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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現代西方哲學的趨勢
20世紀現代西方哲學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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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道是:“20世紀西方沒有哲學。”此話有兩層意思:一是“河清無大魚”。在20世紀西方哲學舞臺上再也見不到從前那種包羅萬象的偉大哲學體系;二是“瑪賽克式的多元化”。哲學流派林林總總,但沒有一個流派可以在一定時期內充當整個西方哲學的代表。各派哲學劃地為牢,彼此對立,甚至同一個流派的哲學家之間也迥異其趣。
  由于缺乏完整而連貫的哲學圖景,我們很難把20世紀西方哲學作為一個統一的歷史運動來把握。盡管如此,20世紀各派哲學之間、各哲學家之間也不乏一些世界觀、研究主題和研究方法上的相似之處和相通之處,從而透過多元化圖景,我們仍可追尋到哲學史進程中的連續性線索。因此,20世紀西方哲學不是一座沉寂的墳塋,而是一個開放的多空間融合體。
      一、時代
  哲學是通過各個哲學家進入世界的,但是每一個哲學家都生活在一定的時間和一定的文化空間中。從這種歷史編年史的角度看,哲學家就是他那個時代的早產兒。20世紀西方哲學家是他們那個時代的產兒。他們生活在20世紀,并為20世紀進行哲學思維。他們的思想、活動乃至個人命運無不是他們那個時代的寫照,無不與他們那個時代的精神狀況、歷史事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19世紀哲學先驅、20世紀科技發展和兩次世界大戰對20世紀哲學家的精神世界具有決定性影響。此外,現代工業社會的生活方式和意識形態也對他們的精神狀況產生了重大影響。
  對自然科學取向的哲學家來說,現代自然科學的革命性知識,尤其是弗雷格、羅素等人所開創的數理邏輯具有決定性意義。羅素和懷特海的《數學原理》奠定了數理邏輯的分析方法,成為人工語言派分析哲學家的重要思想依據。弗雷格的《算術基礎》(1884)則提出了語言哲學的基本原則,對語言哲學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直接影響了某些哲學家的精神世界。法蘭克福學派的代表人物,如霍克海默爾、阿多爾諾、馬爾庫塞等把哲學與社會分析融為一體,深入探討了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種種人的異化現象,進而把社會批判理論與西方學生運動聯系起來。他們根據弗洛伊德的“性欲理論”提出了烏托邦革命的理想,即建立一種沒有本能壓抑的“愛欲文明”和“健全社會”。
  政治局勢決定了某些哲學家的個人命運。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維持根斯坦未能如期去英國。戰爭期間,他在奧地利陸軍服務,開始撰寫《邏輯—哲學論》(1918)。戰爭期間,布洛赫是和平主義者,他到瑞士避難,在那里撰寫了《烏托邦的精神》(1918)。20年代布洛赫加入了共產黨。
  納粹上臺后,大批德國哲學家被迫流亡國外。戰爭前后,霍克海默和阿多爾諾撰寫了《啟蒙的辨證法》(1947),著重分析了法西斯主義產生的思想根源,批判了法西斯主義的野蠻暴行。
  1937年,雅斯貝爾斯因妻子是猶太人而被解職,甚至被剝奪了出版自由。對戰爭起因的反思,使他從早期克爾凱郭爾式的內在性哲學開始走向理性的生存哲學,進而把“無限交往”置于哲學思維的核心。
  30年代,布洛赫曾為蘇聯當時的“清黨”和“莫斯科審判”(1936~1938)進行辯護。這次辯護成為他一生“內心沖突”的焦點,因為這與他畢生所從事的博愛事業背道而馳。在對斯大林主義的道德評價上,薩特、卡繆、梅洛-龐蒂之間也發生了激烈爭吵,最終導致分道揚鑣。
  與同時代德國哲學家不同,納粹期間, 海德格爾不幸站錯了隊。1933年納粹執政后,他出任弗萊堡大學校長,表示公開擁護希特勒。令人遺憾的是,1945年以后,他并未公開表示為過去的“政治迷失”承担責任。
  二戰極大地影響或改變了某些哲學家的生活、思想進程。戰爭期間,奎因在美國海軍工作,馬爾庫塞則出任華盛頓戰略服務局研究員。二戰完全改變了薩特,使他由從不過問政治的知識分子變成著名政治人士。戰爭期間他參加抵抗運動,創辦《現代》雜志,并與卡繆、梅洛-龐蒂等人結成“革命民主同盟”。50年代他成為共產黨的同路人,但蘇聯入侵匈牙利以后,同蘇共、法共斷絕往來。60年代他與羅素共同主持“國際仲裁戰犯法庭”以反對美國侵越。1968年“五月風暴”期間,他積極支持學生,同年蘇聯入侵捷克,他堅決反對。1979—1980年,薩特又在歐洲第一電臺譴責蘇聯入侵阿富汗。
  60年代學生運動與某些哲學家,尤其是與馬爾庫塞相聯系。馬爾庫塞被譽為西方學生運動的“精神領袖”。他的《單向度的人》(1964)表達了“新左翼”對現代工業文明的極度反感乃至摧毀這種文明的愿望;他的“大拒絕”理論被視為現代烏托邦革命的綱領。相比之下,面對學生抗議活動,阿多爾諾的態度比較保守。他對現實政治的超然態度使他卷入種種爭吵和沖突中去。“新左翼”學生公開反對阿多爾諾,稱他為反革命分子。1966年阿多爾諾在瑞士抑郁而死。
   后期布洛赫的個人經歷:再次表明了哲學家與時代的血肉聯系。1949年布洛赫從美國回到東德,并在萊比錫大學執教,但他與東德當局不斷發生政治、思想上的沖突。1961年他訪問西德時要求政治避難,以后一直執教于圖賓根大學。
      二、哲學家
    1.19世紀哲學先驅
  20世紀西方哲學是19世紀西方哲學的繼續和發展,其思想材料源于19世紀哲學先驅們的思想遺產。19世紀德國哲學經費希特、謝林和黑格爾達到了頂峰。黑格爾逝世后,開始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思辨哲學運動。這場運動的旗手當推克爾凱郭爾、馬克思和尼采。
  克爾凱郭爾既是形而上學家,又是著名宗教哲學家。他從“孤獨個體的存在”出發,反擊了黑格爾的“泛邏輯主義”哲學體系。黑格爾的思辨哲學體系用客觀精神和范疇抹殺了個體的存在,建立了沒有人居住的理論大廈,從而真理也就喪失了。存在是發自內心世界的孤獨、恐懼、絕望等心理體驗,故存在是荒謬的,它不可能有體系。他的存在思想成為20世紀存在哲學的重要理論來源。從海德格爾的此在結構分析、薩特的解釋美學和早期雅斯貝爾斯的生存澄明中,都可以覺察到克爾凱郭爾存在思想的蹤跡。
  當克爾凱郭爾抨擊基督教時,馬克思開始了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1844年,克爾凱郭爾發表了《恐懼的概念》、《哲學片斷》,而馬克思則撰寫了著名的《經濟學—哲學手稿》。馬克思從勞動異化觀出發,分析了人的存在發展。在他那里,存在即生命,而生命的特征是勞動。資本主義社會的異化勞動導致人性的扭曲,即存在本真性的喪失。在此意義上,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帶有“存在批判”的特征。
  馬克思的勞動異化思想恰恰是法蘭克福學派社會批判理論的一個思想來源。1932年馬克思的《手稿》被發現之后,馬爾庫塞旋即發表了《論奠定歷史唯物主義基礎的新源泉》(1932)。在此文中,他把當代工業社會的各種矛盾歸結為人的本質與存在之間的矛盾,從而把總體革命看作消除整體異化的根本途徑。
  梅洛-龐蒂的歷史觀是一種存在主義歷史觀,但其中也滲透著某些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在《可視的與不可視的》(1963)中,他通過把歷史的主觀因素與客觀因素融為一體,試圖重建歷史哲學。歷史源于存在。歷史是存在的“銘文”,是存在的顯靈或在場。但歷史的決定因素不是存在本身而是人類。如果沒有人類對歷史的“挪用”,歷史是不可能形成的。因此,在梅洛-龐蒂說來,唯有人類才是歷史的創造者和再創者。
  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的構想直接啟發了布洛赫的“希望哲學”。布洛赫認為,真正的人類精神的建立最終是以人類希望的極大滿足為前提的,而希望的滿足又與物質利益的極大滿足緊密聯系在一起。因此,他在《希望的原理》(1954—1959)中,試圖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實踐”范圍內重建希望因素,創立一種世界形態的“希望的原理”。
  對現代懲罚制度的批判是福柯哲學的主題之一。從他的《監督與懲罚》(1975)中,亦不難發現馬克思社會批判理論的影響。
  尼采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支配著20世紀西方哲學家的精神世界。早在1936年,海德格爾就在弗萊堡大學主持過尼采講座,后經整理發表了《尼采》二卷(1961)。雅斯貝爾斯則借助于尼采的思想思考了他后來畢生所研究的許多問題,并寫下了《尼采》(1936)、《尼采與基督教》(1946)等專著。
  早期薩特也曾受到尼采學說的熏陶,他的《蒼蠅》(1943)中的道德“毀滅嘗試”就淵源于尼采的基督教毀滅嘗試。卡繆的代表作《西西弗斯的神話》(1942),其哲學底蘊就是尼采的“永恒輪回”和“命運之愛”。
  福柯十分推崇尼采,視尼采為自己的精神導師。他的“反歷史說”根源于尼采的“視點主義”史觀,而系譜學則承襲尼采的“道德系譜學”。繼尼采宣告“上帝之死”后,他宣告了“人之死”。
  不過,必須指出,20世紀西方哲學家的精神狀況還受到其他哲學傳統的影響。摩爾、奎因等英美哲學家的思想發展與盎格魯—撒克遜哲學傳統是一脈相承的。胡塞爾畢生致力于所謂哲學的“新開端”,但他把自身的哲學努力與古老的哲學傳統聯系在一起。至于維特根斯坦是個例外。他與哲學傳統格格不入,其思想、術語的獨創性完全超乎哲學傳統,特別是超乎德國哲學傳統。     他致力于哲學的“自我揚棄”(Selbstaufhebung), 他把全部傳統哲學問題宣布為“不可理解的形而上學”。
    2.對立—疏遠—分裂
  從哲學史上看,每一個偉大哲學家都是一個不可混淆的個人,一個自我表現的人。每一個哲學家都用個性來實現其哲學,通過他的思維和氣質影響著世界。由于個性、思維風格和氣質上的差異,20世紀許多同時代哲學家們時常處于一種特殊的緊張狀態中。在他們內在的境界和高尚的素質后面,有時隱藏著一種偏激的、甚至是咄咄逼人的氣氛;他們彼此懷有敵意,私人關系變化不定,彼此很少相互諒解。
  在《本真性的隱語》(1964)中,阿多爾諾挖苦海德格爾的語言風格,稱之為德國“殘缺教養”的象征。而在《否定的辯證法》(1966)中,他又指責海德格爾的基礎存在論是“20世紀的存在神話”。
  雅斯貝爾斯一生樹敵頗多。盡管他承認,胡塞爾的現象學方法是“大有教益的方法”,但他認為,胡塞爾要求哲學是一門科學,是“最天真最徹底地背叛了哲學”。在《關于馬丁·海德格爾的筆記》(1978)等著作中,他認為,海德格爾的早期思想是一條“歧途”,而后期向語言的新突破乃是一種“唯靈論”。
  雅斯貝爾斯也把另一個同時代人布洛赫稱作唯靈論的信徒。反之,布洛赫對雅斯貝爾斯也沒有好感,稱他為“老實的后生”、“親法西斯主義的虛無主義”等。布洛赫還指責海德格爾的此在分析是對“社會學的無知”;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是從“過去的力量”中尋找人的形象和身分。對于他來說,人類最深層的根本沖動是“饑餓”。比起“饑餓”這一原始沖動,所謂“里比多”、“畏”等就顯得太奢侈、太淺薄了。
  馬爾庫塞則向維持根斯坦宣戰。維氏熱衷于“讓一切依然如故”,這在他看來是學術上的“施虐—受虐狂”,表達了知識分子的極端“自卑感和自責感”。日常語言批判雖能揭示許多語言歧義,但它本質上又都處于“語言游戲”和“學術胡謅”的范圍之內。馬爾庫塞對薩特也提出了尖刻批評,指責后者的存在主義是意識形態的一部分,是虛假的“激進主義”。他抱怨,正是薩特的存在主義本身挫敗了革命理論的出現。
  海德格爾對其學生薩特也冷眼看待。他申明,薩特“存在先于本質”的命題與《存在與時間》中所闡明的思想毫無共同之處。“存在先于本質”乃是一種“倒轉了的形而上學命題”,是對存在的真理的遺忘。雅斯貝爾斯對薩特的這一存在主義命題也頗有微詞:所謂“自我選擇”、“自我創造”的思想是不真實的,因為人從來都不會是既非生物的,又非社會的和形而上學的。
  卡繆則孤軍奮戰,尋求思想上的交鋒。他在《西西弗斯的神話》中,全面反擊了克爾凱郭爾、雅斯貝爾斯、海德格爾等人的存在思想。
  個性、氣質和風格上的差異,導致哲學家們曠日持久的爭吵、公開的意見沖突,甚至導致某些哲學家之間友誼的破裂。例如,胡塞爾與海德格爾、舍勒;薩特與卡繆、梅洛-龐蒂。不僅學術分歧、政見相左也導致志同道合者各奔東西。例如,卡繆與梅洛-龐蒂。
    3.滲透—趨向—連續性
  盡管20世紀西方哲學家之間普遍存在著對立、沖突和分裂傾向,但他們之間也不乏相互滲透、相互趨向的傾向。例如,阿多爾諾—布洛赫—馬爾庫塞—卡繆—薩特—梅洛—龐蒂。顯而易見,他們之間除了結論的分歧以外,還存在著提問和處理問題上的相似性。
  20世紀西方哲學的連續性,首先表現在同時代哲學家之間存在著卓有成效的合作關系。法蘭克福學派的主要成員堪稱是學術合作的范例:霍克海默—阿多爾諾—馬爾庫塞;其次,連續性也表現在師徒之間的分工合作上:摩爾—維特根斯坦,胡塞爾—海德格爾—馬爾庫塞。
  從胡塞爾、海德格爾對后世哲學的效應中,我們能夠尋覓20世紀西方哲學的連續性進程。眾所周知,胡塞爾奠定了現象學基礎,產生了世界性影響,而海德格爾的存在論解釋學則開啟了以伽達默爾為代表的當代哲學解釋學。
  胡塞爾與海德格爾的關系比較奇特。海德格爾曾長期担任《哲學與現象學研究年鑒》主編,被胡塞爾視為現象學傳統的當然繼承人。但是20年代,胡塞爾的主要興趣是“先驗現象學”,而海德格爾則傾心于“存在”問題。海德格爾曾把《存在與時間》(1927)敬獻給胡塞爾,可是胡塞爾對此書大失所望。他指責海氏對“存在”的關注是對現象學運動的最大背叛。但事實上,海德格爾并未完全拋棄現象學,他的存在哲學中含有明顯的現象學方法論成分,反之,海德格爾的著作對胡塞爾也構成某種挑戰。1936年胡塞爾撰寫了《歐洲科學的危機與先驗現象學》,此書很大程度上是對海氏《存在與時間》一書的回應。盡管各自的出發點不同,但兩人都涉及了人生問題,并得出了相似的結論。海德格爾以“在世”概念,胡塞爾以“生活世界”概念分別描述了人與自然合一的境界。
  作為現象學家,舍勒曾是胡塞爾《年鑒》的合作者。雖然二人之間直接交往不多,學術旨趣各異,但這并不排除二人現象學之間的精神聯系和親緣關系。舍勒對現象學的領悟和把握可謂“心有靈犀一點通”,他將現象學方法應用于倫理學、文化哲學和宗教領域,奠定了“應用現象學”的基礎。
  1913年雅斯貝爾斯發表了《普通精神病理學》,他把胡塞爾的現象學描述性方法應用于精神病理學研究,奠定了精神病理學研究中的現象學方向。
  薩特的思想與胡塞爾、海德格爾也有親緣關系。他的早期著作《論自我的超越性》(1937)便是胡塞爾現象學描述方法的具體運用。后來,他又深受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的影響, 撰寫了《存在與虛無》(1943)。
  梅洛-龐蒂有時被認為是胡塞爾最好的解釋者和繼承者,有時又被認為是與海德格爾、薩特同屬一類的存在主義者。因為他的著作兼有現象學和存在主義的特征。例如,他的《知覺現象學》(1945)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作。
  阿多爾諾有時也被認為是胡塞爾的繼承人,他的博士論文的題目叫《關于胡塞爾現象學中的矛盾》(1924)。30年代,他繼續從事現象學研究留下了大量手稿,后經整理發表了《認識論元批判:關于胡塞爾研究和現象學的矛盾》(1956)。盡管阿多爾諾挖苦海氏的語言和存在論,但他的否定辯證法的核心內容恰恰體現了海氏的基本命題:即現代人的“無家可歸狀態”。他的“否定”(Nigative)概念與海氏的“無”(Nicht)概念大有異曲同工之妙。
  此外,作為師徒關系,摩爾與維特根斯坦在研究方向、基本思路和結論上都有許多一致之處。前者為語言哲學掃清了道路,后者系這派哲學的主要代表。
      三、哲學
    1.哲學的任務
  哲學是什么,哲學應是什么,哲學能夠是什么,這個問題歷來眾說紛紜,以致被稱為“哲學的丑聞”。面對自身時代的危機和危機意識,20世紀西方哲學家們對這個古老的問題紛紛作出了新的解答。大體說來,一部分哲學家堅持哲學的實踐原則,把哲學與現實聯系起來,通過探求哲學的新開端,重新規定哲學的任務。另一部分哲學家則積極評價當代自然科學成就,通過把哲學與科學結合起來,重新解釋哲學的任務。
  摩爾認為,哲學的首要任務是,要真正弄清楚某個哲學家所講的某些話究竟意味著什么。為此,他特別注重語言分析,即概念的各種特殊性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他探討某些概念的用法,考察這些概念在哲學語言及日常語言中的異同,以澄清哲學概念、哲學問題和哲學命題的意義。
  同摩爾一樣,維特根斯坦也強調“全部哲學是語言批判”。哲學不是一種學說,而是一種活動。哲學的任務是自我揚棄,即拒斥一切形而上學問題:“凡是不可說的,對它就必須保持沉默。”照此說來,傳統哲學問題都是形而上學問題,即沒有意義的“假問題”。后期維特根斯坦也把語言批判視為哲學的根本任務,甚至理解為“哲學的治療”。他斷定形而上學是一種“精神疾病的語言”,真正的哲學任務應該是治療這種語言精神病,應該為哲學家們澄清語言的混亂而提示方向。不過,后期維特根斯坦拋棄了前期語言唯我論,導入了“語言游戲”概念,強調語言的社會性、公共性和活動性。
  奎因也認為哲學的任務是對科學語言作邏輯分析。但與維特根斯不同,他強調任何科學家的理論學說都具有某種本體論立場。哲學的基本任務之一就是通過對科學語言的邏輯分析來揭示或澄清其本體論立場。通過“本體論的承諾”,奎因最終將邏輯經驗主義和實用主義結合起來。
  如果說維特根斯坦畢生致力于哲學的“自我揚棄”,那么胡塞爾則畢生致力于哲學的新開端——現象學。在他說來,歐洲的一切危機,首先是人的危機,而科學主義哲學只能加深日趨嚴重的歐洲人的危機。先驗現象學作為一門“嚴密科學”,既適用于自然科學也適用于人生問題。因此,他試圖通過現象學這門“唯一正確”的哲學思維,解決哲學的傳統任務:奠定全部科學的基礎,澄明全部人類生活,為解決社會問題提供一種倫理規范和“實踐關系”。
  就像胡塞爾一樣,梅洛-龐蒂也具有深刻的時代危機意識。但是,在他看來,現象學既非濟世良方,亦非哲學的“新開端”。哲學是“源始的、無解的,它涉及的是運動”,故哲學的任務是學會重新看待世界。人是在世之在,而世界之在顯現于人的知覺。知覺是先于科學抽象和反省思維的“直觀體驗”,是真正的存在,是人的生活的源泉。因此,哲學要“回到事實本身”就必須回到主體知覺,即科學以前的世界。進言之,真正的哲學知識是“知覺”(Wahrnehmung), 即體驗解釋學和存在解釋學。
  福柯也意識到了自身時代的全面危機。他認為,時代危機的癥狀是“現代合理性”,這一癥狀反應在個人之中,也反映在制度中,業已成為科學和哲學中的最大威脅。因此,全力打破知識事業中的“合理化”乃是哲學的根本任務。一如梅洛-龐蒂,福柯也堅信人的思維的有限性和理性的復合性。主體反思并不能把握人與世界的深層關系,因而他要求把“話語”(Diskurs)置于哲學思維的核心。但是, 哲學不是提供一般的話語理論,而是提供具體的陳述領域里的“話語分析”。這種話語分析是一種“調節了的實踐”,有其堅定的“權力傾向”。
  阿多爾諾強調,哲學必須面對時代的挑戰并對這個時代負責。但他反對一切本體論,反對把某物奉為第一性,因為任何一種“世界圖景”都意味著一種現有事物的永恒性。哲學的真正功能是“批判的反省”。哲學不是體系,而是批判。近代哲學中,笛卡爾批判了斯多葛派的教條主義,萊布尼茨批判了經驗主義,康德批判了休謨和萊布尼茨,黑格爾批判了康德,馬克思批判了黑格爾。因此,在當今“普遍社會壓制的時代”,哲學的任務就是拋棄傳統的總體性觀念,作為“他律性的牽制力量”對現存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體系進行批判。唯其如此,才能維護自由,走向真正的人道主義。
  布洛赫的早期哲學是對一戰導致的生存危機和精神危機的獨特反思。他的《烏托邦的精神》不僅有對危機的判斷,也包含著一種解決方案,即“具體的烏托邦”。“烏托邦”(Utopie)并不意味著靜觀或消極等待,而是積極參加社會改造的歷史進程。因此,烏托邦是人們改造現實的能動原則。哲學的任務不是描述現狀,而是喚醒生活,即動員人的潛力,積極改造現存社會,把一個更美好的“世界之夢”變成現實。
  馬爾庫塞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進行了社會心理分析。當代資本主義是一種新型的極權社會,它正在把人類拖入“新的野蠻狀態”。當代資本主義正利用工業技術的“新控制”,對人的心理進行系統的操縱和控制,改變人的心理結構,使個人同社會強加給他的生活方式同化、溶合和一體化,從而使工業社會的合理性成為政治的合理性。因此,當今哲學的迫切任務是,對發達工業社會的“病態性”進行分析,揭露種種異化現象,為建立一種非壓抑的文明提示方向。
  像大多數同時代哲學家一樣,雅斯貝爾斯也反對把哲學視為一門科學或學問。他認為,傳統哲學在黑格爾哲學中宣告結束,從此哲學不再是推論和說明的體系,而是一種澄明生存的活動。因此,他很少用“哲學”(Philosophie )一詞,      而是代之以“哲學活動”(Philosophieren)。他的早期生存哲學就是一種危機哲學,帶有一種“警世”性質:在日益平均化、機械化、大眾化的時代里,呼吁人們追求“本真”,尋找“本原”,成為真正的人。鑒于科學技術時代的全球現實,后期雅斯貝爾斯探索了一門康德“世界公民”意義上的全球哲學——“世界哲學”(Weltphilosophie)。
  后期海德格爾的思維轉向與當代技術現實也不無聯系。他把當代稱為“技術時代”,技術標明了這個時代的本質。所謂“技術”并非手段和工具, 而是一種“強求”, 其本質是人們無法控制的“座架”(Gestell)。 現代人的悲劇多半在于科學技術搶占了古老的形而上學地盤。因此,他的后期哲學就是要從當代科技文明中喚起一種“危難意識”,從存在者面目全非的世界中得到治療和拯救,回復或進入到健康的世界。對他說來,從“既無歷史又無家可歸”的工業技術時代中,把“存在”揭示出來,這是哲學的一大“宿命”。
    2.哲學的主題
  (1)價值與意義
  價值與意義問題是20世紀西方哲學的主題之一。在舍勒的全部哲學中,價值(Wert)問題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價值是終極事實,與此相關的是價值體驗。舍勒把基本價值歸納為四類:a、感覺價值;b、生命力價值;c、精神價值;d、宗教價值。每一個價值等級都與特定人格類型相聯系:感覺價值—藝術家;生命力價值—英雄;精神價值—天才;宗教價值—圣者。在與價值有關的整個情感領域里,舍勒著重探討了“愛”(Liebe)。在他那里,愛不是一種反應行為, 而是一種“放射行為”。因此,只有愛才能觸及被愛者的內心世界,只有愛才能達到人的最高價值。一個人越是能愛,就越能實現其價值,而世界對于他就越是充滿著意義。
  卡繆則通過對虛無主義的反思,發現了存在的價值和意義。當人意識到世界的荒謬時, 他就領悟到自己生存的空虛。 所謂“荒謬”(Absurd)就是指人的希望與現實之間不可調合的沖突。但是,面對世界的荒謬與虛無,卡繆反對把“自殺”作為解決辦法。對于他來說,對荒謬和虛無的唯一揚棄就是“反抗”(Revolte)。 反抗既是對荒謬的抗議,也是新價值的創造。“我反抗,故我們存在”。荒謬—反抗—價值,這是一個肯定的公式。在后期卡繆那里,反抗代表著人類的共同抗議和團結一致的社會行為。人們進行反抗,不是為了個人利益,而是為了捍衛人類的共同利益和價值。
  在馬爾庫塞的批判理論中,“抗議”(Protest)也表現為意義。“幸福的實質就是自由的實質”。但是,幸福與欲望是不可分割的,幸福乃是欲望即“精神化的欲望”的滿足。然而,當代資本主義的高福利、高消費麻痹人們的反抗意識,對人性、愛欲加以全面壓制,使人變成“單向度的人”,使社會成為一個“攻擊性社會”。因此,馬爾庫塞強調,必須進行一場“烏托邦革命”,改變人的“單向性”,形成“新意識”,以造就一代“新人”,建立一種具有藝術美感和道德性質的自由社會。但是,面對全面異化的西方社會現實,他最終認為這個烏托邦革命是“最抽象、最遙遠的東西”。于是,他轉向“大拒絕”,號召人們用“暴力”來迫使資本主義社會撕下“民主”的假面具。
  布洛赫的烏托邦觀點是對“墮落”資本主義社會的抗議,是對普遍異化現狀的抗議。但是,這種抗議不是僅限于對現狀的批判,而是要對一個廣泛的未來目標負有責任。因此,烏托邦的作用在于“意義發現”(Sinnfindung)。一個“具體的現實的烏托邦”不是怪論, 而是“同趨勢和潛勢的一致”,它包含著朝著“還不存在的事物”的方向上的人的積極因素、人的行為。與卡繆、海德格爾不同,在布洛赫那里,“死亡”(Tod)并非一切價值的毀滅者,“畏”也不是哲學思維的起點。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形而上學家”,他視死亡為無神論宗教的希望所在:死亡拓寬了不朽思想的烏托邦,加深了死亡所積淀的那個世界過程的意義。
  (2)生存
  “生存”(Existenz)是20世紀西方哲學的又一主題。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開了20世紀存在哲學的先河。他的“生存論的籌劃”、“被拋狀態”(Geworfenneit)等概念成為薩特自由哲學的重要因素,而“在世”(In-der-Welt-sein)則直接啟發了梅洛-龐蒂的知覺現象學。海德格爾通過生存分析,從新的思路論述了人生、世界、認識、情感、死亡、時間、歷史等重大課題。本真的生存狀態就是先行領悟到此在最本己的終極可能性—死亡。“向死而在”就是有所作為,死亡是生命過程中的一種創造性力量。
  “生存”是雅斯貝爾斯哲學的基本概念,他的哲學就是“關于生存的哲學”。生存哲學把“生存”置于現實的中心,但這并不表明它把生存作為唯一的現實。生存的結構就是生存的開放性:“生存必有超越者”。    因此,    雅斯貝爾斯的生存哲學既是“生存澄明”(Existenzerhellung),又是“形而上學”。作為生存澄明, 生存哲學呼喚自由;作為形而上學,生存哲學呼喚超越者。
  從現象學存在主義出發,薩特把“生存”理解為自由。自由即境況中的籌劃、選擇和行動。生存包圍著自我,處于自我之中,但永遠無法觸及它。生存具有主體性,它不斷否定,投出自身成為它主觀意愿的東西。“生存先于本質”,這個命題的意義在于,人出生時沒有先天的本質,亦沒有設定人性的上帝,人通過后天的選擇確定自己的價值,而這種選擇是絕對自由的。人不外是由自己造成的東西。與海德格爾的理解不同,在薩特看來,“人是一堆無用的激情”,人的出生沒有道理,人的死亡亦沒有道理。
  (3)形而上學
  20世紀西方哲學家們對形而上學問題,尤其是對上帝與不朽問題大都采取懷疑或審慎態度:要么堅決拒斥,要么避而不談。
  但是,也有一些例外。舍勒單刀直入,力圖以直觀體驗證明上帝之在。只要人是有限精神,人就追求無限,宗教行為深植于人的本性。人是“面向上帝的X”,人與上帝共存。 完整的人與上帝是可以互換的存在。上帝被體驗為、被領悟為生命與精神的統一。人與上帝彼此獨立,但也彼此包容。人通過上帝看到的是自身的完整性,上帝通過人看到的也是自身的完美性。人接近上帝,上帝也接近人。人的生成同時就是上帝的生成。
  反之,薩特是個無神論的存在主義者。他對上帝與不朽問題一概持否定態度。人是自為,他面對自在世界。人渴望成為“自在自為”,即成為“上帝”。但是,人的自為的本性就是要對自在進行否定和虛無,所以人永遠達不到自在自為。上帝的觀念是徒勞的,我們徒勞地犧牲自身。無獨有偶,卡繆也固執地認為上帝、不朽等問題是不可解決的問題,最好放在一邊,不談為妙。
  布洛赫致力于歷史重建,試圖在無神論范圍內重新考慮宗教和形而上學問題。   他認為,    人類的最高希望出現在“神本質”(Gott-Hypostase)。但是,若沒有無神論,宗教就流于迷信,“救世主義”就失去任何現實基礎。因此,他倡導一種“基督教無神論”。只有無神論者才能成為真正的基督徒,反之,只有基督徒才能成為真正的無神論者。“上帝尚未存在,但他即將存在”。耶穌不是上帝之子,而是塵世之子,是尚未出現的人類的理想—善的化身。
  雅斯貝爾斯強調指出,對上帝的反省是一切有意義的哲學思想的典型特征。但是,上帝的存在與上帝的不存在同樣都是不能證明的。一個經過論證的上帝將不是上帝,而只是這個世界中的某物。因此,他反對基督教的啟示信仰,而倡導“哲學信仰”(Philosophische Glaub)。上帝是不可見的,他不能被人看見,而只能被人信仰。這種信仰不是源于世間經驗的界限之內,而是源于人的自由之中。一個真正意識到自身自由的人,便可獲得“上帝的確定性”。自由與上帝是不可分割的。
  阿多爾諾以“反體系”著稱,但他的社會批判理論的前提恰恰是一個形而上學命題:“全體是非真理”。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是一個“否定的全體”,對此只有借助“否定的辯證法”才能有所領悟。因此,阿多爾諾并沒有重復猶太人的“千年王國說”或馬克思的社會革命理論,相反,他著眼于否定的社會現實,否認烏托邦理念的任何當下內容。但是,他通過揭示未來烏托邦社會圖景中的肯定因素——主客統一、理論與實踐統一、人與社會統一、人與自然統一等——試圖克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否定性現實。因此,在他那里,批判與拯救是聯系在一起的。他的否定邏輯的實質在于,揭示了未來烏托邦社會圖景的肯定因素:“人類是高于一切的”,必須建立一個有人類尊嚴的社會。
  早期海德格爾以拒斥或消解傳統形而上學為己任,他的《存在與時間》批判了自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到尼采的整個西方哲學史。但是,他由于執著于“存在”的神話,被視為“最后一個形而上學家”。自《哲學論文集》 (1936—1939)起, 他另辟蹊徑, 試圖借助“事件”(Ereignis)概念重新標明人與存在的關系。但是,他由于把“事件”理解為“自身環繞的界域”,最終還是把形而上學留給了自己。海德格爾的全部哲學也始終貫穿著宗教因素, 他的早期哲學中的“非神話”(Entg@①tterung)系一種否定神學,它并不排除宗教體驗意義上的宗教信仰,而僅僅標志著上帝和諸神的缺席狀態。晚期海德格爾的宗教觀幾經變化,最終他自稱是“等待上帝的人”。因此,他被后世認為是“追隨基督教福音的人”。
      四、結語
  20世紀西方哲學的基本傾向是多元化,但多元化圖景中始終貫穿著連續性線索。20世紀西方哲學家們大都具有深刻的時代危機意識,他們生活在時代中,并為自身時代進行哲學思維。20世紀西方哲學家們的精神世界主要受19世紀哲學先驅、20 世紀科技發展及政治局勢的影響。20世紀西方哲學的主題是生存、價值與意義、形而上學等。人類學轉向和語言學轉向乃是20世紀西方哲學的偉大轉向。
  21世紀將是世界時代。隨著世界時代的到來,“世界”已被置于現實的中心,“世界哲學”已成為一切哲學研究的新任務。“世界轉向”必將成為21世紀哲學的偉大轉向。但是, 20 世紀哲學的諸主題仍將為21世紀哲學所關注。因為哲學歸根到底是對人的追問、對世界的追問、對超越存在的追問。
  作者單位: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
社會科學戰線長春82~91B6外國哲學夢海20002000作者單位: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 作者:社會科學戰線長春82~91B6外國哲學夢海20002000
2013-09-10 2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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