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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爾論“世界歷史”
黑格爾論“世界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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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歷史”觀念是黑格爾首次在《歷史哲學》一書中提出并加以系統論述的。黑格爾以敏銳的洞察力“對歷史作總體的思考”,較為深遠地預見了近代以來世界日趨一體化的特征。這一劃時代的觀念成為馬克思創立科學的“世界歷史”理論的直接理論前提。本文試圖就黑格爾的“世界歷史”思想作出合乎實際的概述,敬請學界同仁賜教。
    一
  從整體上認識和把握世界歷史,是近代史賢圣哲孜孜以求和探索的重大歷史哲學課題。早在古希臘哲學家那里,就已萌芽了世界歷史的整體思想。古希臘史學家曾樸素地論及到了世界歷史問題,被譽為西方“史學之父”的古希臘史學家希羅多德,在其《歷史》巨著中就涉及到了許多民族的歷史,包括在他所能了解的每個“世界”的歷史。但是,直到15世紀以前,由于生產力的低下,科學技術的落后,由于人類各民族的歷史基本上處于一種分散孤立、各自閉關自守的狀態,即世界歷史的普遍聯系尚未確立,作為有機整體的世界歷史尚未形成,所以就不可能產生關于世界歷史的重要認識成果,15世紀以后,當大工業開辟了世界市場,并創造了打破限制民族交往的自然隔閡的生產手段,使商業、航海業和陸路交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發展,各民族之間的文學藝術、科學技術、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相互交流相互影響不斷增多和加深,“世界歷史”的形成成為了可能。這意味著,開辟世界歷史進程是同生產力的巨大解放連接在一起的。隨著世界歷史整體的逐次形成,對世界歷史的綜合研究以及關于世界的系列觀點也應運而生,伏爾泰、維柯、康德、赫德爾、費希特等歷史哲學大家提出了各異的并為后來黑格爾世界歷史理論提供豐富資料的觀點。但總的來說,這些圣哲史家的研究成就主要表現在從空間上對世界歷史進行總體的和綜合的認識,而在把世界歷史看作是一個有機整體,是含有內在必然性的統一過程方面,他們只提供了一些合理的可供借鑒的猜測及零星認識,“世界歷史”的概念雖不遙遠但并未明確指出來,黑格爾則自然而然地提出并論述了“世界歷史”的概念和基本內容;很顯然,只有當近代已形成了民族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的過程中,在先賢奠基的豐富材料和機智觀點的基礎上,人們(主要指黑格爾)才可能從觀念上對這種轉變和學術成果進行概括和總結。
  具體說來,黑格爾從“圣賢哲人”那里批判吸收了以下有關世界歷史的思想養料:
  1.世界歷史是一個整體與部分緊密聯系的完整的鏈條的思想。那些先賢圣哲認為,世界歷史就象一個完整的鏈條,各個民族甚至每一個人都是這一鏈條上的一個環節或一個部分。康德把世界歷史描述為一種合乎目的性的矛盾運動過程,指出世界歷史運動的目的只能在整個人類的實踐理性活動中得以展示,而不會僅表現在某一個別事件中;由此相信世界歷史是一個完整的體系或系統,其中各個部分與環節之間是相互聯系、相互區別的。赫德爾在《關于人類歷史哲學思想》一書中認為,世界上各民族歷史的共同發展,構成了一個統一的鏈條,這個鏈條上的每一個環節都與前一個環節和后一個環節緊密相聯,甚至每一個人都是和這個鏈條不可分割的。他告誡世人:“假如我把人身上的一切都歸結為個人,并否定人們之間的聯系和個人與整體的相互聯系的話,那么人的本性和人的歷史對我們來說便始終是難以理解的了,因為我們中的任何一個人光靠自身都不能成為人。”[(1)]顯然,赫德爾這是在借用人的各個器官與其整體以及人與其他人的聯系來比喻世界歷史的普遍聯系。費希特則更明確地揭示了世界歷史中整體與部分之間的不可分割性。他說:“我在每個部分中都看到整體,因為只有通過整體,每個部分才成其為部分,但通過整體,部分也必然是部分。”[(2)]
  2.世界歷史不是幾個少數民族的歷史,而是包括世界各個民族在內的歷史的思想,伏爾泰認為,所謂世界歷史就是包括中國、印度、埃及、波斯等東方各民族在內的世界各民族的歷史,那種只涉及歐洲個別民族的歷史的看法不能認為是合乎世界歷史狀況的歷史理論,因為那種把世界歷史局限于地中海周圍地區和西歐國家的狹隘范圍內的做法,無疑是把廣闊的整體世界歷史變成狹隘的民族史,德國歷史學家施洛賽爾指出,世界歷史應當包括“各個歷史時期,各個國家和地區、一切已知的重大事件”。[(3)]他強調,每個已知或未知的民族都是在世界歷史中曾經發揮過重大作用的民族,民族大家庭的合力推動著世界歷史進一步開放和發展。
  3.世界歷史是一個具有各種因果關系和內在規律性過程的思想。19世紀初以前的世界歷史觀普遍承認,世界歷史學科不是單純為了羅列事實,而是要揭示這些規律性和因果關系,使之成為“有哲學意味的歷史”學科,伏爾泰指出,歷史學家應當揭示世界歷史發展的內在機制和規律,寫出具有概括性的哲學意味的歷史。維柯在《新科學》中第一次提出人類社會歷史是帶有規律性的統一過程,并試圖揭示歷史事件的必然聯系和各民族歷史的共同規律。他說,各民族的發展“盡管在細節上有些差異”,但它們的深層次的基本結構和發展進程在“骨子里”“大體上都是一致的”。施洛塞爾也認為,世界歷史應當起到一種綜合概括的作用,著重闡明歷史事件之間的因果關系,成為用事實來說明的哲學。他斷言,世界歷史的進程本來就是一個合乎因果鏈條特征的過程。
  4.世界歷史是由某種內在的力量驅動并呈階段性進展的思想。在維柯看來,歷史的進程是各民族文化的各個方面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有機進程,是從低級到高級的進化過程,是按照人類本性所具有的內在法則有規律運動的過程。各民族的歷史發展過程都經過了神的時代、英雄時代和人的時代。他寫道:“我們將看到諸民族都是按照這三個時代的劃分向前發展,根據每個民族的特有的因與果之間經常不間斷的次第前進。”[(4)]赫德爾認為,世界歷史內在的有機力量比外部因素的作用大得多,它是歷史進步的主要驅動力或動因。這些力量是按照內在規律發展的。是被人類歷史的本質所規定的。而人類歷史本身也是不斷發展的,各民族之間的聯系會不斷加強,是終將實現一種更高層次的整體性境界。正如后來費希特所言:“在將來達到那個首要目標以后,在地球的一端發現的一切有用東西立刻為其他一切地區所知曉,并傳達給其他一切地區以后,人們就會沒有停頓和倒退,而不斷地用共同的力量和統一的步伐把自己提高到我們現在還缺乏了解的文明境界。”[(5)]
    二
  黑格爾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俯瞰世界歷史的盛衰變遷,高瞻遠矚地提出了“世界歷史”這一相當誘人的有價值的思想。
    1.世界歷史是受必然性支配的、有著內在聯系的整體
  世界歷史統一于世界精神。黑格爾認為,世界歷史是絕對精神發展到客觀精神階段——客觀精神在世界歷史中則表現為世界精神——的具體表現,是世界精神表演的舞臺。世界歷史的本質和最終目標是世界精神,所以世界歷史本身就統一于世界精神。
  黑格爾關于世界歷史統一于世界精神的觀點,包含有兩個相互關聯的環節:其一,世界歷史是一個合乎目的——合乎世界精神——的過程,世界精神既是世界歷史的本原又是它的最終目標,它規劃著世界歷史運行的軌跡。換言之,世界是精神在最初跡象中已經含有歷史的全體,含有歷史發展的全部因素,正象一粒萌芽中已經含有樹木的全部性質和果實的滋味色相。[(6)]精神的發展便是歷史的展開,歷史的發展就是精神在時間中的展開,比如民族精神就在于民族的政治、經濟、法律、制度、風俗、宗教、信仰等全部過程中,并隨著該民族的歷史發展而展開。其二,世界歷史統一于世界精神的實現意味著“自由意識”的增進。黑格爾指出,“世界歷史無非是‘自由’意識的進展”,[(7)]無非是自由漸次提高與實現的過程。他說,自由既是“‘精神’的唯一目的”,也是“整個世界的最后的目的”,[(8)]當精神認識自己,返回自身時,自由成為了現實,也完成了世界精神統一性的過程。也就是說,自由精神的實現與世界歷史統一于精神的完成是一個問題的兩個側面(方面)。世界精神統治著世界歷史或世界歷史統一于世界精神,是黑格爾世界歷史理論的中心點。
  世界歷史整體的形成根源于世界歷史普遍聯系的確定。在黑格爾看來,世界歷史的起點并非就是人類歷史的起點,因為“作為世界史的歷史是結果”,[(9)]是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即當世界歷史建立了普遍聯系時,世界歷史的形成才成為可能。同樣,一個民族只有當它登上世界歷史舞臺,同世界歷史的過程建立“聯系”時,才是世界歷史民族,因為部分只有同整體建立聯系時才成其為部分。在他看來,波斯帝國之所以作為第一個世界歷史民族而榮登世界歷史舞臺,在于它“走上了歷史聯系”,[(10)]在于它的歷史與亞、歐、非三大洲結合部的地中海地區的歷史密切相連。中國、印度、撒哈接以南的非洲、美洲大陸、北歐、西伯利亞等地區的民族之所以是非世界歷史民族,在于它們遠離了世界歷史中心,同世界歷史各民族始終沒有任何聯系,始終是在閉關之中作自身內部的調節。黑格爾把世界歷史舞臺局限在地中海周圍,忽視其他地區的歷史地位,這是其世界歷史觀中的一個明顯缺陷,但他對世界歷史的形成與世界歷史普遍聯系之確立的關系的看法,不乏真知灼見。從黑格爾對上述二者關系的考察可知,一個民族要成為世界歷史民族,首先要具備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和自然聯系,如沿海地區和多樣性地形;其次是各民族文化匯合的集散地,同時還必須具備進行“外向”發展的性格,閉關自守的專制主義就很難同其他世界歷史民族建立聯系。
  “世界歷史的行程”是一個合乎規律的發展過程。黑格爾認為,世界歷史不應是雜亂無章的,而是服從某種法則的有規律的演進,正是由于這個規律性,世界歷史才具有內在聯系,從而形成一個有機整體。只有把握這種規律,才能真正洞察世界歷史的盛衰變遷。他說:不錯,世界歷史是自由意識的進步,但“這一種進展是我們必須在它的必然性中加以認識的”。[(11)]從表面上看,在世界歷史中,各種人物紛紛登臺演出,民族的興衰、制度的更迭、權勢的轉移等等,都是通過錯綜復雜的偶然現象而實現的,但是,從歷史的深層次看,這種偶然機會的背后卻隱藏著固定不移的必然性,世界歷史發展的總趨勢是一定的,即由低級到高級、由不完善到完善的不斷推陳出新的過程。黑格爾認為,小到羅馬帝國的滅亡是由于“趨向于最高主權和軍事力量”[(12)]這種必然性,大到整個世界歷史的四個時期的行程,也是由于歷史必然性的新舊更替,由于在理性主宰下的自由程度的不斷提升。
  總之,黑格爾認為,世界理性主宰的世界歷史受必然性支配,世界歷史中的各個層次、各個環節、各個部分具有內在的普遍聯系,由于這種必然的內在聯系,世界歷史才具有總體性。
    2.“世界歷史的行程”與“世界歷史民族”的交替運動,契合于自由精神的進展
  “世界歷史的行程”與自由精神的進展之吻合。黑格爾認為,世界歷史作為一種具體的、經驗的行程,應當有自己的起點和終點,有自己的階段劃分,在他看來,亞細亞是世界歷史的起點,而歐洲是世界歷史的終點。世界歷史經歷了從東方到西方的發展過程。盡管地球是圓形的,但亞細亞卻是絕對的東方。太陽從東方升起,游落于西方,象征著自由精神的展開。在東方專制主義政體下,只有“一個人是自由的”,而這一個人就是專制君主;在希臘、羅馬民主政體或貴族政體下,“只知道少數人是自由的,而不是人人是自由的”,但這一部分的“自由像曇花一現”,不能維持長久[(12)];在日耳曼民主政體下,全體人都是自由的,從而自由精神達到了它的最高階段,但是,自由精神決不是達到了絕對完美不能發展的極限,要達到它的完全成熟狀態,還有一大段距離要走。黑格爾還按照生命發展的原則比附世界歷史的行程。他說,東方世界是世界歷史的“幼年時期”;古希臘世界是世界歷史的“青年時代”;羅馬世界是世界歷史的“壯年時代”;而日耳曼世界則代表了世界歷史的“老年時代”。黑格爾強調,自由精神的“老年”并不意味著自然界“老年時代”的衰弱不振,而是“完滿的成熟和力量”的標志,世界歷史以“精神”的身份重新回到統一,自由也以它自己絕對的形式表現自己的內容,體現出世界歷史的合目的性。
  “世界歷史民族”的交替運動是世界歷史進步的內在機制。在黑格爾看來,與自由精神(意識)的進展的諸階段同步,世界歷史民族也不斷移位,相互交迭,世界歷史表現為從低級到高級、從不完善到完善的合理的發展機制。黑格爾斷言,開創世界歷史新紀元,而且在特定的時間內占統治地位的民族就是“世界歷史民族”。不同的世界歷史民族在自己的歷史中體現著世界精神發展的不同階段和特殊原則以及自由程度的高低。在世界歷史的整個過程中,每一個民族只有一次體現著世界精神,只有一次機會成為世界歷史民族。不僅如此,開創世界歷史新紀元的民族都要經歷一個產生、發展、衰亡的三部曲,其中前一個世界歷史民族的衰亡過程就是后一個具有更高精神的世界歷史民族的產生過程。前后相繼的世界歷史民族之間呈現出辨證否定的發展形態,正是這種“揚棄”式的交替運動構成了世界歷史發展的內在機制,黑格爾指出,波斯是第一個世界歷史民族,“波斯歷史的開始,便是世界歷史的真正開始”,[(13)]日耳曼民族(包括在法蘭西、德意志和英格蘭民族)則是世界歷史發展至今最理想的世界歷史民族。就此,筆者認為,黑格爾并非把日耳曼民族看成世界歷史上最后的世界歷史民族,因為黑格爾曾謹慎地預言:“亞美利加洲是明日的國土,那里,在未來的時代里,世界歷史將啟示它的使命……,對于古老的歐羅巴這個歷史的雜物庫感到厭倦的一切人們,亞美利加洲正是他們憧憬的國土。”[(14)]“美洲是一塊未來的土地,在我們今后世代里的世界歷史的重任將在那里顯示出來。”[(15)]黑格爾這些言論不是無的放矢的,或許是他那個時代最巧妙的回答,對此我們要認真地挖掘和審視。
    3.世界精神之“經線”與人類熱情之“緯線”的相互交織構成世界歷史發展的網絡
  “理性統治了世界,也同樣統治了世界歷史”。[(16)]在黑格爾那里,歷史和自然一樣是精神自我發展和自我認識的一個階段。世界歷史是精神的舞臺,在這個舞臺上,精神“表現了它自身最具體的現實,[(17)]因此,精神既是世界歷史的實體,又是歷史的目的,決定著世界歷史的內容的方向。精神的實質就是自由,因此,“整個世界的最后目的”就是“精神方面對于它自己的自由的意識”或“自由的現實”。[(18)]在變化萬端的世界歷史舞臺上,“只有這一個目的不斷在實現和完成它自己:在終古不斷的各種事態的變化中,它是唯一不變化的事態和透滲這些事態的真實有效的原則。”[(19)](世界)理性支配世界,因而世界歷史才表現出合規律的、合目的的必然進程,即“世界歷史的進展是一種合理的過程”,這一種歷史已經形成了世界精神的合理的必然的路線。[(20)]這是黑格爾對世界歷史的形而上學規定,如要把這些規定變成歷史哲學的原則,還須加進現實的歷史動力和歷史行為。只有把這些規定溶于現實的世界歷史活動中,才能真正解說和說明世界歷史。這也是黑格爾遇到的棘手的問題,因為抽象的、內在的、普遍的(世界)理性無法直接說明現實的歷史世界。
  由自私心產生的人類欲望和熱情是世界歷史進程的現象的動力。黑格爾認為,主宰世界歷史的理性本身畢竟是一種抽象普遍性,它在時間中的展開,在世界歷史中取得確實性,必須借助工具或手段才能實現,而由人的自私心產生的欲望和熱情——“最廣義的人類的活動”——就能使普遍內在的抽象理性得到客觀化和現實化。他認為,“個別和自私欲望的滿足的目的”,“是一切行動的最有勢力的源泉”,由自私欲望產生的惡劣的情欲,“比起維護秩序和自制,法制和道德的人為的、討厭的紀律訓練,對于人們有一種更直接的影響”。[(21)]在世界歷史中活動的人們都抱有自己特殊的目的,但一定的目的之所以成為目的,只不過是因行動的主體在里面貫注了自己希望實現的東西。人們無論采取什么行動,都必須有主體的利益在其中,必須使主體在這一行動中能夠得到某種滿足。只有如此,才能夠使他們活動起來,從而驅動世界歷史的年輪。黑格爾把對這種利害關系的關心,稱為“熱情”(一譯為“情欲”),并斷言:世界上“假如沒有熱情”,“一切偉大的事業都不會成功”。[(22)]
  我們看到,在黑格爾那里,理性是世界歷史的“經線”,熱情是世界是歷史的“緯線”,世界歷史就是一張由經線和緯線交織而成的五彩斑瀾的大地毯。顯然,作為世界歷史“經線”的精神與作為世界歷史“緯線”的熱情,其地位并不是平行的,其中,精神(或理性)在世界歷史的發展中始終保持著自己的同一性而規劃著世界歷史運動的軌跡,作為歷史的現實的動力的熱情則以變化無定的殊多性影響著世界歷史行程,并不時地使世界歷史表現出搖擺性。然而,有精神始終“留守在后方、在背景里”,即使熱情的驅動呈現出互相矛盾、互相否定的情狀,世界歷史也在精神給定的模式里向前邁進。精神為了達到世界歷史自由的目標,是不惜任何代價而玩弄“理性的狡計”驅使熱情為自己賣命的。這樣,實體性的動力與現象的動力共同構成世界歷史波浪式前進的動力機制,使世界歷史表現為一種合理的過程。
    三
  黑格爾的“世界歷史”思想博大精深,但也有荒誕之處。在他那里,“世界歷史”和“世界精神”的關系是顛倒的,真實世界歷史進程不過是精神的驗證或腳注;人類的全部成文史,都可笑地被視為精神運動的歷史。而且,他對東方民族和其它落后民族所表現出來的歧視態度,以及他的西方中心主義和日耳曼人的自我優越感,也同他表面上所倡導的“世界精神”格格不入。不僅如此,黑格爾的世界歷史觀從本質上也掠去了歷史的屬人性質,剝奪了人的主體體,這也與他關于人類的熱情是世界歷史上一切偉大事業成功的源泉的觀點相矛盾。
  但是,從黑格爾世界歷史理論合理內核上看,其理論之瑕玷是次位的。“他在給‘理念’以應有的估計以后,就趕快下降到具體的歷史的基礎上,尋找社會現象的真實原因,但已不是在理念的特性中,而是他當時所研究的社會現象本身中尋找了”。[(23)]黑格爾的突出才能在于他具有寬宏深遠的歷史感,他敢于對歷史作總的思考,第一次想證明歷史中有一種發展、有一種內在聯系。他提出的“世界歷史”這一觀念,是對以往歷史研究中普遍存在的隘狹的民族觀念的超越,是對近代以來世界日趨一體化的深遠預言。黑格爾的宏偉的劃時代的世界歷史觀是馬克思創立科學的世界歷史理論即新的唯物主義理論的直接的理論前提。[(24)]
  黑格爾關于世界歷史的聯系性、外在性和整體性等觀點向人們表明,當今世界,閉關自守必然導致落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必須加強同世界各國的交往,堅持對外開放。黑格爾認為,一個民族只有當它登上世界歷史舞臺,同世界歷史的過程建立“聯系”時,才是世界歷史民族。每一個民族、國家只有同其它民族、國家結成一定的關系,進行“外向”的發展,才能成為現實的世界歷史的個體,人類歷史才能成為世界歷史。他說,在世界歷史上,中國的歷史雖然古老輝煌,但這個帝國自己產生出來,跟外界似乎毫無關系。閉關鎖國,導致了中國社會的停滯不前。然而,世界歷史發展到今天,“歷史在向世界歷史轉變”,[(25)]世界已成為一個密不可分的整體,任何一個民族如果還不同其它民族建立橫向聯系,不進行外向發展的話,它就會脫離世界歷史整體,落后于時代潮流。歷史上的封閉所產生的惡果以及當今世界整體化發展趨勢,昭示我們決不能錯過這次機遇,要堅定不移地加快改革開放的步伐。再者,“現代化”已不是一個狹隘片面的民族概念了,而是一個世界歷史概念。中國作為世界整體的一分子,要實現現代化,決不能孤立于世界之外,必須加強同世界各國的相互交流和學習,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做世界公民。事實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就確立和實行了對內搞活、對外開放的方針政策,取得了舉世公認的奇跡,有效地提高了我國的綜合國力和在國際事務中發揮重大作用的能力。實踐已經證明,對外開放有利于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蓬勃發展,有利于我國的長治久安。
  注釋
  (1)阿·符·古留加:《赫爾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8—69頁。
  (2)、(5)費希特:《人的使命》,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9、99頁。
  (3)郭圣銘:《西方史學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5頁。
  (4)維柯:《新科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459頁。
  (6)(7)(8)(10)(11)(12)(13)(14)(16)(17)(18)(19)(20)(21)(22)黑格爾:《歷史哲學》,三聯書店1958年版,第56、57、58、216、57、56—57、216、130—131、64、55、58、58、48、59、62頁。
  (9)(2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21頁。
  (15)轉引自沃爾什:《歷史哲學——導論》,何北武譯,社科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155頁。
  (23)普列漢諾夫為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俄譯文第1版的注釋,見人民版1972年版單行本第67頁。
  (2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2頁。
  
  
  
許昌師專學報(社科版)050-055B6外國哲學與哲學史王連喜19951995 作者:許昌師專學報(社科版)050-055B6外國哲學與哲學史王連喜19951995
2013-09-10 2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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