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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游戲的背后:對世界末日的思考    ——論雷蒙·格諾文學創作的風格和主題
文字游戲的背后:對世界末日的思考    ——論雷蒙·格諾文學創作的風格和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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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565.07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3831(2004)01-0037-05
    雷蒙·格諾(Raymond Queneau,1903~1976)是當代法國具有特殊地位的著名小說家和詩人。他生于勒阿弗爾,青年時代曾獲得巴黎大學哲學學士學位。1933年,他的第一部小說《麻煩事》一問世,便引起讀者的強烈反響,獲得了令人矚目的雙猴獎。緊接著,他發表了大量小說,其中最著名的有《最后的歲月》、《奧迪爾》、《檸檬的孩子們》、《嚴寒的冬天》、《我的朋友比埃羅》、《遠離魯伊》、《圣·格蘭格蘭》、《生命的星期天》、《扎齊在地鐵里》、《藍花》等等。與同時代的文學怪杰塞利納(Louis-Ferdinand Céline)一樣,格諾大膽地與傳統語言進行了徹底的決裂,把法語口語大張旗鼓地引進了文學創作。他的作品從根本上淡化了高雅語言和通俗語言之間的界限,使文學語言變得越來越通俗化和大眾化。這位隱藏在冷笑、文字游戲、異想天開的拼寫法以及俚語黑話背后的人,究竟是一位逗人開心的作家呢?還是一位悲觀的哲學家?這個問題在法國文學界至今仍然是個謎。[1]但不可否認的是,在他的作品里,在異想天開的文字游戲背后,處處流露著對人類的不幸和世界末日的思考,閃爍著黑格爾哲學思想的強烈光芒。
    一、別出心裁的文字游戲
    在20世紀法國“反文學”中,格諾以別出心裁的文字游戲而著稱,《圣·格蘭格蘭》中的文字游戲幾乎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譬如:existence(生存)一詞在他的筆下竟變成了發音相同的aiguesistence(水生物),緊接著演變成為ogresistence(貪吃物),之后又變成exsistence(產生物)和hainesistence(恨成物),最后又回到existence(生存)。從詞形上看,先前的existence和現在的existence沒有一點變化,但是通過一系列詞匯游戲,格諾向我們揭示了同一個單詞經演變后所產生出來的意外距離。“距離感”成了格諾文學藝術中的關鍵概念,在《圣·格蘭格蘭》這部小說中,格諾把散文和詩巧妙地結合在一起,不僅生動地體現了作者對現代生活的憂慮和不安,而且表現了人類偉大的原始神話。
    在文學創作上,格諾的文字游戲形式是多種多樣的。他的另一部小說《麻煩事》則以數字游戲著稱,全文共分13章,每章7個段落,每個段落幾乎都有獨特的形式。在這91個段落(13×7)中,格諾通過時間、地點和文體的變換,巧妙地使人物在一定的時間和地點有規律地出現,使讀者在閱讀小說的時候體驗到了一種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學趣味。格諾曾篤信超現實主義,后來,盡管他毅然決然地告別了這個激進的文學流派,但是那種東拉西扯、黑色幽默以及嬉笑怒罵的藝術趣味卻被他有意無意地保留了下來。他的詩作《齊奧一家》、《小型宇宙進化論》、《要是你想象》、《帶著曼陀鈴的狗》等,與其說是詩,倒不如說是一種仿詩體的散文,一種荒誕的現實主義和滑稽可笑的說教。格諾的創作風格與普雷韋爾(Jacques Préven)具有某種相似,但與后者不同的是,格諾在創作中擯棄了抒情和激情,他從超現實主義那里僅僅保留了挑釁性的無政府主義以及對美麗辭藻、高尚情感的憎惡而已。作為小說家和詩人,格諾從17世紀那些用拉丁文和加拉丁文詞尾的法語合寫的詼諧詩里得到了靈感,雅里給了他啟發,“美好時代”的歌曲作者們也給了他文學創作上的啟迪。《扎齊在地鐵里》是一部十足的平民主義作品,充滿了奇特而滑稽的色情描寫,而《橡樹和狗》則宛如一部詩體小說。與他的創作風格一樣,格諾本人的性格也十分復雜,他嘲弄一切,甚至酷愛《莎利·馬拉全集》中的色情描寫,而且對修辭學和印刷術情有獨鐘,曾寫過《文筆練習》、《直杠、數字和字母 》、《百萬億首詩》。
    表面上看,格諾的“反文學”作品寫得過于隨意,其實不然。在《直杠、數字和字母》中,格諾曾提出寫作的三大原則:首先,文學作品不能令讀者感到厭煩,最好令他們感到好笑;其次,不應該死抱傳統的語法,要大膽地把通俗易懂的口語帶進文學;再次,詩歌和小說在本質上應該是同一回事,在體裁上沒有必要進行嚴格的區分。在這些原則中,他尤其注重文學創作的娛樂功能,他試圖用游戲的手段向僵死的語言慣例挑戰,向“學院派”開戰。應該說,在文學創作中,格諾靈活地汲取了口語的滋養,使他的語言產生了一種無與倫比的活力。在《風格練習》中,格諾用99種不同的風格練習方式敘述了同一個故事,他之所以用99種風格而沒有用100種,是因為“99”這個數字不僅能夠說明風格的無限性,也能夠體現風格的相對性。在《百萬億首詩》中,詩人先把相同的韻腳和相同的語法結構寫成10首十四行詩,然后異想天開地用剪刀在詩集上剪了13下,也就是在每行詩的下面剪上一刀。這樣,這些剪下來的詩句經過重新排列組合,就能夠變成百萬億首詩,變成任何人一輩子也無法讀完的詩。
    格諾的語言觀和創作手法是獨特的。他試圖進行語言的“革命”并創造出“第三種法語”。他認為,第一種法語是講得不好的拉丁語;第二種法語是語法學家為賣弄學問而改造、規范了的法語;第三種法語則是法語口頭語言的書面表達。為了實現他所謂的語言革命,格諾在法語的詞匯、拼寫和句法方面都進行了大膽的嘗試。在詞匯方面,他給詞典帶上了新的色彩,在拼寫方面,他盡可能地簡化拼寫法,使法語變得靈活多樣,生動詼諧,而且最大限度地貼近了語音。他試圖通過這種方法擺脫整個舊的文學觀念,創造出文學形式的奇跡。在創作手法上,格諾逐漸拋棄了那種純即興創作的手法,大膽地與超現實主義進行了決裂。在參照一些原則的基礎上,他成功地創建了一種特有的、艱澀的詩學和文學體系。
    二、對世界末日的思考
    在“反文學”的文字游戲的背后,他想方設法在文學作品中架設了一些神秘而復雜的結構。這種結構通過條條框框排除了自動寫作的創作技巧,進入了一種嚴肅的形式研究范疇。他試圖通過這種方法重新回到一種古典主義。[2]尤其在虛構的文學作品《生命的星期天》、《我的朋友比埃羅》和《一段范性歷史》里,格諾對人類不幸的思考,特別是對世界末日的憂慮,在我們看來,不僅是其作品中最具有哲學意味的主題,而且也是其作品中最值得讀者回味的文學主題。
    《生命的星期天》里的主人公叫瓦倫丁·布盧。瓦倫丁是一位復員軍人,娶了一位女雜貨商之后,整天經營著一家鏡框店。這位平時看上去默默無聞的平庸之輩,內心卻一直萌動著一個強烈的欲望,他希望能夠親眼目睹德國的耶拿古戰場,因為他的曾曾祖父曾經在那里戰斗過,而且“把嚴肅發亮的刺刀帶進了德國哲學”。1937年,在世界博覽會期間,瓦倫丁在德國展廳里幸運地獲得了法德促進會旅游部的一張車票,因而終于有機會實現了多年的夙愿,他乘汽車興高采烈地游覽了拿破侖當年的古戰場。然而旅游回來之后,瓦倫丁帶回的并不是古戰場的印象,而是對德國哲學家黑格爾的深刻記憶。“在耶拿,人們向我們展示了一個德國哲學家的故居。開戰的那一天,他把他叫做‘世界的靈魂’——他這么稱呼誰?有人問道——拿破侖。”[3](P233)盡管瓦倫丁在馬達加斯加服過兵役,盡管他所讀的書不算少,而且曾經把法語大詞典《拉魯斯》從第一頁讀到最后一頁,但這句給他打開知識閘門的話,這種哲學性的影射,對于這位樸實的鏡框店小老板來說是無法理解的。他整天琢磨著這句話,后來,這句話使他身邊的人也產生了強烈的好奇心,每個人都試圖能夠尋求到其中的真正含義。他的身邊人開始感到不安,在推測其旅游的真正動因的時候,他們甚至迷失了方向。這句話后來就變得越來越神秘,以至于有人甚至說出了間諜的名字。德國之行徹底地改變了瓦倫丁的世界觀,盡管他后來變得更加小心謹慎,但是他卻不由自主地陷入了悲觀的深淵,把殘酷的戰爭看成了人類無法避免的災難。后來,他逐漸具備思辨的能力,甚至具備預測未來的本領。這個本領最終使他以莎菲爾的名義干起了占卜行當。
    在格諾的眼里,耶拿古戰場的時間就是世界末日的時間。這樣,有關世界末日的經驗論時間與耶拿古戰場的時間便巧合在一起。這個時間里還有另一個巧合,就是德國哲學大師黑格爾剛剛完成舉世矚目的《現象學》著作。應該說,耶拿古戰場之行使他從庸庸碌碌、渾渾噩噩的生活中解放了出來。盡管瓦倫丁仍然像以前一樣為人和藹謙虛,而且始終保持著平常人的生活方式,但是與周圍的人相比,他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智者”,因為他與時間維系了一種特殊的關系。[4]通過對馬達加斯加的喪葬習俗的描繪,我們最能看出瓦倫丁超凡脫俗的思想。馬達加斯加的人死了之后,人們先把死者埋進地里,然后再把他們從地里拖出來移葬到其他地方,讓他們在其他地方腐爛。這種風俗在瓦倫丁身邊的人看來很野蠻,但在瓦倫丁的眼里卻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因為歷史本來在他看來也是這么回事,當歷史已經結束,人們只有將它埋葬,然后再把它移到其他地方。瓦倫丁在“已經完成的系統范疇”里“看”現實,并無動于衷地接受了其不可避免的進程。他之所以成為占卜者,是因為他知道所有的一切在1807年的時候,也就是在耶拿戰役爆發的時候就已經完成和結束了,未來的一切只能是對這場災難的反思,這就是他從德國之行得出的最“寶貴的”教訓。從耶拿回來之后,瓦倫丁的智力得到了空前開發,一個庸碌無為的鏡框小商販居然也能夠預知戰爭。瓦倫丁認為戰爭具有必然性,而且其必然性已經切入一個已經完成的歷史進程,今后的一切也只是無限的重復罷了。在他的心目中,即將爆發的世界沖突仍然是這個已經完成的世界末日的重復,因為在耶拿戰役之后,再也沒有什么新的東西可以出現了。
    格諾的另一部“智慧的小說”《我的朋友比埃羅》為我們描繪了世界的大爆炸可怕情景,其基本主題也是世界末日。在寫作技巧上,這部作品與《生命的星期天》十分相似,但有一點很不同:在其他地方能夠用抽象的方式對哲學內容進行說明的參照符號,在《我的朋友比埃羅》里則通過一種通俗淺顯的文字表現了出來。在這部作品里,對哲學明顯影射的地方是對“哲學家”的描述。那些哲學家出入于正在燃燒的“統一廣場”,他們試圖在那里能夠找到讓他們觀察到事物本質的角度:在嬉戲宮里,當姑娘們的內衣被一陣突如其來的人造風吹起,“哲學家們竟然翹首以待,各自尋找著所選的部位,兩眼睜得大大的,而且興致勃勃地窺視著。”[5]哲學家的行為是令人懷疑的,他們的不介入是假的,他們并不乖戾,也不是什么智者。后來,具有倫理意識的杈桿巧妙地保護了女同伴的私處,使得哲學家們的好奇心嚴重受挫。哲學家們為此大吵大鬧,他們的吵鬧最終引起了嬉戲宮的臨時關閉。最后,哲學家們的好奇心還是得到了滿足,因為他們終于看到了那些女孩子坐在豬背上表演節目,看到她們的裙子高高地撩起。“統一廣場”被大火完全吞噬之后,人們發現最值得懷疑的人不是別人,而是那些道貌岸然的哲學家。而作者想像出來的那個脫離現實的主人公比埃羅,恰恰避開了故事里的沖突,他并沒有像其他哲學家那樣被動地觀望這場災難,而是對這場災難進行了哲理的思考。在這一點上,比埃羅根《生命的星期天》里的主人公瓦倫丁一樣,在不幸的遭遇中成為了一個善于思辨的“智者”。
    “統一廣場”毀滅的意義是深刻的。在“統一廣場”上,開始是飛機大戰,后來出現了一場罕見的火災。那里的所有建筑被徹底毀滅,那場災難意味著人類歷史的最后時刻,也就是歷史自我毀滅的時刻。格諾認為,“統一廣場”的“歷史性的世界”消失之后,那些與神圣世界斗爭的曲折情節,包括對它們的滑稽反映自然很快就被人遺忘,因為兩個對立面在辯證地進行相互吸收,直至消失之后,該終止的也就是歷史本身了。但是,作者希望發生主要情節的地方不應該變成一個動物園,不應該回到一種重新統一了的、和平化了的自然。從《我的朋友比埃羅》的結局來看,格諾把世界末日當作了創作主題,那么,這是否就意味著作者想從這部小說中得出某種“哲學”的道理呢?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因為在格諾的眼里,它既是一部哲理小說,也可以說不是,因為作者根本不想用傳統哲學中的某些抽象思想來給他的虛構作品披上誘人的外衣。
    格諾的小說不在于文字游戲或形式上的結構,而在于一種歷史的哲學,他的目的是為了展現“統一廣場”和波爾代夫教堂的對立。“統一廣場”代表著一個流動的、不確定的以及破碎的現實,它既是娛樂的場所,同時又是勞動的場所。處在肅靜和昏暗中的波爾代夫教堂是一個平靜的,宗教的、文化的世界,它與理想的另一面是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是人類回憶和傳奇的場所,與變化不定的現實世界形成鮮明的對照。這種對照讓我們明白了神圣的世界和世俗的世界實際上是同一個世界,只是這個世界在自我對照的時候被分裂了,形成了兩個既互補又排斥的對立面。不過,這兩個世界也只有相互比較的時候才具有實際的意義,而且這兩個世界以及他們的對立如果要消失的話,就必須一起消失。格諾告訴我們,“統一廣場”消失之后,波爾代夫教堂盡管幸存了下來,但它的存在只是暫時的,因為前者消失之后,后者根本就沒有什么存在的理由。小說《我的朋友比埃羅》就是用這樣的思想作結尾的。
    在格諾的筆下,哲理性虛構小說的意義通常富有深刻的哲理。1966年,格諾發表了《一段范性的歷史》。這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作者采用羅馬數字給它分了96個章節,某些章節僅有數行,最長的也勉強超過一頁。在這部作品里,格諾所關心的問題主要是“歷史是一門學科嗎?”“宗教的起源”、“歷史的基本要素”等。在發表《一段范性的歷史》的時候,格諾曾作了一個簡要的說明。早在1942年,格諾就開始撰寫這部作品,后來由于種種原因不得不繼續寫下去。20多年過去后,盡管它仍然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但是格諾還是將它原封不動地發表了出來,最多只是換了個題目而已。作者告訴我們,他之所以這么做,一方面是為了給對《藍花》感興趣的讀者提供一些信息,另一方面如果說它對量的歷史沒有多大的貢獻,那么,它至少可以被看作是一部反映他本人內心世界的日記。從這部作品撰寫到發表,時隔25年,這個時間間隔使得作品在自身的范圍內分裂出了明顯的、甚至是不同意義的層次。這部作品在出版的時候,有個耐人尋味的書腰說明:“這本書不是一部小說”。這種諷刺性的提醒方式在我們看來也可以這么理解:從歷史的意義來看,雖然這段“歷史”是范性的,但它不是一段歷史,而是其他別的東西,一種有關普遍意義上的、以演繹的方式進行介紹的抽象理論;它內切于科學和哲學的文本,與虛構沒有什么聯系。“這本書不是一段歷史”聽起來只是一個否定句,但常常令人想起瑪格麗特最著名的繪畫中的一種標題:“這不是一個煙斗”。因為后者的這個標題一語雙關,它在對作品命名的同時實際已經進行評論了,使得這部作品成了一幅“范性的繪畫”。這不是一個煙斗,也不是一段歷史,然而它們與它們所表示的東西是何等的相像,似乎是說這不是一個“真的”煙斗,這不是一段“真的”歷史。那么真的煙斗和真的歷史究竟又是什么呢?表示一個假煙斗的繪畫又是什么東西呢?具有歷史特點的、又不能被稱為歷史的東西究竟又是什么東西呢?格諾給了我們兩種解釋:一是《一段范性的歷史》作為他后來的作品《藍花》的素材,二是這部作品可以作為自傳材料,一個記錄作者當時在文學思考方面的心路歷程。從后者的意義來看,《一段范性歷史》具有證詞的價值,它記錄了作者在寫《我的朋友比埃羅》時候的理論思考。
    三、思想來源與實質
    從嚴格意義上來說,格諾的悲觀思想來源于德國哲學家黑格爾,而且與俄羅斯流亡者柯契夫(Kojève)的闡釋是分不開的。20世紀20年代,俄羅斯流亡者柯契夫在德國接受了哲學教育之后,在另一位負責宗教學的俄羅斯移民科伊萊(A.Koyré)的引見下,進入了久負盛名的巴黎高等研究院。柯契夫從來沒有當過一個專職的大學教員,但他在這個特殊的范圍內從事的“教學”卻對后來的大師級學者們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巴塔耶說:“從1933年到1939年,我聽了柯契夫講解《精神現象學》的課,他對作品的逐一闡釋太捧了:好多次格諾和我走出那個小教室的時候,我們都激動得說不出話來——啞口無言……柯契夫的課把我沖破、搗碎、處決了十次。”[6]聽這門課的除了格諾和巴塔耶,還有拉康、布勒東等人,他們對思辨產生了極其濃厚的興趣,黑格爾的哲學課對于他們來說是個接觸的機會,同時也是個借口。當時“實踐”、“認識的欲望”、“拼死斗爭”、“消極性”、“自我反省”、“滿足”、“智慧”等字眼在法國理論界還是些新名詞,柯契夫的課起到了巨大的啟蒙作用。這樣的語言后來竟成了現代派的語言,在法國文壇產生的影響達數十年之久。
    在文學創作中,格諾巧妙地把黑格爾的思想通過虛構的文學形式形象生動地再現了出來。1947年,格諾整理并發表了《黑格爾著作導論》。在這部作品里,他把亞歷山大·柯契夫在巴黎高等研究院所講授的有關《精神現象學》的課程匯集在一起。1951年,他發表了《生命的星期天》,小說的題目源于黑格爾的《美學課程》,確切地說是源于對荷蘭繪畫的介紹:把一切擺平的并遠離那些所有不好的東西,是生命的星期天;天性就心情好的一些人是不可能極壞或極其下流的。同一年,喬治·巴塔耶主持的《批評》雜志發表了柯契夫的文章,題目為《智慧的小說》。柯契夫對格諾的三部小說《我的朋友比埃羅》、《遠離魯伊》、《生命的星期天》進行了闡釋。在柯契夫的眼里,盡管這些小說表面上看寫得十分隨意,但實際上卻包含著一種閃光的“智慧”。我們發現,《生命的星期天》中的瓦倫丁后來實際上成了智者柯契夫的化身,因為他總是用世界末日的眼光來看待一切。確實,在哲學家和作家之間存在著一種情感的特殊交流。這種交流的性質究竟是什么?是不是相互借鑒呢?如果是借鑒,那么,究竟是誰借鑒了誰呢?不可否認的是,在借鑒黑格爾的同時,格諾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實現了某種超越。
    格諾是個別出心裁的文學家,但同時也是個悲觀失望的哲學家。在他的眼里,“世界末日的本義指人類的死亡。在這種死亡之后,留下來的東西是:1.一些具有人的形狀的軀體,但已經被剝奪了靈魂,也就是說被剝奪了時間和創造力;2.一個靈魂以無機的、非生命的現實形式夸張地存在著:作為一本甚至連動物生命也沒有的“書”,與時間也就根本沒有什么關系。在《我的朋友比埃羅》的結尾,當代表人類歷史的呂納公園被大火蹂躪并徹底摧毀之后,在其位置上蓋起了一個動物訓練場,在哲學家們決定離開那里之后,聰明的動物生存了下來。“歷史后”的人們知道未來不復存在,只有過去而已,而現在則消解為無所謂的現實,沒有什么值得希望或盼望。人類只有消磨時間,掃除他們腦子里固有的世界形象,歷史最終將把這個形象抹殺掉。人類已經進入了世界末日的時代,未來的一切只是過去不幸的再現和重復。“流逝的時間既不美也不丑。有時候會飄落幾分鐘雨,有時候下午四點的太陽會像一匹不愿前行的馬停留幾分鐘。”[3](P21)在他的眼里,如果沒有戰爭或革命,就沒有歷史,就沒有歷史素材……歷史是有關人類不幸的經歷;如果沒有不幸,就沒有什么好敘述的。想像出來的歷史主題只能是人類的不幸,否則就沒有什么好敘述的。[7]由此可見,格諾對滿目瘡痍的現實表現了極度的失望,但同時也是對當代人不幸命運給予了極大的關注。
    我們發現在隨意和瘋狂的文字的背后,格諾所架設的寓意網絡具有豐富的思想內涵。格諾的這種創作技巧取自于許多不同領域,有修辭傳統,也有文化形式史和宗教史,但是相對而言,格諾對數學的參照似乎最為明顯。哪怕是簡單的數字在他的精神世界里也具有豐富的“能指”價值。如:數字“91”被格諾視為既是人類死亡的數字,又是人類回復—所有回復—存在的數字,是一種表現無望的厄運無法消逝的永恒性符號。從這個意義上來看,與法國新小說作家米歇爾·布托相比,格諾的創作就更具有了百科全書的特點。[8]他的作品與象牙之塔的哲學表面上相距甚遠,完全是一種包羅萬象的通俗文學,[9]但是在各種各樣的參照中,我們發現黑格爾的哲學思想散發出了最為耀眼的光芒。
    綜上所述,格諾感興趣的創作主題,是人們經歷過的歷史,也是人們正在經歷的歷史,同時也是人們通常敘述的歷史。人類的歷史,是智者和博學者研究的領域,其實也是作家感興趣的創作素材。在《一段范性的歷史》里,格諾試圖編織一種一詞多義的網絡,能夠把現實、經歷和虛構重疊交錯在一起。格諾對文學的認識是獨特的,在他的眼里,文學是一種對人類現實活動的想像面的投射,而研究則是一種對人類想像活動的現實面的投射。前者以隱喻的方式指代失去的天堂,并猜摸人類潛在的不幸;后者則走向復現的天堂,試圖實現人類的幸福。但總的說來,格諾的思想是極其悲觀的,因為他一直都試圖證明這樣一個事實:人類的痛苦是既定了的,因為世界末日早已來臨,未來發生的所有一切都是過去不幸的重復。在別出心裁的文字游戲背后,這位20世紀法國文壇怪杰對于世界末日的思考,恐怕是其最重要的思想精髓之一。
    收稿日期:200四川外語學院學報重慶37~41J4外國文學研究劉成20042004在當代法國“反文學”作家中,雷蒙·格諾的千奇百怪的文字游戲,異想天開的拼寫法以及令人難以理解的俚語黑話在法國文學史中始終是個謎。但不可否認的是,格諾的文學地位十分獨特,因為他那獨具匠心的作品中處處流露著對人類不幸和世界末日的思考,閃爍著黑格爾哲學思想的強烈光芒。文字游戲/哲學/世界末日/word's games/philosophy/world's end基金項目:2002年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米蘭·昆德拉小說詩學研究”(02CWW008),項目負責人:李鳳亮。楊昊成孔令Behind Word Games:Reflections on World's End
  LIU Cheng-fuCompared to other French writers of“aliterature”,Raymond Queneau'sword's games,particularly his orthography and double-talks are alwaysmysterious,but what is indubitable is that Raymond Queneau's works are full of reflections on human misfortune and world's end,and specially significant for Hegel's philosophic thoughts.南京大學 外國語學院,江蘇 南京 210093
    劉成富,江蘇揚州人,巴黎第七大學博士,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法語系副教授,主要從事法語語言文學和國際問題研究 作者:四川外語學院學報重慶37~41J4外國文學研究劉成20042004在當代法國“反文學”作家中,雷蒙·格諾的千奇百怪的文字游戲,異想天開的拼寫法以及令人難以理解的俚語黑話在法國文學史中始終是個謎。但不可否認的是,格諾的文學地位十分獨特,因為他那獨具匠心的作品中處處流露著對人類不幸和世界末日的思考,閃爍著黑格爾哲學思想的強烈光芒。文字游戲/哲學/世界末日/word's games/philosophy/world's end基金項目:2002年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米蘭·昆德拉小說詩學研究”(02CWW008),項目負責人:李鳳亮。楊昊成
2013-09-10 2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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