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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圖書館事業與圖書館學研究的幾個問題
21世紀圖書館事業與圖書館學研究的幾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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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號 G250
  CLASS NUMBER G250
  當代信息技術的高度發達和信息時代的到來為圖書館事業的發展和圖書館學的學科建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歷史條件,盡管這一歷史條件的提供是以對傳統圖書館的根本沖擊和變革為發端的。由于圖書館與信息技術天然的與本質的聯系,21世紀將是圖書館事業充分發展,圖書館學走向成熟時期的歷史發展階段。要完成這一階段事業建設和學科建設的歷史任務,首先需要解決關于圖書館事業和圖書館學研究自身的若干理論認識問題。這些長期困擾圖書館事業建設和圖書館學學科建設的理論認識問題的徹底解決,是完成21世紀圖書館事業建設和圖書館學學科建設任務的歷史前提。
   1 關于圖書館事業和圖書館學的名稱與命運問題
   1.1 圖書館名稱與圖書館命運
  語言學關于名稱問題有一定律稱“事無定名,約定俗成”。這一定律揭示了事物名稱的形成規律。圖書館名稱的歷史沿革也證明了這一規律。
  在我國歷史上,具有藏書功能的官署和機構一般稱作“館”或“院”。至于“圖書館”這一稱謂,直到近代的1896年才開始傳入我國,隨著我國第一所公共圖書館1904年在湖南的誕生才逐漸沿用開來。近年來隨著現代信息技術的發展,文獻載體形態日益復雜,文獻和文獻信息的采集、整序、檢索和開發利用日益高技術化。特別是隨著網絡技術的成熟、網絡環境的延伸以及數字圖書館理論和實踐的出現,圖書館從業務運作方式、社會組織形式到社會物質形態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在這一時代背景下,“圖書館”這一傳統的稱謂已不能充分和確切地表達其作為社會文獻信息搜集、整理、傳遞和開發中心的這一內涵。于是有些圖書館已改稱“文獻信息中心”或類似的名稱,個別新建的圖書館也不再沿用“圖書館”這一傳統的名稱。
  根據上述關于圖書館名稱歷史沿革的回顧可知,作為人類社會的文獻和文獻信息收集、管理和利用機構,“圖書館”既非其初始名稱,也決不可能是其最終名稱。就人類社會的文獻和文獻信息收集、管理和利用活動及其相應事業的完整歷史過程而言,“圖書館”這一稱謂只與其特定的歷史階段相伴隨相對應,而這一歷史階段在整個歷史過程中,只是一個十分短暫的歷史時期。
  文獻收藏利用機構稱謂的歷史演變是人類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結果,更與相關的語言符號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其文化內涵的發展變化和人們語言習慣的嬗變直接相關。此即所謂“約定俗成”。因此,這種稱謂的變化和發展既是圖書館事業發展史上的正常現象,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
  文獻是信息與其物質載體的統一體,文獻信息是信息資源體系結構中最為穩定最為系統并可重復利用的部分,因此,無論信息技術發展到什么程度,電子信息網絡環境延伸到什么范圍,文獻信息將始終是社會信息資源的基礎和核心部分。由于人類文明的發展和人類信息的積累是一個同步發展的歷史過程,因此,對文獻信息資源的科學組織與有效利用不僅是信息時代的主題,也是人類文明發展史上的永恒主題。
  圖書館自其產生那天起,便通過職能的發揮承担著文獻信息資源的組織、管理和開發利用的社會任務,并以此取得社會的承認和接受。在信息時代和知識經濟的歷史條件下,一方面要求將“文獻信息資源直接投入到社會生產領域,融入到在知識經濟背景下的市場經濟體系”;另一方面“無論是處于特定層次的社會組織和群體,還是處于不同社會地位的社會成員個體,都需要不斷提高自身的素質,尤其不可忽視的是以信息意識和信息的獲取、處理、傳遞和開發利用為主要內容的信息素質”。“信息開發和信息交換能力是21世紀最基本的社會生存能力。”[1]這樣,信息時代的社會發展從提供信息服務發展社會生產和深化社會教育提高國民素質兩個方面在文獻信息資源組織管理和開發利用的層次上,對圖書館事業的發展和社會職能的發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這個層次上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今天的圖書館事業就是21世紀的文獻信息事業。需要明確的是,圖書館事業這一名稱的變化并不意味著這一事業的消亡,恰恰相反,是這一事業在信息時代的歷史條件下所實現的發展、深化和歷史性的飛躍。對此,我們沒有理由不對我們的事業充滿信心。當前存在的一切困惑和憂慮,一方面在于我們對自己的事業的發展規律及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發展還缺乏科學的把握,一方面在于我們對自己的事業在需要實現歷史性飛躍的挑戰面前,是否具備自我超越的能力缺乏自信。然而,在歷史的必然面前,我們只有振奮精神,在深化研究把握規律的同時知難而上,迎接挑戰,此外別無出路。
  任何一項社會事業,其名稱都應與其內涵及其本質相統一相一致。只有名實相符,其名稱才具有揭示其內涵與其本質的功能。如果對上述圖書館名稱的歷史沿革過程加以認真地考察,我們不難看到,隨著歷史的發展和人們對圖書館這一文獻信息組織管理和開發利用事業本質把握的深化,這一事業其名實相符的程度日益提高,這一事業的名稱揭示其自身內涵和本質的功能不斷加強。目前,“文獻信息中心”這一名稱雖然使用得還不十分普遍,但這一名稱符合與文獻信息管理事業內涵及其本質相統一相一致的要求,具有揭示其本質與內涵的功能。因此,這一名稱是有生命力的。由于信息管理活動與人類文明的歷史發展相互伴隨始終,因此,文獻信息管理事業具有與人類文明同樣久遠的生命力。
   1.2 圖書館學名稱與圖書館學命運
  由于“圖書館學”這一學科名稱與圖書館事業具有語義、概念和文字表達形式上的固定聯系,伴隨社會信息化進程的推進和圖書館事業名稱的改變,圖書館學的名稱必將發生相應的變化。就是說,圖書館學的學科名稱與圖書館事業的事業名稱是具有內在聯系的相互對應的問題。
  如果說作為一項社會事業的名稱的發展變化及其歷史沿革主要是語言學意義上的約定俗成過程的話,那么作為一門學科名稱的發展變化與歷史沿革,除了這一語言學意義上的約定俗成過程外,還有一個學術規范的過程。學術規范過程包括統一名稱和概括研究對象、揭示學科本質兩方面內容。學科名稱的發展和變化在科學史上同樣是一個正常的現象。如邏輯學就先后有名理、名學、論理學和邏輯學等不同的稱謂。邏輯學名稱的這一發展變化過程既是一個約定俗成過程也是一個學術規范過程。
  自從人類社會的藏書活動和圖書館萌芽出現以來,至今已有數千年的歷史。在這一漫長的歷史過程中,無論是圖書館的名稱還是圖書館的組織形式或是圖書館和圖書館的物質形態,都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唯一沒有發生變化的,即圖書館的內在的質的規定性——對文獻信息的收集、組織、管理和開發利用。正是這一內在的規定性,使圖書館在人類文明史上發揮了不可替代的歷史作用[2]。 對圖書館這一反映其本質屬性的社會功能,我們在信息時代的歷史條件下看得更為清楚。考慮到學術規范對學科名稱概括研究對象、揭示學科本質的要求,我們認為,在信息時代,圖書館學應向文獻信息管理學發展。其科學目標是實現社會對文獻信息資源的科學組織管理和有效開發與利用,使文獻信息資源的建設與發展與人類社會的信息化進程以及社會的整體發展相一致、相協調。顯然,“文獻信息管理學”這一學科名稱不僅能夠概括本學科的研究對象,而且能夠揭示這一學科的科學本質與科學目的。為了明確文獻信息管理學在科學體系中的地位,需確定它與信息管理學以及社會管理學的關系。文獻信息管理學應是信息管理學的一門分支學科;而信息管理學則是社會管理學的一門分支學科。
  這樣,21世紀圖書館學的學科建設與發展不僅面臨一個學科名稱的變化問題,而且面臨一個學科轉向和學科建設的飛躍問題。這一轉向和飛躍就是在學科建設方向、學術思想和研究內容上實現從傳統圖書館學向信息管理學這一大框架中的新圖書館學——文獻信息管理學的飛躍,建立起這一學科與信息管理學和社會管理學在學科內容上的內在聯系,以符合其自身的發展規律,以適應信息時代社會發展的現實需要[3]。由于人類社會文獻信息管理事業永恒的生命力,文獻信息管理學的學術活力及其無限的發展前景是毋庸置疑的。
   2 關于技術研究與理論研究、 科學認識價值與實踐應用價值的關系問題
  當代圖書館學的學科建設在現代信息技術迅猛發展和社會信息化進程迅速推進的沖擊下,引發了一系列理論和實踐問題。這些問題的出現是歷史的必然,而這些問題的解決,則是圖書館學從前科學走向常規科學進而走向成熟所必須完成的歷史任務。這一歷史任務的最終完成需要在技術層面跟蹤研究的同時,及時深化到理論特別是基礎理論層次的研究,僅僅停留在技術層面的跟蹤研究和理論層面的應用層次研究是不夠的。就深層學術意義而言,沒有深入的基礎理論研究便沒有真正意義的學科建設。目前的情況是,這一層次的深入研究尚未引起圖書館學理論研究足夠的重視。這說明對承担21世紀圖書館學學科建設的歷史任務,中國圖書館學理論界尚未做好足夠的學術準備。
  技術問題在社會實踐層面無論有多么緊迫,多么重要,對圖書館學的學科建設而言,它終究是表層的東西。技術手段如果不能引發人類理性思維的深化,那么,其對人類文明的積累和對人類自身素質發展的影響是十分有限的。在人類歷史上,一定歷史時期的技術,無論在當時是怎樣的先進,總要被更先進的技術所取代,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時代的發展,這種取代的速度越來越快,周期越來越短。只有那些對技術現象進行深度思考所形成的理論,特別是達到基礎研究層次揭示世界本質的思想,才具有久遠的學術價值,才有可能成為人類文明積累和文化傳承的有機成分。這一事實并不會由于現代信息技術具有無比強大的功能而有絲毫的改變。因此,必須在繼續重視技術和方法研究的同時,盡早引起對理論建設特別是基礎理論建設的重視。
  在一門學科形成或變革過程中,技術先于理論是科學發展的普遍規律。這是造成當前人們重技術輕理論的根本原因。另外,技術所特有的與社會實踐的直接聯系性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這就有一個如何正確處理科學認識價值和實踐應用價值的關系問題。
  學科建設層面的科學認識價值和社會實踐層面的實踐應用價值在人類文化思想史上具有質的區別。學術界的價值取向自然為前者而非后者。學科建設中的應用理論研究也十分強調其在社會實踐中的實踐應用價值,然而,應用理論研究所強調的這一“實踐應用價值”與一般意義上的實踐應用價值具有本質的區別。應用理論研究所強調的實踐應用價值,是在基礎研究的科學認識價值的基礎之上實現的,其實質是科學認識價值的社會實現形式。在此,學科建設中的科學認識價值與社會實踐中的實踐應用價值實現了理論與實踐的統一。這正是應用研究的科學任務。
  從歷史的整體觀角度看問題,學術層面的科學認識價值與社會實踐層面的實踐應用價值在本質上和整體上是統一的,但由于非理性人為因素的干預,在具體歷史階段和具體事物上,二者在社會現實中又往往是矛盾的。在這種情況下,學術最終關注的是是非,即對客觀規律的把握——人的科學認識價值的實現;而社會實踐活動始終關注的是功利,即對主觀利益(個體的或是群體的)的追求——實用價值的實現。因此在二者處于矛盾狀態的時候做如何的取舍,是理性與非理性的分野,學術與非學術的分水嶺。
   3 關于學術研究層次的定位與學術評價問題
  吳慰慈教授在1985年出版的《圖書館學概論》中明確指出了圖書館學的學科建設包含“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發展研究”三個層次。筆者對這個三層次結構體系的理解是:“基礎研究”的目的在于通過對圖書館事業的本質和規律的認識和把握,為整個學科提供理論基礎和科學依據,是學科建設中的基礎建設工作。“應用研究”對于圖書館學而言,又可稱為“事業理論研究”。其目的在于將基礎研究所提供的科學認識和科學原則用于對社會實踐層面的具體問題的分析和研究,形成關于圖書館事業的建設和發展的理論體系,為圖書館事業的社會實踐提供理論支持,以解決圖書館事業建設實踐中所出現的宏微觀各種理論和認識問題。而“發展研究”的內容和功能則相對復雜。一般可分為兩方面內容。一方面是將應用理論研究的成果轉化為可供操作的技術手段,在技術層面上直接推動事業的建設和發展。這一方面內容嚴格說來應稱為開發研究。另一方面內容則是以不斷發展的圖書館事業為具體研究對象,在基礎研究的層次上對圖書館事業的未來建設與發展及圖書館學未來發展的科學基礎進行前瞻性研究。這一研究實質是為未來的圖書館學基礎研究所做的超前性探討性的理論準備工作,是未來圖書館學的歷史先聲。因此在這一意義上,“發展研究”不僅是應用研究的深化和發展,而且是“基礎研究”重要的有機組成部分,盡管由于歷史條件所限,這一研究尚不具備一般性基礎研究的系統性和完整性,呈現一種零散的狀態和某些預測性特征。
  由于上述三個不同的研究層次分別具有不同的宗旨和功能,因此欲對這三個不同層次的研究工作進行學術評價,必須建立具有針對性的不同的學術評價標準。
  基礎研究的功能在于對本學科研究對象客觀規律的把握,因此其評價標準應該定位在其科學認識價值的實現程度上。應用研究的功能在于在對本學科研究對象客觀規律把握的基礎上,對事業建設實踐中具體問題的理論解決,因此其評價標準應該定位在其對科學認識價值與實踐應用價值相統一的實現程度上。由于發展研究具有兩方面功能,一方面在于對應用研究成果的技術開發,另一方面在于對未來的事業建設和學科建設做超前性的探索和預測,因此對其評價標準也應該在兩方面進行定位。針對第一方面功能,其評價標準應該定位在其對應用研究成果的技術實現程度;針對第二方面功能,其評價標準應該定位在其對學科未來發展的前瞻性超前性程度、預測功能的大小以及這一前瞻性超前性和預測功能的科學程度。
  對學術評價標準進行深入研究和科學把握是開展科學的和嚴肅的學術評價的必要前提。然而,近年來,在對學術評價標準既未進行深入研究更談不上科學把握的情況下,對我國圖書館學研究工作進行輕率評價的現象時有發生。這類盲目性很強的“學術評價”在評價標準的實際把握上,一般具有兩方面共同的特征。一是忽視甚至是在事實上否定學術研究的科學認識價值;二是既不考慮是否反映事業的本質及其發展規律,又不問學術研究的層次性,將所謂的實踐應用價值作為衡量一切學術研究工作的唯一標準,而這所謂的實踐應用價值又往往與非理性的急功近利的短期利益相聯系,并非科學的歷史的實踐檢驗標準。近年來圖書館學基礎研究的沉悶和圖書館事業建設中的困惑以及所面臨的諸多困難,與此類“學術評價”不無關系。
  毋庸諱言,當前的學科建設工作,特別是基礎研究領域的確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在所存在的諸多問題中,對學科建設和事業建設影響最大最具導向作用的并不是學術研究本身,而是對學術研究層次的準確定位和對學術評價標準的科學把握。
   4 關于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分化與學科建設走向成熟的問題
  研究對象、基礎理論和技術手段與研究方法是構成一門學科最基本的要素。穩定明確的研究對象、深入系統的基礎理論、成熟完整的技術手段與研究方法,這三大基本要素缺少其中的任何一項,這門學科也不可能是一門真正的和成熟的科學。基礎學科如此,應用學科也如此。誠然,一門應用學科其應用理論和技術手段應是其主體部分。即便如此,其應用理論與應用技術也不能沒有自己的科學基礎——基礎理論。
  在人類的科學發展史上,一門應用學科的形成與發展一般要經過這樣一個過程:問題(對象)——技能——技術——科學。無論是技能、技術還是科學,都是以問題為前提,以問題的存在為基礎,以具有解決問題的功能為社會價值的。伴隨問題的日益復雜,人類解決問題的手段便不斷從技能走向技術,從技術走向科學。當技能構成了一整套完整成熟可被描述與傳授的手段時,就形成了技術。當技術及其作用對象一起被納入人類的理性思維構成一個思維系統的時候,一門科學便誕生了。一門應用性學科在其形成之初,其基礎理論與應用理論往往相互交織,共同存在于同一個混沌的統一體內。這種狀態稱之為前科學狀態。伴隨學科的建設與發展,基礎理論與應用理論逐漸形成兩個既內在聯系緊密又相對獨立的理論系統。這兩個理論系統構成了這一學科完整的理論體系。這一完整理論體系的形成便標志著這門學科的成熟。
  對圖書館學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分化與圖書館學學科建設的成熟,筆者在1993年寫的一篇文章中曾做過這樣的闡述:“圖書館事業研究的飛躍主要應表現為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分野。在這一領域研究初期,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是溶為一體的。一面通過對事業發展狀況的描述以探求事業發展規律,建立關于事業產生和發展的基礎理論體系;一面針對事業建設實踐中的現實問題展開討論,探求解決問題的途徑,充實事業建設應用理論的建設。在理論研究的表層階段,很難將二者截然分開。到目前為止,事業研究領域一直處在此狀態中。如今現象描述的工作已日趨成熟,今后的研究應實現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分野,即應分別向兩個方向發展。一個方向是在對大量現象描述的基礎上,開展基礎理論的縱深研究,從社會歷史和人類文化哲學的角度概括出圖書館事業的發生發展與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內在聯系,建立圖書館事業發展的歷史模式,最終得出關于圖書館事業發展的內在基本規律的認識,建立關于圖書館事業這一人類歷史文化現象發生和發展的基礎理論體系。另一個方向是在這一基礎理論的指導下,針對圖書館事業建設和發展實踐十分廣泛的實際需要開展橫向應用研究,(建立關于圖書館事業建設與發展的應用理論體系)以解決事關事業建設和發展宏微觀實踐所面臨的一系列問題,從而推進事業建設沿科學的軌道健康發展。”[4]
  然而,時至今日,圖書館學理論研究始終沒有實現實質性的深化,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相互交織混沌一體的狀況始終沒有改變。這一狀況在我們的認識(頭腦)中如此,在我們這種認識的社會實現形式(專業論著)中也如此。這一狀況說明,時至今日,我們圖書館學始終沒有走向成熟,始終沒有走出前科學的狀態。正是這一狀態決定了圖書館學學科地位不高的社會現實。
  沒有一個系統完整的基礎理論體系便不可能有一個完整系統的應用理論體系,更不可能有一個完整系統的圖書館學理論體系結構。為了使圖書館學早日走向成熟,盡快實現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理論分野是目前圖書館學研究的當務之急。
  社會轉型時期必然是一個騷動不安的歷史階段,至少精神層面的浮躁是一個普遍的社會現實。這一浮躁心理在圖書館學研究領域的表現是,在功利意識的驅動下,重應用輕基礎甚至否定基礎研究的學術價值。基礎理論和應用理論是建立在統一的圖書館學理論體系之上的兩個方面。應用理論的建設、發展與完善是以相應的基礎理論的建設、發展與完善為依據為基礎為條件的。沒有基礎研究的深化便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應用研究的發展,許多應用理論層面的重要問題之所以長期得不到解決,給人們以諸多理論上的困惑,其原因在于造成這些問題的根源并非在應用層面,而在于在基礎層面未能解決對相關本質和規律的把握。因此說,以否定基礎研究為前提的所謂應用研究,只能是一種盲目的空忙,即或偶有所得,也只能是滿足一時幻覺的空中樓閣,決不可能得出能經受住歷史檢驗的科學結論。對于研究者個人而言,沒有對基礎理論的相當把握便無從取得開展應用研究的必要的學術功力;對于一門應用學科而言,沒有深入系統的基礎理論建設便無從開展相應的應用理論建設工作,也無從科學地解決社會實踐所提出的現實問題。
  圖書館學理論建設乏力,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渾然一體的狀態長期得不到根本的改變,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基礎研究的薄弱。為改變這一局面,促進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分化,推進圖書館學走向成熟,除了加強和深化基礎研究別無他途。
   5 關于基礎研究的思維方式問題
  理論來源于實踐并為實踐所檢驗,這是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基本思想。科學研究作為人類認識活動的社會實踐形式,必然要遵循這一基本規律。在運用這一規律開展科學研究的過程中,必須首先澄清這樣一個問題:作為人類認識活動的科學研究,其所對應的研究對象——社會實踐其理論意義是指整個人類的全部實踐還是部分人的部分實踐,抑或是某個個人的個人實踐?對這一問題,依據不同性質的科學研究活動可以有不同的回答。基礎研究的目的在于探討客觀世界的本質和具有普遍意義的一般規律,其答案顯然是前者,是指古今中外人類全部歷史的全部社會實踐活動;應用研究的目的在于探討某一具體的特定事物的特殊規律,因此它的社會實踐只能是指部分人或個人的特定社會實踐。需要注意的是,在應用研究中,是以部分人和個人的社會實踐作為研究對象的。由于實踐者本身難以超越的基于現實功利的主觀性、狹隘性和封閉性,因此,除非具有較高科學素養能夠超越上述局限,實踐者本身不論是群體實踐者還是個體實踐者,一般只能作為實踐經驗的總結者而難以勝任以客觀思維為基礎的科學研究工作。
  從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那種認為不具備直接的實踐經驗便不能開展具有普遍意義的基礎理論研究的觀點是沒有科學根據的。這種觀點在兩個方面犯了根本性的錯誤:其一是錯誤地用應用研究的相對封閉的思維方式取代了基礎研究的開放思維;其二是用自身局部的和個人的有限實踐否定了人類社會的整體實踐進而否定了對客觀世界普遍規律認識的可能性,這實際上是不自覺地陷入了經驗主義和不可知論的泥淖。在當今歷史條件下,正如在經濟領域只有通過國際交流在世界范圍內組織資源才能進行高效益的經濟活動一樣,面向21世紀的圖書館學基礎研究只有站在當今世界的歷史高度上,對人類社會圖書館現象的全部歷史和全部實踐進行全面的考察和深入的研究,才能得出具有普遍意義的關于圖書館本質及其發展規律的認識,也只有在此基礎之上,才能建立起完整系統的圖書館學基礎理論體系,以此推動圖書館學的學科建設走向成熟,并對21世紀中國圖書館事業的發展方向提出基礎理論層次的理論指導。
  要完成這一歷史任務,首先必須建立起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的科學思維方式。這一科學思維方式就是以解放思想超越自身有限經驗的局限為前提,以人類社會圖書館活動的全部歷史和全部實踐特別是當代發達國家的圖書館實踐為研究對象和學術思想來源的開放型思維。這一開放型思維方式是進行21世紀圖書館事業建設和圖書館學學科建設的思想基礎。
  來稿日期:2000—06—21
中國圖書館學報京11~16G9圖書館學、信息科學、資料工作楊文祥20012001未來的圖書館、圖書館事業及圖書館學會隨時代的進步而不斷發展。對圖書館技術研究與理論研究、科學認識價值與應用價值的關系應當有科學的認識,對圖書館學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發展研究應有科學的定位和評價。圖書館學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分化,使學科走向成熟。應當建立圖書館學基礎研究的開放型思維方式。參考文獻4。圖書館事業/圖書館學/學科建設/學術評價   Librarianship/Library science/Disciplinarydevelopment/Academic evaluationSince libraries, librarianship and library science willcontinue to develop in the future,we should clearly recognize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brary technical and theoreticalstudies and between scientific recognition value andapplication value,and have a scientific evaluation of basic,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in library science.4 refs.楊文祥,河北大學信息管理系主任,教授。通訊地址:河北保定市。郵編071002 作者:中國圖書館學報京11~16G9圖書館學、信息科學、資料工作楊文祥20012001未來的圖書館、圖書館事業及圖書館學會隨時代的進步而不斷發展。對圖書館技術研究與理論研究、科學認識價值與應用價值的關系應當有科學的認識,對圖書館學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發展研究應有科學的定位和評價。圖書館學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分化,使學科走向成熟。應當建立圖書館學基礎研究的開放型思維方式。參考文獻4。圖書館事業/圖書館學/學科建設/學術評價   Librarianship/Library science/Disciplinarydevelopment/Academic evaluation
2013-09-10 2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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