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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中國史學的回顧與前瞻  百年來我國對《馬可波羅游記》的介紹與研究(下)
20世紀中國史學的回顧與前瞻  百年來我國對《馬可波羅游記》的介紹與研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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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地名勘同問題
  馬可波羅旅程遍及中亞、中國大陸、南海諸國及印度海岸諸地,所列地名甚多,由于年代更迭、地名變遷,特別是他不懂漢語,所記中國地名除少數用蒙古語或波斯語外,對漢語地名多拼讀不清,兼之各種版本拼寫不盡相同,這就給識辨其漢語原名造成一定困難,也使漢譯《游記》諸版本的所譯漢名不盡一致。對此,我國學者在地名考證勘同問題上做了一些工作。
  早在1915年,我國史地學者丁謙即撰有《元代客卿馬哥博羅游記地理補注》,1917~1918年又撰寫《馬哥博羅游記補注改訂》長文,針對魏易漢譯第一本《游記》的譯文及注解的錯誤作了糾正,除地名外,兼及史實考訂。限于時代及對外國學者研究成果的不了解,不免有些訛誤,但對魏易之直譯漢語地名的錯誤作了不少糾正,仍有貢獻。他指責魏易以《元史》之樞密副使孛羅為馬可波羅之誤,謂《元史》之孛羅(博羅)系蒙古人,與屠寄所見相同,亦頗有見地〔1〕。
  此外,李長傅先生在1942年撰《馬哥波羅游記海南諸國新注》一文,從占婆國開始至班卒為止,先引張星lǎng@① 新譯之《游記》原文,后加注解,多用西方學者成說,亦便應用〔2〕。
  關于馬可波羅云南之行,方國瑜教授《馬可波羅行紀箋證》就馮承鈞譯《行紀》逐章作了細致的考釋。對《建都州》一章,認為:“建都即《元史地理志》之建蒂。建蒂本人名,用以稱其所屬之地,狹義稱落蘭部,廣義稱羅羅斯”;“波羅所謂建都州,即包有羅羅斯全境”。此章所言“不里郁思”大河(Brius), 方教授以為即《元史·速哥傳》與《脫力世官傳》之不魯思河,即金沙江。不里郁思為馮承鈞譯音,張星lǎng@①譯為白流斯。
  對《哈剌章州》一章,方教授同意伯希和在《交廣印度兩道考》的說法,即哈剌章有作廣義,指云南全省,有作狹義,指大理一區;《元史》中所見,亦有廣義狹義之不同。馬可所指亦同。此章之哈剌章指廣義,即云南省,下章《重言哈剌章州》則為狹義之大理。
  關于《阿木州》章,馮譯本作Amu,沙海昂注引其它版本作Aniu、Anyn或Anin,玉爾本正文即作Anin,張星lǎng@①新譯本亦作Anin,漢譯“安寧”(第261頁)。沙海昂以為即《元史地理志》之阿bó@②部,方氏認為Amu應在阿bó@②西南之因遠部,該部附近之落恐、思陀、溪處之主要民族為阿泥, 元初有阿(或作禾)泥路, 疑Amu 之名作Anin為是,但其地不應作阿寧或安寧之解釋。
  關于《禿落蠻州》章,方氏同意沙海昂注所釋即《元史》之禿刺蠻、禿老蠻、土老蠻、土獠,指出烏蒙(今云南昭通、會澤一帶)至敘州(今四川宜賓市)一帶,元初為土獠蠻散居之地,尤以高州、筠連州(今四川縣)最多。
  方文于釋地名之外,并對波羅所述各地物產風俗、軼事詳加解釋,甚為完備〔3〕。
  法國著名漢學家伯希和在其《馬可波羅游記銓釋》中對《游記》中的中國地名有許多獨到的考證,但也有些值得商榷的地方。1980年,南京大學青年教師王tǐng@③ 先生在《馬可波羅游記中的幾個地名》一文〔4〕中, 對伯希和及其他學者勘同的三個中國地名提出了不同的看法:1.《游記》在Tigiu(泰州)章中,敘及有一城名Tingiu, 謂“此城大而富庶,產鹽可供全省食用”。Tingiu是何地,馮譯沙海昂本正文作Tinguy,漢譯真州,“(注二)”說,此地名,頗節本作Tinguy,而地學會本及剌木學本均作Cingui,應以后一寫法為是,蓋指真州,即今儀征。 伯希和則據《永樂大典》“從泰州至海州是三站”與波羅說從Tigiu到Tingiu有三天之程相合,認為Tingiu是海州,即海門。 王文認為二說皆誤,因真州(今儀征)在長江邊,史書上無產鹽記載,長江水也不能煮鹽。至于海門,元時只是一縣,從未稱州,《永樂大典》中的海州當是海門之誤。他認為頗節本作Tingiu是對的,即“通州”之對音,至元十五年為通州路總管府,二十一年復為州,隸揚州路,領二縣:靜海、海門。其地在元代是一主要產鹽區,即今江蘇南通市。
  筆者認為,王文釋Tingiu為通州,即今南通,極為準確,玉爾在注釋中亦持此說〔5 〕。張星lǎng@①《游記》新譯本第287頁原文此地作Chinju,漢譯“靜州”,下有注云:“此節似為靜海之訛。宋元之間有靜海縣,即今通州”,則是歪打正著,偶爾相合。至于伯希和注中引《永樂大典》“泰州、如皋、通州、海〔-州〕”最后原文本只一字即“海”,其下應補“門”字,因《永樂大典》卷19422《站赤》第9頁上在“泰州水站、如皋水站、通州水站”下即記有“海門站”,伯氏加“州”字是錯的,認為Tingiu指海州即海門亦誤。
  2.王文引穆爾本《寰宇記》第147章說:“從Saianfu出發,向東南行十五哩,到一城名Singiu,城非特別大,但商業繁盛……它是一個港口。”馮譯本第146章(中冊第554頁)譯Saianfu為襄陽府,Singiu 為新州;沙海昂本“注二”謂Singiu為“荊湖”之轉音(馮譯本第555 頁)。伯希和則認為此章之 Saianfu 應是 Yangiu (揚州)之誤, 因而Singiu應是真州即現在的儀征。王文認為,Saianfu仍應是襄陽府, 而Singiu是荊州的對音,即今之江陵。但江陵非港口,則馬可所指,應是江陵東南的港口沙市,而文中之Saianfu “東南行十五哩”應為“東南行五日”之誤。
  3.《游記》“福州國”一章(《寰宇記》第155章,馮譯本第154章)中說,有一地名Vuguen,此地盛產蔗糖,又說,“離開Vuguen城再前行十五哩,即到一王國的都城福州”。Vuguen是何地?馮譯《行紀》音譯為“武干”,其“注七”認為是福建的尤溪;菲力卜思(Geo.Phillips)認為是永春;伯希和認為是延平(今南平),他說:“延平在宋、元時叫‘南劍’,波羅的原稿中可能作Namguem,Vuguen 可能訛自Naguem”(原文為“the outcome of”,無“訛自”意,似譯為“出自”較妥——筆者)。但他也承認與書中所言“十五哩至福州”不合,因之認為僅系推測之說。王氏認為三說皆不妥。Vuguen應是“侯官”的對音,侯官在元為兩附郭縣之一,離福州十五哩,其地有甘蔗洲,在今閩侯縣新縣城,盛產甘蔗制糖,與波羅所說正合。
  王tǐng@③先生對以上三地名的考證有獨到見解,可備一說。 但對第二地名即“Singin為沙市”說,卻引起了懷疑和爭論。前引陳得芝教授《馬可波羅在中國的旅程及其年代》文中說,波羅在敘述了揚州之后忽然插敘了南京(今開封)和襄陽的情況,接著他又回到正題,講述“從揚州東南行十五哩至一名為Singiu之城”。陳教授說,由于有些本子作“從Saianfu(襄陽府)東南行……”,以致Singiu 一名應指何地引起了爭論,“我以為前一個地名無疑應如地理學會本作yangiu(揚州),因為波羅在講述南京和襄陽之前有一段話,明顯是說他將離開主線講一講西面的兩個大區…… 可見南京和襄陽顯然是兩段插曲…… 至于Singiu城,我無保留地支持伯希和的意見,應是真州(今儀征)。”因為“波羅所述此城商業之盛,附近江面之寬,過往船舶之多,都和真州情況相符合”。
  看來,這里涉及版本問題。可注意的是,王、陳二君用的版本都是穆爾(陳譯穆勒)、伯希和英譯《馬可波羅寰宇記》,查原書第 320頁147章,這里確實是Yangiu(揚州)而非襄陽府。該頁“注1”還列舉了幾種異名,除揚州外,還有angiu,Saianfu(襄陽府)等,他們不采用后名,當有考慮。馮譯作襄陽府(第554頁),張譯作揚州城(第293頁),李季譯(第228頁)、陳開俊譯(第170頁)俱作襄陽府,Singui則定為九江市,皆不恰當,錄以備考。
  陳教授在該文中也提出一些與伯希和不同的看法。如波羅說他在離開京兆府后,西行三日,至多山之Cuncun地區,此名馮譯本作“關中”(中冊第435頁),張譯本作“漢中”(第226頁)。陳文認為“此名頗難勘同”,因京兆府亦在關中之內,何必西行三日始至其地。伯希和認為此名似可復原為Cancion,即“漢中”,但非漢水上游的漢中, 而是指鳳翔府地,是元代陜西漢中道肅政廉訪司的治所。陳文認為“此說有些勉強,不僅Cancion的寫法不見于波羅書的各種版本, 而且漢中作為地區名稱只指秦嶺以南漢水上游地區。”他說:“當然,波羅過京兆赴云南,必經鳳翔府……所謂多山地區無疑是指秦嶺。”
  波羅說,從此多山地區騎行20里,到達蠻子國邊境首府之城阿黑八里(突厥語,意為白城)。伯希和認為無疑是漢中(元屬興元路)的突厥語名。陳文不同意此說。他說:“但漢中(興元)并不在從京兆至成都驛道上,波羅不可能不走徑直的驛路而繞道至此城。我以為阿黑八里應為利州(廣元)。”“蒙古攻占利州后,憲宗三年(1253),令汪德臣修筑此城,屯駐重兵,且屯田,為取蜀基地……汪氏系雍古(一稱汪古)人,故此地又有一個突厥語名稱。元代從京兆至成都的驛道正是經過廣元(利州),波羅所述的地理形勢也很符合”。
  筆者認為,陳氏對阿黑八里的勘同很精當。應指出,沙海昂對此城也有利州(廣元)的說法(馮澤中冊第437~438頁“注一”),但未說明何以有此突厥名稱之由。
  從上可知,對《游記》中地名的考釋工作,也非易事,有些地名所指,還有爭論和疑問。《永樂大典》中所收錄元代《經世大典》中的《站赤》一書中,載有元代全國交通的驛站系統,伯希和、陳得芝學者曾據以考釋波羅書中的一些地名,頗有所得。《游記》與《站赤》對照研讀,仍不失為解開《游記》地名之謎的終南捷徑。
      (五)《游記》的真實性問題
  《游記》問世后,由于書中所記中國的富庶、文明和東方的奇風異俗為當時西方人所少見寡聞,而被認為荒誕不經,以致他的友人在他臨終之際勸他改正并收回其書中與事實不符之處,但馬可回答說:“我還沒有寫下我所見到的一半。”經過許多學者多年的研究,證明馬可波羅所說與元代情況大致相合,且有可以補充元史之處,當然也有記憶不確、傳聞失實或自我吹噓之嫌。遺憾的是,《游記》所記中國事雖大部分在中國史志上得到印證,但關于馬可個人的活動卻很難在元代史籍上找到痕跡。阿合馬被刺時馬可說他正在中國,所記事實也與《元史》相符,但他不是樞密副使孛羅(見前);他說他曾在揚州任官三年,但揚州方志上沒有他的名字。這就給懷疑馬可波羅曾到中國的人一個借口,他們可以說,《游記》中與元代情況相符的事物,焉知不是從旁人耳聞或從其它書上抄襲來的呢?
  筆者五十多年前,在上述《永樂大典·站赤》中找到一條資料,足以證實與馬可波羅有直接關聯,雖然未提馬可波羅之名。該資料說:
    (至元二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尚書阿難答、都事別不花等奏:
  平章沙不丁上言:“今年三月奉旨,遣兀魯@④、阿必失呵、火
  者,取道馬八兒,往阿魯渾大王位下。同行一百六十人,內九十人
  已支分例;余七十人,聞是諸王所贈遺及買得者,乞不給分例口糧。
  ”奉旨:勿與之。(《永樂大典》卷19418,第15頁下)這段資料和《游記》所說波斯王阿魯渾(Argon)派遣三位使臣Oulatai(兀魯@④)、Apousca(阿必失呵)、Coja (火者)向中國皇帝求婚,得Cocachin(闊闊真)姑娘,三使者請波羅一家從海道伴彼等同行一章完全一樣。公文主要是江淮行省平章沙不丁向中央請示三使者的隨員的口糧供應問題,當然不會提到波羅一家,連闊闊真這一女主角也不提,更不論波羅這一小人物了。但波羅記這三使臣的名字與《站赤》所記完全一致,又和他們一家離開中國的機緣完全對口,無疑他們是在這一年的年末或次年初離開中國的,證以西域史料(如《史集》)亦完全相合。筆者為此寫出《關于馬可波羅離華的一段漢文記載》,向達師對此文的評價是:“這一發現證明兩點:一、馬可所記他們陪同波斯阿魯渾汗使者是事實,元代官書可以證明。雖然《站赤》中沒有提到馬可諸人,但是波斯使者的名字和馬可所記完全一致,這就夠了。二、阿難答的奏章是一二九○年的陰歷八月,提到本年陰歷三月的事,請示圣旨。這說明馬可諸人離開中國應該是一二九○年陰歷年底或一二九一年陰歷年初,為《馬可波羅游記》中的年月問題提出了極其可靠的證據。這也就是替《馬可波羅游記》的真實性提供了可靠的證據。”
    但“真實性”問題并未就此解決。 1966 年德國學者福赫伯(Herbert Franke)、1979年美國學者海格爾(John W.Haeger)、 1982年英國學者克雷格·克魯納斯(Craig Clunas)先后發表文章,對馬可是否到過中國或只到中國北方而未到南方等論點提出個人看法。他們的論據不外這幾點:1.中國史籍中找不到一件關于馬可波羅的可供參證的資料;2.書中未提到具有中國特色的事物,如茶葉、漢字、印刷術等;3.有些記載夸大失實或錯誤,如冒充獻炮攻襄陽,蒙古皇室譜系錯誤等;4.有些地名用波斯名,可能是從波斯文的《導游手冊》抄來的……。對此,筆者曾一一為之辯解〔6〕。
  以上三位外國學者可能未見到或未重視筆者在《站赤》中發現的那份資料,因而提出了第一條的詰難。但有位中國教授雖看到筆者的論文,卻仍然相信外國學者、特別是發表在英國《泰晤士報》上的克魯納斯的那篇文章。1988年,王育民教授在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主辦的《史林》第4期上刊出《關于〈馬可波羅游記〉的真偽問題》一文, 針對筆者對《站赤》那段公文的解釋提出質疑,要點是:(1 )《站赤》所記兀魯@④等三使者為大汗所遣,而《行紀》則謂為阿魯渾大王所遣,兩書所記迥異,如何解釋?(2 )《史集》(波斯文蒙古史—引者)記合贊汗與闊闊真成婚而對馬可一家只字未提,有悖常理。(3 )忽必烈大汗為阿魯渾大王選妃是朝野盡知的盛事,馬可無論在中國或波斯,都可能由傳聞而得悉,“也可能作為這次船隊的一員乘客而取得同行的機遇”。《站赤》所記并不能確切表明馬可一家與此事有任何直接聯系。楊文斷言《站赤》所記“只能證明馬可波羅的記載是真實的”,論據不夠充分。對王教授這一論點及其它看法,筆者在《再論馬可波羅書的真偽問題》一文中作了申辯〔7〕。
  直到近年,仍有一位西方學者堅持馬可波羅未到過中國一說,其人即英國不列顛圖書館中國部主任弗朗西絲·伍德博士(Frances Wood)。據說,她將在1995年即“傳說的”馬可波羅從中國返回威尼斯的 700周年紀念時,推出她的新著,認定馬可波羅從未到過中國。筆者未見其書,只是從香港《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1994年10月1日英文版和北京《青年參考》1994年10月28 日摘譯的《南華早報》《馬可波羅沒來過中國?》得知梗概的。《南華早報》該文是大維·瓦倫(David Wallen)自倫敦發出的,她指責馬可未提中國婦女纏足,連同其它與懷疑論者多半雷同。她提到中國學者曾從中國和阿拉伯(應為波斯——引者)文獻中指出馬可波羅曾護送一蒙古公主從海道航行的事實,但指出官方史籍并未提及馬可之名,因而相信此事是馬可波羅從旁處聽說的,這倒和王育民教授所見相同了。
  筆者發現,對馬可波羅書研究有素并作出很大貢獻的外國學者,如英國的亨利玉爾和穆爾,法國的亨利考狄和伯希和,意大利的奧勒斯吉(L.Olschki,曾著《馬可波羅的亞洲》一書),美國的柯立夫(F. W.Cleaves)等人,都承認馬可波羅到過中國,雖然也指出了書中的缺陷。在信息靈通的西方世界,為什么偏有些人置這些研究成果而不顧,獨樹一幟,大唱反調呢?當然,學術研究,貴在獨立思考和百家爭鳴,真理愈辯愈明。在相互商榷和爭辯中,必將進一步推動馬可波羅學的研究。
      三、幾本介紹與研究馬可波羅的書
  和研究、介紹《游記》的論文相比,介紹、研究這一課題的專著相應少些,但也有十幾種,篇幅都不大。茲介紹幾種較好的如下:
  1.張星lǎng@①:《馬哥孛羅》,1934年商務印書館出版,81 頁,約48600字。這是我國最早的一本帶研究性的專書。此前, 張氏已將玉爾、考狄本譯注《游記》譯出一部分,故對《游記》內容頗為熟稔。全書四章:《馬哥孛羅傳》(9節);《馬哥孛羅游記本書》(4節);《游記之內容》(4節);《書中關于中國之記載》(3節)。前二章多采自玉爾、考狄本《游記·導言》,其第一章第五節《入仕中國》則沿用其樞密副使及揚州達魯花赤或宣慰使說,已被否定。第三章介紹全書內容,清晰概括,兼抒己見。第四章雖只三節,但第一節統計《游記》所記元代名人,甚有功力和特色。其結論謂孛羅所記名人,帝王以外,幾盡武人,文臣僅阿合馬一人,遂“深以為馬哥在元廷入仕,為武職也”。仍是為其樞密副使說找佐證。筆者認為,武人之多,當與其喜談戰爭有關,因戰爭故事情節最能吸引聽眾也。第二節為《所記元代史事》,用《元史》及地方志注解書中所記九件大事,亦大致不差。第三節《所見中國文明及由馬哥孛羅之記載比較當時中西文明》,就《游記》所載元代情況歸納為《國家富強》、《政治善良》、《交通便捷》、《宗教道德》、《通行鈔幣》、《建筑美麗》六項,皆據實直書,不尚矜夸,以見元代文明在當時歐洲人之上。他說:“吾人處今日積弱多亂之中國,常聞有自暴自棄之言,謂中國為半開化之國,人種為劣等人類,永不能與歐美人競爭也。讀《馬哥孛羅游記》能使吾人興奮,不甘自暴自棄也。”其愛國情懷,躍然紙上,令人欽敬。
  2.余士雄:《中世紀大旅行家馬可·波羅》,1988年7 月中國旅游出版社出版,171頁,156千字。余氏研究《馬可波羅游記》多年,并于1983年編輯出版《馬可·波羅介紹與研究》論文集,從百余篇文章中選出有代表性的論文37篇,匯萃難以搜尋、有價值的論文為一編,甚便應用,因而對此學科的研究行情知之較熟。書分八章:一、馬可波羅赴中國的前奏(3節);二、馬可波羅旅行中國的始末(4節);三、馬可波羅所記元初中國的狀況(12節);四、馬可波羅記述的中國歷史名城(9節);五、《馬可波羅游記》的外文版本(5節);六、關于《馬可波羅游記》的中文譯著(4節);七、中國的馬可波羅研究(8節);八、《馬可波羅游記》對后世的影響(5節),其中并附有圖片、地圖、 書影等多幅。網羅各家成說,參以個人新見,體系宏大,內容豐贍,用力甚勤,頗有特色。雖偶有疏失〔如第139 頁已提及邵循正教授《〈馬可波羅游記〉的史料價值》,而第24頁,記阿合馬事件時仍指責波羅“王著(實為‘萬戶’譯音),張庫(實為‘千戶’譯音,見本文第一題末段所述)”之誤〕,但小瑕不掩大瑜,本書不失為初學者入門的向導。
  3.王苗、石寶xiù@⑤等:《追蹤一頁歷史——重走馬可·孛羅進入中國的道路》,1993年8月香港中國旅游出版社出版,16開本,116頁。這是一部圖文并茂、以彩圖為主的書。1991年,香港《中國旅游》畫報的記者們想要追尋馬可波羅進入中國的足跡,在仔細閱讀了《游記》并咨詢了有關人士后,他們從帕米爾高原的紅其拉甫山口出發,穿越新疆、青海、甘肅、寧夏、內蒙、河北,到達北京。沿途對照馮譯《行紀》,拍攝當地山川景色,采訪民族風情,將所見所聞編成此書。卷首以《馬可·孛羅是否到過中國?》為題,敘述了對這一問題的爭論和結果,他們把這個問題作為能否啟程的關鍵,并附一《馬可·孛羅進入中國路線示意圖》,用兩種顏色表示馬可行程路線與此次行程路線。下分十章:一、帕米爾高原起步;二、喀什人海涌商潮;三、于闐古道載歌載舞;四、塔克拉瑪干大朝圣;五、柴達木戈壁蒼茫路;六、河西千里十日行;七、西夏故土縱橫;八、居延古城孤立大漠中;九、鄂爾多斯大汗長眠地;十、星夜兼程進元都。每章卷首摘引馮譯《行記》與本章有關的記載,正文則述今日該地與《行記》所述異同,而以大量篇幅描述當地見聞及風土人情、遺聞軼事,配以多幅彩照,讀來如親歷其境,饒有趣味,也增加了不少知識。可謂一本別開生面的、讀《游記》的生動的輔助教材。此前,他們已將此行所獲資料在其《中國旅游》雜志1993年7月號157期上作為“大特輯”刊出,次月,即作為專書出版,并將卷首長文重新修訂,想見此書之受社會歡迎。
      四、馬可·波羅國際學術討論會
  當香港中國旅游畫報社的同人們完成他們的追蹤任務到達終點站北京時,正值馬可波羅國際學術討論會在北京勞動人民文化宮隆重召開,時間是1991年10月6日到9日。他們躬逢其盛,欣然參加。
  會議由北京中國國際文化書院、意中經濟文化交流協會、北京對外文化交流協會、新疆自治區社科聯聯合舉辦。到會的有意大利、美國、德國、澳大利亞的國際友人,我國有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杭州、揚州、泉州、廈門、大連、成都、新疆等地學者50余人。意大利學者人數最多,近20名,多為大學教授,其中引人注目的有馬可波羅的后裔波羅·帕多萊基亞教授,長相頗似《游記》中的馬可畫像,還有熱心中意友好事業、被稱為“小馬可波羅”的記者、作家威尼斯人馬達羅。前者以其祖先曾親臨中國的業績感到自豪,并表達了對中國壯麗山河、風土人情的向往,愿繼承發揚其祖先所開拓的意中人民的友好情誼。后者做了一個題目很長的報告:《百萬:關于人類友誼和團結的一個特殊事例如何導致一個關于普通貪婪的事例》。《百萬》是《游記》的名稱之一。全文大意是,馬可波羅懷著友好、真誠和尊崇的心情寫出了一個偉大、勤勞、文化發達、高度文明的民族,想不到在15世紀后卻引起了殖民主義者的貪欲,他們為了尋求黃金,征服、破壞了美洲高度文明的瑪雅和阿茲臺克兩個王國。他說:“歷史是‘若干事例’的奇異綜合,每個事例對其他事例是獨立的,但所有事例都是嚴格關聯和相互影響的。馬可波羅的事例和所有其他事例是一樣的。”這一辯證的看法很有見地,雖然他并未對《游記》作任何考證和闡發。其他意大利學者的論文有《馬可波羅訪華后中國和東方對意大利藝術的影響》、《馬可波羅和中國法律》、《馬可波羅時代在華的意大利人》等。
  中國學者各就其研究領域或所在地區的特點寫出論文。如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黃盛章研究員的《〈馬可波羅游記〉中新疆行程實地考察與相關問題的研究》,首都博物館副研究員張寧的《馬可波羅游記中的大都文明》,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沈定平的《從馬可波羅到利馬竇》,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薩那的《馬可波羅對哥倫布航行美洲的影響》,大連海運學院航海史研究室副教授孫光圻的《〈馬可波羅游記〉中的中國古代造船與航海文明》,江蘇高等商業專科學校副研究員蔣華的《〈馬可波羅行紀〉與飲食文化交流》,江蘇省揚州市地方志辦公室副編審吳獻中與揚州市社科聯副主席韋培春合作的《從揚州地方志印證馬可波羅在揚州的蹤跡》,中國國際旅行社揚州分社李建平副編審的《〈馬可波羅游記〉在揚州的歷史影響和現實意義》,集美航海學院高級工程師陳延杭的《〈馬可波羅游記〉中所描寫刺桐的幾個問題之探討》等。此外,中國工運學院教授余士雄的《馬可波羅研究中幾個問題評述》和江蘇高等商業專科學校研究員朱江的《從〈馬可波羅行紀〉聯想到的三點》則是對《游記》研究有素的專文。另有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陳世松的《〈馬可波羅游記〉中的橋》和四川師范大學外語系講師龍達瑞的《〈馬可波羅行紀〉與十三世紀的印度宗教》則是過去很少觸及的課題。上海教育學院講師顧衛民的《中國的馬可波羅研究》提供了這門課題的研究信息。已在國內刊物發表的有蔡美彪的《試論馬可波羅在中國》(見前),黃時鑒的《關于茶在北亞和西域的早期傳播》(《歷史研究》1993年第1期141~145頁), 此文的副標題是《兼說馬可波羅未有記茶》。文章說,馬可波羅未有記茶成了某些學者判斷他未曾到過中國的主要論據之一,從研究方法而言,這樣的論證不能成立。在詳細考察了茶傳入吐蕃、回鶻、中亞地區、契丹人和女真人的歷史后,文章繼續說,在蒙古興起后的一段時期內,蒙古人也還未飲茶。元世祖在1268、1275年已榷買四川和江南之茶,1276年在常湖等處設置茶園都提舉司“采摘茶芽,以供內府”。但并無資料表明,在13世紀60~70年代, 蒙古人和回回人已普遍飲茶。 馬可波羅來華(1275—1291),他若一直生活在蒙古人和回回人中間,那就可能得不到茶的信息。“所以,他未有記茶是合乎情理的”。筆者在會上提出《再論馬可書的真偽問題》草稿,當在《歷史研究》1994年第2期刊出時,即引黃教授此文作為附注(見該刊76頁注〔2〕)。
  這次會議的召開,適在馬可波羅從泉州出發離開中國的700 周年后,其意義值得重視。這是我國百年來第一次召開的馬可波羅國際學術會議,也是第一次召開的全國性的馬可波羅學術會議。它不僅溝通了國際間的學術信息交流,也聯絡了我國和外國學者的感情和友誼,它又是我國學術界對馬可波羅學研究的大檢閱,這是百年未有的盛舉!它必將推動我國馬可波羅學的研究和進展。
           (本文作者:楊志玖 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
                       責任編輯:王琳*
  注釋:
  〔1〕兩文皆刊于當時的《地學雜志》上,第2篇收入《馬可波羅介紹與研究》第380~446頁。
  〔2〕原刊于《真知學報》1942年第2卷4期, 收入《馬可波羅介紹與研究》第363~379頁。
  〔3〕原刊于《西南邊疆》1939年第4期,收入《馬可波羅介紹與研究》第107~126頁。
  〔4〕刊于《南京大學學報》1980年第3期,收入《馬可波羅介紹與研究》第357~362頁。該文所引《游記》系穆爾與伯希和本,即統稱為《寰宇記》。
  〔5 〕見玉爾與考狄:《馬可波羅閣下關于東方諸國奇異之書》(簡稱《馬可波羅游記》),1929年第3版,第2卷154頁注〔1〕。
  〔6〕參見《馬可波羅足跡遍中國》,原刊于《南開學報》1982 年第6期;《馬可波羅與中國》,原刊于《環球》1982年第10期, 二文俱收入《元史三論》及《馬可波羅介紹與研究》。
  〔7〕見《歷史研究》1994年第2期。該文第二節是對王文的答辯;第一節是對西方懷疑論者的概括性評論,要點是:在馬可波羅前后到達蒙古的西方傳教士、使臣、商人不少,其名也未見于中國記載;馬可未提到的事物,上述諸人的書中也多未提及;說馬可書抄自波斯的《導游手冊》,但未舉出何處抄自《手冊》,論者并未見到《手冊》,只是揣測之辭。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火加良
  @②原字為棘加人
  @③原字為廷加頁
  @④原字為角加礙的右半部分
  @⑤原字為王加秀
  
  
  
天津社會科學52-57K23宋遼金元史楊志玖19961996 作者:天津社會科學52-57K23宋遼金元史楊志玖19961996
2013-09-10 2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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