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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如何用傳統思想應對內憂外患
蔣介石如何用傳統思想應對內憂外患
高華     阅读简体中文版

蔣介石會見麥克阿瑟(左為麥克阿瑟)

作者:高華

選自:《在香港理工大學談蔣介石的民族主義觀——在香港理工大學“中歐論壇”上的發言》

研究現代史上的中國民族主義問題,可以獲得一些對中國民族主義發展脈絡的啟示,那么研究一下蔣介石還是有意義的,他所處的年代內憂外患,戰亂不已,蔣究竟以何種思想應對局勢,其成敗得失如何,頗值得研究。

蔣的思想資源以中國傳統為主,他的民族主義是防御性的,涉及到政治、文化與種族。在幾十年間,他以中國傳統思想為依靠,應對極其復雜的內外形勢,不管所處的二十世紀各種思潮學說如何花樣翻新,蔣自己堅定不移的信條就是《大學》中的三大綱領,八項條目: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就是大學的三大綱領。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就是大學的八項條目。由內在的道智之修養,到外發的事業之完成,為一貫不斷進取開展的過程,可說是本末兼賅,體用合一,修己治人,明體達用之道。”

他進而認為,大之救國救民,小之個人的道德提高,只要抓住這些就可以了。

蔣非常感嘆:這么好的思想,“中國不能用,所以中國國家如此衰弱,民族如此墮落,幾乎在世界中成了一個落伍者。”((臺)《先總統蔣公全集》第一冊,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4年出版,第665頁。)。

(原先以為蔣就是說說而已,近年來蔣日記解密,始知蔣真是宋明儒學的信徒,他就說過,他從“8歲時讀大學中庸,9歲讀畢四子之書。在18歲的時候,大學中庸,不知道念過多少遍, 但是并不知道其中道理的重要,甚至因為革命思想發達,以為這些陳腐的東西,完全無用。直到28歲的時候,聽到總理說大學中庸的重點,自己還不甚注意。到了38歲,自己一切閱歷經驗增加了,再拿這部書來研究,才覺得真是重要,差不多一切做人做事的實踐道理,統統在內。以后至少每年看一遍,愈看愈覺得其中有無限的道理,無窮的奧蘊。直到48歲……自己深覺有得于心,可以自信”。)

可見,他除了是行動家,還是一位道學家!

如何解決中國在那個時代的兩大問題:

外患是日本;

“內患”—蔣認為是共產黨,

蔣開出的藥方還是:振興中國固有文化。

對日本:

1932年5月, 蔣氏在一次講演中稱陽明心學為中國的立國精神。他說:“要知道日本所以致強的原因,不是得力于歐美的科學,而是得力于中國的哲學。他們日本自立國以來,舉國上下,普遍學我們中國的是什么?就是中國的儒道

,而儒道中最得力的,就是中國王陽明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哲學。他們竊取‘致良知’哲學的唾馀,便改造了衰弱萎靡的日本,統一了支離破碎的封建國家,竟成功了一個今日稱霸的民族。我們中國人自己忘了自己的立國精神,拋棄了自己固有最良的武器……以后我們要復興中國,抵抗日本,完成革命……就是要把復興中國,抵抗日本的緊要武器,拿住在我們手里。”((臺)《先總統蔣公全集》第一冊,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4年出版,第628—629頁。)

對中共:

我們今天對共產黨的斗爭,乃是文化與思想的斗爭,在文化上的基本政策,是恢復民族的精神,發揚人類固有的德性;在思想上,著重心性修養與公眾道德之協調一貫、良知良能的啟迪,與心、物、群、己關系的調和。其精義是“心物一體、知行一體,我們既不偏于唯物,也不偏于唯心,對事物的觀察,是物質與精神并重;對人生的理解,是思惟與存在合一”((臺)《先總統蔣公全集》第二冊,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4年出版,第1894頁。)。

其成效究竟如何,要結合歷史事實來評價,先說外交方面:

蔣所處的時代,列強環視中國,最主要的是面對日本侵華,蘇俄壓力,英美對華,也是各有企圖。蔣自知中國為弱國,青年時代在日本辦《軍聲》雜志,提出對中國最大威脅的國家是日。俄,英,提出應特別關注:西藏、滿蒙;

對日本:1928,“濟南慘案”,蔣采取“不抵抗主義”,“忍辱負重”;1931,“攘外必先安內”,后堅持抗戰,直到勝利;

對蘇聯:對蘇擴張有警惕,但希望拉蘇牽制日本。1943,蘇侵新疆阿拉山口,蔣抗議,后蘇收斂在新疆的擴張,壓蔣在外蒙問題上讓步。戰后蔣對蘇犯的一大錯誤,是為了表明對美友誼而拒絕訪蘇,而失去了與斯大林博弈的機會。

對英美:聯英美以制日,但也防英染指中國權益,蔣有時在內部還大罵英帝國主義。蔣在1951年罵英,他說,中國人所惡者乃英人在亞洲殖民,以不平等待黃人

耳(1951,7,15日記,大事長編初稿,卷十,頁195)。他還說,英對中華民國國民革命的力量特別仇視(卷十,頁198)。同時担心美犧牲中國,私下對美有尖銳的批評,批美辱華,侵華權益。1951,7,26,日記中記:美國以美援要挾,要蔣的軍、經做不合理的緊縮,“悲憤憂傷,竟至夜夢泣醒,此種污辱刺激實為近年來未有之現象(卷十,頁235)。蔣并大罵美駐臺顧問團欲謀臺之軍、財統治權,是新殖民主義,有“控置黃種之狂妄野心”(卷十,頁241)。

總結起來:在遠東和亞洲,蔣完全不起主導作用或主要作用,對幾個大國,無能為力,受制于列強,只能因勢利導,盡量保衛中國的權宜。

對內部,蔣用“新傳統”整合中國,所謂“新傳統”:就是大量吸取傳統價值和原素,對三民主義進行新解釋,服務于現實的政治目標。

1,以國民黨為中心,走軍政、訓政、憲政之建國三階段道路,其實質是維護國民黨一黨專政。蔣政權類似于凱末爾式的民族主義政權,但蔣在文化方面非常傳統,較凱末爾保守。

2,蔣也建立了新的行政、軍事和經濟管理機構,有其成功方面(在大陸時代,初步網羅技術官僚,在抗戰中動員民眾,舉國一致),更有其失敗之處(任用親信和親戚,忽視社會基層改革,沒能建成有效率的廉潔政府等)。

蔣的悖論:

A,對軍閥,國民黨是新的。

B,對共產黨,國民黨是舊的。國民黨意識形態在30年代被儒學化,蔣說的那一套,過于疏空,甚至可以說,完全不著邊際,思想制高點被中共占領。

C,對社會:只吸引了民族派知識分子,自由派游離在外,左派另有旗幟。

D,對普羅大眾,對社會底層,沒有關懷,沒有改革措施。

這里還要講一講蔣的少數民族觀:

堅持省治:綏遠,新疆,西康,青海;

不設省治的,歸蒙藏委員會,由行政院轄,籠絡上層人士,警惕英帝國主義,但力不能逮,對于邊疆地區,采安撫政策,盡量優容寬厚。

對小民族不關心,不尊重,蔣在日記罵龍云是未開化的裸裸。

對新疆:

1943年前,國民政府力量不能進入新疆。

蘇德戰爭后,蔣開始考慮解決新疆問題:

1,派吳忠信考察西北。

2,1942,派其兩子去大西北考察三個月,也是為解決新疆問題探路。

3,本人考察西北,到了甘、新交界的地方,當時都沒有對外宣傳。

1943年盛世才歸順重慶后,中央軍入疆,把新疆從蘇聯勢力中解托出來。

小結:

蔣是一個民族主義者,在維護國家利益方面,有其重大成就:

1,1929,改定新約,1943,列強廢除不平等對華條約,領導抗戰勝利,1945,中國成為聯合國五大常任國。

2,1943,新疆回歸中央。蔣對盛有安排,為農林部長,派張治中宣慰新疆。

3,收回臺灣,在重慶,籠絡“半山”,為臺灣回歸準備人材,如謝東閔、連震東、黃國書、黃朝琴、吳三連等。

4,運用傳統價值于民族復興的動員,對知識分子較為尊重和禮遇,對馮友蘭、對馬一浮,對賀麟等,對胡適,對竺可幀。

不足的方面:

蔣受到他的出身、教育以及時代背景等限制,他的所作所為有比較濃厚的傳統色彩,他無力創造新敘述,尤其融合西方價值,創造新概念的能力薄弱。蔣很早就知道運用民族主義資源,以復興國家,但資源貧乏,說來說去就是:禮義廉恥,四維八德,用之于“剿共”,也用之于“新生活運動”,沒有注入時代性的新內容, 甚至提出以傳統“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來治軍和整軍,表現出與時代脫節的嚴重弊病。

2010-12-09 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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