的必要距離,探索人的生存的一切方面,包括提供新的感受性,從人的精神處境出發,發揮詩歌的難以替代的文化批判價值。也正因為如此,“邊緣”并不完全是有關詩歌地位的負面判斷。對于認識這個時代的問題,以及這個時代的詩歌問題的詩人來說,“邊緣”是需要身心(包括語言)的“抵抗”才能實現的位置,是有成效的詩歌實踐的出發點。
  注釋:
  ①參見柯雷《何種中華性,又發生在誰的邊緣?》,載《新詩評論》2006年第1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②例子之一是,筆者和程光煒編選的詩歌選集,出版社付給詩人的稿酬是每行一元。
  ③詩人周夢蝶1962年習佛學禪,在臺北武昌街頭擺攤默坐,專賣冷僻的詩集、哲學書籍。
  ④北島:《失敗之書》,汕頭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68頁。
  ⑤北島:《失敗之書·自序》。
  ⑥“假如明天早上/槍口和血淋淋的太陽/讓我交出青春、自由和筆/我也決不會交出這個夜晚/……”
  ⑦宇文所安:《什么是世界詩歌?》,載《新詩評論》2006年第1輯。
  ⑧宇文所安指出,對北島等詩人在80年代的大膽革新,以及他們的詩作產生的“振奮”的反應,應該放在特定語境中看待,但他在談及西方詩歌和中國古典詩歌的時候,卻認為存在著一種能脫離具體時空的“品質”。因此,他說,“大膽引起的興奮當然不會持久……煙霧散盡之后,常常看到真正的詩”。事實上,煙霧“散盡”之后,也還是會有近似或不同的煙霧環繞。
  ⑨奚密的論述,參見她的《從邊緣出發》一書的第一章“從邊緣出發:論現代漢詩的現代性”,廣東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⑩(16)奚密:《從邊緣出發》,第23頁,第53頁。
  (11)對這個時間中國大陸的詩歌狀況,王光明使用了這樣的感受性描述:“燈光暗轉,垂幕放下,劇情已新……許多東西一夜之間從悲劇變成了喜劇”,“詩歌似乎真地走入了黃昏與黑夜”(《現代漢詩的百年演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07-610頁)。
  (12)(15)王光明:《現代漢詩的百年演變》,第612-613頁,第611頁。
  (13)據統計,在2005年,各種詩歌節、詩歌朗誦會、聯歡會、詩歌評獎等活動,全國有將近60回之多(參見周瓚《2005年中國大陸詩界回顧》,載《新詩評論》2006年第1輯)。
  (14)徐敬亞、陳東東的話,轉引自周瓚《2005年中國大陸詩界回顧》。
文藝研究京20~25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洪子誠20082008
當代詩歌/邊緣化/歷史脈絡
在對20世紀90年代詩歌“邊緣化”的討論中,一種思路是將“80年代”作為評述90年代以來詩歌的基點,另一種思路是將其放置在20世紀中國新詩整體的歷史脈絡中觀察。在現代社會中,詩歌不能和大眾傳媒競爭以吸引廣大消費群體,因此,現代詩歌眼看著它被推到“新世界”的邊緣而無能為力。從新詩的這一歷史脈絡上看,發生在90年代的“邊緣化”現象其實是這一歷史過程的延續;它所引發的諸多問題、矛盾,可以從新詩歷史中發現其來龍去脈。
作者:文藝研究京20~25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洪子誠20082008
當代詩歌/邊緣化/歷史脈絡
2013-09-10 2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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