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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騷詩學傳統與五四文學革命
屈騷詩學傳統與五四文學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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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207.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0924(2004)05-0135-04
    盡管就整體性質而言,五四新文學是一場建立在“反傳統”基礎上的文學革命,但就 文化的深層結構與內在張力而言,作為中國詩學精神重要源頭的屈騷文化傳統,對五四 新文學的影響仍然是不容低估的。對這一現象的正確認識,有利于我們對歷史嬗變過程 中文化的沖突與統一的普遍性特點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屈騷文化傳統對五四新文學的影 響,具體說來有如下3個方面。
    1 自由精神的塑造
    五四新文學是從白話運動開始的。在五四文學革命者們看來,五四之前的文言文學都 是“死的文學”,而要建設新的文學,要么摒棄傳統建立新的文學范式,要么在反思傳 統的基礎上,切合當代特點整合出順應時代潮流的文學范式。五四新文學無疑選擇了后 者。他們一方面以西方進化論為根據,認為“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從而選擇了白 話文作為文學的物質載體;另一方面,他們也不忘在傳統中尋找合理文化內核:“綜合 前代賢哲當代賢哲和我們自己所想的創造上道德上經濟上的新觀念,樹立新時代的精神 ,適應新社會的環境”(注:蔡元培:《中國的新文學運動》,《中國新文學大系導論 集》第8頁。),“恢復我們對于舊文學底信仰,因為我們不能開天辟地(事實上理論上 是萬不可能的),我們只能夠并且應當在舊的基礎上建設新的房屋”(注:聞一多:《女 神之地方色彩》,1922年12月《創造周報》第5號。)。五四新文學先驅們在屈騷中找到 白話文傳統。“《國風》多里巷猥辭,《楚辭》盛用土語方物,非不斐然可觀。”(注 :陳獨秀:《文學革命論》,《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第44頁。)錢玄同在強 調這種平民性之外,還看到了屈騷的通俗易懂:“《詩經》《楚辭》及漢魏之歌詩樂府 等,無從用典者”(注:錢玄同:《寄陳獨秀》,《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第4 8頁。);“周秦以前的文章,大都是用白話作的……《楚辭》用楚語,和現在的小說里 摻入蘇州、上海、廣東、北京等處的方言有什么分別?”(注:錢玄同:《嘗試集·序》 ,胡適《嘗試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126頁。)。可見,屈騷作為一種文 學傳統,應合了五四文學以白話文為導向的歷史潮流,為時代精神注入了合理的傳統內 容。
    同時,五四文學精英們追求白話文自由、活脫的形式時,也力求將人們從文言文迂腐 的封建桎梏中解放出來,朝向一種創作主體的自由。這一文化取向,使屈騷再次成為作 家們關注的對象。
    陳獨秀在給友人的一封信中說:“吾輩有口,不必專與上流社會談話。人類語言,亦 非上流社會可以代表。優婉明潔之情智,更非上流社會之專有物。故《國風》《楚辭》 ,多當時里巷之言也。”(注:陳獨秀:《寄陳丹崖》,《獨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 社1987年12月版第655頁。)在陳氏眼里,上流與下流,里巷與廟堂,成了相互對立水火 不容的兩極,而屈騷,則成為下層百姓思想情感的代表。錢玄同也以屈原《離騷》為據 ,來證明屈騷的不為名教所囿的特點:“‘朕’字本來和‘我’字一樣,在周朝,無論 什么人都可以稱‘朕’,像屈平的《離騷》第二句,‘朕皇考曰伯庸’,就是一個證據 ,到了嬴政,又把這‘朕’字獨占了去,不許他人自稱。”(注:錢玄同:《嘗試集· 序》,胡適《嘗試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125頁。)胡適很有意思,他甚 至想通過對屈原本身的否定,來實現對屈騷自由精神的肯定:“屈原的傳說不推翻,則 《楚辭》只是一部忠臣教科書,但不是文學”。他因此呼吁人們“平心考察我的意見” ,使“久被‘酸化’的古文學名著能漸漸的從烏煙瘴氣里鉆出來,在文學界重新占一個 不依傍名教的位置。”(注:胡適:《讀<楚辭>》,《胡適文存》第3卷第73—78頁。) 鄭振鐸也表明了同樣的思想:“《離騷》與其后的各種小說,也同樣受了這種曲解的災 禍……于是后人注《騷》者,幾無一語不解為怨誹,無一語不解為思君。”(注:鄭振 鐸:《整理中國文學的提議》,《鄭振鐸文集》第7卷第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6 月版。)。
    劉勰指責屈騷多“詭異之詞”、“譎怪之談”、“狷狹之志”、“荒淫之意”(注:劉 勰:《文心雕龍·辨騷》,郭紹虞主編《中國歷代文論選》第1卷第157頁。)。王逸說 《天問》是屈原“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泄憤懣,舒瀉愁思”(王逸:《 天問序》)。這些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屈騷在情感表達上的自由特點。這種特點對追求思 想解放、個性自由的五四作家的影響是明顯的。郭沫若就曾說:“大波大浪的洪濤便成 為‘雄渾’的詩,便成為屈子底《離騷》……這種情感的波瀾,有他自然的周期,振幅 ,不容你寫詩的人有一毫的造作,一剎那的猶豫,硬如歌德所說連擺正紙的時間也都不 許你有。”(郭沫若:《論詩通信》)。
    自由精神成為五四文學的重要標志。如果說屈騷自由精神主要體現鑰醮鍶松臀?人品格的追求與放縱,并由此放射為超越儒家正統文化的獨特品格,那么這種精神在五 四作家這里則轉化為對傳統的叛離與自我的覺悟。這似乎陷于悖論:傳統與反傳統使得 起點與終點嚴重錯位。而正是這種錯位,使我們解讀了歷史的辯證法:對傳統的反叛正 是要重拾被歷史扭曲的傳統。這也是胡適與鄭振鐸們對屈騷所持態度的源出。由此可見 ,五四文學精英們對屈騷文化傳統的態度帶有明顯的歷史反思色彩,這種色彩顯露出五 四文學自由精神的顯著特點:屈騷傳統中的狷狂人格與西方近代人文理念的二重屬性。 而從本質上講,五四文學革命是建立在西方人文思潮的入侵和對傳統文化全面反思基礎 上的思想啟蒙運動,因此,對屈騷自由精神的重拾體現出五四文學精英們對傳統欲罷不 能的文化情結,以及試圖將這種情結消融于西方近代人文精神的社會變革理念。因此, 五四文學的自由精神總是表現為在思想解放的大旗下更多地基于對現實的功利取向,“ 無意把‘自由’引入生命本體的層次,無意因‘自由’的鼓舞而和世界挑戰,同時也向 自我挑戰”(注:李怡:《中國現代新詩與古典詩歌傳統》第75頁。)。由此,這種自由 精神也與西方的人文自由精神有了區別:缺少形而上的自由哲學作為價值支撐。因而, 五四文學的自由精神就注定了它的曇花一現,我們很快就看到了彷徨、迷茫與新的困頓 。
    2 太陽家族的遺傳
    在中國文學史上,太陽意象密集展露總是出現于歷史變革時期,如屈騷、五四文學、 抗戰文學、新時期文學等。屈騷開創的太陽意象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為不同的人們所借鑒 、采用與重組,從而構成了中國文學史上一個獨特的太陽家族。
    拜日、崇火是楚人的基本信仰。《左傳·僖公二十六年》記:“夔子不祀,祝融與鬻 熊,楚人讓之……秋,楚成得臣、斗宜申率師滅夔,以夔子歸”。可見,祝融和鬻熊是 楚人的先祖,被楚人奉祀唯謹。據《史記·礎世家》記,祝融是帝嚳以重黎、吳回“居 火正,甚有工,能光融天下”所賜之名。另據《國語·鄭語》記:“祝融亦能昭顯天地 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遠古的火正祝融,實即火神。《白虎通·五行篇》記載: “炎帝者,太陽也。”另據何新考證,“楚王族昭、景、屈,均以太陽光命姓,而其文 化傳統中保存古俗最多,對太陽神話的崇祀也最虔誠。”(注:何新:《諸神的起源》 ,《湖南大學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1995年第5期。)這些都說明,楚人拜日崇火,既 是一種自然崇拜,也是一種祖先崇拜,他們確信自己是日神的遠裔,火神的嫡嗣。鑒于 此,作為南楚文學,屈騷中大量對太陽的描寫,自然含有“太陽和太陽神崇拜原始性信 仰系統”(注:蕭兵:《楚辭的文化破譯——一個微觀互滲的研究》第19頁,湖北人民 出版社1991年11月版。)。《離騷》首句就是以“帝高陽之苗裔兮”來表明自己的太陽 后裔身份。《東君》更是對太陽直接的謳歌。然而,作為一種文學樣式,太陽意象在屈 騷中的大量存在,其意義又不僅僅局限于這種原始的圖騰崇拜與信仰,而體現出南楚文 化特有的雄健剛強之氣,既非后來的“楊柳岸曉風殘月”的娟秀,又非“杏花春雨江南 ”的嫵媚,而是“熱烈、歡快、剛強和浪漫的‘太陽神文化’之美——盡管它滲透著、 噴吐著幽雅、秀麗的哀愁”(注:蕭兵:《楚辭的文化破譯——一個微觀互滲的研究》 第196頁,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11月版。)。實際上,太陽意象在屈騷中不僅體現著上 述審美意義,同時也凝聚著詩人的對理想的向往與追求。蕭兵通過對《離騷》結構的“ 三次飛行”、“四次對話”的密碼式探源,指出“從整個《離騷》的神游可以看出它的 目標是指向‘光明’,指向太陽以及太陽出沒盤桓之地”(注:蕭兵:《楚辭的文化破 譯——一個微觀互滲的研究》第134頁,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11月版。)。可見,在屈 原那里,太陽具有明顯的象征意味,成為屈原“美政”理想的棲息地和精神家園的歸宿 。
    屈原以后,太陽意象在儒家“溫柔敦厚”和道家“虛靜恬淡”詩教(或美學觀念)的共 同薰陶下逐漸退隱,長久不衰的是象征文人陰柔情致的低吟淺唱,而失闕了屈騷傳統的 狂狷與剛烈。
    五四文學,卻是對屈騷陽剛傳統的重拾。郭沫若這樣描寫日出:“哦哦,環天都是火 云!/好象是赤赤的游龍,赤的獅子,/赤的鯨魚,赤的象,赤的犀。/你們可是亞坡羅的 前驅?”(注:郭沫若:《日出》,《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卷第62頁。)這與屈騷中 太陽神的出場何其相似。朱湘《熱情》中“我們發出流星的白羽箭,/射死丑的蟾蜍, 惡的天狗。/我們揮慧星的掃帚掃除,/拿南箕撮去一切的污朽”(注:朱湘:《熱情》 ,《朱湘詩集》第49頁。)則很容易讓我們想起屈騷中那個戰天斗地的太陽形象。然而 ,五四作家們并不僅僅局限于這種對太陽本體的禮贊,在他們眼里,太陽具有更多的象 征意義,這種象征意義與屈騷中太陽意象的象征意義有重疊,也有分離。重疊在于:二 者都在太陽意象中寄予了一種積極向上的社會理想與人格理想。
    畢竟屈原和五四作家生活在兩個不同的時代,因此其“太陽血統”在遺傳過程中難免 發生“基因突變”。簡單說來,屈原以太陽家族為榮,其意象帶有明顯的溢美與孤傲, 五四作家則更多把太陽作為時代精神的一種審美符號。因此,屈原更多地以太陽家族的 自豪來表明自己的人格偉大,五四作家則賦予太陽更多的內涵,從而表現出厚重的時代 精神。在五四作家們看來,太陽不僅是光明熱情的象征,而且是強力的象征,具有反抗 、破壞、創造萬物的力量。如:“哦哦,明與暗,同是一樣的浮云。/我守看著那一切 的暗云……/被亞坡羅的雄光驅除干凈!/是凱旋的鼓吹呵,四野的雞聲!”(注:郭沫若 :《日出》,《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卷第62頁。)“是曙光么,那天涯的一線?/終 有一天,黑暗與溷濁/退避了,那偷兒自門戶前猛見天之巨日而隱匿/去他的巢穴”(注 :朱湘:《熱情》,《朱湘詩集》第183頁。)。同時也是生命的象征,如《鳳凰涅pán@①》等。另外,在五四作家的筆下,太陽還是時間的象征。傳達出他們對生命意識的感悟:“太陽啊,刺得我心痛的太陽!/又逼走了游子底一出還鄉夢,/又加他十二個時辰底九曲回腸!”(注:聞一多:《聞一多文集》第1卷第57頁。)“太陽是旋轉的鐵輪,/天天在我頭上亂滾;/他為什么要碾死我呢?/為什么要碾碎我的青春!”(注:汪靜之:《風的箭不息地射發》,《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第146頁。)他們在對自我與理性的追求中表達著對太陽的態度:“不信請看我,看我這雄偉的巨制吧!/便是天上的太陽也在向我低頭呀!”(注:郭沫若:《日出》,《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卷第107 頁。),顯然,五四作家們對太陽意象的把握有著自己理性的尺寸:“便是太陽,也自 有他/燭照所及的極限吧?”(葉紹鈞:《黑夜》,汪靜之:《風的箭不息地射發》,《 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第129頁。)“走到未路的太陽,你竟這般沮喪!/我們中華底名 字鐫刻在你身上:/太陽,你將被這冰風吹得冰化,/中華底名字也將冰得同你一樣?/看 啊!猖獗的冰風!/狼狽的太陽!”(聞一多:《聞一多文集》第1卷第145頁。)可見,思想 解放與理性覺醒,使五四文學中的太陽意象遠比屈騷豐富斑斕。
    3 浪漫與感傷的復蘇
    嚴格說來,中國現代文學中的浪漫主義只應區別于西方浪漫主義的浪漫形態而已。這 種浪漫形態有兩大源頭,一是《莊子》,一是屈騷。《莊子》以“汪洋辟闔,儀態萬方 ”(注:魯迅:《漢文學史綱要》,《魯迅全集》第9卷第364頁。)的文筆和“時恣縱而 不儻,不以@②見之也”(注:曹基礎:《莊子淺注·天下》第508頁,中華書局1982年1 0月版。)的表現手法,塑造了一個“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倪于萬物”(注:曹基 礎:《莊子淺注·天下》第508頁,中華書局1982年10月版。)的曠世智者。屈騷則因“ 其言甚長,其思甚幻,其文甚麗”(注:魯迅:《漢文學史綱要》,《魯迅全集》第9卷 第370頁。),凸現出一個遨游宇宙,乘龍御鳳,役使眾神的自由詩人形象。如果說《莊 子》的浪漫精神主要表現為對現實的超越和對自然的執迷,其物我合一的境界使人實現 其哲學意義上的自由,那么,屈騷的浪漫精神則主要沿于改變現實的市俗色彩。然而在 中國文化中,屈騷直面人生的浪漫狂情比《莊子》超然物外的哲學思想更受人青睞。因 而從漢唐一直到晚清,中國文人始終多取屈騷傳統而少襲莊周模式。這也表明了中國文 人對待浪漫形態的一個基本立場:在主觀性、抒情性之外,是直面現實的狂情而非遁世 超塵的玄想,是噴薄迸發的豪放而非壓抑消隱的感傷,是剛健不息的熱忱而非清靜淡泊 的無為。從李白、蘇軾、王安石到龔自珍、黃遵憲,無不昭示著這種立場。對身受傳統 文學浸染的五四作家們而言,屈騷浪漫傳統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
    這種影響的顯著特點是:他們無意把自己從市俗的有限世界帶入到抽象、玄邈的無限 之中。他們只愿借助浪漫形態來反映現實,改造人生。事實上,五四作家們對浪漫主義 的理解也多是屈騷式的。成仿吾說:“浪漫主義的Romantic文學”遠離“我們的生活與 經驗”,“而且一失正鵠,現出刀斧之痕,則弄巧成拙,賣力愈多,露丑愈甚”(注: 《成仿吾》文集第99頁。)。郭沫若甚至認為:“浪漫主義的文學早已成為反革命的文 學”(注:郭沫若:《革命與文學》,1926年5月16日《創造月刊》第1卷第3期。)。郁 達夫評析浪漫主義“空想太無羈束……結果弄得腳不離大地,空想絕倫”(注:《郁達 夫文集》第5卷第90頁。)。對于浪漫主義,他們并不予以認可,原因在于他們認為浪漫 主義太過超脫、虛幻與不切實際。他們理解的浪漫主義應該具有現實主義的某些特點, 如現實性、功利性、批判性等。“表面上似與人生直接最沒有關系的新舊浪漫派藝術, 實際上對人世社會的疾憤,反而最深。”(注:《郁達夫文集》第5卷第90頁。)梁實秋 的表述更為奇特,他干脆認為“浪漫主義的精髓,便是‘解放’兩個字”,“反抗社會 ,是浪漫詩人的特色。”(注:《梁實秋批評文集》第14、22頁,珠海出版社1998年10 月版。)倘若按照梁實秋的理解,那么五四作家大都可以劃歸到浪漫主義的范疇,這也 難怪他驚嘆“新文學的運動,就全部看,是‘浪漫的混亂’”(注:《梁實秋批評文集 》第39頁,珠海出版社1998年10月版。)。但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當時的作家們對浪 漫與現實關系的理解。事實確實如此,五四作家們只是借用了西方浪漫主義的概念,它 的根仍然盤植于具有鮮明現實指向的屈騷模式,具有強烈的理性功利意識,所以,五四 文學的浪漫形態不是西方浪漫主義的移植,而是屈騷模式在西方浪漫主義激發下的復蘇 。當然,在復蘇的過程中,也不可避免地攙和了時代的內容。
    浪漫與感傷往往結伴而行,在席勒那里,浪漫主義就是“感傷的詩”。屈原在走投無 路、報國無門的苦痛情境下,其詩作同樣表現出濃郁的感傷情調。五四作家們的生活環 境和屈原相比,其惡劣度有過之而無不及,因而其感傷比屈騷更為濃烈。胡適在翻譯拜 倫的《哀希臘歌》和無名氏的《墓門行》時,在序言上分別寫下“慷慨哀怨”、“詞旨 凄婉”(注:胡適:《嘗試集》第91、181頁。)的文字,在胡適看來,感傷是屈騷最為 獨特的標志之一。周作人說:“《傷逝》則完全是個‘詩’。詩的成份是空靈的,魯迅 更喜歡用《離騷》的手法來寫詩,這里又用的不是溫李的詞藻,而是安特來也夫一派的 句子,所以結果似乎是很晦澀了。”。郁達夫把“帶有沉郁的悲哀,詠嘆的聲調,舊事 的留戀與宿命的嗟怨”的作品,如“三閭大夫的香草美人之作”稱為“殉情主義”的作 品(注:魯迅:《漢文學史綱要》,《魯迅全集》第9卷第79、80頁。),其實質也正是 沿于感傷。
    在中國,感傷一直是文學的一大傳統,五四本身就是一個“感傷的時代,社會上可傷 感的事情隨時都有,接觸太多,已成了時代的彩色(注:《茅盾全集》第18卷第389頁。 )。中國傳統的感傷因為有道家思想的介入往往流入一種逍遙或淡泊,而五四時期感傷 思潮因受西方浪漫主義個人情感泛濫的影響則遁褪了這種特點,表現出對現實的決絕、 悲憤和激越,“身命可以犧牲,意志自由不可以犧牲,不得自由我寧死。”(注:馮沅 君:《絕地》,《馮沅君創作譯文集》第4頁,山東人民出版社1983年3月版。)因此, 五四文學盡管充斥著悲哀、痛苦和失意,但仍有大量以“自殺”來捍衛自由權利的例子 。如《或人的悲哀》里的亞俠抱病投湖;《命命鳥》中的敏明和加陵從容赴水;《獲虎 之夜》里的黃大傻以獵刀自戕;《沉淪》中的“我”蹈海而死等。同時,對現實的清醒 認識又使五四文學削弱了個人情緒的過度宣泄,而具有了著眼于國家、民族命運的厚重 色彩。因此,這種感傷是建立在自我意識之上的情感類型。然而,從本質上講,它卻反 映了與屈騷式感傷一脈相承的文化特點:對主體意志與理性判斷力的失闕,而在整體精 神特征上表現出理性指向的迷茫與淺薄。
    收稿日期:2004-08-09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上般下木
      @②原字左重慶工學院學報南京135~138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向懷林/童珊20052005作為中國詩學精神重要源頭的屈騷文化傳統,對五四新文學的影響是不容低估的。探 討了屈騷文化傳統對五四新文學3方面的影響,即自由精神的塑造;太陽家族的遺傳; 浪漫與感傷的復蘇。屈騷文化傳統/五四文學/自由精神/太陽家族/浪漫與感傷/cultural tradition in Qu Yuan's literary writing/May 4th literature/freedom spirit/the Sun family/ romance and sentimentality本文所說的“前期”指的是1921年到1925年間。1925年以后,文學研究會的組織變得 散漫,成員在文學觀念和政治傾向上的分歧增大,并走向分化。陳犀禾,上海大學影視藝術技術學院教授王金Traditions of the Poetics in Qu Yuan's Literary Writings and May 4th Literary Revolution
   XIANG Huai-ling/TONG Shan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Law,Chongqing Radio and TV University,Chongqing 40 0039/Department of Propaganda,Chongq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Chongqing 40 0050,ChinaThe tradition of Qu Yuan's literary writing culture,as the main source of Chinese poetic spirit,has incredible influence on the May 4th new literatur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hree effects of Qu Yuan's literary writing tradition on May 4th new literature,namely,the creation of freedom spirit,the inheritance of the Sun family,and the resuscitation of romance and sentimentality.重慶廣播電視大學 文法學院,重慶 400039/重慶工學院 宣傳部,重慶 400050
    向懷林(1953-),男,重慶人,講師,主要從事中國文學研究。 作者:重慶工學院學報南京135~138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向懷林/童珊20052005作為中國詩學精神重要源頭的屈騷文化傳統,對五四新文學的影響是不容低估的。探 討了屈騷文化傳統對五四新文學3方面的影響,即自由精神的塑造;太陽家族的遺傳; 浪漫與感傷的復蘇。屈騷文化傳統/五四文學/自由精神/太陽家族/浪漫與感傷/cultural tradition in Qu Yuan's literary writing/May 4th literature/freedom spirit/the Sun family/ romance and sentimentality本文所說的“前期”指的是1921年到1925年間。1925年以后,文學研究會的組織變得 散漫,成員在文學觀念和政治傾向上的分歧增大,并走向分化。陳犀禾,上海大學影視藝術技術學院教授
2013-09-10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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