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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專家治國論話語和學術失范
技術專家治國論話語和學術失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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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N9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0763(2003)02-0095-06
  近些年來,學術失范乃至腐敗已成為學術界以至全社會普遍關注的焦點問題。對于造成學術失范的原因,學術界已做了不少研究,大致將其歸結為“學術政治化”“學術經濟化”,學術機制的約束力弱化和學者道德滑坡三大原因。筆者認為這些分析是十分深刻的。筆者所思考的是我國學術界存在的某些學術失范現象,在當代西方社會表現得也很明顯,而西方學者是將其放在技術專家治國論背景下加以分析的。考慮到我國社會生活結構性的變化和學術發展與國外接軌的大趨勢,我認為技術專家治國論話語的傳播,可能也是造成我國學術失范乃至學術腐敗的原因之一。本文試圖在揭示學術失范、腐敗與技術專家治國論話語的聯系方面做一點探討。
    一、技術專家治國論及其話語
  技術專家治國論或科技治國論是一種主張專家政治,由科學技術專家或按照科學技術專家提出的原則進行統治的意識形態。這種思潮可以追溯到培根、圣西門和孔德,而圣西門則被西方學界視為技術專家治國論之父。技術專家治國論認為,在當今社會(后工業社會),知識成為新的權力基礎,掌握新的智力技術的科學家、數學家、經濟學家和工程師將成為統治人物([1],p.375)。技術專家治國論被認為是開辟了一條各階層都能接受的通往較完善的社會的道路。
  學術界普遍認為,技術專家治國論的本質是依照技術的規則塑造人和社會生活,其理論基礎是技術理性或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這是一種強調手段的合適性和有效性而不管目的的恰當與否的合理性。工具理性的出現,極大地推動了科技和經濟的發展。隨著科技、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生活的合理化,它正在成為一種主流意識,現在全世界絕大部分國家都是按照技術專家治國論原則管理國家,都以追求效率、產量和經濟增長為目的。
  然而,西方學術界,特別是法蘭克福學派認為,以功利目的和技術手段為核心的工具理性孕育著內在的深刻的文化危機,它造成了現實和先天目的,真與善、科學與倫理的分裂。在當代,工具理性已變成社會的組織原則,滲透到社會的總體結構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造就了異化、物化或單面的社會和單面的思維方式及思想文化,成為這個社會對人進行全面統治、控制和操縱的深層基礎([2],p.290)。
  技術專家治國論話語,根據美國政治學家卡爾·博格斯(Carl Boggs)的分析,大致包含了專業主義、技術崇拜、學術合理化等方面的內容。
  現代專業主義產生于啟蒙運動的樂觀主義。這種樂觀主義高度肯定了知識分子對社會發展的能動作用,它認定理智的不斷成功將促進人性朝社會進步的方向前進。現代專業主義則進一步認為,后工業社會的中心是一個主要從事專業的階級。艾爾文·古爾德納(Gouldner,Alvin W)指出,這個新階級“是精英主義和追求自我的。它利用自身的特殊知識來增加其利益和權利,控制自己的工作環境”([3],p.8)。專業主義認定專業人員必須經受合乎標準的正式訓練,領取合格證書,堅持共同的開業標準。也就是說,“側身于一門專業之內,意味著正式或非正式地得到本專業同行或某些已確立的結構的認可”([1],p.406),這就意味著只有專業人員才有能力相互評價。專業主義還進一步認為,專業人員強有力的法人身份維持著他們特有的“服務方向”,因此,其自主權自然會符合公眾的利益。
  然而正如古爾德納所指出的,專業主義實質上是專業技術階層或階級的意識形態,它“不動聲色地把新階級奉為公正、合法的權威典范,以其專業技能和對社會的奉獻、關心而進行操作”([3],p.23)。同時也肯定了專業人員能憑借他們的教育、專長和社會作用對權威提出特別的要求。從這些論述不難看出,專業主義在充分肯定專業人員權益的同時也內含著將專業人員與大眾隔開的趨勢。
  專業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興起,一方面對推動學術的發展和專業人員地位的提高產生了積極的作用;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一些問題。根據博格斯的分析,專業主義造成的問題大致可以歸納為三個方面。首先,專業主義造成了學術生活的實證化的傾向,任何學術活動乃至文化事業都必須接受實證主義標準的指導,在“科學”客觀化、經驗主義、過度專業化(hyperspecialization)以及量化方法論的框架內運作,非常不利于學術的多元化;其次,專業主義為使學術經得起量化的檢驗,而將其細化和專業化至極端的程度,學術生活的實證化和分裂,嚴重妨礙了知識分子作為集體力量談論公共社會政治主題;第三個問題是,專業主義和社會利益化的結合使一部分知識分子形成一個獨立的特權階層,他們更關心自身的利益而非大眾的利益,從而喪失了知識分子獨有的超越自身利益、充當社會普遍良心的特性。
  和專業主義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是技術崇拜。技術崇拜是技術理性的一種極端的表現形式,其核心是科學技術萬能論。它的基本特質是關心在技術上能做什么,而漠視這些做法會造成什么樣的社會后果。它的出現表明,今天技術已經不僅僅是工具,它本身已成為一種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它正取代宗教和政治權力成為人們的崇拜的對象。隨著信息科學技術的發展和信息化社會的來臨,當代技術崇拜的一個突出的表現是計算機崇拜的出現。有些計算機科學家認為,思維和機器的界限似乎正在消失,計算機創造了一個新的知識分子文化。新“人工智能”技術能將世界變成一個能動的思考網絡。這個網絡有自身的心理過程,超智能機器甚至比人更聰明,將替代人做出重大的經濟,政治和軍事決策([4],p.106)。沿著這個思路,不難得出計算機比人聰明的結論。更重要的是,它可以進一步延伸為計算機的特征同樣應該成為人的特征,或者說人應當以計算機為榜樣。正如法蘭克福學派奠基人霍克海默在《啟蒙的辯證法》一書中所說,技術崇拜使以理性為基礎的技術非理性化了。
  技術的初衷在于實現人對自然的控制,而當這種控制擴大到自然之外的人類社會中時,控制就成為一種普遍的原則,人自身反而成為控制的對象。當計算機取代人成為認識主體時,計算機特征也就成為整個世界的特征。技術崇拜內含著用機器的觀點看待和處理世界的原則。它認為思考和解決問題的主要手段是依靠計算、精確、衡量以及系統的概念,因而它強調用邏輯的、實踐的、解決問題的、有效的、有條理的和有紀律的方法來處理客觀事物,從而與傳統的宗教、美學、直觀的思維方式相對立([1],p.381)。當這些原則用于人的管理時,人就成為一種特殊的機器,成為技術崇拜的犧牲品。技術崇拜出現表明在當今社會,科學和技術的力量是如何強大,如此廣泛,以致于“技術正在變成全球性的力量,它開始染指于人類歷史的根基,而且正在向人類歷史注入極不穩定的因素”([5],p.2)。
  技術專家治國論話語另一個重要內容是學術生活合理化。學術生活的合理化即合理性化,根據韋伯的觀點,合理性指人們逐漸強調通過理性的計算而自由選擇適當的手段去實現目的。學術生活合理化不僅是一個學術自身的轉變問題,更重要的是它是全部社會生活合理化的一部分,是伴隨著整個社會現代化而出現的。學術合理化的進程在大學教育制度的變化中最充分地表現出來。克拉克·克爾(Kerr,clark)在《大學的作用》中的論述可能是對這個問題最早的系統表述。他認為,將出現龐大的“多科大學”,這種“多科大學(multiversity)”處于多元化興趣網絡的中心。在那里,知識的生產被功能性地融入占支配地位的經濟、政治和軍事結構之中,大學不再是追求真理的地方,也不是改革思想的潛在論壇。多科大學這種學術生活合理化集中體現于大學脫離象牙塔式的學術生活,努力與工業制度聯合在一起,成為體現國家目的的主要工具。它的結構和課程設計都是為了滿足現代化經濟不斷提高的技術要求,大學和經濟部門的界限日漸模糊([4],p.137)。在這一環境下,教授體現出經理或企業家的特征,反映了科學和技術世界與學術世界的融合。
  技術專家治國論話語的傳播,對當代學術生活產生的一系列深刻的影響。其積極的作用多為人們普遍肯定,本文所要討論的則是它消極的方面。
    二、學術的單一化、狹窄化、形式化
  隨著實證主義對學術領域的殖民化,真理是不斷發現的事實積累的信念壓倒了一切其它的假設,建立在這一基礎上的量化的方法論原則滲透到知識分子工作的各個方面。這樣形成的學術框架帶有科學的客觀性,經驗主義,過度專業化和量化法的特征([4],p.139)。這不僅是自然科學的學術框架,也日益成為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術框架。在這一學術框架內,一切學術活動必須遵循“嚴密”和專業化的準則,學術人員的職業、升遷、出版著作同樣受到這種制約,這樣規范化對學術生活發展當然有一定的促進作用。然而,它造成的一系列負面的效應也是不應該忽視的。
  1.學術單一化
  學術本質上是對客觀世界及其規律的自由探索,是擬真性和真理性的融合,求真性和有用性的統一。客觀世界的豐富多樣性和文化的多樣性決定了學術表現形式的多樣性。這就決定了在學術研究中,沒有一種方法論是完美無缺的。多種方法論的對話和相互補充,遠比單一方法論有利得多。然而,技術專家治國論話語則要求學術人員必須遵循統一的實證主義方法論原則,如果拒絕這種“科學”的標準,就有可能使論文、著作的發表受到阻礙,甚至可能使自己的學術威望和學術生涯受到影響。我國學術界現在存在的課題選擇的實用性,表現形式的實證性,已經出現了某種學術單一化的傾向。以主流學術內容及形式排斥其他類型的研究,可能會造成墨守成規的風氣,扼殺突破常規的學術研究成果。
  2.學術的狹窄化
  在專業主義的影響下,某些學術領域被分解和專業化至極端的程度,而分解和專業化的準則有兩條:其一是要經得起量化的檢驗,其二是只有內行才能理解和評價,至于對社會實踐的實際意義和大眾的接受能力卻考慮不多。這樣做的結果可能會形成大量相互分離、各不相關的學科和研究課題。學術人員不再像過去知識分子那樣面對著非專業的群眾,而只是面對專業人士,他們所研究的內容有可能只是“學術現實”而不是“社會現實”。結果可能會產生出一些對“學術”是有意義的,而對于社會現實意義不大的“學術成果”。更重要的是學術狹窄化使知識分子很難作為集體一個研究社會重大問題并在現實生活中發揮作用,從而出現人們現在所說的只有專家而沒有知識分子的現象。
  3.學術形式化
  學術研究是內容和形式高度統一的過程。健全的學術研究需要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結合,實證研究和思辨研究的結合,尊重現實和批判現實的結合。然而在技術專家治國論學術框架內,涉及事物本質內容的定性、思辨、批判性研究日見式微。學術的形式化研究特別是定量化研究出現了片面發展的趨勢。定量化研究本是一種進步,它使內容研究更加精確。然而,離開了思辨和批判性的量化研究容易產生出缺乏實際內容的形式主義,造成學術生活形式化特點。其結果可能是使人們在檢驗學術成果時,主要不是根據它的內容,而是根據它的形式。
  現在確有一部分學者,根據他們摸熟的套路,根據他們的主觀需要,任意玩弄數字游戲,一路順風地創造大量合乎“規范”而空無一物的成果,在申報課題、成果鑒定、評定職稱等方面做足了技巧的功夫,從而學化為術,在學術界中形成了一種投機取巧,虛而不實的傾向。這種現象之所以能夠存在,與學術形式化的傾向存在密切關系。
    三、學術管理中的非人本化傾向
  技術崇拜的一個本質特征是將世界看做是非生命的技術裝置,是按數理規律運轉的機器。許多學者認為,學術界一段時間來的浮夸式的大躍進是造成學術腐敗的重要原因,而這種大躍進的形成在筆者看來又與學術評價中的量化管理存在著一定的關系。量化考核標準不僅體現對學術成果的要求上,又被進一步延伸到對學術界各項工作的考核上,以至一個學術工作者的全部工作都可能被迫數量化。這樣一來,就迫使整個學術界掀起一股追求數量化熱潮,規定一個學者一年必須申報多少課題,完成多少論文。某省一所醫學院校,規定教師晉升應發表在一級學刊的論文,竟包攬了中國全部醫學一流學術期刊所能容納的內容,這顯然是做不到的。
  實行學術的量化考核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的原因是要使考核更客觀,更有科學性。這對于避免主觀隨意性具有積極的意義。但是現在存在把這種量化標準絕對化的傾向,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工作偏向的問題,從其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上看,可能與技術崇拜造成的以強制性的數量考核為杠桿的非人本化管理模式不無關系。這種模式有兩大弊端。其一是無意中將學者視為創造學術成果的機器,不斷施加壓力,而沒有充分考慮他們的承受能力,不少中年知識分子英年早逝正是由于這個原因造成的。我們現在講可持續發展,人是最寶貴的資源,知識分子更是寶貴的資源。把知識分子的健康乃至生命拼光了,我們還談什么發展。其二是這種管理模式從根本上忽視了作為有血有肉的學者的學術生活漸進性的特征,也忽視了每個學者不同的情況,一刀切的數量指標迫使人們急功近利,制造了不少有“獨”無“創”,有“創”無“用”的“學術成果”。不僅耗費了大量的人力、財力,而且造成了不好的學術風氣,甚至引發了抄襲、剽竊等一系列學術腐敗現象。
    四、專業主義制造出新的利益集團,造成部分知識分子的特權地位
  專業主義剛剛出現的時候,西方學者認為專業階層可能阻止資本主義滑向經濟衰退和道德墮落,專業主義發展最終會有利于社會進步和公正。然而,正如美國學者博格斯指出的那樣,現實卻是專業主義使專業階層在勞動分工中占據了一個特權地位,從而擁有建立在對知識和技能的壟斷,自己的社會地位和官僚杠桿基礎之上的利益。
  在我國,在極左思潮占統治的時代,專業主義是批判的對象,外行領導內行被視為理所當然,從而,給學術建設和社會發展都帶來了很大的損失。改革開放以后,為了適應科技和經濟的發展,專業主義開始興起。專業主義是建立在知識專業化、專家對特定科學領域擁有發言權的基礎之上的。因此,專業主義體現了知識和權力的關系。專業主義使學者,專家對自己本行有了更多的權利,這是社會進步的表現。我國在現階段還很需要專業主義,以保證學術發展,少受來自外部的干擾。然而,另一方面,從社會學角度看,專業主義發展有可能使部分知識分子形成特權階層,從而使他們能夠利用多種權力,為自己獲取超常的經濟、社會利益。現在存在的學術權力化就是這種特權的典型現象。
  在學術界內部,正如博格斯所說:現代學術環境在教授和學生之間,在學科守護人和進取的專業人員之間形成了一種“師徒”之間一種工具化關系,學術潮流分野之中掩蓋著的是神秘的師徒關系([4],p.144)。這就在學術界形成師徒相幫,近親繁殖,從而劃分成不同勢力范圍的不正常現象。在評定職稱、課題申報,評獎等一系列問題上,用權力原則取代學術原則,實行庇護同門同派方針。
  在學術界外部,從知識論角度看,它可能造成知識分子壟斷知識,在專業范圍外用一種“外行”無法明白的話語談話,從而使知識發展越來越脫離大眾,脫離實際生活。這不僅造成知識精英和大眾的矛盾,而且可能使一些人利用大眾對專家的仰視與崇拜,愚弄大眾,以謀取私利。在我國醫學和保健領域偽科技傳播行為頻頻發生,就是典型的表現。
  總之,專業主義片面發展可能造成了學術界內部不平等,不公正的局面,也使整個學術界日益脫離大眾和社會現實,成為失范和腐敗的重要原因。
    五、學術生活理性化造成學術政治化、經濟化傾向
  學術生活合理化意味著學術正在失去自己的獨立性,融入社會結構之中,特別是社會科技和經濟結構之中,從而使學術發展越來越受到技術和經濟標準的制約。在我國由于外來文化和本土文化,現代化和傳統體制的多重矛盾,情況更加復雜。學術生活理性化不僅使學術生活出現向經濟一邊倒的傾向,而且由于傳統體制的影響,學術生活還容易受到政治領域明顯的制約,這就使得政治和經濟力量能夠輕易殖民學術界,造成學術政治化,學術經濟化傾向。一方面是學者官僚化,學者商人化,學者世俗化,甚至有少數學者為了經濟利益,不惜出賣學術良心,以其專家身份參與經濟集團對大眾的不負責任的行為;另一方面則是政界,經濟界人物利用手中權力,財力,輕易獲得“學術成果”,最終造成學術貶值,學術腐敗。
  正如一些學者指出的那樣,知識合理化是伴隨著現代化的合理化主義而來的,人們往往將其看成是學術規范、學術發展的必由之路,卻沒有看到這個合理化本身的專斷性質。在合理化過程中,思想將作為不合理的東西被排斥和取消掉。知識分子逐步淪為大學體制的配件,為了消費而自動地生產更多的“知識”,學術合理化的結果是生產“思想狹窄的教授和中性的專家”。他們是知識的忠實看守,而對人類的命運則完全缺乏關懷能力。
    六、限制技術專家治國論的負面影響
  技術專家治國論之所以被大多數國家所接受有其深刻的歷史原因,對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如此。以往我們從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的觀點出發,強調科學的生產力功能,著重探索了知識,特別是科技知識對科教興國的推動作用,鼓勵知識分子將自己的學術研究與經濟發展結合起來,取得了不少成果。
  但是,從發達國家的經驗和我國近些年的現實情況看,僅僅從生產力的角度理解科學,從經濟發展的角度看待知識分子的作用是遠遠不夠的,是對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原理不夠全面的理解。時下這種流行的看法只注意了科學的技術價值和經濟價值,忽視了它的文化價值和精神價值;只看到它的正面作用,忽視了它的負面影響;只將其作為創造財富的工具,忽視了它對于人生存、發展、自由和解放的意義和價值([6],pp.4-5)。
  從更高層面看,這種認識比較接近技術專家治國論的觀點,而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文化觀。也就是說,我們有些同志對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的原理實際上作了技術專家治國論的理解。隨著對現代性認識的深入,人們日益認識到,技術專家治國論話語雖然對社會現代化、學術規范化具有一定作用,但是,它作為一種現代性的產物,作為一種單一工具理性價值觀的意識形態,本質上存在著深刻的片面性。這種片面性在促進學術發展的同時,也造成了學術界出現重經驗,輕思考,重現實,輕批判以及迷信數據,過于量化的傾向。造成學術視野單一化、狹窄化、形式化和技巧化,造成學術界內在隔閡,造成學術界過于依附于社會政治、經濟結構的弊病以及新知識貴族的興起,這些都是造成學術失范和腐敗的重要原因。
  對此,西方學者認識較早,特別是西方馬克思主義進行了深刻的分析。法蘭克福學派認為作為技術專家治國論理論基礎的工具理性已變成社會的組織原則,滲透到社會的總體結構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造就了異化、物化或單面的社會和單面的思維方式及思想文化,成為這個社會對人進行全面統治、控制和操縱的深層基礎。以功利目的和技術手段為核心的工具理性孕育著內在的深刻的文化危機。所以,他們特別強調用黑格爾、馬克思學說傳統中的批判理性對抗工具理性。并且進一步提出,要揚棄技術的異化,最根本的途徑是把價值整合到科學中,使科學向形而上學倒轉,形成科學、技術、藝術和價值相結合的新理性,從而實現人和自然的雙重解放([7],p.251)。這些論述為我們突破技術專家治國論的局限性,塑造新的科技文明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資源。應該承認,西方馬克思主義所批判的技術專家治國論的負面影響,在我國亦有不少表現。從我國國情出發,我們認為我們在現代化道路上作為后發國家,完全有可能借鑒先發展國家的經驗,少走彎路。在限制或消除技術專家治國論對學術研究的負面影響方面,我們現在可以做一些工作:
  1.恢復知識分子的批判精神。技術專家治國論的發展過程,從某種意義上講,是將知識分子變成專家的過程。因此,要限制技術專家治國論的負面影響,首先應當恢復知識分子的批判精神,使現代專家學者身份能與傳統的知識分子身份統一起來。在這一方面,美國學者博格斯的觀點對我們很有啟發意義。他認為,在現代性條件下,知識分子可分為技術專家治國型知識分子(technocratic intelligentsia)和批判性知識分子(critical intellectuals)。前者堅持技術專家治國論的學術規范,后者則對現存的權威、價值觀具有反抗性。博格斯認為新一代批判性知識分子的成長,有助于沖破技術專家治國論的統治。
  筆者認為,在我國沒有必要去機械地劃分兩種知識分子,然而,博格斯所說的批判性知識分子確實集中了我們所理解的知識分子的優秀品質:充當社會良心,對現實持有批判精神。沒有這種品質,只能是一個專家,而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蛻變為專家正是當代學術失范和腐敗的重要原因。為此,現在應特別提倡知識分子傳統的人文、批判的精神;要特別注意弘揚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中的理性批判精神,以抗衡當代工具理性的過度膨脹。這種精神將促使知識分子自身的覺醒,既把自己當做本專業的專家,又把自己的專業自覺地與社會健康發展聯系起來,勇敢地肩負知識分子應有的責任,從而在推進專業化的同時突破專業主義的局限性。
  要做到這一點,應當重視科技知識分子和人文知識分子的交流與合作,重視科學人文主義的培養。在當代,科技中心化和人文邊緣化已成定勢,這是社會轉型的必然結果。但這并不意味著知識分子批判精神必然喪失,對人文知識分子來說,在當代科技理性盛行,人文精神相對低迷的狀況下“象牙塔的營造”成為人文知識的重要使命,面對商業主義和消費主義,面對世俗主義甚至是庸俗主義,尤其是媒介的暴力和誘惑,象牙塔將成為知識分子獨立批判精神的象征,它將為差異和多種異質文化的存在提供可能([8],pp.45-46)。面對居于中心地位的科技知識分子來說,若不能弘揚科學和技術內在的人文精神,自覺地將科學技術的發展和人類的生存、發展、自由和解放結合起來,知識分子批判精神恢復仍然是句空話。
  2.學術研究應超越技術專家治國論的研究框架。隨著現代化進程的發展,現代性正受到人們普遍的質疑,這一事實表明社會各方面的發展,包括學術發展都不能建立在單一工具理性的基礎之上。學術研究不僅需要工具理性而且更需要實質理性,不僅需要技術理性,而且更需要人文價值理性。因此,為了促進學術的健康發展,我們應當充分關注后現代主義和重建現代性的學術見解,在學術的指導框架中努力將科學文化和人文文化融合起來,將實證研究和理性批判結合起來,將堅持現代化的方向和完善現代性結合起來,將繼續學術專業化和堅持服務于大眾,服務于社會結合起來。這樣的學術框架應以科學文化為基礎,人文文化為主導,既服務于現實又不斷批判和超越現實,把學術研究和社會發展推向前進。
  3.鼓勵學術成果內容和形式的多樣化。學術的生命在于創造,而任何學術思想的發展都要經過“前科學”階段。因此在肯定主流學術“范式”的同時,鼓勵“另類”、邊緣的研究,才能使學術界始終處于生氣勃勃、百花齊放的局面。這是由學術創造性的本質所決定的。現在由于學術腐敗嚴重,人們比較關注學術求真制度的建立,其實更基本的乃是求新機制的建立。正如有的學者指出的那樣,“讓人更為憂慮的是,現在讓人關注的還僅僅是保障學術活動‘求真’目標實現的‘底層規范’——技術性規范,而保證學術活動創新性的行為規范卻不在我們視野之內。而實際上,學術規范不僅是以規定(引證他人成果必須注明)、排斥(不得作偽)等形式保證知識的可靠性和發現的優先權,而且以贊同、偏愛和提倡等方式激勵學術研究的創新性”[9]。只有真正的創新才能避免抄襲一類的腐敗現象。理論分析和歷史經驗都一再表明,只有遵循學術自由規范,才能帶來競爭性的協同,從而保證學術繁榮。[10]
  我們認為,現在應該特別注意正確地對待量化研究。學術研究既需要定性研究也需要定量研究。然而,定量研究不是孤立的,它僅僅是定性研究的深化,從來沒有脫離定性問題獨立的量化研究。然而,學術界現在似乎有一種唯量化的傾向,結果使一些未有一定量化的論文盡管有思想深度和學術見解,被一些雜志拒絕刊用,其成果不被承認,這種絕對化的標準可能導致學術研究思想性下降,技巧性上升,甚至出現了玩弄數字的現象,使學術研究失去了它應有的價值。
  造成這種現象主要原因是人文社會科學出現的向自然科學看齊的潮流,這本來有其積極的意義。但是技術專家治國論帶來的技術崇拜,誘發的數字崇拜,使量化由手段變成了目的。數字化生存滲透進學術生活,不僅帶來學術精確化,也會帶來數字游戲。據報道,國外學者玩弄實驗事實,捏造實驗數據也時有發生,其原因亦是數字崇拜。而且可怕的并不是少數學者玩弄數字游戲,可怕的是這樣的成果能夠得到廣泛的認同。長此以往,將有可能使學術研究的意義在越來越高級的數字統計游戲中化為烏有。因此,我認為現在應提倡返樸歸真、寧拙勿巧的學術態度,堅持思想性第一的原則,還學術以其本來的面目。
  4.堅持以人為本的管理模式,改變片面量化的學術考核方式。學者的工作表現和學術成果以數量化的方法進行考核是管理科學化的表現。其本意是使考核避免主觀性,增加客觀性。但是,我們應該看到,管理的科學化不一定是合理化,正如精確性不等于正確性一樣。學者作為一個活生生的人,不是單純的數字所能夠完全表現的。量化考核本身存在著內在的片面性,近現代以來,工具理性不斷擴張,實質理性不斷萎縮,與科學技術的發展,特別是與知識和經驗存在著的數學化傾向有關。更何況現在往往將量化考核局限在學術成果數量上,以學術成果的數字決定學者的地位和待遇,這就在客觀上將學者作為創造成果的機器。這樣做不妥之處在于,一是將人視為手段,將學術研究本身變成目的;其二是無視學術研究自身的規律。結果是不利于學者全身心地、無私地投入學術事業,誘發急功近利的行為。而且,隨著量化考核的不合理的加碼,終將嚴重損傷知識分子群體的健康,消耗這最寶貴的可持續發展的資源。更何況,量化管理的尺度往往隨著權力杠桿而擺動。合理的方法應是全方位的學術管理方法。在公正,平等,民主,公開以及從尊重個人差別的原則指導下進行。讓人文歷史的管理思想進入學術考核系統,首先是確立全面的、公正的、尊重歷史和差別的考核原則,切實排除權力的干預;其次是真正做到定性與定量的結合;最后,應實行定量考核的全面性。是學者全部付出而不是單純的學術成果決定學者的命運。
  5.在學術界形成真正民主,切實打破少數人在專業主義旗幟下,壟斷學術界情況。我們需要的規范是學術的專業化,而不是專業主義,更不是專業霸權主義,在學術界真正堅持公正、真實、寬容的學術活動準則。
  6.學術不能只體現工具理性,更應當體現人文價值理性。無論是科學技術,還是人文社會科學最終都應當體現真、善、美的統一。學術的價值首先在于其真,要做到這一點,就應當堅持學術活動的相對獨立性,這是學術活動健康發展的前提。在現代化時代,學術界不大可能像傳統的學術界那樣,持完全獨立沉思態度,但決不意味著可以化解學術的獨立性。我們認為學術密切聯系社會實際,并不是意味著學術成為政治,特別是經濟活動的附庸。正如朱亞宗先生所言,人類文明創造了一個多元化的價值系統,任何領域都有其主導的價值觀。對于學術研究來說,求真是壓倒一切的主流價值觀[11]。
  學術界在與社會其它方面的互動中應該堅持“獨立性”和“適應性”的原則,只能在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基礎上,與社會各界保持密切合作,共同發展,學術界越保持自身獨立性,才越有能力參與社會各界的交流和合作,共同推動社會的健康發展。然而,學術研究需要經濟支撐,如何既保證學術研究的相對獨立性又切實發揮它對社會發展、特別是經濟發展的作用,即在學術的理想主義和功利主義之間保持合理的張力,就成為一個時代的課題。我們設想國家是否可能在學術界和經濟界之間建立良性的中介聯系或切實有效的監督機制,以保證學術界在保持獨立性的前提下,為經濟建設服務,而不是成為經濟集團的附庸。
  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看,我們今天所說的知識經濟時代是知識和經濟充分互動的時代,而這種知識轉化為經濟的前提是它的真實性、科學性。只有知識的真才能使經濟獲得實在的利,才能形成兩者的良性互動,否則只能是學術的腐敗和經濟的失敗。社會的發展從來就是多元互補而不是單元一統的過程。
  技術專家治國與學術失范和人們現在談的很多的學術腐敗有聯系也有區別。學術腐敗已嚴重影響學術正常發展,其原因多植根于傳統體制,解決它主要靠道德和法制建設。而技術專家治國論引起的學術失范剛剛顯露,其原因與新的社會建制相關,解決它主要依靠學者理念的升華和政府的干預。盡管如此,可以預料到它對學術的負面影響將會隨著現代化的進程逐漸加大,因此我們認為沒有必要一定要等到“科技主義”極度膨脹了再來糾正,人們現在開始認識它并采取一定措施還是很有必要的。
  〔收稿日期〕2002年6月20日
自然辯證法通訊京95~100B2科學技術哲學蔡海榕/楊廷忠20032003學術失范乃至腐敗已成為學術界以至社會普遍關注的焦點問題。技術專家治國論話語的傳播,造成了學術的單一化、狹窄化、形式化以及學術管理中的非人本化傾向和部分知識分子特權,成為我國學術失范和學術腐敗的原因之一。因此學術研究應超越技術專家治國論的研究框架,知識分子既應當成為專家又應當堅持特有的人文價值理性和批判精神。技術專家治國論/學術失范/批判理性蔡海榕(1954-)男,杭州師范學院醫學院社科部副教授,研究方向為科技文化與社會發展。杭州師范學院醫學院,杭州 310012  楊廷忠(1955-)男,浙江大學醫學院教授,研究方向為社會醫學。杭州師范學院醫學院,杭州 310012 作者:自然辯證法通訊京95~100B2科學技術哲學蔡海榕/楊廷忠20032003學術失范乃至腐敗已成為學術界以至社會普遍關注的焦點問題。技術專家治國論話語的傳播,造成了學術的單一化、狹窄化、形式化以及學術管理中的非人本化傾向和部分知識分子特權,成為我國學術失范和學術腐敗的原因之一。因此學術研究應超越技術專家治國論的研究框架,知識分子既應當成為專家又應當堅持特有的人文價值理性和批判精神。技術專家治國論/學術失范/批判理性
2013-09-10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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