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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文化轉型與魯迅的反省意識
20世紀文化轉型與魯迅的反省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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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探求人的精神自由與解放是魯迅文化思想的核心所在。文章論述20世紀文化轉型時期魯迅意識的發展過程、性質特征和結構型態。
  魯迅的反省意識,是他的意識構成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他所具有的現代意識的一個重要標志。作為20世紀中國最為杰出的思想家,一代文化偉人,魯迅在近代中國所爆發的中西文化大沖突的特定歷史時期,率先完成了思想文化觀念的現代轉換,并能夠以現代的價值標準來對傳統的文化觀念體系、文化心理結構進行深刻的反省。很顯然,魯迅的反省,是一種文化上的反省。他從關注整個民族(“中國人”)的生存境況及其出路的角度出發,把反省的對象及其所作的思考,上升到了對于整個人類、整個個體的存在意義及其進步與發展的文化哲學高度來進行觀照與審視,從而洋溢著一種探求人的自由與解放,特別是人的精神自由與解放的思想風采。毋庸置疑,魯迅的反省意識在20世紀中國思想文化史上,所產生的影響是深遠的。探討魯迅反省意識的性質特征、表現形態、作用意義,歷史地、客觀地作出評價,對于探討魯迅意識的構成意義及其整個思想的發展,都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一
  魯迅反省意識的生成,有賴于他的懷疑精神品格的作用。在家庭“從小康人家墜入困頓”的過程中,至少有兩件重要的事件,對他的懷疑秉性的生成,產生了直接的影響:一是他父親的病,魯迅在《吶喊·自序》、《朝花夕拾·父親的病》等文章中,曾對此作了較為詳細的記載,敘述了在給父親治病的過程中所引發的對中醫中藥的懷疑態度——“漸漸的悟得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1)];二是在由此而受到的“侮蔑”當中所產生的對“古書和師傅的教訓”[(2)]的懷疑意識。如果前一種情形使魯迅對中醫中藥的懷疑態度,還停留在一種生活直觀感受的層面上,那么,后一種情形則是魯迅懷疑意識深化的表現,所表現出來的是一種反省形態的懷疑精神。可以說,這種懷疑精神伴隨著魯迅的閱歷豐富與思想發展,逐步地在他的性格特征和精神品格上形成“定位”格局,使之成為魯迅主體認知活動中的一種創造性的認知方式與思維方式,并構成魯迅意識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在南京、日本求學期間,受近代西方文化思潮的影響,魯迅的懷疑意識更加表現出一種文化反省精神,即在以西方文化為參照系當中,魯迅對自身從小所受的傳統文化的影響,對自身所處的社會文化環境,以及對整個國民的文化心理結構(如國民性)等一系列問題,進行了深刻的反省。譬如,在談到自己從小所接受的傳統文化影響結果時,魯迅曾明確表示過:“孔孟的書我讀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3)]顯然,這種直率的坦誠表白,倒并不是魯迅急于要表示他與傳統毫無干系,而在于表明在他的意識結構當中,已經開始形成一種能夠以理性自覺精神來觀照自身和現實人生,反省自身和現實人生的思想方法和精神品格。不言而喻,正是在用懷疑的眼光,反省的意識去審視自身和現實人生時,魯迅即便是在深情地回憶自己的過去時,也力圖是在更高的理性層面上真實地再現自己,指出自己從小所形成的對于傳統的叛逆精神特點。例如,在《朝花夕拾》里,他就不止一次地提到對像“老菜娛親”和“郭巨埋兒”一類傳統教化故事的反感。在南京、日本兩地求學期間,魯迅的思想視野不斷地開闊。從對自身的審視到對整個社會文化環境的思考,魯迅對自己所處的社會文化環境表示了一種反省態度。他稱自己當時所處的社會文化環境是“風雨如磐暗故園”[(4)]。在由這種懷疑意識和反省意識所筑構的思想領地里,魯迅把對社會文化環境的思考,延伸到了對整個傳統文化體系、整個國民的文化心理結構的反省與探究范圍之中,從而引發了他有關對于人的解放與民族解放、社會解放、人的生存發展與出路同民族的生存發展與出路,以及人的主體性確立的思想的形成,即“立人”思想的形成。
  “幻燈片事件”的強烈刺激,作為一根導火線,改變了魯迅早年“科學救國”的初衷。棄醫從文,作為一種思想行動的標志,表明了魯迅“立人”思想的成熟。魯迅說:“我覺得醫學并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5)]改變人的精神,這是魯迅“立人”思想的核心。“立人”也就是要充分地關注人,關心、尊重人和肯定人,使人能夠真正地從一切內在和外在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獲得屬于人應有的自由、權利和價值。應該說,“立人”也同樣是魯迅反省意識的邏輯起點,即魯迅也主要圍繞著有關民族的生存發展與人的生存發展的相互關系的中心,來展開他對于傳統文化所作出的深刻反省,對于一切妨礙“立人”思想的傳統觀念和價值標準體系,以及所產生的社會黑暗面,提出了質疑,進行了揭露與批判,并在這個基礎上,構筑了他獨特的思想體系。
  在辛亥革命失敗至“五四”新文化運動興起前夕,以及在“五四”新文化運動退潮之后的一段時期,魯迅先后經歷了兩項大的沉寂心理階段。在這個時期,魯迅的懷疑意識得到了深化性的發展,由此也促使他對傳統所作的反省也更加觸及到一些本質性的內涵。在前一段時期(指辛亥革命失敗至“五四”新文化運動興起的前夕),魯迅反省的意識焦點主要集中在對客觀外部社會文化環境及其歷史、文化背景的思考上。他指出:“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于是失望、頹唐得很了。”[(6)]由懷疑而引起失望、頹唐、表面上看起來只是一種情緒上的變化,實際上,則是一種深刻的文化反省的意識表現。因為魯迅看到辛亥革命雖然形式上趕跑了皇帝,實現了共和,但卻未能從根本上動搖封建社會的思想文化根基,其“貌雖如此,內骨子是依舊的。”[(7)]所以,魯迅由對客觀外部社會文化環境及其歷史、文化背景所作的思考、反省,使自己在情緒上一改早年那種激昂和充滿熱情的浪漫主義基調,轉而將火一樣的熱情包裹在冰一般的冷靜思考之中,并把審視、觀照的視角由外轉向內,在沉寂中認真而冷靜地反省社會、歷史、文化和現實人生。在后一段時期(指“五四”新文化運動退潮之后),魯迅反省的意識焦點在向內轉的過程中,認真地審視了包括自己的魂靈在內的民族文化心理結構。他以“無情解剖自己”[(8)]為例,坦露自己的心聲,表達他對人的自由與解放,尤其是人的精神自由與解放,以及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的民族解放、社會解放的關懷之情,從而在將自由的魂靈置于追求精神解放的途中,“顯示出靈魂的深”[(9)]的意義。與此同時,魯迅在這種反省當中,并非將自己放在旁觀者觀看位置上來作形而上的玄想,而是把自己作為民族的一員,去與整個民族一道承受苦難、承受煎熬,像烈火中的鳳凰一般,最終獲得新生,完成自己思想的質的飛躍。
  魯迅在晚年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之后,也同樣保持著他一貫所具有的反省意識。不過,魯迅此時的反省意識與前期有所不同,其特點是在前期反省意識深化的基礎上,自覺地建構起了既具有馬克思主義原則性、真理性,又具有自己認識社會,把握世界的獨特性、堅定性的思想意識與方法,并保持了他前后一貫的對事物認識的審慎態度。例如,在加入“左聯”時,告誡作家要既防“左”又防“右”,就表現了一種反省的精神特點。又例如一開始對統一戰線的顧慮及后來對“國防文學”口號的懷疑等等,也都說明了在懷疑意識和反省意識深化的基礎上,構筑自己獨特的思想意識方法的特點。魯迅晚年的反省意識及其所顯示出來的不輕信,不盲從,認真審視,獨立思考的精神,是他的思想高度成熟的表現。
   二
  魯迅的反省意識比較集中地體現出了他的“立人”思想的精神內涵。可以說,居于魯迅意識中心的仍然是與他深邃地探索人類的精神現象的思想意識有著密切的關系。盡管他曾經明確地表示過不對有關“人的最后目的和價值”,不對“人生、宇宙的最后究竟怎樣”一類的純哲學問題去作過多的玄想。但是,出于對整個民族獨立與解放的關心,對整個“中國人”擠身于“世界人”行列中的關注[(10)],魯迅的反省意識始終都是圍繞著對“中國人”的現實生存境況及其出路的問題中心而展開積極思考的。同時,也是由此而升華到對整個人類與個體存在意義、生存發展的高度來審視歷史、社會、文化和現實人生的。這種既不對一些抽象的人生哲學問題作過多的玄想,而又在實踐當中保持高度的理性觀照的精神特點,顯示出了魯迅不同于同時代人的一個思想意識方面的特征。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不難發現,魯迅的反省意識以“立人”思想為基石,在對內與對外的兩種視角的審視當中,也就獲得了一種敏銳的發現力和創造性的認識力。
  首先,在對客觀外部事物的審視當中,魯迅在對傳統文化、社會制度、歷史和近代西方文化投以反省的眼光時,就敏銳地發現了其中不利于“立人”思想主張的因素與機制。譬如,在審視傳統文化和社會制度時,魯迅就發現了它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吃人”特性。在《燈下漫筆》、《論睜了眼看》及其小說《狂人日記》里,對于這種“吃人”的現象,魯迅作了詳盡的揭露和批判。“吃人”當然不僅僅只限于消滅人的肉體。這種形象性的描繪,所指的則是在精神上將人異化為非人。魯迅不止一次地反復指出,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取到“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同時,在這種窒息而僵化的社會文化環境里,許多人當了奴隸,還“萬分歡喜”[(11)]。面對這種“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鐵屋子”式的沉悶而封閉的社會文化環境,魯迅的反省,使他獲得了對于傳統、對于社會和對于歷史及現實人生的一種深刻的認識與把握,使他總是帶著一種批判性的審視目光,來對所處的社會文化環境進行認真的思考,從而總是要比同時代人的觀察與思考。更為細致,也更為深刻。例如,在對“以家族為基礎,家庭為本”的中國社會結構的剖析當中,魯迅就執意要“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12)]并指出,在這種社會結構當中,人的位置是一種吃人與被吃的相互制約而又具有等級的狀況。對此,魯迅描繪道:人雖“有貴賤,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別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別人。一級一級的制馭著,不能動彈,也不想動彈。”[(13)]在這種社會結構里,根本不可能有魯迅所期盼的“真的人”的出現,人人幾乎都是奴隸(或奴才),整個歷史也只不過是在“暫時做穩了奴隸”和“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所謂“一治一亂”中循環交織。所以,魯迅在更深一層地考慮中國人的“國民性”時,就曾痛心疾首地發現:“中國人尚是食人民族。”[(14)]愚弱的國民,大多“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15)]為此,魯迅在反省當中,設計了一整套以“立人”為中心,“尊個性而張精神”的人的解放,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的藍圖。
  與此同時,魯迅的反省,也將意識的焦點對準了近代西方文化。魯迅敏銳地發現了近代西方文化所顯示出來的種種弊端,并對其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如平等、民主、物質文明、科學理性等,進行了認真的梳理。他認為,不察近代西方文化的精神實質和近代中國社會實情,盲目照搬近代西方的政治制度,如代議制,不切實際地提倡西方的民主、自由,如所謂“眾治”,鼓吹“天下人人歸于一致”的“社會平等”,推行“諸凡事物,無不質化,……人惟客觀之物質世界是趨”的物質文明,都將嚴重地妨礙“立人”思想主張的實現。在早期所撰寫的幾篇論文當中,魯迅就不止一次地提醒人們,要警惕“以眾虐獨”、“人喪其我”,告誡人們僅僅沉溺于物質文明之中,結果便是“性靈之光愈益就于黯淡”,而一味地推崇科學理性,也會造成“舉世惟知識之崇,人生必大歸于枯寂”的局面。很明顯,魯迅的反省意識表明了他對于近代西方文化負面效應所抱有的清醒認識態度。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樣:“魯迅在尖銳地揭示工業文明的負面弊端,著重強調人的個性獨立,精神追求,非理性時,他并沒有象某些西方思想家那樣陷入對科學民主物質文明的悲觀主義,走上反物質主義和反智主義的道路,他更沒有如一些中國的思想家落入拒絕西方工業文明,向中國傳統農業文明(所謂東方精神文明的‘國粹’)全面皈依的潮流,他始終把握了分寸,保持著自己的獨立性。”[(16)]我認為,魯迅的這種建立在反省意識上而顯示出來的獨立性,是他在實踐的層面上,構筑一整套重鑄民族魂靈,改造國民性的理性主義思想體系的一個重要基礎。
  其次,在對主觀內部結構的審視當中,魯迅又對那些妨礙人的解放的理性法則,進行了深刻的反省。在受19世紀末20世紀初興起的現代主義文化思潮影響當中,魯迅的反省也就具有“鶩外者漸轉而趣內”的特點,形成“淵思冥想之風作,自省抒情之意蘇,去現實物質與自然之樊,以就其本有心靈之域”的特點,從而使“精神現象”為“人類生活之極巔”,達到“張大個人之人格”的人生“第一義”[(17)]的理想境界。在魯迅看來,這種向內審視的反省,也正是20世紀的“文化始基”,是“將來新思想之朕兆”,“新生活之先驅”。[(18)]在這種思想認識指導下,魯迅反省意識的焦點又聚集在那些具有獨立的個體——精神的個體上面。因而,“人各有己”、“朕歸于我”,在魯迅眼中,又被看作是“群之大覺”、“中國亦以立”[(19)]的根本前提和最佳途徑。在魯迅的意識結構中,“己”、“我”一類的概念,在實踐的層面上被納入了理性主義范疇,而在精神的層面上,則又被看作是對理性原則的反叛。正是這樣,魯迅在對主觀內部結構進行審視時,就把對“人之內”[(20)]的關心與追求人的自由與解放,尤其是人的精神自由與解放聯系起來了,同時也對理性原則束縛人的豐富創造力的特點,進行了深入的思考。魯迅曾經在推崇科學的同時,又對科學理性的作用和功能持冷靜的態度,他指出:“蓋舉世惟知識之崇,人生必大歸于枯寂……故人群所當希冀要求者,不惟奈端(牛頓——引者注)己也,亦希詩人如狹斯丕爾(莎士比亞——引者注)……。”[(21)]魯迅甚至將反省的眼光指向對包括宗教信仰在內的非理性精神內容的探索,認為“人惟客觀之物質世界是趨,而主觀之內面精神,乃含置不之一省”,“物欲來蔽”,“性靈之光愈益就于黯淡”。[(22)]在魯迅看來;“科學發見常受超科學之力”,而人按其本性則“不安物質之生活”,“必有形上之需求”,“欲離是有限相對之現世,以趣無限絕對之上者”,因此,人在“科學理性”、“物質需求”之外,必有“非理性的信仰”,即所謂“人心必有所依,非信無以立”。[(23)]由此可見,魯迅在由反省意識所構筑的思想領地里,就把“人各有己”、“朕歸于我”的“立人”思想,解釋為是具有深刻自我意識能力,擺脫了外在強制性規范的獨立個體,并從中繪制出整個民族解放、社會解放的宏偉藍圖,確定了人的主體性與人類解放相關聯的主題思路。
  魯迅在對內與對外的兩種視角審視當中,對“立人”思想的闡釋,表明居于他意識中心的顯然不是人的社會政治經濟的變動,而是對人的關注之情。應該說,這種思想文化觀念,對于處在文化轉型的20世紀中國社會來說,是一種創造性的認識和發現,同時,也是魯迅反省意識最具有現代特征的一個鮮明標識。
   三
  魯迅的反省意識作為其主體意識結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已發展成為他的認知主體的一種創造型精神品格。當我們剖析了魯迅反省意識的基本特性之后,對這種反省意識在魯迅心理、意識、精神、性格、思維方面的表現形態特征,也就一目了然。從意識結構形態層次上來分析,魯迅的反省意識結構表現層次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心理結構形態
  從魯迅反省意識的生成上來看,魯迅反省意識在其形態上所呈現出來的是一種心理結構情緒。這種心理情緒是認知主體對客體的直接反應及其感悟與觸動。心理學告訴我們,主體對客體的直觀反應,總是以“注意”為前提。所謂“注意”,也就是指主體對認知對象發生最直觀的把握與聯系。魯迅早年在承受家庭敗落的痛苦過程中,漸漸地從世人的冷漠、虛偽,和世俗勢力的丑陋、偽善的情形當中,萌發了對傳統、對古訓、對既定的一切的懷疑之情。這種懷疑在心理上最初的反應,有兩個顯著特點:一是直觀的感知,二是情緒的顯現。直觀的感知指的是客體的表象引起主體的注意,并產生懷疑、反省、思考的心理反應;情緒的顯現指的是這種心理反應總是帶有鮮明的情感色彩,并使主體自始至終都保持著對客體的高度關注之情。當反省意識作為魯迅整個意識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時,實際上它也就在心理結構形態上,表現為一種特殊的心理素養,即總是使魯迅在認知活動中,能夠由事物的表層而深入到事物內部結構之中,在深層次的結構當中,通過思考、反省和體驗,作出自己獨立判斷和思考。在這方面,魯迅對傳統文化和近代西方文化所作的深刻反省與選擇,就是最好的證明。
   二、意識結構形態
  如果將反省意識只僅僅停留在心理情緒的結構層次上,那遠不足以說明魯迅反省意識形態的完形。從心理結構層次出發,上升到意識結構層次,這是意識發展的一個邏輯運行環節。從意識結構層次上來考察,魯迅的反省意識表現為認知主體對客體對象的否定性判斷,即在認知活動中,主體對客體的反映,總是抱著反思、反省的認知態度來進行認識和把握,側重于用否定的形式來作價值判斷。譬如,在魯迅的反省意識中,對像中醫中藥一類的傳統進行價值判斷時,就是通過否定的形式來加以認識和表現。又譬如,魯迅在小說《狂人日記》中借狂人之口喊出“從來如此就對么”的疑問,在散文詩《野草》中對“抉心自食”的描繪,以及在許多場合中都提及的“自剖”精神[(24)],都說明了魯迅對社會、歷史、文化、自我與現實人生所特有的懷疑精神品格,已經在意識的結構層次上定型,從而使他的反省意識往往表現出一種富有創造性的見識和一種積極進取的勢態。
   三、精神結構形態
  當反省意識在不斷地深化過程中,它實際上也就開始使主體具備一種精神的結構形態。換言之,在這里,精神結構形態是以主體所具備的品質和素養而呈現出來的。一般地說,客體表象會引起主體精神結構的兩種形態反應:一是主動性的反應,二是被動性的反應。前者呈現出來的是積極進取的精神狀態,它促使主體不是走向自我封閉,而是要求以進取和開放的形態,將反省的意識焦點導向對人、對社會、對民族前途的關懷;后者則相反,它所促使的是主體精神走向封閉,走向衰落。魯迅的反省意識顯然屬于前者,即是對客體作出主動性的反應。反省意識使魯迅對外部事物的認識、判斷和把握,不是導向主體的衰落和消亡,而是導向對客體對象再認識、再發掘和再創造,以真正地實現主體的精神價值,并幫助魯迅通過反省,更加準確地傳達出自己對世界的獨特感受和認識,像魯迅精神品格中那種卓爾不群、敢于持異、不阿世媚俗,以及持久的內心孤獨的精神,都在這種結構形態中得以充分地展現。
   四、思維結構形態
  心理、意識與精神三位一體的結構形態,就其本體意義來說,它還只僅僅是屬于主體的組織構成部分。反省意識還應該進入思維的結構層次,具有思維的結構形態。當反省意識以思維結構形態呈現出來時,它的顯著特點就是表現出在主體對客體的懷疑當中,總是對客體表象作出整體性的價值認定,從而達到對客觀外象的本質認識與把握的程度。例如,魯迅在面對著強大而頑固的傳統勢力時,對于傳統所作出的激進的整體性否定判斷,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像魯迅在對傳統提出“從來如此就對么?”的質疑時,實際上在思維的結構層次上,就對傳統作出了整體性的否定判斷——“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25)]這種激進的態度,或者從中也雜夾著某種偏頗或偏激,但決不是某種單純的情緒宣泄,而是從反省的意識角度,對所認識與把握的對象進行整體審視的結果。在特定的歷史時期,這種思維方式是受歷史形勢與條件所制約和規定的,同時,它也是對事物進行更深一層剖析的根本性前提。[(26)]在思維的結構層次上,魯迅的反省意識總是能夠對所面對的一切,保持著一種高度的“警覺”,[(27)]并審慎地作出自己的價值判斷與認定。應該說,這也是魯迅思維方式上的一個鮮明特點。
   四
  郁達夫先生在評價魯迅時曾指出:“當我們看到局部時,他見到的卻是全面,當我們熱衷于去掌握現實時,他已經把握了古今與未來。”[(28)]與同時代人相比,魯迅的意識總是顯示出他所特有的獨創性特點。魯迅的反省意識緊緊扣住“立人”的中心而展開,并自始至終都保持一種巨大的思想張力和認識的穿透力,這就使他的意識具備一種不斷激活主體的認識機能,同時,也使之在對外審視當中,不停留在某一個方面的糾纏上,而不斷地獲得對外部事物的整體觀照,不封閉在某一具體對象的表層上而獲得認知活動范圍的不斷擴大;在對內的審視當中,也能夠深入到事物的本質內涵之中,把“立人”的思想主張緊緊地與整個民族解放、社會解放和人類解放結合起來,達到對中國社會、歷史、文化和現實人生的透辟認識的思想高度,展現出一位20世紀中國思想家所特有的精神風采。具體地說,歷史地評價魯迅的反省意識,我們會發現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
  第一,魯迅的反省意識,是20世紀初中西文化沖突和文化轉型時期的產物。魯迅的反省,始終都沒有超越這種歷史時期的制約與規定。這種現象說明:受歷史形勢和條件的制約與規定,魯迅的反省意識沒有使他像一些近代西方思想家那樣,從中所引發的是一整套關于人的“存在”的形而上的非理性思考,而是促使他緊緊地扣住“人”的主題,結合近代中國的現實境況,從中引發的是一整套關于重鑄民族魂靈,改造國民性的理性思考。魯迅用反省的精神去認識所面對的一切,從中也就構筑起了自己獨創性的思想領地,而這也是他成為20世紀中國最為杰出的思想家的一個根本原因。
  第二,魯迅的反省意識既然是文化沖突與文化轉型時期的產物,這就不可能呈封閉的意識狀態。魯迅的反省不是西方文化的“懺悔”,也不是形而上的純抽象哲學思辯,而是對民族生存境況的現實關注。這樣,在對認知對象進行反省時,魯迅就能不斷地獲得事物進行的整體認識的新視角、新方法和新見解,并加以認真的批判和揚棄,從而洋溢著一種追求真理的精神特征。
  第三,魯迅的反省意識的表現出來的對人的關注,在思想認識上,它就表現出了一種卓越的文化創造的品質特征。針對傳統文化中“人”的位置不突出,以及壓制人,異化人的“吃人”現象的發生,魯迅通過反省,發現了這種“吃人”的根源,并在所建構的新文化主體結構中,就高揚起“人”的旗幟,追求人的自由與解放,特別是人的精神自由與解放。與此同時,針對近代西方文化的某些弊端,尤其是發現其理性原則對人的精神的壓抑現象,魯迅就確定了有關人的自由與解放與整個民族解放、社會解放的相互關系,從而把對“人”的全方位思考,推向了一個新的思想高度。這,也正是魯迅思想通過反省意識所具有的創造性品格的表現。
  四,魯迅的反省意識始終都貫穿著一種理性的精神。盡管在心靈的層面上,魯迅還保留著許多非理性的情緒,但是,在面對著近代中國千瘡百孔的嚴峻現實時,魯迅的反省意識卻不是以非理性的情緒表現出來,而是用理性的精神來反省現實,反省自身,來同黑暗作“絕望的抗爭”[(29)],始終都“沿著無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30)]。當魯迅把通過刻骨銘心的認識經驗與理智地把握世界的獨特體會,投入到由反省意識所構筑的思想領地里而加以理性的審視時,他就保證了認知活動不斷地向對象的本質逼近,并達到本質的認識與把握的高度,同時也在這個基礎上,確立主體對客體具有必然性把握的內在信念,顯示出“靈魂的深”的思想意識特點。
  注:
  (1)(5) 魯迅:《吶喊·自序》。
  (2) 魯迅:《集外集拾遺·英譯本短篇小說選集自序》。
  (3)(8)(24)(27) 魯迅:《墳·寫在〈墳〉后面》。
  (4) 魯迅:《自題小像》。
  (6) 魯迅:《南腔北調集·自選集序》。
  (7) 魯迅:《朝花夕拾·范愛農》。
  (9) 魯迅:《集外集·〈窮人〉小引》。
  (10) 參見魯迅:《熱風·三十六》。
  (11)(13) 魯迅:《墳·燈下漫筆》。
  (12) 魯迅:《且介亭雜文二集·〈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
  (14) 魯迅:《書信集·致許壽裳》。
  (16) 錢理群、王乾坤:《作為思想家的魯迅》,《魯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6期。
  (17)(18)(22) 魯迅:《墳·文化偏至論》。
  (19)(20)(23) 魯迅:《集外集拾遺補編·破惡聲論》。
  (25) 魯迅:《華蓋集·青年必讀書》。
  (26) 參見拙著:《反省與選擇——魯迅文化觀的多維透視》,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28) 郁達夫:《魯迅的偉大》。
  (29) 魯迅:《兩地書·十二》。
  (30) 魯迅:《熱風·生命的路》。*
  
  
  
紹興文理學院學報:哲社版7-13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黃健19971997 作者:紹興文理學院學報:哲社版7-13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黃健19971997
2013-09-10 2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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