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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中國文學的時尚化傾向
當前中國文學的時尚化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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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經歷了一個重要的轉型期,其最突出的特征是逐漸從生產社會向消費社會過渡。所謂生產社會,主要指由于社會物質資源還不夠豐富,人們將注意力集中在社會的“生產”環節;所謂消費社會,主要指由于生產力極大的提高,物質的豐富成為現實,人們更注重社會“消費”,甚至在生活方式、生活態度更趨向于消費理念,同時,從整個社會風尚上看,物和商品以及相關的服務被賦予了更多的符號意義。如波德里亞認為,消費社會“存在著一種不斷增長的物、服務和物質財富所構成的驚人的消費和豐盛現象”①。“這樣,消費不應該理解為和使用價值有關的物質用途,而是作為意義,主要和符號價值相關”②。
  在世界范圍內,發達國家和部分發展中國家在20世紀60年代先后進入消費社會。從總體發展情況看,當代中國尚處于生產社會,許多地方特別是農村物質匱乏的局面尚未改變,還遠未進入消費社會,但由于中國特殊的歷史發展境遇,形成了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平衡,部分地區處于溫飽甚至貧困中,而另一些發達地區的大中城市不僅實現了小康,且已率先進入消費社會。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消費社會具有的特征僅存在于那些進入消費社會的發達地區。事實上,由于現代傳媒的迅速發展和普及,以及全球化影響帶來的西方消費文化的廣泛傳播,不僅使中國發達地區的大中城市在消費觀念、行為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具有了消費社會的基本特征,而且使那些欠發達地區也具有消費社會的某些征候,而這一征候則是通過在消費社會產生的后現代消費文化來體現的。
  西莉亞·盧瑞將消費文化視為“20世紀后半葉出現在歐美社會的物質文化的一種特殊形式”③,中國學者則把消費文化看作“是人類所創造的各類消費相關因素的綜合”④。我認為,消費文化是指在一定歷史階段,人類物質與文化生產、消費活動中表現出來的消費理念、方式和行為的總和。不同社會歷史時期的消費文化內涵不盡相同。在現代社會中,即19世紀下半葉到 20世紀60年代,隨著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發生,出現了種類繁多的閑暇娛樂產品,開始逐步形成消費主義文化。20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現代社會的進一步發展,特別是工業化的完成,西方社會以及部分發展中國家,逐步進入一個物質豐盈的消費社會,此時的社會步入后現代時期。⑤
  后現代消費文化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就是人們在消費活動中,不僅更注重符號價值的消費,甚至熱衷于符號意義的不斷遷徙。人們有意識制造那些即時性的符號意義,使消費者在短暫的享用與消費后,期待著新的符號意義的出現。同時,人們對文化產品的消費和解讀,常受到種種相關因素的影響,如產品制作者是否當紅,媒體介入的程度如何,相關事件的曝光度怎樣等。在這一過程中,作為一種社會精神走向、審美趣味和意義象征風向標的時尚,就成為消費社會重要的文化現象,而文學作為消費社會中文化的構成部分,亦不可避免地具有時尚化傾向。本文擬在后現代消費文化的背景下,考察當前中國文學的時尚化問題。
  一、時尚與文學
  時尚是在一定社會與歷史時期,人們在物質與文化生產及消費活動中表現出來的對某一事物普遍的共同興趣,是人們在這一興趣中體現的共同價值追求、審美趣味與行為方式的總和。
  時尚作為人類社會普遍存在的現象,并非始于當代,其實在中國古代就已存在。《后漢書,馬廖傳》就記載了當時長安市民在著裝打扮上的一些流行時尚:“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這表明潮流與時尚的興起,往往前有引領,后有推動,導致相互效仿,推波助瀾,愈演愈烈。此類記載還有《墨子》中的寓言:“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關于眉妝的時尚變化,中國古代各朝代都有各自流行的審美取向。先秦畫的是如柳葉般細長彎曲的蛾眉,細長而彎;西漢流行的是闊而短的“廣眉”,如臥蠶般濃重,女人因此顯得精明干練。東漢大美人孫壽,別出心裁作愁眉,啼妝,風靡天下,女人因此全變得多愁善感。到了宋代,教坊勾欄中女子的眉式更是變化多端,數月內無一重復。元代后妃多畫一字眉。明清則以秀美為尊,眉妝復歸纖細彎曲。⑥可見,追時尚、趕潮流,既是一種社會現象,也是人的特殊的心理表現,還與社會經濟、文化發展過程中人們審美觀念演變有關。
  步入近代尤其是20世紀初期,隨著以報刊雜志為代表的現代傳媒業的興起與發展,出現了具有現代特點的時尚潮流,只是這一時尚的出現,已不再是社會心理和審美觀念的自然發展使然,而更多的是現代傳媒在追逐利益過程中創出的流行風。誠如有人論及創辦于20世紀20年代的良友等雜志所言:“這些雜志的標題表明了良友公司的主要商業方向:藝術和娛樂。由此這個雜志在滿足都會需求上是不言而喻的,但同時也很可能這種都會需求是被雜志本身創造出來的。”⑦在這一時期,以上海為中心的中國現代工業城市,因現代傳媒業的出現與繁榮,導致時尚的產生具有與傳統社會全然不同的特點。
  首先,報刊雜志等現代傳媒在很大程度上使時尚能超越空間距離,在短期內迅速擴散傳播,從而有效營造了現代都會生活方式的時尚氛圍。其次,傳統社會依靠民間口口相傳及有限的書籍的傳播方式,往往只能使時尚在小范圍內緩慢擴散;而現代傳媒不僅具備時空優勢,而且由于傳播方式的多樣性,文字與圖像共同創造的流行時尚,無疑比單純的文字傳播更具直觀性,更易于模仿,由此進一步激發了人們對新時尚的追求。
  當進入消費社會,時尚的產生又具有新的特征。傳統社會一種時尚的萌生,往往不是出于統治者的喜好與倡導,便是由于社會風習的自然演變和萌發。而現代傳媒的傳播方式和追求利潤的特點,使制造時尚不僅成為可能,而且成為傳媒的價值目標和存在方式。于是,在現代傳媒的運作下,時尚往往是一系列精心策劃和運作的結果,它在滿足人們追新逐異心理的同時,實現著其預謀的商業利益。而時尚作為一種符號,其意義的不斷更新和遷徙,成為時尚本身不斷更替的內在表征。誠如有學者所言:“消費者們會在‘新鮮’商品上花掉他們可支配的大部分財力。”⑧
  時尚的產生、更迭與重現是一個復雜的社會文化現象,是多重因素相互交織的結果——時尚的形成與消失不僅是復雜的生產、消費活動以及媒體意識形態共同作用的結果,同時也與社會心理演變、外來文化影響等諸因素密切相關。一種時尚從萌芽到擴散再到消失,甚至若干年后又卷土重來,常常變幻莫測、無一定之規。齊美爾對時尚有系統研究,并對時尚及其形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說:“時尚是既定模式的模仿,它滿足了社會調適的需要;它把個人引向每個人都在進行的道路,它提供一種把個人行為變成樣板的普遍性規則。但同時它又滿足了對差異性、變化、個性化的要求。”齊美爾還看到了時尚對于奇異事物的青睞: “反常的、極端的事物都會納入時尚的領域:時尚不會去抓住那些普通的日常事物,而會去抓住那些客觀上一直表現得奇異的事物。”⑨事實上,對奇異事物的追逐過程,也正是符號意義轉換與遷徙的過程。但齊美爾最獨特的觀點在于,對時尚變遷獨樹己見。他將時尚演變歸結于社會階層之間為區別身份而進行的游戲。在他看來,時尚總是產生于較高的社會階層,而后向較低階層擴散;當這種擴散進行到模糊了兩個階層之間的區別時,較高的社會階層就會去尋求新的時尚。⑩在此,齊美爾深刻揭示了時尚變遷的動因,但他只看到其中的一面,而忽略了另一種變遷方式。比如,在美國社會,許多時尚是從底層開始的,街舞、踢踏舞和一些流行歌曲都是從黑人社會向白人社會擴散而成為時尚的。
  作為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受大眾文化時尚和流行特性的影響,文學也在很大程度上被時尚化了,尤其在消費社會,隨著消費文化大面積擴散與滲透,文學的通俗化與時尚化愈演愈烈,文學作為一種文化商品的市場屬性也被日益強化。在具有濃厚商業意味的時尚文化中,文學被作為一種可以不斷更新的精神產品,被納入了商業化運作軌道。這不但改變了文學的生產方式,也改變了作家的生存狀態,其結果必然導致文學在相當程度上從創作到傳播,都成為整個時尚文化生產體系中一個重要元素。中國傳統社會受印刷技術和傳播手段的限制,同時也受“文以載道”思想及自發性文學生產方式的影響,文學通常只限于在上層社會和文人士大夫階層傳播,難以形成時尚化的大眾基礎和社會文化氛圍,即便有時尚現象也是在較小的范圍內。到了近代社會,隨著現代報刊業的出現與發展,傳播手段的更新與傳播范圍的擴展,使文學的時尚化成為可能。這時的文學閱讀開始受到廣告宣傳的影響,現代教育的發展也為文學培育了眾多的大眾讀者,一個時期流行一種風格和題材的文學成為普遍現象。進入消費社會,文學與時尚建立了更加緊密的聯盟,文學不僅被包裝、炒做成時尚的文化產品,文學往往還自覺吸收種種時尚元素以獲得流行,甚至還借助傳媒創造出新的閱讀時尚。在許多時候,媒體“不是報道事件,而是制造事件”(11)。在這一過程中,文學所發生的審美移變需要我們詳加考察。
  二、文學時尚化的表現形態
  由于尚處在社會轉型期,也由于經濟文化發展的不平衡,中國文學的時尚化傾向必然存在著城鄉與地區差異,但不論這一傾向在多大程度和范圍內存在,文學的時尚化在20世紀90年代出現已是不爭的事實。我認為,隨著消費文化的興起,文學時尚化傾向不僅表現在傳媒的包裝和文學活動消費性的呈現,而且表現在文學觀念、審美取向和藝術表現方式的一系列變化。如以“新生代”、“新狀態”、“新體驗”、“新新人類”、“身體寫作”、“金童玉女”作家等為旗號的文學寫作層出不窮。因之,關于文學時尚化的探討,不應停留于一般現象的描述——現象描述無法說明文學自身發生了哪些變化;而必須從文學審美范式轉換的立足點上進行探討,從文學審美表現的根本性變化中探尋其藝術方式發生的變革。20世紀90年代以來文學時尚化在審美表現形態上發生了重大變化,形成了明顯的特征。
  首先是個人敘事的非道德化。人們普遍認為,從宏大敘事向個人敘事的轉化是20世紀90年代文學的重要特征,這一轉向顯然是基于對“特殊”與“個別”的強調,是對長期以來重視“一般”與“抽象”的反抗。但這種個人敘事帶給文學最深刻的變化在于:道德意識的大面積退隱、欲望書寫的全面進駐。在此,個人敘事的凸顯不僅是從大視野向小視野轉換,而且是整個文學觀念和哲學視野的轉換。對個人敘事的關注,意味著文學向日常生活、世俗欲望的靠近——體味個人的感受、珍視自我的愿望、關注個體的生存質量——文學不再熱衷于抽象、大而無當的道德、自由、責任、價值、靈魂、美等概念化描寫,而是將現實、具體的需求轉化為文學表達。陳染、林白、海男、徐坤等涉及并著力摹寫的個體內心欲望,雖然在五四文學中也有表現,但它們都與國家貧弱、民族危亡相聯系,或與人物的社會地位、道德觀念密不可分。這顯然是由五四時期的歷史主題決定的。而陳染等人的個體欲望敘寫則全然不同,她們沒有多少國家民族的大概念,也沒有在既有道德觀念體系中表現個體性愛欲望的掙扎;她們繞開了社會環境,拋開了道德意識,甚至摒棄了一切倫理規范,將筆觸直接伸進個體的心理欲求與身體欲望。這導致了審美的奇異之處:一方面,摒棄道德律令的欲望書寫呈現出的自由與無所顧忌,必然具有超越同類文學描寫的審美品格;另一方面,失去與社會歷史、價值觀念等相關因素的聯系,而在單一、孤立的層面展開的欲望書寫,往往無法形成以豐富復雜內涵為基礎的美學魅力,使作品更多地以單向度的獨特描寫而產生尖銳、新異的沖擊力。陳染的《私人生活》、《與往事干杯》、《無處告別》,林白的《回廊之椅》、《一個人的戰爭》、《守望空心歲月》,徐坤的《春天的二十二個夜晚》、《含情脈脈水悠悠》,海男的《坦言》、《女人傳》等,均以獨立的個人視角,在道德立場缺失的情況下,極度張揚、放縱地繪寫女性私人化的性愛體驗,“使許多被社會公共的道德規范和普遍倫理法則抑制、排斥的私人經驗獲得表述”(12),掀開了東方文化背景下女性內心涌動的隱秘欲望。朱文的《我愛美元》、《我們的牙,我們的愛情》,韓東的《我的柏拉圖》、《在碼頭》,張旻的《情幻》,何頓的《我們像葵花》、《弟弟你好》、《生活無罪》等,雖然將筆觸伸向當下的社會現實,但卻全然無視人們的精神困惑與內心掙扎,卻不約而同地極力表現社會變革中日益凸顯的價值準則:物質實利主義,而性愛的非道德化展現則成為物質欲望的另一表征。這些欲望表現與以往小說的最大不同在于:生理欲望的膨脹與滿足可以不再需要文明的遮羞布,也可以完全脫離道德規約與倫理法則,坦蕩無忌地炫耀自身的存在。不僅如此,作家對欲望的表現已從自發走向自覺,并將欲望視為生活和歷史的動力:“一個民族的歷史,也就是這個民族的群體欲望(它必定表現出驚人的一致性)不斷此起彼伏的循環興替”,“在欲望的鼓動下,生活展開它那絢麗的畫卷。欲望是‘生活之父’(陽性因素),是生活程序的軟件。”(13)基于這樣的觀點,種種規約情感、抑制欲望的道德立場被徹底放逐,感性欲望成為文本中最有活力、最具色彩、也最為突出的因素。而在20世紀末出現的以衛慧、棉棉為代表的新新人類寫作,更是將這種非道德化的欲望書寫推向極端。
  其次是人性想象的極端化。以往的優秀文學往往建立在對人性內涵的深刻揭示上,但時尚化的文學則選擇了一條捷徑:拋棄人性欲望與道德倫理、價值取向、社會心理、文化積淀、傳統意識之間的復雜聯系與糾葛,也放逐了對人性善與美的藝術建構,將人性的本能欲望作為獵取社會關注的一種元素,僅僅在單一、純粹化的層面進行極端化表現——許多作品在丑惡、性愛、畸戀等的展示中,往往以異乎尋常的想象力表現人性的極端形態,這種表現因超越了人性常態而引人注目。傳媒則利用自身的力量對這種極端形態的人性表現進行炒作與包裝,所謂的“身體寫作”、“下半身”寫作都成為一種具有市場效應的標簽與符號。傳媒不遺余力的渲染,喚起人們對愛恨情仇、奇異心理等極端人性形態的窺探欲。于是,作家與傳媒聯手制造了一種新的文學時尚。
  莫言對人性的關注可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創作的《紅高粱》系列小說,其中就已然透露出作家對人的生命體驗及種種人性欲望的高度關注。他對生命力的呼喚總是貫徹在對民族傳統與民間風情的觀照中。創作于20世紀90年代的《檀香刑》在人性表現上具有新的超越,而極端化在此具有核心地位。《檀香刑》最具特色的是將民間藝術——流傳在高密一帶的地方小戲貓腔——引入,作為一種獨特的敘事方式,它強化了小說的民間文化氣息,同時也強化了作品的聲音效果。為此,作家“有意地大量使用了韻文,有意地使用了戲劇化的敘事手段,制造出了流暢、淺顯、夸張、華麗的敘事效果”。(14)盡管莫言的這些努力顯示了他回到民間、回到傳統的追求,但這并不是小說的關鍵價值所在。《檀香刑》的藝術價值集中體現在借助這種民間唱腔,“流暢”、“夸張”、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人性丑惡的一面。與既往小說不同的是,莫言在《檀香刑》中對人性的表現,既沒有與錯綜復雜的社會歷史矛盾相聯系,也沒有將重心放在從社會、心理層面探究人性的復雜構成,而是熱衷于調動一切藝術手段對某種人性現象進行夸飾性表現:封建時代體現著文明暗影的種種酷刑,成為作家濃墨重彩進行敘寫的重心。《檀香刑》作為一部長篇小說,多種人稱互換所形成的繁復的情節結構,雖然也繪寫出頗為廣闊的時代風貌,但貫穿作品核心的卻是對一系列酷刑驚心動魄的描寫。從懲戒太監的“閻王拴”到凌遲處死錢雄飛,從血淋淋的腰斬刑到驚心動魄的“檀香刑”,其描寫之精細、著墨之厚重,將封建社會中殘酷的刑罚文化鋪寫得淋漓盡致,令人唏噓慨嘆。莫言的獨特處就在于不露聲色地以冷峻的姿態、精致的語言去繪寫一樁樁駭人聽聞的酷刑,以超越人倫常規的立場和眼光評判劊子手行為。這表面上雖然賦予了殘酷的血腥描寫以某種形上思考與藝術色彩,但實際上卻是出于將人性殘忍進行最具感觀沖擊力和震撼性表現的需要,將殘忍本身推向前所未有的極端的途徑。作家的這種努力雖有諸多動因,但不可忽視的是,已然步入商業社會的文化氛圍也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殘忍酷刑所具有的感觀刺激效果,無疑將構成一種贏得市場的商業價值。
  陳染的《私人生活》、鐵凝的《大浴女》、虹影的《饑餓的女兒》、林白的《一個人的戰爭》和《守望空心歲月》、海男的《我的情人們》和《男人傳》與《女人傳》、徐坤的《春天的二十二個夜晚》等,反抗宏大敘事和張揚個體欲望,被視為表現女性個體生命欲望的寫作潮流。雖然這批作家不一定具有明確借助女性欲望展示和取悅讀者的意識,但在客觀上確實具有了市場賣點。而當另一批新新人類作家進入人們的視野,人性的極端化描寫則取代了女權主義的訴求,而這一取代正是從身體寫作延伸出來的。衛慧的《上海寶貝》和《我的禪》,棉棉的《糖》,九丹的《烏鴉》和《女人床》,木子美的《遺情書》等,完全陷入自覺地服從市場邏輯,有意識地極度地張揚性愛欲望。這一趨向發展到極端,便是進入21世紀后《下半身》刊物的出現及其所發表的宣言。顯然,一大批作家將筆觸聚焦在女性性愛欲望的表現上,并非都出于女權主義的訴求,而是青睞于被媒體反復宣揚而更具市場價值的“身體寫作”。可見,這里的身體成了“一種比其他一切都更美麗、更珍貴、更光彩奪目的物品”(15)。
  再次是表現手法上將時間空間化。時尚化文學采取了如拼貼手法、非邏輯化的散點敘事、歷史事象的虛擬化、現實影像的擬態化敘事等藝術表現手法,但與以往相比具有了革命性的意義,這是時間的整一性被打破,也是時間的懸置和被空間化。時尚化文學追求的是即時性消費價值,它對深度模式的本能拒斥,內在地構成對線性時間的瓦解。這一轉換使傳統文學敘事的時空概念和邏輯發生極大變化:時間被割裂、瓦解和擠壓成構織空間世界的元素材料;現在與未來被融入當下,成為指向當下的唯一時間標準。這一藝術表現的廣泛運用,是文學時尚化在藝術上的必然結果,由此也形成一種新的美學取向,并生產了一批風格奇特的作品。丹尼爾·貝爾曾指出:“由于批判了歷史連續性而又相信未來即在現在,人們喪失了傳統的整體感和完整感,碎片或部分代替了整體。人們發現新的美學存在于殘損的軀干、斷離的手臂、原始人的微笑和被方框切割的形象之中,而不在界線明確的整體中。”“可以說,這種美學的災難本身實際上倒已成了一種美學。”(16)衛慧的《上海寶貝》、《床上的月亮》、《像衛慧那樣瘋狂》,棉棉的《糖》、《啦啦啦》,周潔如的《到常州去》等,描繪的是一幅盡管混亂但卻十分鮮明的后現代圖景,主要人物對性愛的態度以及種種摒棄傳統價值觀的另類觀念,都是在碎片化的場景描寫中表現出來的。衛慧的新作《我的禪》更是一部時間感、歷史感都十分淡漠的作品。主人公身上沒有任何的歷史牽絆和傳統的負累,她的身世模糊不清,經歷也缺乏交代,心理和行為仿佛天生如此。但這一切似乎并不影響她帶給人們的鮮明感——她在性愛上的叛逆行為、在生活上極端純粹的時尚追求都神形畢現。小說基本上運用場景轉換——從一個空間到另一空間的轉換來表現人物、敘寫情景——大量事象在空間維度上聚集而非在時間維度上展開,這成為小說最主要的結構方式。并且,這種聚集往往缺乏邏輯關聯,只呈現一種松散凌亂的堆集排列。作者“刻意營造了一個局限在場景中的開放性故事結構,仿佛要以此來與小說經典性的封閉式結構形成區別;也好像要背叛充斥著過多理性、邏輯的現實世界”(17)。
  很顯然,這種結構方式不僅喪失了時間感以及可能帶來的深度,而且導致空間本身的平面化。事實上,空間場景的頻繁轉換與更迭,意味著符號意義的不斷遷徙,這正體現了后現代社會生活的快節奏及頻繁進行符號更替的內在需要。
  三、文學時尚化的成因考察
  對文學時尚化傾向的成因考察,可從外在和內在兩個邏輯層面展開。外在邏輯主要與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文化語境的變化有關,正是這種特殊語境改變了文學的生存環境與生產方式,導致文學審美范式的移換。具體說來,這種社會文化語境的變化可從以下方面進行闡述。
  一是商業原則的浮現與凸顯。20世紀90年代,當商品經濟秩序逐漸建立,人們既往的價值觀念、行為準則已然發生深刻變化,一系列與市場經濟體系相適應的價值觀念、行為方式迅速成為一種主導意識形態,并嵌入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一種新的社會秩序、行為規范、價值原則和生活方式開始起了主導作用。當市場原則介入文化生產,藝術原則的支配作用削弱,商業原則的支配作用強化,這必然導致文學的美學品格發生巨變。其方式主要有二:一是間接影響,文學藝術創作受到市場律令的潛在制約。盡管仍有一些堅持文學純潔性而保持獨立藝術追求的作家,但現實社會已然發生革命性變革,勢必對作家的藝術觀念產生或多或少的影響。二是直接影響,即資本運作與藝術生產聯盟。資本擴張的需要使其直接進駐藝術生產領域,經濟利益的制約悄然改變著藝術走向——以市場為導向的藝術創作行為,其審美取向便成為資本或市場手中的木偶,藝術被作為一種商品送上生產線。
  二是都市化進程的加快。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中國社會經濟發展一個最顯著的標志是都市化進程加快。所謂都市化,“是指在以非農業性為特征的社區(即城市)人口集中的過程,在這些城市中,生產主要是圍繞服務和商品而設置的”(18)。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不僅意味著城市擁有更多的勞動力和消費人口,而且意味著現代都市文化的擴張和具有農業文明色彩的鄉村文化的萎縮,同時還意味著后現代消費文化擁有更廣闊的發展腹地和蔓延空間。都市不僅是文化多元化的催生地和豐厚土壤,它每時每刻都產生各種異質文化與時尚文化;而且是文化消費群體的聚集地,不同階層的人匯集在一起形成形形色色的消費群落。都市化程度越高,商品流通與消費水平也會隨之提高。不斷更新換代的物質產品構成對都市人的巨大誘惑,人們在孜孜不倦的商品消費潮流中追趕,既滿足著物質消費欲望,也通過不同層次的消費體現著身份地位。于是,追求時尚的物質消費成為都市人熱衷的行為,由此形成的時尚文化也就成為與都市形影相隨的一道風景線。
  三是大眾傳媒的迅速崛起。大眾傳媒早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就已出現,但那時的大眾傳媒僅局限于報刊雜志等紙介質媒體,其發展規模和程度還十分有限。進入90年代以后,以電子傳媒為主導的新傳媒技術的高速發展,迅速成為大眾傳媒的一部分并占據重要地位。傳統紙介質傳媒也在新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獲得長足發展。于是,在現代市場經濟運行方式下匯集起來的包括電子媒體和紙介質媒體在內的大眾傳媒,不僅成為一支實力雄厚的產業力量,而且廣泛深刻地滲透到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各個層面。在消費社會,傳媒將文化消費信息傳達給文學制造者,同時又將文學生產者的狀況及作品向公眾推介。前者導致大家都去寫某個題材,后者導致大眾都去購買、消費這類題材的作品,在這信息的相互作用中,往往容易形成寫作時尚和閱讀時尚。在許多時候傳媒還會有意識地捕捉、操控和組織各種信息,制造新的時尚。正如麥克盧漢所言:“‘媒介即是訊息’,因為對人的組合與行動的尺度和形態,媒介正是發揮著塑造和控制的作用。”(19)因而在傳媒時代,自發性的文學時尚將越來越讓位于有意識的時尚操控。
  可見,商業原則的凸顯使物質與文化生產更深刻地受到商業邏輯的支配,都市化進程的加快,則為商品生產提供了更大的消費空間,新的消費理念和時尚也呈現出頻繁更迭的態勢,大眾傳媒的崛起在符號生產層面促進了商品生產和消費方式的轉化,這一切都導致20世紀90年代以來社會文化語境發生巨變,這一變化最基本的特點便是具有后現代特征的消費文化萌生、滋長與浮現。在這種文化語境中,文學與現實、文學的社會功能都發生了深刻移變。文學為擺脫困境,自覺不自覺被納入消費文化的生產體系,認同大眾閱讀市場、追趕文化消費時尚成為身不由己的選擇,而文學的時尚化也由此構成消費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如果說外在社會文化條件是將文學推入時尚化軌道的話,那么,文學發展自身的邏輯,則是導致文學主動接受或走向時尚的內在動因。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作家主體寫作姿態的移變。寫作姿態是作家主體寫作理念、創作動因、審美追求的綜合表現。作家秉持怎樣的寫作姿態,往往決定作品的審美取向和藝術水準。以往作家總是將文學視為具有獨立美學品格、體現神圣與崇高境界、表現心靈與情感世界的精神創造,文學因此成為作家乃至讀者心目中有別于世俗世界的圣潔的精神殿堂。隨著社會經濟的轉型,當作家置身于另一種迥然相異的消費文化語境,其自身生活就不可避免要融入當下的社會環境,其所接受的文化信息也不可避免要受到種種時尚文化的影響,從而調整和改變原有的創作模式。另一方面,作家力圖超越既有藝術模式的內在需要,恰好與消費文化語境中新的文化創造模式的形成和凸顯相契合,于是,作家的內在動因與市場潛在的誘因遇合,便觸發了作家寫作姿態發生變化,這種變化的核心在于作家創作目的的改變,導致其自覺不自覺與傳媒和市場共謀。
  第二,文學生產方式的改變。以往的文學作為人類精神活動的產物,它的實現方式通常遵循這一種模式,即從作家創作作品——出版社或雜志社出版——讀者閱讀。依照這個模式存在的文學,不論從作家、出版者還是讀者方面說,都是將文學作為一種精神性創造看待的。而在消費社會,雖然作家的寫作還有相當部分屬于體制內,但由于出版商和雜志社對文學作品的姿態已徹底改變——文學已成為創造商業利潤的重要工具,這就在一個重要環節改變了文學的生產方式。在此情形下,往往使那些不愿與出版商合作的作家作品,難入主流傳播渠道。為適應這樣的生產方式,文學存在的實現方式就必然要做出調整,而種種調整往往又是以市場需要為潛在指向,其結果必然產生商品化的文學產品而非審美化的文學作品。因此,文學在生產方式發生轉變后,就與時尚結下了不解之緣。
  當然,文學時尚化的形成,其原因遠不止于此。消費社會中讀者閱讀趣味的變化、網絡文學的興起、視覺文化構成的壓力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決定著文學生產的時尚走向。同時還必須看到,時尚化傾向是就文學整體而言的,即是說,不論是嚴肅文學還是大眾化的通俗文學都存在時尚化的傾向。區別僅在于:嚴肅文學通常在不自覺的情況下,融入了一定的時尚因素,或被傳媒利用進行時尚炒作;通俗文學則自覺地以大眾讀者的閱讀口味為價值和審美取向,或是模仿那些已成為暢銷作品的寫作風格與模式,有意識地融入時尚閱讀潮流。因此可以說,在消費文化語境中,時尚化不僅是文學也是整個社會文化的重要特征。
  四、文學時尚化:評價與前瞻
  面對消費社會文學時尚化的傾向,批評家發表了各不相同的看法(20)。綜觀批評界對文學時尚化的評價,不外乎有兩種觀點:或充分肯定文學的時尚化,或認為時尚化必然要損害文學的審美品質,使文學淪為供人消遣、娛樂的商品。在此,首先要解決批評的標準問題。如果批評家持傳統的文學審美標準來審視文學的時尚化,必然得出否定的結論;反之,如果批評家從消費社會獨特的文化語境看待文學的時尚化,就勢必給予肯定。依筆者之見,第一種觀點是站在精英或傳統文學的立場上,將文學視為獨立的精神創造,并以既往的文學閱讀經驗和審美經驗為標準,去衡量在美感形態上發生巨大變化的時尚化作品,必然產生其偏向;第二種觀點顯然是站在大眾文化立場,將文學的時尚化視為消費社會文化生產體系運行的必然結果,在這個生產體系中商業原則起決定作用,文學只是作為一種休閑和娛樂的文化產品,滿足人們文化消費的需求,這顯然也有其片面性。
  第一種視野注重文學的審美價值,依憑文學傳統中積累與形成的評價標準,沒有考慮隨著社會歷史的發展,文學活動與生存環境所發生的一系列變化,也沒有考慮文學的社會功能和屬性發生的變化——在消費文化語境下,文學被納入整個文化生產體系,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商品屬性,雖然它的生產不同于一般的物質生產,是一種借助藝術資源和方式的生產,但它還是一種具有一定精神特性的特殊商品,在一定程度上按照商品邏輯和生產規律進行生產的文化產品。第二種視野注重文學在消費社會中為大眾提供消遣、娛樂和休閑作用,強調文學作為一種文化產品為人們提供文化消費的特性,它的評判標準在于:是否具有為大眾所歡迎的審美趣味,能否被最廣大的讀者群接受,是否具有最大的市場效應。這種視野只看到娛樂功能、市場效應一面,不僅忽略了文學作為一種特殊商品所應具有的美學品格,而且沒有看到讀者、市場并不能作為評判文學價值的唯一標準,因為讀者趣味有時可能十分低俗,市場的時尚需求也往往產生這樣和那樣的誤導。因而,時尚化的文學常常會步入歧途。當市場邏輯被強調到極端甚至處于壓倒一切的地位時,文學對感性欲望的解放訴求就可能演變為感性泛濫——當感性越過邊界成為唯一和最終目的時,不僅造成感性泛濫而且會走向感性異化。而建立在感性異化上的時尚寫作勢必走向迷失。從此意義上說,時尚建構常伴隨著時尚迷失。這種迷失的關鍵在于,強調文學市場價值的同時抹殺了文學的審美價值。況且,消費社會中的符號生產也要講求品質,否則就會導致大量的符號垃圾,從而造成符號過剩。
  兩種視野的局限性使之無法正確把握與評判消費文化語境中文學的時尚化現象。我認為,考察消費文化語境中的文學時尚化傾向,既不能放棄文學的審美維度,也不能忽略文學作為一種文化消費品的商品維度——這體現著對前兩種視野的雙重批評和吸納。但必須強調的是,不放棄審美維度并不等于說,要堅持既有的傳統或精英式審美尺度,而是要以發展變化的眼光確立審美尺度;不拋棄文學的商品維度也不等于說,可以完全讓文學受市場支配,而是要以新的發展的審美尺度評判和規范市場化的文學——這體現著對前兩種視野的超越。只有在這種既吸納又超越精英與大眾的視野中,才能準確、科學地評判消費文化語境中文學的時尚化現象。
  文學時尚化中普遍存在著大量的欲望書寫,如何看待這一問題事實上也涉及對時尚化的評價。消費社會極大地促進乃至激發人們種種潛在的消費熱情和欲望,這與享樂的正當化觀念之盛行密切相關。在傳統的精英文化那里,欲望始終被作為一種異類排斥在審美之外。康德有關美感的學說就是排斥、壓抑欲望,強調理性和道德作用,主張美的欣賞應與對象保持距離在靜觀中獲得。這種美的欣賞是在理性控制下純粹的精神愉悅,沒有任何欲望參與。在他看來,審美活動只與視、聽兩個感官相關,不能與觸、嗅、味覺有關。這是因為前者是非消耗性的,后者則是具有消耗對象的可能。康德顯然是否認觸、嗅、味覺這些與欲望相關的感官具有美感的可能。這些觀點在相當長時間構成人們的審美認知觀念。于是,在傳統文化中,審美總是與世俗物欲和感性欲望相分離。但到了消費社會時代,隨著商品生產的符號化與后現代理論的興起,被現代理性壓抑的欲望逐步被強調,感官享受、本能欲望的滿足得到充分肯定。事實上,人的欲望作為一種生命體驗,不僅是生命存在的一種感性基礎,也是生命獲得確證的重要途徑。對感性欲望的肯定,使人們不再將其排斥在美感之外,而把它作為美感的構成要素。喬治·桑塔耶納說,“快感確實是美感的要素,但是顯然在這特殊快感中雜了一種是其他快感所沒有的要素。”(21)當長期處于壓抑狀態的欲望獲得審美領域的準入證,在現代大眾傳媒的推波助瀾下,它必然迅速在文學以及其他藝術形式中蔓延開來,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最顯著的表現是以身體寫作和世俗欲望的表現為標志,感性欲望不僅得到充分表現,而且成為消費文化語境下符號制造的重要內容。在這個過程中,由于商業原則的介入,欲望書寫常常突破理性疆域,從而走向人性的另一個片面和極端。此時,欲望書寫便可能失去革命和反叛的意義。事實上,在消費社會,欲望書寫在傳媒的誘導下,常常淪為純粹的感官欲望的渲染,成為一種徹底排斥理性的“欲望秀”,如《下半身》詩刊宣言、新新人類的部分作品等。很顯然,當作家以欲望來反抗既有的審美規范時,最初表現為人性本能及其存在價值,在欲望書寫上確立了反道德、反倫理、反理性的感官化表現方式,這在傳統文學出現“審美疲勞”之際還有一定的意義。但欲望書寫不能總是孤軍奮戰,當欲望脫離理性、社會文化、人性本能間的沖突、自身存在方式和發展途徑,就勢必走向“欲望疲勞”。當下時尚化的文學“欲望疲勞”現象已不鮮見,時尚化作品在獲得其存在合法性時,局限性也由此凸顯。
  要避免文學敘事陷入“欲望疲勞”和感性異化的誤區,也就是說面對文學時尚化存在的局限應如何超越呢?首先作家對時尚寫作的認知角度和寫作姿態應做出調整。那些熱衷于欲望書寫并走向感性泛濫的作家,往往只注重感官欲望的宣泄和展示,以此表現與傳統的對立和分野,試圖以特立獨行的另類書寫獲取讀者青睞。但事實上這樣的時尚寫作只能迎合部分讀者的口味——時尚寫作無疑是消費社會一種能贏得大眾讀者的寫作,但在當今文學多元化的情勢下,大眾讀者的閱讀趣味日益多樣化,這使讀者群體的細分成為必然。因之,在看到消費社會同質性、模式化、流行的時尚文化盛行時,還必須看到非時尚、個性化的傳統文化與高雅文化也有其自身特定的觀賞群體。傳統戲曲、古典芭蕾、交響樂、歌劇等經典作品以及中外文學名著也有不少觀眾和讀者,這些傳統與高雅文化的存在不可能因消費文化發展而被忽略。因此,文學在走向大眾化時也出現另一趨向,即分眾化——讀者閱讀趣味的多樣化,使文學形成越來越豐富多樣的敘事風格和審美類型,閱讀群體的細分現象因此日趨明顯。事實上,分眾化也是消費社會中與消費文化并存的一種現象和趨勢。
  從這一認知角度看,作家時尚寫作的敘事策略應有所改變,以克服時尚化文學的局限。作家的欲望書寫顯然不能停留在單純的感官表現,單純的感官表現只能是一種書寫文本的存在,而不是一種文學文本的存在。任何一種文學文本都必須遵循一定的美學規范,運用一定的藝術法則進行建構。時尚化的文學也不例外。當作家的欲望書寫不受任何藝術規范制約而信筆由韁,就勢必偏離文學軌道,成為非文學寫作。時尚文學中的欲望書寫,呈現了消費文化語境下人的感性欲望的種種新的表現形態,體現出一個時代人們新的生存狀態和價值取向。但作為文學存在的欲望書寫,必須以藝術方式去呈現,而且是以不同于以往的藝術方式去呈現,并在這種呈現中形成新的藝術規范和美學形態。比如以調侃、戲謔、直白而不是以含蓄、蘊藉手法表現欲望。作家除了吸收傳統藝術手法外,更要有意識地創造新的表現感性欲望的藝術方式,當然這種藝術方式要在實踐中逐步確立。這不僅能使欲望書寫避免陷入“欲望疲勞”,而且能使時尚化寫作獲得新的藝術支撐,形成新的審美范式。
  另一個與文學時尚化密切相關的問題是,如何看待文學的傳媒化與作家的“作秀”行為,以及作品的社會影響、市場效應與藝術水平的悖反現象。在這一現象背后,必須看到消費社會時尚文化和當代傳媒的特殊作用及其對文學時尚化的影響。消費社會商品和文化生產符號化的趨勢,導致作家和傳媒的“作秀”意識格外強烈。其結果是,那些善于將寫作進行標簽化宣傳和符號化渲染的作家,或者受批評家與媒體廣泛關注的文學寫作,總是成為文壇乃至社會的中心。一旦這種格局形成,不論作家的藝術造詣如何,也不論作品的質量如何,都不影響這些作家作品的知名度。這是由于那些進入傳媒運作體系的文學,其價值已不是傳統的審美尺度所能衡量,而應該將其視為一種文化商品,從其市場效應和社會認知度的層面去評判它的價值。美國電視媒體運作的“美國偶像”選拔、中國電視媒體的“超級女聲”大賽,之所以能制造從平民一躍而為明星的神話,就是憑借了媒體的魔力。但問題在于,如何評估那些藝術上有獨創性卻沒有進入傳媒的作品呢?如果以是否進入傳媒為重要尺度,那么,未來的文學史勢必遺漏一大批有審美價值的作品。
  在當代社會,文學作品能否進入文學史和流傳下來,取決于多種因素。但必須看到,文學作為一種人類精神和藝術創造的存在,它被傳媒包裝、炒作的因素和產生的影響都是有限的。文學的時尚化傾向雖然是消費文化語境中不可避免也不可忽視的重要現象,時尚化的作品完全可能成為文學史中不可疏漏的一筆。但文學還有一些不能被包裝和時尚化的因素,那就是它表現出的對人生的獨特感悟、對人性情感的精微獨到的發現和對世界獨到的把握方式與藝術言說方式。事實上,即便是時尚化的作品,它們固然有被傳媒包裝和利用而成為時尚閱讀的因素,但其中也有不少在藝術上具有自己的追求。很難想象一部連基本的文字水平和描寫能力都不具備的作品,僅僅憑借傳媒炒作就能備受青睞、風靡一時。從此意義上看,那些能夠成為時尚閱讀的作品,往往都在某個方面擁有獨特的藝術表現,甚至新的藝術創造。問題在于,面對一種現象不能簡單、匆忙地下結論。在看到文學時尚化的歷史合理性時,也不能不看到其局限性,更不能因此否定那些非時尚的作品。同理,在肯定那些置身時尚之外、堅持藝術的純粹性作品時,也不能不看到在新的社會文化語境中這類作品的不足,這種不足通常表現為缺乏引人入勝的敘事功力與喚起愉悅的美學魅力,往往多被評論家首肯而不被讀者接受,這樣的作品與時代脫節等問題也應引起注意。
  在日新月異、迅猛發展的時代,擁有開放的思維和變化的眼光顯得尤為重要。文學在迅速地發展變化,人們的視野和思維也不能定于一尊,更不能一成不變。以變化的眼光考察動態演進的文化現象和精神圖景,是把握今天多樣化的文學和文學的未來的批評策略。從此意義上說,當下中國文學的時尚化傾向是喜憂參半,但比較而言,重視和解決其中存在的問題顯得更為急迫必要。
  注釋:
  ①讓·波德里亞:《消費社會》,劉成富、全志鋼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頁。
  ②西莉亞·盧瑞:《消費文化》,張萍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63頁。
  ③西莉亞·盧瑞:《消費文化》,第1頁。
  ④楊魁、董雅麗:《消費文化——從現代到后現代》,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第23頁。
  ⑤參見楊魁、董雅麗《消費文化——從現代到后現代》第5、8章。
  ⑥參見蕭春雷《我們住在皮膚里》,百花文藝出版社,2002年,第37、38頁。
  ⑦李歐梵:《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1930-1945》,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73頁。
  ⑧柯林·坎貝爾:《求新的渴望》,孟登迎譯,見羅鋼、王中忱主編《消費文化讀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第273頁。
  ⑨齊美爾:《時尚的哲學》,費勇譯,見羅鋼、王中忱主編《消費文化讀本》,第243、263頁。
  ⑩齊美爾:《時尚的哲學》,見羅鋼、王中忱主編《消費文化讀本》,第245頁。
  (11)西莉亞·盧瑞:《消費文化》,第64頁。
  (12)洪治綱:《無邊的遷徙》,山東文藝出版社,2004年,第52頁。
  (13)謝選駿:《荒漠·甘泉》,山東文藝出版社,1987年,第324頁。
  (14)莫言:《檀香刑》后記,作家出版社,2001年。
  (15)讓·波德里亞:《消費社會》,第139頁。
  (16)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趙一凡、蒲隆、任曉晉譯,三聯書店,1989年,第95頁。
  (17)董麗敏:《墜落的飛翔——評所謂“七十年代出生的小說家群”》,《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2000年第4期。
  (18)包亞明主編《后大都市與文化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頁。
  (19)麥克盧漢:《理解媒介》,何道寬譯,商務印書館,2000年,第34頁。
  (20)參見2002年1月21、28日《文藝報》開設的“文學時尚化批判”專欄。
  (21)喬治·桑塔耶納:《美感》,繆靈珠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第24頁。
中國社會科學京146~156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管寧20062006
當前中國文學/文學時尚化/消費社會/審美形態/大眾傳媒
本文從消費社會的文化語境入手,在理論與實證兩個層面,對當前中國文學的時尚化傾向的表現形態、成因、價值意義及存在的問題進行了分析闡發。認為當前中國雖然在總體上還處在生產社會階段,但已具備了消費社會的諸多特征,由此形成的消費文化環境,構成了文學時尚化的社會文化語境。個人敘事的非道德化、人性想象的極端化和線性敘事的瓦解,是文學時尚化最重要的審美特征。評價文學時尚化傾向,既不能放棄審美維度,也不能忽略文學作為一種文化消費的商品維度。時尚與非時尚作品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與局限性,只有以變化的眼光審視,才能準確、科學地評判當下消費文化語境中文學的時尚化現象。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京146~156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管寧20062006
當前中國文學/文學時尚化/消費社會/審美形態/大眾傳媒
2013-09-10 2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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