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思韻網

加入收藏   設為首頁
選擇語言   簡體中文
你好,請 登陸 或 注冊
首頁 人文思韻 傳奇人物 歷史思潮 時代作品 話題討論 國民思韻 民初捐助 賬戶管理
  搜索  
    人文精神 >>> 當代歷史與思想
字體    

當審美遭遇政治    ——葉紫小說《星》對左翼文學創作的意義與啟示
當審美遭遇政治    ——葉紫小說《星》對左翼文學創作的意義與啟示
網載     阅读简体中文版


    中圖分類號:I206.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5973(2004)05-0070-04
        一、政治理性與審美意識能否和諧共生
    20世紀30年代,中國左翼文學家們在馬克思主義革命理性精神指引下,將文學的發展 方向與政黨的政治斗爭方向緊密結合起來,選擇激進的政治意識作為文學創造的核心理 念,形成了意識形態化的文學觀以及文學的黨派性等文學的存在方式。這種對文學功能 的激進擇取,擠壓了文學的審美創造空間,弱化了文學創造的自律意識,使左翼文學創 作在很大程度上淪為政治意識的傳聲筒。
    政治與藝術雙重旋律的交織,是公認的中國20世紀30年代文學的一個典型特征。強烈 的政治關懷意識,使知識分子們走出“五四”以個性解放為本位的狹窄天地,將目光和 激情轉向廣闊而劇烈的社會變動、轉向民生疾苦、轉向階級斗爭,用文學創作和文學行 為來思考社會和人生。這使文學創作的題材得到空前規模的開拓,表現角度得到深度開 掘,敘事視野、敘事手段、作品結構、情節設置和人物塑造具有了尖端性和前衛性的時 代特點。一大批優秀左翼作家,從各自的現實體驗和感受出發,在政治激情的引導下, 特別是在新的文學題材和新的文學品種試驗與開拓上,引領文壇之風騷。但政治意識對 文學創作是一面雙刃劍,反抗政治、文化專制主義的政治理性要求,使左翼作家們在最 大程度上實踐了文學的社會價值和戰斗功能,可是急切的政治訴求往往抑制文學自身內 部的美學建構,淡化作品審美意蘊的營造。這使大多數左翼作品至今依然受到詬病。
    文學觀念不等同于具體的文學作品。作品不是單純的理念的表達,而是人的直覺、情 感、意志和理性訴求等精神活動的全面藝術化展現;粗俗淺陋的作品不但毫無藝術性可 言,甚至也不足以深入全面地表達政治理念;而有品位的作品不但具有豐富的藝術想象 空間,而且可以借此使政治理念更富于生命力和感染力。詹明信就強調:“我歷來主張 從政治、社會、歷史的角度閱讀藝術作品,但我絕不認為這是著手點。相反,人們應從 審美開始,關注純粹美學的、形式的問題,然后在這些分析的終點與政治相遇。人們說 在布萊希特的作品里,無論何處,要是你一開始碰到的是政治,那么在結尾你所面對的 一定是審美;而如果你一開始看到的是審美,那么你后面遇到的一定是政治。我想這種 分析的韻律更令人滿意。”[1](P7)我們知道,文學與政治本來分屬于人類不同的精神 層面,二者沒有必然的邏輯從屬關系,文學與政治發生關系,主要在于創造主體的自我 意識和自我選擇。因此問題的關鍵不在于文學從屬于政治或者文學應當排斥政治,而在 于如何將政治理念與審美意識高度融合在作品中,用作品所創造的藝術想象世界去展現 政治理念。豈止是布萊希特的戲劇作品,古今中外有許多優秀的文學作品,不僅具有高 超的藝術審美性,而且還洋溢著濃烈的、充滿現實關懷的政治意識,達到藝術與政治的 較為完美的融合。
    左翼文學重新受到人們的深切關注,除了文學與政治不解之結之外,還在于它創造了 不少既具有深沉的藝術底蘊又具有濃烈的政治激情的作品。葉紫就是其中的一個佼佼者 。魯迅曾經評價葉紫說:“作者還是一個青年,但他的經歷,卻抵得太平天下的順民的 一世紀的經歷,在輾轉生活中,要他為‘藝術而藝術’,是辦不到的。……但我們卻有 作家寫得出東西來,作品在摧殘中也更加堅實。……這就是作者已經盡了當前的任務, 也是對于壓迫者的答復:文學是戰斗的!”[2](P220)作為一個30年代在上海從事左翼革 命文藝運動的革命作家,葉紫的小說多取材于故鄉湖南洞庭湖畔的農村生活,以生動的 筆觸和曲折的故事,描繪農民的苦難與抗爭,總是回蕩著呼喚農民革命的吶喊,具有鮮 明的政治革命意識。與眾不同之處在于,葉紫的小說既非口號式也非概念化,而是以濃 郁悲憤的藝術氛圍來展現政治革命的主題,在藝術創造上非但沒有被左翼批評的“普洛 克魯思德斯之床”拉長或鋸短,其藝術魅力反而因為深沉的政治革命意識而倍增,政治 理念和革命吁求也借助于藝術的想象空間而變得合情合理,實現了文學的戰斗的社會功 能,既展現了左翼文學作家運用文學手段追求政治理想的理性要求,也表明了左翼文學 在藝術創造上具有達到精湛高度的廣闊空間。葉紫的中篇小說《星》就是一篇富有包孕 性、政治理性精神與藝術審美意識高度融合的杰作。
        二、革命引導下人性覺醒的生理、心理和社會角色的選擇
    個性解放與人性覺醒是“五四”時代的文學主題。“五四”之后思想啟蒙的時代主題 讓位于政治救亡的吶喊,階級解放和民族解放成為時代的最強音。必須看到,“五四” 時代的個性解放和人性覺醒更多是屬于知識者內心世界掙脫束縛的精神需要,而中國最 廣大的社會實體——農民很少真正走入這個知識者創造的文藝世界。然而在左翼十年間 情況完全不同了。盡管個性解放與人性覺醒成為從屬于政治解放主題的次級主題,但是 卻不再像“五四”時代那樣空泛和輕飄,而是和人間底層人民真實的生存狀況、社會地 位以及悲慘的命運連接起來,農民真正成為文學的反映主體,個性覺醒和人性解放獲得 了堅實的現實基礎和實踐路向,啟蒙真正落到了實處,虛弱的思想想象化為具體的堅定 的政治實踐,個性解放與人性覺醒也獲得了血肉豐滿的表現對象,和大多數的地之子們 的靈魂與命運休戚相關,共同塑造了更為深沉和廣闊的藝術創造空間。
    葉紫的中篇小說《星》,就是一篇在政治理性精神和革命原則燭照下,書寫個性解放 、人性覺醒的時代新篇章。準確地說,對于《星》的中心人物梅春姐來說,個性解放與 人性覺醒應該是女性的反抗與覺醒。僅就小說建構的藝術空間來看,并沒有明顯的女權 主義精神跡象,在政治意識的強光輝映下,性別特征并不具有實質意義,反而更近似于 具有普遍特征的個性解放與人性覺醒的內涵和本質。當然,小說對這一主題的表現是借 助于女性命運展開的。描寫對象選擇弱勢群體中的弱勢個體,更能激發讀者的同情和悲 憫。
    小說開篇就充溢著悲劇氣息。梅春姐的悲哀和怏怏閨怨不是單純的少婦思春,而是生 理、心理和社會角色諸多方面壓抑下的“地火”。梅春姐是一個漂亮、多情和賢惠的青 春女性,小說以富于詩意和愛憐的筆觸描寫她的外形和氣質,但這樣一個美麗的女性, 非但得不到丈夫的呵護,反而只是一個“替他管理家務,陪伴泄欲的器具”,時常遭受 毆打,不但使梅春姐生理和心理受到壓抑和摧殘,也使她的社會角色和社會形象受到損 害,男人們“用各種各色的貪婪的視線和粗俗的調情話去包圍,襲擊那個年輕的婦人” ,女人們用窺視、諷刺、鄙夷和同情的語言嘲笑她。惟一值得自己驕傲的,是“她用她 自己的眼淚和遍體的傷痕來博得全村老邁人們的贊揚”,“尤其是對于那些浮蕩的,不 守家規的婦人的驕傲”。對于梅春姐這樣一個有愛有欲、珍視社會形象的青春少婦來說 ,生存境遇所帶來的痛苦、悲哀、空虛和孤獨,使她難以忍受無涯的黑暗的長夜,常常 幻想奇跡發生。
    是地火就要奔突,就要燃燒,梅春姐的生命活力在壓抑中忍耐著,等待著命運星火的 點燃。革命成了梅春姐的救世主,盡管她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革命,可當革命第一個事件 “剪頭發”降臨時,所有女人都痛哭流涕,惟有梅春姐泰然地毫不猶豫地挺身迎接銳利 的剪刀。當人們在緊張、好奇、恐懼和惶惑中關注著革命,連梅春姐那殘暴、野蠻的無 賴丈夫也要去參加什么會(因為這個會可以使他發財、打牌、賭錢)時,革命對梅春姐來 說,卻是一場從肉體到心靈的脫胎換骨的洗禮。革命帶給梅春姐的首先是情欲的解放, “那一個的白白的,微紅的,豐潤的面龐上,閃動著一雙長著長長的,星一般的眼睛! ”攪亂了梅春姐本已絕望的心靈,“在她的腦際里,卻盤桓著一種從未有過的,搖擺不 定的想頭”。盡管她覺得“不能讓這些無聊的,漆一般的想頭把她的潔白的身名涂壞” ,可是欲望、情感和希望的閘門一旦打開一點縫隙,就阻擋不住洶涌澎湃的解放潮水。 當長著一雙“長長睫毛的,撩人的,星一般眼睛”的黃副會長向她求歡求愛時,“她猶 疑,焦慮著!她的腳,會茫然地,像著魔般地不由她的主持了!它踏著那茅叢叢的園中的 小路,它把她發瘋般地高高低低地載向那林子邊前!……”但是偷情被人知曉了,梅春 姐面對的是村人的指指點點,丈夫的暴打,內心的悔恨,以及那不曾熄滅的希望之光。 當黃副會長決定依靠革命的力量解決問題時,梅春姐終于將命運和革命捆綁在一起,情 人黃副會長成了她生命中可以依靠的北斗星:“我初見你時,你那雙鬼眼睛……你看: 就像那星一般地照到我的心里。現在,唉!……我假如不同你走……總之,隨你吧!橫直 我的命交了你的!”
    革命讓梅春姐飽經摧殘的人性得以覺醒、壓抑已久的情愛得以釋放,更使梅春姐獲得 了新的社會角色和社會形象。在經歷了偷情風波不久,“梅春姐非常幸福地又回到村中 來了:她是奉了命令同黃一道回的。”她手中有了革命者的權威,有了革命者的價值資 源,成了村中的婦女領袖:“她整天都在村子里奔波著:她學著,說著一些時髦的,開 通的話語,她學著,講著一些新奇的,好聽的故事”,“這些話,梅春姐通統能說得非 常的時髦、漂亮和有力量”,盡管從前那班贊譽過她的老頭子和老太婆們開始“卑視” 和“痛恨”梅春姐,但是那些年輕的姑娘和婦人們卻像瘋了一般“全都信了梅春姐的話 ,心里樂起來,活動起來了!”更為重要的是,梅春姐白天高興地活動著,獲得參與和 引導社會事務的滿足之后,夜晚還能“名正言順”地“像一頭溫柔的,春天的小鳥般的 ,沉醉在被黃煽起來熾熱的情火里;無憂愁,無恐懼地飲著她自己青春的幸福!”革命 給了梅春姐新生的機遇,梅春姐也毫不猶豫地將身體和心靈全部交給了其實她了解并不 多的革命。
    但是革命失敗了,先是反革命的謠言“公妻”和“裸體游鄉大會”之類事件動搖了革 命的社會心理基礎,而后梅春姐的情人黃被槍殺。懷孕的梅春姐在牢房中生下了她和黃 的愛情結晶。在善良的鄉親們的勸說下,人性未泯的丈夫將她保釋出獄。但是革命停滯 了,失敗了,一切又都復原了,梅春姐仿佛具有了更深的罪孽,她的丈夫更加殘酷地折 磨她。堅強的梅春姐以更大的毅力忍耐著,她懷念著黃,幻想著兒子長大“同他那死去 的爹爹一樣”。然而當孩子被殘忍的丈夫摔死后,梅春姐不再逆來順受,“她漸漸地由 悲哀而沉默,由沉默而又想起了她的那六年前的模糊而似乎又是非常清晰的路途來!” 盡管沒有了啟蒙者、沒有了熱戀的對象,然而她的信念漸漸明晰、堅定起來。在小說家 葉紫極富象征和預言的詩意筆觸下,梅春姐堅定而又自覺地選擇了自己的前進方向:“ 北斗星拖著一條長長的尾巴,那兩顆最大最大的上面長著一些睫毛。……你向那東方走 吧!……那里明天就有太陽了!”梅春姐義無反顧選擇了星光閃爍的前方,她(和黃)在革 命歲月時所感受的幸福的巔峰體驗,將會更加燦爛地降臨。
    這樣,通過梅春姐坎坷和悲慘的經歷,通過梅春姐痛苦但是堅定的人生選擇,通過梅 春姐由愛欲追求到革命精神爆發,一個頗富藝術張力、頗富象征意味的革命故事和革命 預言就誕生了。革命理念在藝術情感和想象世界中,獲得了充足的生命力,而且也似乎 預示了革命是惟一的選擇和最高原則,不然就是奴役和死亡。
        三、革命啟蒙的統攝性、包孕性和復雜性的藝術展現
    值得珍視的是,《星》所建構的有關革命的藝術想象世界,首先遵循的是文學的自律 性要求,它所創造的想象空間升華了革命理念,而非革命政治理念的機械表達。雖然小 說凸現了革命在社會存在和人生選擇方面的終極價值意義,但是小說所展現的革命決非 單純的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而是描述了政治革命背景之下人的全面革命和整體革命, 既包含人的社會地位、社會身份的外部世界的革命,更包括人的生理、心理、情感和理 性的內在精神世界的革命,不但強調了政治理性和革命精神的統攝作用和指導意義,而 且更為細致、敏銳地展現了革命的復雜性和包孕性。
    “五四”文學所塑造的人性覺醒與個性解放主題,尤其是女性的人性覺醒與個性解放 ,往往沒有現實出路。在洶涌澎湃的個性解放潮流支撐下掙脫枷鎖紛紛奪門而出的中國 娜拉們,最終面臨的是魯迅那清醒而深刻地發問:“娜拉走后怎樣?”那時的個性解放 和人性覺醒更富于理想化和浪漫色彩,想象固然絢爛、超脫,但缺乏堅實的現實支點。 可是這些到了左翼十年間就完全不同了,無論是男人還是女人,個性解放和人性覺醒有 了明確的現實價值坐標,在“墮落”和“回來”兩條路之外,有了選擇革命之路的可能 。葉紫的小說《星》就以敏銳的藝術筆觸,將“五四”時期云霓般飄浮的個性解放和人 性覺醒,拉回到堅實的大地上,讓革命與反革命的角逐來規劃地之子們的命運和選擇。 盡管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但是就生理、心理和生存狀態而言,梅春姐和“五四”時期 中國的娜拉們是一樣的,只不過是一個最底層的娜拉,可是卻是一個有了明確現實追求 目標的娜拉,一個革命的娜拉。“五四”時期的娜拉們要么墮落、要么回去,但是梅春 姐卻在革命的星光燦爛中尋找到人生的航道,去追求生理、心理和社會地位的解放,“ 革命”成了最高的人生價值律令。
    更重要的是,《星》對革命的想象和描繪,完全不同于早期左翼小說的浮躁、浪漫和 激情。早期的左翼小說尤其是革命浪漫蒂克小說,大多側重于憤懣的革命情緒的宣泄, 側重于革命政治理念的宣傳,急于使政治理想獲得傳播、獲得認可、獲得群眾,作者的 主觀意圖沒有很好地通過藝術手段進行傳達,反而由于宣傳革命理念的主觀意圖過于強 烈,不但使革命理念沒有很好地經過藝術轉化,反而以意害辭,強烈的主觀理念意圖嚴 重妨礙了藝術創造的生長空間。到了葉紫走上文壇的時代,這一切已悄悄發生了變化, 宣傳革命的熱誠、喧囂與浮躁開始轉換為冷靜的思索,左翼作家們在反對者“拿出貨色 ”的質疑下,開始深入細致地探索革命和藝術的關系,開始認識到革命與藝術決非簡單 的從屬與被從屬的關系,而是蘊含著復雜的辯證內涵。在尊重藝術規律的前提下來表現 革命和政治的理念,開始得到左翼陣營的理論家、批評家和作家們的重視。
    葉紫的小說《星》可視為這一文學思潮語境中的一篇有代表性的杰作,突出表現了左 翼作家在藝術創造上的突破。小說中將梅春姐和革命維系起來的中介,是她的情人黃, 革命的最根本的基礎和動機是情欲和愛情受到壓抑與摧殘,以及由此帶來的社會地位和 社會角色的損害。其小說主題的營造基本上是“革命 + 戀愛”模式。仿佛這個早期左 翼革命浪漫蒂克小說的主題,又復活在葉紫的小說中,但是已脫去了概念化、公式化、 模式化的弊端,使早期左翼小說家們浮躁的浪漫的革命激情經過沉淀,變得更為深沉、 真摯、豐滿,更富于藝術感染力,更為有血有肉。尤其通過革命暴力爭取社會解放和階 級解放的宗旨,已具體化于人性覺醒與個性解放之中,從而使作品能發揮更大的社會功 能,在整體上提高了左翼小說的藝術品位,實現了一次高超的藝術超越。
    這首先表現在小說所敘述的革命,是整體的、全方位的革命,是從肉體、心靈、情感 到社會角色選擇和爭取社會地位的全面革命,決非單純的赤裸裸的政治革命和政治斗爭 。這在梅春姐突破封建倫理和禮教文化思想的束縛,首先掙脫了情欲的壓抑獲得生理和 心理的解放,進而從事革命活動獲得嶄新的社會角色方面,有著細致和突出的表現。對 小說其他人物,尤其是梅春姐的丈夫和鄉親的描繪上,顯示了作者對精神革命的關注。 作者在描述革命作為外力引起他們生存狀況變化的同時,似乎更注重他們內在精神世界 的變遷,更注重政治理念和革命思想能否內化為這些人的變革驅動力。作者并沒有拔高 和夸大革命的偉力,反而以濃墨重彩來講述革命的來去匆匆,風過樹搖,風止樹靜,和 魯迅小說中對革命的疑問和反思有異曲同工之妙。這是不是作者在強調革命統攝性的前 提下,將焦點移向了革命的包孕性、復雜性乃至脆弱性呢?
    在小說中,除了簡單提及的看守婦和獄卒之外,沒有涉及具體的反革命人物。這意味 著作者并不注重革命和反革命的對抗,而是將革命和反革命的對抗淡化為小說的背景故 事。這意味著“革命如何啟蒙群眾”就成為小說的思考和表達重心。小說運用了對比的 寫作手法。梅春姐自然是革命引導人性覺醒的成功范例,可是同樣遭受壓抑和剝削的其 他人卻似乎與梅春姐形成了鮮明對照。她的野蠻、粗俗、丑陋的丈夫就階級地位而言, 是屬于貧下中農的范疇,然而卻沒有下層百姓通常所具有的善良品行,反而是一個粗暴 、蠻橫的鄉間無賴,對待革命是一個典型的實用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他的革命理想與 目標和阿Q一樣。再看那些鄉親們,在革命降臨時是那么驚慌失措,仿佛天塌地陷一般 。年輕人懷著好奇心理試探著加入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在革命作為外力挾裹下的不自 覺的選擇,一旦外力失去作用,就會風消云散,缺乏理性主體的革命自覺性,是革命的 盲從者或革命的烏合之眾,他們以生存為第一要義,大多數不會為了革命信念而拋頭顱 灑熱血。老年人面對革命的風起云涌,先是懷疑嘆息,繼之以抵制、暗罵和反對。對于 作為革命基礎的這些大多數群眾,作者借梅春姐之口道出了對革命進程和革命手段的疑 惑。通過小說對鄉民們的敘述與描寫,可以推斷,革命理念世界中的無產階級并非在人 性上具有優越性,他們既有底層人民質樸善良的品性,又有民間社會藏污納垢的精神和 心理特點,如同別爾嘉耶夫從人格哲學高度進行的反思:“馬克思的無產階級缺乏經驗 的真實,僅是知識分子構想的一項觀念神話而已。就經驗真實來說,無產者彼此既有差 異,又可以類分,而無產者自身并不具有圓滿的人性。”[3](P187)這在反革命謠言的 傳播過程中,表現尤為突出,所謂“公妻”、“裸體游鄉大會”的傳播和津津樂道者, 就是同屬社會底層的老黃瓜之類的鄉親們。也同是這些鄉親們,在梅春姐身陷囹圄時, 沒有幸災樂禍,而是勸說她的丈夫,合力將梅春姐營救出來。葉紫的小說《星》以近乎 原生態般的藝術描繪,將中國鄉村社會男男女女們沉重而又復雜的生存和精神狀態,置 放于革命帶來的社會變動中,著重展現他們在突如其來的革命面前的復雜的心理狀態和 人生選擇。人性覺醒與否成為革命如何由外在力量轉化為內在驅動力的關鍵中間環節, 革命的復雜性、包孕性乃至脆弱性就鮮活地凸現在小說世界中。
    小說對革命復雜性、包孕性乃至脆弱性的描繪,還表現在敘事主體的主觀態度、敘事 視角上。與早期左翼小說不同的是,小說的敘事主體不再直接充當革命的傳聲筒,而是 隱藏在故事背后,用小說世界來展現革命的復雜性。作者不再像早期左翼小說家蔣光慈 、洪靈菲、陽翰笙等人那樣近乎歇斯底里的革命情緒的宣泄、那樣狂熱的革命宣傳激情 ,而是變得冷靜甚至有一絲疑慮和不安。這一方面說明了左翼小說在藝術建構上的成熟 ,也說明了作者對于革命本身認識和體驗的深化。比如梅春姐的情人黃,在小說中是革 命啟蒙者的化身,然而作者并沒有對他寄予多大的期望與熱情,反而顯得單薄、軟弱, 在和梅春姐偷情被發覺后,只知道抱怨鄉民的不開通,只知道依賴“上級”;在梅春姐 懷疑革命手段的激進時,嘲笑她心腸的軟弱;在反革命勢力反撲之時,缺乏冷靜的應變 能力,為革命獻身的同時似乎也在表達著自身的無能。這個人物盡管著墨不多,但從他 身上似乎寄托了作者對革命者形象的復雜思索。
    總體來看,葉紫的小說《星》在政治理念與藝術塑造的結合上,是一個成功的典型文 本。作者將自己對革命的理性思索藝術化地融合在小說世界的創造中,既表明了作者的 政治態度,又成功地發揚了小說的社會功能。這也證明,政治與文學既非相互排斥,又 非從屬、被從屬關系,關鍵在于創造主體如何理解二者的關系,并藝術地展現出來。
    收稿日期:200山東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濟南70~73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賈振勇20042004政治理性與審美意識能否和諧共生,是左翼文學創作中一個極為重要的環節。葉紫小 說《星》通過梅春姐在革命引導下人性覺醒的生理、心理和社會角色轉變,通過對革命 啟蒙的統攝性、包孕性和復雜性的藝術描繪,展現了政治與審美高度融合帶給文學創作 的豐厚思想深度和廣闊審美創造空間。政治/審美/《星》/左翼文學創作/Politics/Appreciation of Beauty/Star/Left-Wing Literature本文系山東省教育廳人文社科項目(項目批準號:J04U10)成果之一。邁夫段俊暉,男,四川外語學院在讀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比較文學研When Appreciation of Beauty Encounter Politics:Significance of,and Inspirations from,Ye Zi's Novel Star for Left-Wing Literature
   Jia Zhenyo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Jinan Shandong 250014Whether or not political reason and the sense of appreciating beauty are able to coexist harmoniously is a key aspect in Left-Wing literature.Through the description of Sister Meichun's humanistic awakening in terms of physiology and psychology,and in social role transformation,and through his artistic depiction of the dominating,embracing and complicating revolutionary enlightenment,Ye Zi's Star demonstrates that,when a complete fusion of politics with appreciation of beauty is achived,literary creation will be rich in profound ideology and a wida range of aesthetic creation.山東師范大學 文學院,山東 濟南,250014
    賈振勇(1970- ),男,山東濱州人,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博士。 作者:山東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濟南70~73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賈振勇20042004政治理性與審美意識能否和諧共生,是左翼文學創作中一個極為重要的環節。葉紫小 說《星》通過梅春姐在革命引導下人性覺醒的生理、心理和社會角色轉變,通過對革命 啟蒙的統攝性、包孕性和復雜性的藝術描繪,展現了政治與審美高度融合帶給文學創作 的豐厚思想深度和廣闊審美創造空間。政治/審美/《星》/左翼文學創作/Politics/Appreciation of Beauty/Star/Left-Wing Literature本文系山東省教育廳人文社科項目(項目批準號:J04U10)成果之一。邁夫
2013-09-10 20:59

歡迎訂閱我們的微信公眾賬號!
春秋茶館訂閱號
微信號 season-tea(春秋茶館)
每天分享一篇科技/遊戲/人文類的資訊,點綴生活,啟迪思想,探討古典韻味。
  清末民初歷史人物  民初人物
清末民初學者大師
梁啟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任甫,號任公、飲冰子,別署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活動家、學者、政治評論家、戊戌變法領袖....
高文費而隱 古德潔無華
楊霽園先生是民國時期寧波的一位大儒,一生致力于教育、述著,著作宏豐,在國學、文學等方面成就卓著,更兼他品行方端、至誠至孝,自1940年去世后,鄉人及門生一直追思不息。但楊....
資助民初精神網
        回頂部     寫評論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發表評論歡迎你的評論
昵稱:     登陸  註冊
主頁:  
郵箱:  (僅管理員可見)

驗證:   验证码(不區分大小寫)  
© 2011   民初思韻網-清末民初傳奇時代的發現與復興   版權所有   加入收藏    設為首頁    聯繫我們    1616導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