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思韻網

加入收藏   設為首頁
選擇語言   簡體中文
你好,請 登陸 或 注冊
首頁 人文思韻 傳奇人物 歷史思潮 時代作品 話題討論 國民思韻 民初捐助 賬戶管理
  搜索  
    人文精神 >>> 民初精神探源
字體    

歷史的重估  ——胡適與五四新文學運動
歷史的重估  ——胡適與五四新文學運動
網載     阅读简体中文版


      一
  胡適在其《文學改良芻議》中一開頭便指出:“今之談文學改良者眾矣。”陳獨秀也在其《文學革命論》中說:“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就是那位當時主張保存舊戲曲的張載厚也認為“文學之變遷乃自然的現象,即無文學家倡言改革,而文學自身終覺不能免多少之改革;但倡言改革乃應時代思潮之要求,而益以促進其變化。”(注:《中國新文學大系·文學論爭集》,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35年10月版,第404頁、410—411頁、419—420頁、406頁、161頁。 )可見到五四前夕,認為中國文學雖然已有數千年的歷史,取得了不可否認的成就,但要適應這急速變化的新形勢,中國文學就必須有一個較大的變革。胡適就是“自舉義旗之急先鋒”。
  自從康梁變法失敗之后,以梁啟超為首的革新派知識分子,就格外重視、甚至是特別夸大了文學在推動社會變革中的重大作用。所謂“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已成為文壇上的常見語。在這種思想影響下,各種新型的小說刊物如雨后春筍,而且在數年之內,各種各樣的短篇、中篇和長篇小說大量涌現,形成了空前的文學新潮。可是,由于過份強調文學的政治作用,即文學在改革社會、改良“群治”中的威力,而忽視文學自身的建設,所以作品的數量雖多而質量粗糙,致使這一文學新潮很快就銷聲匿跡了。到本世紀初,留日學生魯迅、周作人等曾經因為深信提高中國人民的精神覺悟,即改造落后的“國民性”,是中國的當務之急,而最能改變中國國民精神的首先是文藝,于是決心提倡新的文藝運動。尤其是魯迅的文章,強調在當時的國際舞臺上,“將生存兩間,角逐列國是務,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舉;若其道述,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注:《魯迅全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一卷57頁。)。和梁啟超相比,魯迅當時更注意文藝對人們精神上的啟蒙,而不只是政治上的鼓舞。但是正如魯迅自己后來所總結的那樣,當時已經處于辛亥革命的前夕,他要提倡文藝、創辦《新生》雜志的動機已經是“背時”,加上文學語言上的“復古的傾向”,就更不能為多數人所接受,所以很快就以失敗而告終。
  辛亥革命失敗之后到五四運動前夕,在留學美國的中國青年學生中,又出現了新的文學潮流,胡適就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個。這股文學新潮接受了歷史的經驗教訓,不再強調以文學的力量推動政治的革新,而把重點放在文學自身的改革與建設上。當然,他們所這樣做,還由于胡適等遠離祖國,對于我國社會的急需改變尚缺乏深切的認識,而在美國的社會生活與文化思想的影響下,對于傳統的祖國文學之急需改革具有直接的、切膚的感受。1915年,胡適、任叔永、梅光迪、楊杏佛、唐鉞等留美學生,在美國的綺色佳熱烈討論中國文學的改革問題。胡適在《送梅光迪往哈佛大學》一詩中說:“神州文學久枯餒,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來不可止,文學革命其時矣。”(注:《嘗試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116頁、138—139、122頁。 )這首詩明確地提出了“文學革命”的口號。然而胡適在詩中表現出的青年人的報國宏志,卻受到任叔永在游戲詩中的一番挖苦與奚落。于是他又十分鄭重其事地給以回答,從文學革命進而提出“詩國革命何自始?要須作詩如作文”,批判舊派詩人“琢鏤粉飾喪元氣,貌似未必詩之純”。并且表示“愿共戮力莫相笑,我輩不作腐儒生”。梅光迪對于胡適提出的“作詩如作文”大不以為然,他認為“詩文截然兩途”,因而“文之文字”決不可能用于“詩之文字”(注:《嘗試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116頁、138—139、122頁。)。任叔永也承認“吾國近世萎靡腐朽之文學,吾人正當廓而清之”。但是他認為中國文學長期不振的最大原因乃在于“文人無學”,因而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當然是“從績學入手”,不能離開這個根本問題“徒于文字形式上的討論”(注:《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35年10 月版,第9頁。)。
  傳統的文人知識分子,都是輕視白話文的,當時的梅光迪等,認為俗語白話“鄙俚乃不可言”,不會有什么價值。南社的詩人們口頭上也講“尤重布衣之詩”,實際上復古主義傾向愈來愈重。胡適恰好與之持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在新的時代,文學不應當再為少數人之私產,“而當以能普及最大多數之國人為一大能事”,凡有世界文學價值的作品,“皆有大影響于世道人心者也”(注:《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35年10月版,第14頁。)。所以在文學的價值觀上,胡適恰與舊派文人針鋒相對。他的這種思想,是和當時已經形成的“歷史的文學進化論”直接聯系在一起的。胡適曾經歷數我國古代韻文與散文之變化,認為一種新的文體代替舊的文體,都是一種革命的變革。尤其對元朝以來的小說與戲曲,他給以極高的評價,認為它們皆是以白話俚語為之的第一流的文學——“活文學”。如果這種革命的潮流不遭明代八股之劫,不受諸文人復古之劫,則我國文學必已為“俚語的文學”,而我國之語言早成為“言文一致的語言”。正是這種“歷史的文學進化觀念”,使胡適堅信白話文必然代替文言文,堅定了文學革命的信心與決心:“為大中華,造新文學,此業吾曹欲讓誰?”(注:《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35年10月版,第12頁。)正是出于這種信心與決心,才使他在白話新詩上進行大膽“實驗”,終于產生了他的影響巨大的《嘗試集》。
  在進行白話詩的“試驗”同時,胡適也逐步總結出文學改革的基本內容,即創作新文學的基本要求。1916年2月至4月間,他在通信文章的“自跋”中,先后提出了改革中國文學的五條意見,即須言之有物;講究文法;不避“俗之文字”;不摹仿古人;不作無病呻吟。1916年8 月,他在給朱經農的信中,又補充了“不用典”、“不用陳套語”和“不對仗”三條,這就構成了著名的文學革新的八個要點。同年10月,他又在給《新青年》的主編陳獨秀的信中,重抄了這“文學革命”的“八事”。1917年初,由于陳獨秀的大力支持,他在《新青年》上正式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這就成了震動全國的“文學革命”運動的宣言書。而當時的魯迅,尚在北京寓所痛苦中抄寫古碑。
      二
  革新中國文學的大旗舉起之后,立刻引起了熱烈的討論,按照陳獨秀的說法,贊成與反對者“各居其半”。作為文學革新的倡導者,應該如何對待這一問題呢?胡適公開表示:“吾輩已張革命之旗,雖不容退縮,然亦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人匡正也。”(注:《胡適文存》上海亞東圖書館1921年出版,卷一,第39—40頁。)而且他還進一步說明,他所以提出這一問題,就是因為文學革命的具體是非,并不是一兩個人一朝一夕所能定的,只有國中人士共同平心靜氣地討論、研究、互相切磋,才能逐步取得一致的認識。按照他的解釋,中國文學的革新問題,雖然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是中國文學的必由之路,但同時又具有一定的學術性而需自由討論,集思廣益,才能最后取得比較一致的認識。陳獨秀則與胡適的態度絕然不同。他站在文化革命者的立場上,對一切的舊文學與舊文學家,一律采取“推倒”與“排斥”的態度,根本不存在任何學術討論的問題。正如他在給胡適的信中所說:“鄙意容納異議,自由討論,固為學術發達之原則;獨至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文學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余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注:《胡適文存》上海亞東圖書館1921年出版,卷一,第43頁。)因此他對文學革命這件大事,只是堅定而卻十分籠統地提出了“吾革命軍三大主義”,并沒有作任何具體說明,亦沒有任何具體步驟,更未從事文學革命的具體實踐活動。
  1918年7月,胡適在回答汪懋祖的信中明確指出, 陳獨秀認為文學革命是“天經地義”、不容許討論的,“太偏執”了。他相信“人類的見解有個先后遲早的區別”,前進的輿論就是要用“明白的文字,充足的理由,誠懇的精神”去說服對方,讓他們相信我們的“天經地義”,所以“主張盡管趨于極端,議論定須平心靜氣”。對于一切“有理由”的反對意見,《新青年》都是歡迎的,決不敢“不容人討論”(注:《胡適文存》上海亞東圖書館1921年出版,卷一,第107—108頁。)。尤其令人注意的是:這兩種態度在五四以后的長時間內一直影響著歷史的進程。事實充分證明:陳獨秀快刀斬亂麻的作法,震懾了反改革的守舊勢力,鼓舞了改革派的革新銳氣。但是從長遠看,卻會為歷史留下了更大的后遺癥。胡適的自由討論、自由爭辯的主張,似乎是拉長了文學革命的過程,但卻符合文學藝術發展的規律。在《歷史的文學觀念論》中,胡適還具體地論證了批判舊文學與努力創造新文學的關系:一方面若不批判文言舊文學,則白話新文學就不被多數人看作文學的正宗,因而仍將被文人知識分子視為“小道”而鄙薄之,也就不會全力創造之,“此猶不耕而求獲,不食而求飽”,是永不可得的;另一方面,若不努力創造出一種可以傳世之白話文,“則吾輩今日之紛紛議論,皆枉費精力,決無以服古文家心也。”(注:《胡適文存》上海亞東圖書館1921年出版,卷一,第46頁。)這正是當年胡適與陳獨秀在文學革新運動中的不同態度的具體表現。這兩種不同的態度,不僅表現于文學革命,也表現于語言的改革中。一個強調以實驗、實踐的成果去說服對方,另一個則重在批判,推倒舊的文學、語言,以革命的聲勢壓倒對方。三十年代以后,胡適的態度一直當作“改良主義”路線一次次受到批判,陳獨秀雖也被打倒了,但他的“革命的大批判”卻被肯定下來,直到七十年代末。
  如果我們再把五四新文學運動中的錢玄同與胡適加以比較的話,其不同的態度也是十分明顯的。錢玄同主張,欲使中國不亡必廢孔學滅道教,而欲驅除人們的野蠻頑固之舊思想,“尤不可不先廢漢文”。他在《中國今后之文字問題》一文中具體論述這一思想。陳獨秀較為慎重地主張“先廢漢文,且存漢語,而改用羅馬字母書之”。胡適的意見更為慎重,他認為“必須先用白話文字來代文言的文字,然后把白話的文字變成拼音的文字”。關于對舊文學的批判,錢玄同對于“選學妖孽”與“桐城謬種”的概括表現出他對走向下坡路的桐城古文與選學駢文的極為不滿。但是細細分析起來,錢玄同對舊文學的指責與批判比較簡單粗暴,而缺乏歷史的態度與具體的分析。至于說到如何創造新文學和創造什么樣的新文學他更加茫然。說到對古代文學的評價與態度,則更可以看出胡適比錢玄同穩妥而較具實事求是的精神。比如錢玄同認為《聊齋志異》“可謂全篇不通”,但胡適覺得“此言似太過”;錢玄同說《西游記》實為“神怪不經之談”,胡適卻說它在文學上“自有一種位置”,比如能“啟發讀者的理想”,其妙處在于“荒唐而有情思,恢諧而有莊意”。此外,胡適還提出了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即“論文學者因當注重內容,然亦不當忽略其文學的結構。結構不能離內容而存在,然內容得美好的結構乃益可貴”(注:《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35年10 月版,第60—61頁。)。 所有這些都可以看出當時的胡適要比錢玄同更具有文學的情趣與歷史的眼光。
  白話詩的“嘗試”,是胡適一系列文學革新活動中最早、最重要的實踐活動。他在1919年8月到1920年8月所寫的文章《嘗試集自序》《談新詩》和《嘗試集再版自序》等文,就是他自留學美國到回國參加五四新文學運動以來的重要文學活動的理論總結,也是五四新文學運動中的重要理論成果。所謂“詩體大解放”就是這成果的主要內容之一。作者在《嘗試集自序》中說:“詩體大解放就是把從前一切束縛自由的枷鎖鐐銬,一起打破,有什么話,說什么話,話怎么說,就怎么說。這樣方可有真正的白話詩,方才可以有表現白話的文學可能性”。胡適認為,“我們也知道新文學必須有新思想做里子,但我們認定文學革命須有先后的程序,先做到文字體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來做新思想新精神的運輸品。”(注:《胡適文存》上海亞東圖書館1921年出版,卷一,第277頁。)在《談新詩》中, 他更加肯定地說:“文學革命的運動不論古今中外,大概都是從‘文的形式’一方面下手,大概都是先要求語言文字文體等方面的大解放。”胡適并沒有否定“內容決定形式”的原則,但卻強調“形式和內容有密切的關系”,尤其當形式上的束縛使精神不能自由發展,為要表現一種新的內容和新的精神,則不能不先打破那束縛精神的舊形式,這就是五四時代的“詩體大解放”。有了這詩體解放,才可以讓那“豐富的材料、精密的觀察、高深的理想、復雜的情感”(注:《胡適文存》上海亞東圖書館1921年出版,卷一,第227 —228 頁。)進入新詩,進入新文學里去!
  五四新文學的創作可以說是從新詩開始的,而新詩運動又是以胡適所倡導的“詩體大解放”開路的。毫無疑問,胡適在五四新詩大解放的理論與創作實踐中都是一位開路先鋒。朱自清先生在《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中說,胡適是五四新詩的倡導者,他的“《談新詩》差不多成為詩的創造和批評的金科玉律”。
      三
  在五四新文學運動中,以周作人、錢玄同為代表的新派人物,對于傳統舊戲曲所知甚少,用他們自己的話說“全是門外漢”,但卻采取一種極其粗暴的態度,簡單化地否定舊戲曲的價值。錢玄同曾經在《新青年》的《隨感錄》中極其武斷地說:“中國的舊戲,請問在文學上的價值,能值得幾個銅子?……如其要中國有真戲,這真戲自然是西洋的戲,決不是那‘臉譜’派的戲。要不把那扮不像人的人,說不象話的話全數掃除,盡情推翻,真戲怎能推行呢?”(注:《中國新文學大系·文學論爭集》,上海良友圖書公司, 1935年10月版,第404頁、410—411頁、419—420頁、406頁、161頁。)周作人則在《新青年》上發表了《論中國舊戲之應廢》的文章。在文章中他首先表示對錢玄同的意見“極以為然”,接著就十分武斷地指出中國舊戲“應廢”的兩條理由:一是中國戲“野蠻”;二是“有害于世道人心”。而且他公開承認:“因為不懂舊戲,舉不出詳細的例。”錢玄同在該文的后面加上了“句句贊成”的按語,也沒有具體的論證。
  在當時的文壇上,真正維護舊劇的一統天下,起而反對改革,抵制一切新劇的是極少數頑固分子。宋春舫在《戲劇改良評議》中曾說,當時的“舊劇保守派”以為“一國有一國之戲劇……不能與他國相混合。吾國舊劇,有如吾國數千年之文化,具有特別之精神,斷不能任其消滅”。這正好和周作人、錢玄同的主張趨于兩個極端。走中間道路的,則是宋春舫、張厚載等戲劇專家。他們對于傳統戲劇的腐敗有十分具體的感受,對清末以來所謂“新劇界”的每況愈下,也極為不滿,因而力主“改弦而更張之”。但是他們對于革新派錢玄同、周作人甚至陳獨秀的意見,更覺得過于簡單粗暴,既是門外漢,又不作具體研究。宋春舫認為激烈的改革派,即錢玄同、周作人等“大抵對于吾國戲劇毫無門徑,又受歐美物質文明之感觸,遂致因噎廢食,創言破壞”;而守舊派又“囿于成見之說,對于世界戲劇之沿革之進化之效果,均屬茫然,亦為有識者所不取也。”(注:《戲劇改良評議》,轉引自《中國新文學大系·戲劇集》導言。)張厚載也在文章中表達了相似的看法。當然他更多地是批評新文學家的“極端的主張”。其中說:“凡一事物之改革,必以漸,不以驟;改革過于偏激,反失社會之信仰,所謂‘欲速則不達’,亦即此意。改良文學,是何等事,決無一走即到之理。先生等皆為大學教師,實行改革文學之素志,仆佩服已非一日,但仆懷疑之點亦不能不為胡、沈諸先生一吐……。”(注:《中國新文學大系·文學論爭集》,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35年10月版,第404頁、410—411頁、419—420頁、406頁、161頁。)今天看來, 他們的意見與態度都是值得肯定的,然而當時卻為革命派所無法接受。
  對于傳統舊戲曲的看法,胡適顯然和戲劇專家宋春舫、張厚載等人不同。他認為,當時的中國文學、戲劇,毫無疑問都應當向西方學習,從西方的文學藝術中吸取豐富的精神營養——這一點是當時所有新派人物的共識。但是也并不把宋、張看作新文化運動(包括新戲劇)的對立面,而且肯定他們是戲劇界的內行、專家,“以評戲見稱于時”,而且還熱情肯定張厚載“贊成本社改良文學的主張”,因而鼓勵他將不同的意見無保留的發表出來,引起大家的討論與研究。1918年7月, 胡適曾經寫信給錢玄同,要求他不要把宋春舫、張厚載“趕出去”,而要努力爭取他們“加入我們的一派”。這當然是和他對傳統舊戲劇的不同看法相一致的。在《文學進化觀念與戲劇改良》一文中,他認為中國傳統戲曲也是不斷進化的,到了元代就出現了“結構大致完整的元雜劇”。后來的南戲,雖然在體裁方面不如元雜劇謹嚴,但在寫物、言情方面都大有進步。新的戲劇改良,就是要采用西洋近百年來新的觀念、方法、形式,使中國戲劇有更大的發展。
  在五四新文學運動中,胡適主要是作為一個新文學的倡導者,新思想、新文化的啟蒙主義者出現的。在他的著作中,除去獨幕劇《終身大事》外,涉及到戲劇與戲劇改革的作品并不多,主要是《歷史的文學觀念論》《文學進化觀念與戲劇改良》《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和《易卜生主義》等。在這些文章中,他并不是專論戲劇和戲劇改革,而主要是從思想革命、文學改革與新文學建設的角度談到戲劇的改革。比如1921年3月他在《新青年》上關于戲劇翻譯的通信中就明白地指出, 當時《新青年》介紹易卜生的戲劇,并不是想在中國排演《娜拉》一類的新劇,而是“借戲劇輸入這些戲劇里的思想”,也就是說要借此引進新的思想觀念與新的藝術。
  早在本世紀初,蔣觀云和王國維就借鑒西方戲劇界的經驗,批評中國傳統戲曲中喜劇多而悲劇少。在五四文學運動中,胡適最早接受了王國維的思想,大力倡導以西方的悲劇觀念為指導,創作新的悲劇作品,深刻反映中國現實生活中的社會悲劇。在談到中國的傳統觀念與中國的戲劇改革時,胡適著重指出,在中國的傳統文學藝術中,“最缺乏是悲劇的觀念”。不論小說、戲劇作品,往往是一個美滿的喜劇式的團圓,這大團圓正是中國的人“團圓迷信”的絕妙代表,“這便是說謊的文學”。而且從根本上說,這只是腦筋簡單、思力薄弱的文學,決不能引人覺醒,使人反省,而只能使人心滿意足。相反,從希臘悲劇開始,直到最近百年來,都有極深刻的“悲劇觀念”。他歸納這悲劇觀念有三點內容:(一)承認人類是最濃摯最深沉的感情不在眉開言笑之時,乃在悲哀不得意無可奈何的時節;(二)人類親見別人遭悲慘可憐之境時,都能發生一種至誠的同情,都能暫時把個人小我的悲歡哀樂一齊消納在這種至誠高尚的同情之中;(三)世上的人事無時無地沒有極悲極慘的傷心境地,不是天地不仁,造化弄人,便是社會不良使個人銷磨志氣,墮落人格,陷入罪惡不能自拔。有了這種悲劇觀念,才能產生悲劇的文學。胡適認為,這種悲劇觀念是醫治中國說謊作偽思想淺薄的文學絕妙圣藥。他所以花了很大的氣力去考證《紅樓夢》,就是因為它是一部打破了傳統小說的團圓迷信,而又長期被籠罩在索引派“舊紅學”迷霧中的杰出的悲劇文學作品。
  1918年春,北京劇壇上昆曲頗盛行,昆曲大家韓世昌的名字也廣為人知。于是就引出了上文提到的錢玄同在《新青年》上發表的關于中國舊戲“值幾個銅子”的評論。同年六月,《新青年》出版了“易卜生專號”,第一篇就是胡適的論文《易卜生主義》。當時正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高潮期,這期《新青年》與胡適的有分量的論文,其影響之大是不言而喻的。日本的青木正兒曾在《支那文藝論叢》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將胡適漩在中心的文學革命》的文章,稱該專號是“以胡適的《易卜生主義》為先鋒”的“文學革命軍攻擊舊劇城的鳴嘀”。(注:轉引自魯迅《奔流編后記》(二),《魯迅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七卷161頁。)胡適同當時《新青年》的同志錢玄同甚至陳獨秀不同,他不是對舊的戲劇或戲劇家進行無情的批判與攻擊,而是借鑒西方,以建設新的話劇。而當時所以要選擇易卜生,甚至形成了戲劇界的“易卜生熱”,顯然正是五四時代中國社會需要易卜生那樣“敢于攻擊社會,敢于獨戰無數”先進思想、先進人物與先進的戲劇。
  在五四時期,向西方學習成為許多先進人物一致的主張,胡適也不例外。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他就強調要努力學習莎士比亞以來各種戲劇成果,其中最重要的如專門研究社會的種種問題的“問題劇”,專以美術的手段作的“意在言外”的“象征劇”;專門描寫種種復雜的心境,作極精密的解剖的“心理劇”,用喜笑怒罵的文章,達憤世救世的苦心的“諷刺劇”,等等。1921年之后,胡適對于歐洲十九世紀戲劇與小說受到“寫實主義的洗禮”非常重視。他認為這是戲劇與小說發展過程中的一大進步。以戲劇而論,到了這時雖是象征戲,也不能不受寫實主義的影響。因而所謂“新浪漫主義”在中國是不會有市場的。1923年底,魯迅在北京的講演《娜拉走后怎樣》,也充分說明了當時易卜生在中國的深遠影響。所以洪深在《中國新文化大系·戲劇集》的導言中,特別強調“胡適的這樣推崇易卜生主義,對于后來中國話劇的發展,影響是非常廣大的”,不僅易卜生的劇本有許多譯成中文,而且在創作方面“易卜生劇中的思想,甚至連故事講出的形式,一齊都摹仿了”。
      四
  五四運動后期,所謂“國學”與“國學運動”成為中國文壇的一個重點熱點,而胡適又是這個運動的中心人物。
  1919年底,北京大學的進步學生在胡適、陳獨秀、魯迅與李大釗等人的支持下成立了“新潮社”,創辦了《新潮》雜志。兩個月之后,北大舊派學生也在劉師培與黃侃等人的支持下成立了“國故社”,印行了《國故》雜志。前者積極響應《新青年》的號召,參加了對舊文化的斗爭,其基本方針是“批評的精神,科學的主義,革新的文字”。后者一出現就打出了“昌明中國故有之學術”的旗子,表明了“慨然于國學論類,發起學報,以圖挽救”的立場。很快,兩個刊物即發生了“整理國故”與“保存國粹”的針鋒相對的爭論。胡適當然是《新潮》的堅決支持者。他在給毛子水(“新潮社”的主要成員)的信中指出:“現在整理國故的必要,實在很多,我們應該努力指導‘國學家’用科學的研究法做國故的研究。”而且他認為“整理國故”是一門學問,因此“不當先有一個‘有用無用的成見’”,而“當先有一個‘為真理而真理’的態度”(注:《疑古與開新——胡適文選》,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年12月版,238頁。)去從事這門學問。與此同時, 他已經完成并出版了受到當時北大校長蔡元培贊揚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1919年11月,胡適又在《“新思潮”的意義》這篇文章中明確地把“新思潮”的主要內容與意義概括為以下的四句話:“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也就是說,“整理國故”已被列入新思潮與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內容之一。“研究問題”與“輸入學理”,是新文化運動的重要的條件,“整理國故”與“再造文明”是新文化運動的必然結果。所謂“新思潮”,也是一種“新態度”,即“評判的態度”。新思潮對于舊文化的態度,在消極方面是反對盲從,反對調和,在積極的方面就是用科學的方法去做整理的工作,簡言之謂“整理國故”。即從亂七八糟里面導出一個條理脈絡來;從無頭無腦里面尋出一個前因后果來;從胡說謬解里面尋出一個真意義來;從武斷迷信里面尋出一個真價值來。再后他批評“國粹派”的所謂“保存國粹”的高談闊論,指出:“若要知道什么是國粹,什么是國渣,先須用評判的態度,科學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國故功夫。”(注:《疑古與開新——胡適文選》,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年12月版,39頁。)不久,他又在《研究國故的方法》一文中,從歷史的觀念、疑古的態度與系統的研究等幾個方面對如何整理與研究國故作了扼要的分析。1922年他在其《先秦名學史》的“導論”中進一步提出,要把現代世界文化的精華與中國固有文化的精華協調與結合起來。1923年初,胡適在北京大學的《國學季刊》的“發刊宣言”中,對于明末以來近三百年中國“古學昌明”的成績作了批判性的總結,然后提出了以后研究國故學的基本方針:(一)用歷史的眼光來擴大國學研究的范圍;(二)用系統的整理來部勘國學研究的材料;(三)用比較的研究來幫助國學的材料的整理與解釋。(注:《疑古與開新——胡適文選》,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年12月版,79頁。)對于中國豐富的古典文學的研究,當然是胡適所倡導的“整理國故”的重要內容,特別是對于宋元以來的中國白話小說的研究,胡適給予更大的重視,并且他個人在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卓著的成績,開辟古典文學研究新時代的《紅樓夢》考證就是最好的代表。
  在文學界首先起來響應以新的思想與方法“整理中國舊文學”的是文學研究會。除了寫在他們的“簡章”中之外,1922年10月在《文學旬刊》先后發表了鄭振鐸的《整理中國文學的提議》和汪馥泉的《整理中國古代詩歌的意見及其他》。1923年《小說月報》又展開了“整理國故與新文學運動”的專題討論。他們一致認為“整理國故”是反對舊文學,建設新文學的必要條件。其中鄭振鐸在《新文學之建設與國故之新研究》中明確提出:“我主張新文學運動的熱潮里,應有‘整理國故’的一種舉動。”(注:《中國新文學大系·文學論爭集》,上海良友圖書公司, 1935年10月版,第404頁、410—411頁、419—420頁、406頁、161頁。)不久, 《小說月報》還出版了整理與研究中國舊文學的專號。同時,創造社的刊物《創造周報》上也發表了郭沫若的《古書今譯的問題》,表示“整理中國的古書,如考證真偽,作有系統的研究,加新式標點,作群書索隱,都是必要的事。”(注:《沫若文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6月版第十卷56頁。 )甚至他主張有用的古書還應加以整理,譯成白話,向廣大讀者普及,使之“永遠不朽”。
  然而自“整理國故”的口號提出之后,各種各樣的人都按照自己的觀點加以解釋。幾年之后,從新文學家到復古派都有人以“研究國學”為己任,甚至連文字尚且不通的人也成了“整理國故”的專家。隨著革命形勢的迅速發展,文化運動向著政治革命方面的轉換,很快就出現了一個批評“整理國故”的新運動。其中最具有代表性而又有權威性的文章有:
  魯 迅:《未有天才之前》,1924年1月
  成仿吾:《國學運動的我見》,1923年12月
  陳獨秀:《國學》,1924年1月
  曹聚仁:《為“國故”喊冤》,1924年3月
  沈雁冰:《文學界的反動運動》,1924年5月
      《進一步退兩步》,1924年5月
  郭沫若:《“整理國故”的評價》,1924年1月
  就是曾經熱情支持“整理國故”、“研究國學”的鄭振鐸,稍后也在《小說月報》上的《且慢談所謂國學》中高呼:“打倒國學家”、“我們的生路是西方科學與文化的輸入與追求。”與此同時,學術界還批判了梁漱溟、張君勱等人的“東方文化將要取代西方文化”的理論,而且胡適也是這一批判的積極參加者。上述這些批判,由于是在整個革命形勢迅速發展中進行的,除去魯迅、郭沫若的文章外,都不免存在著一種左傾幼稚病的偏向,有些甚至對于“整理國故”、“研究國學”持完全否定的態度,把它完全看成是封建遺老企圖“思想復辟”的逆流。吳稚暉在《箴洋八股化之理學》中把“國故”說成“本同小老婆啄鴉片相依為命”的“臭東西”。胡適在上述文章之后對其“整理國故”論的重新闡述中,自覺或不自覺地對自己的意見進行了某些新的解釋。比如陳獨秀在文章中批評胡適是“在糞穢中尋找香水”,胡適在1925年4 月12日給錢玄同的信中說:“我們說整理國故,并不存擠香水之念;擠香水即是保存國粹了。我們整理國故只是還他一個本來面目,只是直敘事實而已,糞土與香水皆是事實,皆在被整理之列”,決不是“想求得什么國粹來夸炫于世界”。他還指出當時的新文化運動“宜補、瀉并用。補者何?盡量輸入科學的知識、方法、思想;瀉者何?整理國故,使人明了古文化不過如此”。(注:《胡適致錢玄同》,《魯迅研究資料》(9), 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1月出版,85頁。)顯然, 這里對“整理國故”的評價比過去的提法就降低了許多。而且緊接著又提到他剛發表的《評梁漱溟先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和《科學與人生觀序》,以此說明他對待舊文化的態度。1926年6 月胡適又在《我們對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中,全面肯定西洋近代文明的同時,對于東方文明做了全面的否定。1927年2月7日,他在給浩徐先生的信中更加明確地說,他的“整理國故”的目的與功用就是“化黑暗為光明,化神奇為腐臭,化玄妙為平常,化神圣為凡庸”。而且說“這才是‘重新估定一切價值’,他的功用可以解放人心,可以保護人們不受鬼怪迷惑”。(注:轉引自《西瀅閑話》,海天出版社1992年12月出版,第33頁。)用一種十分通俗的說法就是“捉妖打鬼”。經過他的這一番新的解釋,所謂“整理國故”,完全是一種阻止“爛紙堆”里的無數的老鬼去害人、吃人,而并沒有什么積極的建設方面的意義。1928年9月, 他在《治學的方法與材料》一文中,肯定只有多學點自然科學對青年人說才是一條“活路”;從事“整理國故”,鉆故紙堆,則是一條最可悲嘆的“死路”。如果我們把胡適將近十年來對“整理國故”的主張加以比較的話,應當說是有明顯的不同之處的,這就是“捉妖打鬼”說與原來的“為真理而求真理”的不同,也就后來所說的為政治服務和“為學術而學術”的不同。但在實際活動中,胡適對中國哲學與文學的研究,仍然本著他最初的“整理國故”的主張,即“為真理而求真理”的態度,所謂“捉妖打鬼”并未體現在他的具體學術活動之中。還是以其《紅樓夢》研究為例,它以“自敘傳”為中心的考證,一掃籠罩了《紅樓夢》一百多年的迷霧,為“紅學”開辟了一個嶄新的天地,在中國學術論壇上受到了極大的重視與廣泛的欽佩。雖經五十年代極左思潮的“大批判”,仍然不失其光輝!
  我們可以肯定地說:五四新文學運動正是在歷史條件成熟的情況下,由“胡適、陳獨秀一班人鬧出來的”,而胡適在其中又起了更大的歷史作用。
中州學刊鄭州73~79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魏紹馨19991999當陳獨秀在國內創辦《新青年》的時候,胡適恰在美國把“文學革命”當作中國的時代新潮進行熱烈的討論。一開始胡適就是與眾不同地以實驗的、討論的和研究的態度帶領這一運動前進的。尤其在白話新詩的創作與討論中取得了劃時代的成就。他并沒有為“內容決定形式”的原則所局限,而是從實際出發,在實踐中堅持了“詩體大解放”的精神,推動了文學革命的發展。他立足中國,面向世界,在五四高潮中倡導悲劇觀念與易卜生主義,對于整個五四新文學都有著深刻的影響。在對待傳統上,胡適是當時新派人物中較為慎重而穩妥的一個。他的“整理國故”作為五四新思潮的重要內容在當時是具有遠見卓識的主張。文學革命/詩體大解放/整理國故魏紹馨,曲阜師范大學中文系 教授 山東 曲阜(273165) 作者:中州學刊鄭州73~79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魏紹馨19991999當陳獨秀在國內創辦《新青年》的時候,胡適恰在美國把“文學革命”當作中國的時代新潮進行熱烈的討論。一開始胡適就是與眾不同地以實驗的、討論的和研究的態度帶領這一運動前進的。尤其在白話新詩的創作與討論中取得了劃時代的成就。他并沒有為“內容決定形式”的原則所局限,而是從實際出發,在實踐中堅持了“詩體大解放”的精神,推動了文學革命的發展。他立足中國,面向世界,在五四高潮中倡導悲劇觀念與易卜生主義,對于整個五四新文學都有著深刻的影響。在對待傳統上,胡適是當時新派人物中較為慎重而穩妥的一個。他的“整理國故”作為五四新思潮的重要內容在當時是具有遠見卓識的主張。文學革命/詩體大解放/整理國故
2013-09-10 21:00

歡迎訂閱我們的微信公眾賬號!
春秋茶館訂閱號
微信號 season-tea(春秋茶館)
每天分享一篇科技/遊戲/人文類的資訊,點綴生活,啟迪思想,探討古典韻味。
  清末民初歷史人物  民初人物
清末民初學者大師
梁啟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任甫,號任公、飲冰子,別署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活動家、學者、政治評論家、戊戌變法領袖....
學貫中西品讀東西文化
林語堂(1895年10月10日-1976年3月26日),中國文學家、發明家。福建省龍溪(現為漳州市平和縣)坂仔鎮人,乳名和樂,名玉堂,後改為語堂。美國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碩士....
資助民初精神網
        回頂部     寫評論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發表評論歡迎你的評論
昵稱:     登陸  註冊
主頁:  
郵箱:  (僅管理員可見)

驗證:   验证码(不區分大小寫)  
© 2011   民初思韻網-清末民初傳奇時代的發現與復興   版權所有   加入收藏    設為首頁    聯繫我們    1616導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