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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美國文化對歌德的拒絕與接受
19世紀美國文化對歌德的拒絕與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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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德這位跨世紀的天才所留下的巨大文學遺產,越過他生于斯逝于斯的祖國而傳遍世界各地,成為各民族共有的寶貴的精神財富。透過歷史的長河,我們看到19世紀是歌德在世界范圍內得以傳播和接受的關鍵時期,而以當今文化比較的視野來看,這時期對歌德的接受過程不僅僅是一個孤立的文學現象,它還包含著更為廣大的文化思想因素,而各國知識界和讀者群在接受行為中的態度反應和運行策略正是這些因素的集中體現。美國文化以其開放和多元的特點著稱于世,美國民族組成的特殊性更決定了它在文化接受中的先鋒地位。然而,19世紀歌德在美國的傳播卻并非如想象中的那樣一帆風順,而是經歷了一個同時被接受和被拒絕的復雜曲折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歌德的遭遇和命運不單單代表著美德兩國文學的契合與差異,還反映了美國文化在一個世紀中的起伏和巨變。因此,通過考察和分析文學接受中這一復雜而具典型性的現象,不但有利于我們了解德國文化話語在美國多元文化語境中的發生發展以及美國文化對外來文化所持兼容性的限度,而且有助于我們進一步思考當前跨文化文學接受的可能性和局限性、民族文學與世界文學之間的關系等一系列重大問題。
      一
  美國獨立前后對德國文化傳播和接受最早的地方要數南卡羅來納州的港口城市查爾斯頓(Charleston)。早在1775年,查爾斯頓就已是一個擁有十多萬人口、經貿繁榮并與歐洲有著頻繁文化接觸的重要港口。更為重要的是,由于當地居民的六分之一來自德國,德語便成為本地除英語之外使用最廣泛的語言。到19世紀初,查爾斯頓的德國移民構成了城市生活中最活躍的一個部分,他們組織各種形式的社團和俱樂部,舉辦各類德國音樂和德語戲劇演出,使德國文化在“大熔爐”中得以保存和張揚。從美德文化交流史上來看,第一位在德國大學獲得學位的美國人便來自查爾斯頓,這位名叫菲利普·泰迪曼(Phililp Tidyman )的年輕人1800年在格廷根大學取得醫學學位回國后,致力于德國文化的傳播事業。 據記載, 他曾在1829 年向查爾斯頓的德國友誼會(GermanFriendly Society,由Michael Kalteisen創立于1766 年)多次贈送德文圖書,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書中包括18卷本的歌德作品集。從文學接受方面來看,較早地在書中談到閱讀歌德作品經歷的美國人休·斯溫頓·萊加里(Hugh Swinton Legare)也來自查爾斯頓。 這位《南方評論》的著名編輯1832年到1836年曾駐布魯塞爾任美國代辦,在此期間,他為了能閱讀歌德的原著開始學習德語。在寫給家人的信中,他談到初次閱讀歌德原著的激動心情:“昨天(這是我一生中值得紀念的一個日子)我開始閱讀歌德的《浮士德》原文,我高興地發現它并沒有我原先想象的那樣困難。 從我開始學習德語以來, 已經有十一個月了……”(注:Bettina Cothran,"The Reception of German Literature in SouthCarolina,1795—1861",in The Fortunes of German Writers inAmerica,ed.Wolfgang Elfe etc.( South Carolina: University ofSouth Carolina Press,1992). )萊加里的個例代表了他同一時代的美國知識分子與歌德相遇的共同經歷:從德語語言學習入手進而閱讀和認識歌德,通過歌德達到更深入地了解德國以促進美國文化的目的。
  19世紀初,由于美國廣大地區缺少像查爾斯頓那樣優越的德國文化背景,僅語言上的障礙就直接造成了對德國第一手材料的缺乏,美國關于德國文學的知識大都來源于英國的譯文和文章。到20年代,德國移民的大量涌入和美國留德學生的劇增在客觀上改善了這一局面,但對德國文化的接受由原來的自然被動轉向積極主動的態勢還有賴于這一時期美國國內大規模的教育改革。首先,德國教育制度作為一個成功的范型被引入美國教育體系,為知識界對德國文化的進一步學習和研究奠定了基礎。緊接著,以弗吉尼亞大學和哈佛大學為先導,各大學紛紛開設了德語課程,到1870年左右,德語教學已成為美國教育體系中一個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因此,大多數受過高等教育的美國讀者直接閱讀和認識德國文學已成為可能。更重要的是,在把德國文學作為德國文化的精華加以借鑒和吸收并向美國大眾普及推廣的艱巨任務中,美國高等學府在新的教育體制下培養出來的師生以及學成歸來的德國留學生担當了中堅的角色,他們利用當時最為快捷有效的文化傳播工具期刊雜志,把以歌德等人為代表的德國文學最燦爛的部分呈現給美國讀者。在熱情評介德國文學的重要雜志中,作為當時德國文化傳播中心的波士頓就擁有三家,它們是:《北美評論》(North American Review,1815—1935)、《基督教檢查者》(Christian Examiner,1824—1869 )和《日晷》(Dial ,1840—1844)。此外,里士滿的《南方文學信使》(Southern   Literary Messenger,1834—1864)、 查爾斯頓的《南方評論》  (Southern Review,1828—1832)和《南方評論季刊》  ( SouthernQuarterly Review,1842—1857)也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獨立后的美國在新的世紀里思想文化上最主要的特征是民族主義精神的高揚,如何創造出與宗主國迥然不同的一個嶄新的民族身份、一個嶄新的民族文化和一個嶄新的民族文學成為美國社會各界共同談論的主題,而知識界在建立民族文學問題上所取得的共識是:學習和吸收歐陸各民族文學的精華,創建具有美國民族特色的新文學。1830年,美國思想先驅錢寧(William Ellery Channing )在《民族文學的重要性與途徑》(In Remarks on American Literature )一文中指出:應當改變美國文學接受過分局限于英國書籍的狀態,盡快“耳濡目染”歐洲大陸的文學。美國詩人朗費羅(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后來進一步強調美國文學接受策略的開放性和多元化時說:“正如各民族的血液與我們的身體漸漸交融一樣,他們的思想感情最終也將混入我們的文學。我們將吸收德國人的溫柔,西班牙人的激情,法國人的活潑,使之逐步和我們英國式的穩健頭腦融合起來。如此一來,我們的文學便將具有普遍意義, 而這正是我們所孜孜以求的。 ”(注:Clarence  ArthurBrown,ed.,The Achievement of American Criticism(New York,1954),p.xxi.)正如雷納·韋勒克(Réne Wellek)所說的“1815 年之后美國人轉向歐陸尤其是德國,這是他們依傍英國所引起的反作用”。(注:Réne Wellek, 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 The Age ofTransition(New Haven:Tale University Press,1955),p.151. )美國19世紀對文學民族性的高度強調是它對德國文學作出一系列反應的強大動力,而這些反應的結果又反過來促進了美國民族文學的形成。歌德正是在這樣一個文化背景之下走進了美國。
  在20年代了解德國的熱潮興起以前,美國知識界對德國文學的興趣是由一名哈佛大學教授愛德華·埃弗雷特(Edward Everett)對歌德的介紹首先引發的。作為首批大規模赴德留學者之一,埃弗雷特有機會了解和掌握德國文化的第一手知識。當他還在格廷根大學學習期間便撰寫了關于歌德三卷本自傳《詩與真》的評論,滿懷熱情地稱贊歌德的文學成就。他稱《少年維特的煩惱》出自“天才靈感的創造”,具有“純正的語言”和“道德的力量”,認為《浮士德》是歌德最偉大的作品。(注:The Fortunes of German Writers in America,p.30.)當時, 美國知識界對歌德的認識主要來自法國批評家斯塔爾夫人的著作《論德國》(Del'Allemagne,英譯本出版于1814年), 這部著作中與歌德相關的部分非常有限也很不完善,而埃弗雷特的評論直接把一個活生生的仍在創作的文學天才領到了美國公眾面前,因此文章1817年在《北美評論》刊登后引起廣泛的注意,為歌德和德國文學打開了通向美國的大門。20年代以后,歌德在美國的“德國熱”中得到最大限度的接受并贏得了至高無上的聲譽,同時在美國特有的文化語境中,也遭受了比之在本土有過之而無不及的誤讀和拒絕。
      二
  在正面確立歌德文學地位的言論中,美國批評家賦予歌德以鮮明的時代感和現實意義。1824年,曾在格廷根大學有兩年學習經歷的喬治·班克羅夫特(George Bancroft )在《北美評論》上著文稱歌德為德國所有作家中最具有民族性、代表性和最受歡迎的一位,從而把歌德納入了美國當時的主流話語之中。《南方文學信使》1836年刊登的一篇喬治·卡爾弗特(George Calvert)所作的著名演講具有一定的概括性和代表性。卡爾弗特在演講中把德國文學劃分為三個主要時代,前兩個時代分別是“尼伯龍根”和“路德”,而歌德則代表了第三個即最新的時代。(注:Ibid.,pp.17-18.)這樣一來, 歌德的時代無形中帶上了與徹底告別殖民時期的美國新時代相似的特征,迎合了美國社會普遍求新求異求強的民族意識。然而不容忽視的是,以歌德為代表的諸多德國作家的作品都具有強烈的思辨色彩,導致在接受中對讀者的教育程度和審美趣味有一定的要求,歌德本人就曾對未受過教育的德國讀者的世俗趣味表示過不滿。從這方面來看,這種對高雅文化趣味的要求同剛剛走出殖民時期的美國現實有一定距離,也同盎格魯-撒克遜式的講求實際的美國方式大異其趣,因此19世紀的美國知識精英心照不宣地以美國人熟知的方式將歌德比喻成“最后的巨人”、“為民族詩人領航的燈塔”,為達到讓美國大眾盡快接受的目的,把他在民族語境中理想化的同時加以簡單化。1830年,哈佛大學教授、后來超驗主義俱樂部的成員科尼利厄斯·C.費爾頓(Cornelius C.Felton)在《基督教檢查者》上發表了一篇頗具典型性的歌德評論文章,文章中有這樣一段通俗而充滿詩意的比喻:“在群星薈萃的天空,只有一顆星,群星中最明亮的一顆仍在;以純潔不變的燦爛光輝,在百星俱下的地平線上留存的一片柔和的反光中持續閃耀。”(注: Thomas  Buckley, "The Bostonian Cult ofClassicism", in The Fortunes of German Writers in America, p.32. )接著他贊頌了歌德的多才多藝、廣博的知識、巨大的魅力和對語言的精通,以美國大眾喜聞樂見的方式描繪出一個時代巨人的形象。
  從另一方面來看,美國對歌德的接受和傳播中理想化和簡單化并存的現象與當時的文學批評風氣和準則密不可分。首先,在清教思想和民族精神的共同合力下,美國文學批評觀念在19世紀初形成了某種共同的標準,這種標準可用以下幾點來概括:評論家的角色應該是社會的守望者;文學在思想上不得違背現存社會和經濟秩序,亦不得有損于宗教理想和道德準則;文學應持社會的而非個人中心的觀念,基調應屬樂觀主義而非哲學上的悲觀主義和懷疑主義,風格應該明白曉暢而非神秘晦澀。(注:William Charvat,The Origins of American  Critical Thought(New York:A.S.Barnes,1961),pp.7-27.)盡管這些標準隨著美國文學的逐步發展而有所變化,但以社會和道德評判為出發點作為文學接受中的一個傳統保存下來。其次,19世紀英國批評家托馬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強調美德與事實先于藝術與虛構的文學批評觀對美國批評界具有持久而深刻的影響,卡萊爾在《席勒傳》(The Life ofFriedrich Schiller)序言中明確指出批評者要從作家的生活和作品中得出他本人的寫照,并且因為他是當時德國文學權威解說者之一,這種影響直接滲透到美國的歌德評論中。這兩種文學批評因素與當時美國的文化策略結成共謀,造成歌德傳播過程中高調與低調、接受與拒絕并行的局面。
  作為一個新建的共和國,為自由而戰的經歷深印在美國人的腦海中,政治獨立斗爭的熱情仍然激蕩在美國人的心中,在他們眼里,一個對政治漠不關心的人絕算不上英雄。由此看來,1856年《基督教檢查者》上出現把歌德同美國民族英雄喬治·華盛頓作比的評論便不足為奇。評論中,華盛頓被贊譽為一個為正義事業而無私戰斗的愛國者,而歌德盡管是偉大的文學家甚至是一位天才,但他的品格卻遠遠抵不上他的才智。結論是:華盛頓是一個身體力行者,歌德只是一個語言的巨人,“品格上的天才勝過才智上的天才”。(注:The Forturnes of  GermanWriters in America,p.38.)可見,在美國當時主流意識形態中,政治上的建功立業要遠比文學藝術上的創造重要得多,因此對歌德這位“最后的巨人”的定位便遠在美國民族英雄之下。在更切近歌德本身的評論中,評論者們關心的焦點始終圍繞著歌德的個人生活和品質,在嚴格的清教道德準則的衡量下,歌德獨特的生活方式便很難贏得美國批評者的青睞。針對歌德喜愛美酒的生活習慣,有評論者發問:“對他那種愛好和習慣,絕對禁酒的人們會說什么呢?”歌德性格中的獨立性被看作是對友誼準則的違背,是一個嚴重的罪過。如同在德國本土一樣,美國評論者也常常把歌德和席勒相提并論,以此形成一個鮮明的反照和對比。他們普遍認為,如果歌德的生活方式不足取的話,席勒的生活則應該得到高度的頌揚和推崇。有篇文章寫道:“席勒具有高超的個性,他思想的主要傾向是向上的。任何時候,只要打開他的著作,不一會兒讀者就會感到被提升到了一個理想的境界。”(注:Ibid.,p.22. )有位唯一神教牧師、《基督教檢查者》編輯撰文直接譴責歌德肆無忌憚而又奴顏卑膝,因此以歌德與席勒相比,席勒是一位“更純潔的作家和更高尚的人”,而歌德不過是德國語言大家。(注:Ibid.,p.34.)就這樣, 歌德被拒絕在美國道德評判的大門之外。美國人如果要在德國文學領域選擇一位理想的生活楷模和美德的化身,那他們需要的可能是席勒而決不會是歌德。
  在與歌德作品相關的評論中,出現了同本土類似的爭鳴局面。僅以《浮士德》這部文學巨著為例,有兩種迥然不同的態度。1845年,有一則評論寫道:“在《浮士德》中,歌德讓讀者感到一頭霧水……除非他根本不知道他想要說什么。”而1859年的一篇評論則認為:“人們普遍認為,歌德是迄今為止現代德國所產生的最偉大的詩歌天才,而《浮士德》被公認為是他留給后人的最完美且最重要的一部作品。 ”(注:Ibid.,p.20.)在一高一低這兩種論調后面,隱藏著一個不爭的事實,那就是美國知識界和讀者群對歌德作品本身的理解還遠遠不夠成熟和深入。此外,歌德作品評論大都以作者的生活作為文學鑒賞的根據,很少涉及作品自身的藝術價值和審美特征。《親和力》和《威廉·邁斯特》這兩部在本土頗具爭議的作品對美國批評界的批評水準不啻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和考驗。曾把歌德比作明星的費爾頓教授在評價《親和力》時一反從前的高調,以牧師般的道德責任感把它定性為“現代文學中最放蕩、最可憎的作品”。《南方文學信使》上有篇評論稱《威廉·邁斯特》是一部主要由松散的、低水平的愛情事件描寫組成的“泛神論經典”,認為“歌德所描寫的感情、愛慕和情節無一不充斥著為他的想象所迷戀的放蕩色彩……雅爾戈實際上是一個最糟糕的浪子,在風流韻事中他總是被出自一種熱情沖動的冷酷的淫蕩態度所支配;這是一個源于歌德內心的人物;實際上,這樣一個人即如歌德本人。”(注:Ibid.,p.19. )1843年,《北美評論》上有篇評論以吃驚的口吻宣稱:歌德已經由一位高貴的歷史人物蛻變成了一個放蕩的引誘者。
  50年代,有一位美國評論家在《南方文學信使》上把美國人對歌德及其創作可能會有的偏見總結如下:
  ……當信仰需要一位鼓吹者的時候,當自由需要一位保護者的時候,當真理需要一位擁護者的時候,而歌德,在充滿斗爭和危險的如此之長的時期內,卻未寫出一行、未發出一句適應時代的話……正是這個冷漠的局外旁觀者——他那冷淡而又敏銳、半感性而又半哲理的對愛國主義性質發出質疑的精神充滿了他后來的作品,然而在《浮士德》和《威廉·邁斯特》中比在其他任何作品中都更明顯。(注:Ibid.,pp.19-20. )
  幾年之后,《南方文學信使》又發表了一篇題為《歌德作品中的道德傾向》(Moral Tendency of Goethe's Writings)的文章, 把歌德及其作品推上道德的法庭作了一次全面的審判,審判的結果是:
  我們對他有兩點指控:
  1.無神論的無信仰的毒藥散布于他的作品,溶解在令人陶醉的詩歌和令人心動的小說這一溶劑中。
  2.他的生活觀念是物欲的、感官的。作為一名藝術家,盡管他自稱要研究人性,卻從藝術領域中排除了最高尚的品質、良知、信仰和不朽的聲名。(注:Ibid.,pp.18-19.)
  美國在反對和譴責歌德的聲浪中所持的總體態度,同德國本土以沃爾夫岡·門采爾(Wolfgang Menzel )為代表的從政治和道德出發對歌德進行的抨擊極為相似,他們共同譴責了歌德在民族需要之際的隱退,斥責他信奉異教和耽于聲色,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表現出驚人的批評視角的一致性。然而,就在這種表面一致性的下面,卻存在著美國文化土壤所孕育出的更為深刻的思想上的內因,這種內因導致了美國對歌德在消極批判中的積極接受。
      三
  歌德在美國的命運,無論是極負盛名還是在道德法庭上受審,都與美國19世紀興起的超驗主義運動息息相關。這場美國歷史上首次發生的聲勢浩大的文化運動發端于1936年,就在這一年,包括后來超驗主義代表人物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在內的幾名唯一神教牧師參加母校哈佛大學建校兩百周年紀念活動,他們聚在一起談論知識界的情況和當前共同關心的文化問題,這便形成了后來“超驗主義俱樂部”的雛形。以后幾年里,這些人不定期地相聚討論諸如“美國的天才”、“歌德的天才及其特性”以及“泛神論”等話題,歌德因此成為幫助超驗主義者思考和解決當時文化現實問題的有力工具,從另外一個意義上來說,經過以超驗主義者為代表的19世紀美國知識精英的重新闡釋,德國的歌德才真正轉化為美國人心目中的歌德,成為美國文化不可分割的一個組成部分。
  創建于1840年的人文季刊《日晷》既是超驗主義運動的喉舌,同時又是傳播德國文學的重鎮。在創刊號的編者按里,愛默生倡議要把時代精神體現在文學之中,改變美國精神生活的貧乏狀態,并預言這種時代精神將在一場文化革命中起到的巨大作用:
  那種精神提高人們的道德境界,恢復他們的宗教情緒,給予他們崇高的目標和純粹的歡樂;那種精神凈化人們內心的目光,讓生活變得更加井然有序;那種精神將人們拔滌到高貴的自然狀態,進而剝去籠罩著自然景致的憂云愁霧,使實踐的力量與思辨的力量達到和諧與統一。(注:趙一凡等譯:《愛默生集——論文與演講錄》下冊(北京:三聯書店,1993),第1292頁。)
  愛默生聲稱,具有時代精神的批評“像每一種新的思想一樣,它們將廢棄并取代一切傳統的思想,重新燭亮整個的世界”。就在當年第二期《日晷》上,愛默生以他代表時代精神的超驗主義批評觀念撰寫了《關于現代文學的思考》(Thoughts on Modern Literature)一文, 具體論述了關于新文學的主張。在他看來,華茲華斯、雪萊等英國浪漫主義詩人的成功正是大眾趣味和時代精神的勝利,“然而,在所有這些人中間,能夠將時代的趨勢集于一身,并且是以一種最為非凡的程度集時代趨勢于一身的人,是那位德國的詩人、自然的摯愛者、哲學家歌德。”愛默生將目光投向歌德之后,以熱情洋溢的筆墨贊美這位時代的巨子:
  在我們這個時代,似乎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像他那樣感到安適自在。他不害怕生活。他本身就是一部包羅所有事實的百科全書,是這個時代所編纂的一部可以為其引以為自豪的百科全書;而這部百科全書產生了同樣是可以為這個時代引以為自豪的效果。他博學多才,英勇果敢;胸襟遼闊,毫無狹隘;他的禮節周全,趣味達到了至善至美,——這一切絕對不可能是德國作家們所共同享有的素質。(注:趙一凡等譯:《愛默生集——論文與演講錄》下冊(北京:三聯書店,1993),第1312頁。)
  從愛默生抑制不住的激動話語中,我們看到歌德超越了時空和文化的距離,成為愛默生在新大陸藉以呼喚完整統一的人和包羅萬象的思想者的理想的化身,從而使美國在超驗主義運動推動下的民族文學具有了深厚的人文主義內涵。如果把愛默生和歌德放在一起相比較,不難發現,兩人對自然所表現出的巨大熱情、對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強烈渴求以及對具有世界性的民族文學的看法竟然驚人地相似,可見,在兩個缺少連接性和共通性的歷史文化語境中兩位智者能夠進行對話,實質上是精神上達到高度默契的自然結果。然而,當愛默生思考他錯綜復雜的超驗主義體系中主體意識問題的時候,歌德竟成了他難以逾越的障礙。他認為,當前的時代在某種意義上已成為主體的時代,可是某些具有狹隘心理的人們卻竊取了主體意識的美名,要清除罪惡的主體意識,首先要看清偉大的人和渺小的人之間的區別:
  偉大的人總是向我們介紹事實;渺小的人總是向我們介紹他們自己。偉大的人即使是在講述一件完全屬于他個人的私事的時候,實際上也是在把我們從他的身旁引開,去領悟一種普遍的經驗。他自己的感情傾注于自然,傾注于事物的本質。那么,無論他從何處談起,他的交談都會自然而然地引向外在事物的本質。偉大的人從來不會主動成為他們教育對象的心靈負担。(注:趙一凡等譯:《愛默生集——論文與演講錄》下冊(北京:三聯書店,1993),第1306—1307頁。)
  在愛默生看來,偉大的人和渺小的人分別具有優秀的和惡劣的主體意識,當他把歌德放入主體意識的語境中進行考察的時候,歌德自身及其所代表的文化現象的復雜性使他得出的結論是:歌德是一個兼具兩種主體意識的偉大而又渺小的人。歌德的主體意識的優秀之處在于他是“所有的學者之王”,對他而言,“為他所觀察的每一種制度、風俗、藝術、藝術品尋找一個理論,是他最熱衷的工作”,因此,“經他處理過的每一樁事實都被某種偉大的光環所環繞,因為在他的眼睛里任何事實都具有靈魂,有著之所以其然而非它然的永恒的道理”,這些理由足以使歌德能與愛默生所說的“偉大的人”相媲美。但從另一方面來看,“這個時代的惡習同樣也侵染到他的身上”,“他那奧林匹斯山神一般的自尊自大,他那種自稱絕對可以容忍其他凡人的才華與功績的紆尊降貴般的氣派”成為他教育對象的心靈負担,而他作品中“微妙的自我主義的成分似乎不會毀傷他的作品,但卻降低了這位人物的道德影響力”。(注:趙一凡等譯:《愛默生集——論文與演講錄》下冊(北京:三聯書店,1993),參見第1313—1315頁。)
  愛默生對歌德的評價之所以采用二分法,還出于他倡導民族文化精神過程中策略上的考慮。在這個過程中,愛默生要以所謂“作為個人的人的無限性”的原則來更新民族性格。他認為,個人具有無限的潛力,每個人都應該在各方面充分實現自己的潛能,尤其是智力上的潛能;每個人生來就具有獨立于社會的特殊的個性,同時又具有包含其他一切人天性的神圣性;而偉人并非超人,他們只不過是更充分地實現其潛能的具有代表性的人。這些關于個人主義的思考,是愛默生超驗主義信條中最能代表美國社會民主精神的一個方面。從作為個人的發展來看,歌德的確稱得上是最理想的范本,但是他那并非完美的主體意識支配下的聲名如果要建立在犧牲美國大眾的神圣個性、抑制個人無限潛力的實現基礎之上,那就完全背離了愛默生的初衷。因此,在把歌德推上時代頂峰之后,愛默生不失時機地指出,歌德應該被看作是“實在的詩人,而非理想的詩人;是束縛于局限性的詩人,而非著眼于可能性的詩人;是這個世界的詩人,而非宗教和希望的詩人”。(注:趙一凡等譯:《愛默生集——論文與演講錄》下冊(北京:三聯書店,1993),第1318頁。)愛默生呼喚著一個能擺脫歌德局限性的理想的未來詩人的誕生,可喜的是,在其有生之年,美國的精神土壤終于孕育出了一位他心目中的詩人,這個人就是美國19世紀杰出的民族詩人惠特曼。
  盡管愛默生對歌德所下的二元定論當時很少有人能推翻,但他對歌德的藝術成就和具體作品的極大忽視卻是顯而易見的,這個環節的缺憾是被另一位超驗主義代表人物、 美國女權主義先驅瑪格麗特·富勒(Magaret Fuller)彌補上的。作為《日晷》雜志的第一任主編,富勒不同凡響的文學趣味和鑒賞眼光深深地影響了美國讀者。有趣的是,《日晷》對德國文學的介紹幾乎完全專注于歌德而對席勒只字不提,這種與眾不同的現象不能不說與富勒的口味大有關系。事實上,歌德是富勒一生中最為鐘愛的作家,不僅如此,她還在譯介和研究歌德方面做了大量無人能夠取代的工作。她翻譯了《托夸多·塔索》、愛克曼的《歌德談話錄》等重要著述,還曾經計劃撰寫一部歌德傳,盡管未能實現,她所廣泛涉獵的歌德作品和有關材料足以使她在歌德評論中比他人更為深入。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富勒基本贊同愛默生的觀點,認為歌德的才能大大地超過他的道德品質,認為歌德同時擁有深刻的思想和浮淺的心靈,但她在《日晷》發表的題為《門采爾的歌德觀》一文中卻發出了另外一種聲音。文章指出,盡管門采爾有著“出色的頭腦”,他看待歌德的角度卻是低級庸俗的,這使他根本不能理解歌德這樣的天才。富勒表示她欽佩歌德對人性和藝術的認識以及他的練達和寬容,她寫道:“就藝術和文學批評家而論,在獨立思考,持論公正,同情精神,視野開闊各方面無出其右者。”(注: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p.181.)幾年之后,她在《十九世紀婦女》(Wome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1845 )這部堪稱美國女權思想的奠基之作中詳細論述了歌德的作品及其藝術成就,為后來歌德批評中美學特征與個人生活相分離的文學闡釋開了先河。
  19世紀自60年代以后的幾十年間,美國批評界再沒出現過像以前那樣熱烈的關于歌德的論爭,乍看起來好像是美國知識界和讀者對歌德失去了興趣,實際上,這種現象從另一方面表明歌德在美國文化中已占有了不可動搖的地位。我們看到,成長中的美國文化思想和文學觀念在反思中不斷走向成熟,在新的世紀到來之際,將會再次擁抱歌德和歌德曾最先帶給美國的燦爛的德國文化。
  
  
  
外國文學京33~39J4外國文學研究曹雷雨19991999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 作者:外國文學京33~39J4外國文學研究曹雷雨19991999
2013-09-10 2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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