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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落的珍珠  ——“五四”在十七年小說中的一個側影
散落的珍珠  ——“五四”在十七年小說中的一個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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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206. 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23X(2007)-02-0028-06
  要想比較全面地梳理與論述五四文學的價值命脈在十七年文學中的搏動與演化是非常困難的,這是因為這樣的一種搏動與演化的質素與形態是十分復雜的、多樣的,工農兵文學思潮內的孫犁的小說,可以視為其一個側影,馮至等人在十七年的歷史小說創作及路翎、汪曾祺在建國初及十七年中的小說創作,作為工農兵文學主潮外的小說創作,也可以視為其中的一個側影。
  “五四”文學的價值命脈直接具體地體現在“五四”一代作家及直接汲取五四思想乳汁成長起來的繼承了“五四”文學價值命脈的30年代一代作家的創作上,這兩代作家在建國后的十七年,在創作上,或處于沉默階段,或處于自己創作歷程中的低谷階段。就這些處于低谷中的創作而言,又可以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直接寫社會現實的作品,如巴金的《軍長的心》、老舍的《龍須溝》,或者是用其時社會中流行的觀念寫歷史題材的作品,如曹禺的《膽劍篇》、郭沫若的《蔡文姬》等,這些作品更多地具有“時代共鳴”的特點。另一部分則是基于自己的生命經驗人生感受來抒寫歷史題材的作品,如老舍的《茶館》、馮至等人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所寫的歷史小說,這些作品更多地具有“個人話語”的特點。無論就作品的藝術力量還是就作品對“五四”文學的價值命脈的體現來看,后一類作品無疑是大大地勝于前一類作品的。就前一類作品而言,因為這些作家的價值觀念來源于“五四”時代的思想資源,與十七年的價值觀念有著相當的差距,所以,當他們勉力在理性上在意識層面上,用自己不熟悉的當時流行的價值觀念來處理自己的寫作對象時——不論這寫作對象是社會現實生活,還是歷史題材——由于這些價值觀念還沒有內化為自己的生命血肉,還沒有沉潛到自己無意識的深處,所以,這些作品就都談不到是這些作家生命的外化形式,談不到是這些作家生命的對象化實現,因而即使在創作理念上不乏正確乃至深刻之處,但畢竟因為缺乏生命的豐富與深刻,所以,缺少藝術的魅力與力量。① 后一類作品則不然。這類作品之所以勝于前一類作品原因有四:第一,這類作品是基于作者的生命經驗人生感受而寫,而作者們在寫這類作品時,都已經是度過不惑之年的飽經人世滄桑的中年人了,而且,他們又并非徒然年長,而是親身經歷了個性解放、政治革命及改朝換代的翻天覆地之變。第二,新歷史主義的代表人物芒特羅斯認為:“我們的分析和我們的理解,必然是以我們自己特定的歷史、社會和學術現狀為出發點的;我們所重構的歷史,都是我們這些作為歷史的人的批評家所作的文本結構。”② 克羅齊則更為直截了當地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馮至等60年代歷史小說的作者自然不是新歷史主義者,但新歷史主義關于歷史的理論、見解,對我們理解馮至等人在60年代的歷史小說創作,還是有啟示意義的,說到底,作者之所以在浩如煙海的歷史史料中,對歷史的某一點發生興趣,產生創作的激情與沖動,總是與作者在現實生活中的感受相遇合的結果,③ 因之,作品中所寫的歷史人物,是作者將自己的生命經驗人生感受遇合、融入于作者所寫的歷史人物之中的結果而非純粹客觀的歷史人物本身。但作者這樣寫卻絕非是在社會政治意義上的影射現實。作者是基于自己的生命經驗人生感受來寫的,作者生活于社會現實之中,這種生命經驗人生感受自然而然地是會與社會現實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的,但這與社會政治意義上的影射現實卻是不相干的,在這一點上,對作品或貶或褒都是對作品的消極誤讀與誤置。第三,歷史題材可以使作者相對避免當時在寫現實生活題材時所受到的嚴格的意識形態的控制而具有一個相對自由的表達個人的空間,這在歷史小說的創作中,表現更為明顯。④ 第四,對于自己所寫的歷史人物,作者們都早已經爛熟于心并對之有著長期的深入的理解,如陳翔鶴對其在《廣陵散》中所寫的嵇康及其從容不迫顧日影而彈琴的故事,早在作品寫作的四十年前,就有著十分的喜愛,⑤ 對其在《陶淵明寫挽歌》中所寫的陶淵明,也因其時他所主編的《文學遺產》開展了規模較大的關于陶淵明的討論,因之,對陶淵明有著比較深入的了解。⑥ 徐懋庸對于其在《雞肋》中所寫的曹操也多有研究,⑦ 再如馮至,作為著名詩人及古典文學的專家,其對杜甫有著深入與切身的理解,應該說,也是再自然不過之事了。前面說過,這些作者的價值觀念來源于五四時代的思想資源,來自于他們的成長經歷人生經驗,所以,當他們把自己的生命經驗人生感受通過自己筆下的古代人物給以體現時,他們也就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五四”文學在十七年的境遇,為五四文學的價值命脈在十七年文學中留下了一份遺存,這份遺存由于我們前述的這批作家在十七年中處于創作的沉默期或低谷期,由于這批作家曾經自覺不自覺地力圖改變自己的價值觀念而與當時的價值觀念合拍,所以,顯得十分的稀少與珍貴。這份遺存,也由于與當時時代的價值觀念不相吻合,所以,在其時未能產生強烈的時代反響,常常為學界所忽視,但它們作為散落的珍珠,對于我們研究五四文學的價值命脈在十七年文學中的搏動與演化,對于我們從人與個體的視角研究十七年小說——只是這種人與個體更多地不是指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而是作家自身,卻是極為重要的。
  這份歷史遺存主要是指馮至的《白發生黑絲》、陳翔鶴的《陶淵明寫挽歌》《廣陵散》、師陀的《西門豹的遭遇》、徐懋庸的《雞肋》等。馮至的《白發生黑絲》以杜甫晚年的悲涼生活為寫作對象,寫杜甫在晚年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的困境中——所謂“白發”之謂是也,在下層貧苦漁民與具有叛逆性的民間文人中,獲得了新的力量——所謂“生黑絲”之謂是也。在這部作品中,杜甫與下層貧苦漁民與具有叛逆性的民間文人的這兩種相互關聯的關系,是需要我們給以深入研讀的,因為正是通過這兩種相互關聯的關系,體現了馮至作為“五四”一代的作家,在60年代的關于中國知識分子命運及自身命運的思考。
  馮至所表達的杜甫與下層貧苦漁民與具有叛逆性的民間文人的關系,有四點是值得我們給以關注的:第一,杜甫與下層貧苦漁民的物質生活都十分的貧困:下層貧苦漁民:“好像打魚就是為了交漁稅。打了一輩子的魚,交了一輩子交不清的稅”。杜甫“雖然沒有租稅負担,卻是老病纏身,衣食無著,楊氏夫人常常眉頭雙皺,凝視著滾滾不息的江水,愁著沒有米下鍋”。[1] 335,336正是這種物質生活的貧困,使二者命運相連,情感相通。中國知識分子一向具有一種關心民生疾苦的民眾情懷,這種民眾情懷,除了“濟蒼生”的“以天下為業”的志向抱負外,與民眾物質生存境遇的相通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第二,在杜甫面對物質生活的貧困境況一籌莫展之時,在杜甫的親朋好友對此也一無所助之時:“多少親朋故舊,以及一些做詩的朋友,見面時輸心道故,甚至慷慨悲歌,可是一分手就各自東西,誰也照顧不了誰”,“想不到幾個萍水相逢的漁夫,對他卻這樣體貼照顧,無微不至”,[1] 338并用幫助他賣藥的方式切實地改善了他的物質生活境況,但面對下層貧苦漁民物質生活的極端貧困,有心幫助他們解決的杜甫卻對此無能為力:“總覺得自己愛人民的心遠遠趕不上漁夫們愛他的心那樣樸素、真誠,而又實際。他看見農民和漁民被租稅壓得活不下去時,想的只是‘誰能叩君門,下令減征稅’,可是漁夫們看見他活不下去時,卻替他想出具體的辦法。請皇帝減征稅,只是一個空的愿望,而漁夫替他想的辦法,卻立見功效。”[1] 339中國知識分子在變革社會、在精神探索、在身處生存劣境時的軟弱無力感,使他們總是有著一種尋求力量的焦慮,由于前述中國知識分子在物質生活境況上與下層民眾的相似,但在忍受與具體而又實際地改變這種生存境況上,中國知識分子又遠遠不及下層民眾,所謂“百無一用是書生”是也,這就使得中國知識分子總是要在下層民眾中去尋求力量的源泉,馮至在作品中,通過杜甫與下層貧苦漁民的關系,表達的就是這樣的一種尋求。第三,這種對力量的尋求,不僅表現在對改變物質生存境況力量的尋求上,更表現在對改變精神困境力量的尋求上。下層貧苦漁民對杜甫物質生活的幫助,不僅改變了杜甫的物質生存境況,也改變了杜甫的精神境況:“他對于他那兩句自以為很得意的詩發生了疑問。”這樣的對自己原有的精神支柱的疑問,是基于對下層民眾及自身生存的切實感受而發生而并非是從書中得來的,正是在發生了這樣的疑問后,蘇渙的出現才能對杜甫的精神世界產生極大的影響。蘇渙是作為下層民眾的精神力量的代表而出現的,這不僅體現在他的“強盜”的出身與身份上,也體現在他在精神上與下層民眾的聲氣相投上,體現在他在作品結束時,與下層貧苦漁民一體脫離險境上。正是這樣的一種新的精神資源,給了杜甫的精神世界以新的營養與力量:“詩在藝術上……是相當粗糙的。但是它蘊藏著一種新的內容,表現了一種新的風格……隱示著許多過去還沒有人道過的新的內容。”[1] 342-343馮至作為“五四”一代的現代知識分子,其在建國后,在經歷了十分坎坷的精神歷程后,在從中心迅即退向邊緣后,前述那種中國知識分子尋求力量的焦慮就更為強烈,而他通過杜甫的晚年際遇來表達這種對力量的尋求,也就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在這樣的一種對變革生存現狀與解脫精神危機的力量的尋求中,表現了馮至等人對自身力量與自身存在價值的不自信,這種不自信,在作品中,通過杜甫的自責,有著充分地體現,那就是杜甫在自己與下層貧苦漁民的關系中,得助甚多卻無助于人,那就是杜甫對自己“自以為很得意的詩發生了疑問”,杜甫的疑問,其實也潛在地體現著作者馮至的疑問。面對下層民眾在變革社會現狀中所體現的偉力及在惡劣的現實環境中的頑強的生存力量,也由于對下層民眾在變革社會現狀中所體現的偉力及在惡劣的現實環境中的頑強的生存力量與下層民眾在人類精神領域里所可能具有的力量未作出認真的辨析而是將其混為一談,導致中國的知識分子在建國后,對自身的存在價值是越來越不自信了,這特別地體現在“五四”、30年代那些未經根據地革命文化洗禮的知識分子身上,這一部分知識分子,在建國后,總是沒完沒了地作檢查,寫檢討,馮至通過杜甫所體現出來的對自身價值的疑問,就是這種不自信的一個縮影。這個縮影,在相當的程度上,體現了“五四”文學的價值命脈在十七年文學中的一種境遇。十年浩劫初期,五四元老郭沫若曾公開宣稱自己的詩文一錢不值,⑧ 則是這一縮影的一體兩面,但合乎邏輯地極度地變態地擴大。
  如果說,馮至的《白發生黑絲》,以杜甫晚年的個人人生際遇為寫作對象,作為一種個人話語,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五四”一代作家的精神立場及其承載的五四文學的價值命脈在十七年文學中的一種境遇,那么,陳翔鶴的《陶淵明寫挽歌》、《廣陵散》則以陶淵明、嵇康為例,著重寫的是疏離于整個時代之外的個體命運及其感受,體現的是五四一代作家的精神立場及其承載的五四文學的價值命脈在十七年文學中的又一種境遇。
  無獨有偶絕非偶然的是,面對杜甫與陶淵明,馮至與陳翔鶴都不約而同地寫了他們的晚年,這或許是因為兩位作者,作為五四中人,都因為與五四已經相隔了遙遠的歲月風塵,因而有了一種回望之感,有了一種回望的心態吧。
  《陶淵明寫挽歌》一向被視為60年代歷史小說創作的小高潮的代表作而較其他同時期的歷史小說更受人重視,⑨ 在以著重對作品進行深入的文本分析為特色的《教程》中,這篇小說被冠以“知識分子心聲的曲折表露”而得到了相當充分地論述,論述者認為:作品表現了“一個自覺地疏離與整個時代的人……難以擺脫這種疏離引起的孤立之感”“而且明顯地顯示出一種不敢與別人交流這種‘疏離’的隱憂,典型地體現出處身于國家權力構筑的‘時代共名’的裹挾之下而又有自己獨特的精神立場以及不可磨滅的良知的知識分子的苦悶心態。”⑩ 論述者引用了作品中的一段話:“一種濕漉漉、熱乎乎的東西,便不自覺地漫到了他的眼睛里。這時他引以為感慨的不僅是眼前的生活,而且還有他整個艱難坎坷的一生。”論述者就此論述道:“作者顯然也是在‘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通過一種個人性的敘事立場,通過對歷史人物的追憶,陳翔鶴也由此間接地表露了一種個人性的面對時代的態度。”(11) 應該說,《教程》對該作品的論述體現了學界對這一作品目下所能達到的研究水準,我在這里所能補充的僅僅是想強調,上述的“疏離”“孤立”“隱憂”“苦悶”等等,都是作為承載著五四文學的價值命脈的“五四”一代作家陳翔鶴,在面對“眼前的生活”,回望“他整個艱難坎坷的一生”時所流露出來的,并由此體現了“五四”一代作家的精神立場及其承載的“五四”文學的價值命脈在十七年文學中的又一種境遇。陳翔鶴其后不久的另一篇小說《廣陵散》,可以視為是對這一境遇的一個補充。作品寫了嵇康不合社會現實規范的放蕩個性特立獨行的精神風范,寫了這種精神風范的不容于世及因之禍及己身喪失了性命。這樣的一種特立獨行的個性張揚,可以說,也是“五四”一代的精神風范,陳翔鶴對此的鐘情與贊賞,正是其潛在的“回望之感”“回望心態”的“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的又一流露,而特立獨行的個性張揚,在重視整體紀律與規范的十七年,是早已經沒有了存在的市場了。
  豈止是無獨有偶絕非偶然,簡直可以說是一而再再而三,徐懋庸的《雞肋》所選取的寫作對象,也是曹操的晚年,而且,也是重在從人與個體生命的視角寫曹操的晚年,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作者并不著重寫曹操社會價值歷史價值的一面,而著重寫曹操作為人與個體的一面:“故于曹操之歷史作用而外,似有所悟,對其人之心理狀態,亦發現演變之跡。”所以,作者在作品中,多寫的是曹操在進入晚年后,那種對生命將逝的不安與空虛感,多寫的是曹操的父子之情,多寫的是在政治斗爭中,個體生命犧牲的無辜與無奈——這就是作品中所寫的楊修之死及楊修之父的喪子之痛。第二,作者力圖改變將曹操作為奸邪之人,或者如小說寫作之時,郭沫若等人為曹操作翻案文章,將曹操視為一代英豪的作法,(12) 還曹操以“人”“個人”的真實面目:“世之人以曹操為奸邪者,固有所宥,而翻案諸公,每多溢美,仿佛曹操為始終一貫之杰士者,斯亦稍忽深思矣”。[1] 182所以,作者在作品中,既寫了曹操政治謀略的成熟,也寫了曹操性格中的冷酷與虛偽,而這兩者又是互為一體難以割裂開的。從人與個體的視角而不是從社會政治的視角去描寫在歷史上起過重大作用的歷史人物,這或許正是“五四”文學的價值命脈的慣性在徐懋庸這樣的“五四”一代作家的身上所起的作用使之然吧。
  “五四”文學價值命脈的慣性在師陀的十七年的歷史小說創作中也發揮著作用。師陀是一個在“五四”時代以寫鄉土題材而著稱的作家,在寫于1959年的《西門豹的遭遇》中,作者延續了自己的價值指向及一貫寫法。作者寫了西門豹興修水渠時所引起的官怒民怨,寫了西門豹實有的剛正廉潔與虛置的諂上腐敗的兩套為官之風及其對西門豹聲譽的損害,寫了歷史與文字所載的對西門豹的不公,但所有這些,比起下層民眾的實際利益來,都算不了什么:“那些渠才是有利于人的真的東西,所謂建立名譽,廣布德義,希望后世的人感激,全是愚蠢的空話……鄴的百姓倒是想著他,他們自己開了渠,筑了堰,不管后世怎么修,怎么理,總堅持稱為西門君十二渠”。[1] 51,53這樣的一種以實際的下層民眾利益為本而不是以某種觀念為本的對下層民眾的情懷,是與20年代的鄉土文學一脈相承的,也是相異于十七年文學中用流行觀念代替民眾情感的潮流的。
  如果說體現著“五四”文學價值命脈的“五四”、30年代的小說作家,如上所述,在十七年歷史小說的創作中,還有過一次小小的比較集中的體現,閃爍過璀璨的光芒,但畢竟布不成陣勢,形不成潮流,影響不了十七年文學的大走勢,那么,延續并承繼了“五四”文學價值命脈的某一支脈的40年代的國統區的小說作家,在進入到十七年的小說創作后,就更如下落的禮花的碎屑,在一閃的美麗中顯得零落與散亂,但盡管如此,他們作為五四文學價值命脈的一種遺存,其研究價值卻不容忽視,這其中,最值得關注的,是路翎的《洼地上的戰役》、《初雪》、汪曾祺的《羊舍一夕》。
  路翎是40年代形成的著名的文學流派“七月派”的中堅作家之一,“七月派”的精神領袖胡風更多地繼承了魯迅的對人的精神世界對人的靈魂的透視與批判的文藝思想,這一導向自然地也對“七月派”成員的文學創作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即以路翎而言,路翎的小說以對人的靈魂對人的精神世界中的復雜性的深入探幽而著稱,這自然與工農兵文學主潮通過寫人的命運、思想、情感的變化而反映歷史的進步社會的本質的創作范式相異,由此,與胡風文藝思想及路翎的小說創作的歧見在40年代即已初露端倪(如郭沫若推崇趙樹理胡風推崇路翎),而在進入十七年小說創作的領域后,由于其時文學一體化的推進,這一分歧就迅即激化了,在小說創作領域,則有了對路翎的《洼地上的戰役》等小說的批判及路翎情緒激動的為自我辯護的長文《為什么會有這樣的批評》。(13)
  對路翎在十七年的小說創作,近些年學界已經開展了一定的研究,《洼地上的戰役》與《初雪》是研究者們所最為關注的兩篇,其對人性、人情描寫的意義,其對戰爭與個體之間復雜關系的揭示,也得到了研究者的首肯,甚至路翎本人在創作中在意識層面上的對個體評價上的局限,也已經為研究者所注意,(14) 只是對此還停留在籠統、抽象、概括、泛泛的層面而沒有給以深入、具體、充分地展開。
  從個體生命的價值立場出發,《洼地上的戰役》中的志愿軍戰士王應洪與朝鮮姑娘金圣姬的愛情是無可非議的,但從戰爭勝利及歷史進步的價值立場看,其二人的愛情又是不合理的,不能被允許的;戰爭的勝利,歷史的進步是應該給個體生命以幸福的,但為了戰爭的勝利,歷史的進步,個體生命又必須以幸福的犧牲作為代價。因之,這種犧牲即是合理的,卻又是殘酷的;只看到這種犧牲的合理性,勢必導致對個體生命價值的漠視,只看到這種犧牲的殘酷,也只能導致對這種犧牲崇高意義的認識缺失,二者之間的矛盾與張力構成了這篇小說的意義深度。在十七年這樣一個推崇為了整體無條件地犧牲個體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漠視了個體生命價值的時代,路翎的小說未能完全站在戰爭、歷史的極點上,自然會受到當時時代的批判與棄置。在今天這樣一個個體生命價值日益受到重視的時代,對路翎小說中對個體生命價值的重視則又容易被不適當地強調與拔高,究其實,都有失于對作品準確到位的把握。對《初雪》的理解也是如此。戰爭是殘酷的,戰爭是需要奉獻、犧牲精神的,這種殘酷,這種對奉獻、犧牲精神的強調,容易造成對個體生命日常瑣碎生活的漠視,造成對細膩溫情的漠視,但這篇小說通過志愿軍戰士對兩個籃子、兩床破炕席等等朝鮮“婦女們的這些零碎的日用的東西”的重視、珍惜,通過對朝鮮小孩子的細微的親昵的愛,恰恰突出、強調了這些,這種在人的生存論、存在論意義上的突出、強調,在其時是被淹沒在志愿軍戰士對朝鮮人民的愛這樣的一般性的社會學意義之中了,作品也因此在其時未受到如《洼地》那樣嚴酷的批判,但在今天,也仍然因未能得到前述準確的到位的解讀,因而未能受到應有的重視。
  如果我們把《洼地》與石言創作發表于1950年的《柳堡的故事》(15) 作一個對比也是很能引人思索的。《柳堡的故事》的前半部分,寫新四軍戰士李進與住地女孩子田學英為部隊紀律所不允許的愛情,這與《洼地》有著相似之處,都是寫個體的愛情與部隊的紀律之間的矛盾,而且這種矛盾在《柳堡的故事》中更為尖銳,因為如果李進舍棄與田學英的感情,田學英則要落入其仇人之手為仇人所蹂躪,從而將個體愛情與部隊紀律的矛盾、張力推向極致,但是,作為汲取根據地文化資源成長起來的作家,石言卻通過革命的迅速發展,通過田學英的參加革命而輕易地解決了這種不可解決的二律背反的矛盾,從而圓了一個因革命而使個體獲得幸福的夢,這是與工農兵文學思潮在歷史、社會的進步與人與個體的解放之間,作線性的同形同步的等同是相一致的,但夢畢竟是美好的理想體現而非嚴峻的現實,相比之下,路翎的《洼地》以王應洪在戰場上的死亡,給個體愛情與部隊紀律二者之間的矛盾以一個悲劇性的結局,就使得這二者之間的矛盾、張力顯得更為尖銳、飽滿,意義更為深刻、豐富。兩個作家在處理這一矛盾、張力中的差異,體現了兩種文學思潮的差異性,正是這種差異,使路翎的小說在當時被一體化的文學淘汰出局,《柳堡的故事》則在改編成電影后揚名一時,但也正是這種差異,構成了路翎小說在這段文學史中的不能為他人取代的獨特存在。
  汪曾祺是沈從文小說風格的崇拜者與延續者。沈從文的小說以建立“人性的小廟”并以此對社會現實法則作全面的價值拒絕而成為“五四”文學價值命脈中的一道重要支脈,這道支脈在十七年文學中,由于沈從文文學創作的終止而處于一種潛隱狀態,汪曾祺發表于1962年的《羊舍一夕》(16) 則是這潛隱中的一道輕波。這篇小說以四個健康純凈的少年作為作品的主人公,作者以散文筆法重筆濃彩所渲染的,其實并不是那表面上的新的社會形態的建設生活,或者說,新的社會形態的建設生活只是其能指,其作品的深層、其所指則是生命、人性的健康純凈,所以,作者寫了果園的美麗、羊群的可愛、火車的生機、孩子們對生活向往的純凈,在這篇小說中,分明地可以看到《邊城》對作品的影響,也分明地可以看到在新時期之初,讓汪曾祺暴得大名的《受戒》(17) 的前承,如是,汪曾祺的《羊舍一夕》就如同一條極細極細的線香,讓五四沈從文“人性的小廟”的香火,經過十七年而終于在新時期又引來了無數朝拜的香客。
  注釋:
  ①關于此點,請參閱拙文《論丁玲藝術個性轉換的原因及其在現當代文學史中的意義》,《山西大學學報》1994年第2期。
  ②關于這一點,請參閱王岳川《后殖民主義與新歷史主義文論》中芒特羅斯一節。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③譬如黃秋耘曾這樣記述了50年代的寫了以嵇康為小說主人公的《廣陵散》的陳翔鶴:“他是個共產黨員,卻對當時那種政治運動、政治斗爭感到十分厭倦。在某一次談心中,他凄然有感地對我說:‘我也是同情嵇康的’。嵇康說得好:欲寡其過,物議沸騰。性不傷物,頻致怨憎,這不正是許多人的悲劇么?你本來不想卷入政治漩渦,不想干預什么國家大事,只想一輩子與人無患,與世無爭,找一門學問或者在文藝上下一點功夫,但這是不可能的,結果還是物議沸騰,頻致怨憎”。轉引自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第148頁。
  ④60年代初,一方面是在嚴重的經濟危機面前,國家對文化領域控制的放松,一方面是五七年反右派運動之后,寫現實生活的創作受挫,遂有了歷史題材文藝創作的興起與短暫繁榮。如歷史劇《謝瑤環》、《李慧娘》、《海瑞罷官》,雜文《燕山夜話》等,相對于對社會影響更大的戲劇與雜文,國家對小說的控制要更為松動一些。這也是這一時期歷史題材的小說不及其時的歷史劇及雜文影響更大其后受迫害更烈的原因所在。但相對說來,作家在這一創作領域的自由度也要大一些。
  ⑤馮至在1979年憶念陳翔鶴的文章中說:20年代的陳翔鶴“對于稽叔夜在受刑之前從容不迫顧日影而彈琴的事跡,尤為欣賞,他不止一次地向我談過這個故事。由此可見,他在將及40年后寫出歷史小說《廣陵散》,并非一時的即興,而是在頭腦里蘊蓄很久了”。《陳翔鶴選集》第3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⑥參見馮至《陳翔鶴選集 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⑦徐懋庸在《雞肋》中自言:“一九五九年春,郭沫若首倡為曹操翻案,論者踵起,百家爭鳴,數月之間,報刊發布論文已達百余篇。余就此題為《哲學資料匯編》摘錄各家觀點,分析綜合,以見異同。隨時亦形成己見,復于原始史料,多所探討。故于曹操之歷史作用而外,似有所悟,對其人之心理狀態,亦發現演變之跡。《短篇歷史小說選》第182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⑧文革風暴前夕的1966年4月14日,時任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郭沫若,在人大常委會第30次會議上發言說:“好些人都說我是一個作家,還是一個詩人,又是一個什么歷史學家。幾十年來,一直拿筆在寫東西,也翻譯了一些東西。按字數來講,恐怕有幾百萬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寫的東西,嚴格地說,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中國當代文學史 史料選》(下),第529頁。長江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
  ⑨如陳思和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即將其作為歷史題材小說的代表作予以重點分析。
  ⑩見《教程》第119頁。
  (11)見《教程》第120頁。
  (12)1959年郭沫若創作了五幕歷史劇《蔡文姬》,郭在劇本的序言中說:“我寫《蔡文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替曹操翻案。曹操對我們民族的發展,文化的發展,確實是有過貢獻的人”。參見《中國當代文學手冊》第207頁。湖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13)參見1954年第12期《文藝報》侯金鏡的《評路翎的三篇小說》1955年第1-4期《文藝報》路翎的長文《為什么會有這樣的批評》。
  (14)如洪子誠的《中國當代文學史》認為:“不過,在反批評文章中,路翎和他的批評者一樣,不承認個體價值也可以是情感體驗、‘歷史’評價的一種角度和立場”。第140頁。金漢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也認為:小說“觸及了戰爭與個體生活的復雜關系”。第111頁。上海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
  (15)見《中國新文藝大系1949-1966年短篇小說集》(下),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9年版。
  (16)同上書。
  (17)《受戒》發表于1980年,發表后即引起極大的轟動,后又被稱之為:“五四文學傳統與當代小說創作的唯一溝通者”“中國最后一個士大夫文人”等等。“有人能大段大段地背誦他的小說;有人用毛筆把他的小說抄了一遍又一遍”。參見《十作家批判書》第208頁。陜西師大出版社1999年版。《中國當代文學史寫真》第700頁。
海南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海口28~33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傅書華20072007
五四價值命脈/歷史小說/路翎/汪曾祺
  the lifeblood value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historical novels/Lu Ling/Wang Zengqi
A Profile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in the Fiction of the Seventeen-year Period  FU Shu-hua  ( School of Liberal Arts, Taiyuan Teachers College, Taiyuan 031012, China)Feng Zhi' s historical novels in the 1960s and novels by Lu Ling and Wang Zengqi written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can be considered a profile of lifeblood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literature in the fiction of the seventeen-year period. Feng Zhi' s novels touch upon the lack of self-confidence towards self-power and self existence value as well as the resultant anxiety for the quest of power, and Chen Xianghe' s novels picture the hard lot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literature in the seventeen-year period-" estrangement" , " isolation" , " secret worry" and" depression" while Xu Maorong' s novels portray historical person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beings and individual visual angle, and Shi Tuo' s novels exhibit the feelings focused on the lower-strata people. Lu Ling' s novels highlight, in terms of theories on the subsistence and existence of human beings, the meaning of individual lives in daily life and illustrate the stormy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ical progress and individual life whereas Wang Zengqi' s novels carry on Shen Congwen' s tradition of" stressing humanity" .
馮至等人在20世紀60年代的歷史小說,路翎、汪曾祺在建國后的小說,可以視為是“五四”文學的價值命脈在十七年小說中的一個側影。馮至的小說寫了對自身力量與自身存在價值的不自信及其因之而來的尋求力量的焦慮。陳翔鶴的小說以“疏離”“孤立”“隱憂”“苦悶”體現了五四文學在十七年的某種境遇。徐懋庸的小說從人與個體視角寫重要歷史人物。師陀的小說體現了以下層民眾為本的情懷。路翎的小說在人的生存論、存在論的層面,突出了個體生命日常生活的意義,揭示了歷史進步與個體生命的緊張關系。汪曾祺的小說延續了沈從文“人性的小廟”的香火。
作者:海南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海口28~33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傅書華20072007
五四價值命脈/歷史小說/路翎/汪曾祺
  the lifeblood value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historical novels/Lu Ling/Wang Zengqi
2013-09-10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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