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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西方史學對蘭克史學的批判與繼承
20世紀西方史學對蘭克史學的批判與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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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隨20世紀前半葉世界的動蕩和戰后世界發生的深刻變化,20世紀西方史學經歷了重大的危機和變遷。本世紀初,西方史學承受的主要遺產是19世紀的蘭克史學。蘭克史學形成于19世紀中期,它一經形成,就居西方史壇的“正宗”。它“提供了一種史學模式,直至20世紀,這種模式仍然支配著歷史研究”(注:伊格爾斯等編:《蘭克史學的理論和實踐》(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 Leopold Von Ranke),前言,伊文頓1983年版,第11頁。),被當代西方史學家視為19世紀西方傳統史學的主要代表。20世紀以來,特別是二戰以后,西方史學發展跨入新階段。這個階段的主要特征是:蘭克史學在西方史壇上的支配地位不復存在,以“年鑒學派”和本世紀五六十年代在歐美各國興起的新史學分支、被當代西方史學家統稱為“新史學”的史學流派蓬勃發展。但是,蘭克史學的影響并未消失,深受蘭克史學影響的所謂傳統史學仍是現代西方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就是高舉著批判蘭克史學的大旗登上現代西方史壇的“年鑒學派”和“新史學”,也在一定程度上繼承了蘭克史學思想。所以,20世紀西方史學和蘭克史學的關系并不是一個階段簡單地否定另一個階段的關系,而是批判和繼承的關系。本文主要目的就是闡述這種批判與繼承關系。
      一
  盡管蘭克在人們眼中是一個性情溫和、思想保守、遠離政治的學者(注:見湯普森:《歷史著作史》,下卷,第3分冊,孫秉瑩等譯, 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231—232頁。),但產生于19世紀中期的蘭克史學仍有其鮮明的時代特征。萌芽于18世紀的浪漫主義思潮,在19世紀達到高潮。浪漫主義是繼啟蒙主義之后出現在西歐思想舞臺上的一股社會思潮。眾所周知,批判舊制度、掃蕩舊觀念,是啟蒙思想家的偉大貢獻。但啟蒙思想家缺乏歷史感,不懂歷史辯證法。在伏爾泰、休謨、羅伯遜等一批理性主義史學家看來,西歐中世紀史像“天書一樣難以理解”,那是“狼與熊的活動”的時代,是“鷹與烏鴉之戰的時代”,是黑暗的時代(注:古奇:《十九世紀歷史學與歷史學家》上冊,耿淡如譯,商務印書館1989年版,第87頁。)。對啟蒙思想家的非歷史觀點,恩格斯作過深刻批判,他說:這種非歷史觀點把“中世紀”視作“歷史的簡單的中斷”,“這樣一來,對偉大歷史聯系的合理看法就不可能產生,而歷史至多不過是一部供哲學家使用的例證和插圖的匯集罷了”(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5頁。)。作為對啟蒙主義思潮的反動,浪漫主義思潮強調歷史發展的連續性和文化的民族性與特殊性,強調民族文化的特殊價值,反對用抽象的原則或觀念評判歷史(注:見張芝聯:《資產階級歷史主義的形成及其特征》,《世界歷史》1979年第1期。張廣智,張廣勇:《史學,文化中的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01—205頁。19世紀后期,浪漫主義的歷史觀點和方法在德國被概括為“歷史主義”。     該詞的德文為Historismus ,    也釋為“歷史至上主義”(見《德漢詞典》“Historismus”條,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19 世紀的資產階級歷史主義思想有兩方面:在歷史觀上,它強調社會歷史現象的獨特性、個別性;在史學認識論和方法論上,它強調每一個歷史時代只能根據其自身的發展邏輯來認識,必須設身處地地領悟歷史人物的思想、意志和感情〔見《豐塔納現代思想辭典》( The Fontana Dictionary of Modern Thought),英國威廉·科林斯父子出版公司1977年版,第285—286頁〕。蘭克史學思想的主要特點與此相符。20世紀以來,“歷史主義”概念在西方學術界已變得十分混亂(見波普爾:《歷史主義的貧困》,何林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7年版,第1—2頁)。)。
   蘭克的“浪漫主義色彩很濃”(注:轉引自湯普森:前引書, 第232頁。),他的歷史思想和學術實踐都注入了浪漫主義的精神。 蘭克篤信宗教,他的歷史觀具有濃厚的宗教色彩。他認為,歷史是精神的舞臺,思想的展現,歷史的價值就在于其內在的精神。他曾說過:“對古代懷有淺薄的、淡漠的、邪惡的想法的人會因為他們這些想法而受到譴責的”,“內在的精神因被輕視起而復仇。”這種內在的精神源自上帝,是神意的體現,因為“一切歷史中都有上帝居住、生活,讓人看得見。每件行為都證明有上帝,每時每刻都宣揚上帝的名字,但在我看來,最能說明上帝存在的就是歷史的連續性”,“我的一切作為都應以顯示活生生的上帝,各民族的、全世界的上帝為宗旨”(注:轉引自湯普森:前引書,第232頁。)。
  蘭克這種唯心的、帶有神秘的宗教色彩的歷史觀直接影響著他對近代西方文明的認識。他的“幾乎所有的史學論著都致力于探討近代文明的興起問題”(注:伊格爾斯等編:《蘭克史學的理論與實踐》,導言,第36頁。)。他認為,近代西方文明的誕生是人類歷史進程中一個至關重要的現象,促使近代西方文明興起的主要因素是近代民族國家和宗教,而兩者又是結為一體的(注:見古奇:前引書,第193—194頁。)。國家是歷史發展的主線,但國家不是抽象的,而是“活生生的、個別性的、獨特的”,國家建立在特殊的精神基礎之上,或者說,國家的內涵是一種特殊精神(注:伊格爾斯等編:《蘭克史學的理論與實踐》,第112頁,并見第118頁。)。誰是這種特殊精神的“載體”呢?“他常常宣稱歷史上的決定性因素是實干的人。 ”(注:見古奇:前引書, 第178頁。)根據蘭克的史學論著內容,所謂“實干的人”,是指政治、宗教、軍事、外交舞臺上的上層人物,歷史面貌是由這些上層人物的思想、精神決定的。所以蘭克史學論著特征之一是“關于人民的少,關于君主的多”(注:見古奇:前引書,第178頁。)。蘭克本人也認為,研究歷史“得以會見往日的英雄豪杰”,這是“人生快事”(注:見古奇:前引書,第177頁。)。
  后人常常認為蘭克史學方法論的主要內容就是重視對歷史資料的考證。這樣理解當然不錯,但不全面。蘭克史學方法論應包含三方面:一是重視對歷史資料的考證;二是主張如實的、個別化的描述;三是強調對歷史過程和現象的“領悟”。這三點在蘭克史學思想中是一個整體,而且和他的歷史觀有著嚴密的邏輯聯系。既然蘭克把歷史視作精神活動,認為這種精神源自上帝,他也就合乎邏輯地認為歷史不存在什么客觀規律了。蘭克關注的是特殊精神的特殊價值。蘭克認為,社會歷史現象是一次性的、獨特的、個別性的。史學家的任務就是對歷史現象做客觀的、如實的、個別化的描述。蘭克堅決反對根據某種理論或抽象原則概括歷史。在他看來,史學之所以為史學,就在于它拒絕一切歸納、綜合、概括等一般性方法,因為對歷史進行歸納、綜合、概括,必然有所舍棄,而精神的獨特性,也即歷史的內在價值只能通過史學家的個別化描述一一展示出來,歸納、綜合、概括只能損害歷史的內在價值。蘭克在《拉丁和條頓民族史》一書的序言中寫下了一段名言:“歷史指定給本書的任務是:評判過去,教導現在,以利于未來。可是本書并不敢期望完成這樣崇高的任務。它的目的只不過是說明事情的真實情況而已。”(注:見古奇:前引書,第178頁。)蘭克此言的針對性顯而易見, 實際是在宣稱:史學家的理論前提和主觀意圖只能妨礙史學家說明事情的真實情況。
  如何才能“說明事情的真實情況”呢?蘭克認為,首先,史學家對待歷史資料必須有批判精神,對待歷史著作必須詳考其資料來源。他提出了一整套考證和使用歷史資料的方法。他的準則是:“最接近事件的證人是最好的證人;當事人的信件比史家的記錄具有更大的價值。”(注:見古奇:前引書,第179頁。 )蘭克曾寫有一篇著名的《近代史家批判》,對近代一批著名史學家的權威著作的歷史資料進行嚴格考查(注:湯普森:前引書,第234頁。)。 蘭克要求史學家應該充分運用第一手資料,即當事人的書信、日記、檔案以及其他原始文獻。蘭克的學術實踐使他成為近代西方史壇上著名的考據大師,成為近代西方批判史學的奠基人。
  中外史學界有人稱蘭克史學為實證主義史學,主要根據是蘭克史學的“求真”切合實證主義的要求。從蘭克歷史思想的整體來看,稱蘭克史學為實證主義史學是不妥當的。實證主義哲學創始人孔德認為,科學研究分兩個步驟:一是搞清事實,即按照現象本身的樣子記錄現象;二是對于零亂的事實賦予“意義”,即陳述現象相互聯系的規律,建構法則或模式(注:見沃爾什:《歷史哲學——導論》,何兆武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158—159頁。)。孔德認為,自然科學方法與史學方法是相通的,即都應搞清事實,發現規律,因而他認為史學能夠成為一門科學。蘭克不否認史學是科學,但他說的科學不是自然科學意義上的科學,這一點下面再談。蘭克始終認為史學是研究特殊現象的學問,史學家的對象是特殊的精神活動,歷史過程中沒有支配精神活動的普遍規律,所以史學排斥自然科學使用的一般性方法,拒絕揭示規律。蘭克還認為,對歷史資料的考證只是搞清事實,至于潛藏在事實背后的精神,只有通過史學家的領悟才能再現出來。蘭克在要求史學家對歷史資料進行嚴格考查的同時,還要求他們進入歷史人物的內心世界,靠直覺領悟歷史人物的精神活動,這樣才能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所以蘭克在強調考證和客觀描述的同時,又要求“把各種事件有秩序地組織在一起”,“公正地理解”(注:湯普森:前引書,第250頁。)。 蘭克的思想顯然不符合孔德的實證主義哲學。至于蘭克對考據的重視,則有特定的背景。19世紀,西方史學正向職業化、專業化方向發展。蘭克堅信史學是一門科學,是一門獨立的、特殊的科學。科學以事實為基礎,不能建立在預先選定的觀點或理論上,所以蘭克“竭盡全力求得一種方法,以便在歷史中找到客觀的真實”(注:湯普森:前引書,第254頁。)。不能否認實證主義對19世紀西方史學的影響,它的確推動了史學家對歷史資料的考訂和積累。然而,“從事實中推導出支配社會變化的普遍規律”這一實證主義的基本思想,“對于歷史學家很少有、或者完全沒有吸引力”(注:見沃爾什:《歷史哲學——導論》,何兆武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160頁。)。
  在史學認識論方面,蘭克認為歷史認識完全可以成為客觀的認識。只要史學家得到可靠的歷史資料,排除一切理論和主觀意圖的干擾,不偏不倚、冷靜客觀地進行描述,就能恢復歷史真相。正是在此意義上,蘭克承認史學是一門科學。不過他所說的科學不是探索規律的科學,而是描述獨特性、個別性,展示特殊的精神活動的科學。后人稱蘭克史學為客觀主義史學,或科學史學,也正是在此意義上講的。
  蘭克著作等身,影響甚巨。19世紀中葉以后,德國和歐美其他國家的一批大史學家都出自蘭克門下,蘭克和其弟子形成著名的“蘭克學派”,在西方史壇長期占據主導地位。
      二
  對蘭克史學的批判并非始于20世紀。1891年,德國史學家卡爾·蘭普萊希特(K. Lamprecht)的《德意志史》第一卷問世,旋即引發了一場激烈爭論。這場爭論“就持續時間之長、參加人數之多來說,在德國資產階級史學上是無可匹敵的”(注:加爾金:《歐美近代史學史》上冊,董進泉等譯,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205頁。)。 蘭普萊希特對德國史的研究在兩個方面不同于蘭克史學:第一,蘭普萊希特“把對中世紀以來德國政治史的研究與對經濟、社會和文化的考察結合在一起”;第二,“他把描述式的、編年式的方法與歸納、概括結合在一起,試圖揭示德國歷史進程中某些規律。”(注:伊格爾斯:《政治社會史》( The Social History of Political :Critical Perspectivesin West German Historical Writing Since 1945),貝格1985年版,第9、11頁。 )蘭普萊希特的研究是近代西方史學界努力突破蘭克史學模式的第一次重要嘗試,現代西方史學的很多特點都已在蘭普萊希特的研究中初露端睨。但蘭普萊希特引發的爭論“并沒有將德國的歷史研究引上新的途徑”(注:伊格爾斯:《歐洲史學新方向》,趙世玲等譯,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88頁。)。蘭克史學仍然是西方史學的樣板。
  20世紀以來,特別是二戰以后,蘭克史學經歷了空前的危機。對蘭克史學的批判既來自職業史學家,也來自歷史哲學家。
  史學家對蘭克史學的批判主要針對兩方面:
  第一,狹窄的研究領域。現代西方史學家認為,蘭克史學的主要缺陷是只關注政治史,結果限制了史學家的視野。他們認為,歷史的內容豐富多彩,所以歷史學必須越出政治史的框框,研究歷史進程中的方方面面。
  政治史是現代西方史學家批評蘭克史學的焦點。法國“年鑒學派”創始人呂西安·費弗爾(L.Febvre)和馬克·布洛赫(M.Bloch )激烈反對把政治史置于歷史學的中心位置,主張歷史學的中心內容應是社會史、經濟史和文化史。他們大力倡導研究社會歷史與地理環境的關系,歷史進程中的經濟結構與經濟態勢,歷史上普通民眾的心理與精神狀態,并要求綜合史學各分支的內容,探討歷史的整體面貌(注:見《歐洲史學新方向》,第57—64頁;另見姚蒙:《新史學》,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9頁。)。美國著名史學家魯濱孫(J.H.Robinson )也反對把過去的政治事件看作歷史的主要內容。他說:“人類的活動不僅是當兵,做臣民,或做君主;國家也決不是人類唯一關心的事情。”“從廣義來說,一切關于人類在世界上出現以來所做的、或所想的事業與痕跡,都包括在歷史范圍之內。”歷史學應包括人類所有的活動,所以歷史學是“研究人類過去事業的一門極其廣泛的學問”(注:魯濱孫:《新史學》,齊思和等譯,商務印書館1989年版,第9、3頁。)。
  二戰以后,西方史學家對蘭克史學的批評日益激烈,蘭克史學的地位逐漸動搖,西方史學開始“轉型”。50、60年代以來,很多史學家已不再把國家和政治舞臺上的顯要人物的意志、活動看作歷史發展的主線。他們的注意力“已從權威人物和決策者轉向普通民眾”,“對顯要人物的興趣似乎在迅速消失”(注:拉比、羅特貝格:《80年代和以后的新史學》(New History:The 1980s and Beyond),普林斯頓1982年版,第5頁。)。擴大歷史視野,拓展研究領域, 重視歷史進程中的經濟、社會、心理、文化等因素,已成為戰后西方史學家的共識,而且這種共識轉化為大批史學家的實踐。他們把研究的中心從“上層”轉向“底層”,從個人轉向群體。他們開拓了家庭史、人口史、婚姻史、婦女史、精神狀態史、城市史、社區史等一大批新領域,一系列帶著“新”字牌號的史學分支紛紛出現。西方史學從此走出了以政治史為中心的蘭克史學的窠臼,進入新的發展階段。
  第二,單一的史學方法。搞清事實是史學之為科學的前提。蘭克史學一再宣稱,“說明事情的真實情況”是史學的唯一目的,是歷史研究的圭臬。現代西方史學家則認為,史學家的工作不能僅限于敘述歷史,還應解釋歷史。也就是說,史學家的任務要說明“是什么”,還要回答“為什么”,給人以智慧和啟迪。魯濱孫認為,傳統史學“不需要思想,只要求記憶”,史學家“還有一件應做而尚未做到的事情,那就是它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我們自己、我們的同類、以及人類的種種問題和前景。這是歷史最主要的功用”,“我們充分理解了過去,便可以充分理解現狀。”(注:魯濱孫:前引書,第7、15、17頁。 )這里顯然有探索歷史運動的法則,或歸納歷史模式的思想。所以,現代史學家對蘭克史學倡導的個別化描述方法進行了系統的清算。例如,美國新政治史學家本森(L.Benson)認為,過去研究美國選舉史的學者只利用官方文獻,重點描述幾個重要人物的活動,沒有對可以使用的大量的資料進行系統的、精確的分析。若要對大量資料進行系統、精確的分析,就必須突破個別描述方法的局限,廣泛使用社會科學各學科的方法(注:見西爾比、博格、弗拉尼根:《美國選舉活動史》(The History of AmericanElectoral Behavior),普林斯頓1961年版,第6頁。)。 “年鑒學派”認為,社會生活中各種因素組成合力,形成結構,個別描述方法對此無能為力。現代史學家普遍認為,歷史研究不能回避理論,綜合、歸納、概括是史學家不可缺少的重要方法,因此必須把社會科學各學科的理論、方法用于歷史研究。英國史學家巴勒克拉夫(G.Barraclough )在分析現代西方史學發展趨勢時指出:“社會科學在兩個不同層次上對歷史學研究發生了影響。第一個層次是應用更加廣泛的社會科學思維的范疇……第二個層次是新的計量方法的應用。”(注:巴勒克拉夫:《當代史學主要趨勢》,楊豫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74頁。)
  “年鑒學派”和戰后新史學家用自己的學術實踐證明,他們已不再滿足于敘述歷史,而是努力揭示歷史的結構,歸納歷史模式,使歷史學具有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的學科特征。他們積極運用社會科學各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廣泛采用定量分析,充分發掘、整理和使用新的、大量歷史資料,撰寫出一批在旨趣和方法上迥然不同于蘭克史學的史學論著。
  19世紀末、20世紀以來,西方一批歷史哲學家也對蘭克史學作了深刻的反思,代表人物有李凱爾特(H.Rickert)、克羅齊(B.Croce)、科林武德(R.C.Collingwood)等。在歷史觀和史學方法論上, 李凱爾特等人的思想與蘭克的史學理論沒有本質區別,他們都認為,歷史是人的活動,首先是人的精神活動,歷史現象都是獨特的、個別性的,這就決定了史學方法只能是“個別化的描述”,而不是自然科學中的那種旨在歸納模式或揭示規律的“普遍化的方法”,所以歷史學不可能成為像自然科學那樣的,即以揭示事物運動的規律為主旨的科學。
  但是,歷史哲學家卻對蘭克的史學認識論,即客觀主義的史學認識論進行了系統批判。李凱爾特認為,對于那些主觀上隨意歪曲事實的情況來說,蘭克對于史學“客觀性”的要求是正當的。但這并不意味著史學家描述事實時沒有理論,沒有一條作為指導的選擇原則。事實上,蘭克本人也不是通過不偏不倚的“價值中立”敘述歷史的(注:李凱爾特:《文化科學和自然科學》,涂紀亮譯,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第74—75頁。)。李凱爾特認為,歷史學的對象是文化產物,“文化產物是人們播種之后從土地里生長出來的”,而不是像自然產物那樣是“自然而然地由土地里生長出來的”,也就是說,“文化或者說是人們按照預計目的直接生產出來的,或者是雖然已經是現成的,但至少是由于它所固有的價值而為人們特意地保存著的”(注:李凱爾特:前引書,第20頁。)。因此,“價值(wert)是文化對象所固有的”,“在一切文化現象中都體現出某種為人所承認的價值”(注:李凱爾特:前引書, 第21頁。)。史學家只有通過與價值的聯系,才能把文化與自然區別開,“只有借助于理論的價值聯系,歷史學才能與自然研究對立起來”(注:李凱爾特:前引書,第82頁。)。所以在李凱爾特看來,蘭克一再標榜的“價值中立”、“消除自我”是沒有根據的,也是絕對不可能實現的,史學家的個別化描述,是與特定的理論聯在一起的。至于歷史學的客觀性或科學性,李凱爾特認為,歷史學并不因其保持與理論價值的聯系而失去客觀性。“一種與價值相聯系的敘述始終只是對一定范圍的人有效,這些人即使不是直接對作為指導原則的價值進行評價,也是把它作為價值來理解,從而承認這種價值所涉及的不只是純粹個人的評價。”(注:李凱爾特:前引書,第120頁。)在此意義上, 李凱爾特認為歷史學有客觀性。但他又特別強調不能把歷史學的客觀性與自然科學的客觀性“相提并論”。“歷史敘述則與絕對真理沒有任何關系”,因為指導歷史敘述的“價值就像海洋上的波浪一樣變化無常。撇開純粹的事實,那么有許多不同的文化領域,就有許多不同的歷史真理。”“甚至歷史真理這個概念,只要它不是涉及純粹事實,似乎都完全被否定了。”(注:李凱爾特:前引書,第121—122頁。)李凱爾特最終是用歷史相對主義思想否定了歷史學的客觀性。
  克羅齊認為,對史學家來說,客觀的歷史過程是不存在的,因而也就沒有客觀的歷史認識。“只有現在生活中的興趣方能使人去研究過去的事實”,所以歷史認識中的“當代性”是一切歷史認識的內在特征,“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注:見克羅齊:《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傅任敢譯,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2—3頁。)。科林伍德認為:“一個自然過程是各種事件的過程,一個歷史過程則是各種思想的過程。”(注:科林伍德:《歷史的觀念》,何兆武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245頁。)史學家尋求的正是思想過程, 一切歷史都是“歷史學家在自己的心靈中重演過去的思想”,“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注:科林伍德:《歷史的觀念》,何兆武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244頁。)。他把蘭克史學所代表的19 世紀西方傳統史學貶為歷史上早已存在的“剪刀加漿糊式史學”的一種形式,認為它根本不是歷史學,人們不能從這種歷史學中學到任何東西。克羅齊、科林伍德糾正了蘭克史學思想的偏差,充分論證了史學家與理論、現實的密切聯系,深入揭示了歷史認識中主客體的統一關系。但是他們的思想顯然又走向了另一極端,即否認了歷史過程的客觀性,當然也就否認了歷史學的客觀性。
      三
  前已指出,現代西方史學主要有兩部分,一是學術傳承上深受蘭克史學影響的現代西方傳統史學派,二是曾大力批判蘭克史學的新史學派,當然前者與19世紀的蘭克史學已不可同日而語,但后者的思想和方法與蘭克史學也并非沒有聯系。也就是說,現代西方史學在批判蘭克史學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繼承了它的合理思想和方法。
  大體說來,現代西方史學與蘭克史學的繼承關系,主要表現在下述幾方面:
  第一,堅持歷史研究中的“求真”原則。現代西方職業史學家認為,史學是一門科學、史學的客觀性不容否定。肯定史學的客觀性是蘭克史學思想的一個基本內容,李凱爾特、克羅齊、科林伍德則不同程度地否認了史學的客觀性。現代西方史學的發展證明,絕大部分職業史學家并不接受歷史哲學家們的結論,認為那樣一種結論事實上取消了史學作為一門科學的“資格”。現代西方史學家認為,蘭克史學雖有局限,但它倡導并堅持的“求真”原則和史學的客觀性,則是史學作為一門科學的前提和基礎。所以現代西方史學的發展不是以否定或懷疑史學的客觀性為起點,而是以進一步追求史學的客觀性為起點,并為此做了可貴的探索和不懈的努力。特別是新史學派引進計量方法和其他方法,廣泛運用社會科學各學科的理論范疇,旨在提高歷史分析和結論的精確性,把歷史認識從具體上升到一般,使歷史學從人文學科發展為一門社會科學。巴勒克拉夫分析現代社會科學對史學的影響時指出:19世紀、20世紀之交的史學家“無力確定自己的研究工作應不應當被看作是科學的。對于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來說,科學性……卻是研究工作的實質所在……社會科學已經做出的榜樣無疑是鼓勵歷史學家重新探討建立科學的歷史學的可能性問題的最重要因素。”(注:巴勒克拉夫:前引書,第78—79頁。)現代史學家認為,蘭克史學之所以必須變革,不是因為它太科學,而是因為它還不夠科學(注:見《歐洲史學新方向》,第56頁。)。美國新政治史學的代表本森把長期支配美國傳統政治史學的研究方法稱為“印象主義方法”,他認為這種“印象主義方法特別容易陷入故意歪曲事件和片面性的危險”(注:葛懋春、姜義華主編:《歷史計量研究法》,山東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410頁。), 因此必須運用新方法,特別是計量方法,使史學的客觀性有更加堅實的基礎。
  第二,肯定政治史學的重要地位,并積極推動政治史學的變革。政治史是蘭克史學關注的中心,所以西方學術界通常視蘭克史學為傳統政治史學的代表。蘭克史學的這一特點在現代西方史學發展歷程中曾受到激烈批判,個別史學家甚至把對政治史的研究貶到不應有的程度。但絕大多數史學家仍肯定政治史學的重要價值。20世紀法國一批史學家曾猛烈抨擊傳統政治史學,費弗爾、布洛赫、布羅代爾(F.Braudel )都認為把史學家的視野局限在狹窄的政治領域,是蘭克史學的主要缺陷。然而,六七十年代以來,法國史學家研究政治史的熱情又高漲起來,“政治史研究已成為史學研究中最活躍的領域”(注:《現代外國哲學社會科學文摘》,1986年第9期,第40頁。)。與此同時, 現代史學家努力擴大政治史的研究領域,運用新理論、新方法,積極推動政治史研究的變革。現代史學家視野中的政治史已不僅是顯要人物的意志、思想和活動的歷史。他們突破政治史學與史學其他分支的傳統界限,把政治史置于廣闊的社會經濟背景中,從新角度研究政治史。在現代西方史學中,“權力”成為政治史研究的重要概念,“政治史研究根據權力所作的分析超出了根據‘國家’和‘民族’所作的分析范圍”,“政治史由于發展為權力史而成為廣泛的歷史”(注:吉爾伯特、格勞巴特:《今日歷史研究》(Historical Studies Today),美國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學會1972年版,第340—341頁。)。埃爾頓這位深受蘭克史學影響的當代英國著名史學家也從新角度認識政治史的研究對象。他說:“政治史就是研究公共活動中男男女女的歷史。但是,政治史不應局限于對那種行為的描述上,它也應試圖對這種行為加以認識。”政治史研究需要“分析各種法律、憲法和管理制度以及(通常是第二步)把握社會和經濟現象,需要洞察各種觀念、思想和態度,需要根據人們獲取權力的途徑和保護利益的要求去深刻分析政治行為的淵源”(注:加德納:《何為今日之史學》(What Is History…… Today),麥克米倫1988年版,第70頁。)。
  二戰以后,西方史壇興起新政治史學。新政治史學在理論和方法上都有鮮明的特征。這是戰后西方史學家推動史學“社會科學化”在政治史研究領域進行的重要嘗試(注:見龐卓恒主編:《西方新史學述評》第5章,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作為對新政治史學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偏差的一種糾正,80年代以來,美國政治史研究又出現新趨勢,它深入挖掘傳統政治史學的價值,努力汲取傳統史學和新史學的長處,推進政治史研究的發展(注:見劉軍:《政治史復興的啟示》,《史學理論研究》1997年第2期。)。這一切證明, 政治史研究在歷史學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
  第三,承認“個別化描述”的重要價值。西方新舊史學之爭,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方法之爭。蘭克史學堅持的個別化描述方法,像其研究主題一樣在20世紀西方史學轉型過程中受到激烈批判。但新史學在大力引進計量、比較分析、心理分析等新方法的同時,卻把新史學方法與傳統的個別化描述對立起來。新史學甚至一度認為,歷史學只有擺脫傳統史學方法的限制,才能成為一門真正的科學。然而,新史學論著中連篇累頁的圖表、公式,抹煞個性的群體分析,以及在定量分析基礎上構筑起來的靜態的歷史模式,卻使新史學距離實際生活越來越遠,距離讀者越來越遠。活生生的實踐、豐富多彩的歷史畫卷,被繁多的數據和抽象的形式化語言所掩蓋。這種狀況不僅受到傳統史學派的批評,就連一些新史學家也對此不滿,認為有必要糾正新史學的偏差。戰后新史學的代表人物,美國新經濟史學的主將福格爾(R.Fogel )認為:“不應離開傳統觀點來看敘述在歷史學中的作用……歷史敘述是對歷史的綜合,作為歷史研究最后階段的歷史綜合,不僅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且還必須保持歷史學的文學性。”(注:《歷史計量研究法》,第71—72頁。)美國新政治史學家博格(A.Bogue)認為, 新史學家不可能“在相關分析的基礎上,從群體行為中推導出個人行為”,所以新史學家“不必否認歷史學是一門文字性藝術的思想,也絲毫沒有理由解釋為什么政治史學不應該即使在計量的基礎上繼續運用絕妙的措辭或者有代表性的例證”(注:博格:《美國:“新”政治史學》(“United States:‘New’Political History ”), 載Journalof Contemporary History 1968年第2期。)。在這種背景下, 西方史學家紛紛反思20世紀以來對蘭克史學的批判,重新認識蘭克史學的價值,重新認識傳統史學方法的作用。因此,70年代以來,西方史壇又出現了“敘述史復興”的趨勢。這種復興當然不是回歸傳統史學,而是對傳統史學的再認識,是在新的基礎上對蘭克史學的繼承(注:關于敘述史復興,見陳啟能:《從“敘述史的復興”看當代西方史學思想的困惑》,收入《史學理論與歷史研究》一書,團結出版社1993年版。)。
  綜上所述,20世紀西方史學既突破傳統,又繼承傳統。它在發展過程中取得了重大成就,給西方史學這一古老學科注入新的活力。同時,西方史學在發展過程中又面臨著一個又一個困境。特別是隨著70年代以前在西方史壇上凱歌行進的新史學暴露出諸多弊端,許多史學家的思想陷入困惑。回避所謂“一般理論”,亦即回避歷史觀和歷史本體論,是現代西方史學各流派的共性,所以現代西方史學的“理論基礎”仍然薄弱。新史學家試圖通過運用“中層理論”也就是社會科學相關學科的理論以及新方法來回答歷史運動中的“為什么”,但事實上并沒有真正回答“為什么”,而只是對歷史中的結構和模式作了靜態的歸納和描述。回避“一般理論”或許是現代西方史學家不斷面臨新的思想困惑的重要原因。本文開始曾指出,20世紀西方史學經歷的重大變遷是本世紀世界歷史發生重大變遷的產物,美國著名史學史專家伊格爾斯(G.Iggers)和英國史家巴勒克拉夫對此有精到的分析(注:見伊格爾斯:《歐洲史學新方向》;巴勒克拉夫:《當代史學主要趨勢》。)。作為專門的知識體系,西方史學的發展還有其特殊的、學術上的傳承關系。19世紀西方史學之最主要代表的蘭克史學,不僅是本世紀西方史學批判的對象,也必然是其繼承的對象。蘭克史學的一些合理思想與方法,已融入現代西方史學,現代西方史學的發展說明了這一點。
史學月刊開封98~105K1歷史學侯樹棟19991999蘭克史學是19世紀西方史學的代表,被長期尊奉為西方史學的“樣板”。20世紀以來,西方史學經歷重大變遷,蘭克史學的支配地位不復存在。在西方史學轉型過程中,蘭克史學既是當代西方史學學術批判的對象,也是學術繼承的對象。文章系統考察了當代西方史學與蘭克史學的批判與繼承關系,認為蘭克史學的一些合理思想和方法已融入當代西方史學,20世紀西方史學的變遷不是簡單地否定傳統,而是在突破傳統中繼承傳統。蘭克/蘭克史學/西方史學/學術批判/學術繼承作者侯樹棟,1960年生,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在職博士生,講師。北京,100875〕 作者:史學月刊開封98~105K1歷史學侯樹棟19991999蘭克史學是19世紀西方史學的代表,被長期尊奉為西方史學的“樣板”。20世紀以來,西方史學經歷重大變遷,蘭克史學的支配地位不復存在。在西方史學轉型過程中,蘭克史學既是當代西方史學學術批判的對象,也是學術繼承的對象。文章系統考察了當代西方史學與蘭克史學的批判與繼承關系,認為蘭克史學的一些合理思想和方法已融入當代西方史學,20世紀西方史學的變遷不是簡單地否定傳統,而是在突破傳統中繼承傳統。蘭克/蘭克史學/西方史學/學術批判/學術繼承
2013-09-10 2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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