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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化運動若干問題辨析
五四新文化運動若干問題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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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號:B26 文獻標識碼:F 文章編號:1002—8862(1999) 04—0036—39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袖、基本口號、思想主潮是什么?
  這三個問題牽涉到對“五四精神”的基本把握和歷史評價,在今天我們紀念五四新文化運動80周年之際,不可不辨析清楚。
  長期以來,尤其是90年代以來,海內外廣泛流行一種說法,就是把“打倒孔家店”說成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主要口號,把全盤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的“激進主義”,說成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主潮。不管是五四運動的否定者,還是五四傳統的維護者,雙方都持這種看法,都以這個事實的判定為前提。
  實際上,這種說法是后人附加的歪曲表象,我們有必要根據歷史文獻,拂去蒙在五四運動上的歷史灰塵,還歷史以本來面目:
      一、蔡元培、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魯迅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精神領袖
  究竟誰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精神領袖和代表人物?有的僅僅突出陳獨秀一個人,稱之為“五四運動總司令”;有的突出陳獨秀、胡適兩個人,這兩個人早期都帶點激進主義色彩,這種提法本身也有失片面;作為當事人,陳獨秀、胡適都曾提出,蔡元培和他們二人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應負主要責任,這里把蔡元培加進來,并且排在第一位,無疑是正確的,而把李大釗、魯迅排除在外卻未必妥當。
  準確地判定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精神領袖是誰的問題,是直接關系到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精神實質的準確把握問題。
  作為一場自發興起的思想解放和文化變革運動,五四新文化運動并沒有嚴格的組織系統和領導集團。如果我們把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袖人物排排隊的話。那么應當說,起主要作用的不是某一個人,而是一個復數構成的領袖集團,排在最前面的主要精神領袖和主要代表人物,無過于蔡元培、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魯迅這五個人。這五個人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帶頭作用、獨特地位,并且在某一方面具有特別突出的代表性、典型性。
  蔡元培——他是首倡北京大學教育改革與五四新文化運動,并使二者熔為一爐、組織起中國文化新軍的第一人。北大教改與《新青年》思想解放運動,這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兩大支點。
  陳獨秀——他是創辦和主持《新青年》雜志,最先舉起科學民主旗幟,首倡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第一人。
  胡適——他是首倡文學改革,引出白話文運動,并倡導用西方近代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的第一人。
  李大釗——他是從1918年起最早在中國自覺傳播馬克思主義,首倡馬克思主義綜合創新文化觀和社會主義新文化的第一人。
  魯迅——他是首倡以白話小說的形式,帶頭向吃人的封建禮教徹底宣戰,并引起巨大社會反響的第一人。
  正是這五個人,組成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精神領袖集團。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口號與思想主潮,應當到這五個人這里來尋找,而不能由別的什么人來代表。
      二、“打倒孔家店”并非五四運動口號
  實際上,遍查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所有歷史文獻,也沒有“打倒孔家店”這個口號,五四運動的主要代表人物中,誰也沒有提出過這個口號。
  把“打倒孔家店”、完全否定孔子與中國傳統文化,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綱領性口號、主要文化主張、主要思潮走向,完全是以訛傳訛、后人附加的歷史曲解。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史文獻,最主要的首推《新青年》雜志,與此相關的還有《新潮》、《現代評論》等幾家刊物。可是,遍查當時的所有報刊、雜志、書籍、出版物,都找不到“打倒孔家店”這個口號。
  從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各種代表人物來看,無論是以上提到的最主要的五位代表人物,還是略遜一籌的劉半農、周作人、易白沙、吳虞等人,甚至包括思想最激進、最極端的錢玄同,都沒有提出過“打倒孔家店”的口號。
  當然,“打倒孔家店”這個提法也不是完全無中生有、憑空捏造的,可以說是事出有因,這就是胡適在1921年6月16 日所作的《〈吳虞文錄〉序》中,有“打孔家店”這個提法:“我給各位中國少年介紹這位‘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吳又陵先生!”
  “只手打孔家店”這個提法,經過30、40年代陳伯達等人加工改造,變成了“打倒孔家店”的提法,并開始被曲解夸大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綱領性口號。
  1936年9月,陳伯達首次提出“打倒孔家店”這個提法, 并把它作為五四時代口號。他建議成立“中國新啟蒙學會”,“這個組織的基本綱領”,是“接受五四時代‘打倒孔家店’的號召”,為此需要同“五四時代一批思想界的人物:如‘打倒孔家店’……”的一切老戰士合作。1942年10月,又把當年胡適的提法做了微妙改造,把吳虞稱之為“一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吳虞民”。(《哲學的國防動員》,《讀書生活》雜志,第4卷第9期;《關于“孝”》,《中國文化》雜志第2卷第2期。)
  在此之后,還有一些很有造詣也很有影響的著名學者,也在一定程度上沿用了“打倒孔家店”這個提法,來描述五四運動某一方面。如:范文瀾在1940年10月有類似提法:“五四運動‘名將’之一的吳虞先生,曾被稱為‘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中國經學史的演變》,《中國文化》雜志,第2卷第2期。)賀麟在1941年8 月也采用了類似提法:“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人物,以打倒孔家店相號召的胡適先生,他打倒孔家店的戰略,據他英文本《先秦名學史》的宣言,約有兩要點……”,“它并沒有打倒孔孟的真精神、真意思、真學術,反而因其洗刷掃除的工夫,使得孔孟程朱的真面目更是顯露出來。”“表面上看,新文化運動是一個打倒孔家店、推翻儒家思想的一個大運動。但實際上,其促進儒家思想新發展的功績與重要性,乃遠遠超過前一時期曾國藩、張之洞等人的儒家思想的提倡。”(《儒家思想的新開展》,《思想與時代》雜志,第1期。)
  細致分析起來,從胡適的原來提法,到陳伯達的后來概括,至少發生了五點微妙變化:
  一是從一句幽默戲言,變成了理論口號;二是從胡適對吳虞的介紹,變成了胡適本人的主張;三是從五四后期的個別提法,變成五四時代的主要口號;四是從胡適個人的一個說法,變成了整個五四運動的理論綱領;五是從“打孔家店”,變成了“打倒孔家店”。
  “打”在這里主要是進攻、挑戰之意,而“打倒”則是徹底推翻、完全否定之意,二者之間雖是一字之差,卻有質與量上的微妙差異,程度上大為不同,不可混淆。
      三、激進主義只是五四支流,多元文化的綜合創新才是五四精神主潮
  科學地、準確地說,五四新文化運動主要思想旗幟是科學民主、綜合創新,主要鋒芒所向是徹底反對封建專制、吃人禮教;而全盤否定孔子、中國傳統文化,只是個別人物的個別言論,因而只能說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支流。
  根據歷史文獻來看,五四新文化運動中,主張徹底否定孔子的,主要是吳虞、錢玄同二人;主張進而徹底否定整個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是錢玄同、毛子水二人。他們既不是五四時期思想家的多數,也不是五四運動的主要代表人物,因而根本代表不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想主流。他們的極端化、片面化主張,大都當即受到陳獨秀、胡適、蔡元培、李大釗等五四運動主要領袖人物的糾正。
  吳虞不愧為五四時期反對封建禮教的一位急先鋒,態度特別堅決,旗幟特別鮮明。不過,他向著真理方向多邁出了一步,提出了一些極端的觀點,認為既然孔子是中國封建禮教的理論源頭,那就應該徹底否定孔子。他針對袁世凱復辟帝制前后的尊孔逆流,對孔子采取了大不敬的態度,甚至稱之為“盜丘”、“國愿”、“孔二先生”:“故余謂盜丘之為害在一時,盜丘之遺禍及萬世;鄉愿之誤事反一隅,國愿之流毒遍天下。”“孔二先生的禮教講到極點,就非殺人吃不成功,真是殘酷極了!”(《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地》,《新青年》, 第五卷第6號,1917—02—01;《吃人與禮教》,《新青年》第6卷第6號,1919—11—01)而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五位主要代表人物,則贊同吳虞對吃人禮教的徹底批判,卻不贊同吳虞對孔子的簡單否定。他們大都提出了不同于吳虞的孔子觀,要求更全面、更歷史地看待孔子其人及其儒學。
  錢玄同全盤否定孔子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極端化、激進化主張,曾受到陳獨秀等人的批評糾正。1918年4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4 卷第4號,刊出了錢玄同致陳獨秀的一封信,題為《中國今后之文字問題》。他支持陳獨秀、胡適首倡的文學革命論主潮,然而提出了“推翻孔學,改革倫理,廢棄漢文”的過頭主張。他在信中說:“我再大膽宣言道: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必以廢孔學、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而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
  1919年1月15日刊出的《新青年》第6卷第1號上, 陳獨秀以雜志發起人與主持人的地位,發表了《本志罪案之答辯書》,鄭重地表明《新青年》雜志編輯部的多數同人并不贊成錢玄同那些全盤否定中國文字、中國文化的極端化主張,認為那是“用石條壓駝背”的走極端作法”。
  另一位極端激進地主張簡單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的人是毛子水,他是一位影響甚微的北大學生,而且他的主張剛一出來,就受到胡適等人的批評指正。1919年5月,毛子水在北大學生主辦的《新潮》雜志第1期上,發表了全盤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的《國故和科學精神》一文。他說:“國故就是中國古代的學術思想和中國民族過去的歷史。”“中國的學術史,就重要的方面講起來,不要說比不上歐洲近世的學術史,還比不上希臘羅馬的。講數學名學等歷史的人,必定首先講到希臘諸學者;講民法的人,亦必研究羅馬法。這樣的例,在我們的學術史里面,實在尋不出來。還有一層,因為我們中國民族從前沒有什么重要的事業,對于世界的文明,沒有重大的貢獻,所以我們的歷史,亦就不見得有什么重要。有這些緣故,所以國故在今日世界學術上,占不了什么重要的位置。”“現在我們中國人最要緊的事情,就是吸收歐洲現代確有價值的學術,一來醫治我們學術思想上的痛疚,二來造成一個能夠和歐化‘并駕齊驅’的‘國新’。倘若要研究國故,亦必須具有‘科學的精神’的人,才能和上等醫生解剖尸體一樣,得了病理學上的好材料。不然,非特沒有益處,自己恐怕還要受著傳染病而死。”
  1919年8月16日,胡適發表了公開信《論國故學——答毛子水》。他一方面肯定了“用科學精神研究國故”的提法,另一方面對于毛子水的過于偏激之處,也因勢利導地做了委婉糾正:“但是你的主張,也有一點太偏了的地方。如說:‘我們把國故整理起來,世界的學術界亦許得著一點益處,不過一定是沒有多大的。……世界所有的學術,比國故更有用的有許多,比國故更要緊的亦有許多。’我以為我們做學問不當先存這個狹義的功利觀念。”而后,在1919 年底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1號上,胡適又發表《新思潮的意義》一文, 對毛子水的偏頗之見作出進一步糾正。他認為,所謂“國故”,就是“中國的一切過去的文化歷史”,因而“國故”里面既包含“國粹”,也包含“國渣”。所謂“用科學精神整理國故”,就是“用評判的態度,科學的精神,對中國一切過去的文化歷史做一番整理的工夫”,以便區分出“國粹”與“國渣”。
  在分析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激進主義的思想一翼時,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四點科學結論:
  1、吳虞、錢玄同、毛子水代表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激進一翼,他們在不同程度上提出了全盤否定孔子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偏激之見。不過,他們的思想不是簡單劃一的,存在一定復雜性與矛盾性。其中吳虞主要是反對封建禮教連及孔子,未見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全盤否定;錢玄同固然發表過“推翻孔學、廢除漢文”的偏激主張,但他在《新青年》第3卷第4號《致獨秀先生書》中,也曾充分肯定周秦諸子是可以和希臘諸賢、釋伽牟尼并立的“圣賢”,孔子是“過去時代極有價值之人”;毛子水發表了許多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的偏激之見,但也率先提出了以科學精神整理國故的主張。
  2、當時的大多數思想家、《新青年》編輯部大多數成員, 都是不贊成上述觀點的,并且對他們的偏激之見作出了批評,有白紙黑字為證。
  3、吳虞、錢玄同、毛子水,只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次要人物,他們的文化主張不能稱之為五四精神主潮。
  4、真正能代表五四新文化運動主流的五位主要代表人物, 是蔡元培、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魯迅,他們之間的文化觀也有重大差異,但沒有一個人提出過全盤否定孔子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極端偏激主張。
哲學動態京36~39K4中國現代史王東19991999王東,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100871 作者:哲學動態京36~39K4中國現代史王東19991999
2013-09-10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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