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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學者的魯迅
作為學者的魯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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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魯迅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刻批判者,同時也是中國文化傳統的卓越繼承者。他一方面執著于對封建文化痼疾的抨擊和解剖,另一方面又以頑強的毅力、謹嚴的態度、持久的熱情從事國學研究。他的作品之所以充滿著革命者的激情,思想家的睿智,文學家的魅力,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他具有淵博的學識和深厚的文化底蘊。本文試圖展示魯迅的學術風采,折射出他輝煌業績的一個不可或缺的側面。
  魯迅的學術專著主要有兩種:一,《中國小說史略》;二,《漢文學史綱要》。
  在中國的“諸子十家”中,小說歷來被排斥在“可觀者九家”之外,致使具有千年以上悠久發展歷史的中國小說既無通史,亦無斷代史。自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問世,才初次勾勒出小說“史”的發展脈絡。魯迅這部學術專著的獨特貢獻,首先在于它沖破了視小說為“稗說”的傳統觀念,向自漢迄清史家無視小說文化價值的偏見提出了挑戰,讓小說跟詩斌散文同樣昂首登入了文學殿堂,形成了跟“正宗文學”并峙的文學奇峰。其次,在“史”的構架、體例和系統方面,《中國小說史略》也有其不容低估的學術首創意義。該書系統說明了由神話傳說、鬼神志怪到唐宋傳奇、宋元話本、明清小說的演變過程,在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格局和開闊的大視野中,聯系特定歷史條件下的政治背景、思想潮流、社會習俗,再現了中國古代小說各個階段的歷史面貌,形成了一部具有歷史發展完整性的中國小說通史。
  《中國小說史略》一書體現的作者獨到的史識,至今仍令后學嘆為觀止。比如:中國古代神話資料除一部分保存在《山海經》中之外,其余大多散佚,缺乏《伊利亞特》《奧德賽》那樣宏大的希臘史詩。究其原因,有兩種舊說:其一是先民生存環境惡劣,求生不暇,故重實際而輕玄想;其二是作為封建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儒家思想重政治,諱言“怪、力、亂、神”,致使流傳在民間的上古神話缺乏記載,隨時光而流逝。魯迅在肯定了以上二說的基礎上,又發表了自己的見解,指出人神淆雜(即“神鬼之不別”,“人鬼亦得為神祗”)是原始神話中真正的“神”走向消亡的另一重要原因。《山海經》中的門神神荼和郁壘,到唐代就變成了秦叔保、胡敬德二位將軍(《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就是一個例證。類似論據甚多,有力支撐了魯迅的論點。對于被封建衛道者斥為“淫書”的《金瓶梅》,魯迅給予了截然不同的標價。他否定了視《金瓶梅》為“專以寫市井間淫夫蕩婦”的皮相之見,而從“洞達世情,盡其情偽”的角度,推崇其為“世情書”中的佳作,指出“同時說部,無以上之”,從而為這部明代的著名人情小說摘除了惡謚。
  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深刻精當、言簡意賅的評論比比皆是。比如,僅僅用“感而能諧,婉而多諷”這八個字,就準確概括了《儒林外史》的藝術特點。對于《紅樓夢》后四十回的得失,魯迅也持論公允,褒貶得當。他將原作者曹雪芹和續作者高鶚的生平際遇進行對比,找出兩人的相通和相隔之處,從而分析出后四十回跟前八十回的內在精神既有相通又有抵牾的深層原因。
  魯迅對中國古代小說的評價自然也反映了他本人的思想和審美追求。魯迅肯定“諷刺派”小說的代表作《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時弊”,“誠微辭之妙選,亦狙擊之辣手矣”,同時也體現了魯迅本人雜文創作的特色。魯迅指出《紅樓夢》“敢于如實描寫,并無諱飾”,是中國小說史上不可多得的顛峰之作。魯迅本人的小說就體現了這種“擺脫舊套”,打破“大團圓”格局的創新精神。
  魯迅是一位十分重視小說文學意義和獨立品格的作家,因此他十分重視古典小說的“幻設”——亦即想象和虛構,并以此作為評價小說藝術成就高低的重要標尺。因此,他才給予“敘述宛轉”、“作意好奇”的唐代傳奇以高度評價,譽之為“特絕之作”,而對崇尚教訓的宋人傳奇和虛構成份不足的演義小說,魯迅的評價則相對偏低,反映出作為文學史家的魯迅對創作意識的自覺和對“乏文彩”“多教訓”的創作傾向的反撥。
  魯迅撰寫《中國小說史略》,既有長期的史料積累,以及作為思想家和文學史家的睿智,同時又吸取了日本漢學家鹽谷溫、同時代學者胡適的某些學術成果(如《紅樓夢》《水滸傳》《西游記》考證),借鑒了前人的某些學術觀點(如明代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對唐傳奇的論述),從而融化古今中外,完成了這部碑碣式的學術經典。自1920年起,魯迅采用此書作為在北京大學等高等學校講授中國小說史課程的講義,受到了廣大學生的歡迎。
  《漢文學史綱要》是魯迅1926年在廈門大學担任中國文學史課程時編寫的講義,原題為《中國文學史略》;次年在廣州中山大學講授同一課程時又曾使用此教材,改題為《古代漢文學史綱要》。1938年編入《魯迅全集》時才以《漢文學史綱要》為書名。但認真推敲,后人代擬的這一書名似欠妥當。因為“漢文學史如果理解為漢代的文學史,那么該書前五篇明明講述的是上古、春秋戰國和秦朝的文學史;如果理解為漢族文學史,則不應該只寫古代到西漢的一部分。所以,這本著作應該是魯迅原擬撰寫的《中國文學史略》的未完稿。收入全集或單獨印行時,應當恢復魯迅在廣州授課時采用的書名——《古代漢文學史綱要》。
  魯迅這部文學史的獨創性,首先表現在對傳統舊說的突破。比如論及文字起源時,強調了“眾手”“全群”的作用,批駁了“歸功一圣”(如“倉頡造字”)的臆說。又如《詩經》歷來被儒家視為“發乎情,止乎禮義”的教訓之作,而魯迅則大膽指出“實則激楚之言,奔放之詞,《風》《雅》中亦常有”。魯迅還駁斥了儒家以為《鄭風》“淫逸”,有違“詩教”之旨的謬說,毫不留情地指出:“自心不凈,則外物隨之”。“后儒之服膺詩教者”,還極力貶低《離騷》《天問》一類抒憤懣之作,而魯迅卻認為上述作品對后世的影響,“乃甚或在三百篇之上”。
  魯迅這部著作之所以具有悠久的生命力,還在于他運用比較研究的方法對所論作家作品作出了一語破的的評價,如指出《離騷》跟《詩經》的區別,在于“其言甚長,其思甚幻,其文甚麗,其旨甚明。”又通過《史記》跟《春秋》的對比,指出《史記》雖背《春秋》之義,不拘于史法,而堪稱“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上述論斷,至今仍是對《離騷》和《史記》的定評。
  這部文學史的編寫體例,同樣也打破了歷來以儒家為中心的因襲老例:如第五篇敘述秦代文學,突出的是“以法術為治”的李斯。魯迅不僅肯定了李斯“不師儒者之道,治尚嚴急”的精神,而且指出了李斯奏議“尚有華辭”,不像其它法家的作品那樣“少文采”。第七篇敘述西漢文帝、景帝時期的文學,則以具有革新精神的賈誼與晁錯并列,指出他們的文章“皆疏直激切,盡所欲言”;兩相比較,則賈誼“尤有文采”,而晁錯的見解更為深刻。
  除開上述兩部學術專著,魯迅的學術見解還集中體現在以下兩篇學術論文之中:一篇是收入《而已集》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另一篇是收入《且介亭雜文》的《門外文談》。在魯迅心目中,魏晉六朝是“文學的自覺時代”,他原擬撰寫的《中國文學史》有關六朝文學的一章即定名為“藥,酒,女,佛”,形象概括了那一時代的思想潮流和世俗風尚。魯迅這篇文章不可磨滅的學術價值和意義,不僅在于深入淺出地論述了魏晉時期的文化、文學、社會和士人情狀及其特點,而且提供了斷代文學史研究的基本觀點和方法,即從環境、經歷和著作三方面入手,反映一個作家和一個時代的文學的基本面貌和特點。魯迅對“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賢”和陶淵明等作家的評價,觀點新穎獨到,如指出“魏晉時代,崇奉禮教的看來似乎很不錯,而實在是毀壞禮教,不信禮教的。表面上毀壞禮教者,實則倒是承認禮教,太相信禮教”,即發前人之所未道。此后有關漢末魏晉文學的研究,其基本觀點大多承此文之余緒。《門外文談》是系統論述中國文字變遷和語文改革問題的一篇論文,從理論上廓清了關于文化起源發展的種種唯心主義觀點,為當時的大眾語爭論進行了深刻而全面的總結。魯迅針對當時甚囂塵上的復古思潮指出,將大眾創造的文字交還給大眾,是歷史的必然。中國的言文一向就并不一致,而且文字為特權者收攬之后,變得愈來愈繁難,成為了一條為大眾難以跨過的高門檻,只有先簡化而后發展到用拉丁化拼音,才能促成“中國語文的新生”。當然,語文改革運動是不斷發展的,各種改革方案都必須接受實踐的檢驗,然后進行調整、改進。在這個改革的漫長過程中,“要緊的是做”,即使“逆水行舟,也只好拉纖”,“目的只是一個:向前”。魯迅這種高瞻遠矚的眼光和知難而進的氣魄,體現了他把自己當作“大眾中的一個人”的堅定立場和致力于“大眾的事業”的崇高獻身精神。
  魯迅在研究古代文化的同時也致力于古籍的輯校工作。他輯校古籍手稿共五十種,其中經部一種,史部十六種,子部二十七種,集部六種。在這些古籍中,《古小說鉤沉》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該書共輯錄周至隋代散佚小說36種,1400余則,近二十萬字。雖多屬“叢殘小語”,但真實反映了中國小說萌芽期的歷史面貌。這部小說史料匯編規模宏大,搜羅廣博,征引古籍凡60余種,參校本十多種,總計有80種左右,其完備程度遠遠超過馬國翰的《玉函山房輯逸書》、胡tǐng@①的《琳瑯秘室叢書》、葉德輝的《觀古堂所著書》等前人輯本。此外,魯迅以乾嘉諸大師輯校先秦古籍的方法輯校古代小說,去偽存真,取舍審慎。所輯作品如見諸不同古籍,必選善本為底本,以他本互校,并附以簡明扼要的校記。這種做法在小說研究界亦屬首創。魯迅輯錄《古小說鉤沉》蘊釀於赴南京求學之前,主要工作完成於1909年秋至1911年間。由于內容太專而印資甚鉅,魯迅生前未能付梓,也未作最后的加工整理。魯迅逝世后一年零八個月,這本書才被收入1938年版《魯迅全集》。由于《古小說鉤沉》是未完成之作,自然會留下一些學術遺憾:一,全書分集雖然大體以史書的著錄為準,但既無總序,亦無小序,無目錄,不分卷,每種之下亦不著撰人名氏。只留存下一份未完成的《說目》手稿39頁,介紹了《古小說鉤沉》等書中所輯小說在史書上的記載情況。二,鉤沉輯佚有遺失之處。如梁朝殷蕓的《小說》,原有三十卷,至明代已佚。魯迅從47種古籍中鉤稽了136條,成為殷蕓《小說》的最早佚本。但跟此后余嘉錫父女的輯本和周楞伽的輯本相比,可知尚有遺珠之憾。三,校勘亦有失誤,如所輯《裴子語林》,就誤引金代王朋壽所著《類林雜說》,以致年代錯亂,張冠李戴。特別是該書的排列順序有時頭緒不清,確有適當調整的必要。
  除《古小說鉤沉》之外,魯迅為撰寫《中國小說史略》而鉤稽的小說史料還有《唐宋傳奇集》和《小說舊聞鈔》。魯迅輯錄《唐宋傳奇集》大體始於1912年,成於1927年,共八卷,收錄小說48篇,唐宋傳奇名篇基本收集在內;卷末附魯迅自撰《稗邊小綴》,對所收各篇作者生平及文本作精詳考證,共十四萬字。該書分辯偽作,廓清紛誤,考證源流,用力極勤,澄清了明清“妄”書制造的混亂,使被視為小道的唐宋傳奇撥云霧而顯真面。比如經過魯迅考證,澄清了《楊太真外傳》《梅妃傳》《開河記》《迷樓記》《海山記》并非唐代傳奇,而實為宋人所作;澄清了《異夢錄》《秦夢錄》的作者并非任蕃而是沈亞之。然而,限于當時搜尋古籍的條件,該書亦有觀覽未周之處。特別是鉤稽宋代傳奇參考資料稍嫌不足,對宋傳奇的評價也有些過苛。
  《小說舊聞鈔》是魯迅撰寫《中國小說史略》時輯錄的另一資料集,1920年開始搜集,1926年印行,收錄了從宋代的《宣和遺事》到晚清《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等41種舊小說史料。另有“源流”“評刻”“禁黜”“雜說”四單元,通論宋元以降的說部問題,全書約八萬字。本書特點是將小說考證與戲曲考證作了嚴格區分,迥別于近人蔣瑞藻編選的《小說考證》。此外,本書所引資料“皆摭自本書,未嘗轉販”,對原書字句多有校正,使人讀其書知其淵源演變。上述特色,均非尋常抄掇之書所能比擬。書中匯集了明清以來士大夫階層對小說的各種觀點,使研究者“省其復重尋檢之勞”。
  魯迅校勘最勤、耗時最長的古籍是《嵇康集》。魯迅在反復比較之后,確定以明代藏書家吳寬的叢書堂鈔本為底本——該本源出宋刊本,又經吳寬手校,較他本為優。又參校明代黃省曾、汪士賢、張溥、張燮、程榮等五家刻本讎對比勘,并取《〈三國志〉注》《晉書》《世說新語》《六臣注文選》等古籍中的引文考其異同,旁及《太平御覽》《北堂書鈔》等類書用以互校。甚至日本的醫學專著《醫心方》中所引的《嵇康集》文,魯迅也用以校出異文十一處。全書分十卷:第一卷是四言詩和五言詩,第二卷是賦和書信,第三卷到第九卷是論文,末卷是箴誡文,其約六萬余字。總統計,從1913年至1931年的十幾年間,魯迅至少反復校勘十次,存留手稿四部,使經他整理的這部《嵇康集》成為最為精審的校本。“中散遺文,世間已無更善于此者矣。”(魯迅:《〈嵇康集〉跋》)
  魯迅輯錄的古籍中,出版最早的是《會稽郡故書雜集》,內收謝承《會稽先賢傳》、虞預《會稽典錄》、鐘離岫《會稽后賢傳記》、賀氏《會稽先賢像贊》四種史傳和朱育《會稽土地記》、賀循《會稽記》、孔靈符《會稽記》、夏侯曾先《會稽地志》等四種地志。全書有總序,所輯各書前另有小序,是一部被人評為搜集廣博,編次精審,體例極善的古代會稽郡史地逸書的輯本。魯迅幼時,曾讀到清代著名學者張澍輯錄的甘肅鄉邦文獻《二酉堂叢書》,為編者篤恭鄉里的精神所感。為了用先賢的言行和故鄉的風土激勵后人,使邦人不忘于故,魯迅於1909年即著手輯錄唐以前的小說逸文和越中史地典籍,1914年又重加審定,1915年木刻印行。這個輯本提供了一些正史闕失的材料,為后來各地編修方志提供了借鑒。
  《云谷雜記》是南宋張hào@②撰寫的一部以考史論文為主的筆記。《宋史·藝文志》《文獻通考》《直齋書錄解題》皆不載,明《文淵閣書目》有之,云一冊,然亦不傳。魯迅輯錄此書雖然只有49條,但引據書目卻多達170余種。原鈔訛奪甚多,經魯迅校補百余字,始可通讀。張hào@②祖籍河南開封,后遷浙江,舉紹興二十七年進士。魯迅輯校此書,目的在于保存越中故實,跟輯錄《會稽郡故書雜記》相似。魯迅輯校的鄉邦文獻,還有三國時越人謝承撰寫的《后漢書》,西晉時越人虞預撰寫的《晉書》,相傳是范蠡與其師計然討論農業問題的問答集《范子計然》,后漢時越人魏朗撰寫的《魏子》,東漢時越人任奕撰寫的《任子》等。
  魯迅輯校古籍中還有《沈下賢文集》《說郛錄要》《小說備校》《嶺表錄異》《百喻經》等。《沈下賢文集》是唐人沈亞之的詩文合集,但此書流傳到宋代即已脫文漏句,舛錯訛謬,不可卒讀。1912年初至1914年5月,魯迅以影鈔小草齋本為底本,校以清代丁丙八千卷樓鈔本《沈下賢文集》和善化童氏刻本《沈下賢集》,使一部義取艱深,早在北宋年間即已“舛錯訛謬,脫文漏句,十有二三”的書大致可讀。魯迅還從這部文集中抄錄出《湘中怨辭》《異夢錄》《秦夢記》三篇傳奇小說,豐富了《唐宋傳奇集》的內容。《說郛錄要》是魯迅從陶tǐng@①刻本《說郛》中抄錄的有關花卉果木蟲介菌藻之類文字,寫成於1911年3月。這個抄本,表現出魯迅當時對植物學、生物學的濃厚興趣。
  《小說備校》共收《神異經》《十洲記》《洞冥記》《搜神記》《搜神后記》《拾遺記》《異苑》七種,佚文散句約350條,系魯迅1911年在紹興府中學堂任教時所錄,現存手稿44頁。上述各書至今均有傳本,但《北堂書鈔》《初學記》及《酉陽雜俎》所引錄的文字與傳本或有出入。魯迅采錄異文,備今后校訂之用,是他古籍校訂工作的一部分。
  唐劉xún@③撰寫的《嶺表錄異》,原本久佚,清代編修《四庫全書》時從《永樂大典》輯出,刊於武英殿《聚珍版叢書》。魯迅1910年至1911年間對這本記敘廣東山川風物的典籍進行詳盡校勘,於原書三卷之外又增加了《補遺》一卷,是此書現存的唯一善本。
  《百喻經》,印度僧人伽斯那撰,南朝蕭齊時印度留華僧人求那毗地譯成古漢語。原出印度大乘佛經,實際上是98則佛教寓言故事。1914年秋魯迅施洋60元由金陵刻經處作為功德書印行。1915年7月魯迅據日本翻刻的高麗寶永己丑年藏本重校。魯迅校印此書,原因之一是為紀念母親六十壽辰,另一原因是認為此書譯筆較好,與《伊索寓言》相近。“佛藏中經,以譬喻為名者,亦可五六種,惟《百喻經》最有條貫”(魯迅:《集外集·〈癡華mán@⑦〉題記》)。
  魯迅輯校古籍,“廢寢輟食,銳意窮搜”(《小說舊聞鈔·再版序言》),爬梳鉤稽,一絲不茍,真正繼承了清代樸學的優良學風。為了使資料盡可能完備,他從目錄學入手,廣采博覽。在現存魯迅抄稿中,各種叢書目錄的手稿有二、三百頁,其中包括《雅雨堂叢書》《漢學堂叢書》《式訓堂叢書》《咫進齋叢書》《十萬卷樓叢書》《平津館叢書》《知不足齋叢書》《南菁書院叢書》等共五、六十種。此外,魯迅還自己編輯了一批書目或年表,如《采錄小說史材料書目》《明以來小說年表》。這些書目,為魯迅輯校古籍提供了指點迷津的向導。即從輯錄《范子計然》為例,魯迅就從《新唐書藝文志》《齊民要求》《史書音義》《吳越春秋》《絕越書》《通志》了解此書的流傳情況,再從《史記集解》《太平御覽》《文選》《意林》《容齋隨筆》《后漢書》《開元占經》《四字廣韻》《書鈔》《玉海》《初學記》《事類賦注》《勵志詩注》《續博物志》《藝文類聚》《齊民要術》《大觀本草》《列子釋文》等大量典籍中鉤稽出有關內容。正因為發揚了這種竭澤而漁、無證不信的學風,魯迅才能夠在古籍整理工作中作出重大貢獻。
  人們還發現,在魯迅輯錄的古籍中,大都是魏晉時代會稽人的著作或有關魏晉時代會稽人的著作;當然,也有魏晉時代并非會稽人的著作,比如嵇康,就是譙郡zhì@④(今安徽宿縣)人。這就是說,魯迅進行古籍輯錄工作,是“以會稽郡為橫坐標,以魏晉時代為縱坐標”(徐小蠻:《魯迅輯校古籍手稿及其研究價值》,載《魯迅研究動態》1987年第8期)。越文化之所以能成為魯迅的思想藝術之根,是因為“于越故稱無敵于天下,海岳精液,善生俊異,后先絡驛,展其殊才;其民復存大禹卓苦勤勞之風,同勾踐堅確慷慨之志,力作治生,綽然足以自理。”(魯迅:《集外集拾遺補編·〈越鐸〉出世辭》)正是越文化中臥薪嘗膽、報仇雪恥的優秀傳統,使他對名教危機下的魏晉士風給予了歷史的追尋,從而使紹興人的“浙東性”與魏晉人的叛逆性在精神上發生了有機聯系。魯迅的古籍整理工作,也從而獲得了積極的現代意義。
  除開從事古籍整理,魯迅還辛勤搜集了大量兩漢至隋唐石刻拓片(包括造像、石闕、錢拓、墓志、碑拓、磚拓、瓦當、鏡拓等),至今保存的有4217種,5900余張。已出版的有《俟堂專文雜集》(文物出版社1960年出版)、《寰宇貞石圖》(上海書畫社1986年出版)、《魯迅藏漢畫像(一)》(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6年出版)、《魯迅藏漢畫像(二)》(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91年出版)。現存魯迅研究和整理金文石刻手稿有30余種,3700多頁,其中目錄類有《漢石存目》《六朝造像目錄》《唐造像目錄》《六朝墓名目錄》《直隸現存漢魏六朝石刻錄》《越中金石記目錄》《漢畫像目錄》等。1987年,上海書畫社出版了《魯迅輯校石刻手稿》(三函,十八冊),收魯迅抄錄校勘的石刻790余種,總計手稿1700多頁。不僅抄錄工整,堪稱書法藝術珍品,而且校對勘誤,用力甚勤。比如《漢群臣上@⑤刻石》,碑文僅存15字,而魯迅從《交翠軒筆記》《畿輔碑目》《續寰宇訪碑錄》《求是齋藏碑目》《王樹@⑥跋》《磁州府志》《畿輔通志》《光緒永年縣志》等典籍中鉤稽的有關史實及論述,就整整抄錄了八頁(紙30×25厘米)。
  魯迅的考碑文字已經發表的,有《〈大云寺彌勒重閣碑〉校記》《〈鄭季宣殘碑〉考》《會稽禹廟窆石考》《〈徐法智墓志〉考》《〈囗肱墓志〉考》等(載《魯迅研究資料》第3輯,文物出版社1979年2月內部發行)。這些文章,考證精審,一無泛語,功力深邃,允推獨步。
  魯迅收集研究金石拓片的動機,主要是研究歷史、民俗(如游獵、百伎、飲宴、禮儀)、神話、傳說和文字變遷,為撰寫《中國文學史》和《中國文字變遷史》積累素材。1935年5月14日,魯迅在致臺靜農信中說:“收集畫像事,擬暫作一結束,因年來精力體力,大不如前,且終日勞勞,亦無整理付印之望,所以擬姑置之。”令人遺憾的是,同樣是限于人力和物力,時隔半個多世紀,這批文物中的大部分仍“姑置之”,“無整理付印之望”。
  綜上所述,魯迅的文化建樹十分廣泛,如同浩瀚無涯的大海,奔騰不息的長河,為后學廣立范式,為民族添彩增輝。他那種開放自信的文化心態,去偽存真的嚴謹學風,重估傳統的價值觀念,唯物辯證的思維方式,自我犧牲的道德人格,都如同甘甜的乳汁,將哺育著一代又一代的后繼者。在堅持先進文化前進方向,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文化的當今,魯迅的遺產是一種寶貴的精神資源,具有承前啟后的橋梁作用。毋庸諱言,魯迅也有著難以避免的歷史局限性。他清醒認識到:“在進化的鏈子上,一切都是中間物。”(《墳·寫在〈墳〉的后面》)。然而,我們要跨越魯迅,首先要繼承他,而不應該用輕率的態度抹殺他,使他和自己一樣的空無。中華學術,源遠流長,愿在魯迅的文化旗幟下英哲之士輩出。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王右加廷
   @②原字為氵右加昊
   @③原字為忄右加旬
   @④原字為钅右加至
   @⑤原字為酉右加壽
   @⑥原字為木右加丹
   @⑦原字為髟下加曼
《人民政協報》京④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陳漱渝20012001陳漱渝 魯迅博物館 全國政協委員 作者:《人民政協報》京④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陳漱渝20012001
2013-09-10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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