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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新文化運動的再思考  ——從“五四”后期的梁漱溟說起
對新文化運動的再思考  ——從“五四”后期的梁漱溟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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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B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448 (2000)01—0001—05
  歷史證明,新文化運動的偉大功績和歷史意義是無可爭辯的。然而,對“五四”的重新思考沒有必要不斷地重復已成定論的結論,而應當致力于結合每個時代的特殊處境,挖掘和詮釋“五四”不同方面的意義。同時,應在與歷史事件不斷拉長的時間距離中,擺脫貼近事件時難以避免的局限性,以大歷史的眼光平心地審視其全貌;更應在時間的前進中積累思想的進步,而不要每一次都在轉了一圈之后重新回到起點。
      一
  可以把梁漱溟作為一個例子來作說明。30年代一個進步的學者曾經說:“在此西洋新思想新文化澎湃潮流中,忽起反動的思想,反對西洋文化,崇拜中國固有文化,那就是梁漱溟先生了。”甚至認為梁漱溟是“反對科學與民主政治”,其思想“仍然是中國農業宗法封建思想”。①其實梁漱溟還在陳獨秀之前就已經認識到西方近代文化的特長在民主和科學,他認為“所有西方化的特長都盡于此。我對這兩樣東西完全承認。所以我的提倡東方文化與舊頭腦的拒絕西方化不同。”②他明確申明自己雖然“提倡東方文化”,但不是“拒絕西方文化”,更不是“反對西方文化”。
  梁漱溟把中國的政治生活概括為“有權的無限有權,無權的無限無權”。同時,他把西方政治生活的原則概括為“公眾的事大家都有參與作主的權,個人的事大家都無過問的權”,體現了他對西方的民主精神的發自內心的贊揚和充分肯定。基于這種看法,梁漱溟認為對中國人的傳統政治意識加以改造,是非常急迫的事情。他指出,辛亥革命建立民國以來,政治上存在問題的原因,是“因為中國人民在此種西方化政治制度下仍舊保持在東方化的政治制度底下所抱的態度。東方化的態度,根本上與西方化刺謬,此種態度不改,西方化政治制度絕對不會安設上去。”③
  更重要的是,他指出,中國人只是想把“科學與民主”這兩樣東西引進來,而他則認為在這兩樣東西后面還有更本質的東西。他說:“要知道這只是西方化逐漸開發出來的面目,而非他所從來的路向。我們要去學他,雖然不一定照他原路走一遍,但卻要持他那路向走才行,否則單學他的面目絕學不來的。并且要知道西方化之所以為西方化在彼不在此。不能以如此的面目為西方化,要以如彼的路向為西方化。”④這就是說,科學與民主還是屬于西方文化的“面目”,而不是“路向”。“此”指面目,“彼”指路向。他強調,西方文化之所以為西方文化者不在其“面目”,而在其“路向”。這“路向”才是西方文化最根本的東西。從這里也就產生了他的文化哲學。
  梁漱溟所發展出的與當時歐化派不同的文化觀,是一種對中、西、印三種文化都可以有所肯定的文化觀。他把對西方文化的肯定置于時間坐標的“現在”時段,而把對中國、印度文化的肯定移置到時間坐標的“未來”時段。簡單地說,在他看來,世界文化正在發生趨向社會主義的大變化,變化的趨勢是,在“現在”,世界都應學習西方,走第一路向;而在“最近的未來”,世界將轉向第二路向,即以前中國文化所體現的路向;到了“未來”,世界將轉到第三路向,也就是以前印度文化所體現的路向。在這樣一種時間的維度里,他使得中國與印度文化價值仍能獲得肯定,而不像激進的歐化派想做的那樣,把中國與印度文化的價值在西方化的潮流中永遠送回歷史的博物館。此外,除了這種“時間”的處理方式,梁漱溟還采用一種“空間”的方式來安頓中國文化的位置。他與西化派一樣批評、否定中國古代在“文明”方面的落后,如器物、制度、學術等,但不認為中國文化的“人生態度”是落后的,而認為人生態度是無所謂進步與落后的。事實上,他所謂未來中國文化的復興,根本不是指器物、制度、學術,而是僅指人生態度的“路向”而言。
  由此可見,梁漱溟所說的“中國文化”實有二義:一是指中華民族創造的文化整體,其核心為儒家文化;一是指在中國歷史文化中所體現出來的一種精神、一種文化的路向。在后者的意義上,“中國文化”并沒有中國性,而是代表一種注重協調、平等、人性的文化路向與文化精神,它是可普遍化的。對梁漱溟來說,所謂世界文化將改變為中國文化,并不是說世界各民族都講中文,用中文念中文書,更不是說中國傳統的物質文化、政治制度和學術體系將世界化,而是說世界各民族文化都在走向社會主義,而社會主義思想和社會主義運動所體現的生活態度,就是他所理解的中國古代儒家所倡導的人生態度。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說中國文化亦有足為世界化而歐土不能外者。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梁漱溟是“儒家色彩的社會主義”,并無不當。他所說的未來的中國文化復興,實是指儒家的人生態度與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制度而言。
  梁漱溟雖然認為未來是中國文化的復興,但這并不妨礙他在當下主張“全盤承受西方文化”;而他在當下主張采取西方化的路向,與他提防資本主義弊害和主張未來實行社會主義亦無矛盾。事實上,從社會主義思想與實踐對梁漱溟的影響來看,梁漱溟的思想與其說是“保守”的,更不如說是“進步”的。
      二
  梁漱溟為什么會提出這樣的看法?除了他對東方文化中有價值的東西的深刻體認之外,世界變化的影響是一個重要的原因。這就引出一個重要的問題,即中國文化發展的世界語境。中國現代性的發展是在世界現代性的發展中被規定的,受著世界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的影響而發展的。單純的“激進——保守”的解釋模式,并不完全能夠解釋中國近代文化的變遷。如果把梁啟超、梁漱溟的文化觀看成“保守”的,那么,“保守”不一定是對“激進”的直接回應,而是產生于世界政治——文化的進程中的復雜互動。
  新文化運動的內部緊張與分歧,新文化運動的變化和發展,并不都是在中國文化語境中獨立產生和孤立發展的。決不像以前人們常講的,是陳獨秀等提倡西方文化,然后忽起梁漱溟的反動思想;而是批評、認識西方文化弊病的知識分子以及他們的批評言論,除了根于中國國內的社會變革的態度外,在很大程度上,是與西方世界的社會狀況,與西方知識分子對西方文化的批評,與社會主義思潮和實踐的出現有直接的關系。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文化的批評,也是受西方文化影響而產生的。
  眾所周知,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是1919年“五四”運動前最重大的世界歷史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使得世界歷史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不僅對歐洲而且對東方各國的歷史進程都產生了巨大影響。第一次世界大戰,標志著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激化和爆發,帶來了世界范圍內的對西方近代資本主義的重新認識與反思。所以,第一次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以后,倡導東西文明調和或重新肯定東方文化價值的人,與清末及民初的保守派根本不同的一點,是他們對西方文明認識甚多,對資本主義社會弊病有清楚了解,他們對西方近代的資本主義文明的揭露批判,受到馬克思和其他西方思想家的影響,常常切中其弊。而在此后,不正視資本主義文明的危機事實,照樣完全抹殺非西方世界文化的全部價值,為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已經充分暴露的矛盾和弊病加以辯護,再把近代西方文化說成完美無缺,反而是在世界范圍內的落伍者。
  在這種世界性變化中,中國思想與學術界,在“五四”以后也逐漸發生與新文化運動初期的絕對歐化主義不同的轉折。在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北京大學,1920年蔡元培赴歐考察,“北大同仁為之餞行,席間講話,多半以為蔡先生此行,于東西洋文化之溝通關系頗大,蔡先生可以將中國文化之優越者介紹給西方去,將西方文化之優越者帶回到中國來。”⑤此時,東西方文化融合的主張已經成了北大“多半”人的主張了。1920年梁啟超、梁漱溟著作的出現也都是這種變化的表現。
  梁漱溟認為,希臘、中國、印度,“自其成績論,無所謂誰家的好壞,都是對人類有很大的貢獻。卻自其態度論,則有個合宜不合宜。希臘人態度要對些,因為人類原處在第一項問題之下;中國人態度和印度人態度就嫌拿出的太早了些,因為問題還不到。……西洋文化的勝利,只在其適應人類目前的問題,而中國文化印度文化在今日的失敗,也非其本身有什么好壞可言,不過就在不合時宜罷了。人類文化之初,都不能不走第一路,中國人自也這樣,卻他不待把這條路走完,便中途拐彎到第二路上來;把以后方要走到的提前走了,成為人類文化的早熟。但是明明還在第一問題未了之下,第一路不能不走,那里能容你順當去走第二路?……并且耽誤了第一路的路程,在第一問題之下的世界現出很大的失敗。”⑥所以,“我們東方文化其本身都沒有什么是非好壞可說,或什么不及西方之處;所有的不好不對,所有的不及人家之點,就在步驟零亂,成熟太早,不合時宜。并非這態度不對,是這態度拿出太早不對,這是我們唯一致誤所由。”⑦這種說法正是當今后殖民時代有廣泛影響的“文化多元主義”和“文化相對主義”的觀點。梁漱溟的這種文化多元論,與那種把人類文化看成單線發展,而又把西方文化看成這一單線發展的最高成果的看法,是相對立的。單線的文化進化論是與西方文化中心論相結合的,是把東方文化看成是人類幼年的文化;而梁漱溟的文化觀,并不妨礙他在政治經濟上對西方文化的全盤吸收,但會使他對自己的文化在進行批評的同時,不喪失其文化自信,而獲得一種文化心理的平衡。
  因此,梁漱溟聲明:“有以溟為反對歐化者,歐化實世界化,東方亦不能外。然東方亦有其足為世界化而歐土將弗能外者。”⑧他認為,所謂“歐化”其實就是“世界化”。西方近代文化,照他的理解,并不是一種民族性的文化,而是具有普遍性、可普遍化的文化,也是整個世界共同發展的必然潮流。“歐化即世界化”這一提法本身就不可能是“反對歐化”的。這明確表示,他的立場不是反對歐化。從正面來看,他的立場是,在贊成世界化的同時,肯定東方文化也含有具有普遍性、可普遍化的文化內涵。如果從“反”的方面看其思想,其立場不是反對西方文化,而是反對反東方文化。從今天的觀點來看,“東方亦有其足為世界化而歐土將弗能外者”正是一種文化多元主義的主張。
      三
  由上所述可見,就其早期文化觀來看,梁漱溟根本不是反對西方文化,而是反反東方文化;不是反對科學民主,而是始終肯定德先生和賽先生;不是代表農業宗法封建思想,而是認同生產社會化的社會主義。他對東方文化的看法與其說是文化保守主義,不如說是文化多元主義。梁漱溟的思想不是站在“過去”而“反現代化”,乃是站在“未來”來“修正”資本主義。他的早期文化觀既有對文化問題的深刻睿見,又是浸潤千年傳統文化的知識分子維持文化自信的一種安頓,同時也是世界范圍內的現代性經驗的一種體現。
  因此,可以這樣說,新文化運動的東西文化論爭,其核心和焦點,不是歐化與東化之爭,而是新派在人文學方面的全盤反傳統與它所引起的“反反傳統主義”的論爭;不是進步與反動之爭,而是激情的啟蒙主義與深度的人文反思及社會主義思潮的交叉;不是單純的激進與保守之爭,而是走向世界史、現代性的世界語境與中國社會變遷的復雜互動;不是進步主義和復古主義之爭,而是歐洲文化中心主義與多元文化主義的分歧。
  通過梁漱溟這一案來回顧新文化運動10年的歷史,我們可以了解,有關中西文化的爭論,其實并不是起于對科學與民主的訴求有何對立,而是全盤的反傳統主義與其所引起的反反傳統主義的論爭。在五四文化轉型時代,知識分子在政治——社會要求方面基本一致,但轉型中的文化矛盾對不同的具體個人具有不同的意義,每個人所需要的處理這一矛盾的方式不可能相同。且不說對文化的價值的體認程度有別。明顯的事實是,有的人只要把歷史的文化傳統簡單拋開,就可以說服自己投身改革活動;而有的人則需要對文化傳統作出較復雜的安頓,才能心安理得地參與進步的潮流。但他們在推動中國向前進步這一點上則是一致的。這表現出,非西方國家在近代化的進步過程中,妥善處理文化認同的問題始終是一重要課題。而站在整個世界的大歷史角度來看,可以這樣說,20世紀中國的社會——文化變遷,不僅是一個現代化的過程,也應看作中國文化“持續”(CONTKNUITY)——“變化”(CHANGE)的過程。從后一點說,這個過程就是既保持文化認同,又致力文化改造和創新的過程。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新文化運動中彼此爭論的各派,其實都是20世紀中國進步過程的參與者、推動者,各自從不同的方面,在不同的程度上對這一過程作出了貢獻。
  五四精神應當涵蓋那一代知識分子努力的“入世使命感”與民族自強的心靈,不能認為只有繼續反傳統才是繼承五四精神。殷海光被認為是60年代繼承五四精神的代表,但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在其生命最后幾年有重大的改變。林毓生曾就此指出:“這是激烈的‘五四’反傳統思想后期的光榮發展,同時也象征著‘五四’時代趨近結束,一個繼承‘五四’自由主義傳統,而不受‘五四’反傳統思想所囿的新時代的來臨。”⑨這不僅對自由主義是如此,如果我們不能擺脫那種以為只有繼續反傳統才是繼承五四精神的想法,我們就永遠不能迎來文化發展的那個新時代。令人欣慰的是,盡管在90年代的末期還出現了把肯定儒家思想價值的討論說成是“封建主義的呼聲”的笑話,但在“五四”80年之后,我們的確在中國思想界隱約地望到了這個時代的來臨。
  收稿日期:1999—09—02
南昌大學學報:人社版1~5K4中國現代史陳來20002000五四精神并非僅僅體現為反傳統,而應歸結為五四文化轉型時期那一代知識分子在推進中國社會向前發展的進程中所共有的民族責任感和文化批判精神。“五四”后期的梁漱溟就已經跳出文化問題上歐化與東化之爭的圈子,以一種文化多元論的眼光來處理中、西、印文化間的關系,也實際是處理世界化進程中的中國社會現實問題。這對于我們今天步入“新時代”有著積極的啟迪意義。新文化運動/五四精神/梁漱溟/文化多元論/文化認同和創新陳來,北京大學哲學系,北京 100871  陳來(1952—),男,浙江溫州人,哲學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哲學特別是儒家哲學思想、文化的研究。 作者:南昌大學學報:人社版1~5K4中國現代史陳來20002000五四精神并非僅僅體現為反傳統,而應歸結為五四文化轉型時期那一代知識分子在推進中國社會向前發展的進程中所共有的民族責任感和文化批判精神。“五四”后期的梁漱溟就已經跳出文化問題上歐化與東化之爭的圈子,以一種文化多元論的眼光來處理中、西、印文化間的關系,也實際是處理世界化進程中的中國社會現實問題。這對于我們今天步入“新時代”有著積極的啟迪意義。新文化運動/五四精神/梁漱溟/文化多元論/文化認同和創新
2013-09-10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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