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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論孫中山晚年的文化思想
再論孫中山晚年的文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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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于孫中山晚年的文化思想,特別是他對中西文化的認識和取向問題,近年頗為研究者所關注。(注:近年中國大陸學者專論此一問題且較具代表性的著作主要有:章開沅《從離異到回歸——孫中山與傳統文化的關系》;張豈之《孫中山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反思》;(以上二文均見《孫中山和他的時代》下冊);唐文權《關于孫中山新三民主義向傳統政治文化歸拢趨向的若干考查》(見《蘇州大學學報》1992年第3期);林家有《關于孫中山對新文化運動態度的探討——兼論孫中山與陳獨秀文化思想的異同》(見《中山大學學報論叢·孫中山研究論文集》第9集);段云章《孫中山晚年識量的幾點探測——以《建國方略》《三民主義》為中心》(見《中山大學學報論叢·孫中山研究論文集》第10-11集);姜義華《論〈孫文學說〉人文精神的新構建》(見《學術月刊》1994年第1期);姜義華《論孫中山晚年對西方社會哲學的批判與對儒家政治哲學的褒揚》(見《廣東省社會科學》1996年第5期);郭齊勇《孫中山的文化思想述評》(見《中國社會科學》1996年第3期);張磊《孫中山與儒學》(見《學術研究》1996年第10期)等。)筆者曾撰有《從三民主義演講看孫中山晚年的文化取向》一文對其加以探討,(注:見《學術研究》1996年第2期。)然而該文僅就孫中山1924年所作的《三民主義》演講而立論,似尚不夠全面,今特擴大其范圍,根據孫中山晚年之各種資料再申論之。
  需要說明的是,關于孫中山“晚年”所指時限問題,以往研究者的認識不盡一致。有的認為系指1923年以后,即孫中山重新解釋三民主義、實行三大政策時期;有的則將1917年之后視為孫中山的晚年;也有的主張從1919年或者1920年算起。筆者認為“晚年”一詞首先是一個與“早年”、“中年”相對應的年齡上的界劃概念,同時它又必須結合具體人物思想和活動的階段性來加以確定。孫中山一生享年59歲,其中50歲之后的1918年可以說是他生活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第一次護法運動于是年失敗,孫中山被迫離粵赴滬,發憤“閉戶著書,冀以學說喚醒社會”。(注:《孫中山全集》,第5卷,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03頁。)同時思想上開始接受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積極尋求新的革命道路。因此本文將1918年作為孫中山進入晚年的起始之年,到他1925年逝世止,共約7年時間。
      一、孫中山晚年文化思想的主旨
  對于自己的文化思想,孫中山不曾作過專門的、系統的論述,但是他的許多著作和講話都涉及到對中西文化的認識與文化構建問題,從中不難窺見其文化思想的主旨。
  1918年2月,孫中山在《宴請國會及省議會議員時的演說》講到中國制憲問題時說:“今民國已成立七年矣,所望速日產生完全優美之憲法,駕于歐美以上,作為一個中西合壁的中國;表示我國憲法為二十世紀以后之法,且表示中國人之中國為最早開化之國,將見各國效我國之成規,抄襲我國之憲法,此兄弟所馨香盼禱于諸君者。”(注:《孫中山全集》,第4卷,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332頁)1921年3月,他在中國國民黨本部特設駐粵辦事處成立會上講到自己的三民主義學說時指出:“三民主義,是集合中外底學說,應世界底潮流所得的。”(注:《孫中山全集》,第5卷,第475頁。)在《實業計劃》一書結尾,他從宏觀上概括“建設新中國之總計劃”,認為“發展中國工業,不論如何,必須進行”,但其進行之方,不能隨“西方文明之舊路徑”,而應當有所創新,“使外國之資本主義以造成中國之社會主義,而調和此人類進化之兩種經濟能力,使之互相為用,以促進將來世界之文明也”。(注:《孫中山全集》,第6卷,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397-398頁。)1923年1月,孫中山在《中國國民黨宣言》里寫道,他是“內審中國之情勢,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眾長,益以新創,乃以三民主義為立國之本原,五權憲法為制度之綱領”。(注:《孫中山全集》,第7卷,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頁。)同年在《中國革命史》一文中,更歸納其所持之革命主義是“有因襲吾國固有之思想者,有規撫歐洲之學說事跡者,有吾所獨見而創獲者”,并于闡述民族主義主張時稱:“對于世界諸民族,務保持吾民族之獨立地位,發揚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與諸民族并驅于世界,以馴致于大同,此為以民族主義對世界之諸民族也。”(注:《孫中山全集》,第7卷,第60頁。)1924年1月至8月間孫中山以《三民主義》為題的系列演講,是他晚年思想的結晶,其中在論及“五權分立”學說時明確表示:“我們現在要集合中外的精華,防止一切的流弊,便要采用外國的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加入中國的考試權和監察權,連成一個很好的完壁,造成一個五權分立的政府。”(注:《孫中山全集》,第9卷,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53-354頁。)
  從上述言論不難看出,孫中山晚年文化思想的主旨是融合中西、兼收眾長、走文化綜合創新之路。將這一文化思想主旨與其前此的思想主張相比較,應當說基本上是一致的。孫中山早年就曾表示,自己的志向是“驅逐殘賊,再造中華,以復三代之規,而步泰西之法”,“于中學則獨好三代兩漢之文,于西學則雅癖達文之道”,“于人則仰中華之湯武暨美國華盛頓焉。”(注:《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46、48頁。)1906年孫中山在同俄國社會革命黨領袖該魯學尼等人談及中國未來所要實行的政治制度時說:“希望在中國實施的共和政治,是除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外還有考選權和糾察權的五權分立的共和政治”。“考選制和糾察制本是我中國固有兩大優良制度,我期望在我們的共和政治中復活這些優良制度,分立五權,創立各國至今所未有的政治學說,創建破天荒的政體”。(注:《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319-320頁。)辛亥革命后,孫中山更明確提出中國今后的發展必須“取歐美之民主以為模范,同時仍取數千年前舊有文化而融貫之”,(注:《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560頁。)要“外瞻世界之大勢,內察本國之利弊,以日新又新之精神,圖民生之幸福,……使中華民國確列于世界文明國之林”。(注:《孫中山全集》,第3卷,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63頁。)“吾人采取外國良法,對于本國優點亦殊不可拋棄。”“當此新舊潮流相沖之日,為調和計,當平心靜氣博取兼收,以使國家發達。”(注:《孫中山全集》,第3卷,第63頁。)于此可見,孫中山從來就不是完全離異傳統的全盤西化論者,也從來不是單純固守傳統的文化保守主義者,他從早年投身民主革命時起,就主張在文化上“外瞻內察”、融貫中西,既要學習、吸收外國之所長,又要繼承和發揚本國傳統文化的優點,努力做到博取兼收、開創文明發展的新路。這樣一種對待中西文化的態度和文化構建思想,對于孫中山來說乃是一以貫之、始終加以堅持的。孫中山晚年的文化思想同樣遵循這一態度和架構,其主旨與早年、中年保持了一致性和連續性。
      二、“文化復歸”說不能成立
  有些論者根據孫中山晚年一些夸贊中國傳統文化、批評歐美文明的言辭,認為他的文化思想主旨已經出現了變化,即產生“文化復歸傾向”,或曰向中國傳統文化的“回歸”,我覺得這種看法有失偏頗。其理由如次:
  第一,孫中山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奈贊和對歐美文明的批評并不始自晚年,而是早已有之。在投身革命活動之初,孫中山就十分推崇中國的上古治世,認為“自古教養之道,莫備于中華”,“三代之治實能得共和之神髓而行之者也”。(注:《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9、173頁。)對于歐美文明,他在努力效法的同時也已指出其弊端:“歐美強矣,其民實困,觀大同盟罷工與無政府黨、社會黨之日熾,社會革命其將不遠。”“歐美各國,善果被富人享盡,貧民反食惡果,總由少數人把持文明幸福,造成此不平等的世界。”(注:《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288-289、327-328頁。)民初他更倡言:“我中國是四千余年文明古國,人民受四千余年道德教育,道德文明比外國人高若干倍,不及外國人者,只是物質文明。”“我們物質上文明,只須三、五年即可與外國并駕齊驅。我們道德上文明,外國人是萬萬趕不及我們大。”(注:《孫中山全集》,第2卷,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533頁。)他尖銳地批判了西方“以優勝劣敗、弱肉強食為立國之主腦,至謂有強權無公理”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認為“此種學說,在歐洲文明進化之初,固適于用,由今視之,殆是一種野蠻之學問”。(注:《孫中山全集》,第2卷,第423頁。)這些言辭與晚年的相比,雖有輕重、多少的差別,并無性質上的不同。
  第二,孫中山晚年的著述和講話中誠然較多地提到孔孟儒家的一些言論,甚至號召恢復包括“固有的道德、知識和能力”在內的“我一切國粹”,但是他并不主張地傳統文化作無批判的全部繼承。他在《三民主義》演講里曾說道:“我們固有的東西,如果是好的,當然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棄。”(注:《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243頁。)而且即便是他認為需要繼承的好的傳統,也并非無改造地簡單加以恢復或還原。段云章先生在仔細爬梳孫中山晚年主要著述后指出:“孫中山早年和晚年都引用儒家言論,但都不如相應時期引用的西方言論多;……嚴格地說,引用西方的,往往是擇其所需,直接汲納,轉換為他的革命學的某一組成部分;而引用中國古代的,則多是加以近代化乃至革命化的解釋,不少已失去原意。”(注:段云章:《放眼世界的孫中山》,中山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222-223頁。)應當是比較符合實際的;
  第三,孫中山晚年雖然對歐美文化屢有批評和貶抑,甚至說過“歐美的文明,只在物質的一方面,不在其他的政治各方面”,“近兩百多年以來,歐美的特長只有科學”。(注:《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343頁。)“歐洲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自歐洲的物質文明發達,霸道大行之后世界各國的道德,便天天退步”之類武斷的話(注:《孫中山全集》,第11卷,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405頁。),但他的本意主要是為了強調對西方文化不可盲從和機械地照搬,并不是反對向西方學習,所以他晚年又多次講道:“我們現在的文明,都是從外國輸入進來的,全靠外人提倡,……如果我們立志,改良國家,萬眾一心,協力奮斗做去,還是可以追蹤歐美。”(注:《孫中山全集》,第8卷,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535頁。)“恢復我一切國粹之后,還要去學歐美之所長,然后才可以和歐美并駕齊驅。如果不學外國的長處,我們仍要落后。”(注:《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251頁。)而且還應看到,孫中山對歐美文明所作的批評,主要是針對資本主義的流弊,而對西方新興的社會主義思潮和俄國革命,他則表現出極大的學習興趣。他說:“歐戰發生了之后,社會的進步很快,世界潮流已經到了解決社會問題的時期。凡是從前不理會社會主義的人,在此時也跟上社會主義的路來走。”(注:《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359頁。)“我們現在改良政治,便不可學歐美從前的舊東西,要把歐美的政治情形考察清楚,看他們政治的進步究竟是到了什么程度,我們要學他們的最新發明,才可以駕乎各國之上。”(注:《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342頁。)這表明他始終堅持向西方學習和“取人之長,以補己之短”的原則;
  第四,孫中山沒有系統論述文化問題的專著,作為一位革命家、政治家,他的文化思想和主張散見于論述自己的三民主義學說和鼓吹革命的一些著作及演講中,而這些著作及演講由于所論問題不同和發表的時間、地點、對象不同,往往側重點也有所不同,有時甚至為了宣傳鼓動的需要而有意無意地夸張其詞。例如在《三民主義》演講中當講到民族主義問題時,他為了動員人民群眾投入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斗爭、振奮民族精神,較多贊譽中國固有之文化和號召恢復“國粹”,而當話題轉入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時,他則強調“順應世界潮流”、學習外國之所長等。在向黨內同志講解三民主義的理論基礎時,他坦言:“中國的革命思潮是發源于歐美,平等自由的學說也是由歐美傳進來的。”(注:《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293頁。)但為了駁斥有人將三民主義譏諷為“再制列寧及其他近世社會主義者之糟粕”的論調,他又對外宣稱:“三民主義首淵源于孟子,更基于程伊川之說。……不過演繹中華三千年來漢民族所保有之治國平天下之理想而成之者也。”(注:《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532頁。)因此,不能僅僅根據他的一、二篇文章或者一兩句話,即斷定其文化思想的主旨業已變化,而應當綜合其在這一時期各種不同角度、不同側重點的言論,加以全面分析,從總體傾向上加以把握,方能得出較為切合實際的結論。
  根據以上理由,我認為孫中山晚年雖然在某些著述和演講中對中國傳統文化作了較多肯定和贊美,對歐美資本主義文明時有批評,甚至說了些帶有武斷性的話,但其融貫中西、博采眾長、勇創新路的文化思想主旨并未改變,“文化復歸”說不能成立。
      三、孫中山晚年文化思想的特點
  孫中山晚年的文化思想與早年、中年相比,雖然在主旨上沒有發生大的變化,但其內容卻較前大為豐富,并且呈現出若干新的特點。茲就其最要者論列之。
  (一)加強對文化問題特別是思想理論建設的重視。孫中山早年和中年在從事反清、反袁革命過程中,曾配合武裝斗爭開展了一些文化宣傳活動,但是總的來說對這方面的工作相對重視不夠。中華書局出版的11卷本《孫中山全集》共收錄孫中山生前各種文字448.8萬字,其中1918年以前的僅有3卷半100余萬字,占全書不足四分之一,就很能說明問題。晚年孫中山總結辛亥革命和護國、護法運動失敗的教訓,認為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對革命思想理論的構建和宣傳工作,因此他加強了對這方面的重視。1918-1919年間,孫中山發憤閉戶著書,“冀以學說喚醒社會”,(注:《孫中山全集》,第5卷,第103頁。)先后寫成《孫文學說》和《實業計劃》兩書,連同此前所作之《民權初步》,后來合編為《建國方略》刊行,成為孫中山一生主要的理論著作之一。在《孫文學說》中,孫中山力辯“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學說之非,強調思想文化建設(孫稱之為“心理建設”)的重要,認為“國事者一人群心理之現象也”,必須“先作學說,以破此心理之大敵,而出國人之思想于迷津,庶幾吾之建國方略,或不致再被國人視為理想空談”。(注:《孫中山全集》,第6卷,第158-159頁。)這種重視文化思想建設的心態貫穿于孫中山的整個晚年,他一再指出:“黨的進行,當以宣傳為重。”(注:《孫中山全集》,第7卷,第6頁。)“要消滅那一般軍閥,軍事的奮斗固然是很重要;但是改造國家,還要根本上自人民的心理改造起,所以感化人群的奮斗更是重要。”(注:《孫中山全集》,第8卷,第286頁。)“從前把槍炮的力量比宣傳的力量看得太重,少向宣傳那一方面去奮斗,所以用槍炮奮斗,雖然是已經成功,論到革命事業,還不能得甚么結果。”(注:《孫中山全集》,第10卷,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49頁。)直到去世前一年,他還總結自己的思想學說,對三民主義作系列之演講和闡釋,給世人留下了他后期從事文化思想建設的理論豐碑。
  (二)突出了文化的時代性。孫中山一向認為,文化應適應于時代,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文化絕不能墨守成規、固步自封,而必須與時俱進,順應世界歷史的潮流。晚年他目睹了帝國主義戰爭所帶給人類的災難和戰后世界各地“民族自決”的普遍趨向,特別是受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以及國內五四運動的推動,對于世界大勢與歷史潮流有新的、更加清醒的認識。(注:據段云章統計,孫中山晚年所著兩部主要著作——《建國方略》和《三民主義》中提及的國家有55個,包括世界各主要人種、主要民族和主要宗教;列舉的外國人士有117人,其中包括英、法、美、俄、希臘等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學家;提到的主義、思想、政治觀念更是紛然雜出;對著稱于國際舞臺的第一國際、第二國際、國家社會黨、社會民主黨等國際組織和政黨以及一些在世界上發生重大影響的事件如英國革命、法國革命、美國革命、日本明治維新、俄國革命、歐洲戰爭、凡爾賽會議等亦有所論列。見《放眼世界的孫中山》第206-207頁。)因此,他在思考文化構建問題時更加突出了其對世界歷史潮流的認知,時代意識愈顯強烈。一再指出:“世界潮流無可遏抑,革命是順應世界潮流的行為,所向無辭。”(注:《孫中山全集》,第5卷,第525頁。)“我們能夠照自己的社會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做去,社會才可以改良,國家才可以進步;如果不照自己社會的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去做,國家便要退化,民族便受危險。”(注:《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320頁。)“現在世界的潮流,都是進到新的文明。我們如果大家能醒起來,向新的文明這條路去走,我們才可以跟得到各國來追向前去。”(注:《孫中山全集》,第10卷,第237頁。)那么,究竟什么是當今世界的歷史潮流呢?孫中山晚年除了繼續將其一貫主張的民主政治、工業化等視為中國必須順應的歷史“正軌”外,還更加鮮明地提出了對世界潮流的若干新認識,其中包括爭取民族解放、實行社會主義、反對功利強權、倡導“替眾人服務”和“人類互助”的新道德等。他說:民族的獨立與解放乃“一種新世界勢力也”,“亞洲民族亦感此世界潮流,將必起而抵抗歐洲強權”;(注:《孫中山全集》,第8卷,第402頁。)“民生問題,今日成了世界各國的潮流”;(注:《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355頁。)“現在文明進化的人類,覺悟起來,發生一種新道德。這種新道德就是有聰明能力的人,應該要替眾人來服務。這種替眾人來服務的新道德,就是世界上道德的新潮流”。(注:《孫中山全集》,?10卷,第156頁。)“現在世界文化的潮流,就是在英國、美國有少數人提倡仁義道德。至于在其他各野蠻之邦,也是有這種提倡。由此可見西方之功利強權的文化,便要服從東方之仁義道德的文化”。(注:《孫中山全集》,第11卷,第408-409頁。)在學習和吸收歐美文化問題上,孫中山這時強調“不可學歐美從前的舊東西”,“要學他們的最新發明”,要“駕乎各國之上”。(注:《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342頁。)凡此皆表現出他對于文化時代性的認知較前又有了新的進步。
  (三)注意了文化的民族性。孫中山晚年對文化民族性的注意較前也有大的加強,這主要是基于兩個因素:一個因素是出于反對帝國主義、進行民族解放斗爭的政治需要。他認為,中國近代之所以淪為列強的“次殖民地”,遭受帝國主義的政治壓迫和經濟壓迫,民族地位“一落千丈”,最大的原因是“由于我們失了民族的精神,而要振奮民族精神、增強民族的凝聚力和自信心,就需要利用本民族的文化資源,發揮中國“固有之文明”的活力。另一個因素則是他總結以往革命失敗的教訓,認識到任何先進學說和制度在中國的實施都必須適合中國國情,并使之民族化。他指出:“中國幾千年以來社會上的民情風土習慣,和歐美的大不相同。中國的社會既然是和歐美的不同。所以管理社會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歐美不同,不能完全仿效歐美,照樣去做,象仿效歐美的機器一樣。”“中國今日要實行民權,改革政治,便不能完全仿效歐美,便要重新想出一個辦法。如果一味的盲從附和,對于國計民生是很有大害的。”(注:《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320頁。)基于這兩個因素,孫中山在晚年比較多地肯定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歷史地位和價值,一再強調對于本民族寶貴的文化遺產應當認真總結和繼承,萬萬不可妄自菲薄或輕易拋棄。他批評那種“極端的崇拜外國,……因為信仰外國,所以把中國的舊東西都不要,事事都是仿效外國”的民族虛無主義傾向,指出:“我們固有的東西,如果是好的,當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棄。”(注:《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317、243頁。)他注意從傳統文化資源中汲取思想營養,發掘可資利用的材料和現代化因素。例如,他對中國傳統儒學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倫理道德觀念加以繼承、改造和利用,剔除其封建主義內涵,注入新的時代內容和民主主義思想,提倡人們“要忠于國,要忠于民,要為四萬萬人去效忠”,要象“外國人在中國設立學校,開辦醫院”那樣“實行仁愛”,(注:《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244頁。)要在國際交往中講信義、愛和平、“扶傾濟弱”、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等。他提出除了應該“恢復”中國的這些“固有道德”外,還應該“恢復”中國“固有的知識”和“固有的能力”,即“恢復我一切國粹”。(注:《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251頁。)甚至表示應該“用我們固有的文化作基礎”。去建設與“西方文化”相抗衡的“東方文化”。(注:《孫中山全集》,第11卷,第407頁。)孫中山的這些言論和思想動向盡管如前所述,并不表明他融貫中西的文化思想主旨有何改變,但也確實反映出他的民族主義情結,說明其對文化的民族性問題日益關注。
  (四)創新意識更加強烈。孫中山晚年對于歐美資本主義文明的弊病有了更多了解,對于中國國情也有了更深入的認識,他深感中國不能走歐美文明發展的老路,在文化思想上創新意識更加強烈。他指出:“要造成徹底的新民國,在歐美的先進國家無從完全仿效,我們自己便要另想一個新辦法。這種新辦法,歐美還沒有完全想到,我們能不能夠想到呢?要答復這個問題,自己便不可以輕視自己,所謂妄自菲薄。”又說:“中國在世界之中,文化上是先進的國家,外國的材料向來無可完全仿效。歐美近來的文化才比中國進步,我們羨慕他們的新文明,才主張革命。此刻實行革命,當然是要中國駕乎歐美之上,改造成世界上最新、最進步的國家。我們要達到這種目的,實在是有這種資格。”(注:《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344-345頁。)很顯然,孫中山這時已經不單只是在實施民權等具體政治運作方面追求創獲,而且努力要走出一條中國文化發展的新路。這條文化發展新路按照孫中山的設計,應當是融合中西文化、融合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既有時代性又有中國民族特色的道路,也就是既“能夠照自己的社會情形”、又“迎合世界潮流去做”的道路。孫中山的這一創新思想,不但在20世紀10-20年代的中國社會發展中曾產生相當巨大的作用,而且對于今天我們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也有著重要的啟迪意義。
  綜上所述,孫中山晚年文化思想繼續堅持了他融合中西、兼收眾長、走綜合創新之路的一貫宗旨,并在若干方面有進一步的完善和發展,其文化思想業已日臻成熟。這也是他晚年能夠站在時代最前列,愈進愈勇,實現從舊三民主義向新三民主義巨大飛躍的文化思想基礎。當然,由于歷史的局限,加之他本人一生的精力主要是用于政治和軍事活動方面,自投身革命后很少有時間系統地讀書和集中思考文化問題,因而他的文化思想也呈現出一定的弱點,主要是缺乏系統性和嚴密性。就其文化思想主旨而言,融合中西、博采兼收、綜合創新的原則無疑是正確的、進步的,但是中西文化如何進行融合?究竟博采兼收哪些東西?怎樣從事文化的創新?對于這些更深一層的問題,他尚缺乏系統、深入的理論探討,晚年亦復如此;就他對中西文化一些具體問題所持態度而言,雖多有精辟高明的見解,但相互矛盾與混淆不清之處也屢有所見,至晚年則更加明顯。例如,對于自己的三民主義學說,他時而強調它就是美國總統林肯所說的“民有、民治、民享”,“與自由、平等、博愛無異”,其思想淵源主要來自歐美民主革命,時而卻又說它出于中國古代的孟子、二程,“不過演繹中華三千年來漢民族所保有之治國平天下之理想而成之者;在《三民主義》演講中,既有“近兩百多年以來,歐美的特長只有科學”的斷言,又有仿效歐美近代政治制度和精神文化的大量表示,前后持論差異之大有時確實令人感到驚訝。類似這樣的情況還有不少。盡管所有這些都同他思考問題的出發點乃是由政治而文化,即出于政治上的考慮所采取的策略有關,但也確實反映出其內心所存在的一些矛盾和惶惑。孫中山辭世之后,一些不同立場和觀點的人都可以從他晚年的言論中找到能為自己所用的詞句,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他晚年文化思想所帶有的這種弱點。對此我們應有清醒的認識。
廣東社會科學廣州101~107K3中國近代史趙春晨19991999趙春晨 廣州師院歷史系 教授 郵編 510400 作者:廣東社會科學廣州101~107K3中國近代史趙春晨19991999
2013-09-10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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