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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的救荒思想
孫中山的救荒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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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中國自然災害頻仍,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畢生以挽救民族危亡,拯民于水火為己任,對近代嚴重的災荒給予了極大關注。他的救荒思想是其民主革命和民生主義思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近代救荒思想發展到一個新階段的標志,是研究孫中山革命思想和實踐活動的重要課題。本文擬對此做初步探討,以作引玉之磚。
      一、孫中山對近代自然災害肆虐原因的認識
  近代災害具有發生頻率增加、持續時間拉長、災區面積廣大,受災人數急劇膨脹等顯著特點。
  中國自古就有“天象示警”的傳統災荒觀,將自然災害的頻發同社會政治相聯系。中山先生對于災荒的認識在傳統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他認為滿清封建政治的腐敗和帝國主義的侵略是近代災荒產生的根本原因。
  早在孫中山的思想還停留在維新改良階段的時候,他就已經認識到自然災害頻發與封建官吏“苛政”之間的關系,指出:“蓋天生民而立君,朝廷之設官,以為民也。今之悍然民上者,其視民之去來生死,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然,何怪天下流亡滿目,盜賊載途也。”(注:《孫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0頁。)
  甲午戰后,隨著孫中山放棄對清廷的幻想,走上革命道路,他對清朝腐敗統治是導致自然災害發生的原因有了更深刻的認識。1895年2 月他在《興中會章程》中說:“夫以四百兆人民之眾,數萬里土地之饒,本可以發奮為雄,無敵于天下,乃以政治不修,綱紀敗壞,朝廷則鬻爵賣官,公行賄賂;官府則剝民括地,暴如虎狼”,其結果是“盜賊橫行,饑饉交集,哀鴻遍野,民不聊生。”(注:《孫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1頁。)這里,孫中山已經把災荒歸結為清廷的腐朽統治。1897年,他發表《中國的現在和未來》一文,更加明確指出:“中國人民所遭受的饑荒、水患、疫病、生命財產的毫無保障的四種巨大的長久苦難的原因”,“既不可指責是由于人口過多,也不可說成是自然原因所引起的任何糧食恐慌和人民的懶惰無知。”其根本原因是由于滿清統治者“無限榨取人民和官吏普遍的又是有系統的貪污”的結果(注:《孫中山全集》第一卷,第89頁。)。孫中山的這些論述,在當時是無與倫比的。
  辛亥革命后隨之而來的封建軍閥黑暗統治,使災荒的發生有增無減,面對這種現實,孫中山沉痛指出:“武昌起義而后,所謂民國者,僅有其名,而無其實,一切政權,仍在腐敗官僚、專橫武人之手,蓋以兵災、水、旱,迄無寧歲,人民痛苦,且加甚焉!此即革命未竟成功,因而難收良果也。”(注:《孫中山全集》第六卷,第10頁。)
  除了正確認識到封建統治的腐敗與災荒的關系,孫中山還指出:“帝國主義的壓迫侵略同樣是使中國是現在世界是最貧弱的國家,處國際最低地位”的根源(注:《孫中山全集》第九卷,第118頁。)。 他認為中國土地廣大,礦藏豐富,農產眾多,卻仍然民窮財盡就是因為受外國的經濟壓迫。民窮財盡則必然使災荒加重,對此中山先生在《民族主義》第二講中有清晰的說明:“前三年中國北方本是大旱,沿京漢、京奉鐵路一帶餓死的人本來是很多,但當時的牛莊、大連還有很多的豆、麥運出外國。這是什么緣故呢?就是由于受外國經濟的壓迫。因為受了外國經濟的壓迫,沒有金錢送到外國,所以寧可自己餓死,還要把糧食送到外國去。”(注:《孫中山全集》第九卷,第118頁。 )這些觀點是其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基礎。
  事實上,在自然災害的形成過程中,人并不僅僅是一個“受虐者”,在很大程度上,人還扮演著一個重要的“施虐者”的角色。人們不自覺不合理的社會經濟活動在地球表層造成的環境退化和生態危機,無不成為引發或加劇自然災害的重要因素。關于生態環境和災害的關系,孫中山在1890年就寫道“試觀吾邑東南一帶之山,禿然不毛,本可以植果以收利,蓄木以為薪,而無人興之,農民只知斬伐,而不知種植,此安得其不勝用耶?”(注:《孫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頁。)后來, 他進一步指出:“近來水災一年多過一年,原因就在于人民采伐木料過多,采伐之后又不行補種,所以森林便很少。許多山嶺都是童山,一遇了大雨,山上沒有森林來吸收和阻止雨水,山上的水馬流到河里去,河上便馬上泛漲起來,即成水災。”(注:《孫中山全集》第九卷,第209頁。)
  中國近代生態環境的破壞與人口的迅猛增長有密切的關系。有清一代,中國人口一直居高不下,道光年間更是突破四億大關,“人滿土滿”使人口對糧食、燃料、住房以及其它需求急劇增加,導致人們只能通過無節制地開墾農田,并輔之以放牧牲畜、樵采薪柴維持生存,“人滿之患”使人、地、天之間的協調關系被打破,生態環境日益惡化,人類較之往昔必然要承受更多的災害。甲午戰前,年輕的孫中山已經指出中國有“人滿之患”,他說:“人民則日有加多,而土地不能日廣也,倘不日求進益,日出新法,則荒土既墾之后,人民之溢于地者,不將又有饑饉之患乎?”(注:《孫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1頁。)雖然此時的孫中山將饑饉單純歸咎于“人滿之患”是片面的,但他看到了人口的過度增長與生態環境惡化、災害頻發之間的必然聯系,卻自有其獨到之處。在技術、制度無任何變動的前提下,不斷增長著的人口勢必降低農業勞動生產率和人均糧食占有量,限制了社會財富的積累和增長,加深民眾的生活貧困程度,使愈來愈多的人口經常性地處在饑餓半饑餓狀態,結果大大降低了人類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
      二、孫中山救荒思想的理論闡發
  與其被動受災、救災,不如主動防災、治災,在揭示了近代災荒產生的原因之后,中山先生認為中國的災荒是可以預防的。他的標本兼治的救荒思想是與經濟發展、人民幸福、社會安定的民主主義理論緊密相連的反封反帝,建立賢良政府是救治災荒的根本出路。清朝在經過2000多年的統治后,到19世紀末期已經積重難返,深重的自然災害使這種風雨飄搖之勢更加明顯。走在時代前列的孫中山認為要預防災荒就“必須打倒目前極其腐敗的統治而建立一個賢良政府”,由于“貪污腐化是根深蒂固遍及于全國的,所以除非在行政的系統中造成一個根本的改變,局部的逐步的改革都是無望的。”(注:《孫中山全集》第一卷,第88頁。)辛亥革命在一夜之間將民國送到了國人面前,但事與愿違的是民國雖成,“災害頻至,禍患沒有止境”,封建軍閥的黑暗統治使“國家沒有方法可以統一”,使人民不能免遭荼毒。為此,中山先生繼續發動革命,討伐南北洋軍閥,拯民于水火。
  預防災荒要反對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近代反帝反封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辛亥后,孫中山開始提出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主張。1911年他要求收回海關管理權、禁煙主權,1912年提出廢除列強在華的不平等的領事裁判權,主張取消口岸外國租界。他認為正是由于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和掠奪,使中國每年要損失12萬元,若不挽救,“至于亡國滅種而后已。”(注:《孫中山全集》第九卷,第397頁。 )而挽救的根本方法,就是實行革命,收回國家的主權。從救治災荒的角度出發,孫中山已將革命斗爭的矛頭直指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掠奪。
  政治制度的解決是根本出路,而植樹造林,改善生態環境,發展新式近代農業則是救治災荒的具體措施。人生活在一定的自然環境之中,自然現象同社會現象從來不是互不相關,而是互相影響的,災荒防治亦是如此。早在1917—1919年間,中山先生就黃河的治理問題指出:“防止水災,斯為全國至重大一事”。國家花費再巨,也必須實行之。至于如何防治,他認為防災工事一半是“浚渫河口,整理堤防”,一半是“植樹于全流域傾斜之地,以防河流之漂卸土壤是也。”(注:《孫中山全集》第六卷,第165—166頁。)1924年他再次談到防止水災問題時認為“多種森林便是治本方法,有了森林便可以免以全國的旱災水禍”。并倡議要造“全國大規模的森林”,而且“要靠國家來經營種植,這個問題才容易成功”(注:《孫中山全集》第九卷,第407—408頁。)。為了喚起國人對植樹造林的重視,中山先生首倡植樹節。
  近代自然災害頻仍,從根本上說,是由于束縛在封建經濟上的小農經濟生產力水平十分低下的結果。如果政治清明、經濟發達,災前有充足的糧食儲備,災時能及時賑濟,災后能妥善地恢復生產,那么災荒是可以減輕或避免的,而這一切,都與農業息息相關。對此,中山先生早有認識,1891年他特撰《農功》一文,指出:“水潦出于天,肥磽判于地,而人力之所至,實足以補天地之缺陷,而使之平”,這個“人力”就是“以農為經,以商為緯”,因此,要務使“野無曠土,農不失時”他認為中國由于人多地少和經營方法落后,“豐年不免于凍餒,而災荒必至于死亡”,為了解決災荒,他主張“有國家者,可不急設農官以勸其民哉!”提倡急興農政,為了發展農業,他認為必須做好以下四項工作:1、設農官,總攬大綱。2、講求科學方法,進行多種經營。3、 中西結合,發展優勢產業。4、屯田邊疆,開墾荒土。“則民雖增數倍,可無饑饉之憂也。”(注:《孫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0—15頁。)
  隨著時間的推移,孫中山的重農思想也是不斷朝前發展的。1906年,他提出“改良社會經濟組織,核定天下地價”,力求做到“家給人足,四海之內無一夫不獲其所”(注:《孫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97頁。)。在《國民政府建國大綱》中他又說:“土地之歲收,地價之增益,公地之生產,山林川澤之息,礦產水力之利,皆為地方政府所有,而用以經營地方人民之事業,及育幼、養老、濟貧、救災、醫病與夫種種公共之需。”(注:《孫中山選集》下卷,第596頁。 )中山先生認為只有農業近代化問題獲得解決,由災害引起的社會動蕩才會消弭于無形。
  振興中華,造福人民,把中國建成一個民富國強的頭等大國,是孫中山終生夢寐以求的渴望。他曾強調:“余觀列強致富之源,在于實業。今共和初成,興辦實業實為救貧藥劑,為當今莫要之政策。”(注:《孫中山全集》第二卷,第341頁。)為此, 他制訂了宏偉的《實業計劃》,把發展實業與救荒結合起來,為了治理中國歷史上多災的黃河、淮河等河流,中山先生特辟治河一節,細述各河河患特點,有針對性地提出詳細的治理辦法,希望通過疏通舊運河,開鑿新運河,將長江、珠江、淮河、黃河連接起來,形成一個大水運系統,充分發揮江河湖泊防洪、航運、水利的綜合作用,變水患為水利。
  《實業計劃》中的另一個重要內容是發展交通運輸業,孫中山認為交通發達,災害發生的時候,就可以“以此之豐,濟彼之荒”。他以泰西為例,指出:“泰西雖有荒旱之災,而無饑饉之患”,是因為泰西各國雖山僻之區亦行鐵軌,故其貨物能轉輸利便,運接靈速,遇一方困乏,四境濟之”(注:《孫中山全集》第四卷,第50—51頁。)。而中國卻因為交通不便,饑饉立見。因此中山先生潛心編制交通發展計劃,修筑鐵路開辟商港,使“貨物流通,苦樂可均,而饑饉之災亦可免矣。”(注:《孫中山全集》第二卷,第385頁。)
  孫中山處在一個承前啟后的新時代,面臨國際競爭、交往的新形勢,他提出爭取國際援助以救災荒在當時的中國是十分先進的。1918年,美國紅十字會因戰爭向中國要求捐款,時人多不理解,中山先生立即撰文《中國應援助美國紅十字會之理》,指出:“回憶中國水災饑饉之秋,彼時災黎遍野,美國紅十字會嘗函電匯款數十萬元,分發災區,實行拯救”,因此,當美國紅十字會“需款孔亟之時,中國之士豈有不各盡其能力以應世界之呼吁乎?”而且,“今日中國之士若能樂于輸將,倘他時反有所求,美國人士自可觸引此次之援手,亦必踴躍資助也”。同時,中山先生還將救荒問題闡發至一個政治高度,認為可以通過彼此的援助,“藉從事實上增進兩大民主國之友誼,其功效尤勝于外交家提倡聯絡中美談判經年也。”(注:《孫中山集外集補編》,第217—218頁。)
  1923年9月,日本發生地震,并由此引發海嘯,遂成巨災。 中山先生及時致電日內閣大臣犬養毅表示慰問,并撥專款予以救援。當時的中國國窮民困,中山先生做出這樣的決定是要有勇氣的,證明了他的遠見卓識。
      三、孫中山的具體救災實踐
  中山先生由于畢生忙于革命救亡運動,且真正掌握國家權力的時間十分短暫,這妨礙了他的一系列防災、救災計劃的實施,但即便如此,在他担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和廣州中華民國大總統期間,對當時嚴重的災荒還是予以深切關注,并及時組織救治。
  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是時“上自皖南各府,下逮鎮揚蘇常,袤延千余里,,淹沒百余處,汪洋一片,遍地哀鴻”。為了動員軍隊參加“修筑千里長堤”工程,民國政府組織了“救災義勇軍”,中山先生親任“義勇軍正長”,以示對救災活動的支持。
  為了及時撥款救濟災民,孫中山連續在15個有關賑濟安徽、江蘇災荒的文件上作了批示。要求“即行撥款救濟”,并同意向四國銀行團借款160萬兩,用于賑救皖災,在卸任臨時大總統前三天, 孫中山還專門發布了《命各省都督酌放急賑令》,要求各地行政機關“教養兼施,工賑并舉”。在地方設局平糶時嚴禁奸商市儈“抬價居奇”(注:《孫中山全集》第二卷,第262頁。)。卸任在即, 中山先生還要求袁世凱籌款救濟災民,繼續他未完成的工作。
  除了災時及時組織救治,中山先生對災后恢復生產也極為重視和關切。他在《令內務府通飭各省慎重農事文》中強調:“若全國耕者釋耒,則雖四時不害,而饑饉之數,已不可免,國體所關,非細故也”。要求各省都督“飭下所司,勞來農民,嚴加保護。其有耕種之具不給者,公田由地方公款,私田由各田主設法資助,俟秋成后計數取償。”(注:《孫中山全集》第二卷,第264頁。)
  為了預防災后傳染病發生,1912年孫中山在《咨參議院請核議暫行傳染病預防法草案文》中稱:“查傳染病發生甚易,傳播至速,亟應制訂預防法規,俾有司實力奉行,人民可知防范。該部所稱,實為衛生行政最要之舉。”(注:《孫中山全集》第二卷,第281頁。 )以法律法規的形式防范疫病的蔓延,在中國荒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創舉。
  救荒是一項長期的工作,必須有專門機構進行管理,1920年孫中山在任非常大總統時擬定的《內部方針》中,規定設社會事業局,專管育孤、養老、救災、衛生防疫。不久頒布的《內政部新官制》中,又明確規定內政部下設司長二人,管理救災事業(注:《孫中山全集》第五卷,第432頁。)。 這一切措施與實際行動都體現了中山先生為人民謀永福的革命理想和高尚的道德情操,體現了他的“國家是建筑在人民基礎之上的”治國思想。
  孫中山的救荒思想,是當時社會存在的真實反映。他把災荒問題的解決和政治、經濟制度聯系起來,把救荒同國家建設、國強民富聯系起來,這些都是他的救荒思想光輝和深刻之處,中山先生的救荒思想,是我國災荒思想中的優秀歷史文化遺產,值得我們認真研究繼承。
安徽史學合肥50~53K3中國近代史李嵐20002000作者單位:廣西師大歷史系 作者:安徽史學合肥50~53K3中國近代史李嵐20002000
2013-09-10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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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政專家民主理論大師
宋教仁(1882年4月5日-1913年3月22日),字鈍初,號漁父,生於中國湖南省桃源縣,中國近代民主革命家,是中華民國初期第一位倡導內閣制的政治家。
孫中山的啟蒙者
近現代的嶺南,湧現出大批引領中國前行的先驅者,近代改良主義者,香港華人領袖何啟便是其中的一位。他不僅是孫中山在香港西醫書院的老師,更是孫中山走向革命道路的思想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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