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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義是孫中山人口思想的核心
民族主義是孫中山人口思想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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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年代以來,伴隨著人口學的勃然復興和史學研究的縱深發展,孫中山的人口思想逐漸引起學界的關注。迄今為止,涉及此專題的中國人口思想史和人口史著書,以及專題的學術論文已有十種以上。我在拙著《人口問題與近代社會》中,(注:參見行龍:《人口問題與近代社會》,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230—237頁。 )也曾對此進行了概略的評說。無庸諱言的是,孫中山畢竟不是一位嚴格意義上的人口思想家,他的人口思想是在長期的革命斗爭生涯中逐步形成的,且有一些前后矛盾之處,這就對研究孫中山的人口思想帶來一定的難度。我以為,正確理解孫中山的人口思想,必須將此納入孫中山的革命實踐和三民主義思想體系中綜合考察,方可避免就人口論人口的弊端,而把握孫中山的民族主義則是理解其人口思想的鑰匙。
      一
  先秦以來,“眾民說”與“寡民說”就成為中國人口思想中爭議的焦點。時至近代,是主張增加人口還是減少人口,仍是思想家們無可回避的問題。對此,孫中山的看法是前后矛盾的。
  1894年6月,孫中山在《上李鴻章書》中詳盡論述其“富強之大徑,治國之大本”四事: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接著,以“時勢之危急恐不能少須”的憂慮之情發其議論:
  “蓋今日之中國已大有人滿之患矣,其勢已岌岌不可終日。上則仕途壅塞,不則游手而嬉,嗷嗷之眾,何以安此?明之闖賊,近之發匪,皆乘饑饉之余,因人滿之勢,遂至潰裂四出,為毒天下。方今伏莽時聞,災荒頻見,完善之地已形覓食之艱,兇@①之區難免流離之禍,是豐年不免于凍餒,而荒歲必至于死亡。由斯而往,其勢必至日甚一日,不急挽救,豈能無憂?夫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不足食胡以養民?不養民胡以立國?”(注: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等合編《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7頁。)
  1924年1月27日至3月2日, 在孫中山所作的關于民族主義的六次演說詞中,他不僅不同意當時中國人口已經太多的觀點,而且為乾隆以來“中國人口總是不加多,外國人口日日加多”的狀況感到極大憂慮,“覺得毛骨聳然”。孫中山講道:
  “一百年之后,全世界人口一定要增加好幾倍。……中國是全世界氣候最溫和的地方,物產頂豐富的地方,各國人所以一時不能來吞并中國的原因,是由他們的人口和中國的人口比較還是太少。到一百年以后,如果我們的人口不增加,他們的人口增加到很多,他們便用多數來征服少數,一定要吞并中國。到了那個時候,中國不但是失去主權,要亡國,中國人并且要被他們民族所消化,還要滅種。”(注:《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196頁。)
  孫中山是一位真正憂國憂民的愛國之士。他對“人滿之患”的憂慮躍然紙上,又對“人不加多”的憂慮溢于言表。兩種憂慮的截然不同,正反映了孫中山政治思想的轉變軌跡。
  1894年中日甲午戰前,孫中山的主要經歷是習醫懸壺及“求知當道”,而其思想主流仍屬改良主義范疇。《上李鴻章書》正是孫中山改良思想的代表文獻,他開宗明義講道:“當今光(風)氣日開,四方畢集,正值國家勵精圖治之時,朝廷勤求政理之日,每欲以管見所知,指陳時事,上諸當道,以備芻蕘之采。嗣以人微言輕,未敢遽達。”他推崇李鴻章有“育才愛士之心”,報陳富強治國之四事,希望李鴻章“有以玉成其志。”(注:《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8、16、18頁。)《上李鴻章書》是由孫中山1894年1月擬就,后經陳少白、 王韜及鄭觀應潤色修改而成的,其“四大之綱”與鄭觀應《盛世危言》有明顯的師承關系。值得注意的是,改良主義思想家們如薛福成、梁啟超、嚴復等人,在論及當時中國人口問題時,都不同程度地承認或強調“人滿之患”。孫中山以人滿之患,危機四伏立論,希望當道者采納其改革意見,這是符合其當時思想軌跡的。
  孫中山上書李鴻章失敗之際,甲午炮火已彌漫于黃海和朝鮮半島,而清朝統治者仍歌舞升平,準備慶祝西太后六十萬壽大典。孫中山的改革理想完全被嚴酷的社會現實破滅,他繼而認識到,清政府已不可救藥,“和平方法,無可復施”,余下來的只有革命一途。1894年11月,孫中山在檀香山組織興中會,在入會會員的誓詞中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的主張。1905年孫中山領導的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政黨——同盟會在日本成立,孫中山提出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成為同盟會的宗旨,接著,孫中山在《民報發刊詞》中正式提出了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從此革命風潮一日千丈,其進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 ”(注:《孫中山全集》第六卷, 第237頁。)
  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中,作為民族主義的反滿和反帝始終是三民主義的首要組成部分,但辛亥革命前后反滿和反帝又是有所側重的。大體而言,辛亥以前現實斗爭的需要把民族主義集中到反滿上,從《興中會章程》到《同盟會宣言》,反滿都是一以貫之的革命口號。孫中山在《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中甚至這樣講道:“維我中國開國以來,以中國人治中國,雖間有異族篡據,我祖我宗常能驅除光復,以貽后人。今漢人倡率義師,殄除胡虜,此為上繼先人遺烈,太義所在,凡我漢人當無不曉然。”(注:《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296頁。)
  辛亥革命,“只提出反滿的口號,未曾提出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以致革命黨人一經推翻滿清政府,便多數認為民族主義革命已告成功。”(注:《胡漢民先生在俄講演錄》第1集,第2頁。)甚至孫中山也一度將民族主義置之一旁,中華革命黨黨章和宣言就沒有再提民族主義的任務。然而,民國后的現實教育了他,他很快糾正了這一錯誤,認識到,清朝雖已被推翻,但獨立的中國并未出現,中國仍在帝國主義的宰割和支配之下,他告誡同志,“而謂滿清已倒,種族革命已告成功,民族主義即可束諸高閣矣”。由是,孫中山再次強調民族主義的革命綱領,并且愈來愈朝著反對帝國主義的方向前進。孫中山憂慮中國人口增加緩慢,而列強人口增加迅速,以至百年后,中國有亡國滅種之危險的思想,正是在抵抗帝國主義侵略的民族主義旗幟下展開的。
      二
  在《民族主義》第一講中,孫中山首先強調,“要救中國,想中國民族永遠存在,必要提倡民族主義。”他以世界近代歷史發展的事實,介紹了歐美各國和日本以民族立國而獨立強盛的情況,認為:“用世界上各民族的人數比較起來,我們人數最多,民族最大,文明教化有四千多年,也應該和歐美各國并駕齊驅。但是中國的人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團體,沒有民族的精神,所以雖有四萬萬人結合成一個中國,實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貧弱的國家,處國際中最低下的地位。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我們的地位在此時最危險。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義,結合四萬萬人成一堅固的民族,中國便有亡國滅種之憂。”(注:《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188—189頁。 )同中國“沒有民族精神”一樣,列強人口日益增多,而中國人口則不見增多,在孫中山看來,這同樣是一種亡國滅種之憂。他以百年來列強人口和中國人口的增長作比較,認為,美國增加十倍,英國增加三倍,日本也是三倍,俄國是四倍,德國是兩倍半,法國是四分之一,而中國自乾隆以來,近二百年時間仍是四萬萬。這樣,“到一百年以后,如果我們的人口不增加,他們的人口增加到很多,他們便用多數來征服少數,一定要并吞中國”。到那個時候,中國仍有亡國滅種的危險!
  在2月3日的《民族主義》第二講中,孫中山開篇即講道,“自古以來,民族之所以興亡,是由于人口增減的原因很多,此為天然淘汰。”(注:《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197頁。)他認為,中國此時同時受到天然力、政治力、經濟力三種壓迫,這是中國幾千年來沒有過的。在天然力方面,孫中山仍然強調了中國在人口方面受到西方人口迅速增加的壓迫,認為“天然力雖然很慢,也可以消滅很大的民族。”并舉例指出:“美洲在二三百年前完全為紅番之地,他們的人數很多,到處皆有;但從白人搬到美洲之后,紅番人口就逐漸減少,傳到現在,幾乎盡被消滅。由此便可見天然淘汰力,也可以消滅很大的民族。”(注:《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198頁。)在政治力方面,孫中山歷數邊疆地區大片領土喪失,內地許多地方也被列強瓜分霸占的事實,認為,“中國人從前只知道是半殖民地,便以為很恥辱,殊不知實在的地位還要低過高麗、安南。故我們不能說是半殖民地,應該叫做次殖民地。”(注:《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202頁。)在經濟力方面,孫中山又歷數了中國海關、銀行、交通運輸為列強所控制,租界與割地的賦稅、地租、地價、列強特權經營,投機事業、戰爭賠款等,總損失不下十二萬萬元,他認為,“專就這一種壓迫講,比用幾百萬兵來殺我們還要厲害。”(注:《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209頁。)
  應當指出的是,孫中山雖然將人口問題提高到關乎民族存亡的程度去認識,把人口問題同政治、經濟相提并論,作為民族主義的三大問題來看待,但他絕不是人口決定論者。在孫中山看來,人口的消長是一種天然力,而政治力和經濟力則是“人為的力量”,“這兩種力關系于民族興亡,比較天然力還要大”,(注:《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197頁。)“還要快而且烈。”(注:《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198頁。)在《民族主義》第五講中,孫中山甚至從時序的角度對三種力的壓迫作了概括:“中國現在受列強的政治壓迫,是朝不保夕的;受經濟的壓迫,剛才算出十年之后便要亡國;講到人口增加的問題,中國將來也是很危險的。”(注:《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237頁。)
  同同時期的人口思想家相比,對馬爾薩斯人口論和盛極一時的“黃禍論”的批判,是孫中山人口思想的異彩之處,而這種批判同樣是以抵御帝國主義的侵略,建立獨立富強的國家立論的。早在1912年,孫中山應中國社會黨之邀所作的演講中,他就樹起了批判馬爾薩斯人口論的旗幟。孫中山講道:“是時英格物家馬耳國(今譯馬爾薩斯)者,著有《人類物產統計表》一書,其主腦謂物產之產額,有一定之限制,而人類之蕃息,為級數之增加,據二十五年一倍之說,推之將來,必有人多地少之患。生眾食寡,天降疫癘,國際戰爭,皆所以減少人口之眾,防止孳生之害,而合于世界演進之原理。于是乎國家殖民政策緣此發生,弱肉強食,劣敗優勝,死于刀兵者,固屬甚多,其受強族之蹂躪,淪落而至于種族滅絕者,又比比皆是也。”(注:《孫中山全集》第2卷, 第513頁。)這里, 孫中山雖然是以社會主義學說的對立物介紹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但他用“種族滅絕”的概括之語倒是值得重視的。后來,在《民族主義》的演講中,孫中山更以法國人口減少為例,告誡中國青年不要中了馬爾薩斯學說的毒。在扼要介紹馬爾薩斯人口論原理后,孫中山講道:“法國在百年以前的人口比各國都要多,因為馬爾薩斯的學說宣傳到法國之后很被人歡迎,人民都實行減少人口。所以弄到今日,受人少的痛苦,都是因為中了馬爾薩斯學說的毒。中國現在的新青年,也有被馬爾薩斯學說所染,主張減少人口的。殊不知法國已經知道了減少人口的痛苦,現在施行新政策,是提倡增加人口,保存民族,想法國的民族和世界上的民族永久并存。”(注:《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195頁。)
  1904年8月31日, 孫中山在《中國問題的真解決——向美國人民的呼吁》中,對當時盛行的“黃禍論”進行了痛快淋漓的批駁:
  “有人時常提出這樣一種在表面上似乎有道理的論調,他們說:中國擁有眾多的人口和豐厚的資源,如果它覺醒起來并采用西方方式與思想,就會是對全世界的一個威脅;如果外國幫助中國人民提高和開明起來,則這些國家將由此而自食惡果;對其他各國來說,他們所應遵循的最明智的政策,就是盡其可能地壓抑阻礙中國人。一言以蔽之,這種論調的實質就是所謂“黃禍”論。這種論調似乎很動聽,然而一加考察就會發現,不論從任何觀點去衡量,它都是站不住腳的。這個問題除了道德的一面,即一國是否應該希望另一國衰亡之外,還有其政治的一面。中國人的本性就是一個勤勞的、和平的、守法的民族,而絕不是好侵略的種族,如果他們確曾進行過戰爭,那只是為了自衛。只有當中國人被某一外國加以適當訓練并被利用來作為滿足該國本身野心的工具時,中國人才會成為對世界和平的威脅。如果中國人能夠自主,他們即會證明是世界上最愛好和平的民族。再就經濟的觀點來看,中國的覺醒以及開明的政府之建立,不但對中國人,而且對全世界都有好處。全國即可開放對外貿易,鐵路即可修建,天然資源即可開發,人民即可日漸富裕,他們的生活水準即可逐步提高,對外國貨物的需求即可增多,而國際商務即可較現在增加百倍。能說這是災禍嗎?國家與國家的關系,正像個人與個人的關系。從經濟上看,一個人有一個窮苦愚昧的鄰居還能比他有一個富裕聰明的鄰居合算嗎?由此看來,上述的論調立即破產,我們可以確有把握地說:黃禍畢竟還可以變成黃福。”(注:《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253—254頁。)
  孫中山從道德、政治、經濟三方面批駁“黃禍”論,駁斥了帝國主義者的謬說,維護了中華民族的尊嚴。他滿懷信心地講道:“一旦我們革新中國的偉大目標得以完成,不但在我們的美麗的國家將會出現新紀元的曙光,整個人類也將得以共享更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將隨中國的新生接踵而至,一個從來也夢想不到的宏偉場所,將要向文明世界的社會經濟活動而敞開。”物換星移,今天,孫中山這一思想仍然閃耀著絢麗的光輝。
  概而言之,孫中山的人口思想是以民族主義為核心的,即為一種民族主義人口論。雖然由于歷史條件的限制,孫中山并沒有確切地了解世界人口變動的真實情況(如他對美國等國的人口估計失實),因而將人口因素夸大到關乎民族存亡的程度。但是,他將人口壓迫,同政治壓迫、經濟壓迫一起看作為民族主義的三大問題,他對馬爾薩斯人口論和“黃禍”論的無情批駁,都是從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振興中華民族的愛國主義立場出發的,而這恰是同時代的其它人口思想家難以企及的。
      三
  孫中山的民族主義人口論,還有其深刻的思想來源,這是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問題。在我看來,除了中國傳統的“民眾論”思想影響外,孫中山更多地受到西方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而“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論和亨利·喬治(Henry George)的人口經濟思想,則是孫中山民族主義人口論的直接來源。
  進化論是孫中山民族主義人口思想的理論基礎。“動物之強弱,植物之榮衰,皆歸之于物競天擇、優勝劣敗。進化學者遂舉此例,以例人類國家,凡國家強弱之戰爭,人民貧富之懸殊,皆視為天演淘汰之公例。”(注:《孫中山全集》第2卷,第507頁。)孫中山不僅熟悉這種風靡一時的進化論,而且把人口演變看作為進化原則支配的社會生物現象。在《民族主義》第二講中,孫中山把人口增減徑直稱為“天然淘汰力”,認為,“人類因為遇到了天然淘汰力,不能抵抗,所以古時有很多的民族和很有名的民族,在現在人類中都已經絕跡了”。依孫中山看來,中國民族在四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雖然也曾經受了許多次天然力的影響,但經過“天時人事種種變更”,中國仍有四萬萬人口,這是因為“我們民族所受的天惠,比較別的民族獨厚”,(注:《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197頁。)“此后中國的民族,同時受天然力、 政治力和經濟力的三種壓迫,便見得中國民族生存的地位非常危險。”(注:《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198頁。)在第三講中,孫中山更以進化論為基礎,再次談到列強對中國的三種壓迫:“照進化論中的天然公例說:適者生存,不適者滅亡;優者勝,劣者敗。我們的民族到底是優者呢,或是劣者呢;是適者呢,或是不適者呢?如果說到我們的民族要滅亡要失敗,大家自然不愿意,要本族能夠生存能夠勝利,那才愿意。這是人類的天然思想。現在我們民族處于很為難的地位,將來一定要滅亡。所以滅亡的緣故,就是由于外國人口增加和政治、經濟三個力量一起來壓迫。”(注:《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217—218頁。)
  亨利·喬治的人口經濟思想也是孫中山人口思想的重要來源。早在1912年《在上海中國社會黨的演說》中,孫中山對亨利·喬治的學說就有概括介紹,他講道:“美國有卓爾基亨利(按:即亨利·喬治)者,一商輪水手也,赴舊金山淘金而致富,創一日報,吹鼓其生平所抱之主義,曾著一書,名為《進步與貧困》。其意以為,世界愈文明,人類愈貧困。蓋于經濟學均分之不當,主張土地公有。其說風行一時,為各國學者所贊同。其發闡地稅法之理由,尤為精確,遂發生單稅社會主義之一說。”(注:《孫中山全集》第2卷,第513—514頁。 )孫中山非常推崇亨利·喬治的學說,他曾在不同場合把自己的主張同亨利·喬治的單稅論聯系在一起,孫中山新三民主義體系中的民生主義就是以亨利·喬治學說為藍本的。(注:參見夏良才:《論孫中山與亨利·喬治》,《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 為了闡述“單一土地稅”理論,亨利·喬治在《進步與貧困》中用很大的篇幅對馬爾薩斯人口論進行了猛烈批判,他指出,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把貧乏和窮困的原因歸之于人口過剩,我認為它不是由于自然界的吝嗇,而是由于社會的不公正。我認為,因人口增加而新添的嘴,并不比原有的嘴吃得更多,而他們所帶來的雙手自然會生產更多的東西。我認為,如果其他條件不變,人口越是增加,在財富的平等分配下,每個人所獲得的享受也就更多。”(注:參見陶大鏞:《亨利·喬治經濟思想述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顯然,孫中山的人口思想同樣受到亨利·喬治的影響。所不同的是,孫中山并沒有僅僅停留在對馬爾薩斯人口論的簡單批判上,他將人口問題同政治、經濟結合起來,作為民族主義的主要問題之一,具有鮮明的抵制帝國主義侵略的愛國主義色彩。
  這里還需指出的是,孫中山的民族主義人口思想對當時和隨后的中國人口思想界都產生過一定的影響。同孫中山一樣,他的追隨者廖仲愷也深受亨利·喬治學說的影響,并且翻譯過《進步與貧困》的部分章節,發表于《民報》第一號上。廖仲愷曾嚴厲地批判馬爾薩斯人口論,他認為,在文明進步的國家,人口生產和生活資料生產的比例關系正和馬爾薩斯的論斷相反,因為人口的增加有“自然的限度”,而發展生產的潛力則是很大的,“人口增加,斷不會到可怕的程度,用不著那些災害、罪惡、戰爭種種為人道之敵的東西來限制他。也不怕國家發達,文明進步之后,人口會弄到領土裝不下的。所以‘人滿之患’終歸是一句傻話罷了”。他著重指出,中國的人口密度比西歐許多資本主義國家低得多,中國最根本的問題決不是什么“人滿之患”,成問題的倒是“民窮財盡”。(注:廖仲愷:《中國人民和領土在新國家建設上的關系》,《廖仲愷集》(修訂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22頁。)而造成“民窮”的主要原因是地主對土地的壟斷和對農民的剝削,所以他堅決擁護孫中山的“平均地權”主張。另外,民國以來人口學界的“樂觀派”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孫中山民族主義人口論的影響,他們或從國際戰爭的角度考慮,主張獎勵人口生殖;或從增加勞動力資源、促進農業開發、發展工業化立論,反對盲目節制人口;也有人以為中國的貧困不是由于人口太多,而是由于經濟制度的不合理。如蔡步青在其長文《馬爾薩斯人口論與民生主義》中,就堅持“人口增加未發現若何過庶的狀態,可以不必憂慮”,“許多人誤會貧困就是人口過庶所產生的現象。如果放下冷靜的頭腦來考慮一番,卻其中大大的有一個致貧困的總因。這個總因就是經濟制度不好”。他認為,“中國現在民生問題的發生,不在人口問題,而在數千年相沿下來的經濟制度之改良。”(注:見《指導》第23—25期。)應當說,盡管孫中山的人口思想中也存在一些不科學,甚至在今天看來是錯誤的東西,但其影響卻是深遠的。
  最后還需指出的是,在孫中山的民族主義人口思想中,他不僅就中國當時人口問題的現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而且就如何解決人口問題,提出了發展農業,移民墾荒,提高人口素質等重要主張,這些都是孫中山民族主義人口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此,有關論述頗多,茲不贅述。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社的左部右加浸的右部
  
  
  
傳統文化與現代化京13~18C5人口學與計劃生育行龍19991999 作者:傳統文化與現代化京13~18C5人口學與計劃生育行龍19991999
2013-09-10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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