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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大眾傳媒的審美透視  ——由政治意識形態到消費意識形態轉型
90年代大眾傳媒的審美透視  ——由政治意識形態到消費意識形態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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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無疑問,中國在走向現代化的歷程中獲得了成果也付出了代價。尤其是進入90年代以來,在大眾文化和大眾傳媒的凌厲攻勢下,精英文化步步后退。于是,在主流意識衰落、社會中心價值解體、知識分子陷入本世紀第三次低迷之際,由大眾傳媒所推進的流行文化全面興起,主導人們生活的新潮流,并同市場文化的功利主義、投機主義、享樂主義合謀,基本控制了民眾從物質到精神的所有世俗性需要。當然,大眾傳媒有其兩面價值。正面價值人人皆知,因此,我想側重談談其負面價值。
    一、肥皂劇充斥中的“廢園”現象
  進入90年代,大眾為電視肥皂劇所占有,無論是《渴望》、《愛你沒商量》、《過把癮》這類王朔式的調侃劇,還是警匪片、打斗片、言情片、甚至錄相片的刺激鏡頭,大多充盈著一種“性”致勃勃的市民味。某些張揚暴力與性(拳頭加枕頭)的電視片,在一些地區電視網和閉路電視網中泛濫,同充斥書攤的性文學一起,在世紀末的虛無空間中,展示了中國文化的精神潰敗史和對文化稗史自虐自娛的精神“廢園”史。精神“家園”逐漸讓位于肉身之“床”,在“床”的興盛中,家園被廢。
  廢園成為一個文化情結。它的出現標明時代精神已讓位于烏托邦,精神和價值的追求已屬鳳毛麟角并處境艱難,而籠置在商品經濟大潮和世俗生活之上的溫情面紗消逝殆盡,大眾生活露出了反崇高、反理性的粗俗性和平面性。人們只習慣于在影視調侃中咀嚼生活中那些最簡單的事情和粗淺無聊的快樂,并在無信仰中盲目地渴望刺激和再生產作為自我生存的支點。
  金錢意識開始在電視畫面上聚焦,那些出入星級飯店的紅男綠女,住有豪華的別墅,出有“寶馬”“奔馳”,投懷送抱,手持大哥大,一幅現代白馬“老總”圖,引得阮囊羞澀的大眾艷羨不已。于是,在金錢就是幸福,時間就是金錢的現代人生闡釋語境中,賺錢多少成為一個人是否成功的標志,而忙碌則成為當代人的身份證。忙碌使人們不再靜思而與心靈獨處,人們以電視“大款”為榜樣,急欲抓住每一次生財機會,并速成了急功近利、投機取巧、坑蒙拐騙的各種技巧。一時間,十億人民九億商,人與人之間充滿了撈一把的賭博心態。一旦得手便大紅大紫,一失利便跳樓飲鴆,甚至為了蠅頭微利而大量制造假冒偽劣和喪失人性地拐賣婦女兒童,喪失了整個生命的信念而變得冷漠、焦慮和貪婪。
  在傳媒所掀起的“沉重的肉身”對“沉重的精神”的反攻倒算中,整個文化界改觀了:消解意義而張揚欲望,反對永恒而酷好當下,棄置精神而嗜談本能。大眾文化在傳媒廣告的牽引下,已經從文化的價值層面向游戲層面回溯:由文化批判而形式結構,由形式結構而直覺表現,由直覺表現而對象摹仿。由傳媒所代表的文藝“類象”表明當代文化藝術由靈魂裸露的方式回縮到冷漠絕緣的“純客觀描述”,一種放逐本真情感的“語言游戲”。這種狀態只能說明某些“大眾藝術”的“大腕”的靈魂分裂成兩半。這種分裂的靈魂,只能使意志失去涌動的力量,使當代傳媒藝術性格更為乖張而飄浮。于是,在這種文化思潮的帶領下,人們日益關注自己的錢包和自身的肉體,而對神圣美的東西不再信任,那種虔敬之心和美好情懷為狂妄之心和低俗之性所取代。于是,在這種文化氛圍中,人們對光明美好之物總是以陰暗之心褻瀆而后快之,有的對人自身的偉大之處加以嘲弄,以其猥瑣的生存作為存在的最終目的,由此形成一種自我貶損的原罪心理,在喪失活生生的生命意識的同時,使自己成為一個物質膨脹的精神侏儒。而大眾文化反過來強調了這種渾渾噩噩生活的現世合法性,于是,流行藝術借助傳媒開始了以輕淺謔浪的“侃”的文字游戲人生和世界,去掉了人們所剩無幾的價值關懷,使生命升華之境開始錯位,使無聊的“肥皂劇”統管了人們感性生活的方方面面。一時間,由那種背離了生命啟迪和直面苦難的大眾文化包裝過的軟語柔甜的耳畔絲語,展開了征服漠視深度、玩味平面的大眾的“文化策略”:時代缺乏高屋建瓴的人文精神導向和穩定的審美趣味,鼓吹漫無邊際的消費觀和享樂觀,助長了不健全的好奇心和廉價幸福觀,在廣告化的生活場景中泛媚俗的人生喟嘆和委瑣的個人胸襟。而正常的文化批判被無判斷的吹捧所淹沒,追求一時的出名或生財成為當代文化景觀中“短期效應”的全部目的。
  無疑,大眾傳媒具有很強的浸蝕性。它在給人們感官刺激中不知不覺地“洗腦”。然而在其影響下追名逐利的蕓蕓眾生似乎又走上玩世主義的新迷途,即在思想觀念上是無政府的個人主義,在藝術趣味上則是對崇高的挖墻角造成的小世民氣。于是對理想的非難和對人類尊嚴的褻瀆成為今日時髦:貶斥理想而鼓吹墮落,否定精神信念而刺激感官享樂。我認為,這一精神“廢園”現象應當引起當代學者的嚴重關注。
    二、電視廣告名牌政治化與消費意識形態
  現代廣告傳媒塑造虛假的金錢神話和消費的意識形態的目的,在于使為溫飽問題而努力的大眾獲得一種理想和諧的假象,通過制造一個溫馨的金錢神話或現代化神話,使人們忍受當下的精神苦悶和心理壓抑,并把這種受權力話語支配控制的生活當作自由愉悅的生活,把意識的灌輸和強制當作自我自覺的意識,把只重金錢的消費社會所強加于個體的控制誤認為是個人的自由的必然體現。于是在大眾傳媒的誘導下,人們的生活和精神出現了有利于操縱的標準化和統一化,使人們逐漸拋棄了超越物質享受的理想價值觀念,丟棄一度擁有的或追求的創造性和個體性,走向迎合潮流、唯新是求地趨向時尚。因此,研究大眾傳媒必須回到文化生產方式的所有權或控制權上來,才能切實地進入對文化的意識權力話語的分析批判。
  大眾傳媒的興起是建立在“精英文化”衰敗的基礎上的。當過去那種形而上的烏托邦無濟于世,那種狂熱的政治神話在現實中露出了非人化的面目時,意識形態開始轉型,即由政治意識形態轉向科技意識形態(馬爾庫塞),再轉為金錢意識形態甚至消費的意識形態。于是,金錢和消費的政治化使人認同消費意識形態。今天,充滿誘惑的廣告本身就是一種世界性的言說方式,一種制約人的意識不可選擇的“選擇”。電視廣告在制造新神話的同時,使生活的壓抑擴散成貧與富、奢靡與饑餓對應的新沖擊波,對這種新意識形態的解讀則必然使不同消費階層的差異和沖突明晰化,使人類共同富裕的承諾在當下的消費巨大反差中,演繹成一種錢就是權的世界人生分裂沖突的對峙圖景。而這種消費至上所引發的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世界的緊張關系卻不期然地被紙醉金迷的生活包裝所掩蓋,在農民問題、工人問題、知識分子問題、現代化代價與出路問題、權錢交易問題、道德淪喪問題、文化滑坡問題成堆的今天,影視界娛樂與傳媒廣告卻無視這些一觸即發的問題,甚至掩蓋這些問題,從而反襯出廣告語言的淺薄空洞。它雖然風靡全國,但卻喪失了生活的地基,反映不出任何時代的癥候,它只是同義反復的重復、延伸和再現,藉此,靠自己花哨而沒有規則的聲、光、色的技巧維持一個空名罷了。
  90年代的電視廣告大戰,使廣告不僅僅在推銷某種產品,而且在推薦一種超前享樂消費方式。文化正在商品化,商品又已身份化了。商品的消費(包括文化藝術)都成為消費社會心理的實現和標示其社會地位、文化品味、區別生活水準高下的文化符號。因此,“名牌”成為“時尚”,追求名牌并不主要追求其使用價值,那些一擲萬金乃至百萬金的大腕大款,在購買名牌商品時所感到的躊躇滿志,所體會到的出人頭地和當今世界舍我其誰的心理幻象,是以一種文化的(或變態文化的)方式對人與我、我與世界的關系進行重新編碼。當這類大款被名牌所包裝起來時,他那蒼白的靈魂和空虛的大腦不再被人所注意,人們(尤其是涉世不深的少女)被這種文化的商品或商品的文化包裝所“震驚”而感到一種眩惑,這種心理失重使其立即放棄原有的文化價值尺度,而重新對生活進行文化編碼,進而認同這種名牌包裝的人是文化強人。而今,電視和廣告進一步促進了這種名牌包裝術,使人消費名牌時誤認為自己具有了文化名牌的品質。對這種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現象進行價值判斷是容易的,然而進行文化層面的分析則涉及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那就是消費主義風行,使消費名牌化、政治化(中心化)。文化由心性的鑄造成為時尚的包裝,任何歌星、影星、丑星不經過名牌式的廣告包裝,就有被大眾遺忘的危險。而真正有思想、有藝術特點的思想家和藝術家卻因缺少文化包裝而默默無聞。
  電視以其直捷的言、像畫面,播出了各類娛樂節目、知識競賽、港臺歌星MTV,以及直播各類“天王”、“龍”、“虎”的演唱后,從而培植了一批數目驚人的“追星族”。漸漸地,人們看世界的方式滯留于電視。人不可能逃離畫面去從獨特的角度看和聽,并且,這種看的方式是編排定的,當你剛為失學的兒童或慘遭毒手的少女而扼腕時,廣告的“味道好極了”或“最新馬桶除臭劑”會立即使你的扼腕之思失重。大而言之,這個信息迭加的時代,電視機、收音機、報刊雜志將成千上萬的信息強制地輸入每個大腦。在市場經濟的制約下,“大眾化”的深度模式已被“大眾化”的平面模式所取代,編播人員不斷根據大眾需要播出千篇一律的實用性、娛樂性和大眾性的節目,減低或取消有思想性、論爭性、深度性的節目,從而使大眾在不動腦筋的笑與樂中,放松了理性批判和改造世界的意志,放逐了對生活的反思以及對人生的真、善、美的價值判斷。大眾看世界的窗口如今只有小小的屏幕,凡是上面播出的就立即家喻戶曉,而凡是上面找不到蹤影的似乎從來就沒有發生過。可以認為這種獲得信息的狹窄化,是商品市場經濟導演的文化觀、價值觀的趨同化,這種惡性循環將意味著歷史的消解和思想者的隱遁。因為,被媒體所聚焦則成為名人、名流、名星,不被其關注則等于無,市場和傳媒成為存在與不存在、名與不名的場所和價值尺度。炒文化終于使文化中最可貴的“超越性”、“可能性”變成了“享受性”和“現世性”。傳媒的“炒”文化的負效應使人們再也沒有心靈對話的審美沉思和可能,而只能跟著影視的感覺走,跟著廣告的誘惑去選擇,跟著“星”們去瀟灑。傳媒的介入中斷了人們的內省和人與人的相互交談。大眾傳媒的播出是單向度的,不象對話那樣有交流回應。這種無對話的單向輸入,使整個社會審美趣味日趨單調雷同和平庸,大眾的語言、時尚、追求、感覺和價值觀幾乎多來自電視上的歌星、廣告、肥皂劇的“熏陶”,摹仿“墻上的窗”成了時髦。
  人們凝視電視達到一種忘我出神的狀態,這實際上是一種“窺視欲”的生產與再生產,人們借助電視可以窺視他人的生活乃至犯罪的過程,性與暴力的過程。人們的私有空間成了媒體聚焦之所,整個世界方方面面的事又不必要地展現家里。尤其是那些矯情的、色情的、無情的、兇殺的、恐怖的片子,更是使人迷醉中得到下意識欲望的滿足并膨脹出更刺激的欲望。至于一些私生活的曝光,名星的吃喝拉撒,用的香皂牌子、喜歡某種飲料之類,更是有意無意中制造熱點,刺激追星族的產生。暴露個人隱私,可以造就明星和大眾偶像,于是,在鏡頭過度曝光給一個“太透明”的世界時,人們在暈眩中,喪失了判斷力,于是“跟著潮流,別拉下”,成為當今追逐時髦的新一代的心理和精神寫照。從而,一說“街上流行紅裙子”,一時間,大小胡同全部穿紅套紫;一曲“瀟灑走一回”滿城男女都一覺醒來全學會了“瀟灑”,并領悟了“瀟灑”的實踐意義;“妹妹大膽的往前走”在幼兒園的小孩子即唱得十分開心;甚至罵和捧都成了“炒”的手段,小罵幫大忙,批評的對象反而愈益走紅,文化批評喪失了批評的功能而成為文化工業的促銷手段。于是,傳媒接受和批評被整合為被動的文化受眾和消費者。人哭我哭,人唱我唱,人用我用,人笑我笑,“隨大流”和“逗樂子”成了大眾傳媒時代人們的唯一選擇,進而把特立獨行、獨立思維看作不合時直不合潮流。
  毫無疑問,這種傳媒介入所造成的私人空間公眾化和世界類象的家庭化,導致了傳播(尤其是衛視)的世界一體化,從而使信息傳播全球化。這一方面可能使信息擴張和誤讀造成文明的沖突,已經有人預言下一個世紀的沖突將是文化和文明的沖突;另一方面,傳播信息的膨脹因為失去控制而使當代人處于新的一輪精神分裂和欲望猥褻的失控狀態。更為嚴重的是,信息傳播生產的“平面”意義加速了人生重要的性情、價值、心性、痛苦等本體意義的流失。影視是中性的,與意義無涉,但影視內容和影視的言說方式關涉意義。當電視沉浸在事件的表面喧嘩和廣告的競相推出之時,價值判斷和意義本體卻日益萎縮。資訊在瓦解人們思想并以畫面刺激人的感官之中成功地瓦解了意義對意義的追尋和反思。意義的失落是資訊與大眾傳媒深度消解作用的負面效應,是拒斥深度意義,加強享樂消費主義的必然結果。于是,在意義消隱的終點,是一個正在到來的“大眾時代”。這個大眾時代是一個缺乏反思和情懷的時代。它通過電視只看社會的景觀和場面,卻不問這景觀預示著什么,這一場面掩蓋了什么,大眾傳媒在冷卻人們的心性并冷卻意義的價值生成。傳媒在“炒文化”之中不期然地撫平了現代人“生活在表面”的失重感和創傷,使其遺忘生命和命運的嚴峻性以及安身立命的重要性。于是,今天的知識成為了電視的知識競賽,今天的大眾趣味是流行的快餐,今天的學術精英的追問意義的電視節目在綜藝節目這類“化解意義”的笑鬧中收視率幾乎等于零。人們更樂于看時裝、化妝、烹調之類的節目。試想,當人們已經在消費主義中感到唯一缺乏的是錢而不是精神時,感到扭曲的是知識者而不是自己時,知識精英的啟蒙和精神重建就必然落入大眾的“盲點”之中。電視的負面效應正在加速銷毀意義的工作,這一狀況已經引起哲人們的新的警惕。
    三、電視傳媒的文化批判
  當然,電視傳播的中性品質,使其可以為任何人服務。出問題的不是傳媒本身,而是操作傳媒的人。今天,在我們走向現代化的進程中,更深刻地認識走向現代化的代價和后現代傳媒的負面效應,從而在整個傳媒的流行音樂熱中,在媒介的歷史多元逢合拼接中,清晰看到這并不意味人的問題、生命的價值問題乃至人生的生與死的形而上學問題全部得到解決。恰恰相反,這些問題遭到了空前的消解和銷毀。難道,我們還不應問一問么?
  可以說,電視傳媒的負面效應在這些年相當明顯的顯露出來。這種從政治意識形態向消費意識形態的“轉型”的實質在于,以消費至上和金錢拜物教取代人的理想,以享樂和追樂取代人的精神價值追求。然而我認為,真正的理想和人類尊嚴不會被貶損,人類經歷過太多的苦難和無奈,而終將走出苦難并戰勝無奈。當今世界,當務之急不是要消解價值與理想,而是反消解打著各種旗號獨占人類理想解釋權的權力話語系統和企圖為人們指出一條“捷徑”的中心話語操縱者。那種低俗的藝術觀與中心話語的“合謀”正在解除人們歷經苦難而獲得的真理和對真理的認識,這種泛濫于整個文化領域的“合謀”在敗壞人們趣味的同時又將其低俗的趣味作為一種達到普遍“共識”的公眾價值,從而削掉理想和獨立思考,為新的文化愚民甚至文化殖民埋下伏筆。因此,應當解構的是虛偽的意識話語體系和話語操縱者,消除那種虛假的幸福觀和享樂觀,消除“純粹真理”后面的權力占有,消除日益侵入人類骨髓的犬儒主義、奴隸道德和出賣自由的金錢萬能論,使人性復歸于現代人,使理想主義話語得到重新認識和應有地位。
  傳媒的意識形態化造成了新的“文化霸權”。它意味著在后現代主義張揚多元主義的旗號下人們卻追新求新而導致新的一元,這種消費主義的一元性排斥其它所有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造成新的一輪話語溝通和制約的無效,鼓勵文化瀆神和理想消解。于是,正如米蘭·昆德拉所說:“文化正在死去,死于過剩的生產中,文字的浩瀚堆積中,數量的瘋狂增長中”。這種傳媒文化的膨脹和過剩生產,并沒有給人同時帶來精神的充盈和信念的堅定,相反,在傳媒的意識權力排斥下,真正的藝術家由精神烏托邦中退出,虛無主義乘虛而入。人們在“享樂”的喧囂噪雜中,靈魂失卻了寧靜的精神棲居和歸依之所,虛無戰勝了理想并侵入人們的心靈,所有傳統的價值信念都似乎進入末日審判的時代。人們曾經擁有和持有的自醒意識即對生命意義和世界意義之間的本質關聯的自我意識萎頓下來,本能注滿人的軀殼,人們日益陷入“力比多”的盲目沖撞之中。
  今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大眾傳媒壓抑人類精神中值得珍惜的那部分潛能的狀況。在這個張揚形式而壓縮內容,熱衷能指而消解所指的時代,一切誤導都神速地通過傳媒便家喻戶曉,這種文化生產的鏈條不同于往昔,它已由范圍的閉鎖變為全球的把握,這種蕪雜的信息和資訊傳播的全球滲透,使電視成為有效的社會控制,成為個人消費和對未來策劃的意識塑形。從而使媒介內容甚至廣告形式都可以獨立地復制主流意識形態。大眾傳播與意識形態互滲共謀,并透過意識形態的允諾而運作,目的在于出售現代消費觀念和生命價值觀念體系,復制與再生產新的生產關系。于是人與傳媒互相刺激:媒介生產人的欲望,充滿欲望的人對廣告加以新的詮釋。這樣意識圈與經濟圈構成惡性循環,人被牢牢地編入廣告與行銷體系的運轉邏輯之中。
    因此,今天,有必要更進一層認識到大眾傳播媒介的新的意識形態屬性,使人們重新稟有批判意識和自由意識,并更深一層地透過消費主義和玩世主義而發現真正有價值的生命理想和價值關懷。
  (作者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責任編輯 葉伯泉]
  
  
  
求是學刊哈爾濱061-065B7美學王岳川19951995 作者:求是學刊哈爾濱061-065B7美學王岳川19951995
2013-09-10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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