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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對中國現代化的貢獻與局限
孫中山對中國現代化的貢獻與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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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社科院研究員 李華興)
  從80年代初以來,《孫中山與中國近(現)代化》逐漸成為海峽兩岸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熱點。去年恰逢孫中山誕辰130周年,大陸學界僅廣州、上海、北京三地,就以類似題材,召開了三個盛大的國際學術討論會。筆者有幸,躬逢廣州、上海盛會,在深受教益之余,引發了一些思索。
  孫中山與中國現代化之所以成為研究熱點,原因不難理解。因為,現代化是世界發展不可逆轉的潮流和中國歷史前進的必由之路;現代化理論蘊含的科學性、合理性,使它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中國的現代化建設需要歷史的借鑒,需要同中國國情相結合。而孫中山的認識和實踐,正好給人們提供了巨大的思想寶庫和無窮的感召力量。
  但是,如果我們熱中有冷,仔細分析研究現狀,便會喜中有憂。如有些論文認為,孫中山對中國現代化早有系統完整的論述,只需按圖索驥,即可馬到成功,甚至超凡入圣,把孫中山的思想和主張一概奉為“現代化”的理論;有些論文盡管爬梳了孫中山的論著,按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現代化進行歸類,但還停留于整理資料和研究的初級階段;有的學者卻認為孫中山并沒有什么關于中國近代化、現代化的理論闡述,無需溢美,甚至懷疑孫中山究竟是不是一位思想家。
  這是兩個極端。顯然,要深化對孫中山與中國現代化的研究,就必須進一步審問慎思,明辨擇善。
  環顧中外各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都早於現代化的理論研究。在西方各國,現代化的步伐在工業革命時代已震動英、法、美三國大地;但作為一種學科體系和研究方法,嚴格意義上的現代化理論,卻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才出現於歐美,并于50—60年代達于高潮。在中國,從19世紀中葉起,志士仁人已為救亡圖存、振興中華而進行各項經濟、政治、文化教育的現代性變革,從而啟動了走出中世紀、走向現代化的歷史步伐:但中國思想界最早籠統使用“近代化”或“現代化”的提法是在1922年,將“現代化”作為一個新的社會科學詞匯廣泛使用于報刊,則是1933年《申報》發起的“中國現代化問題”的討論和1935年關于中國文化建設的爭論。
  理想主義和務實精神的水乳交融,是孫中山鮮明的性格特征。孫中山不是一位學者型的思想家。就中國近代化的歷史進程和理論研究考察,他的主要貢獻不在坐而論道,而在身體力行。孫中山雖然一輩子在為“順應世界的潮流”、推進中國的近代化而思考和奮斗,承担著開拓者披荊斬棘的重任;但由于中國歷史條件的不成熟,社會發展的低水平,以及世界范圍缺乏可以借鑒的理論參照系,因而孫中山還沒有來得及也不可能從現代化的理論視角,為中國人民留下系統的專門著作。這是歷史的遺憾。由文獻記錄看,人們只能在1922年10月4日出版的《向導》周報第4期上,見到蔡和森轉述的孫中山那時“熟慮過的意見”,即認為目下中國正處在“近代化”的過程中,但并未對其涵義作具體闡發。作為歷史學家,我們必須尊重事實,既不苛求於孫中山,但也不能把他的思想過于現代化。
  值得我們慶幸的是,在散見於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建國大綱、建國方略等重要論著中,孫中山對于中國政治近代化、經濟近代化、文化教育近代化,幾乎作了呼之欲出的全方位的目標設定;尤為可貴的是,這些思想主張又和當今現代化理論所確定的基本指標體系,有許多的不謀而合之處,表明孫中山不愧是一位高瞻遠矚的政治家與思想家一身二任的不朽的偉人!
  國家獨立,主權在民,是孫中山對中國政治近代化的目標定位;振興實業,均富大同,是孫中山對中國經濟近代化的目標定位;融貫中外文化,以教育為立國之體,將“改造人心”視為“國家的基礎革新”,是孫中山對中國文化教育近代化的目標定位。上述論斷,是我們從現代化理論的視角,總結孫中山的歷史活動與社會實踐,把他一生的革命事業置於中國近代社會轉型的大過程中加以考察而得出的歷史認識。這種實事求是的歷史認識表明,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并非從天而降,突然冒出,而是有著深厚的歷史根源和強烈的民族心愿;今天的中國現代化建設,正是當年孫中山和志士仁人為之獻身的近代化建設的繼續。前人在推進中國近代化過程中的利弊得失,不僅為后人創造了成功的歷史經驗,也給后人提供了可貴的歷史教訓,值得我們科學地加以總結,認真地引為鑒戒。
  例如,現代化理論把民主化和政治參與大眾化,視為各國政治近代化的核心。孫中山以“取法乎上”的恢宏氣度,比較古今中外,堅持主權在民;五權憲法的定標,更是源於兩方而又力圖“駕乎歐美之上”。但在中國要實現這一點,卻不能不是一個漫長的、復雜的、艱巨的歷史過程。“國猶人也,人之初生,不能一日而舉步,而國之初造,豈能一時而突飛?”孫中山之所以撰寫《民權初步》,具體而微地“教國民行民權之第一步”,其苦心孤詣即為循序而進,努力在理想與現實之間,搭建一條“登高自卑”的階梯。
  又如,現代化理論把經濟發展程度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看作各國現代化事業的基礎和成敗的試金石。孫中山不僅大聲疾呼,“振興實業”乃“此后中國存亡之關鍵”,民生主義的目標是“同富同樂”,而且在《實業計劃》中,對中國經濟的發展作了富有遠見卓識的總體規劃和具體設計,成為中國經濟現代化的偉大構想。但是,我們在充分肯定《實業計劃》的同時,又不能不科學地、理性地加以審視。當學者們反復引證孫中山關于引進外國資本、外國人才、外國方法,通過“開放主義”來發展中國經濟的言論時,不能忘記,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在英文原名《國際共同發展中國實業計劃》中,有針對性地發表這番見解的。后來,孫中山在1921年3月6日談到《實業計劃》時也曾明確地說:“這本書的主張,是借用外資從事生利的事業。”(《三民主義之具體辦法》)因而決不能以偏概全,將引進外資外才夸大為中國工業化和經濟現代化的主要辦法。至於建造十萬英里鐵路、構筑六大系統的計劃,除了它具有系統性、合理性、預見性和可行性而外,無庸諱言,由于缺乏充分和可靠的地理信息、基礎資料以及采取按土地面積與人口確定應建鐵路里程的簡單算式,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帶有主觀隨意性和非科學的成分。對此,我們不能一味拔高。其實,孫中山在《實業計劃》自序中早已說明:“此書為實業計劃三大方針,為國家經濟之大政策而已;至其實施之細密計劃,必當再經一度專門名家之調查,科學實驗之審定”,告誡后人“幸毋以此書為一成不易之論”。
  古今中外的歷史表明,一個成功的政治家或社會改革家,往往是最善於捕捉理想與現實結合部的能手。沒有崇高的理想,不可能在設定目標時“取法乎上”;沒有務實的精神,不可能在實際運作中“登高自卑”。只有努力“適合中國國情,順應世界潮流”,才能把中國穩步地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現代化國家。在這里,“過猶不及”的古訓,可謂刻骨銘心。“急于求成”幾乎是中國近代社會革命家和改革家的通病。歷史學家一方面對前輩救亡圖存的神圣激情、強烈的憂患意識、振興中華的緊迫感,由衷地表示崇敬;另一方面,卻不能不冷靜地、理智地從他們身上的浪漫主義色彩和欲速則不達的挫折中吸取教訓。孫中山“一往無前,愈挫愈奮”,為中國革命和中國現代化奮斗了一生,他的獻身精神和大無畏氣概,永遠值得后人敬仰。然而發人深省的是,孫中山對中國現代化運動的困難和阻力估計不足,對中國盤根錯節的封建勢力和歷史惰性也認識不足。以致到1924年3月還以為,中國只要“迎頭去學”外國的長處,“十年之后,雖然不能超過外國,一定可以和他們并駕齊驅”。
  史鑒教人明智。只有從中國的國情和實際狀況出發,才能沿著良性循環的軌道,一步一個腳印,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獨立、民主、富強、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迎接21世紀的挑戰。這也是孫中山先生留給中華民族的一筆珍貴的歷史遺產。
   責任編輯 黃亞*
  
  
  
探索與爭鳴2滬28-29K3中國近代史李華興19971997 作者:探索與爭鳴2滬28-29K3中國近代史李華興19971997
2013-09-10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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