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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五四新文化運動在臺灣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五四新文化運動在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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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年5月4日,北京古都掀起了五四狂飚。不論當時及后世對此評價如何分歧,但它成為中國現代政治、思想、文化史上的轉折點,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五四狂飚的威力所及,不僅席卷了中國大陸,而且也在臺灣海峽激起了波濤。這股沖擊波使淪為日本殖民地的臺灣發生了始料不及的變化:民族意識普遍覺醒,民族自信心逐漸恢復,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啟蒙運動深入開展,臺灣的文學史也從此掀開了嶄新的篇章。
  五四新思潮在臺灣的傳播和影響大體有兩個渠道、三個時期。兩個渠道,指日本渠道和大陸渠道;三個時期指日據時期,光復時期,解嚴后時期。
  臺灣留日學生有吸收新思潮的良好環境。五四運動之后,他們不僅取“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之義,與中國大陸留日青年共同組成了“聲應會”(參閱林載爵:《五四與臺灣新文化運動》,見《五四研究論文集》,1979年5月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出版),而且通過辦刊物、 寫文章、組織巡回講演等方式來表達這種共同的關懷和認同。作為臺灣新文化運動的陣地主要是《臺灣青年》和《臺灣民報》。前者于1920 年7月16日創刊于東京,發行十八期后,于1922年4月1日改名為《臺灣》,1924年5月10日終刊。代表人物有臺灣留日學生林呈祿、吳三連、 王敏川、劉明朝、蔡培火、甘文芳、陳端明、陳@①、 林伯殳等。 后者于1923年4月15日創刊于東京,1927年8月1日遷移臺灣印行。 該刊與《臺灣青年》的主要區別,是由“漢和兼寫”改為以“平易的漢文”為寫作工具,因而更具影響,更顯威力。
  大陸渠道當然是影響臺灣新文化運動的主渠道。僅以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魯迅為例,他直接影響的臺灣青年就有張我軍、張秀哲、張深切、郭德金、洪紹潭、林劍騰、吳文生、簡錦銘、盧炳欽等二十多人,其中張我軍就是臺灣新文學運動的奠基者。張我軍不僅發表了轟動一時的名文《致臺灣青年的一封信》,首先對臺灣的舊文化抨擊發難,引發了臺灣文學界的“新舊文學論戰”,而且創作了《為臺灣的文學界一哭》、《亂都之戀》、《買彩票》等論文、新詩、短篇小說,顯示了臺灣新文學運動的實績。尤為可貴的是,張我軍在《臺灣民報》上評介了大量大陸新文學作家的作品,在臺灣撒播了五四新文學的火種,其中包括魯迅的《鴨的喜劇》《故鄉》《狂人日記》《阿Q正傳》, 淦女士(馮沅君)的小說《隔絕》,冰心的小說《超人》,郭沫若的新詩《仰望》,鄭振鐸的新詩《墻角的創痕》,焦菊隱的新詩《我的祖國》等。
  以時間劃分,五四新思潮在臺灣的影響又可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大約在1920年至1925年前后, 其高潮掀起于1923 年至1924年。由于臺灣當時已淪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臺灣民眾的百分之八十都是佃農,在一小撮跟日本殖民者相勾結的大地主的陰影下過著三餐不繼的赤貧生活,所以臺灣文化啟蒙運動雖以語文改革為突破口,但背后所隱藏的主要觀念乃是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的真諦。對于在中國大陸參加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青年,臺灣新知識份子充滿了崇仰之情。《臺灣青年》創刊號的一篇文章說:“諸君!請看看中華民國青年們的純潔理想——活潑的運動。他們一旦覺醒,便具有時代性的自覺,為了世界,為了國家,以渾身的熱情奮斗,這是多么值得我們羨慕的事啊!”(《青年同胞に與ふる檄》)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導人物,臺灣新知識分子也表達了欽佩的心情。《臺灣青年》創刊時,他們邀到了蔡元培的題字:“溫故知新”。在《臺灣民報》的創刊號上,陳逢源有詩云:“詰屈贅牙事可傷,革新旗鼓到文章。適之獨秀馳名盛,報紙傳來貴洛陽”(《祝〈臺灣民報〉發刊》)。《臺灣民報》創刊號轉載胡適的戲劇作品《終身大事》時,編者“超今”(即黃朝琴)在“按語”中作了這樣的介紹:“胡博士乃中華思想界的第一新人,他的令先君,前清的時代,曾到臺灣做官。博士平時的著述,也常常念著臺灣,所以和我們的緣份,算來實在不小,記者抄這篇,載上本報,不但介紹博士的名著給讀者閱看,且對博士要表個極大的敬意。盼望其再到臺灣同我們同胞談談心,在那地方(指臺灣)的人,不知道得了多少的光榮哩。”臺灣報刊還轉載了陳獨秀的重要論著《東西民權根本思想之差異》(《臺灣》第四年第三號)、《敬告青年》(《臺灣民報》第七號),以及其他諸如吳虞等人物的新思想。在這樣的交流下,中國大陸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成就便成了臺灣新文化運動的一項典范。
  第二個時期是在臺灣光復之后直至解嚴之前。這一階段在臺灣承傳五四運動傳統的第一人就是魯迅的摯友許壽裳先生。他首先主持了臺灣編譯館的館務,為弘揚中華民族文化、肅清日本殖民文化流毒不遺余力。編譯館被撤消之后,他又出任臺灣大學文學院國文系主任,熱情宣傳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精神和成果。在《臺灣需要一個新的五四運動》一文中,許壽裳深刻指出,五四運動是掃除我國數千年來的封建余毒的運動,是提倡民主、發揚科學的運動,而“臺灣從前在日本統治時期可說是處于被壓迫、被奴役的地位,根本沒有獨立自主之權,只有服從聽命,絕對不許違抗”,現在重歸祖國,亟宜培養民主精神。此外,許壽裳認為,日本的科學“都是追隨歐美先進國之后,只有模仿,沒有創造。現在臺灣所需要提倡的不但是跟隨先進國后面的那種科學,更要有獨創的精神,迎頭趕上,從事于研究那些尚未為人著手的問題,而建立前古所無的發明和發現。”除此而外,許壽裳認為在臺灣還需要提倡大公無私的實踐道德和增強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感情。他希望年富力強、精神純潔的臺灣青年能成為這場新文化運動的主力。
  繼許壽裳之后,又有一批親歷過五四運動的學者、作者、文化人于1949年以后陸續來臺。他們在不同場合以不同方式回憶五四運動,從不同側面幫助臺灣的新生代增強對五四運動的認識。
  1950年5月4日,剛從印度來到臺北不久的羅家倫寫了一篇《五四的真精神》,刊登于同日臺北《中央日報》。他說:“當五四運動還在高潮的時候,我在北大朋友們合辦風行一時的《每周評論》里,用‘毅’的筆名,寫了一篇講五四運動的意義的短文,就明白指出五四運動不單是專指五四那天發生的那件事,和曹、章、陸的罷免與巴黎和約的拒簽,而當認為是新文化意識的覺醒、青年的覺醒、與廣大民眾的覺醒。不久當這運動告一段落的時候,我又在《新潮》發表一篇1 萬多字的長文,被上海《申報》等全文轉載過的,名叫《我們學生運動的成功失敗和將來應取的方針》,在對于這運動各方面檢討以后,主張大家要認定方向,分開向兩個大方面去努力:一方面是積極的研究學術,為新文化運動放一個建設性的異彩;一方面是深入民眾為實際解除民眾痛苦,增進民眾福利而努力。”
  1967年9月, 臺灣傳記文學出版社出版了曾任北大校長的蔣夢麟的《新潮》一書。他說:“陳獨秀在《新青年》里,推崇兩位先生:一位是賽先生,一位是德先生。賽先生代表科學(賽因斯),德先生代表民主(德謨克拉西)。由此可知他的根本思想本來是西方思想(民主與科學),那么為什么又要在《新青年》里發表一些激烈的思想呢?因為當時社會上還有很多舊的制度、舊的傳統和舊的習慣,在束縛和壓迫著人民,所以他反對舊社會制度和舊禮教,都曾竭力攻擊。這樣,大家才誤會《新青年》是主張三無主義的,即無政府、無家庭、無上帝。后來人家又硬把三無主義加到北京大學一班教授的身上,那就距離事實更遠了。”
  1973年,78歲的林語堂在臺灣開明書店出版了他的《無所不談合集》,書中收錄了他回憶蔡元培、周氏兄弟、胡適的專文。1977年,臺灣德華出版社翻譯出版了林語堂的英文自傳《八十自敘》,其中談到五四時期他跟胡適的配合:“胡適在民國7年回到北平時, 我以清華大學教員的身分也在場歡迎他。  他由意大利返國,  當時引用荷蘭神學家Erasmus的話說:‘現在我們已經回來。一切要大有不同了。 ’我在北平的報上寫文章、支持用白話寫作,理由是歐洲各國文學在15與16世紀興起時,都是用當時的白話,如意大利的但丁和薄伽丘都是。我的文章引起了胡適之的注意,從那時起,我們一直是朋友。”1989年,臺灣聯經出版公司出版了林語堂之女林太乙撰寫的《林語堂傳》。書中說,這幾篇談通俗英文和意大利文演進經過的文章,是發表在一份英文報上,引起了胡適的注意。
  中國現代著名散文家、翻譯家梁實秋也是五四運動參加者。1979年4月26日,他在臺北《聯合報》發表了《我看五四》一文。 文章回憶說,五四運動發生時,他還是一個18歲的孩子,正在清華學校讀書。他曾跟同學們一道赴天安門集會,后被軍警包圍,拘送北大法學院。后來他還在前門外珠市口煤市街一帶發表街頭演說,甚至用旗竿打破了一輛汽車的玻璃。他概括說:“我所受五四運動的影響,約有數端:一個是愛國心的發揚。一切應以國家利益為前提,國家高于一切。人應敬愛自己的國家,不可崇洋媚外。一個是個人自由精神的培養。既不肯盲從古人,亦不肯盲從今人,要善用自己的頭腦。”
  百歲老人蘇雪林教授,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早期女作家之一,迄今為止,各類著述多達三四十種。在臺灣舉行的一次五四座談會上,她說:“五四是民國8年5月間爆發的,那時候我在安慶教小學,我并沒有實際參加五四運動。而且,坦白說,我那時的思想還是保守的,一直到我到了北平以后,我的思想才有機會改變,才真正認識五四的精神和價值。再經過多少滄桑,一直到現在,我還是贊成和肯定五四的。”
  第三個時期是臺灣實行解嚴政策至今。在前述第二個時期,雖然前有許壽裳先生的倡導,后有羅家倫等五四同時代人的介紹,但由于國民黨政府的獨裁政策,凡二、三十年代在大陸出版過作品的作家常常名入黑籍,五四以后的新文學作品(特別是左翼作家作品)一律以異端看待,因而五四運動的研究和五四進步作家作品的傳播在臺灣基本上屬于禁區。國民黨政府不僅對魯迅作品和三十年代進步作品實行“查、封、禁、堵”的扼殺政策,就連自由主義大師胡適也忠而獲咎,對當局表示“大失望,大失望”。所以,臺灣這一時期基本上是五四新文學的斷層期。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臺灣政府宣布解嚴之后,臺灣學術界和文學界人士以煉石補天的精神致力于填補五四一代與當代臺灣文學的斷層。僅在1989年,臺灣唐山出版社、谷風出版社和風云時代出版社就推出了三種不同版本的《魯迅全集》。不久,臺北海風出版社從大陸引進版本,推出了一套中國現代著名作家作品賞析,其中也包括魯迅及其它左翼作家的作品。一些以出版純文學作品為主的出版社如洪范書店陸續出版了不少中國現代著名作家的代表作。臺北春暉影業公司還派員到大陸,攝制了一整套介紹中國現代著名作家的電視片,收到了史料性與觀賞性一致的藝術效果。1989年,臺灣著名文學雜志《聯合文學》將第四卷第七期辟為“五四文學專卷”。馬森在《前言》中指出:五四那一代的作者“最大的貢獻是在精神上解脫了歷史積累的僵化狀態,在形式上為今日的中國文學做出了鋪路的工作。沒有他們那代人,很難想像我們今日的中國文學會是這樣一種面目。”著名五四運動研究專家周策縱在同期發表的《懷人量史論五四文學》一文中認為,“五四主要思潮底背后,都有一個基本觀念,就是自我意識的認同和發揚,個人人格的覺醒和重視。當時青年學生和作家錚錚抗議,批判傳統和現狀,正是要爭取自己做主人。七十年來,受了五四洗禮的中國知識分子和作家,凡是能堅持這種精神的,多表現得風骨嶙峋。”著名文學史家夏志清在同期發表的《五四三巨人》一文中極力推崇胡適、魯迅、周作人。他說:“五四時期真是春秋戰國以后中國文化史上最有精神、最有生氣、最有勇氣說真話的一個時代。三人白話文寫得極好,古書讀得極多,最主要的,他們攻讀西洋文學、思想真有悟會之后,回過頭來再看這個古老的中國,加以全盤的批評,不因為自己是中國人,而對那舊文化、舊社會、舊道德有所袒護。這點我覺得最了不起,也最令我心折。”研究臺灣文學史的權威學者葉石濤也在同期發表了《五四與臺灣新文學》一文。他說:“民國八年發生在中國大陸的五四運動,它所包含的活動層面很廣泛;它不但是政治、文化的改革運動,同時也是主張科學和民主的思想革新運動;特別是以陳獨秀和胡適的文學革命為其主要的一部分,給大陸的青年知識分子帶來內心性的、深化的覺醒。盡管當時的臺灣在日本帝國的殖民統治下,但臺灣的一部分舊知識分子和新生代知識分子,很迅速地接受了五四運動各層面的影響,在五四運動的思想革新的刺激下,展開了文化的革新運動……除五四運動的刺激和沖擊之外,威爾遜的弱小民族自決論,以及日本大正民主的各種自由主義思想也發揮了相輔相助的效用。所以臺灣的文化啟蒙運動與新文學運動是變相的反日民族運動,其實是推翻殖民地統治獲得民族解放的政治運動重要的一環……不可否認,沒有五四就沒有臺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五四是新文學運動的重要指針之一,這是可以確認的事實。”
  “臺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支流”——這是臺灣新文學運動主將張我軍的真知灼見。“受五四新文化運動影響并引之為典范的臺灣新文化運動,不僅構成整個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一部分,而且豐富了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內容”——這原本是臺灣學術界早已達成的共識。然而近些年來,隨著臺灣島內臺獨輿論甚囂塵上,臺灣文壇出現了一種噪音。有些人無視歷史,也無視現實,閉著眼睛說什么“臺灣文學沒有傳統”,“臺灣文學,是獨立存在的,不是中國文學的支流,也不是中國文學的邊疆文學。臺灣文學就是臺灣文學。”他們甚至荒謬地把五四新文學對臺灣文學的影響比喻為英國文學對美國文學的影響。顯而易見,這種文學和文化上的臺獨論者,充當的不過是政治上臺獨勢力的奴婢和附庸。我們紀念五四運動八十周年,重溫五四運動的光輝歷史,不僅對于那些數典忘祖的“小番薯”或“大芋頭”是一種很好的教訓,而且能幫助那些一時不明真相者分辨大是大非。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火右加斤
  
  
  
魯迅研究月刊京16~19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敬隱銘19991999 作者:魯迅研究月刊京16~19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敬隱銘19991999
2013-09-10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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