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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黑格爾的“世界歷史”觀
論黑格爾的“世界歷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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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歷史”觀具有哲學方法論和具體的史學方法論上的雙重規定性,并在一定的意義上構成了聯結哲學方法論與具體的史學理論的橋梁。從“世界歷史”觀的哲學規定性角度上看,“世界歷史”觀是歷史哲學的一個重要的構成部分。它在整個歷史哲學中處于在范圍上界定其他概念、范疇以及彼此之間相互關系的地位。“世界歷史”觀有其所要解決的特定的基本問題,即作為整體的世界歷史及其演變發展與世界歷史各個構成部分及其演變發展之間的關系問題。“世界歷史”觀的其他邏輯環節都是圍繞著這一基本問題展開的。明確了上述問題,我們對黑格爾“世界歷史”觀的系統考察便獲得了正確的邏輯基點。
      一、黑格爾對18世紀西方“世界歷史”觀的批判和發展
  在19世紀初問世的黑格爾的“世界歷史”觀,是近代西方“世界歷史”觀的發展已達到其頂點的標志。這里所講的“頂點”有兩層相互聯系的含義:一是指黑格爾的“世界歷史”觀集中地體現了近代西方“世界歷史”觀發展的最高成果;二是指黑格爾的“世界歷史”觀把近代西方“世界歷史”觀的內在矛盾推向了極端,故使它的終結和解體成為必然。
  1.從哲學方法論的角度進一步論證了歷史研究的科學(或普遍)價值,從而使歷史更充分地“占據哲學思維的舞臺”。
  黑格爾把歷史研究方法分為三種:其一,“原始的歷史”,其特點是“直觀性”;其二,“反思的歷史”,其特點是,使歷史上升到知性反思的水平(即用“抽象的觀念”對歷史資料進行分析、整理和概括);其三,“哲學的歷史”,即“歷史的思想的考察”,這是最完善的歷史研究方法。黑格爾自稱他的歷史研究方法就是“哲學的歷史”。在他看來,這種方法既是洞察歷史的最完美的方法,又是確定歷史研究價值的最完美的方法。何以見得?黑格爾試圖通過對關于思想與歷史之間關系認識的邏輯推導來印證這一點。其要義是:首先應當把“思想”視為人類區別于禽獸的本質特征,從而說明人的思想與人類的歷史是不可分割的。“但是,只憑這層理由,就說歷史必須和思想發生聯系,還是不能令人滿意的。”(黑格爾:《歷史哲學》,三聯書店1956 年版, 第46頁)因為,上述規定只能表明思想與歷史之間有聯系,而不能表明這種聯系的必然性;此外,它還易于把歷史研究引入歧途:“以‘先天論’來解釋歷史”。為此,還必須把“思想”進一步地規定為“理性”。黑格爾認為,理性是“萬能的精華和真相”,它“是它自己生存的唯一基礎和它自己的絕對的最后目標……它把這目標不但展開在‘自然宇宙’的現象中,而且也展開在‘精神宇宙’——世界歷史的現象中”(同上書,第47頁)。所以“思想”與歷史的統一實質上是“理性”與歷史的統一。理性是這一統一體的基礎。既然如此,那么,“從世界歷史的觀察,我們知道世界歷史進展是一種合理的過程”(同上書,第48頁),而不是一連串偶然或荒謬事件的堆積。世界歷史過程的這種合理性為以哲學的方式認識歷史提供了現實基礎。經過以上這番推導,歷史研究的普遍價值便確定下來了。
  黑格爾繼承了18世紀的意大利歷史哲學家維科的有關思想。但維科還只是一般地談論認識或思想與歷史的關系,而黑格爾則抓住了這一關系的本質方面:邏輯與歷史的一致,并由此指出,只有通過理性表現的最高形式即哲學,才能真正洞察歷史。因此,與維科相比,黑格爾從哲學方法論角度上更深入地探討了歷史研究的普遍價值問題(包括關于歷史研究必須接受合理的哲學觀點指導的問題)。然而,黑格爾所取得上述成果是以他把唯心主義在歷史研究普遍價值問題的探討上更為徹底的貫徹為前提的。黑格爾認為,歷史的合理性是“真正的思想”,哲學的歷史“是世界的歷史最內在的核心”。在這里,黑格爾極力把歷史研究推入哲學的懷抱,以使之具有“崇高”的身分,但卻無情地揚棄了具體的歷史研究。當然,黑格爾也承認從經驗上研究歷史的必要性,承認“原始的歷史”和“批判的歷史”作為“哲學的歷史”的準備的環節而存在的合理性,但是,他那種確定歷史研究普遍價值的唯心主義思路,必然會誘發出貶低具體的歷史研究或用哲學研究代替具體的歷史研究的傾向。這是黑格爾世界歷史理論的悲劇,也是近代西方“世界歷史”觀的悲劇。它從一個側面說明,近代西方“世界歷史”觀的發展已經到了盡頭。
    2.第一次對“世界歷史”范疇作了邏輯規定。
  “世界歷史”是“世界歷史”觀的核心范疇,在近代西方歷史哲學家和歷史學家中,能對這一范疇作出邏輯規定的,恐怕只有黑格爾一人。當然,“世界歷史”觀的存在并不以是否對“世界歷史”的邏輯規定為前提的,但這畢竟是近代西方“世界歷史”觀完全成熟形態的一個重要標志。
  根據研究的需要,在黑格爾那里,“世界歷史”范疇有四層相互聯系的含義。一是從“世界理性”是世界歷史的本原和基礎的意義上講“世界歷史”。如黑格爾說:“世界歷史在一般上說來,便是‘精神’在時間里發展……”(同上書,第114頁)。 二是泛指人類歷史在其發展過程中所呈現的整體聯系。黑格爾用唯心主義語言巧妙地表述了“世界歷史”范疇的這層含義:不同的(或各具特點的)世界歷史時代在其相繼更替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縱橫聯系,“使我們達到全體的聯系——達到以世界歷史成為世界歷史的概念”(同上書,第113頁)。 三是專指“地理大發現”以來的歷史(實際上是資本主義世界歷史時代)。黑格爾說:“世界歷史是專門用來表現‘精神’怎樣逐漸地達到自覺和‘真理’的欲望;它本身中的黎明來了,它開始發現要點,最后它達到了完全的意識。”(同上書,第94頁)黑格爾有時也把“地理大發現”以來的歷史稱之為“新世界”。在他看來,這個“新世界”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一種國家的體系和國家相互間的一種關系出現了”。(同上書,第478頁)四是指歷史的終極目的即個人自由全面實現的歷史過程。 黑格爾認為,歷史終極目的的實現是一個不間斷的過程,“‘世界歷史’不過是‘自由概念’的發展”,因此,個人自由實現的程度是衡量世界歷史發展程度的標準。(同上書,第503頁)值得注意的是, 如果剝離黑格爾對“世界歷史”邏輯規定的唯心主義的外殼,那么我們就會發現,馬克思對“世界歷史”的邏輯規定與黑格爾對“世界歷史”的邏輯規定有明顯的近似之點。
    3.深化和拓展了對“世界歷史”觀基本問題的研究。
  18世紀的西方歷史哲學家和歷史學家從哲學方法論的角度把各個民族和國家視為世界歷史的構成部分,注重作為整體的世界歷史及其演變發展對各個民族和國家社會歷史發展的作用和影響,從而使以往人類關于世界歷史的思想升華為有著特定功能和研究對象的觀念體系,并使其獲得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不過,人類思想認識上的這一巨大進步是以忽略各個民族和國家社會歷史的發展特點為代價的。雖然伏爾泰、赫爾德等人曾指出,世界歷史中各個民族和國家的社會歷史的發展不是整齊劃一的,而是各具特色的,但他們這方面的思想不能代表當時的“世界歷史”觀的主流,且還缺乏哲學方法論上的提煉和概括。
  深受德國歷史主義史學運動影響的黑格爾為了克服18世紀西方“世界歷史”觀的這種缺陷,作出了富有成效的努力。一方面,黑格爾從哲學方法論的高度進一步昭示了作為整體的世界歷史的各個構成部分之間的相互聯系。他認為,各個民族和國家雖然都是“個體”,但每一個單個國家都存在于許許多多的國家之中,因而必然與別國結成一定的關系。正是各個民族和國家之間的相互聯系構成了世界歷史,所以,國家矛盾只有在世界歷史中才能被克服。基于上述觀點,黑格爾在對一些重大歷史事件考察上所顯示的視野之廣闊,思想之深刻,是前人和他同一時代的資產階級思想家們所望塵莫及的。他關于法國大革命的意義的論述便是這方面的典型例證。黑格爾指出,必須同世界歷史聯系起來,才能確定法國大革命的歷史意義,“因為這樣大事依照它的內容,是‘世界歷史’性的,‘形式主義’的斗爭必須和它分別清楚。講到它的外界的分布,它的原則差不多灌輸到了一切現代化國家”(同上書,第499 頁)。他站在“世界歷史”的高度,懷著極其崇敬的心情盛贊法國大革命:“一種精神的熱誠震憾著整個的世界,仿佛‘神圣的東西’和‘世界’的調和現在首次完成。”(同上書,第493頁)
  另一方面,黑格爾又從哲學方法論的高度上考察了各個民族和國家社會歷史發展的特殊性及其與作為整體的世界歷史之間的關系問題:其一,各個民族和國家不會因為作為世界歷史時代的構成部分而喪失自己的特點。例如,“每個民族都有它自己的法制,英國的法制是英國人的法制,如果人們想給普魯士人立這種法制,那么這恰恰是荒謬的,適如認為可以給土耳其人立普魯士法制一樣,每種法制都僅僅是一個民族特有精神的一種產物,一種表現,是其精神意識發展階段的一種產物,一種表現。”(《黑格爾法哲學》第4卷, 伊爾亭格1973 年德文版, 第663頁)其二, “世界歷史自身本質上是民族精神或國家精神的辯證法”,其“歷史形態上的變遷是和國家相連接而不可分解的。”(《歷史哲學》,第87頁)黑格爾的這一思想是深刻的。各個民族和國家非但不會因作為世界歷史時代的組成部分而喪失自己的特點;恰恰相反,正是一個民族或國家有其自己的特點,才同其他民族或國家發生縱的或橫的聯系。世界歷史時代就是由民族或國家間的相互聯系(縱的或橫的)構成的。“每個民族都有它自己的原則,它把這一原則作為它的目標去追求”。(《歷史中的理性》,漢堡荷夫邁斯特1955年德文版,第64頁)這種原則即是民族的精神,世界歷史時代發展的階段性或發展形態的變化就直接體現在不同的民族精神更替的過程中。因此,黑格爾說:“我們必須明白承認的,乃至一個民族具體的精神,而且因此它是‘精神’”;“但是在精神方面,最高的成就便是自知,……這個最高成就,它必須而且注定要完成,但是這種完成同時便是它的解體;同時也是另一種精神、另一個世界歷史民族、另一個世界歷史紀元的發生。這種過渡和聯系使我們達到全體聯系——達到以世界歷史成為世界歷史的概念”。(《歷史哲學》,第113頁)在這里, 黑格爾用唯心主義的語言表達了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思想:既然世界歷史形態的變化直接體現在一系列民族“精神”發展的過程中,那么,世界歷史中各個民族和國家社會歷史的獨特發展當然會對作為整體的世界歷史產生不可忽略的作用和影響。其三,在一定的世界歷史時代中,各個民族和國家所處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是不等同的,這就使得作為整體的世界歷史的發展呈現出不平衡狀態。例如,在黑格爾看來,在人類歷史發展的第三個階段上(見下文)就存在著先進的日耳曼各民族與落后民族間的關系問題,以及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工商業經濟生活提高到日耳曼各民族的水平問題。這并不意味著黑格爾要用日耳曼各民族的社會生活框架去硬套世界其他民族,或者把世界其他民族納入日耳曼各民族的社會生活框架中。黑格爾把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工商業經濟生活發展到日耳曼各民族的水平稱之為“脫離自然狀態”。他在這里所講的“自然狀態”實際上就是指“自然經濟狀態”。在“脫離自然狀態”的過程中,一方面世界上其他民族將不可避免地衰落,另一方面他們也會創造出滿足自己需要的手段,建立起相應的制度和社會習慣,達到相應的意識形態。
    4.試圖揭示世界歷史發展的本質及其導向,從而把世界歷史的中心進一步移向人類本身。
  18世紀的西方“世界歷史”觀把人的理性視為世界歷史的中心內容及其發展方向,這與中世紀的以上帝為中心的世界歷史思想相比較,是一個巨大的歷史進步。黑格爾的“世界歷史”觀把人的自由視為世界歷史發展的本質及其導向,從而進一步地把世界歷史的中心移向人類本身。
  黑格爾認為,“人作為人自在地是自由的”(同上書,第113 頁)。在他看來,自由是人的本質特性,這一特性所由以充分表現的“真正理想”社會有三個相互聯系的特點:人依賴于自然,但不是自然的奴隸,人在自然面前有自由;人在自己生存手段上和生存資料上,既不匱乏,又不奢侈;人利用自然,人的勞動是一種自由而歡快的勞動,這種勞動非但沒有絲毫的痛苦,恰恰相反,對人類來說它是一種表演和游戲,也可以說是表演歡樂和得到歡樂的進程和結果。從動態上看,自由的實現又是一個過程,即世界歷史的過程。“世界歷史是自由意識中的進步”(《黑格爾的生平、著作和學說》第2卷, 海得爾堡1911 年版, 第813頁), “是我們必須在其必然性內加以認識的一種進步”(《歷史哲學》,第57頁)。世界歷史的整個過程和世界歷史的每個階段都在表現并實現人的自由。按人們對自由的認識程度和自由實現的程度,黑格爾將他所自認為了解的世界歷史進程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以東方世界為標志。東方世界只知道一個人的自由。在這個階段上人類基本處于與自然同一的狀態。第二個階段以古希臘羅馬世界為標志。古希臘羅馬世界只知道一部分人的自由。因此,人類在這個階段上雖然已開始擺脫自然的束縛,開始發展了自由意識,但還未真正擺脫自然。第三個階段以日耳曼世界為標志。日耳曼世界知道一切人都是自由的。人類在這個階段上才真正有了對“普遍自由”的認識。黑格爾把世界歷史在其發展過程中所呈現出的上述三個依次更替的階段稱之為“轉化的辯證法”或“過渡的辯證法”。在黑格爾看來,人類是按精神自由來創造世界歷史的,世界歷史的過程是人類從自然界走向社會、從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的過程。人類在這一過程中經歷了重要曲折,但終將會創造出一個同自己的本質同一的世界。勿庸置疑,黑格爾關于世界歷史發展的本質及其導向的思想涉及到不少具體的歷史、政治等方面的問題,而他對這方面問題的認識往往是不準確的,有些甚至是荒謬的,但是黑格爾關于世界歷史發展的本質及其導向思想的根本要旨即把自由視為世界歷史發展的本質和人類所追求的最終目標,則是有其合理之處的。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世界歷史發展過程的論述中,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對黑格爾這方面思想的批判性的肯定的發展。
      二、要克服目前學術界關于黑格爾“世界歷史”觀研究中的簡單化傾向
  對于近代西方“世界歷史”觀來說,“發展的最高成果”同時也意味著“發展的終結”。而“終結”則意味著近代西方“世界歷史”觀體系內部各種相互矛盾的傾向間的對立已發展到了極端,這就是說,這一觀念體系再也不能沿著固有的“路線”或“程序”發展了。因此,要正確、全面地認識和把握近代西方“世界歷史”觀終結的必然性及其與科學的“世界歷史”觀產生的必然性間的關系,就必須注重對黑格爾世界歷史理論的內在矛盾的分析和研究。然而,迄今為止,這方面的研究在學術界是很不夠的,或許正是由于這方面的原因,而使目前學術界流行著一些關于黑格爾“世界歷史”觀的簡單化、片面化的看法。在這里,筆者擬就這方面的問題,談一點不成熟的看法。
  1.能否把黑格爾的“世界歷史”觀簡單地稱之為“歐洲中心論”?
  筆者認為,盡管黑格爾的“世界歷史”觀包含著“歐洲中心論”中的傾向和成份,但不能簡單地將其歸結為“歐洲中心論”。其一,黑格爾至少還承認東方是世界歷史發展的起點,波斯是第一個世界歷史性民族;同時他還有意無意地論及到了世界歷史的起點與整個世界歷史過程間的聯系。而典型的“歐洲中心論”則否認或無視這一點。其二,黑格爾認為,任何世界歷史民族(關于這方面的問題,詳見下文)都有一個從非世界歷史民族的曲折發展過程。即便連他最為推崇的日耳曼各民族也經歷了這樣一個發展過程:“第一時期是從羅馬帝國內各日耳曼民族的出現開始——這些民族最初的發展,皈依基督教,并且占據了西方。它們野蠻而單純的性格,使它們的出現不能給我們多大的興趣……這個時期一直到查理曼大帝為止。”(《歷史哲學》,第389 頁)“第一時期”的日耳曼各民族“和各文明的民族相接觸,并且參加他們的軍役,他們便認識了他們文明的產業——這種產業可以給人類以生活上的享受和便利,而且尤其能夠培養人類的心靈”。(同上書,第393 頁)日耳曼各民族發展的第二個時期是教會與國家沖突的時期。日耳曼各民族在其發展的第三個時期(即“‘世俗性’意識到它的真實的道德的價值”的時期)才成為真正的世界歷史民族。而典型的“歐洲中心論”則否認所謂“中心”民族也有其形成、發展過程,認為“中心”民族自古以來就是“中心”民族,他的地位是與生俱來的。其三,黑格爾在方法論上并未完全否認他那個時期及其以前的一些非世界歷史民族向世界歷史民族轉變的可能性。例如,他雖然把中國和印度排除在世界歷史民族之外,但另一方面又認為,他們“預期著、堅持著若干因素的組合,然后才能夠得到活潑生動的進步”(同上書,第161頁)。 而典型的“歐洲中心論”則根本否認歐美之外的任何民族向先進民族轉化的可能性,更不要說承認他們其中有些民族曾經對世界歷史的發展作出過重大貢獻了。其四,黑格爾在方法論上也并未把日耳曼各民族的歷史作用絕對化。他在談到斯拉夫民族今后的的歷史命運時說:“至于它今后是否將成為獨立的因素,這是和我們現在不相干的一個問題,歷史所關涉的,只是過去而不是未來。”(同上書,第396 頁)學術界有的人借此而說明黑格爾的“世界歷史”觀表現了德國資產階級的懦弱性,一般說來這并不錯,但潛藏在這句話中的另一層含義卻也因此而被忽略了:現實的歷史證實了日耳曼各民族的社會發展代表了世界歷史發展的最高水平,但是否將來仍能代表世界歷史發展的最高水平,這將不是“歷史所關涉”的事情。而典型的“歐洲中心論”則把所謂“中心”民族的歷史作用絕對化,也就是說,把所謂“中心”民族看成恒久不變的。最后,黑格爾的“世界歷史”觀為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科學的“世界歷史”觀提供了可供批判的基礎,而典型的“歐洲中心論”則是近代西方“世界歷史”觀中的糟粕。進而言之,“歐洲中心論”不是近代西方“世界歷史”觀的一般形態,更不代表近代西方“世界歷史”觀發展的最高成果。
  2.黑格爾的“世界歷史”觀是否抹殺了各個民族和國家社會歷史發展的特點?
  這是與上述問題相關聯的一個問題。學術界有的人認為,黑格爾用“世界歷史”抹殺了各個民族和國家的社會歷史。對于這種籠統、簡單的判斷,筆者難以首肯。
  從歷史的觀點上看,黑格爾“世界歷史”觀的一個突出貢獻,就在于把“世界歷史上升為世界歷史概念”,即通過對一系列民族或國家的辯證發展過程的分析,達到對世界歷史的整體把握。雖然18世紀的一些歷史哲學家和史學家在這方面也作出了自己的努力,但從方法論上對民族或國家的社會歷史發展特點的把握為前提的。所以他說:“我們假如把一般世界歷史翻開來,我們便看到了一幅巨大的圖畫,充滿了變化和行動,以及在永無寧息的推移交替之中形形色色的民族、國家、個人。”(同上書,第115頁)因此, 在黑格爾所勾畫的世界歷史發展的總圖略中,有不少關于東西方各民族獨特的社會歷史發展及其相互間關系的精彩描繪:在希臘化時期,“亞歷山大里亞變成了商業的主要中心,東方的風俗和西方的文明的結合點”(同上書,第320頁)。 “在羅馬世界中,東方和西方的結合,先是從征服而發生的;它現在又發生在內在方面,因為東方的‘精神’傳播到了西方。”(同上書,第375 頁)“科學和知識,尤其是哲學知識,都從阿拉伯輸入到西方。東方在日耳曼人中激發了一種高貴的詩歌和奔放的想象……其中幻想的熱烈和豐富是今古所沒有的。”(同上書,第40頁)凡此種種,不一而足。由上可見,那種簡單地斷言黑格爾用“世界歷史”抹殺了民族和國家歷史發展特點的觀點,至少是不準確的(前文已對這方面作了正面的論述,故不再贅言)。我以為,正如黑格爾在考察作為整體的世界歷史及其演變發展對世界歷史各個構成部分及其演變發展的作用和影響的同時,并沒有忽略不同民族和國家的獨特社會發展及其相互間的聯系對作為整體的世界歷史及其演變發展的作用和影響一樣,他在考察世界歷史總的進程的方向及其階段性的同時,也沒有忽略不同民族和國家發展道路的特殊性。黑格爾同樣地把這兩個方面有機結合起來。在他看來,一方面,世界歷史是朝著一個總的進步方向推進的茫茫大川;另一方面,這茫茫大川又是由許多“支流”逐漸匯集而成的。(參見巴格爾:《歷史學的范疇和方法》,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9頁)當然,在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黑格爾“世界歷史”觀體系中還同時存在著一種與上述科學傾向相對立的反科學的傾向:試圖用所謂世界歷史民族演變發展取代世界歷史時代的演變。黑格爾把世界上的民族分為世界歷史民族和非世界歷史民族,并把非世界歷史民族排斥在“世界歷史”之外。他是這樣勾畫世界歷史發展總圖略的主線的:把某一世界歷史民族的獨立、繁榮視為同前一個世界歷史民族相接觸的結果;把它的衰亡視為與比它更高一等的世界歷史民族相互作用的結果。在這里,世界歷史的發展似乎就是一系列世界歷史民族的更替演變。
  簡言之,黑格爾關于世界歷史民族和非世界歷史民族的劃分與他力圖從整體上把握世界歷史及其演變發展的想法是相矛盾的。這兩種相互矛盾的傾向使黑格爾不可能獲得科學的“世界歷史”觀念。而那種斷言黑格爾用“世界歷史”抹殺各民族和國家歷史發展特點的觀點,無助于對黑格爾“世界歷史”觀中這兩種相互矛盾的傾向作具體的、歷史的分析。
    3.黑格爾的“世界歷史”觀是否是“直線論”?
  把黑格爾的“世界歷史”觀視為“直線論”,其主要論據之一是黑格爾的一段論述:“……因為地球雖然是圓的,歷史并不圍繞著它轉動,相反地,歷史是有一個決定的‘東方’,這就是亞細亞。那個外界的物質的太陽便在這里升起,而在西方沉沒那個自覺的太陽也是在這里升起,散播一種更為高貴的光明。”(《歷史哲學》,第148—149頁)然而,這一表述帶有比喻的性質,故不能反映黑格爾關于世界歷史發展思想的全部內容。通過對黑格爾“世界歷史”觀的內在矛盾的分析,可以明確這一點。
  黑格爾“世界歷史”觀體系中的確存在著“直線論”的傾向。例如,他在確定世界歷史總的進步過程的同時,又把世界歷史過程錯誤地分為四個遞進的階段:東方王國、希臘王國、羅馬王國和日耳曼王國。這種劃分不僅具有“中心論”的色彩,而且具有明顯的“直線論”的傾向。但是,對黑格爾“世界歷史”觀體系中的這兩種矛盾的傾向,不能采取“非此即彼”的態度,否則,就不可能正確把握“終結”的真實含義。首先,黑格爾十分重視對世界歷史過程的曲折性的研究。他一方面堅持歷史必然性和規律性的原則,認為,世界歷史的進步是“應當按其必然性來認識的進步”,并指出,“把歷史上曾經存在過的形式重新召回是愚蠢的。”(《黑格爾法哲學》第1卷,第343頁)另一方面他又對歷史過程所出現的倒退現象作了方法論上的探討。在他看來,歷史過程的曲折性本身就包含著暫時倒退的現象,據此,他從方法論上批判了他那個時代流行著的“絕對完善的觀念”。黑格爾把這種觀念稱之為“純屬形式上的和不一定的關于發展的一般見解”,指出它的缺陷主要表現在不能解釋歷史中的倒退現象(即把倒退現象歸諸于純粹的偶然性)。他說:“那種純屬形式上和不一定的關于發展的一般見解,既然不能指出這一個發展形式要比那一個發展形式來得優勢,又不能使先前各發展時代的那種沒落的對象可以理解,所以就不得不把那些進步——或者,特別是里邊那些退步——看作是外在的偶然……。”(《歷史哲學》,第96—97頁)黑格爾認為,必須把歷史過程的“向下”變化(即倒退)納入歷史總的發展過程來考察。歷史過程中“向上”變化和“向下”變化是交織在一起的,這兩方面是相互轉化的,一種民族精神滅亡了,另一種民族精神也就產生了,世界歷史總的發展進程就是這樣展開和實現的。可見,在對世界歷史過程的考察中,黑格爾把必然性與偶然性、進步性與曲折性有機地統一起來,從而深化了“世界歷史發展”的概念。
哲學研究京60~66B6外國哲學葉險明19981998作者單位:首都師范大學理論部 作者:哲學研究京60~66B6外國哲學葉險明19981998
2013-09-10 2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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