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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農業政策及其對中國的影響和啟示
美國農業政策及其對中國的影響和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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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意味著中國農業已經被置于世界農產品市場的影響之下。然而,世界農產品市場本身又深受美國、歐盟等主要農產品出口大國政策干預的影響,我們必須多從這個角度來思考加入WTO對中國農業和農民的影響。
        一、美國農業政策的歷史演變
    美國聯邦(中央)政府的農業政策,是三個因素變動相互作用的結果。其一是土地、人口和氣候等自然因素,其二是市場因素,其三是政治因素。美國自建國以來的農業政策發展,大抵可分作兩大階段。20世紀20年代以前,美國政府對農產品市場基本采取自由放任不干預的政策,但通過對經濟基礎的投資,促進農業的發展。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美國政府通過財政補貼等手段,直接干預農產品市場。
    1.自由放任與農業促進。同所有其他國家一樣,美國的經濟發展也是從農業起步的。早期殖民地各州無不以生產出口農產品和原材料為其經濟命脈。19世紀初葉,農產品占美國出口價值總額的75%。在30年代,75%以上的煙草,80%以上的棉花出口國外。直到南北戰爭時,單棉花一項便占美國出口額的一半以上。
    19世紀后半葉,隨著西部疆土的開拓,美國的可耕地增長了兩倍。農產品的價格,雖然在南北戰爭后一度急劇下跌,但此后的半個多世紀期間,相對于非農產品而言,仍呈螺旋式上升趨勢。其主要成因有三:第一,來自歐洲的需求大幅度增加。外國市場吸收了三分之一的新增農產品。新增小麥產量的近半數銷往海外。第二,美國國內城市和移民人口的增長,刺激對農產品的需求。第三,隨著工業化的展開,美國農業生產率增長幅度遠遠低于制造業生產率的增長。
    從南北戰爭到20世紀20年代,美國政府對農產品市場價格的波動漲落,采取了不干預不介入的政策。但它并非全然消極無為,而是采取一系列投資政策,間接或直接地促進了美國農業的發展。首先,聯邦政府以及許多州政府對運河和鐵路的大力投資,大大地降低了農產品的運輸成本。南北戰爭后美國農產品出口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運輸成本降低,提升了美國農產品在歐洲市場上的競爭力。
    從1862年起,聯邦政府開始實行一系列專門針對農業發展的政策措施。1862年,林肯總統簽署了贈地大學法案和宅地法案。前一法案規定聯邦政府向各州無償贈送國有土地,各州必須利用所得土地及其收益建設以農學和工學為主科的大學。后一法案則規定,凡連續耕種國有土地5年的農戶,只需繳納規定的證件費,即可獲得160英畝國有土地的所有權。同年,美國農業部成立。1887年,美國國會通過法律,在各州建立由聯邦政府出資建設運營的農業試驗站。在1862年之后的三十年里,美國農業部的支出以年均13.2%的速度增長。
    美國聯邦政府自19世紀后半葉實施的一系列支農政策措施,不僅是美國領土擴張、人口增加、工業化加速等社會經濟變化的結果,而且是其政治制度及政治勢力變動的產物。
    2.財政補貼與直接干預。盡管有上述種種政府的支農措施,但南北戰爭之后的美國農業發展,一直是在起伏不定的狀態中進行的。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與大蕭條期間,美國農業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大起大落局面。在一戰的初期,美國農業的總純收入為36億美元,到1919年,達93億美元。但僅在兩年后,收入便陡降至37億美元。此后,在20年代,農業收入逐步升至61億美元,但到大蕭條的1932年再度跌至19億美元。1932年,農業仍雇用四分之一的美國勞動力,但在已大大減少的國民收入中,農業僅占7%左右。不少債臺高筑陷入貧困的農民鋌而走險,他們或截堵運往城市的糧食,或聚眾鬧事,暴力抗法,威脅執法者的人身安全等。
    導致農業危機的直接原因是農產品價格大幅度下跌。按不變價格計算,1932年的小麥價格僅為1925年價格的四分之一。從1929年到1932年,棉花、小麥、稻米等農產品平均價格下降了一倍多。1929年,一蒲式爾玉米值80美分。1932年,只值32美分。
    救助農業是羅斯福新政的主要任務之一。羅斯福政府的農業政策的核心是通過政府干預來控制農產品價格,以避免谷賤傷農。為達到此目的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要者,一是鼓勵農民撂荒部分耕地(休耕),政府予以貨幣補償。此措施意在減少農產品供給,以抬升農產品價格。二是政府貸款價格支持制度。具體做法是,任何農戶在谷物收獲之后,可將它們封存入倉。然后以谷物為抵押,向聯邦政府農業部管轄下商品信貸公司貸款。政府規定每一單位的谷物值多少貸款(貸款價格)。一筆商品信貸公司貸款的數額等于封存谷物的數量與貸款價格的乘積。如果谷物價格上升至大于貸款價格的水平,農戶可將它們出售,以現金償還貸款。如果價格未升至大于貸款價格的水平,農戶則可用抵押的谷物償還貸款。農戶自愿參加政府的貸款價格支持體系。但凡參加此體系者,必須與政府簽訂休耕合同。換句話說,唯有與政府簽訂休耕合同者,方可享受政府貸款價格支持的待遇。
    從20世紀30年代到60年代中葉,由商品信貸公司實施的農產品價格支持制度,一直是美國農業政策的中堅。政府貸款價格事實上成為農產品的“盆底”價格。它起到了支持農產品價格的作用。例如,從1948年到50年代末,除了1951年和1952年因朝鮮戰爭,玉米的市場價格高于政府的貸款價格外,其余各年或者兩者持平,或者后者高于前者。由于政府的保護價經常高于市場價,農民往往放棄其抵押給政府的谷物,不歸還貸款,以獲取保護價大于市場價的利益。這樣做的結果使美國政府持有大量農產品。1959年,商品信貸公司所持有的玉米、棉花和小麥分別占年產量的四分之一、三分之一和二分之一強。為了消化商品信貸公司所持有的谷物,美國政府于1954年通過了對外糧食援助法。至1960年,美國一半小麥的出口,是通過該項目進行的。從1961起,美國開始實施向貧窮階層提供免費食品的食品卷項目。其主要目的之一也是為了支持農產品價格。
    從20世紀70年代起,美國政府放棄農產品價格支持的政策,取而代之直接向農戶發放現金補貼。其具體做法大體是,政府每年設定農產品目標價格,按市場價格小于目標價格的差額,向農戶支付現金補助。這樣做對美國最大的好處是增加了美農產品在世界市場的競爭力,而舊有的價格支持制度則有害于其國際競爭力。事實上,美國用現金補貼政策取代價格支持政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應對來自歐洲共同體國家農產品出口能力擴張的壓力。美國政策的改變,起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1971年,國農產品貿易盈余為19億美元,1981年則增至270億美元。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世界糧食市場價格除了在兩次石油危機期間(1974~1976,1978~1981)和90年代中葉,一度高于美國政府的目標價格外,其余大部分年份,均低于目標價格。兩者之間差額在80年代中葉達到高峰。為此,從1986年到1989年,美國政府對農民的現金支付均在100億美元之上。1987年的支付額接近170億美元。
    1996年,克林頓總統簽署聯邦農業改進和改革法(又稱農業自由法),首次從法律上把政府對農業的支持和補貼同農產品價格脫鉤。該法案規定,在1996年到2002年7年期間,政府逐年向農民支付的現金補助將固定不變,不再受農產品價格變動的影響。其總金額將從1996年的56億美元,降至2002年的40億美元。該法案預計,在7年期間,政府對農民的現金補貼總額為360億美元。這一計劃數額,大大低于1990年至1995年6年間政府對農民的實際現金補貼552億美元。這一法案當時被譽為美國政府自新政以來最重要的市場導向改革。
    然而,美國政府在1996年到2002年所實際支付的農業現金補貼,遠遠大于其1996年農業自由法計劃的360億美元。僅在1996年至2000年5年間,美國聯邦政府向農民支付了616億美元的現金,1999年和2000年的支付額均超過了200億美元。導致這一情況的直接原因是由美國國會通過、克林頓總統簽署的一系列農業救濟緊急法案。由國會通過布什總統簽署的2002年農業安全和農村投資法案,計劃在2002至2111十年間向農業提供1900億美元(年均190億美元)的巨額補貼。這個法案與1996年農業法案最大的不同,在于它又把政府對農業的補貼和支持同農產品價格變動掛起鉤來,把1996年的市場導向的改革法律一筆勾銷。
    美國政府自20世紀30年代新政以來對農業持續不斷的支持和補貼,是決定二戰后美國農業發展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政府的農業政策保證農民有較高的穩定收入,從而使他們有信心和能力投資農業新技術,如雜交品種、大型機械和化肥農藥。農業政策獎勵高度專業化、資本密集的農業生產方式,因為這種方式能夠大幅度地增加農產品產量,而農戶生產的農產品越多,則其獲得的政府補貼也越多。例如,1997年,擁有1000英畝以上耕地的大農場,僅占全美農場總數的9.2%,但卻占有66.1%的耕地,并獲得48.4%的政府補貼。盡管美國有得天獨厚的農業資源,發達的資本主義市場,但美國農業能造就成為一個資本、技術密集型,極具國際競爭力的產業,同美國政府的積極政策支持是分不開的。
        二、美國農業政策形成的原因分析
    為什么美國政府能夠持續不斷地向農業提供支持和補貼?按照新古典主義也即西方主流經濟學的觀點,政府干預農業市場是有礙于經濟發展的。在新古典主義經濟學里,唯一可能被用于糧食市場干預合法性辯護的理論是糧食市場的不完善性。同其他大多數商品相比,糧食的生產和消費受價格和收入因素的影響較低。用經濟學的話來說,糧食的價格收入彈性較低。從需求方面看,糧食恐怕是價格和收入彈性最低的商品。人們不會因糧食價格上漲而減少其維持生命所必須的糧食消費,也不會因為收入的增加而大幅度增加糧食消費。從供給方面看,糧食的低價格彈性是因為單個農戶無法預知市場對糧食的需求量,而在播種之后,單個農民難以根據市場行情變動調整當年的生產。因此,如果沒有政府的調控和干預,糧食的市場價格難免于大起大落。產量的些微變化,往往導致糧食價格的大幅度振蕩,最終導致糧食市場在供不應求和供過于求之間來回振蕩。農產品市場的完全市場化,不僅有損于農民的利益,而且有損于整個社會的利益。
    但是,糧食市場的不完善性是一個規范性概念。它可以為美國政府的農業政策提供理論辯護,但并沒有解釋為什么美國政府能夠持續不斷地向農業提供支持和補貼。唯有從政治的角度方能解釋這個問題。具體而言,美國農民手中的選票,決定美國政府能夠持續不斷地向農業提供政策支持。毫無疑問,農民是美國農業政策的主要受益者。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聯邦政府對農民的直接現金支付額在農業總純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在7%和66%之間。目前農民所有的土地市場價值的25%來自于政府的財政補貼。因此,利用手中的選票,向國會議員和行政部門施加壓力,保證農業政策支持的持續不斷,符合農民的利益。
    然而,把美國的農業政策視為農民政治壓力的結果,必須解釋這樣一個問題:美國目前從事農業的勞動力只有200萬,不到美國人口的2%。按照一人一票的原則,美國農民的政治影響力應當已被邊緣化,但事實上美國農民的政治能量很大。為什么?
    對這個問題回答得最好的理論是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勒做出的。在他于1971年發表的“經濟規制的理論”論文中,斯氏指出,政府經濟規制的立法的實質是以政府的權威方式,使財富在社會成員中的轉移。美國政府從20世紀30年代到60年代實施的糧食價格支持政策,可以看作財富從消費者向農民的轉移,而此后的農民收入支持政策,則是財富從納稅人向農民的轉移。其次,立法者所追求的是連選連任,這意味著其立法行為著眼于尋求選民的政治支持。再次,利益集團為獲得對自己有利的立法,競相向立法者提供支持,施加壓力。
    在美國的政治體制下,國家的經濟政策一般偏向于那些能夠有效地向國會施加壓力的利益集團。斯氏認為,一個利益集團政治能量大小,不僅取決于它的規模的大小,而且更重要的是取決于它的組織水平上的高低。一個利益集團的組織水平的高低,又取決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克服集體行為中的“搭便車”現象。如奧爾森在其名著《集體行為的邏輯》中指出的,人口規模小的利益集團,相對于規模大的集團而言,其成員于集體行為有較深的利害關系,而且監督成本也比較低,從而比較容易克服“搭便車”問題,而具有較高的組織水平和較大的政治能量。
    自新政以來的美國農民正屬于這種規模小、組織水平高、政治能量大的利益集團。首先,由于人口規模小,政府的農業支持政策,對每個農民來說利害重大。例如,2000年美國農業的凈收入為464億美元,其中近半數(229億美元)來自于聯邦政府的直接現金支付。換句話說,兩百萬農民人均從政府財政支持獲得的收入高達11450美元。這些財政補貼大都最終來自于聯邦稅收。美國的納稅人總數當在2億人以上,人均農業補貼負担大概為100美元出頭。兩者于農業政策的利害關系,自然不可同日而語。
    美國農民的組織水平之高、之廣,政治影響力之大,一直為美政治經濟學者所公認。政治學家杜魯門于20世紀50年代指出:“顯然,一個象全美農業協會那樣覆蓋眾多農業州的團體,能比城市利益集團更容易地影響國會的決策。”這一情況,至今未有本質的變化。今天,盡管從事農業的勞動力已不足美國人口的2%,但仍有10~15%的縣以農業為首要產業。若得不到農民的政治支持,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都很可能在選舉中敗北。
    最后,美國農業利益集團的政治能量,還得益于美國國會利益交換的慣行。自60年代以來,代表農業利益的議員,往往同代表城市貧民利益的議員和代表環保利益的議員,結成投票同盟。免費食品券項目事關不少來自城市選區的議員的票田。于是,代表農業利益的議員和代表城市貧民利益的議員,常常在立法過程中互相支持,共同得利。
        三、對中國的影響和啟示
    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前,中國可以利用進口許可和高關稅政策,將國內農業市場同國際市場隔離開來,從而可把美國農業政策看作與己無關的東西而置之度外。隨著中國加入WTO,中國農業的發展,億萬農民的生計,將變得同美國的農業政策息息相關。在現代世界體系的統一市場規則下,美國國內的農業政策必然會影響到中國的農業。同時,美國農業政策的歷史演變以及當前的不斷調整,也給中國自己的農業政策制定與調整提供了有益的啟示。
    1.美國農業政策對中國農業的影響。入世后的中國農業,必然受到美國、歐盟等農業出口大國的嚴重沖擊。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目前美國、歐盟的農業嚴重依賴于出口。在美國主要農產品中,出口占其國內總產量25~50%的有玉米、大豆、棉花和水果,占50%或更高比重的有小麥、稻米和煙草。而世界小麥貿易的25%,世界大豆貿易的57%,為美國所占有。巨大的中國農產品市場,是美國、歐盟等農產品出口大國的必爭之地。二是目前中國國內農產品價格高于國際價格2~4成,一旦失去國家的貿易保護,在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導引下,美國等地產出的廉價農產品將長驅直入中國市場。
    加入WTO,使中國農業失去了大部分貿易保護屏障。根據美方發表的中美兩國政府就中國入世達成的協議,中國政府就農產品進口等農業政策做出如下承諾:第一,在加入WTO之后,將消除一切非關稅壁壘,建立一個純粹由關稅管理的農產品進口體制;第二,農產品關稅從22%降到17%,而且,對美國特別關切的主要農產品關稅的平均稅率,從31%降到14%;第三,對某些敏感商品的進口,采用關稅配額體制(tariff-rate quota)管理。這項協議的附加條款規定,部分配額應分配給非國有貿易企業。國有企業未使用的進口份額,應轉分配給其他有興趣從事進口農產品貿易的公司;第四,在入世后的三年期限里,向包括外國企業在內的任何實體,開放大部分農產品進口貿易。任何實體均有權在中國的所有地區銷售其進口農產品,并從事相關的流通服務;第五,停止農產品出口補貼;第六,克制并減少可能歪曲農產品貿易的國內補貼;第七,遵守WTO有關農產品衛生的協議。這些條款想必已被納入中國入世議定書。這也就是說,它們也適用于所有其他WTO成員。
    農產品貿易自由化,或許會產生如中美兩國政府所宣稱的那樣雙贏共利的結果。然而,問題在于由美國和歐盟主導下關稅及貿易總協定的烏拉圭回合談判所形成的國際農業貿易體制,距離自由貿易尚差得很遠。首先,在有關國內財政補貼的問題上,該協議允許“以限產為目的的直接財政支付”。這一規定顯然是為了美國的直接支付制度以及歐盟類似的財政補貼制度而設置的。其次,在市場準入問題上,烏拉圭回合協議要求成員國放棄所有非關稅貿易壁壘,而將非關稅壁壘轉換為關稅。在1995年至2000年期間,農產品關稅從1986~88年的基礎水平下降36%,至少必須下降15%。據世界銀行的研究,按照歐盟的關稅基礎水平,2000年,歐盟的主要農產品總關稅(含非關稅壁壘轉換在內)降至如下水平:小麥170%,稻米195%,糖297%,肉類產品96%,奶類產品289%。其三,烏拉圭回合協議仍舊認定農產品補貼為自由貿易的合法例外,盡管它在補貼金額和被補貼產品比重上,做了某些限制。
    總的說來,迄今為止,WTO及其前身GATT框架下的國際農產品貿易自由化談判,并沒有取得任何重大的突破。正如一部研究美國農業政策市場化改革的著作所指出的,烏拉圭回合談判對這一改革的推進作用微乎其微,盡管它對歐盟農業政策市場化改革產生了某些影響。但后者之所以成立,是由于歐盟對農業的補貼和干預甚于美國。如果美國農業政策市場化改革取得任何進展的話,那也主要是美國國內單方面改革的結果。事實上,WTO或GATT框架下的國際農產品貿易談判,反而給予美國農業利益集團一個反對美國單方面改革的口實。他們認為,美國單方面的改革,無異于自動放棄了可用于國際談判的籌碼。他們甚至要求國會給予更多的補貼和支持,以此加強美國在國際農業談判中討價還價的地位。
    2.美國農業政策對中國的啟示。比照WTO農產品貿易自由化談判進展微小的現實,從美方公布的中美就中國加入WTO所達成的協定來看,可以說中國在入世談判過程,在開放本國農產品市場上的讓步,恐怕不僅同中國的發展中國家地位以及WTO對發展中國家的優惠待遇不相符合,而且甚至承諾了超過歐盟、美國等發達國家的減讓義務。現在的問題是,在協議已簽、世貿已入,中國必須信守國際承諾的情況下,政府在保護農民利益問題上,應當怎么做?
    首先,我們必須認識到,無論是從中國自身的發展來看,還是著眼于中國加入WTO后農產品市場開放的現實,中國政府都應當承担起向農業提供國內財政等政策支持的責任。從歐美日等發達國家的歷史經驗來看,在一個國家的工業化起飛階段,盡管農業部門提供的稅收大于政府對它的補貼,政府仍應當采取措施,如在農業基礎設施,農村教育上加大投入,支持促進農業的發展,否則工業化進程將因農產品供給不足,缺乏投資資金,缺乏消費市場而難以為繼。此類政策措施的大規模采用和實施,在美國始于南北戰爭,在法國始于19世紀80年代第三共和國,在日本則明治維新后的19世紀80年代。然后,當絕大部分國民收入來自于工業等非農業部門時,農業則成為國家財政的凈補貼部門。在美國這一轉變始于1920~30年代,在日本和法國則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
    中國自20世紀50年代起,開始進行國家計劃控制下的工業化。新中國在農業水利、醫療和教育上,做了大力的投資。然而,總的說來,國家利用其對農業生產和國內外貿易的壟斷地位,使農產品價格遠遠低于國際價格水平,銷往農村的生產資料(如化肥)則大大高于國際價格水平,通過這樣的價格剪刀差手段,從農業部門獲取大量剩余,以支持國家高強度工業化投資。根據黃一平的計算,即便在國家已大幅度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的20世紀80年代后半葉,農業部門因國家政策歧視而導致的凈損失,相當于農產品產值的40~65%。在90年代初,隨著糧食市場的進一步放開,沿用幾十年的糧票制度的廢除,農產品價格一路攀升,農業部門因政策歧視而導致的凈損失在農業收入中所占比重,下降至20%左右。在中國國內農產品平均價格首次超過國際價格水平的1994年,農業部門的凈損失比重趨近于零。黃一平認為,這意味自建國以來實行的種種歧視農業的政策,經過70年代末以來開始實行的市場化經濟改革,到1994年終于大部被清除出局。
    然而,從美國等發達國家的經驗和中國農業因市場開放所經受的壓力來看,從90年代中葉起,甚至在更早的時期,中國的農業政策的著眼點就應當從榨取農業剩余以服務于城市經濟,轉向對農業提供凈財政支持和補貼。從1952年到1993年,農村人口占中國總人口的比重從88%減至72%,只有18%的降幅。但農業在國民收入的比重,則從58%降至25%,降幅高達57%。中國的經濟結構變化,已使政府有可能通過財政手段補貼農業和農民。從經濟上看,這是以多補少。同時,中國經濟的整體發展水平,也達到了能夠以工以商補農的階段。如黃一平所指出的,1994年,中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按平價購買力計算,約在1500美元左右。這個水平大體與日本戰后初期的水平相當,非常接近于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韓國和中國臺灣的水平。而日本從戰后初期,韓國和臺灣地區則從60、70年代起,開始采取向農業提供凈補貼的政策。
    遺憾的是中國的財政政策并沒有做出根本性的改變。根據2001年《中國統計年鑒》,自1981年以來,國家財政用于農業的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始終在9%上下上徘徊。1999年,這一比重僅為8.2%,是1981年以來的第二低記錄(僅高于1985年的7.7%)。同年,中國農村人口占總人口69%,農林牧漁業總產出為24519億元,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30%。按支出法計算,2000年農村居民消費額占全國居民消費額的45%,國內生產總值的22%。這些數據表明,國家的財政政策,不但沒有向農民傾斜,而且,農業支出在國家財政支出所占的比重大大低于農村人口對中國經濟的貢獻。90年代后半葉,中國農民與國家財政的關系,中國農村居民與城市居民的關系,依然是前者補貼后者。
    既然農村居民從國家財政那里得到收入微不足道,那么,他們的實際生活水平,完全取決于他們從市場上所獲得的收入的大小。從1994年起,中國農產品價格超過國際價格。目前,中國農產品價格高于國際農產品市場價格20~40%。這意味著,由于國家對農產品的貿易保護,農民從中國農產品市場上獲得了大于自由貿易條件下的收入,而農產品消費者也即城市居民為此付出了大于自由貿易條件下的支出用以購買農產品。然而即使如此,中國農民仍然因為農產品價格的劇跌,而蒙受巨大的收入損失。從1996年到2000年,中國國內農產品銷售價格指數,下降了26%,而同期全國物價總指數和農村工業品零售價格指數僅分別下降了5%和6%。根據農業部官員的估計,在1996至2000年期間,農民因農產品價格下跌引起的直接現金收入損失在3000億元以上,而全國農民2000年從農業(不包括林、牧、漁業)中獲得的純收入不過6733億元。
    問題的嚴重性還在于,當今世界的農產品市場,根本就不是自由貿易的場所,而是在極大的程度上為美國、歐盟等農產品出口大國的農業政策干預所左右。在20世紀60、70年代以前,美國政府采取農產品價格支持政策,使世界農產品的實際價格高于在純粹自由貿易條件下的均衡價格。自70年代以來,美國尾隨歐盟采取了向農民提供現金補貼,把補貼農民的負担從消費者轉嫁到納稅人。這個政策的要害是農民生產的越多,獲得的補貼也越多,結果產生本國農產品大大供過于求的局面。農產品大量出口幾乎成為解決本國供過于求的唯一出路。為此,歐盟和美國不惜以巨額農產品出口補貼,來增加本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同時,(特別是歐盟)千方百計保護本國農產品市場,導致國際市場農產品供給超過需求,國際農產品市場的價格走低。
    假如中國是一個象沙特阿拉伯那樣的依賴進口來解決糧食問題的石油出口國,甚至象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那樣工業發達、農業不具備比較優勢的經濟體,在國際糧價走低的情況下,農產品貿易自由化可能是利多弊少。然而,作為一個2/3人口仍以農業為生的人口大國,中國在加入WTO開放國內農產品市場后,如果政府不采取相應的政策保護中國農民和中國農業,后果堪憂。
    從國際法的角度看,中國政府完全可以通過財政補貼等國內政策支持的方式,保護中國農民的利益。在目前且在可預見的將來,WTO的農業貿易體制對各成員國國內農業補貼政策,沒有任何實質性的約束力。即便是在中國做出超乎尋常讓步的中美兩國就中國入世達成的農業協定中,在關于中國國內農業支持政策問題上,美方也只能要求中國克制并減少可能歪曲農產品貿易的國內補貼。
    政府應當如何支持農民?胡鞍鋼在《21世紀》2002年4月號發表的《加入WTO后的中國農業和農民》一文中建議,政府應當在公共服務、教育、研究與開發和基礎設施投資上向農村傾斜,應為農民進城務工,人口遷移大開綠燈。但我們認為,比照美國等發達國家的經驗,中國政府還應向農民提供直接的現金轉移支付,并使之制度化。這一政策受益者將不止于農民。由于農民購買力的提高,中國目前大量閑置的工業生產能力,將因占人口規模2/3的農村市場的復蘇而重新啟動,城市居民普遍面臨的下崗失業危機也可因此而至少得以緩解。
    可喜的是,2004年春,黨中央、國務院在中國的農業政策上做出了具有歷史意義的重大調整。溫家寶總理在十屆人大二次會議上向世人鄭重宣布,中國要鞏固和加強農業基礎地位,實現農民增收和農業增產,五年內在全國范圍內逐步取消農業稅;同時國家要對種糧農戶進行直接的財政補貼。如果說普遍對農民無條件地免征農業稅在中國歷史上是開天辟地第一次,那么對種糧農民進行直接的財政補貼就更是亙古未見了,這些重大舉措在中國具有標志性的、轉折性的歷史意義。這標志著中國全新的農業政策的開始,而且這個全新農業政策的方向是非常正確的。盡管這只是一個開端,但是調研世界京24~28F2農業經濟導刊張光/程同順20052005本文首先介紹和分析了美國農業政策的歷史演變和形成機理,然后分析了入世之后美國國內農業政策可能對中國農業產生的影響,以及美國農業政策對中國的借鑒意義,指出政府的財政支持是中國農業改革的方向。農業政策/財政補貼/貿易自由化本研究是以經驗數據為基礎、從定量分析為主的靜態資金需要估計,此外因需考慮的因素很多,以及受預測方法、能力等問題的制約,因此也是一種嘗試性的研究。蕭延中 中國人民大學 國際關系學院政治學系,北京 100872陳桂Entropy Analyses and Distinguishing of Industrial Ecological System Evolution Based on Dissipative Structure Theory
   XU Da-wei,WANG Zi-yan,GUO Li
   (School of Management,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Dalian 116024, China)作者單位:南開大學 作者:調研世界京24~28F2農業經濟導刊張光/程同順20052005本文首先介紹和分析了美國農業政策的歷史演變和形成機理,然后分析了入世之后美國國內農業政策可能對中國農業產生的影響,以及美國農業政策對中國的借鑒意義,指出政府的財政支持是中國農業改革的方向。農業政策/財政補貼/貿易自由化本研究是以經驗數據為基礎、從定量分析為主的靜態資金需要估計,此外因需考慮的因素很多,以及受預測方法、能力等問題的制約,因此也是一種嘗試性的研究。蕭延中 中國人民大學 國際關系學院政治學系,北京 100872
2013-09-10 2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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