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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中東戰略及其內在困境
美國新中東戰略及其內在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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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日期:2006-05-21
  [中圖分類號] D5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8-1755(2006)04-0001-06
  “9·11”事件后不久,美國《中東研究季刊》主編克雷默就出版了一本引起廣泛爭議的新書《沙灘上的象牙塔:美國中東研究的失敗》。① 就像有人把冷戰結束的出乎意外歸因于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失敗一樣,克雷默把“9·11”事件發生的出乎意外歸因于美國中東研究的失敗,他譴責美國中東學者對中東伊斯蘭運動的興起及其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的潛在威脅缺乏必要的警覺。
  在很大程度上,美國對“9·11”事件的措手不及既是美國中東研究的失敗,更是美國中東政策和中東戰略的失敗。而美國中東政策和中東戰略之所以失敗,自然與中東地區本身的復雜性有關,但更在于美國政策與戰略脫離中東地區的客觀現實,自身存在著難以克服的內在矛盾與困境。面對“9·11”事件后的國際變化,美國政府不僅調整了其全球戰略,提出了“先發制人”的新概念,而且還在這個大戰略的指導下,出臺了旨在對中東地區進行全面民主改造的地區戰略。然而,小布什政府的新中東戰略卻依然無法擺脫其內在的矛盾與困境。
  一、“進取的自由戰略”
  繼2002年9月發表《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全面提出先發制人戰略之后,美國政府又專門針對中東地區提出了中東戰略。這個戰略借用小布什總統自己的話說,就是“進取的自由戰略”(a forward strategy of freedom)。小布什政府在伊拉克戰爭前后曾多次提出要徹底改造中東,使之成為一個自由、民主、與恐怖主義絕緣的地區。2002年12月,美國國務院啟動了一個旨在支持中東國家進行經濟、政治和教育改革的“中東伙伴倡議”。2003年11月,小布什總統在美國民主基金會的講話中更是明確提出,“伊斯蘭教與民主規則是相容的”,美國要用一種“進取的自由戰略”幫助中東各國實現民主化。② 2004年2月,小布什政府進一步提出“大中東倡議”,隨后又在2004年6月西方八國峰會上提出“大中東和北非倡議”,旨在向中東地區輸出民主,通過民主改造徹底消除中東地區的恐怖主義威脅。成功連任的小布什總統在2005年年初的就職演說和國情咨文中再次強調,要通過積極推行各種“倡議”和戰略對中東地區進行民主改造。在2006年3月最新發表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小布什政府多次提及中東(這與2002年的報告形成了一個鮮明對比),認為“大中東”地區“太多的國家”、“太長的時間”受害于“自由赤字”(freedom deficit)。該報告以中東為例,說明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目標之一,就是終結獨裁專制、推進“有效的民主制度”。
  一般而言,國家安全戰略必須解決三個方面的問題:國家生死攸關的安全利益何在?對這些安全利益的威脅與挑戰是什么?如何才能最佳運用國家各種戰略資源消除威脅、維護國家安全?正像任何一個完整的國家安全戰略都必然要涵蓋這三個要素一樣,美國小布什政府在2002年和2006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提出的總體國家安全戰略和期間提出的具體的中東戰略,即“進取的自由戰略”,也包括戰略目標的設定、戰略威脅的判斷與戰略手段的選擇。
  美國中東戰略的具體目標就是維護美國在該地區的重要國家利益。概括而言,主要包括五個方面。③ 一是反恐。美國認為國際恐怖主義活動的泛濫與中東地區盛行的伊斯蘭文化和獨裁統治有關,因此,美國把中東列為反恐重點地區,把反恐列為其中東戰略的重要目標之一。二是反擴散。美國出于國家安全的考慮,一直強調,管理、防止和反擊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在中東地區的擴散是美國的重要安全利益。三是維持石油供給和價格的穩定。確保海灣國家石油生產、石油供應和石油價格的穩定符合美國的經濟利益。四是確保以色列安全。以色列是美國在中東地區最重要的盟友。美國認為,維護以色列安全是確保中東地區維持穩定均勢的關鍵。五是推行民主。美國一直把在全球范圍內推行民主、自由與人權看作自己的天定使命,而且大多數美國人堅信民主有利于促進和平。因此,美國政府把在中東地區推行民主制度也看作國家利益之所在。
  美國新中東戰略對基本目標的確認與其對戰略威脅的判斷是彼此互動、一脈相承的。美國認定來自中東地區的戰略威脅主要有四個方面。一是恐怖主義。美國認定,以拉登及其基地組織為代表的恐怖分子和恐怖組織主要從中東地區的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募集人員與資金。因此,滋生恐怖主義的環境和土壤是美國在中東地區面臨的最嚴重的戰略威脅。二是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在中東地區的擴散,如伊朗發展核武器的野心,也對美國國家安全利益構成嚴重威脅。三是巴以沖突。長期得不到解決的巴以和阿以矛盾以及中東地區持續不斷的流血沖突不僅威脅著以色列的安全,而且不利于中東地區的穩定,進而影響美國的全球戰略。四是非民主政權和“無賴國家”。除了以色列,大多數中東國家都是非民主政權,而且不乏像伊拉克、伊朗、敘利亞、利比亞這樣的所謂的“無賴國家”。小布什政府甚至把伊拉克(薩達姆政權)、伊朗和朝鮮并稱為“邪惡軸心”,認為“自由赤字”、“民主赤字”是中東地區滋生恐怖主義的根源。
  基于對基本目標和主要威脅的判斷,美國新中東戰略提出的主要應對手段包括四個方面。一是先發制人。2002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明確提出要用先發制人的手段對付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脅。2006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進一步肯定了這個戰略,提出“先發制人在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中的地位維持不變”。這個手段既適用于美國總體國家安全戰略,更適用于美國具體的中東戰略,伊拉克戰爭就是先發制人手段的實際應用。二是大國合作。美國在強調甚至不惜以單邊主義形式對緊迫威脅進行先發制人打擊的同時,也強調大國合作的必要性。三是和平進程。盡管小布什政府上臺以來把美國中東戰略的重點由巴以問題轉移到了伊拉克問題,但是它仍然把解決巴以沖突、推動和平進程作為實現中東戰略目標的基本手段之一。四是民主改造。美國政府認為幾乎所有來自中東地區的戰略威脅都與中東地區缺乏民主有關,因此,要徹底消除威脅、維護美國安全利益,就必須通過政治改革,甚至政權更迭,對中東阿拉伯和穆斯林國家進行民主改造。
  經過“9·11”事件洗禮之后美國政府提出的新中東戰略,不僅在突出反恐、先發制人和以伊拉克為重點等方面明顯區別于以前歷任美國政府的中東戰略,而且更重要的還在于,新戰略特別強調對中東地區進行民主改造的極端重要性。在小布什政府看來,中東地區之所以會滋生恐怖主義、會形成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的土壤,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中東地區缺乏民主,是民主的黑洞。因此,美國認為,只有對中東地區進行徹底的民主改造才是最終的解決辦法。
  然而,美國的新中東戰略是否能夠遂愿,一改以往失敗的命運,卻是極大的疑問。因為這個戰略像以往的戰略一樣依然脫離中東地區的客觀現實,自身依然存在著難以克服的內在矛盾與困境。
  二、利益與價值觀的兩難取舍
  美國中東戰略要實現的具體目標是多維的,其中不僅涉及到民主和自由等價值觀念的推行,而且還將其提升到十分重要的地位。美國一向認為,在全球推行美國的核心價值觀——民主和自由——符合美國的長遠利益。奈更是直截了當地指出:“價值觀乃是一種無形的國家利益”。④ 然而,在美國以民主和自由等觀念形態體現的“軟利益”與以反恐、反擴散和石油等物質形態體現的“硬利益”之間卻時常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利益與價值觀的兩難取舍構成了美國中東戰略目標設定的一個內在困境。
  盡管美國強烈要求中東伊斯蘭國家實行民主改造,但是它只接受符合美國利益的民主化結果,而不是任何民選結果。早在20世紀50年代,美國就曾經伙同英國為了獲得伊朗的石油利益而顛覆了伊朗的民主化進程。1951年,伊朗人民通過民主選舉推穆薩德為首相。然而,穆薩德政權很快就宣布石油工業國有化,并因而于1953年被英美慫恿的軍事政變所推翻,伊朗石油工業被重新置于西方的控制之下。⑤ 正像基歐漢所評述的,美國通過政治干預,以及它與伊朗軍方的特殊聯系,給伊朗政治帶來了一次“革命”,通過建立一個新的石油合股公司,“美國以相對較小的代價為美國公司獲得了伊朗石油產量的40%”。⑥ 如果說石油是美國的“硬利益”,民主化改革因符合美國價值觀念而是美國的“軟利益”,那么,當兩者不可兼得時,美國義無反顧地為“硬利益”而舍棄了“軟利益”。這樣的取舍模式不僅適應于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而且同樣適用于冷戰結束之后的美國。因為即使在冷戰結束之后美國成為世界上唯一超級大國的現時代,美國也未能擺脫這種兩難取舍的僵局。美國不肯承認,甚至試圖通過制裁等方式扼殺經過民主選舉產生的巴勒斯坦哈馬斯政府,就是一個最明顯不過的例證。為獲得海灣地區的石油,美國依舊不得不與像沙特阿拉伯這樣的典型的專制政權合作,而對后者在自由、民主、人權方面的糟糕記錄采取曖昧態度——保持批評但決不傷及經濟和安全合作。
  美國中東戰略之所以面臨著利益與價值觀難以兼得的困境,最主要的根源就在于美國無法確保中東伊斯蘭國家的民主化改革一定會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盡管民主改革符合美國的價值觀念,符合美國的“軟利益”,但其結果卻未必同時符合美國的“硬利益”。讓美國担心的是,如果通過民主選舉產生具有明顯伊斯蘭傾向的政府,那么該國就會滋生以反美為指向的極端主義,進而影響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反恐努力,損害美國在中東地區的石油利益,因此美國不惜以保護民主的名義扼殺中東伊斯蘭國家的民主嘗試。上面提到的伊朗事件和哈馬斯在巴勒斯坦的勝選都是很能說明問題的例子。一方面,美國認為,不進行民主化改革就不能在中東伊斯蘭國家根除產生恐怖主義的土壤、消除對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訴求、并確保以色列的國家安全和地區秩序的持續穩定。但是,另一方面,美國又感到,在中東伊斯蘭國家推進民主化改革卻無法保證其結果一定是親美的民選政府上臺。由于中東地區普遍盛行的反美情緒,民主化結果遂美國心愿的概率很低。這恰恰就是美國的兩難所在。
  毋庸置疑,利益與價值觀的兩難困境不利于美國中東戰略具體目標的實現。對石油利益的過分關注嚴重制約著美國對中東伊斯蘭國家進行民主化改革的推動。例如,美國需要沙特阿拉伯、埃及、科威特等國在石油、反恐、阿以和平進程等問題上的合作,這種需要使美國要求這些國家實行民主化改革的壓力大打折扣,美國對這些國家缺乏民主的批評變得軟弱無力。其結果是,甚至具有明顯自由民主傾向的中東人士也對美國支持民主的誠意提出質疑。庫克最近提醒世人為什么普通阿拉伯人會懷疑小布什總統提出的得到廣泛討論的“進取的自由戰略”。他寫道:“畢竟,中東地區已經陷于政治停滯狀態多年,這要部分歸因于美國對很多中東獨裁者的支持。在過去五十年的大部分時間里,華盛頓在推進阿拉伯民主化方面幾乎無所作為,相反,美國主要依賴埃及、沙特阿拉伯等國的專制領導人幫助維護其在該地區的致命利益。”⑦ 墨菲和高斯幾年前對美國中東戰略的批評今天仍然適用。他們明確指出:“中東地區普遍的感覺是,美國并不支持該地區的民主,而是支持所有符合其戰略利益的東西,并把它叫做民主。”⑧ 利益與價值觀的兩難取舍不僅使美國付出了巨大的信譽成本,而且使其民主化戰略目標成為紙上談兵、空中樓閣。
  三、威脅認知的消極螺旋
  “9·11”事件后美國把恐怖主義列為國家安全面臨的首要威脅,中東便成為美國新的戰略重心。很多美國人認為,中東地區的“自由赤字”、“民主赤字”是造成該地區持續動蕩不安、成為恐怖主義溫床和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目的地的主要根源。正如加迪斯所概括的,小布什政府認為,中東地區“專制主義、財富和宗教教條的不健康結合”“使很多人感到沮喪,使一些人感到憤怒:而這就足以導致‘9·11’事件了”,“小布什總統堅持認為,除非中東可以安全實現民主,否則這個世界就不會實現免于恐怖主義威脅的安全。”⑨ 然而,美國的指責和民主化壓力卻激發了伊斯蘭世界的極大不滿,他們反對美國把恐怖主義與伊斯蘭文化掛鉤,反對美國把部分伊斯蘭國家定性為“邪惡”或“無賴”,反對美國以民主名義在中東和平進程問題上偏袒以色列。美國對中東地區戰略威脅的判斷和認知引起了該地區強烈的反美情緒,從而陷入了一種下降的螺旋。
  反美情緒在整個中東地區并不是什么新現象,但是,這種反美情緒現在比以往任何歷史時期都更強烈、更深刻、更普遍。根據皮尤全球態度項目2005年2月發表的世界民意調查報告,2004年3月,對美國表示“相當不喜歡”或“非常不喜歡”的比例在中東伊斯蘭國家非常高,摩洛哥達到68%(2003年5月為66%),約旦達到93%(2002年夏為75%)。美國人民的形象在摩洛哥和約旦也遭到了明顯損害。2004年,作為美國在北非的長期盟友,摩洛哥只有37%的人表示“喜歡”美國人,比一年前減少了17%。在約旦,這個比例由2002年的53%下降到2004年的21%。對小布什總統的感覺在摩洛哥和約旦則近乎絕對消極,對他表示“不喜歡”的人分別達到90%和96%。認為美國在外交決策過程中考慮被問者所在國利益“很少”或“根本沒有”的人在摩洛哥為57%,約旦為77%。認為美國中東政策過于偏袒以色列、使該地區變得更不穩定的人口比例也非常高,在黎巴嫩為90%,摩洛哥為94%,巴勒斯坦為96%;約旦為99%。⑩ 該項調查明確展示了反美情緒在中東地區不斷高漲的狀況。盡管它沒有涵蓋像伊朗和沙特這樣的重要國家(由于這些國家政府的壓制性政策,有關這些國家的民意資料無從獲得),但是從間接的報道中可以推斷,這些國家國內民眾的反美情緒也很高。毋庸置疑,中東伊斯蘭國家的反美情緒與美國2003年發動伊拉克戰爭有關,但更與美國在“9·11”事件后對伊斯蘭文化的妖魔化、對安全威脅的主觀認知和脅迫中東伊斯蘭國家進行民主改造有關。(11)
  一個行之有效的國家安全戰略必須對國家安全面臨的威脅與挑戰具有明確而恰當的認定。然而,在某種程度上,對國家安全威脅與挑戰的明確判斷與認知往往具有自我實現的傾向,會使威脅由可能變為現實,由隱性變為顯性,由低級變為高級。美國新中東戰略對中東地區戰略威脅的判定就與中東地區普遍盛行的反美情緒形成了一種自我實現式的消極螺旋。但是,美國之所以在威脅認知問題上與中東伊斯蘭世界的回應形成惡性循環,并不僅僅在于威脅判斷本身的自我實現性,而且更重要的還在于美國對威脅根源作了難以讓中東人接受的不當診斷。布什政府新中東戰略的潛在邏輯是,“民主赤字”導致中東地區成為滋生恐怖主義的土壤。正像米勒在《洛杉磯時報》上所寫的,“阿拉伯國家缺乏民主宣泄渠道,為產生像拉登及其基地組織恐怖主義網絡中同黨這類的伊斯蘭極端主義者提供了滋生土壤。”(12) 然而,在中東穆斯林看來,伊斯蘭文化不是恐怖主義的根源。皮尤全球態度項目2001年12月所作的民意主流調查顯示,全部伊斯蘭國家中76%的人、中東伊斯蘭國家中81%的人認為,“9·11”事件是“美國政策招致的襲擊”。(13) 沃爾特也發現,“美國中東政策是像奧沙馬·本拉登這樣的恐怖主義分子想要襲擊美國、以及一群堅定的新成員想要幫助他們襲擊美國的主要原因之一。”(14) 大多數穆斯林堅持認為,中東既不是恐怖主義的大本營,也沒有對美國安全構成威脅,而是相反,美國對中東地區構成了威脅。造成中東反美情緒的真實原因,不是伊斯蘭國家的“民主赤字”,而是美國對以色列的偏袒、對伊拉克的制裁、對傳統阿拉伯獨裁者的支持、以及對中東石油資源的掠奪。(15)
  令美國人非常費解和懊惱的是,美國在試圖給中東穆斯林人民帶來民主、自由和人權的時候,他們不但不領情反而加恨美國,因此美國人無奈地自問“他們為什么恨我們?”殊不知,美國對中東地區戰略威脅的認知和誤診激發了一個下降的消極螺旋。美國越是認為中東伊斯蘭國家對美國安全構成了威脅,越是認為缺乏民主是導致“伊斯蘭威脅”的根源,中東穆斯林人民就越是對美國反感和不滿,越是對美國民主改造的壓力提出質疑和進行抵制。反過來,中東地區民眾的排美、反美情緒和表現越是強烈,越是過激,美國就越是把伊斯蘭當作威脅,通過各種手段甚至不惜動用武力更換政權來民主改造中東的決心和動作就會越強。這是一種難以擺脫的惡性循環。如果美國人不明白他們正在使所謂的“伊斯蘭威脅”變成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那么他們就永遠不會對“他們為什么恨我們?”這個問題給出合理的解釋。不僅美國人會因此繼續費解和懊惱下去,而且美國中東戰略基本目標的實現前景也會因這個難解的困境而變得更為暗淡。
  四、手段與目標的背離
  美國把民主改造作為其新中東戰略的核心和關鍵。讓中東伊斯蘭國家實現民主改革既是美國的戰略目標也是戰略手段,因為美國確信,中東“自由赤字”、“民主赤字”不僅本身是對地區安全與穩定的威脅,而且還是導致諸如恐怖主義、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無賴國家”等其他威脅的終極根源。然而,美國執意推行中東民主化改革的途徑卻非常有限。為了給其他國家樹立一個效法的樣板,美國不惜發動戰爭,推翻薩達姆政權,并致力于把民主移植到伊拉克。與此同時,美國還通過經濟制裁、貿易封鎖、外交脅迫等手段向中東伊斯蘭國家如伊朗、利比亞、敘利亞等施加了前所未有的改革現有政治體制實現民主化的壓力。但是,中東地區的政治發展究竟會走向何方,美國的民主化目標能否順利實現,并不完全取決于美國推行既定戰略的決心與意志,更要看中東各國國內以及整個地區的發展變化。不僅民主改造能否成功實現是個疑問,更重要的是,中東民主化能否如美國所愿促進地區穩定與和平、消除恐怖主義、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無賴國家”等安全威脅,也是更大的疑問。在某種程度上,美國新中東戰略的手段與目標是脫節和背離的,這構成了該戰略的又一個內在困境。
  表面上看,伊拉克戰后重建工作和民主改造正在按照美國的時間表有序進行,2004年小布什的成功連任為伊拉克民主選舉的成功增添了很大的安全系數。但實際上,表象的背后還有另外一面。至少到目前為止,美國能否成功把民主移植到伊拉克還是個未知數,美國能否如愿以償地讓伊拉克民主選舉產生一個符合美國利益的親美政府,并使之在伊拉克長期立足,也是個未知數。(16) 更不清楚的是,伊拉克選舉最終將要產生一個什么樣的政府,它對伊拉克的未來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對中東地區其他伊斯蘭國家的民主化將意味著什么。早在2003年,美國國務院情報和研究局在一份加密的報告《伊拉克、中東和變革:多米諾骨牌行不通》中對伊拉克選舉的不確定性發出了警告,并對在伊拉克扶植民主究竟能否帶動中東地區民主的擴散(有人稱之為“民主的海嘯”(17))提出了質疑。這份報告指出:“即使某種形式的民主得以建立,如此廣泛的反美情緒也會使伊拉克選舉在短期內產生敵視美國的、伊斯蘭控制的政府。”(18) 正如前文所述,美國民主改造中東的目的是要建立符合美國利益的民主政權,如果不能確保這樣的結果,那么美國的努力就是一種失敗。至于其他中東伊斯蘭國家,盡管他們有些表現出與美國合作的積極姿態,例如,利比亞宣布放棄發展大規模毀滅性武器計劃,但是他們這樣做與其說是為了順從美國意愿,不如說是為了逃避美國壓力。倘若美國通過使用武力在實現政權更迭的情況下都不能把符合美國利益的民主政體移植到伊拉克,那么美國又如何指望不通過使用武力和政權更迭而在其他伊斯蘭國家實現符合美國意愿的民主改造呢?!倘若美國不能確保民主改革的成功和親美政權的當選,那么美國又如何可以做到借由民主改造消除中東地區的恐怖主義、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無賴國家”等安全威脅,并促進地區穩定與和平呢?!
  美國民主改造中東的目標之所以難以取得成功,最根本的不僅在于美國難以在利益與價值觀之間權衡取舍,更在于民主本身必須是內生的而不是外植的。就像《民主雜志》主編之一達爾蒙德明確指出的,“必須時刻意識到,民主不是一個美國人可以贈送給任何其他人民的禮物。民主是必須由每個國家人民自己發現、抓住、并巧妙利用的機會。”(19) 中東普遍盛行的反美情緒并不表明穆斯林人民不接受民主和自由價值觀,而是表明他們不接受美國將這些價值觀強加于人的方式,他們不接受美國通過民主改造來根除中東恐怖主義威脅的邏輯。(20) 皮尤世界民意調查得出結論認為,在中東地區,“美國繼續面臨著危險的誠信赤字和善意赤字。雖然穆斯林占人口大多數的國家并不反對民主,但是它們對布什政府在中東推行民主的目的心懷疑慮。伊拉克戰爭只是加劇了這種疑慮;2004年3月,土耳其、約旦、摩洛哥和巴基斯坦的大多數人表示,戰爭使他們對美國想要推動民主的信心大大減少。”(21)
  美國通過“進取的自由戰略”向中東地區輸出民主的本意除了安全考慮之外,還旨在改善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對美國的不信任與敵視情緒,恢復美國的信譽。然而,事與愿違,輸出民主的結果不但沒有減少伊斯蘭的反美情緒,反而進一步削弱了美國在中東地區的軟權力。因為在中東穆斯林人民看來,美國輸出民主的真實動機是要控制中東石油、打擊不聽話的穆斯林政府、保護以色列安全、進而主宰整個世界,因此伊斯蘭反美情緒進一步激化、美國的軟權力和信譽在中東地區進一步遭到削弱就不足為奇了。這不能說不是美國民主改造中東戰略的一大悖論。而與前兩個困境相比,手段與目標的背離可能對于美國新中東戰略的前途來說是更致命的。
  五、結論
  美國政府之所以要提出一個新的中東戰略,不僅在于原有戰略的不成功,而且還在于“9·11”事件后,美國政府改變了對國家安全威脅的判斷與排序。美國認為現階段國家安全面臨的最大威脅不是像前蘇聯那樣的敵對國家,而是居無定所、難以捉摸的國際恐怖主義、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擴散、以及支持恐怖主義和擴散活動的“無賴國家”。而幾乎所有這些威脅都與極為復雜動蕩的大中東地區有關。在美國看來,那里既是恐怖主義的孳生地,又是“無賴國家”的大本營,還是擴散活動的目的地,因此美國將整個中東地區鎖定為新的戰略重點,并把民主改造中東定為國家安全戰略的優先議程。
  在強調民主改造的意義上,美國的新中東戰略具有一定新意。在小布什政府提出的“進取的自由戰略”中,對民主改革的突出強調使之明顯區別于以往歷任美國政府的中東戰略。對中東地區進行民主改造是其整個中東戰略的核心和關鍵。對伊拉克進行先發制人打擊,通過政權更迭實現民主改造,進而為其他中東伊斯蘭國家樹立榜樣,是其新中東戰略的重點。
  美國政府的新中東戰略無疑是一個系統完整、邏輯嚴密的戰略構想,但是它的實際效能卻與此不成比例。因為該戰略本身至少存在著三個方面的內在矛盾與困境。從戰略目標的設定上看,盡管小布什政府突出強調的是中東地區的民主化,但是在以民主為指向的“軟利益”與包括反恐、反擴散、石油供給和以色列安全在內的“硬利益”之間卻時常存在著難以調和的矛盾,美國不得不在“軟利益”與“硬利益”之間作兩難取舍。從戰略威脅的認定上看,美國把中東列為危險地區,把恐怖主義、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和“無賴國家”等威脅歸因于中東地區特有的伊斯蘭文化和“民主赤字”,從而激發了當地強烈的反美、排美、仇美情緒,使威脅認知與中東伊斯蘭國家的反應陷入了一種下降的消極螺旋。從美國戰略手段的選擇上看,美國對民主改造的強調并不能幫助美國如愿以償地在中東伊斯蘭國家扶植起符合美國利益的民主政府,也不能借助民主化改革促進地區穩定與和平,更談不上由此根除中東地區恐怖主義、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和“無賴”政權的安全威脅。在很大程度上,小布什政府提出的所謂的“進取的自由戰略”,像以往的中東戰略一樣,仍然難以讓國際觀察家對其前景產生樂觀預期。
  注釋:
  ①Martin Kramer, Ivory Towers on Sand: The Failure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in America ( Washington, D. C. :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2001) . 參見,楊夏鳴:《美國的中東問題研究:理論、論戰與影響》〔J〕,《美國研究》2004年第3期。
  ②George W. Bush, " Remarks on Freedom in Iraq and Middle East at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 November 2003.
  ③參見Nora Bensahel and Daniel Byman, eds. , 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 in the Middle East: Conflict, Stability, and Political Change ( Santa Monica, Calif. : RAND, MR-1640-AF, 2004) , pp. 2-6.
  ④Joseph Nye, " The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 and Global Public Goods, "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8, No. 2, April 2002, pp. 233-244.
  ⑤參見Stephen Kinzer, All the Shah' s Men: An American Coup and the Roots of Middle East Terror (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2003) .
  ⑥基歐漢:《霸權之后》(蘇長和等譯)〔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1頁。
  ⑦Steven Cook, " The Right Way to Promote Arab Reform, " Foreign Affairs, Vol. 84, No. 2, March/April 2005, pp. 91-102.
  ⑧Richard Murphy and Gregory Gause, " Democracy and U. S. Policy in the Muslim Middle East, " Middle East Policy, Vol. 5, No. 1, January 1997, pp. 58-67.
  ⑨John Lewis Gaddis, " Grand Strategy in the Second Term, " Foreign Affairs, Vol. 84, No. 1, January/February 2005, pp. 2-15.
  ⑩" Global Opinion: The Spread of Anti-Americanism, " in Pew Research Center, Trends 2005 ( Washington D. C. : Pew Research Center, 2005) , pp. 104-119.
  (11)Barry Rubin, " The Real Roots of Arab Anti-Americanism, " Foreign Affairs, Vol. 81, No. 6, November/December 2002, pp. 73-85.
  (12)T. Christian Miller, " Washington is Allied with Repressive Governments and Hasn' t Pushed Democracy, " Los Angeles Times, October 8, 2001, Page A-4.
  (13)Pew Research Center, Trends 2005, p. 109.
  (14)Stephen Walt, " In the National Interest: A New Grand Strategy fo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 Boston Review, Vol. 30, No. 1, February/March 2005.
  (15)Fareed Zakaria, " The Politics of Rage: Why Do They Hate Us? " Newsweek, October 15, 2001, pp. 22-40.
  (16)Trine Flockhart, " A Mission Bound to Fail? : The United States as Socializer of Democratic Norms in Post-War Iraq, " The Whitehead Journal of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6, No. 1, Winter/Spring 2005, pp. 53-68.
  (17)Marina Ottaway and Thomas Carothers, " The Greater Middle East Initiative: Off to a False Start, " Carnegie Policy Brief, No. 29, 2004.
  (18)Greg Miller, " Democracy in Iraq doubtful, State Dept. report says social, economic obstacles work against transformation, "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March 14, 2003, Page A-14.
  (19)Larry Diamond, " Can Iraq Become a Democracy? " Hoover Digest, No. 2, Spring 2003.
  (20)Zbigniew Brzezinski, " The Wrong Way to Sell Democracy in the Arab World, "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8, 2004, Page A-19.
  (21)Pew Research Center, Trends 2005, p. 119.

國際論壇京1~6D7國際政治潘忠岐20062006
美國/新中東戰略/民主化
基于“9·11”事件后國際安全格局的變化,美國小布什政府提出了要對中東地區進行民主改造的新中東戰略,即“進取的自由戰略”。該戰略在目標設定、威脅認知、手段與目標的一致方面存在著自身難以克服的矛盾和困境。雖然在強調民主改造的意義上新中東戰略具有一定新意,但從其內在困境來看,它卻與美國以往的中東戰略幾乎如出一轍,因此很難讓人對其前景產生樂觀預期。
作者:國際論壇京1~6D7國際政治潘忠岐20062006
美國/新中東戰略/民主化
2013-09-10 2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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