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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之交的文學史展望  ——’95香港“中國文學史再思”國際學術討論會述評
世紀之交的文學史展望  ——’95香港“中國文學史再思”國際學術討論會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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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年代中國大陸的文學史研究,正像整個當代學術的發展一樣,進入了轉型時期,其在學術觀念上的一個突出表現即為由邏輯或形而上學向文學的歷史本體的回歸。這一轉變意味著如下一個事實:學者關注的研究對象由點——著名作家、經典作品,轉向面——思潮、流派、群體,有意識地對文學史的線索重新進行清理。這種工作基于不同于往昔的理念,即視事實認識的重要性高于價值判斷,學者不再專注于作家的取舍(精華、糟粕之分)、等級、品第高下,而是首先著力于清理事實;不是醉心于給作家貼標簽,打分數,論成就得失,而是關注文學史現象,努力發掘歷史的遺跡,恢復文學史的原生態。而港臺地區的文學史研究,則受福柯權力話語、知識考古學、塞義德后殖民批評理論的影響,以新的眼光審視文學史,幾乎與大陸同時提出了“重寫文學史”的口號。在這一思想和學術背景下,近年港臺地區關于文學史研究的討論會層出不窮。1995年10月13日至15日,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又主辦了題為“中國文學史再思”的國際學術討論會。這次會議因邀集了中國大陸、美國、新加坡及港臺地區的學者共同討論,意義很不一般。會議采用分組發言、共同討論的形式,討論了四個主題:(1 )中國文學史的文化體認;(2)歷史與敘述;(3)女性與文學;(4 )中國文學批評反思。這四個題目,應該說都是當今文學史研究中最為人們關注的熱門話題,所以討論得比較熱烈。
  關于中國文學史的文化體認這一主題,報告者最少,而討論最熱烈。題目的意旨本身可以從兩方面理解,即透過中國文學史獲得有關中國文化的體認,或基于當代由多元文化沖突形成的異于傳統的文化體認來認識中國文學。前者是由文學而文化,后者是由文化而文學,思路恰好相反。但事實上無論從哪方面把握問題,對“中國文學史”與“中國文化”概念外延的確定都成了討論的必要前提。海外代表不約而同地從兩方面提出問題。臺灣大學柯慶明發問:“‘中國’是一個單一的文化嗎?還是只是一個‘開放的舞臺’,曾經有各種不同的‘民族文化’在此雜然并存?”在討論中,大家一致感覺到,現今研究中國文學史,首先遇到的棘手問題就是確定中國文學史的范圍。現有的中國文學史,準確地說只是漢民族而且是中國大陸漢民族的文學史。以今天的立場來看,這是不符合中華民族文學創作的實際狀況的。古代少數民族的文學是不是中國文學史的內容?近現代的港臺地區、新加坡及其他海外華人的文學是不是中國文學史的內容?這是文學史研究和寫作首先要解決的問題。考慮到歷史形成的政治格局,我們必須重新確定中國文學史的基本內容和范圍。至于文化體認,海外代表一致認為,近代以來的中國文化由于政治格局由封閉、集中轉向流動、分散,實際上已形成了一個多元中心的局面。美國愛奧華大學呂彤鄰的一段話,可以說典型地代表了他們的看法:“每一次沖擊(按指外來侵略)都更深刻地動搖大中國中心主義的物質及精神基礎。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大陸、香港、臺灣三地的文化都是在受到不同的外界文化沖擊而產生的。……什么是今天的中國文化?大概每個人對此都會有不同的解釋。”這種看法,無論基于什么樣的政治立場和生存體驗,客觀上都反映了中國文學與中國文化過去和現在的實態,無視這種狀況顯然是不尊重歷史的。在今后的文學史研究中,這將是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
  按通常的理解,體認也就是理解、把握的意思,“文化體認”就是從文化的視角來把握。臺灣中正大學龔鵬程的報告應該說是緊扣這一題目的。他認為,對中國社會與文化的性質有不同的體認,就會出現不同的文學史敘述。他針對歷來將中國社會體認為鄉土社會、農耕文化從而形成的敘述主調與基本主題,提出:對中國社會游民性格的體認,會促使我們重新認識一向被忽視、當作邊緣性問題來處理的“游”的文學,如游俠、游說、游仙、游戲、游歷的文學,而與遠游相關的主題包括中外交通史與文學傳播之關系、文學與游之心靈狀態、文學與游的藝術之關系等,也將攝入文學史的視野。他的觀點及論證因涉及對中國社會及文化特征的基本認識,所以引起了與會者的激烈爭論。其實這不是個判定中國文化基本特征的問題,龔的論點只是對歷來文學史研究將中國社會、文化特征簡單地定位于農耕文化的一種補充。它可以啟發我們多元地把握中國文學的傳統,但不能改變或取代我們對中國社會、中國文化的基本認識。中國社會科學院蔣寅在會上介紹了同事王學泰對中國游民意識與傳統文化、與通俗文學之關系的研究,并指出這一工作同樣具有從新的視角把握中國文學傳統的啟示意義。
  歷史與敘述主題的報告,話題較為分散,而意旨卻相對集中,大都是基于一定的文學史寫作經驗,提出某些涉及歷史與敘述之關系本質的理論問題。山東社會科學院喬力純粹從學理的角度概述了他對文學史敘述方式及所應遵循的原則之看法;臺灣清華大學廖炳惠以李汝珍《鏡花緣》為例,提出了把握歷史與敘述的關系所應注意的不同層次的問題和種種原則;臺灣交通大學周英雄引用拉康的三重世界說和海德格爾對時間的看法,就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的寫作指出,文學史的寫作包含認識自己與對自己生存之世界的解釋的要求,重寫文學史總是對國家敘事的反抗;香港中文大學王宏志借大陸王瑤、唐tāo@①、丁易和臺灣司馬長風幾種中國現代文學史寫作的比較,說明文學史寫作事實上總存在著強烈的意識形態傾向;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王德威更進一步指出了“現代文學史”在語義辯證上的悖論,透過本世紀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寫作,揭示出一個事實:“現代文學”之所以成為國家敘述的樞紐,不只因為它關系到國家文學史話的建立, 更因為它關乎國家神話的建立。 “而在80年代臺灣本土作家與大陸學者競相推出臺灣文學史及大系,又何嘗不飽藏對國家歷史敘事所有權的爭奪。”嶺南學院許子東也就當代文學史寫作的實踐,分析了80年代以來大陸出版的各種當代文學史的時限、分段和分類,指出當代文學史寫作在邏輯上的一種虛幻性。他說:“各種文學史都會在印刷的‘文學史’中終結,惟獨當代文學史卻不會。但當代文學史也總要完稿。完稿時間不僅劃定了研究對象的范圍,也決定著文學史的理論的起點。王瑤和夏志清的文學史經歷‘重寫’至今依然可讀,因為他們各自都和其研究對象有一文化時間(朝代)或文化空間(國度)的距離。當代文學史的作者們就沒有這么幸運了,研究者必須與研究對象共享同一意識形態空間。在各種當代文學史中,當代文學都必須假設性地‘終結’在‘現狀’上。如何評價這一‘現狀’便決定著被回顧被敘述的‘歷史’的面貌。”“過去”之所以被解釋成“彎路”,就在于認定本來應該有或現在已經有了正路。在現有的著作中,當代文學史被順理成章地解釋為撥亂反正、發展和進步的歷史,但如果從當代世界文學的背景上考察一下大陸作家的特殊生存和寫作狀態,這種敘述模式還能保持它的完整性和封閉性嗎?他懷疑,“史”理應記載過去,“當代”總是今天,所以“當代文學史”是否在邏輯上本來就不可能?這一分析的確指出了當代文學史寫作的一種困境。
  相對于上述對文學史基本觀念的思考,另一些學者就文學史寫作的具體問題發表了各自的見解。香港浸會大學黃子平的報告,鑒于“本體論”的“作者”觀念在中國小說史研究中遇到的重重困難,探討運用“功能論”的“作者”觀念來寫作小說史的可能性。這是一個相當有啟發性的課題。清華大學葛兆光根據近年考古新發現的上古文獻,提醒文學史研究者應當經常傾聽歷史學家的意見,關心歷史學的成果。他簡單地列舉了一些新出土簡帛佚書的內容,指出它們對于重新認識先秦文獻與文學史研究的意義,引起與會者的關注。北京大學陳平原從“文學史”的起源闡明文學史寫作的動機和功能,指出文學史作為一門科學的建立,與西學東漸大有關系。他通過分析清末民初傳統書院與西式學堂在文學課程設置上的差異,追溯中西文學教育及史書體例的不同特征,說明中國古代詩文評及文苑傳的寫作—閱讀方式在晚清受到西方教育體制及學術思想的挑戰,終于以本世紀初作為京師大學堂課本的林傳甲《中國文學史》為契機,完成了從“文章源流”到“文學史”的轉變。這一番推源溯流的研究無疑是相當有學術價值的,不僅為文學通史寫作的原初目的找到了歷史的說明,也為此次會議上關于文學史與專題研究的水準、價值之爭提供了判斷的前提。
  女性與文學的主題基本上處于探索階段,學者們談論較多的是對研究思路的構想和難題的揭示。臺灣“中央研究院”胡曉真指出,現代女性主義對文學史的影響不外乎重審文學作品對女性形象的塑造與性別題材的處理,以及重新發掘女性的作品這兩個方向。前者關注的通常是女性被物化、客體化成情欲對象而失去自身的主體性等問題,對文學史的影響僅限于對經典作品的女性觀點詮釋;而后者,通過重讀女性作品,追溯其源流傳統、美學觀念,才是更有潛力、更有意義的工作。“因為這樣的工作,或者可以為女性另立一個傳統,重視女性文學嘗試的蛛絲馬跡以至豐功偉績,簡單地說,也就是婦女文學史的研究;或者可以全盤改寫傳統文學史,讓整個文化教養涵括包括女性傳統的各種傳統。”然而她承認,無論婦女文學史獨立于一般文學史之外,還是一般文學史將女性文學傳統吸納進來,都存在著很復雜的問題。香港科技大學童若雯圍繞女性傳統的起源與疑難問題,以閨怨詩為例陳述了清理女性文學傳統所面臨的重重困難:上古作者性別無法確定、女性傳統的源頭難以追尋、女性面具的被普遍借用、女性對男性的摹仿等等。這些困難使得對女性文學的探討時常陷入困境。因此她認為,對女性文學傳統的反思“需要觸及文學話語本身的權力之形成、擴展與沾染”。她的同事陳麗芬的報告“超經典與文學史——從張愛玲之死談起”,在概括張愛玲作品的特質的基礎上,著重探討了文學史無法將張愛玲定位的奇特現象,從一個特殊的角度揭示了女性文學與文學史意義系統的游離。這雖是一個特殊的個案,卻不失為一個富于魅力的研究課題。美國喬治亞州大學黃金銘與臺灣“中央研究院”華瑋的報告,可以說很具建設性。前者是對經典作品所作的女性觀點詮釋,認為《紅樓夢》是個女性主義文本,作者借把小說的起源歸于女媧補天的神話,“突出了中國人集體無意識中女媧所體現出來的女性的創造作用,并賦予她一種儒學正統通常僅僅賦予男性的權威”;警幻仙子一方面是父權制度的發言人,一方面又是寶玉“意淫”——一種與他的“無才”共同塑造并表現他女性意識的乖僻——的保證人;而劉姥姥作為一個肩負著推動情節敘述這一關鍵任務的農婦,則是作者用以體現逾越性向和階級界限的關鍵一著。作者從小說一開始,就在這三個女性形象上奠定了他的女性主義視角。華瑋的報告則是發掘女性文學傳統的有效嘗試。她通過研究明清女作家葉小紈、王筠、吳藻、何佩珠、劉清韻等人的劇作,得出結論:明清女作家的劇作中,突出的是性別問題。她們“分別利用戲曲‘優孟衣冠憑顛倒’(吳藻《喬影》)的許可,以及中國文學傳統中性別轉換的修辭方式,將劇中女子改作男子(裝扮),以在讀者或觀眾的心目中產生‘美人名士一身兼處’(劉清韻《氤氳劍》)之認知與視覺上的混亂,借此顛覆傳統的性‘別’框架,并為婦女在父權制度下受到壓抑的文學、政治或情感的欲望,取得宣泄或滿足的想象空間”。她還指出明清女作家在戲劇題材處理上的一些顯著特征,如對“佳人”角色類型的重新界定——這多表現為佳人的“雙性化”;寫兩性的愛情婚姻時,女作家往往淡化“性”,而專重情的描寫;通常不追求情節的戲劇性,而較喜歡在簡單的情節框架里抒情等。她所提倡的認真“讀作品,作些死功夫,并且還要各種文類的研究者合作交流”,“而不是止于吶喊批評文學正典缺乏女性的聲音”的態度,對女性文學傳統的發掘顯然是很有意義的。
  關于中國文學批評反思的報告最多,內容也最為分散和具體,基本上無法全面討論,但彼此的內容卻可以構成互補的關系。新加坡國立大學王潤華的報告,聯系當前全球性的通俗文化勝利、西方的文化殖民等現象,提出了如何面對處于強勢的西方文化與學術理論,發展中國自己的文學理論的戰略思考。他強調:“我們需要西方,但又要抗拒西方,是因為我們需要采用全人類新舊間最好的發現和理論來重新闡釋中國文學,解讀我們的文學與文化,否則我們將在21世紀成為世界文學(文化)的孤兒,無法參入世界文學(文化)的系統里。因此目前我們不能將自己的批評與理論傳統孤立起來,也不能一往情深地向歐美尋找批評研究的方法與道路。”他認為中國文學批評的發展與今日東亞經濟很相似,“要在多元文化思考與‘科技轉移中’建立自己的解讀、分析、評價系統”。臺灣大學廖咸浩也對臺灣學術界兩種常見的說法——中國文學批評不需要理論,中國文學批評不宜用西方理論“硬套”提出了批評,并對現代中國文學理論的建設提出了具體的策略性建議。他們的發言明顯表現出抵抗西方學術強權而又自覺勢單力薄的心態。前者沉重地指出:“我們應該珍視中國文學批評家和作家的視野和學理資源,目前很少人肯在中國學人中(包括港臺及海外華人學者)尋找批評理論與構架,那是由于我們仍然對他們缺乏信心與尊重。”不過,華東師范大學徐中玉的報告正可以彌補這一遺憾。他談了四個問題:(1 )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批評的基本精神,是務實尚用,推動社會的和諧進步;(2 )中和、中庸的價值;(3)各種思維方式都可以互補、融合,萬慮一致, 殊途同歸;(4)文論研究貫通古今的必要途徑。 徐中玉的報告貫穿一個精神,就是中國文學理論的現代意義,從另一個角度說,就是中國文學批評的學理資源。上海古籍出版社趙昌平根據自己研究唐詩的心得,提出:唐人詩歌觀念中占主導地位的意興—意脈—意象觀念,在中國詩學史上第一次將詩歌創作中物我、言意、潛意識與意識三重關系,在張其意于其境,以意為主的創作狀態中較完善地統一了起來。它使得創作中對語言形式的重視,成為意志由朦朧而明晰的過程中不可或缺、伴隨始終的有機成分,從而促進了中國詩藝的不斷發展。他同時還指出了唐詩研究中兩種值得警惕的傾向,一是人們在盛贊唐詩的巨大成就時,卻往往粗暴地否定了作為唐人寫詩入門讀物的大量詩格類著作;一是現代語言形式批評因過分強調文學語言是對日常語言的有意扭曲,解讀唐詩往往疏離中國古代詩學形式批評的民族特征,流于隔靴搔癢。這可以說是對中國文學批評學理的揭示,也是對王、廖兩位之建議的一個回應。
  其他代表的報告,如北京大學張少康有感于歷來對中國古代文學批評與藝術理論批評關系的忽視,具體論述了文論、詩論與繪畫、書法理論互相借鑒移植、互相啟發的交互影響;香港大學何沛雄指出,凡“吟風弄月”與“雕章琢句”的文章在文學史上歷來都受到嚴厲批評,他認為這是出于古人的偏見,并分析了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新加坡大學楊松年從多方面闡明論詩絕句這種中國古代獨特的文學批評樣式的學術價值;香港大學潘漢光強調古代詩話不僅具有理論、批評的價值,還富有文學史的意義,它們在歷史上長期充當著近于今日文學史的角色。以上代表各自從不同角度闡述了文學批評研究中的具體問題。此外,臺灣政治大學黃景進的報告,指出明代文學批評研究中存在的一個重大迷誤:凡是復古派與公安派思想中較有價值的部分,甚至其興起或流行,都被解釋為反對程朱理學嚴重違反人性的結果。他認為,明人在反程朱的同時也吸取了許多程朱的思想,甚至如“格調”、“真情”等重要概念也包含了程朱的思想在內。基于此,他提出一個思路:除了目前這種“單音”的寫法之外,是否可以有一種“雙聲”(或對話式的)寫法?香港中文大學鄧仕梁則將文學史與文學觀、文學史研究與文學史教學結合起來,指出傳統批評有“顯優劣”的意味,而今天文學批評的意義主要在于說明、闡釋有關文學的種種問題,如解釋文學現象、分析文學語言,以求加深對作品創作過程、流變、接受、解讀各方面的認識,因此批評的任務有重新界定的必要。蔣寅從學科本身的發展著眼,提出要建立新的批評史觀念,認為既往的文學理論史、批評史著作一概是理論的視角,結構總是由點(理論家或著作)到點,史成為理論家的時間序列。其優點是固然突出了有理論貢獻的人物、著作,并清晰地勾勒出理論體系發生、發展、完善的過程,而缺點則在于缺乏細致的創作背景研究,缺乏周密的文獻考索,導致理論史的描述脫離創作實際而帶有一定的形而上學色彩,這與“史”的賦性是相悖的。所謂新的批評史觀,不是僅僅將批評史理解為文學理論發生、形成的過程,而是將它理解為人們在一定的文學觀指導下進行創作、批評活動的過程。這樣,各個時代豐富多彩的文學現象、文學思潮、文學活動將被包括進來,許多不具有理論意義但具有歷史意義的人物、事件、著作也將被包括進來,其結果將產生內容更豐富、更接近文學史原生態的批評史。為此,蔣寅還列舉了目前亟待努力的幾個研究方向。
  綜觀這次會議的報告和討論,總體上是富有成果的,提出了不少引人深思的問題;但同時也給人留下文勝于質的感覺,代表們的發言更多的是熱衷于搬弄許多人名與流行的主義,而不是實質性地探討問題本身。也許短暫的時間不允許討論深入的問題,也許與會代表分別屬于中國歷史、中國古代文學、現當代文學、外國文學、比較文學等不同研究領域,很難討論很專門的問題。因而筆者略感遺憾的是此次會議信息量大,而深度不足。*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左弓加上山下又
  
  
  
中國社會科學京174-178J1文藝理論蔣寅19961996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京174-178J1文藝理論蔣寅19961996
2013-09-10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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