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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潮”與“五四”新文學運動
“浙江潮”與“五四”新文學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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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之邦”的浙江,素來以其積淀深厚的歷史文化傳統而為國人稱道。但就文學而論,20世紀初匯聚的震驚全國的新文學“浙江潮”無疑是它最輝煌的部分。在這一稱之為中國新文學的開創時期,一大批浙江作家沖出越地,走向全國,成為建構中國新文學大廈的重要支柱,不但在浙江文學史上是空前的,即便在中國新文學史上也形成一大“奇觀”。著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專家嚴家炎先生曾慨乎言之:“如果說五四時期文學的天空群星燦爛,那么,浙江上空的星星特別多,特別明亮。這種突出的文學現象實在很值得研究者去思考和探討。”(注:《〈20世紀中國文學與區域文化叢書〉總序》,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的確,“五四”時期浙江文學的壯觀景象,為一部浙江文學史敘寫了最鮮亮奪目的一頁,它是浙江作家對中國文學作出的一次重大建樹,也是勇為天下先的“浙江精神”在文學領域里一次最生動的張揚,其為浙江乃至中國文學提供的歷史經驗,實在值得后人細細總結與思考。
  一、“浙江潮”的涌動與“五四”文學革命
  在中國20世紀文學層面上,世紀之初的文學近代化變革(清末的“文學改良”與“文學革命”)是有其無可漠視的意義的。但文學的近代化變革對中國文學發展的意義,主要不在于它的最終實現形態(“近代”形態),而恰恰是完成文學由古代向現代的轉型,即為建構具有“現代”特質的新文學作出新質儲備。這當中,造就一批思想敏銳、目光如炬的期待著一場更徹底的思想文化革命的“文化新軍”,當是其重要收獲。新世紀浙江文化新軍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凸現的。 在中國近代化大潮中,與破碎舊文學體系相偕行進的是潛涌在文化激流中的一批青年學子呼喚文學新世紀到來所激起的層層波瀾。世紀之初,文學“浙江潮”的涌動,就構成一種頗為壯麗的景觀。
  ……可愛哉,浙江潮,挾其萬馬奔騰、排山倒海之氣力以日日刺激于吾國之腦,以發其雄心以養其氣魄。二十世紀之大風潮中,或亦有起陸龍蛇挾其氣魄以奔入于世界乎?西望蔥蘢碧天萬里,故鄉風景,歷歷心頭。我愿我青年之勢力如浙江潮,我青年之氣魄如浙江潮,我青年之聲譽如浙江潮。(注:《〈浙江潮〉發刊詞》,《浙江潮》第1期。)
  這是浙江留日學生于1902年10月在東京創辦的《浙江潮》“發刊詞”中的句子。“發刊詞”就出自日后成為中國第一個大型新文學社團文學研究會發起人之一的海寧人蔣百里的手筆。《浙江潮》在20世紀大風潮剛剛到來之際,便“發大聲于海上”,正標示著浙江青年人敏于世變、勇為人先的精神,而它甫一亮相,即以夾帶著深重憂患意識的澎湃激情而顯出咄咄逼人之勢,同樣見出浙江青年學子欲以思想文化之力起區域而抗陸沈的強烈意愿。《浙江潮》并不是一個純粹的文學雜志,它探討哲學、科學、文藝等廣泛的社會思潮和文化思潮問題,把它單指為“文學潮”的象征,也許有些勉強。然而,《浙江潮》的的確確正因一大批文人學士的加盟遂壯闊其聲勢,從其間走出的魯迅、周作人、許壽裳、蔣百里等日后成為中國新文學重臣,則其同文學的相關意義已不待論證;更重要的是,作為一種能指意象,《浙江潮》所涵示的文化精神——如滾滾汩汩向前流動的“浙江潮”,正標志著包括文學家在內的浙江文化隊伍已開始沖出越地,走向一個新的世界。
  歷史潮流的洶涌行進總是為那些挺立潮頭的弄潮兒提供有聲有色的表演舞臺。當中國20世紀文學終于在聲勢壯闊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揭開新的序幕,進入了它的“現代”階段時,于世紀之初就已開始積儲的浙江文學新軍終于噴薄而出,在一個重要的歷史關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新文化運動開展前后,一大批經過新文化思潮洗禮的浙江作家匯聚北京,熱情鼓吹文化新潮,積極介入文學革命。于是,浙人在中國新文化運動中的異軍突起,便形成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不必詳盡羅列浙人參加新文化運動人數之眾,只舉犖犖大端即可概見浙江作家在其時引領文化新潮的顯赫地位。“新文化運動倡導勢力自一刊一校的革新力量集結起來形成了自我勢力”(注:陳萬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源流》,《五四運動與中國文化建設》第195頁。)。此語不虛。所謂“一刊一校”,即《新青年》雜志和北京大學,這兩處正因形成了一個自成體系的新文化群體,集結了一批志在革新的新文化精銳,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策源地和新文化思想的集散地,這里成為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中心是不言而喻的。浙江學人和浙江作家在“一刊一校”中參與人數之眾和所處位置之顯要,正顯示出其在新文化運動中的突出地位。《新青年》由陳獨秀主編,自1918年后編輯部逐步改組和擴大,其影響也日臻深遠。在影響擴大期的《新青年》,先后參與編輯工作的浙江作家有錢玄同、沈尹默、魯迅、周作人等,幾占當時最知名的《新青年》同人一半的份額。而且,正是浙江作家在《新青年》發表作品數量之多和影響之大,他們遂成為“《新青年》作家群”中一部分最有成就的作家。北京大學成為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的策源地,是取決于該校人文薈萃、思想活躍的優勢。北京大學的校長蔡元培是浙江人,其作為北大這個新文化中心的一面旗幟,無形之中加重了浙人在領導新文化潮流中的份量。而且,北京大學也是浙江學人和作家集結之所,特別是“革新力量”之多,甚為矚目:除周氏兄弟(樹人、作人)、錢玄同以外,還有頗具聲望的沈氏兄弟和馬氏兄弟,即“三沈”(沈尹默、沈遠士、沈兼士)、“三馬”(馬裕藻、馬衡、馬@①)等。這個現象,直至20年代中期還不時被人提起,稱之為“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勢力的某籍某系”(注:陳西瀅:《閑話》,《現代評論》第1卷第25期。)。所謂“某籍”,即浙江籍;“某系”,即北京大學中文系,于是就有“北大的中國文學系里浙江人專權”(注:《周作人回憶錄》第343頁。)之說。這里說的是“教育界”,倘若把“占最大勢力”的評語移用到整個文化界,亦恐庶幾近之,因為在新文化運動中聲譽日隆的,除“一刊一校”以外,還有別處的知名浙籍文化人,如沈雁冰、胡愈之、馬敘倫等。
  自然,就領導文化新潮而言,參與人數之眾還不是主要的,更重要的是在于參與者應以一種挺立潮頭的姿態,以其先導性思想對整個新文化運動施加深層的影響。在這方面,浙江學人和作家所顯示的對中國新文化運動和新文學革命的領導意義應該是更突出的。
  首先,浙籍文化人的外向拓展意識具備了廣納世界文化新潮的條件,使他們在“現代”期到來之際,在意識觀念上迅速完成由近代向現代的轉換,確立自覺的現代文化意識,敢于對傳統作出前無古人的挑戰。浙江人“好動”的性格在世紀之交的文化大裂變中表現得特別明顯,幾乎所有新文化運動參與者都曾出洋留學,經受過歐風美雨的洗禮。借用魯迅的話說,叫做“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注:魯迅:《吶喊.自序》。)。“走異路”使他們的眼界格外開闊,能以西方先進文化思潮返觀中國傳統文化積弊,作出文化觀念的現代性選擇。蔡元培曾于20世紀初頭兩個十年,兩度游學西歐,廣泛接觸歐西的科學、民主思潮,使原本已確立的民主主義思想日趨深化,不但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軍”人物,而且還是新思潮的有力鼓吹者。如其所作《洪水與猛獸》(注:刊《新青年》第7卷第5號(1920年4月1日出版)。)一文,“用洪水來比新思潮”,將猛獸“作軍閥的寫照”,期望“把猛獸馴服了,來幫同疏導洪水”。文中提出的“洪水猛獸”一語,遂成為新文化運動中的經典性話語。另一個以最為激進的姿態出現的浙籍作家錢玄同,早年留學日本,接受了新文化思潮的熏染,是北大著名的“新派”教授。其指斥封建守舊勢力提出的“桐城謬種”、“選學妖孽”兩個名詞,同樣風行于“五四”,構成對封建思想文化體系摧枯拉朽的打擊。
  其次,浙江作家固有的“叛道”傳統和敏于新變的精神,使他們在新舊文學的激烈交戰中很快確立自覺的“現代”文學觀念,在“五四”文學革命中顯示出開拓新路的潛能。浙江自近代以來,啟蒙文學一直呈持續發展態勢,內中不乏變革文風、“迥絕輩流”(注:朱琦評姚燮語,《復莊詩詞》卷首題詞。)的詩文大家,而作為封建“衰世”的批判者和改革風雷的呼喚者的龔自珍,更是從浙江走出的第一流啟蒙文學大師。是故世紀之初浙江新一代學人在“鄉先賢”的啟迪下曾有如此激昂的發問:“浙江省文明之中心點也,吾浙人果能担任其此言乎,抑將力不能勝任,徒為歷史羞乎?”(注:公猛:《浙江文明之概觀》,《浙江潮》第1期。)這意味著承續“先賢”的遺緒,作改革傳統、探索新路的實踐,乃是浙江新一代學子的共識。而此中的典型代表便是周氏兄弟。世紀之初,魯迅(周樹人)和周作人在日本留學期間,就已開始新文學革命的探索,熱切呼喚“第二維新之聲,亦將再舉”(注:魯迅:《墳.文化偏止論》。)。他們當時提出的一些文學思想,以喚起“國民精神”自覺為先導打破封建文學的桎梏,表現出徹底的“叛道”精神。魯迅認為文學改革的要旨,“其首在立人”,進而提出“二十世紀之新精神”就在于崇尚“人類之尊嚴”、“個性之價值”(注:魯迅:《墳.文化偏止論》。);周作人提出:“夫文章者,則國民精神之所寄也”(注:周作人:《論文章之意義暨其使命因及中國近時論文之失》。)。這種強烈要求文學表現個性解放、精神解放的思想,實開其后“五四”新文學革命之先聲。因此,當文學革命來臨之際,周氏兄弟必會以先驅者的姿態出現在文學革命陣線,也必會成為文學革命中兩員最勇猛的戰將,對中國新文學革命作出最切實有效的建樹。魯迅以其敏銳的思想家眼光和積累深厚的藝術家素養把握新文學發展方向,在文學觀念和創作實踐上推動了中國文學的現代化進程;周作人則更具體提出“人的文學”的口號,賦予新文學以實質內涵,也使文學革命真正落到了實處。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之于這兩位浙江作家的意義,就在于確立了他們作為毋容置疑的中國新文學的傳大奠基者和開拓者的地位。
  再次,浙江作家的進取意識和求實精神,使他們在倡言文學革命的同時,又致力于扎扎實實的新文學創作實踐,從而顯出其引領文學新潮的無可取代的地位。在這方面,貢獻最突出的,自然是魯迅。如果說,在魯迅介入新文化運動以前,文學革命僅僅止于理論上的倡導,那么,魯迅的介入,才以豐厚的創作業績真正開創了文學革命的新生面。其于1918年發表的《狂人日記》,是中國新文學的開山之作,其后又“一發而不可收”地發表一系列作品,“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注:魯迅:《且介亭雜文二集.〈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使“五四”文學革命以無可爭辯的事實證明了它的存在意義及其無限生命力。另一個浙江作家沈雁冰(茅盾)則以自己的踏實工作,為新文學開辟陣地,顯示了又一重要“實績”。其于文學革命作出的突出貢獻,是于1920年底開始革新《小說月報》,成為中國新文學一名力挽狂瀾的改革者。《小說月報》原是“鴛鴦蝴蝶派”的刊物,它在“五四”新文化思潮的沖擊下已變得奄奄一息。沈雁冰毅然担起改革該刊重任,將鴛派作品悉數掃地出門,全部啟用新文學創作,使之成為當時全國唯一的倡導新文學的純文學雜志。這一改革舉措,為新文學開辟了第一個屬于自己的陣地,從此新文學將在新的土地上枝繁葉茂。這里,浙江作家的求實與勤勉,固然值得稱道,而他們那種敢于開風氣之先的首創精神,更成為中國新文學作家不可多得的楷模。
  二、浙江作家:“五四”新文學建設的中堅
  “五四”文學革命的意義是巨大的,它沉重打擊了行將沒落的舊文學思想體系,為建構一種全新的具有現代意義的新文學提供了充足的理論準備。然而,破舊容易立新難,要建設一種前無古人的新文學遠比破壞、掃蕩舊文學復雜得多,也困難得多。事實正是這樣。從1917年倡導文學革命以后的兩三年間,新舊文學的論爭固然頗呈熱鬧氣勢,但新文學創作總是不夠景氣。魯迅就曾指出,自文學革命以來,“因為《新青年》其實是一個議論的刊物,所以創作并不怎樣著重”。除了《狂人日記》等作品“算是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從《新青年》上,此外也沒有養成什么小說的作家”(注:魯迅:《且介亭雜文二集.〈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這就給新文學者指出一項緊迫任務:便是亟須注重新文學建設,包括組織一支新文學作家隊伍,創辦新文學刊物,以推動新文學的繁盛與發展。
  在新文化運動中異軍突起的浙江作家,面對歷史的急切召喚,又一次毅然担起重任,在“五四”新文學建設中發揮了中堅作用。其中最突出的貢獻,是以廣納博取的精神吸取世界文學新潮,開始了體現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現代主義等諸種文學思潮特色的理論探索與創作實踐,并組織一批體現不同創作傾向的新文學社團,使新文學呈現出異彩紛呈的局面。在新文學建設初期,文學思潮、流派特色最顯著、影響最大的四個新文學社團,是文學研究會、創造社、語絲社、新月社。這四個社團,便主要是由浙江作家担綱組建,或在其中担負領銜者角色。這里恰恰反映出一批有膽識的浙江作家作為首批新文學建設者的開拓性勞績。
  文學研究會是中國第一個大型新文學社團。該會的12位發起人中,有6位是浙江人(周作人、鄭振鐸、沈雁冰、蔣百里、朱希祖、孫伏園),由周作人起草《文學研究會宣言》;在成立大會上,“推蔣百里君主席。首由鄭振鐸君報告本會發起經過。”(注:參見《文學研究會會務報告(第一次)》,載《小說月報》第12卷第2號。)由此不難看出:在文學研究會的成立過程中,浙江作家担負著實際領導者的角色。更重要的是,文研作為體現“為人生”文學主張和提倡現實主義的新文學社團,其理論主張大率由浙江作家提出,如周作人在“宣言”中提出“我們相信文學是一種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種工作”,其后沈雁冰發表《文學與人生》,鄭振鐸發表《文學的使命》等文,進一步闡說“宣言”確定的任務,奠定了該會的理論基石,使該會的創設有著明確的方向與路標。盡管文研會成員復雜,會員的創作傾向并不完全一致,但他們在“為人生”的旗幟下集結,保證該會從成立開始便有著自己的鮮明特色,使之成為中國新文學中一個典型的現實主義文學社團,內中就同它的創始人周作人、沈雁冰等浙江作家的理論導向悠切相關。其中沈雁冰所起的作用是更為突出的。他既是該會的機關刊物《小說月報》的主編,又是當時名重一時的文藝批評家,發表了在所有文研會作家中數量最多的文藝批評文章,為該會實施既定的創作方向施加了深層的影響。文研會存在近十年之久,會員擴充到130余人,形成了一個聲勢顯赫的創作流派,浙江作家的功績無疑是首屈一指的。
  與文學研究會比肩而立的另一個重要社團,是創造社。同文研會主張文學“為人生”不同,創造社是提倡“為藝術而藝術”的,由是產生了新文學史上“人生派”與“藝術派”兩個截然不同、稍帶對立的創作流派,同時也確立了創造社在新文學史上無可取代的地位。在創造社組建及其后的活動中,浙江作家郁達夫是個舉足輕重的人物。他不但是籌建創造社的“四巨頭”之一(另三人是郭沫若、成仿吾、張資平),而且一直担任該社的刊物《創造》季刊、《創造周報》等的主要編輯工作,還為該社擬定了宣言書(注:參見郁達夫為《創造》李刊擬定的出版預告,刊上海《時事新報》1921年9月29日。),明確提出“藝術獨立”的口號,顯然是這個社團的有力組織者。創造社同人就在“藝術獨立”的旗幟下共謀進取,為創建一種帶有鮮明浪漫主義色彩的新興文藝作出貢獻,而郁達夫就成為這個社團最有成就的小說家。他創作的“自敘傳”小說,在藝術上獨標高格,開中國浪漫抒情小說的先河,對建構一種新型小說文體卓有建樹。郁達夫無疑是創造社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也是中國現代浪漫文學最有代表性的作家。如果沒有郁達夫,創造社的成就就大為遜色;沒有郁達夫,中國的現代浪漫文學也將黯然失色。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這位浙江作家給予中國新文學建設的貢獻,不獨表現在新文學社團組建上,更重要的還在于新文學文體的創造性建設方面。語絲社是“五四”落潮以后登上新文壇的,這個社團的“浙江色彩”是特別濃重的。因為無論是其發起人還是《語絲周刊》的主要撰稿者,多半是浙江人,最重要的浙江作家有魯迅、周作人、錢玄同、孫伏園、俞平伯、章廷謙、孫福熙、柔石等,而周氏兄弟則被稱為“語絲派”的“主將”。正由于此,“語絲派”在同“現代評論”派論戰時,就常常被對方稱之為是“某籍(按指浙江籍)人士的集結派別”(注:參見魯迅:《華蓋集.我的“籍”和“系”》。)。然而,語絲社在“五四”落潮以后思想沉悶、政治低迷的特定時代氛圍里脫穎而出,語絲作家承續“五四”作家的遺緒,勇猛喊出“對于一切專斷與卑劣之反抗”(注:《〈語絲〉發刊詞》,載《語絲》創刊號,1924年11月。)的聲音,為沉寂的文壇劃出一道亮色,在當時和后來都產生過強烈而深遠的影響。這里顯現的正是相當數量的浙江作家所蘊有的強烈的現實參與意識和不屈的斗爭精神。語絲社又由魯迅、周作人領銜創造了一種風格潑辣、幽默的“語絲文體”,此種文體分別形成“魯迅風”和“豈明風”兩種風格,歷史已記錄了這兩位浙江作家對于中國現代散文的建設者和開拓者之功。
  新月社作為提倡唯美主義的新文學社團,在文學史上也是獨樹一幟的,且以其為新文學提供精致藝術而產生久遠影響。在這個社團中,浙江作家所占的比例不高,但介入其中的兩位浙江作家徐志摩和陳夢家在該社中所處的位置卻十分重要。徐志摩是新月社的創始人之一,又主持該社的刊物《詩鐫》、《新月》,系統宣傳新月社的文學主張,其作為新月社的組織者和引領者的角色地位非常顯露;而他在詩歌創作上的卓越成就,則毫無疑義應是新月社最具代表性的詩人。陳夢家是后期新月社享有盛名的代表詩人,其詩作受到徐志摩的賞識,在新月青年詩人群中獨領風騷。這一前一后出現的兩位新月社詩人,標志著浙江作家在“純藝術”領域里的探索與實踐也有著重大的創獲。
  在新文學建設初期,浙江作家創立或參與的新文學社團當然遠不止上述四個。我們以此為例,旨在說明:在最有影響的新文學社團中,浙江作家所起的都是最有影響的作用;在“五四”時期的各種文學思潮、流派中,無論是“為人生”還是“為藝術”,也不管是講“浪漫”還是講“唯美”,浙江作家都是得心應手、游刃有余。因此,說“五四”時期的文學天空有燦爛群星,浙江便有“特別多,特別明亮”的“星星”,該是切中肯綮之論。
  三、五四文學中“浙江文學”的創造性成就
  論及“五四”文學的創作成就,浙江作家的貢獻同樣非常突出。中國新文學的第一批成果——“五四”文學,是由全國新文學作家合力創造的,而異軍突起、陣容壯觀的“浙軍”尤其功不可沒。這不獨表現在“浙軍”中的領軍人物魯迅、周作人等發出了中國新文學的第一聲吶喊,有一種先聲奪人的氣勢,同時也表現在實力雄厚的“浙軍”對中國新文學各個陣地的廣泛占領。在“五四”新文學各種文體的首創性建設中,浙江作家都是積極介入、勇于開拓的,而且往往在各個創作領域里獨占鰲頭。小說創作方面:魯迅是中國現代小說之父,郁達夫首創浪漫抒情小說,這兩家小說是“五四”新小說中最耀眼的部分,長期以來很少有人超越;而“浙東鄉土作家群”奉獻的鄉土小說拓寬、深化了“五四”小說的內涵,同樣取得了驕人的成就。詩歌創作方面:中國第一代新詩人周作人、沈尹默、劉大白等創作的初期白話詩,開了中國新詩的先河,“湖畔四詩人”在“情詩”創作方面獨辟蹊徑,而徐志摩作為“純詩”的創造者,無疑是“五四”詩壇最耀眼的明星。散文創作方面:“新青年”散文作家群中浙江作家占據重要席位,“五四”文學中最純正的散文流派“語絲派”又是浙江作家獨領風騷,而魯迅、周作人作為中國現代散文宗師和兩大散文流派的開創者,其成就更是無人可以比擬。戲劇創作方面:沈雁冰、鄭振鐸等發起創建我國第一個現實主義戲劇團體、宋春舫、陳大悲、余上沅等作為我國第一代新劇的引入者、創造者,對于“五四”新戲劇的創建也作出了有目共睹的貢獻。以上所述,也僅僅舉其大端,但僅此足以說明浙江作家在“五四”新文學創作中有著十分顯赫的地位,就中國“五四”文學而言,“浙江文學”無疑是它的一種不可或缺的構成。
  需要說明的是,這里所說的“浙江文學”,是指浙江作家參與創造的文學,它包括浙江作家在本地創造的和在“異鄉”創造的兩大塊。在“五四”時期,浙江作家的多數(特別是那些成就卓著者)是在“異鄉”建功,中國“五四”新文學的創作陣地主要也是集中在北京、上海這些大都市,倘若把這些地方創造的文學都排除在外,浙江就基本上沒有文學,這顯然與史實不符。而且,就文學創作主體對于文學產品最終生成的決定性機制而論,不同地域的作家常常會產生打著獨特地域印記的文學。一個作家可以走得很遠很遠,但他永遠是那個地域的兒子。浙江作家在“異鄉”創造的文學,就帶著嚴家炎所說的鮮明的“區域性的特點”(注:《〈20世紀中國文學與區域文化叢書〉總序》,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因此,以區域性特點視之,從中國新文學整體中析離出“浙江文學”,也不是不可思議的。然而,包括浙江作家在內的中國新文學建設者,他們創建新文學的動機與著眼點卻是整體而不是地域,他們意在創造的是整體的中國新文學而不是單個的地域新文學,因此他們的新文學理論與實踐成果都是整個地滲透、消融在中國新文學的總體范疇之中的。這樣,就決定了“五四”文學中“浙江文學”的兩個顯著特點:一是浙江文學與中國“五四”新文學的整一性,即浙江作家創造的文學保持著同整個“五四”文學走向的整體一致性;二是浙江作家的創作以其獨特的存在形態(特別是鮮明的地域特色)而顯出相當程度的獨特性。
  由于許多浙江作家在“五四”新文學建設中往往担負著引領者的角色,正是他們在堅持新文學的“五四”方向方面表現出極大的理論自覺性和創作先導性,這便有可能對此一時期的“浙江文學”產生直接的影響,使其保持著同“五四”新文學走向的基本一致。“五四”新文學觀念的核心,是在現代啟蒙主義思潮影響下,注重個性解放意識,確立“人的文學”觀念。因此執著于“辟人荒”的工作,謀求“人的覺醒和解放”,便成為新文學先驅的共識,也必然形成“五四”新文學創作的基本主題。有意思的是,這一帶有方向性的路標,恰恰是由浙江作家首先擇定的。周作人首創“人的文學”理論,在新文學建設中無異于炸響了春雷;此論一出,立即為當時的新文學同人所接受。魯迅、茅盾、郁達夫等也從不同角度闡述過“人性解放”、“個人發現”是“五四”文學“主要目標”的意見。如此明確的“人的文學”的意識,決定了浙江作家的創作必在發現“人”、表現“人”方面作出堅執的努力。綜觀這一時期的浙江文學,就其基本形態說,是在“人的文學”層面上。以魯迅為代表的啟蒙主義文學創作自不必說,其最重要的使命是在重鑄民族靈魂,猛烈抨擊落后的“國民性”,促使國民從麻木愚昧中警醒,體現了最顯著的“立人”意識。周作人的前期散文也帶有明顯的啟蒙性質,其對封建意識形態的批判,對舊禮教、舊制度的“非人”性的深刻暴露,同樣是震聾發聵的。其他文學創作也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人們在自由平等、人格獨立、個性解放思潮鼓舞下,或喊出強烈要求發展、完善自我個性的努力,或勇猛地向摧殘人性的封建禮教、家族制度宣戰,或犀利批判封建農村宗法制度的黑暗,或在個人愛情婚姻問題上表現出強烈的爭取自由幸福的觀念等等,無一不表現出人的意識的覺醒。郁達夫的小說在“靈和肉”的沖突中發出要求尊重“人”的尊嚴的呼喊,許欽文等的鄉土小說對宗法制農村愚昧與黑暗的揭露,“湖畔詩人”在凄苦的情詩中吐露感情受壓抑的苦悶,徐志摩詩作表現對自由人性的向往,便都是典型例證。
  就獨特性而言,這一時期浙江作家創造的滲透著鮮明地域色彩的文學形態在“五四”新文學中獨樹一幟,從而賦予此時的“浙江文學”以鮮明的特色。最鮮亮的標記,無疑是浙江作家筆下濃墨渲染的吳越文化氛圍和浙江山川風光,那是任何一個親自別地的作家的創作都無法混淆的。“土谷祠”、“咸亨酒店”,魯迅小說中的“末莊”、“S城”,周作人散文里的“烏蓬船”、“故鄉的野菜”,郁達夫的小說、散文中隱約透露的秀美的富春江山光水色,是那樣深深地刻印著“浙江”的“胎記”,任什么力量也無法抹去。還有走到天邊也改不掉的“鄉音”,浙江作家筆下的文學語言總是免不了“浙江腔”。讀劉大白的早期白話詩,一望而知這是用浙東方言俗語寫成的,浙江人讀起來猶如異鄉遇故知般的親熱。而“浙江文學”中作為深潛的浙江標記的,則是體現著兩浙文化精神的浙江人的意識觀念、思維方式、文化性格等等,這是積淀在浙江作家意識深處的東西,但它們總是在筆端經意或不經意地表露出來。“會稽乃報仇雪恥之鄉,非藏污納垢之所”—由此形成浙東人的“硬氣”,即“鐵骨不石”的性格,這在浙江作家的作品中隨處都可找到。像這樣體現精神、意識的東西,猶如吉光片羽般散落在浙江作家各種類型的作品中,若用心收集,不難從整體的“五四”文學中概括出一種叫做“浙江文學”的特色與風貌。事實上,地域性是一種很難消解的“惰性”,一個作家可以離開故土,但他的創作總是離不開那一片曾經生于斯、長于斯的土地。正如魯迅指出的:“凡在北京用筆寫出他的胸臆來的人們,無論他自稱為用主觀或客觀,其實往往是鄉土文學,從北京這方面說,則是僑寓文學的作者。”(注:周作人:《論文章之意義暨其使命因及中國近時論文之失》。)這里說的是“鄉土文學”,但放大來看,浙江作家僑寓于“異鄉”而創作的文學,相對于整體的“五四”文學而言,它同樣是一種僑寓文學,從本質上說,它依然屬于浙江自己。
  倘若說,“五四”文學中“浙江文學”的地域特色,在單個作家身上僅僅是種“片斷”顯示,那么,作為整體介入于“五四”文學的浙東鄉土小說,就帶有更鮮明的“浙江”標記,從而使“浙江文學”的獨立存在意義變得更為切實而具體。毫無疑問,“五四”文學中的鄉土小說,是一種文化品位、藝術品位很高的小說,而浙東鄉土小說正是它的骨干和中堅。這不獨因為“鄉土小說”是由魯迅首創的——其創作雖不能以單純的“鄉土小說”名之,卻可以說為“鄉土小說”提供了經典的范式,其對于故土作家產生深刻的影響是順理成章的,浙江的“鄉土小說”作家幾乎都是他的學生或私淑弟子,這也無形中提升了浙江鄉土小說創作的起點;同時還在于浙江有一個“浙東鄉土小說作家群”,其以群體的形式參與鄉土小說創造,創作上的優勢與實績,就更不是別地作家所可比擬。而且,這個群體中的作家,如許欽文、許杰、王魯彥、潘漠華、王任叔等,都是中國新文學史上耳熟能詳的人物,他們的創作自然不會不引起人們的注意。浙東的鄉土小說對于表現深潛的浙江文化特色可以說是最充分的。它一方面以浙東作家秉有的剛韌與堅勁,挑開封建宗法制農村黑暗的一幕,給以無情的鞭撻,暴露了封建文化、封建禮教的罪惡;另一方面又以嶄新的視角表現了浙江沿海地區自近代以來商業經濟駁雜的生存形態,寫出了在商業經濟熏染下“鄉村小資產階級的心理和原始式的冷酷”(注:茅盾:《王魯彥論》,載《小說月報》第19卷1期。),展示了一個在獨特地域里才有可能出現的現代文化現象。將浙江的過去和現在表現俱足,以此映照整個中國社會,昭示著浙江作家以浙江特色參與中國新文學創造取得的豐碩成果。浙江作家對“五四”新文學作出的一個重大貢獻是在于此,“五四”新文學中體現最鮮明浙江色彩的也在于此。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钅右加監字。
《浙江學刊》杭州133~137.142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王嘉良20012001本文論述了文學“浙江潮”在參與“五四”文學革命、創建中國新文學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和取得的輝煌成就,探討了“浙江精神”在中國二十世紀文學中一次最生的動張揚及其為浙江和中國文學提供的歷史經驗。浙江作家/“五四”文學/創造性成就王嘉良 男,1942年生,浙江師范大學文學研究所所長、教授。 金華 321004 作者:《浙江學刊》杭州133~137.142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王嘉良20012001本文論述了文學“浙江潮”在參與“五四”文學革命、創建中國新文學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和取得的輝煌成就,探討了“浙江精神”在中國二十世紀文學中一次最生的動張揚及其為浙江和中國文學提供的歷史經驗。浙江作家/“五四”文學/創造性成就
2013-09-10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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