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孜孜不倦研究非洲史的中國學者  ——鄭家馨教授的學術成就評述
孜孜不倦研究非洲史的中國學者  ——鄭家馨教授的學術成就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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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顧新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歷程,人們不難發現諸多學者跋涉的足跡。當代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重要特征就是它明顯的政治階段性和時代實用性。一門學科的興衰往往同時反映出學者們的政治抉擇和學術意趣。歷史學,作為一門基礎的人文學科,最能體現學者們的心路歷程。“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所謂“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每個從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人似乎都從現實出發來解釋歷史。在五、六十年代,蘇聯教科書支配著中國人的思維,學習俄語、研究布爾什維克的歷史成為一時風潮。隨著中美關系的解凍,學術界也如同發現了新大陸,學者們紛紛轉向對美國歷史的探討,美利堅的“現代化之路”、美國“西部開發”成了人們急切問詢的課題。在熙熙攘攘的學術淘金隊伍之外,有一小部分學者雖也講求學術的經世致用,但并不跟風趕潮,而是執著地將眼光聚焦在被一些人稱為“黑暗的大陸”——非洲,其中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的鄭家馨教授就是在中國非洲學領域中幾十年默默耕耘的一位。
      一
  鄭家馨先生1934年生于福建福州,1958年考入中國最高學府北京大學,畢業后留校任教,有幸跟隨中國世界史領域法國史和非洲史研究的開拓者楊人@①先生作助教。鄭先生畢業的時候正是非洲大陸獨立運動風起云涌的時代,中國與不結盟運動及整個第三世界的關系空前加強,長期以來遭受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侵略和壓迫的共同命運使亞非拉被壓迫民族在反帝反殖的斗爭中走到一起。受此鼓舞,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在全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機構中率先單獨成立了專門的亞非拉教研室(至今亞非拉教研室仍是北大歷史學系的幾大特色之一),楊先生在開創法國史研究并達到很高成就的時候,毅然將自己學術研究的重點轉向非洲,開墾了一片處女地——中國的非洲學。不幸的是,在隨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楊先生受到迫害,于1973年病逝。作為楊先生的助手和大弟子,鄭先生與何芳川(現為北京大學副校長、博士生導師、亞太問題專家)、陸庭恩(北大亞非研究所前所長,現為中國非洲史研究會會長、北大非洲研究中心主任)兩位先生立即開始齊心合力整理楊先生的遺稿,直到十年后,即1984年,經過種種曲折,由人民出版社以《非洲通史簡編》的書名出版。這期間,鄭先生尤其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從此,中國人有了自己的第一部通史性非洲學著作。
  除了為整理出版楊先生的遺作奔忙外,八十年代鄭教授還做了兩項重要工作:一是參與編纂《中國大百科全書》,任非洲史部分副主編。從1986年起,又担任國家“七·五”哲學與社會科學重點項目《非洲通史·近代卷》主編,該卷與何芳川、寧騷二位教授主編的古代卷和陸庭恩、彭坤元二位教授主編的現代卷一起于1995年由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集中了國內非洲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一經問世便受到學界的高度重視,中央電視臺和中國非洲史研究會一起為該書舉行了首發式。當年這套大約兩百萬字的非洲學巨著便被評為國家優秀圖書,獲得多項獎勵。
  鄭先生一直站在教書育人的第一線,他給學生們開設的“亞非拉近代史專題研究”備受歡迎,選課率一直很高。在多年講授和研究的基礎上,鄭先生與何芳川先生的合作成果《世界近代史·亞非拉卷》于1990年正式出版。該書運用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原理,剖析了第三世界國家幾百年來從閉關自守到被迫改革開放的歷程,從中總結出發人深省的歷史經驗和教訓。值得稱道的是,該書打破了歷史教科書語言沉悶的氣氛,文筆優美,氣勢磅礴,給讀者耳目一新的感覺。
  為了拓寬中國學者非洲研究的國際視野,進入世界前沿領域,1990年,  北京大學派遣鄭先生作為高級訪問學者到英國蘇塞克斯大學(SUSEX UNIVERSITY)研修非洲史。在英國的圖書館里,鄭先生充分利用當地的有利條件,閱讀、復印了大量的第一手檔案資料。在與英國學者的交流中,鄭先生結識了象舒拉·馬克斯(SHULA MARKS )這樣的諸多非洲問題專家,帶著豐富的研究成果,鄭先生如期回到國內,將最新的知識傳授給學生,他相繼給研究生開設了非洲古代史、非洲近現代史、南非史等課程。只有走出去才能引進來。繼鄭先生訪英后,國外非洲學者紛紛踏上中國土地。 著名的如美國耶魯大學非洲學家湯普森教授(LEONARD THOMPSON),他在看到北大的非洲史的研究成果和中國非洲學界的成就后,十分驚訝和欽佩,認為在中國這樣的環境里能將非洲學發展到這一步實屬不易。在非洲黑人部落中生活了多年的莫桑比克問題專家艾薩克曼夫婦也對北京大學非洲學者的學術成就贊不絕口。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這樣的文化學術交流也日漸擴大,并對中國和非洲國家的政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1998年5 月曼德拉總統訪問中國并到北大作演講,他很高興地帶回了中國學者們撰寫的有關非洲的學術著作。
  在與同仁合作著書的同時,鄭先生個人對非洲歷史問題的研究也結出了豐碩成果。他的研究重點是南非,尤其注重從經濟角度入手,以“歷史合力論”來剖析南非與種族主義和種族隔離制度的形成和發展有關的學術問題。他先后給碩士和博士研究生開設了南非通史和南非史學史等課程,以教學促進科研,先后在《世界歷史》、《西亞非洲》等著名學術刊物上發表了一系列探討阿非利卡人在南非不斷進行擴張并最終將南非據為己有的原因的學術論文。于1981年第六期《世界歷史》發表的《南非開普殖民地的建立和殖民土地擴張》首先解決了南非歷史中一個令人困惑的問題:當葡萄牙和英國等歐洲新老殖民者紛紛從好望角海岸擦肩而過的時候,為什么荷蘭人要在南非這塊當時既不產黃金,又不能作為奴隸供應地,而且內地廣大地區也不適于經營農業的地方開拓殖民地?南非的歐洲移民人數甚少,但從十八世紀初起布爾人卻在南非內地掀起了大規模的、持續的土地擴張狂潮。推動這個早期土地擴張運動的主要因素究竟是什么?——其實這也是研究南非歷史必須首先加以解決的最基本問題。鄭先生通過與當時世界上其他殖民地的比較,緊緊抓住世界市場及其對荷蘭人的影響這根主線,并從阿非利卡人的階級結構進行解析,指出是當時國際貿易的推力和阿非利卡人社會結構中存在的張力促使人數極少的布爾人發出了極大的能量,從以地中海氣候為主的海岸一步步邁向荒蕪的內地從事牧業。阿非利卡人這種與外部市場的聯系是當地土著的科伊桑人和班圖黑人(科薩人和祖魯人)所不具備的,這也正是阿非利卡人得以征服原住民族的有利條件。因為阿非利卡人確立優勢的“三大法寶”——除了體現精神因素的《圣經》外,槍支和牛車,這兩樣致勝的武器全都依賴外部市場的供應。這種與外部資本主義市場的日益擴大的聯系是阿非利卡人在早期階段淪為南非草原上的“白人部落”而又與當地的黑人部落有所區別的根本所在。《社會科學戰線》本期發表的《論布爾人大遷徙中經濟因素的作用》總結了鄭先生多年來對這一問題的思考,進一步詳細解釋了導致布爾人大遷徙的各種因素,尤其是經濟因素的作用。如果說《南非開普殖民地的建立和殖民土地擴張》和《論布爾人大遷徙中經濟因素的作用》說明了阿非利卡人能夠在南非立足并擴張的經濟因素,《論十九世紀以前南非的社會經濟結構》(載中國非洲史研究會:《非洲史論文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2年版)則主要探討了早期原住民族何以被人數極少的荷蘭后裔所征服,但主體民族卻并沒有被滅絕,從而能夠在后來的歷史發展進程中和殖民者抗爭并最終依靠人口數量的優勢重新成為自己主人的原因。搞清楚這一問題非常重要,因為原住民族從瀕臨滅絕的窘境到重新站立起來的過程一直是南非歷史發展的主題。1994年以來南非發生的劇變充分說明了這一點。鄭先生指出,在近代世界幾個歐洲移民殖民地中,南非有著獨特的歷史命運,它與世界上其它也曾被歐洲人征服、移民的一些殖民地的命運迥然不同。在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和美國,歐洲人的殖民侵略和隨之而來的大批移民所造成的結果是,土著居民基本上被消滅(如美洲的印第安人),而由歐洲移民取而代之。但在南非,歐洲移民卻始終未能取代土著民族。當然在南非的三個主要原住民族中,由于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他們的命運也不一樣。桑人的狩獵—采集經濟使他們的抵抗力最弱,他們在南非境內幾乎被全部消滅,遭到種族滅絕的厄運,到1957年只剩下二十余人;科伊人的社會經濟發展程度雖比桑人高一些,但他們仍處于游牧經濟階段,社會組織也比較松散,結果他們雖然對布爾人的侵略進行了頑強的抵抗,并使后者向內地的擴張推遲了三十年,但他們作為南非的一個獨立民族也不復存在,他們一部分人如同動物一般被捕殺,一部分人遷出境外,剩下的人則全部被同化,失去了自己的語言和文化特性,如今只在混血的有色人中留下后裔。與桑人和科伊人不同,班圖人(包括科薩人和祖魯人)的經濟發展水平已經處于農牧混合經濟階段,他們的社會組織程度也比較高,當歐洲人到來之時,他們正在向國家的門檻邁進。班圖人的農牧混合經濟能夠較好地適應和利用南非的自然條件,促進生產力的提高和社會組織的進步。他們在非洲大陸自北向南的長期遷徙過程中,歷經磨難,養成了善于趨利避害,利用自然條件,減輕自然災害的本領,這種歷史首創精神使他們能夠把農牧混合經濟結構變為吸取和恢復民族力量的源泉。《殖民土地擴張與南非各民族的歷史命運》(載《世界民族研究論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是鄭先生提交給世界民族研究大會的學術論文,通過經濟結構的對比闡明了阿非利卡人剿滅桑人,捕殺和同化科伊人,卻無法斬盡殺絕科薩人和祖魯人的深層原因。《英布戰爭的性質辨析》引入了南非歷史舞臺上的最后一個主要角色,即大英帝國在南非歷史發展進程中的地位及其影響。英國人的決定性作用不僅表現為他們從阿非利卡人手中接管了開普殖民地,和布爾人一起打敗了原住民族的抵抗,然后驅迫著布爾人進行大遷徙,利用自己雄厚的資本開發了世界上最大的金礦,更集中體現在英布戰爭及其深遠的政治后果。英布戰爭是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進行的規模最大的一場戰爭,其慘烈程度前無僅有,但極富戲劇性的是,在南部非洲大草原上進行的這場兩個白人民族之間的血腥戰爭,盡管英國人竭盡全力并最終取得了勝利,但結局卻是史無前例的:大英帝國向戰敗者賠付巨款,并在隨后成立的南非聯邦中將政權拱手讓給了戰敗者。從此,20世紀的南非歷史注定了成為阿非利卡人主宰的歷史,他們從勝利者手里拿走了整個南非的果實。鄭先生認為,關于這場戰爭性質的正義性或非正義性,其實用不著多說,這場戰爭的帝國主義性質也不言自喻,學者們要做的工作應是探究何以導致這場戰爭,這場被列寧稱為“第一場帝國主義戰爭”之一的英布戰爭為什么會以勝利者向戰敗者賠款,然后共同統治班圖黑人民族的結局收場。鄭先生這篇文章的貢獻恰在于回答了這方面的問題。這幾篇系列文章抓住了南非歷史發展的主要線索,解決了聯邦成立前南非歷史上幾乎所有的重大問題,可以說奠定了中國人研究南非歷史的基礎。在此基礎上,目前,鄭先生正在全力著述《南非史》,非洲學界同仁都在亟盼著該書的出版,預計該書將在2002年與讀者見面。
  隨著中非關系的進展,歷史上的中非關系也成為鄭先生關注的課題之一。中國與非洲遠隔重洋,相距萬里,從純粹自然地理的角度看,兩者沒有什么必然的聯系。但從遙遠的古代起,分別地處太平洋和大西洋海岸的中國和非洲人民就憑著他們非凡的勇氣和毅力,借助一葉風帆,互通訊息和物產,為人類友好交往史寫下了模范篇章。一方面正是地理上的距離使雙方產生了交往的需要,另一方面則是由于中非兩地各民族的天賦稟性,使中國和非洲人民在兩千多年的交往中,不象中國和西方或非洲和西方之間的關系那樣,充滿了血與火,而是禮尚往來,相互之間幾乎沒有任何利害沖突。在近代他們共同遭到西方列強的入侵,都有一段屈辱的歷史,在反抗殖民主義的斗爭中曾互相支持;在取得獨立后,則互相幫助,可謂同呼吸,共命運。當南北距離日漸拉大之時,中國和非洲攜手邁入了21世紀。鄭先生從現實出發,從歷史入手,來探討中非關系的源遠流長和現實意義。鄭先生的可貴之處是并不因為現實需要就對歷史上的中非關系加以強調或夸大,而是實事求是地加以考察。針對一些學者對中國與南非在近代以前有過往來的推測,鄭先生經過考證,認為古代中國和南非之間不可能有交往,因為馬達加斯加灣的洋流和季風造成的屏障并不比好望角的滔天巨浪易于穿越。北京大學出版的《中國與非洲》(2000年1 月出版)一書已將鄭先生的這一研究成果吸收進去。盡管鄭先生本人在非洲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他認為,我國的非洲學研究依然很薄弱,在1997年于北戴河召開的中國非洲史研究會年會上,鄭先生與其他十幾位非洲學者一起上書國家領導人,盼望政府有關部門支持和加強對非洲的研究工作。黨和國家領導人對此極為關注,明確給予批示要求有關部門加強這方面的工作。目前,盡管中國非洲史研究會是個規模不大的學會,但卻搞得異常活躍,參加者不僅有北京大學和全國其他高校的專家學者,還有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研究人員,以及新聞單位和政府各部門中與援非工作有關的人員,甚至還有公司管理人員。中國的非洲學正在邁上一個新的臺階。鄭先生認為,盡管從總體上看,非洲是一個貧困的大陸,但非洲學并不貧困。當代流行的各種經濟和社會發展理論,無論是西方的“現代化”理論還是“發展”理論,以及現在盛行的“可持續發展”理論,如不經過非洲實踐的檢驗,都將是不完整的理論。非洲的現實和非洲學本身最有資格驗證各種經濟和社會發展理論的正確與否,因為非洲是當前各種矛盾最復雜、最集中的地方,正在從各種經濟和社會發展階段向現代社會過渡。非洲是一個充滿希望的大陸,非洲學是一門充滿希望的學科。
      二
  鄭先生是位涉獵極廣的學者,除了集中精力研究非洲特別是南非歷史外,他還對殖民主義史和世界文明史有著獨到的研究。因為研究非洲歷史問題離不開對殖民主義史的研究,更回避不了世界文明史提出的問題。實際上,鄭先生是把非洲史研究放在世界文明史和殖民主義史的大背景下來研究的,而不是為了考證一個小問題而鉆牛角尖。他認為只有從世界文明史和殖民主義史的宏觀角度來看非洲的歷史和現實,才能給非洲學一個確切的位置。從迄今為止的考古學成果來看,非洲無疑是人類的發源地,盡管也有一部分學者認為亞洲也是人類祖先的起源地之一。非洲的史前文明在數百萬年的時間內一直走在各大洲的前列,為人類豐富多彩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但從近代起,非洲首先淪為歐洲人的殖民地,而它又是殖民主義最后撤離的一個大陸。非洲的貧困和欠發展乃至不發展與殖民主義密切相關,可以說,每一個大國的富強都離不開非洲。毫無疑問,殖民主義對非洲歷史發展進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如何看待殖民主義在非洲的所作所為,不僅關系到對非洲近現代歷史的理解,還關系到能否對殖民主義進行的總的客觀的評價。而殖民主義史研究,在我國學術界基本上是一個空白。這些年來,即使對外國人所撰寫的專著的翻譯也比較少。就國際學術界而言,這個領域的研究也相對落后,過去主要集中在一些殖民宗主國,部分西方學者做了一些專題性研究,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移民史、帝國史、海外擴張史。西方學者的論點大多是為殖民主義辯護。作為一個飽受殖民主義掠奪的國家,中國學者有責任和義務在這一領域進行開拓,并提出自己的見解。目前國內對殖民主義的歷史作用看法不一,有的學者以全盤否定的態度來簡單地對待這個問題,遭到包括鄭先生在內的一部分學者的反對。因為早在1850年,馬克思就提出過殖民主義具有“雙重使命”,既“破壞性使命”和“建設性使命”的論點。對于馬克思的“雙重使命”理論,國內學者們的看法也并不一致,有的學者認為理解這一提法的理論前提是接受人類歷史發展進程的多線論,即東方社會(亞洲)有著其不同的發展機制和動力。有的學者認為要承認馬克思的這一理論,前提是承認資本主義的歷史進步性和暫時存在的必然性。還有的學者認為馬克思的“雙重使命”理論具有普遍意義,但必須搞清楚兩個問題:“破壞性使命”和“建設性使命”各自起著什么樣的作用?是否前者主要是消極性作用,后者主要是積極性作用,抑或兩者均含有消極作用和積極作用?有的學者認為,殖民主義的兩重性是世界歷史上政治價值觀與經濟價值觀相背離的矛盾現象,那么,在探討殖民主義的作用時,就要防止將道德評判與歷史研究相混淆。有的學者認為對于人類歷史上正義與進步完全背離的二重性現象,例如殖民主義“雙重使命”這一著名的歷史悖論,一方面要充分地揭露殖民主義的罪惡,一方面又要適當地肯定它的客觀歷史作用及其作為“歷史的不自覺工具”的某種進步性。憑著對馬克思關于殖民主義的“雙重使命”的深刻理解,鄭先生堅持認為,僅僅批判和否定殖民主義的歷史罪惡是不夠的,我們既要看到殖民主義的“破壞性”一面,又要看到殖民主義的“建設性”一面。無論“破壞性”或“建設性”,既有消極作用又有積極作用。如馬克思所言,掠奪方式取決于生產方式。“破壞性”和“建設性”作用的大小,積極性和消極性的強弱,必須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因為它們既取決于宗主國的生產力水平和社會制度及其文明程度,又取決于殖民地的社會經濟狀況和社會發展程度。總之,我們不能生搬硬套馬克思的殖民主義“雙重使命”理論,而要把這一理論和具體的歷史分析結合起來。在北京大學召開的專題學術研討會上,鄭先生的觀點得到許多學者的一致贊同。1995年《世界歷史》發表了鄭教授關于這一問題的學術觀點,隨后《新華文摘》予以轉載。鄭先生以堅實的研究表明了自己對殖民主義的理解。多年來,他不僅在通史教學和研討班中,組織各個層次的學生和進修教師討論有關殖民主義的許多重大理論問題,而且著手具體研究殖民主義在各個地區造成的不同后果。在他的帶領下,北京大學歷史學系亞非拉教研室申報的多卷本《殖民主義史》課題被列為國家“八·五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重點研究項目,該課題還同時得到國家教委“八·五專項科研基金項目”資助,目前《殖民主義史》已先后出版了《東南亞卷》、《南亞卷》和《非洲卷》。其中《非洲卷》份量較重,因為非洲是殖民主義侵略的重災區,歷史上備受西方殖民列強的壓榨,至今仍在遭受新殖民主義或后殖民主義的侵擾。不把非洲遭受新老殖民主義侵略壓迫的歷史講清楚,也就無從理解非洲人民的“非殖民化”運動,也就無從理解非洲政治地圖的變遷和經濟邊緣化的艱難處境。總的來看,鄭先生任課題項目主持人的這套《殖民主義史》的特點是:(1)把殖民主義作為一個世界歷史范疇, 從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整體結構中,去闡明“中心”國家的發達與“外圍”國家不發達的關系。( 2)重點剖析英、法等一些主要殖民國家的殖民政策,研究不同的殖民政策與各國的資本主義發展趨向的關系,歷史上不同階段的資本主義所采取的殖民政策之間的重大差別。(3 )重點剖析一些殖民地,如印度、南非、阿爾及利亞等,研究殖民主義因素對它們的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的影響。(4 )重點研究一些國家反殖民主義斗爭的正反面經驗教訓及其對“非殖民化”的相應影響。
  鄭先生關于殖民主義的研究成果也受到了社會有關部門的重視。他與同仁合寫的《英國如何撤出殖民地》比較了英國與其他殖民國家殖民撤退策略的不同,以及英國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殖民撤退策略的不同,總結出了英國殖民政策的特點,對第三世界國家政府的應對操作也會起到一定的借鑒作用。在香港回歸以前,全國人大代表許多人都讀過這本頁碼不多的書(參見《人民日報》1993年3月31日,第2版)。
  站在歷史的高度,可以洞察現實中發生的一切。目前,鄭先生正與北京大學歷史學系部分教師一起,合力撰寫一部多卷本的、具有中國特色的《世界文明史》。其中鄭先生担負的一部分近代中國、日本、印度、埃及、土耳其已經完稿。
  多年來,鄭先生一直担任著北京大學歷史學系亞非拉教研室主任,教工黨支部書記,多次被評為優秀共產黨員。1992—1999年,担任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的《北大史學》執行主編。目前,他仍担任北京大學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國非洲史研究會副會長。他教過的學生大多已經成為學術骨干,活躍在國內外的非洲學界。他指導出了中國第一個非洲學博士,還曾指導過殖民主義史方向的博士后研究工作。雖已年過花甲,鄭教授仍然每日筆耕不輟,他的最大愿望就是盡量為中國的非洲學事業多做一些事情,多貢獻一份力量。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木右加便
  
  
  
社會科學戰線長春235~240K5世界史孫吳20002000作者單位:徐州師大歷史系 作者:社會科學戰線長春235~240K5世界史孫吳20002000
2013-09-10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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