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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興起的跨學科研究領域——文化生態學
20世紀興起的跨學科研究領域——文化生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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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紀是一個發展與破壞、繁榮與貧困共存的世紀。在即將過去的世紀內,人類的許多追求和預言已成為現實。它既目睹了人類登月夢想的實現,也目睹了廣島、長崎于一瞬間化為灰燼。科技進步取得的偉大成就和帶來的后果使人類日益感覺到自身的強大和在改造外界環境方面所蘊涵的無窮無盡的力量,同時,又使人類逐漸認識到自身脆弱的一面和與外界環境之間密不可分的關系。正是基于這一認識,文化生態學作為人類學和生態學的交叉學科,在20世紀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了。
      一、文化生態學的早期發展
  文化生態學研究某一環境背景中人類的行為和文化,考察人類如何與其周圍環境相適應以及環境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塑造著文化;或者說,人類文化如何在其環境背景中取得發展,而人類的謀生方法又在如何影響著其文化的其他方面。(注: Bates, Daniel G ., 1998 , Human Adaptive Strategies:Ecology,Culture,and Politics,l/e,http://www. abacon.com/books/ab-0205269982.htm)
    1.斯圖爾德和早期的文化生態學
  最初的文化生態學是作為美國人類學的一個研究領域出現的。美國許多早期重要的人類學家都致力于研究北美的土著民族,他們通過認真思考文化與環境的聯系,即所謂的“文化區”,為文化生態學開辟了道路。例如,一批精通歐美哲學傳統的人類學家曾對北美印第安人進行了大量研究。這些人類學家深受進化論、功能主義和環境決定論的影響,同時也受到有關“超有機體的”文化特征和文化傳播等多種思潮的影響。其中論證文化與環境的關系并對后來的幾代人產生過重大影響的人類學家,如F.博厄斯和A.克羅伯,都采取了一種環境可能主義的立場,認為自然環境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或可供選擇的機會,由本身的歷史和特殊習俗決定的文化可以從中作出選擇。這種文化-環境關系的“可能主義”的觀點有時被認為是文化決定論(即只有文化決定文化)與環境決定論(即環境決定文化)之間的一種妥協。環境可能主義在許多方面都標志著一個重大改變,即在認識文化及其所處的環境時,轉向一種互動和辯證的觀點,而不是決定論的觀點。
  1955年,美國人類學家、20世紀中葉著名的新進化論者之一J.斯圖爾德(1902~1972)發表了他的《文化變遷論》(Theory of CultureChange),試圖證明不同文化發展的規律并概括文化發展中形成的各種混合文化的類型。它的發表被普遍認為是文化生態學正式誕生的標志。作為克羅伯的學生,斯圖爾德曾研究美國西南部土著人群體,并提出應集中研究“文化內核”,即文化中與自然界關系最直接的部分——生存或生產策略。隨著時間的推移,文化內核(生存方式)因其所利用的特定或“有效”環境(土壤、氣候等等)而發展,又反過來促使其他文化特征(社會組織)形成。按照這一“文化內核”的思想,環境和文化之間在形成文化變遷的過程中有著互動作用。這一想法被普遍視為最早為文化生態學奠定了明確的基礎。斯圖爾德的興趣并不在于為文化生態學下一個定義,而在于了解文化“變遷”的過程和原因。他從一種“可能主義”的觀點出發,試圖解釋面對歷史和環境提供的選擇機會,文化如何作出選擇。他強調在文化變遷中,生態因素盡管不是唯一的,也是一個重要的決定因素。他認為文化生態學就是要研究環境對文化的影響,認為特殊類型的生態決定了作為文化載體的人的特征 。 (  注:Matquette,Catherine,Cultural Ecology, http:  //www.  indiana.edu/wanthro/eco.htm)
  斯圖爾德采用的研究方法是:(1 )用文獻記錄人類利用環境——即謀生——的技術和方法;(2 )觀察與利用環境有關的人類行為方式和文化;(3 )提出這些行為方式在何種程度上影響文化的其他方面。例如,他指出,在旱區,人們對于降雨形式的極大關注意味著這已成為日常生活的中心內容,并導致形成一種極度突出降雨和水的宗教信仰體系,而這樣的信仰體系在一個風調雨順或實行灌溉的社會中卻不大可能出現。(注:Bates,Daniel G.,Human Adaptive Strategies: Ecology,Culture,and Politics, l/e, http: //www. abacon. com/books/ab-0205269982.htm)
  文化生態學在形成時并沒有一套正式的原理、理論或方法論。在整個50年代,它不斷對以往的文化變遷理論表現出不滿,認為這些理論或因其含糊不清而無從驗證,或因其過于刻板而無法說明變異。文化生態學提倡的是采用一種生態學的觀點來觀察人類文化,主張更深入地思考自然環境在文化變遷中的作用,而反對當時盛行的文化決定論的傾向。
  到了60年代末,第一代受斯圖爾德影響的人類學家在短短兩年的時間里發表了三部重要的文化生態學著作,即R.內廷的《尼日利亞的山地農民》(The Hill Farmers of Nigeria)(1968)、R. 拉帕波特的《獻給祖先的豬》(Pigs for the Ancestors)(1968)和J.貝內特的《北方平原居民》(Northern Plainsmen)(1969)。由于此時的文化生態學已日臻成熟,這些著作一般都界定了文化生態學的范圍,其中最著名的是拉帕波特的《獻給祖先的豬》,這部著作被視為文化生態學分析的典范。拉帕波特認為,新幾內亞的馬林人以一種必不可少的儀式來使社會正常運轉:每隔幾年,馬林人就要舉行一次儀式,把在此之前大約7年間養肥了的豬屠宰,把豬肉分給部落的每一個成員。拉帕波特說,如果觀察一下能源在馬林人中間的流動,就會發現這種古怪的儀式其實寓意深刻。這種儀式是在負責養豬的婦女無法飼養那么多豬的情況下舉行的。宰豬不僅為部落全體成員提供了他們所缺少的蛋白質,還減少了與臨近部落之間發生戰爭的可能性(因為男人在打仗前要吃腌豬肉,這會使他們渴得無法長期作戰)。不過,拉帕波特并沒有詳細介紹馬林人對此是怎么想的以及他們是否喜歡自己的“適應戰略”。
  斯圖爾德對于早期文化生態學的影響主要可歸結為以下四個方面:(1)斯圖爾德文化生態學的特點之一是強調過程。于是, 一些來自進化生物學的用語(如“適應”)就經常被文化生態學家們引用,來描述文化與其環境之間的聯系。“適應”的概念反過來又促使對其他生物學概念的借用(如“生態龕”);(2)在概念和方法論方面, 文化生態學一直努力促進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在思想和方法上的融合。通過保留文化—環境鏈的選擇性的思想,斯圖爾德還將R.默頓的中程研究和中程理論引進文化生態學;(3)文化生態學往往集中研究具體的文化, 而且經常集中研究某一具體環境中文化的某一具體方面(如生產制度)。在過去幾十年內,文化生態學曾注重研究所謂“自動平衡”的背景(在這一背景中人與環境的相互作用或多或少是平衡的),不過,近來也已開始更多地注意那些造成環境惡化和負面的環境后果的群落和背景,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情況;(4)文化生態學研究往往集中于農村環境,城市環境還有待于得到文化生態學家們更多的注意。
    2.對于早期文化生態學的批評
  正如學術界內常見的情況一樣,對于文化生態學研究也存在著分歧的看法。人們對早期文化生態學的批評大致可歸結為以下三個方面:第一,認為早期文化生態學未能充分考慮到人對環境的影響,而這些影響應被視為一個真正相互依存的自然—人類系統的組成部分。人類適應環境,但并非環境的奴隸。其實,適應是指為了生存和更加繁榮而對變化作出反應。這一術語可以指由于對食物的更大需求而發展更好的技術,或隨著氣候和土壤的變化而不斷改變耕作方式。文化生態學應深入研究人種科學知識。一些文化生態學家(如P.理查茲和R.內廷)感到,生活在不同地區的人們通常都積累了有關本地植物、動物和其他資源的豐富知識,正是這些知識使人們可以很好地適應并生活在可能非常邊遠落后的環境中。人們對其當地環境的認識程度以及如何在這樣的環境中行動,是研究這些小型社會系統的重要方面。于是“生態系”研究變得重要起來,因為它們表明了在特定社會中這些相互關系的形式。例如,當對某一地區進行田野調查時,應該將耕作對土壤質量、植物生長、水資源、病蟲害的影響納入考察范圍。把“生態系”作為研究的依據常常是很有幫助的,從這種觀點出發,土壤侵蝕和其他環境問題(有些是由于貧困和開發不當造成的)就可以得到解釋。
  第二種批評是針對文化生態學研究的規模。文化生態學研究通常都是在“小型地區”進行的,因此所取得的結果可能不適用于較大的地區。不過,文化生態學的方法也有其優勢,即通過對不同耕作制度的比較,把像人口密度這樣的因素與耕作方式、生產強度(為生產食物投入的人力和土地)和為支持這些耕作制度而形成的社會組織形式聯系起來了。由于文化生態學相信人類的適應能力,它已經向馬爾薩斯有關人口增長和第三世界生活質量的想法提出了挑戰。
  第三種批評是文化生態學不僅需要研究過去,而且應該研究變遷。長期以來,文化生態學在利用史學的研究成果(如文獻、考古學著作或簡單的口述歷史等資源)來說明過去的狀況方面做了不少研究,如對史前的灌溉系統、非洲農村生活在若干個世紀內的變化等。但同樣重要的是解釋耕作系統如何發展到今天的狀況,了解地區和社會的“生態變遷”。
      二、20世紀90年代以來文化生態學研究的發展趨勢
  20世紀后期世界上最重要的變化之一就是以數字化為前鋒的信息技術的進步,而因特網的快速發展則使得技術與媒體的古老聯姻進入了一個新時代。正如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計算機科學實驗室主任M.德爾圖佐斯所說,信息技術將更深刻地影響我們的生活,并將向人類提出嚴峻的挑戰:窮人將變得更加貧病交加;罪犯、保險公司和雇主們則將侵犯我們的銀行賬戶、 醫療檔案和人際交往。 (注:The Cultural EcologyResearch Committee,1999,Impact of the Bit Bang & CulturalEcology,p.3.)由技術的巨大變遷造成的社會和文化后果已經日益引起社會上有識之士的關注。
  在信息革命浪潮的巨大沖擊下,近年來,文化生態學的研究范圍和方向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這些變化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1.“媒體環境”的概念在文化生態學中的運用
  傳統的文化生態學對環境的理解主要指自然環境。而在20世紀90年代,文化生態學研究中出現了一個新的熱點,即對于“媒體環境”的研究。
  20世紀后期微電子技術的發展解決了將全部信息儲存在小小的計算機芯片上的問題,帶來了被稱作數字革命的爆炸性的技術進步。這場革命給人類帶來了無法估量的便捷,并將人類從工業文明引向信息文明。文化生態學家們認為,工業文明在給人類帶來巨大裨益的同時,也曾造成了嚴重的環境問題,如污染、溫室效應、能源枯竭、臭氧層空洞等。而信息文明對人類生活的影響則將更加深刻,并同樣向人類提出了挑戰:人們必須學習計算機知識;改變他們的生活或工作方式;還面臨著認同危機和現實的喪失。它還會引起嚴重的社會問題,如沖突、群落的瓦解和不斷擴大的貧富差距,而這些又將對社會的統一產生深刻影響。在信息技術革命的巨大影響下,一些文化生態學家提出:“如今能源和信息已成為我們可以交換的主要自然資源。它們是正在形成的新經濟結構的價值體系中最主要的組成部分。”(注:Information Revolutions—— A  Call  to  Arts, http: //infozone. telluride. co.us/radlab/InfoRevs.html)
  信息文明對人類生活的影響主要在于隨著以信息通信(媒體)為前鋒的數字革命的深入,人類社會的傳播日益借助于新的媒體,其中包括個人計算機、因特網和移動通信,從而造成了一個嶄新的“媒體環境”,并不斷增加了媒體環境在人類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于是,如何調節人類社會(群落)使之適應飛速變化的新媒體環境,或者說,新媒體環境或新出現的信息通信系統如何影響人類文化就成為當代文化生態學研究的一個新熱點。鑒于媒體環境很容易受到社會變革的影響,一些文化生態學家認為,可運用生態學分析技術,把文化生態學定義為對媒體環境的變化與文化的互動過程的研究,通過分析新媒體對人類社會的影響,考察信息流動的量變和質變,研究信息技術在某一符號環境中的影響。此類研究的特點在于它們運用了生態學的概念,如“鏈”(對應于“食物鏈”的“信息鏈”)、“演替”、“頂級群落”和“共存”等。文化生態學家們認為,在即將步入新的文明的時候,人類需要明智地利用信息革命,特別是爆炸性的新媒體環境,并創造一種與文明的新發展相適應、可被稱為“信息文明”的新文明。這種嶄新的信息文明應是一種持久的文明,應有助于保護和保持一種健康的全球環境,以達到社會的穩定。它還應是一種鼓勵社會靈活性和多樣性的文明,以一種放眼全球的新視角來觀察人類社會。
  1994年,在芬蘭坦佩雷召開的國際傳播研究會年會上,芬蘭總統M.阿赫蒂薩里在致辭中首次用“文化生態”來表現由于信息傳播技術的飛速發展造成的嚴重問題以及在“信息有產者”與“信息無產者”之間不斷擴大的差距。他認為,新的信息社會是否能促進其成員之間的更大平等,或者,是否會加深那些有時被稱作“上等”或“下等”公民的人們之間的差距,這是一個帶有根本性的問題。以教育為例,如果所有的學校——不管是城市的、郊區的、還是鄉村的——都可以利用數據庫、多媒體百科全書并與最優秀的教師進行網上討論,這當然會大大促進平等。但是,只要這些條件只能被一小部分貴族學校享有,它們與其他學校之間的鴻溝就只會擴大。至于新技術在國際上是否將被主要用于擴展國際信息流動的“單行線”,或者是否有可能改善這種狀況,現在下結論還為時過早。他引用P.肯尼迪在《為21世紀做準備》一書中的觀點,認為現在與200年前的歐洲不同, 人口的力量與技術的力量不那么容易彼此抵銷,因為如今的人口爆炸是在一定地區內出現的,而今天技術的飛速發展可能對生活在貧困的南方的人們不會有太多直接的幫助。他担心,正在到來的電信革命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很可能激化數十億“信息無產者”對“信息有產者”的不滿。他說:“政治家們現在呼吁全球關注可被稱作‘文化生態’的問題。我們共有的未來不僅取決于自然環境,還取決于文化和信息環境”。“對于傳播問題采用一種生態學的觀點是非常有益的,因為它能幫助我們在看問題時超越狹隘的國家或特殊利益的觀點”。(注:Ahtisaari, Martti,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of Finland,on the Occasion of the 25[th]Annual Conference of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Communications in Tampere, onSeptember 6,1994,http://www.tpk.fi/puheet-1994/p9404-IIE. html)
    2.文化生態學研究領域的擴展
  文化生態學認為,人類在技術上的突破將根本改變現有的技術體系,帶來一種可引向更美好生活的新文明。新文明將傳達一種可有效利用它所產生的資源的嶄新的思維方式和行動模式。它還會通過引進技術、制度、思想傾向和行動模式來盡量減少新文明的消極影響。圍繞著媒體環境與人類社會的關系,當代文化生態學提出了以下幾個基本觀點:
  (1)承認媒體環境是一個人為的環境  媒體環境是一個人為的環境,只有通過人類社會發展和運用媒體技術才能形成。媒體環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控制。國家、地區和群落可按其需要以不同方式和手段對新媒體環境進行控制。
  (2)承認人類社會的靈活性  人類社會可以多種靈活的行動模式來適應環境。適應模式通常因社會群落(如地區、國家等)而異,而新媒體的擴散過程也隨國家不同而有所不同。例如,電纜電視在美國十分流行并得到普遍接受,而在日本,BS衛星電視的普及程度遠遠超過了電纜電視。在電信領域,因特網在美國十分普遍,而在日本,移動電話比因特網更為普及。
  (3)承認文化的多樣性  每一群落都有其自己獨立的和與其他群落不相容的信仰和價值體系。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一件好事。不過,為使多種文化社會共存,在它們之間必須有一些最起碼的共同的價值觀。這是有可能做到的。此外,也可以利用這一新的媒體環境來保持文化的多樣性。
  (4)應調整文化生態學的方向  文化生態學應認真研究工業文明帶來的全球環境危機,探索一種可建設一個穩定的社會的文化。因此,文化生態學應研究目前正在發生的事和今后將要發生的事,而不僅僅是已經發生的事。也就是說,要研究如何面對新的信息通信革命。
  基于上述前提,90年代以來的文化生態學研究中出現了一些新的研究領域,主要有:
  (1)數字革命和媒體環境的變化  文化生態學集中研究的一個新的領域是因特網、數字廣播和移動電信,探討這些新媒體正在如何發展以及它們對舊媒體(廣播、電信和印刷媒體)的影響。這方面的研究題目有:因特網、數字廣播和移動電信在個人、群體、組織和群落之間散播的過程;它們對舊媒體的影響(主要指新舊媒體之間的功能替代、補充和合作關系;舊媒體是否有可能繼續發展以及發展的條件);新媒體環境中,由于普及因特網、數字廣播和移動電信而造成的它在“生態頂級”階段存在的問題的特點;在全球、國家、地區以及組織、家庭和個人等不同層次上研究電視節目和電影內容的變化(包括電視節目質量的變化、互動節目的增加、內容的多樣化、數字化節目的增加等)。
  (2)數字革命和媒體使用的變化 公司和個人在使用因特網、 數字廣播和移動電信方面的變化是文化生態學的基本研究領域之一。研究的目的是了解人們如何實際使用上述新媒體;調查用戶的特點及其使用新媒體的動機、時間、地點、目的和方式;這些是否會影響對舊媒體的使用;哪些因素影響著對新媒體的使用;調查由于因特網、數字廣播和移動電信的普及而帶來的通信方面的新發明;由于新型的通信使得互動的、多媒體的、超級鏈接和虛擬現實成為可能,研究新的媒體使用機制、電子出版、電子商務和由于使用數字媒體而形成的虛擬社會;在個人、家庭、組織、學校和社區等不同層次上對媒體使用進行生態研究,即媒體使用中的功能替代、補充和協作關系,如何因不同目的而使用不同媒體并確保它們的共存,以及使用舊媒體的方式的變化。
  (3)數字革命和媒體倫理學的變化  這是當代文化生態學的基本研究領域之一。“媒體倫理學”包括的范圍很廣,主要涉及以下三個領域:如何消除由于數字革命造成的社會問題;數字革命時代的媒體倫理學和法律;在數字時代,為使人們了解媒體知識應提供什么教育。具體的研究題目主要有:關于數字時代的媒體倫理學的常規研究和理論研究;數字媒體用戶的風格;由數字革命引發的新的社會問題(如在信息有產者和信息無產者之間日益加大的信息差距;信息的操縱、數字恐怖主義和網絡犯罪及其防范措施等);有害信息(如暴力和淫穢內容)的傳播;數字時代的隱私保護;個人信息的傳播及其濫用;數字時代的媒體知識教育;數字革命的社會含義和數字媒體如何影響通信能力。
  (4)數字革命及其文化影響  數字革命及其對社會文化的影響是文化生態學研究的核心問題之一。這方面的研究題目有:文化同一性的變化,包括媒體的全球化是否會促進文化的同質化或多樣化?數字革命對國家、民族和地區同一性的影響,由數字革命和虛擬現實引起的同一性喪失、新同一性的形成和同一性解體,虛擬社區的出現及其與現實社區的關系等;生活方式的變化,包括數字革命造成的生活方式(如衣、食、住、消費、娛樂和工作)的變化,如時尚的變化、購物方式的變化、交往方式的變化、時間利用的變化、工作方式的變化、消遣或閑暇的變化等;價值觀和規范的變化,包括價值體系的變化、規范意識的變化、人的需求和興趣的變化等;符號環境(即語言、藝術、宗教和構成現實的基本要素)的變化,包括語言的變化(如英語作為因特網上的標準語言的傳播、本土語言的變化、通過使用因特網促進語言的多樣性、新語言的創造和普及、口語的變化)、對虛擬現實的研究(如現實的剝奪、現實的兩極分化、虛擬現實如何削弱了人的感覺、虛擬環境作用的增加及其對人們價值體系的影響等);藝術、思想和宗教的變化,包括虛擬藝術和宗教的增多、后現代思想的新發展等。
    3.研究方法的調整
  文化生態學研究所依據的前提是對新媒體環境的適應過程很可能因社會群落而異,因此,應將研究集中于不同社會群落適應新媒體環境的過程的異同,對擁有不同文化的國家或地區的適應過程進行比較研究。因為新媒體有可能使邊緣文化消亡,應研究新媒體環境對于曾被認為是邊緣地區或邊緣群落的影響。兒童——即極易受到新媒體影響的脆弱的社會群體,以及那些過分適應新媒體的人群——即媒體狂,也成為當代文化生態學的研究對象。
    4.文化生態學家構成狀況的變化
  從文化生態學家的學科背景來看,由于早期的文化生態學主要是人類學內部的一個研究領域,因此那時的文化生態學家也大多有著文化人類學家的學術背景,另外也有一些人文地理學家參與此類研究。時至今日,在美國一些大學內,文化生態學教學也仍然主要在人類學系或地理學系作為應用人類學或人文地理學的一個分支學科進行,其講授的內容仍以斯圖爾德的學說以及人類文化與周圍自然環境的關系為主,這可以說是文化生態學在美國發展的主流。然而,在對于新媒體環境的研究中,為了從多角度來分析新媒體環境和文化之間的關系,文化生態學提倡來自世界不同地區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等不同學科的專家共同參與,開展合作研究。目前,除人類學家和生態學家外,一些來自工程學、社會學、教育學、信息和傳播學、經濟學等學科的學者也紛紛加入了文化生態學研究者的行列,呈現出一派多學科合作的景像。
  此外,當前文化生態學家的分布改變了多年來以美國學者為核心的狀況,逐漸向多元化方向發展。不僅越來越多的歐洲學者加入了研究者的隊伍,而且其他地區的學者也積極參與或開展了有關新媒體環境的文化生態學研究。例如,1995年,在日本放送文化基金的資助下,國際傳播研究會舉辦了關于文化生態學的國際研討會。此后,在它的每屆年會上都要討論這一問題,并于1997年出版了D.克里克的《文化生態學:變化中的傳播》一書。又如,在日本,在四家與媒體和傳播有關的基金會(國際通信基金、電氣通信普及財團、多媒體振興中心和放送文化基金)的支持下,日本學者發起了題為“傳播新技術與文化生態學”的國際研究,并已組織了多次國際學術研討會,從本國本地區乃至整個世界的情況出發,探討文化生態學的概念、斯圖爾德的理論在當今世界的應用、媒體倫理學、文化資本的思想、城市信息環境與文化生態學的關系、兒童成長與媒體生態、媒體的全球化和文化變遷、傳播革命的基本性質、傳播革命對于人類生活和社會——尤其是文化——的正面和負面影響、新媒體環境對人類社會和文化的影響、多媒體與社會改造、后現代思想與新媒體的關系等。1999年9 月在吉隆坡召開的“文化生態學國際討論會”上,就有來自日本、馬來西亞、新加坡、美國、加拿大、墨西哥、英國、澳大利亞等國的學者分別就其本國的研究情況進行交流。
  文化生態學是研究人類文化與其所處環境之間關系的一個重要領域。在人類即將邁進信息社會的關鍵時刻,正確全面地認識由于信息技術的發展而形成的新媒體環境將給人類社會文化帶來的正面和負面影響,對于我們繼承和發揚民族文化的優良傳統,合理吸收外來文化的精華,培養和建設適應新時代要求的新的社會文明,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因此,結合時代的需求,及時了解國外文化生態學研究的理論和方法、現狀和趨勢,開展和加強中國的文化生態學研究,不僅很有意義,而且很有必要。
國外社會科學京19~25C8新興學科黃育馥20002000文化生態學是20世紀形成和發展起來的跨學科研究領域。最初的文化生態學研究是由人類學家們進行的,主要探討人類文化與其所處的自然環境之間的關系。90年代以來,文化生態學研究的領域有了重要擴展。來自人類學、生態學、工程學、社會學、教育學、信息和傳播學、經濟學等學科的學者共同合作,從多個角度分析由于信息技術革命造成的新媒體環境與文化之間的關系,呼吁社會關心文化生態,并創造一種與信息技術的發展相適應、可被稱為“信息文明”的新文明。文化生態學/媒體環境/信息文明黃育馥,通信地址:100732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獻信息中心 作者:國外社會科學京19~25C8新興學科黃育馥20002000文化生態學是20世紀形成和發展起來的跨學科研究領域。最初的文化生態學研究是由人類學家們進行的,主要探討人類文化與其所處的自然環境之間的關系。90年代以來,文化生態學研究的領域有了重要擴展。來自人類學、生態學、工程學、社會學、教育學、信息和傳播學、經濟學等學科的學者共同合作,從多個角度分析由于信息技術革命造成的新媒體環境與文化之間的關系,呼吁社會關心文化生態,并創造一種與信息技術的發展相適應、可被稱為“信息文明”的新文明。文化生態學/媒體環境/信息文明
2013-09-10 2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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