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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卜生與五四新文化運動
易卜生與五四新文化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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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號]I106.3
  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中國歷史上一場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它以文學革命為先導,對腐朽的封建文化發起了總攻。文學革命倡導寫實主義,強調文學與現實社會的密切關系。在文學創作方面,宣傳婚姻自主、婦女解放、個性解放,反對封建禮教,暴露社會黑暗等等成為風行一時的主題。
  在這場破壞封建舊文學、建立民主新文學的斗爭中,一批中國進步知識分子大量地翻譯、介紹了外國進步文學,充分發揮了文學改造社會,促進社會發展的作用。這種對外國文學的介紹,尤其是對西方近代現實主義文學的介紹,成為五四文學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引進和吸收了外國進步文學思想,而且有力地推動了五四新文化運動。新文學是在繼承民族文學優秀傳統的基礎上“一方面盡量的輸入,一方面盡量的消化、吸收”〔1〕中產生并發展起來。
  “從1918年《新青年》出版《易卜生專號》譯載《娜拉》等作品起,這種介紹就步入一個新的段落,其規模和影響遠遠超過了近代的任何時期。”〔2〕對易卜生的介紹, 促使新文學運動進一步擺脫舊文學的束縛而迅猛發展起來。易卜生作品中所表達的資產階級進步知識分子的民主思想和社會理想也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易卜生(1828~1906年),挪威戲劇家,是歐洲19世紀末現實主義文學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歐洲近代戲劇的奠基人。五四時期的中國新文化運動是把易卜生作為文學革命、婦女解放、反抗傳統思想等新思潮的象征而接受的。在戲劇方面,易卜生對五四話劇界的影響超過了任何外國作家,話劇界將他的“社會問題劇”作為楷模,并由此產生了中國現代話劇。在這一時期的話劇創作中有相當一部分作品在題材、主題、情節、結構、人物塑造等方面與易卜生的劇作有著密切的關系。例如胡適的獨幕劇《終身大事》、歐陽予倩的獨幕劇《潑婦》、蒲伯英的《道義之交》等作品,都從思想上和藝術手法上借鑒了易卜生“社會問題劇”。
  易卜生與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的這種特殊關系在中國文學史上是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探討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這個絕非偶然現象的產生原因,將有助于我們了解中國現代文學與歐洲資產階級民主文學之間的內在聯系,掌握中國現代話劇的產生和發展過程及其與西方近代戲劇的關系。
  易卜生以其民主思想和戲劇藝術上的創造性貢獻而成為世界戲劇大師。他出身貧寒,經歷過社會底層的生活,酷愛文學,最喜歡拜倫和莎士比亞的作品。他的戲劇創作形成了15世紀末歐洲現實主義戲劇的高峰。他創造了具有嶄新內容與形式的新戲劇,開創了歐洲近代戲劇的新紀元,因而被譽為“現代戲劇之父”。坎坷的生活經歷加上挪威庸俗、虛偽的小市民社會對他精神上的壓抑形成了他憤世嫉俗、孤獨傲岸、富有反抗精神的性格。在羅馬、德累斯頓、慕尼黑等地27年的僑居生活使他深刻認識到資本主義社會的腐朽黑暗,體驗到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博愛”口號的虛偽性。為了沖破陳規陋習的束縛,實現改革社會的理想,易卜生提出了“精神上的革命”、“人心革命”的口號。他揭穿了資本主義社會中家庭、法律、道德、宗教的虛偽性,全盤否定了傳統的道德觀念與社會秩序,表現出與惡勢力進行不妥協斗爭的勇氣。
  易卜生早期劇作大部分采用挪威古代神話傳說、英雄傳奇、民間故事為素材,注入新的內容,使戲劇為現實社會服務。其中《布朗德》(1866年)、《培爾·金特》(1867年)就是以戲劇譴責小市民庸庸碌碌、得過且過的精神狀態,表達了作者憤世嫉俗、與陳腐的社會秩序對抗的斗爭愿望。
  易卜生的進步思想集中體現在他中期創作的一系列現實主義“社會問題劇”之中。這一時期,他以現實生活為題材,揭露和批判的鋒芒觸及整個西歐資產階級的上層建筑。他犀利的批判精神和高度概括的藝術技巧使他的現實主義劇作在歐洲戲劇界引起了轟動。在劇中,易卜生從各個角度揭露資本主義社會弊端,表達了資產階級進步知識分子的民主思想和社會理想。尤其是他的《社會支柱》(1877年)、《玩偶之家》(1879年)、《群鬼》(1881年)、《人民公敵》(1882年)四部作品,達到了他思想和藝術的巔峰。
  在《社會支柱》(又譯為《社會柱石》或《棟梁》)中,易卜生無情地撕下資本主義社會的中堅人物博尼克的面具,深刻揭露了資產階級上層人物隱藏在高尚體面背后的丑惡靈魂。這種批判現實主義創作方法成為了中國五四時期文學創作的榜樣。成仿吾的《歡迎會》、蒲伯英的《道義之交》等劇本都吸收了《社會支柱》的思想內涵和藝術表現手法,表現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反對封建傳統道德的思想。
  《玩偶之家》(又譯《娜拉》)則是以中產階級家庭沖突表現出婦女解放的深刻主題。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就是爭取婚姻自主、婦女解放,所以當時的中國新文化界把娜拉作為新女性的象征而接受過來。《玩偶之家》像一支催化劑,加速了五四反封建斗爭的發展,加速了中國現代話劇改革的進程。魯迅對娜拉的出走曾發表了《娜拉走后怎樣》的文章。阿英認為:“易卜生的戲劇,特別是《娜拉》,在當時的婦女解放運動中,是起了決定性作用的。”〔3 〕娜拉的形象鼓舞千千萬萬中國新女性沖破封建禮教的束縛,走出家庭,加入反封建斗爭的行列。娜拉式的出走竟成為五四時期新女性反抗封建家庭壓迫的一種流行方式。《玩偶之家》對五四話劇界也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我們在五四初期創作的話劇劇本中常常可以找到娜拉的身影。
  《群鬼》(又譯《亡魂》),是易卜生對資產階級攻擊《玩偶之家》的一個反擊,他用犧牲在舊道德、舊禮教重壓下的阿爾文太太的可悲形象從反面證明了娜拉的反叛是婦女的唯一出路。
  易卜生在《人民公敵》(又譯《國民之敵》)之中,借斯多克芒醫生之口向資產階級社會進行猛烈抨擊。潘家洵將這部作品評為“一部充滿為真理而斗爭精神的偉大作品”〔4〕。 我們在五四話劇創作中暴露社會黑暗主題的作品中不難找到《人民公敵》的痕跡。
  易卜生的作品所反映的思想是與五四精神合拍的,是與五四時期反對封建禮教、提倡個性解放、婦女解放、婚姻自主的民主思想相吻合的。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文學革命倡導“寫實主義”,提倡“平民文學”,是中國文學思想的一個飛躍,也是干預社會生活的中國現代現實主義文學的一個開端。“寫實主義”文學植根于晚清譴責小說的沃壤之上,又接受了歐洲19世紀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影響。與法國的司湯達、巴爾扎克和俄國的果戈里等批判現實主義作家相比,易卜生的作品更加平民化,多以中產階級家庭生活為背景,以社會中下層人物為主角,揭露種種社會問題。這一特點很符合以科學和民主為戰斗旗幟,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的新文學運動的需要。在易卜生劇作的影響下,中國現代文學中涌現了一大批“問題小說”、“問題劇”,促進了現實主義文學的發展。
  目前學術界公認,最早將易卜生介紹到中國的是魯迅先生。1907年,正在日本留學的魯迅先生在留日學生創辦的宣傳反清革命的激進刊物《河南》月刊上發表了《摩羅詩力說》、《文化偏至論》兩篇文章,論及易卜生,認為易卜生刻劃的是“以更革為生命,多力善斗,即迕萬眾不懾之強者也”。他贊賞的是易卜生“立意在反抗”的精神,將其與尼采、拜倫、果戈里等人一同作為“精神界之戰士”介紹到中國來,并推崇易卜生敢于攻擊社會,敢于獨戰多數。魯迅介紹易卜生的目的是要喚醒中國廣大青年,投入反清、反封建的斗爭中去。魯迅于1923年由《娜拉》一劇而寫出《娜拉走后怎樣》的著名文章,就中國的家庭和婚姻制度,提出男女平等,并揭示了這種婦女解放的斗爭的嚴酷性:“或者也許比要求參政權更要用劇烈的戰斗。”從思想上比易卜生更加深刻地認識到中國婦女解放是一個反封建斗爭的重要問題,需要艱苦的政治斗爭,而不是以個人反抗和簡單的出走就可以解決的問題,表現出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的更加激進的革命傾問。魯迅在1925年寫的短篇小說《傷逝》更以感人的藝術形象表明,以個人斗爭為手段、以個人幸福為目的進行抗爭的知識分子,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雙重壓迫下,必然走向悲劇結局,通過作品呼喚廣大知識青年投身于革命斗爭。通過魯迅的作品,我們也可看到易卜生作品在思想上的局限性。易卜生的作品揭露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黑暗,激發人們改革社會的思想,但又把新的社會理想寄托在少數具有反叛精神的人物身上。他們脫離群眾,沒有明確的政治目標,沒有改革社會的綱領而向社會挑戰,表現了一定程度的唯心史觀和歷史的局限性。
  易卜生劇作在藝術上也對中國話劇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曹禺論及易卜生時講:“我為他的劇作謹嚴的結構,樸素而精練的語言,以及他對資本主義社會現實所發出的銳利的疑問所吸引。”〔5 〕易卜生劇作在情節、人物、語言的豐富性和生動性上對曹禺的劇作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如《日出》、《雷雨》等優秀作品。
  五四話劇界之所以接受易卜生,除了上述思想和文學發展上的原因外,還有中國話劇運動自身發展的原因。
  中國話劇的前身是新劇,產生于辛亥革命前后,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而日趨繁盛。新劇第一次公演可以追溯到1907年旅日留學生戲劇組織“春柳社”在日本東京演出的《黑奴吁天錄》。同年王鐘聲等人在上海組織了“春陽社”,也上演了這個劇目,表現了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民族獨立思想。
  早期新劇與辛亥革命緊密結合在一起,在舞臺上直接宣傳革命道理,宣傳民族、民主思想。這時期主要是受到莎士比亞、雨果、薩都、斯克里勃等人的影響,新劇作品表現出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體現了強烈的反封建革命精神。在表演藝術上,打破了中國傳統戲曲一本數折的形式,開始嘗試使用歐洲戲劇的分幕方法,并裝飾了舞臺布景。在演出時實行開放式的形式,演員充分意識到觀眾的存在,既使用傳統戲曲中的賓白表達自己的觀點、看法,又吸收歐洲古典劇的“獨白”手法表達自己的感情和理想,甚至演員現場發揮,進行革命演講。
  辛亥革命的高潮過去后,由于資產階級革命的不徹底性,北洋軍閥奪取了民主革命果實,在全國實行反動統治。隨著革命進入低潮,新劇走向了消極的一面,日益商業化、庸俗化,脫離了社會斗爭,進入了“文明戲”階段。到1913年,雖然大的職業劇團有六個,即新民、民鳴、開明、啟民、文明和新劇同志會,話劇這種藝術形式也為民眾所接受,但是新劇在思想上卻成為用新的形式宣傳落后思想的東西了。
  新劇的產生不僅是由于社會需要這種新的戲劇形式,更重要的是社會需要以這種新的戲劇形式反映時代的精神,即辛亥革命的民族、民主思想,所以新劇一旦脫離了社會革命斗爭,則必然失去原有的生命力。五四前夕,新劇便一蹶不振。
  隨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開展,時代賦予話劇這種藝術形式以新的使命,就是發揮話劇密切聯系社會、反映社會生活、對各階層影響廣泛的特點,迅速反映這場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話劇界面臨著一場從藝術思想到藝術形式上的改革。
  在藝術思想上,要將淪為消閑解悶的文明戲改造為批判封建禮教、暴露社會罪惡的現代話劇。要以現實主義戲劇藝術干預生活,表現新思想、塑造新人物,恢復新劇的戰斗傳統。在這個時代的要求下,五四話劇界吸收和借鑒了歐洲近代劇的現實主義風格,系統地移植了易卜生、史特林堡、肖伯納等人的劇作。我國話劇事業奠基人歐陽予倩對辛亥革命后的中國狀況痛心疾首,對社會問題十分關注,時時感到páng@①徨苦悶。當他讀到易卜生批判社會的戲劇時,禁不往擊節稱贊。他推崇易卜生戲劇創作為現實服務的主張,認為戲劇負有啟迪社會、改革社會的重大任務。與歐洲其他近代現實主義劇作家相比,易卜生的作品更適合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的需要,適合社會改革、戲劇改革的需要,更符合五四的時代精神。例如《玩偶之家》一上演,立即引起了中國進步知識界的強烈反響,有力地推動了反封建的婦女解放運動的發展,促進了中國話劇的改革。而肖伯納的著名話劇《華倫夫人之職業》1921年在上海新舞臺上演,反響卻不大,這是因為肖伯納的劇作反映的是西方社會風貌,揭露的是西方的社會問題,與五四時期的中國社會是有差距的。正由于這個原因,易卜生對五四新文化運動,對中國話劇界的影響超過了其他西方現實主義劇作家。尤其是易卜生的“社會問題劇”從思想到藝術上都符合新文化運動的需求,符合話劇界的改革需求。在這個基礎上,中國進步知識界接受了易卜生,并大力翻譯、介紹、演出了他的作品,使其成為這一時期話劇劇本創作的典范。也正是由于對易卜生及其“社會問題劇”的介紹,才給“五四”話劇界帶來了生機,使這一時期的話劇創作帶有鮮明的批判現實主義傾向,就婦女、婚姻、家庭、道德等社會問題向封建禮教、向舊傳統發動了進攻,成為新文化運動中的一支生力軍。
  易卜生及其戲劇之所以在五四中國新文化界引起強烈的反響,之所以對五四話劇界、文學界產生巨大而深遠的影響,歸根結底是由于五四時代的需要,這絕不是一個偶然的現象,而是事物內在的本質聯系,是人類進步思想火花的碰撞,是社會進步理想的共鳴。中國進步知識分子爭相介紹易卜生的思想,翻譯他的作品,演出他的戲劇,形成了一股“易卜生熱”,體現了五四時代的精神與特征。同時,易卜生及其劇作對中國話劇的理論建設,對話劇團體、劇作家、話劇創作以及話劇舞臺表演方式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在中國話劇運動發展史上都是值得重視和研究的。
  收稿日期:1997—01—13
  注釋:
  〔1〕魯迅:《關于翻譯的通信》。見:《魯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第383頁。
  〔2〕參見:文獻[1],第45頁。
  〔3〕參見:文獻[2],第34頁。
  〔4〕參見:文獻[3],第4頁。
  〔5〕曹禺:《紀念易卜生誕辰150周年》。《人民日報》,1978年3月21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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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聯合大學學報23~27J5戲劇、戲曲研究張龍19981998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中國歷史上一場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中國一批知識分子大量翻譯介紹了外國進步文學。對挪威戲劇家易卜生及其作品的介紹,更掀起一股易卜生熱,形成了我國現代文學史上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不僅有力地推動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展,而且對中國話劇的理論建設、話劇創作以及話劇舞臺表演方式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在中國話劇運動發展史上都值得重視和研究。易卜生/五四新文化運動/話劇Ibsen/The May 4th Movement of New Culture/modern dramaIbsen and the May 4th Movement of New CultureThe May 4th Movement of New Culture is a great movement of ideological liberation in Chinese history. At that time, a group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presented and translated a lot of progressive literary works of other  countries. Introducing Ibsen, the dramatist of Norway, and his works, Ibsen craze was set off.  That is a spectacular phenomenon in Chinese modern literary history.  It not only propeled the May 4th Movement of New Culture but also  exerted a tremendous influence on the theoretical level, the creative works and the performing patterns of Chinese modern drama. It is worth while to attach importance and analyse in Chinesemodern literary history and the developmental history ofChinese modern dramatic movement.張龍 北京聯合大學電子自動化工程學院,北京 100009  College of Electronic and Automatic Engineering of BUU,Beijing 100009 作者:北京聯合大學學報23~27J5戲劇、戲曲研究張龍19981998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中國歷史上一場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中國一批知識分子大量翻譯介紹了外國進步文學。對挪威戲劇家易卜生及其作品的介紹,更掀起一股易卜生熱,形成了我國現代文學史上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不僅有力地推動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展,而且對中國話劇的理論建設、話劇創作以及話劇舞臺表演方式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在中國話劇運動發展史上都值得重視和研究。易卜生/五四新文化運動/話劇Ibsen/The May 4th Movement of New Culture/modern drama
2013-09-10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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