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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中國傳記文學的歷史位置及其基本走向
20世紀中國傳記文學的歷史位置及其基本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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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紀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長河中只是一瞬間,但在中國文學史上卻是發生巨變的一個世紀,因為在這個世紀產生了從內容到形式均不同于古代文學的現當代文學。而20世紀的中國傳記文學理所當然地是中國現當代文學不可分割的一個組成部分。但由于傳記文學的特殊性,傳記文學還沒有引起文學研究者的足夠重視。在國內一些常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史著作或教材中,幾乎沒有提及“傳記文學”的字樣。關于現當代傳記文學的研究,除在國內報刊上偶然可以看到零星的短評之外,至今尚無較系統的著述問世。筆者認為,20世紀的傳記文學是一個自成格局且有其特殊性的文學現象,描述其發展衍化的過程,評述傳記文學作家的創作及理論,梳理各類有代表性的作品,總結其得失,從中找出一些有規律性的東西,這既可以為后來的傳記文學提供借鑒,也可以為現當代文學史填補一個空白。為此,本文擬對20世紀中國傳記文學在中國現當代文學格局中的歷史位置、基本特質及其發展的基本走向等作綱要式的述評。
      一、20世紀中國傳記文學在中國現當代文學中的歷史位置
    (一)傳記文學的本質屬性,決定20世紀中國傳記文學是現當代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什么是傳記文學?它的本質屬性是什么?我認為,傳記文學的本質屬性,即其特殊性在于它是歷史與文學結合的產物,它是藝術地再現真實個體人物生平事跡和性格的一類文學樣式。關于傳記文學的本質屬性,是屬于歷史學,還是屬于文學,這與對傳記的認識有關。中國傳統的看法,認為傳記是歷史的一種表述形式,它是屬于歷史范疇。漢代司馬遷的《史記》,在《漢書·藝文志》中稱《太史公書》,被列入“春秋”家,顯然劃在歷史范疇。以后沿襲《史記》體例的正史作者,都把其所寫的“傳”當作歷史著述看待。直到清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仍把“傳記類”放在史部,而且把“傳”與“記”分開稱:“敘一人之始末者為傳之屬,敘一事之始末者為記之屬。”但現當代的學術界公認《史記》中的多數人物傳記是傳記文學,它既是歷史著作的一部分,同時又是有文學價值的傳記文學。魯迅稱之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這實際上指出了《史記》的歷史價值和文學價值,《史記》也為以后傳記文學在史學與文學上的結合樹立了榜樣。
  現代一些學者與作家們在強調傳記堅持真實性的前提下,隨著傳記中文學性的增強,提出了“傳記文學”的概念。中國最早提出“傳記文學”名稱的是胡適,他在1914年9月23 日的日記就題“傳記文學”(注:《胡適古典文學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1316頁。),后來他又多次以“傳記文學”為題在北京、上海、臺灣作講演。郁達夫在1933年作“傳記文學”一文,1935年又作《什么是傳記文學》一文。此后朱東潤作《中國傳記文學之進展》、《傳記文學之前途》、《傳記文學與人格》、《八代傳記文學述論》等著述,較早系統地總結中國傳統傳記的發展,并論述了傳記文學的藝術特征。本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以“傳記文學”命名的書刊、團體、學位,比比皆是,傳記文學作為一類文學樣式已是客觀的存在。雖然當代學人對傳記文學的本質屬性還有不同看法,但一般學者已承認“傳記文學”的存在,并強調它必須在具有真實性和文學性的條件下,歸入文學門類。《中國大百科全書》文學卷就列有“傳記文學”條目。傳記文學既作為文學的一個分支,那么從1919年“五四”運動起至當今的傳記文學,理應就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二)20世紀中國傳記文學具有與現當代文學共同的基本特質。
  從傳記文學觀念到傳記文學體裁、語言形式等等,20世紀中國傳記文學不同于古代傳記文學,它與現當代文學具有一致性,表現出與現當代文學一定程度的同步發展趨向,因而它可以成為現當代文學的一分子。
  以傳記文學中的自傳觀念說,古代自傳以表現傳統觀念的述志抒懷為主要內容,而現代自傳則具有“五四”新文學以人的覺醒、人的解放為核心的新文化意識的基本特質。郁達夫的自傳以自我揭露為主,郭沫若的自傳重在自我表現,沈從文的自傳表現自我覺醒。這些自傳顯然已是現代文學的一部分。
  以傳記文學中的他傳說,古代傳記中的史傳和散傳,多以體現傳統的思想意識,尤以儒家的倫理道德為主。而現代傳記,如胡適在1919年底發表的《李超傳》,為一個不相識的受封建家族壓迫貧病而死的女大學生作傳,支持了婦女反封建、求解放的愿望。顯然與“五四”新文學表現“人的解放”大目標一致。
  以傳記文體形式說,早在本世紀初梁啟超為西方名人作的傳記,如《羅蘭夫人傳》、《匈加利愛國者噶蘇士傳》等,已采用章節的形式,擴大了傳記篇幅。以后的現當代傳記創作多出現中長篇作品。這與古代傳記以短篇為主,不分章節有明顯區別。而現當代傳記有文學性傳記、評論性傳記、考據性傳記、回憶錄、日記等,形式更為多樣化。
  以傳記語言說,古代傳記幾乎全用文言寫成。而現當代傳記幾乎全用白話。這實際上是“五四”新文學運動推廣白話的結果。
  可見,20世紀中國傳記文學從“五四”時期起,從內容到形式與古代傳記文學已發生斷裂。而與現當代文學較為親近,匯入到現當代文學大潮中。
    (三)20世紀中國傳記文學既受外域傳記文學的明顯影響,又與中國古代傳記文學有一定的承傳關系,并且在中國現當代文學整體格局中仍保持了自己歷史與文學結合的獨特品性。
  20世紀的中國傳記文學在“五四”前后主要受西方傳記的影響。鴉片戰爭以后閉關自守的中國大門被打開了,中間經過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中外文化交匯的范圍日益擴展,大量西方政治、哲學、文學名人被介紹到中國。早期出國的中國知識分子在國外讀到許多名人傳記。緊隨著西方的傳記文學也被譯介到中國來,如法國盧梭的自傳《懺悔錄》,1928年5月上海美的書店就已出版,以后陸續又有不少譯本出版。 這對30年代前后的中國現代自傳的興盛起了重要的促進作用。建國初期的當代文學受前蘇聯俄羅斯文學的影響較多。高爾基的自傳三部曲《童年》、《在人間》和《我的大學》,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帶有自傳色彩的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這些中譯本在解放后為人們所熟知。吳運鐸的自傳《把一切獻給黨》出版后,人們把作者譽為中國的“保爾”。而新時期以來的改革開放政策,又促使大量各種西方名人傳記譯介到中國來,這為多元化的當代傳記文學,尤其是為近10多年的“傳記熱”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五四”以后的現當代傳記文學雖與中國古代傳記文學從內容到形式發生了斷裂,但古代傳記文學作為一種文化積淀,它對人們的影響卻不是在一夜之間可消除的。如《史記》、《漢書》,如韓愈、柳宗元,這些古代傳記名著或著名的傳記文作家,對現當代的傳記文學作家無形中會有影響。如作為現代傳記文學先驅的梁啟超,自小熟讀《史記》,1902年他作《三十自述》說:“至今《史記》之文,能成誦者八九。”《史記》一書幾乎已融匯在他腦海中,怎能不受影響呢?現代作家中郁達夫、郭沫若、沈從文等,都熟悉《史記》,在他們的自傳或研究文章中都曾提到《史記》。傳記文學家朱東潤出版過專著《史記考索》。中國古代典范的傳記文學的存在,使20世紀的中國傳記文學仍然有個中國人熟悉的對比參照系,因而對它的歷史與文學結合的獨特品性起某種制約作用或啟示作用。
  20世紀中國傳記文學由于與外域傳記文學有橫向的聯系,汲取其現代的一些思想精神,借鑒其形式和表現手法,因而使其與現當代文學一樣,匯入更浩瀚的現代世界傳記文學之中,并具有現代意義。它又與中國古代傳記文學有某種內在的承傳關系,如繼承古代史傳的“實錄”精神,保持歷史與文學結合的特色,使它又不等同于一般的現當代文學。因而20世紀中國傳記文學以現代意義和文史結合的獨特品性的特色,在現當代文學中占據著重要的位置。
      二、20世紀中國傳記文學的基本走向和多元化格局
  20世紀中國傳記文學既然生長在中國的土地上,它的發展歷程必然會打上社會歷史的深深印記。從20世紀中國傳記文學的發展進程看,其明顯受同時代社會變革、社會思潮的推動、制約和影響。本世紀的中國傳記作家們力圖追上時代的步伐,關注國家民族的命運,人的解放,直至表現人性的多樣性,這大致與現當代文學的整體發展基本走向一致,處于同一發展軌跡。下面就近百年傳記文學的發展的基本走向和發展軌跡作簡要的描述。
    (一)第一個時期:從本世紀初至1949年建國,約半個世紀,是中國古代傳記文學向現代傳記文學轉化,現代傳記文學開始自覺的時期。
  這一時期又可以1919年的五四運動為界分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從本世紀初至1919年的20年,屬于近代的晚期。在這個階段,出現了以梁啟超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改良派的傳記文學與理論。梁啟超是中國古代傳記文學的殿軍,卻又是現代傳記文學的先驅。他在1898年戊戌政變失敗當年為譚嗣同等殉難六烈士作傳,表彰改良派志士們的愛國維新業績。其傳記文體格式及語言基本上沿襲古代史傳中列傳的作法。而進入本世紀以后,即梁啟超在戊戌政變失敗流亡日本后的第四年(1902年),他作了《三十自述》的自傳及《李鴻章》、《匈加利愛國者噶蘇氏傳》、《意大利建國三杰傳》、《近世第一女杰羅蘭夫人傳》等一系列中外名人傳,其中所寫西方名人傳內容上宣揚資產階級平等、自由、博愛的思想,傳記形式上仿效西方傳記,語言上采用半文半白的“新文體”。他的這類傳記標志著中國古代傳記文學正向現代傳記文學轉化,從內容到形式成了現代傳記文學的先驅。但必須指出,梁啟超的傳記文學創作及其在《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中的傳記理論偏重在歷史傳記方面,倒是他在《作文教學法》一文中對傳記文的要求,強調寫出傳主的性格,接近現代傳記文學的理論。另外,具有資產階級改良思想的近代著名翻譯家嚴復也是較早給外國人立傳的人,他有《孟德斯鳩列傳》、《斯密亞丹傳》等名篇。
  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出現的傳記文學是近代傳記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20世紀中國傳記文學的第一個高潮。章太炎的《鄒容傳》、《徐錫麟、陳伯平、馬宗漢傳》,蔡元培的《徐錫麟墓表》、《楊篤生先生蹈海記》等為舊民主主義革命犧牲的烈士立傳,充滿愛國精神。辛亥革命時期,作家們在各種“白話報”上,編寫白話傳記,如《黃帝傳》、《孔子傳》、《中國革命家陳涉傳》、《中國排外大英雄鄭成功傳》等,宣傳民族革命和愛國主義。阿英認為:“這種文學形式能得到發展的機會,對革命發揮作用,不能不說是辛亥革命文藝陣線方面的一種突出成就。”(注:阿英:《辛亥革命文談之五:傳記文學的發展》,載《人民日報》1961年11月20日。)
  該時期后一個階段,即1919年至1949年的30年,屬于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這一階段的傳記文學家們在理論上開始有了現代傳記文學的自覺意識,在創作成就上表現為20~30年代的自傳小高潮以及40年代初的歷史人物傳記和解放區的人物傳記速寫。五四新文化運動帶來了反對封建意識的個性解放思潮,西方傳記如法國盧梭《懺悔錄》的傳入,使當時的傳記作家出現了現代傳記文學的自覺意識。胡適在1933年寫的《四十自述·序》結尾說:“我們赤裸裸的敘述我們少年時代的瑣碎生活,為的是希望社會上做過一番事業的人也會赤裸裸的記載他們的生活,給史家做材料,給文學開生路。”胡適提倡寫自傳,并且要別人也“赤裸裸的記載他們的生活”。他本人的實踐雖未完全做到,但后來郁達夫、郭沫若的自傳真正實踐了胡適的主張。胡適提出傳記文學“給史家做材料,給文學開生路”,實際上從傳記文學是歷史與文學結合的特殊性出發,給傳記文學指出了不可旁貸的使命,在胡適稍后,郁達夫于1935年在《什么是傳記文學》一文中提出:“我們現在要求有一種新的解放的傳記文學出現,來代替這刻板的舊式的行傳之類。/新的傳記,是在記述一個活潑潑的人的一生,記述他的思想與言行,記述他與時代的關系。”郁達夫的傳記理論強調“要寫新的有文學價值的傳記”,表明他已意識到了新傳記文學要全面寫人,要有文學性。胡適、郁達夫的傳記理論,標志著作家們從自傳到他傳都有了現代傳記文學的自覺意識。
  30年代先后出現了一大批自傳,影響較大的如胡適的《四十自述》、郁達夫的《達夫自傳》、郭沫若的《沫若自傳》、沈從文的《從文自傳》、謝冰瑩的《女兵自傳》、瞿秋白的《多余的話》等。其中胡適提出“傳記文學”的概念,并提倡自傳和實踐,在兼顧史學性的同時,開始嘗試加強傳記文學的文學性,對確立傳記文學在現代文學中的地位作出了貢獻。當時一批自傳的出現形成了一個自傳文學的小高潮,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人的覺醒”、個性解放思潮在自傳文學中的直接反映。它們作為同一種文學形式集中出現,并且在表現人的心靈世界和外部社會生活方面各有獨特的成就,應該視為現代傳記文學,是現代文學史中的重要成果。
  40年代初出現的歷史人物傳記,以吳晗的《朱元璋傳》和朱東潤的《張居正大傳》為代表。由于處在抗日戰爭時期,國家民族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頭,作家們再在自傳中寫個人的婚戀和瑣碎生活,已引不起人們的興趣。而如果要通過傳記形式直接抨擊國民黨的獨裁統治也有難處。因此聰明的傳記家們選擇了歷史人物傳記的形式,曲折地表達他們對國家民族命運的憂慮,反映他們深切的愛國思想。當然,學者出身的作家們選擇這種傳記形式,與他們對歷史和文學研究的造諧,對傳主材料的熟悉有重要的關系。吳晗是明史專家。朱東潤先生早在1913年去英國留學期間就對傳記文學產生濃厚興趣。回國后,他又大量閱讀過英文版的外國傳記名著,用心研究過中國的古代傳記文學,正是在這樣深厚的學術基礎上,他撰寫了《張居正大傳》。
  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的解放區,戰爭的環境不允許作家們安心創作完整的長篇傳記文學作品。因此,解放區的傳記創作多是些人物速寫、人物采訪,嚴格說不是傳記文學,只能說是傳記片斷。但他們的作品為抗日英雄和解放區的將領們留了影,顯然也是有歷史意義的。
    (二)第二個時期:從1949年建國到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約30年,這是當代傳記文學逐漸進入低谷的時期。
  此時期又可分為建國后17年和“文革”10年兩個階段。建國后17年,是黨在解放區的文藝政策延續并發展的時期。傳記文學在建國初主要有一些英雄人物傳和革命回憶錄,如黃鋼的《革命母親夏娘娘》、梁星的《劉胡蘭小傳》、吳運鐸的《把一切獻給黨》、陶承的《我的一家》、繆敏的《方志敏戰斗的一生》、楊植霖的《王若飛在獄中》等。這些作品宣揚革命英雄主義,對凝聚民族精神,向青少年進行愛國主義教育起到了積極作用。但這類傳記品種較為單一,對英雄人物有理想化的描寫,其生命力受到限制。在“文革”前出現的影響較大的傳記作品是馮至的《杜甫傳》,朱東潤在《杜甫敘論·自序》中稱這是“一本有意義的作品。”還有溥儀的《我的前半生》,寫出從皇帝到平民的改造過程。而陳寅恪的《柳如是別傳》雖在“文革”前完成,但當時尚未出版。這是一部學術分量特重的考證性傳記,其學術價值和傳記文學價值已為學術界所關注。
  這個時期的后一階段即為“文革”10年,此期間由于整個文學事業遭摧殘,傳記文學幾乎一片空白。但彭德懷將軍在“四人幫”迫害下寫成的《彭德懷自述》值得稱道,令人起敬。作者不是有意創作,卻表現了一個真正的老革命家實事求是的精神和威武不屈的品格。
  回顧這個時期的傳記文學創作從品種較單一到最后的衰落,使傳記文學發展跌入低谷,其原因值得反思。這固然是與當時的政治氣氛有關,但如進一步考慮,與當時的文學觀念和歷史觀念也有關。因為在“文革”前流行的文學觀念是“文學為一定階級的政治服務”,是“階級斗爭的武器”(注:以群主編:《文學的基本原理》上冊,作家出版社上海編輯所,1964年10月版,第93頁。)。傳記文學當然不能例外,如果選擇的傳主不當,這樣的傳記就不能生存。又從當時流行的歷史觀看,人們已將領袖神化,“文革”中則發展到頂峰。作為人的領袖的傳記當然無法寫。在這兩種觀念的制約下,傳記不可能發展。
    (三)第三個時期:從1978年進入新時期以來,至今已20年,是傳記文學的繁榮時期。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由于在政治上撥亂反正,對歷史上尤其是黨內一些領導人進行平反昭雪,并由此擴大到對一些現代作家、學者的歷史地位進行了重新評價,因而在80年代初以來出現了一大批現當代政治人物傳。隨著思想桎梏的解放,中國人寫的當代領袖傳記,日益表現出歷史的真實性和反思性。一些回憶或記述毛澤東、周恩來等領袖人物的傳記相繼發表,將領袖由“神”還原成人,同時寫了領袖的一些日常生活,藝術上表現為具有故事性和可讀性,滿足了人們渴望了解領袖真實生活的好奇心。毛毛的《我的父親鄧小平》的出版,更使領袖傳記出現了一個高潮。寫其他領導人物的傳記也大量出現。寫政治人物的傳記領域擴大到過去頗為神秘的領域,如宗道一近10年寫了一批新中國外交官的傳記。
  一些著名的現代作家、藝術家、學者多有研究專家為他們立傳。如王曉明的《魯迅傳》、李輝的《蕭乾傳》、田本相的《曹禺傳》、凌宇的《沈從文傳》、廖靜文的《徐悲鴻的一生》、陸鍵東的《陳寅恪的最后貳拾年》、戴光中的《趙樹理傳》、《胡風傳》等。這些傳記大都材料翔實,注重真實性,力圖用文學手段再現傳主的性格和人格,同時表現作者本人對傳主心靈的理解。
  進入80年代中期尤其是90年代以來,各種明星傳擺上了書店的新書架。著名影星劉曉慶的《我的路》、《我這八年》、《從電影明星到億萬富姐兒》在眾多的明星傳中開了先河,并較早為人注目。劉曉慶自傳中表現的敬業精神和自強個性頗為突出,其中《我的路》寫得較嚴肅,而《從電影明星到億萬富姐兒》帶有較明顯的商業性,缺少藝術性的經營。對這類明星自傳,讀者中頗多微詞。但不能一概而論,這類自傳的作者如果能注意自重,作品有點文化內涵,只要有讀者愿消費,也應允許其存在。如果作品的思想和藝術品位低下,自然不久會被社會所淘汰。
  90年代以來中國傳記文學出現了明顯的“傳記熱”,具體表現為傳記類書籍大量出版,傳記刊物增多,《人物》、《傳記文學》、《名人傳記》等辦得嚴謹而有機趣。傳記研究著作也應運而生,如《中國古典傳記論稿》(陳蘭村、張新科著)、《中國傳記文學史》(韓兆琦主編)、《傳記文學史綱》(楊正潤著)、《傳記文學概論》(李祥年著)等先后出版。群眾性的傳記文學研究團體如中國傳記文學學會、中外傳記文學研究會等相繼成立,并出版了《中外傳記文學通訊》、《傳記文學研究》等刊物。1995年首屆(1990~1994)中國優秀傳記文學作品評獎,《我的父親鄧小平》(毛毛)、《心靈的歷程》(劉白羽)等12部傳記作品獲獎。此外,不少高校近年開設了傳記文學課,有的已培養出了傳記文學碩士生、博士生。這些已不是一時的“傳記熱”,而是一種傳記文化現象。
  隨著國內“傳記熱”的出現以及西方傳記文學影響的加深,當代的中國傳記文學出現了多元化的格局。首先主要表現為傳主的多元化。若以傳主身份區分,可大致歸納為八類,即:現當代政治人物傳(包括領袖人物傳,反面政治人物傳);作家、藝術家、學者傳(包括這類傳主的自傳);當代影視歌壇體育明星傳;當代人新寫的歷史人物傳;現當代的科技人物傳;海外風云人物傳(包括海外政界、商界、科技界人物傳);現當代企業家傳;普通人物傳(即非名人傳,如朱東潤為亡妻寫的《李方舟傳》)等)。
  其次,傳記文體多元化。從文體形態的角度看,當代傳記逐漸打破過去以時間為順序的較為單一的敘述形態。有文學性強的標準傳記;有評價性較重但又有文學色彩的評傳;還有偏重于歷史性的傳記。更有長短不等的各種自傳、回憶錄或短篇人物傳記集,等等。由于傳記文學本來就處于歷史與文學的邊緣地帶,是一種邊緣性文體,側重點不同,都可產生不同樣式的作品。再由于讀者口味不一,傳記文學形式上的多元化也是滿足各種讀者口味多樣化的需要。
  再次,傳記作者多元化。主要表現為傳記作者隊伍的擴大,除原有如葉永烈這類專業作家外,教授、學者、記者、干部、名人或其親屬,都投入到傳記寫作之中。由于作者對傳記文體的把握有強弱,文學素養有高低,自然形成了傳記作品的思想水準與文學水準參差不一,出現了傳記作品質量的極大差異。
  值得指出的是,近幾年出現的“傳記熱”有喜有憂。可喜的是傳記文學作品繁多,其中一些優秀作品,作者創作態度嚴肅,對重新評價某些歷史人物,解釋某些歷史事件,提供了新材料、新視角,其藝術上也有可取之處,塑造了有文學價值的傳主形象。但喜中也有令人担憂的一面,如一些傳記文學作品受到商業化的影響較大,或以出賣隱私吸引讀者,或材料嚴重失實,敘述技巧與語言亦缺乏文學性。傳記創作中如果缺乏精品意識,其最終必須會使“傳記熱”降溫變冷,這應該引起傳記創作者們警覺。
學術論壇南寧65~69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陳蘭村1999199920世紀中國傳記文學作為現當代文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是由傳記文學的本質屬性及其基本物質決定的。20世紀中國傳記文學具有歷史與文學結合的獨特品性,其發展大致經歷了自覺時期、低谷時期和繁榮時期。本文列舉各時期的代表作并分析其特點,指出當代傳記文學出現了多元化的格局。20世紀/傳記文學/現當代文學/基本走向/傳記熱/多元化作者:浙江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321004) 作者:學術論壇南寧65~69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陳蘭村1999199920世紀中國傳記文學作為現當代文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是由傳記文學的本質屬性及其基本物質決定的。20世紀中國傳記文學具有歷史與文學結合的獨特品性,其發展大致經歷了自覺時期、低谷時期和繁榮時期。本文列舉各時期的代表作并分析其特點,指出當代傳記文學出現了多元化的格局。20世紀/傳記文學/現當代文學/基本走向/傳記熱/多元化
2013-09-10 2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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