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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心理的改造與重塑  ——論魯迅與當代文藝思潮的內在關聯
民族文化心理的改造與重塑  ——論魯迅與當代文藝思潮的內在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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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魯迅曾經借德國哲學家叔本華(Schopenhauer)的話說:“要估定人的偉大,則精神上的大和體格上的大,那法則完全相反。后者距離愈遠即愈小,前者卻見得愈大。”〔1〕的確,隨著時間的推移, 魯迅雖然早已離世,但是,作為民族的一代文化偉人,他的思想,他的學說,他的精神給后世的影響則愈來愈大。盡管從時間的關聯上來說,魯迅與當代文藝思潮沒有任何的聯系,然而,從思想、精神、意識觀念的關聯上來說,魯迅與當代文藝思潮卻保持著密切的聯系。縱觀魯迅對當代文藝思潮影響的廣度和深度,我們可以發現這種聯系的焦點,這就是在民族文化心理的改造與重塑的層面上,魯迅與當代文藝思潮存在著內在的關聯。
      1
  面對近代中國社會遭受長期的封建專制統治和外來入侵的雙重壓迫境況,魯迅在執著于現實和歷史的嚴峻思考中,首先發現了“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2〕的事實, 并在小說《狂人日記》里,以“吃人”的形象論斷,指出了中國封建社會“吃人”的歷史特征。魯迅由此而作出了他的選擇:以“立人”為理想目標,追求以人的解放,尤其人的精神自由與解放為核心的社會解放與民族解放,不遺余力地關心人的命運和生存境況,尋找人的異化根源和整個民族與人類的出路。因此,居于魯迅意識之中的,不是外在的社會政治與經濟的變動,而是人是主體性的確立與人類解放的關系。魯迅的這種思想意識,深深地影響了他的文藝思想,使他的全部的文學創作活動,都總是圍繞著“立人”——對人的發現、追求人的解放這個主題思路而展開,即魯迅自己反復強調的:“我仍抱著十多年前的‘啟蒙主義’,以為必須是‘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3〕
  通過文學的方式來發現人,追求人的解放,魯迅發現了文學的獨特作用。他指出:“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于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于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 ”〔4〕在魯迅看來,文學作為發現人,塑造人的靈魂的重要手段,在改造和重塑民族文化心理結構的歷史使命中,担負著獨特而崇高的任務。它能夠以生動的形象、激越的情感、深邃的哲理去面對落后僵化的民族文化心理,發出振聾發聵的吶喊,使昏睡的人們覺醒和覺悟起來,成為改造社會的巨大力量。依據這樣的思路,魯迅在文學創作中,著重的不是表現包括農民在內的下層人民所受的政治經濟的壓迫與剝削,而是精神的毒害;不是人們在物質生活上的貧困,而是精神上的痛苦與病態。魯迅選擇了在民族文化心理結構中那些受迫害最深的一組人物——那就是農民、婦女和知識分子,來進行描繪,著重反映出他們的精神疾苦和心理異化現象,揭露病態的社會和病態的人生。譬如,魯迅在小說創作中,只僅僅用一些簡單的交待來說明下層貧民物質生活的貧困,而重點是展示他們精神上被奴役的過程。像小說《藥》,就僅僅用一床“滿幅補釘的夾被”暗示華老栓一家生活的拮據,而正面展開描寫的是他們精神上的愚昧;《故鄉》里,最震人心的不是閏土的貧困,而是在一聲“老爺”的稱呼中所顯示出來的精神麻木。對于婦女形象的刻畫,魯迅也是沿著這個主題思路來進行展示的。由于在“大小無數的人肉的筵宴”中,婦女作為“悲慘的弱者”,精神上受迫害也最為嚴重。《明天》里的單四嫂子,她的不幸不僅在寡婦喪子,更重要的是她精神上感到的孤獨和空虛;《祝福》的深刻性也是如此,在于描寫了祥林嫂在封建神權下所感到的精神上的恐懼;《離婚》里的愛姑,雖然如此堅強潑辣,但魯迅卻冷靜地透視愛姑的靈魂,發現她靈魂深處的弱點,說明她精神上被奴役的程度,絲毫不比其他的人低。即便是在讀書人——知識分子身上,魯迅也同樣是著重揭示他們精神的痛苦和自身的精神危機:辛亥革命中“獨戰多數”的英雄始終擺脫不了孤獨者的命運,在強大的封建傳統壓力下,像一只蒼蠅一樣“飛了一個小圈子,便又回來停在原地點,在頹磨消沉中無辜銷磨著生命”(《在酒樓上》),甚至躬行“先前所憎惡,所反對的一切”,成了真正的“孤獨者”、“失敗者”(《孤獨者》)。就連在“五四”高潮時期曾勇敢地沖出舊家庭的青年知識分子,最后也因失去理想目標,既無力抵御社會經濟的壓力,結果愛情也失去了附麗,只能懷著悲哀的心情回到舊家庭(《傷逝》)。由此可見,魯迅有關人的發現,追求人的解放的文藝思想,正是“五四”文學所倡導的“人的文學”的集中體現,同時也代表“五四”文學的最高成就。
  魯迅的這種文藝思想,無疑對當代文藝思潮也產生了深遠影響。在這里,所指的當代文藝思潮主要是指新時期(1976年以后)以來的文藝思潮。不難發現,自“文革”結束后,新時期文學的最初階段,也是通過對“人”發現,即開始向著普通人的血淚真情,向著整個民族的生存境況的出發點回歸,而開始自身發展的歷程的。新時期文學的早期作品,如劉心武的《班主任》、盧新華的《傷痕》、方之的《內奸》等,不論是自覺,還是不自覺,都可以說是不約而同地把對人的發現,以苦難喚醒人民,控訴極左路線給人民帶來的沉重災難,作為創作的重心。《班主任》通過對兩個被迫害的孩子,尤其是對謝惠敏式的精神麻木,思想和靈魂都僵化的典型刻畫,把筆觸直接伸進了民族文化心理結構的深處,發現了極左路線對人的精神摧殘。《傷痕》則選擇中國人最講究的血緣關系,在“文革”中被政治的極左思潮無情地扭曲的事實,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民族心靈深處的創傷。《內奸》通過對視為“內奸”的田玉堂那種愛國精神的剖析,寫出他決不賣友求榮的性格特征,寫他諧謔中的不失正直,講良心、講義氣人格精神,也是將文學創作的視點對準了民族的文化心理結構,發現人的存在價值,探求民族精神的實際內涵。
  有趣的是,新時期文學在起步階段,通過對人的發現,探索人被奴役的精神根源、心理根源和社會根源,也是選擇了農民、婦女、知識分子這三個重要的形象來進行典型刻畫。高曉聲筆下的農民形象——李順大和陳奐生,幾乎可以說是魯迅筆下的阿Q、閏土式的人物再現。 李順大的天性似乎就是逆來順受,連他自己發出的自責,也充滿受傳統觀念制約的因素,在性格上,心理上表現出愚昧麻木的精神特征。他四十年建不起房子,其實是他四十年一直未能擺脫精神上魔魘的結果。陳奐生似乎更是“阿Q”的翻版。他沉默得近乎木然,感情內向, 而分到糧食后的熱淚潸然,上城“賣油繩”的怡然自足,對沙發枕巾的忿然報復,住招待所交錢后的“優勝”心理,想到縣委書記的青睞后的自高自大,都活生生地表現了一個“站慣了而不敢落座”的“奴隸”形象,一個以“暫時做穩了”的“奴隸”為最高心愿的農民典型。從這種對農民性格形象的描繪當中,可以看到,新時期文學是以魯迅當年對中國農民的認識與表現為起點,而開始對人的發現,探索人的精神疾苦的思想進程的。在對中國婦女形象的描繪上,新時期文學對中國婦女身上因襲的重担與悲慘的命運,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張弦筆下的女性形象,幾乎沒有一個是喜劇人物,即使在最幸運的人身上,也未能“掙脫”命運的“紅絲線”,未能減輕所特有的傳統枷鎖的沉重感。張潔的女性系列小說,側重表現知識女性更高層次的精神饑渴,暗示出中國婦女在政治經濟上即便是可以與男人一樣平等,而未必在精神人格上獲得獨立與真正的平等,并向人們揭示,民族心理的惰性還會深深地壓迫每一個敏感而自尊的女性。此外,作為探索民族文化心理的另一重要方面,新時期文學對于人的發現,探索人的精神疾苦,還表現在對中國知識分子特殊的文化心理氣質的重新發現和深入挖掘上。不論是被稱為“歸來的一代”(代表人物有王蒙、張賢亮、李國文、從維熙等),還是被稱為“思考的一代”(代表人物是知青作家等),以及后來出現的“新生代作家”(如洪峰、蘇童、余華、陳染等),都是以深入自我的方式,來解剖人的靈魂,并顯示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地把傳統的人格理想作為最后的精神屏障,挖掘蟄伏在他們深層心理中“兼濟”與“獨善”、“不屈”與“不移”的儒家文化性格。
  當代文藝思潮在新時期的種種表現,與魯迅當年所倡導的有著驚人的相似,這決不是簡單的重復,而是魯迅文藝思想在新時期的邏輯再現,是在深層的文化心理結構上產生影響的結果。如果說魯迅在他從事文學活動之際,就以反思整個民族的生存狀態和精神狀態的方式,探索如何強化民族靈魂、改造和重塑民族文化心理的方式,來展現他的文學創作業績,那么,在新時期一旦封閉的大門被打開,中西文化的再度沖撞,民族靈魂處在裂變的陣痛之中,伴隨著人的重新發現,人的解放的時代思潮的出現,一個深入挖掘和改造、重塑民族文化心理的文學新潮,就不可避免地洶涌而來。所以,魯迅當年的認識,在新時期的邏輯再現,正是與當代文藝思潮保持內在關聯的一個重要表現。
      2
  通過對人的發現,揭示異化現實對人的精神摧殘現象,魯迅又在探視整個民族文化心理結構的層面上,展現了民族靈魂內部搏斗的狀況,并用文學的形式展現了改造國民性的偉大工程。以“幻燈片事件”為引子,魯迅從國人的愚昧麻木的精神狀態中,發現了千百年來習慣成自然的文化心理結構制約機制。他曾憤慨地說:“中國的呆子,壞呆子,豈是醫學能治療的么?”〔5〕并發現:“凡是愚弱的國民, 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6〕于是, 執意刻畫出一個現代的“沉默的國民的魂靈”,集中地“暴露國民的弱點”,就成為魯迅文學創作的一個重心。在《阿Q正傳》中,魯迅就通過阿Q矛盾性格心理的刻畫,展現出了阿Q“精神勝利法”的種種表現特征,深刻地揭示出阿Q精神勝利法與支配著整個社會的傳統思想、文化心理結構的聯系,以及與農民小生產者的落后、閉塞、保守、軟弱的歷史地位的聯系。同時,阿Q 的精神勝利法又是古老中國不能適應近代社會急劇變動的產物,是一種喪失民族自尊心、自信力,安于并掩飾民族落后與被奴役命運的民族精神病態,即“國民性弱點”。魯迅從他對中國歷史、文化、社會現狀的深刻研究中,發現了阿Q精神勝利法, 正是中華民族覺醒與振興的最嚴重的思想阻力之一,并通過這種對國民靈魂的剖析,展現了中華民族進行自我批判——這正是民族的偉大覺醒的標志——的歷程,力圖通過這種清醒的批判精神,尋找民族振興的希望。
  無疑,魯迅文藝思想的生成及其發展是緊緊地抓住了“人”這個根本性的問題,尤其是抓住“人的發現”、“人的覺醒”這個精神發展的線索來展開的,并顯示了對國民的劣根性進行揭露、批判和改造,對封建意識殘害下的民族靈魂及其近代畸形形態進行深入的挖掘的思想傾向。正是在這樣一層的深刻涵義中,當代文藝思潮的發展,就緊扣魯迅當年所確定的方向而行進,使整個當代文學顯示出深刻的思想力度。
  在重新回歸到“人”的主題之后,當代文藝思潮也把對民族文化心理結構的重新認識與自覺改造及建構,作為一項神圣的使命。新時期文學創作幾乎是從一開始就對民族心態的各個方面進行了深刻的透視和掃描。例如,賈平凹的《浮躁》和張煒的《古船》,就對民族的文化心理痼疾進行了深刻的揭示,形象地告訴人們:長期的傳統文化觀念熏陶與制約,整個社會生活機制仍帶有嚴重的宗法血緣關系色彩的人身依附因素,代表著家族利益的部分基層政權,還在阻礙著現代化進程。作者發現,如果不從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層結構中去挖掘,所謂的改革也只能是在舊的傳統結構中改革,至多不過是代表某一特定的群體、特定的階層的“英雄”奮斗(如《浮躁》中金狗的行動),甚至將出現由除暴安良向殺人越貨的亡命之徒蛻變的游俠式抗爭(如《浮躁》中雷大空形象塑造)。又如鄭義的《老井》,通過孫旺泉、趙巧英和段喜鳳的愛情糾葛及老井村前仆后繼的打井找水斗爭,對于民族文化心理的弱點進行了深度的刻畫。新時期作家們不約而同地發現,造成民族文化心理弱點的機制,在于傳統的“人倫”為核心的文化觀念,總是以犧牲獨立的個體為代價,忽視人應有的權利、地位、價值和尊嚴。這樣,人的自由和自覺的創造本質就被抹殺,大多數人失去了自己的自主性,從而被異化為非人。所以,新時期作家將筆觸深入到民族靈魂的內部時,就必然會像魯迅當年一樣,對民族文化心理弱點,予以高度的關注和深刻的表現。這種現象告訴人們,當代文藝思潮倡導對民族文化心理的改造與重塑,是不可能脫離對民族文化心理弱點的當代形態進行深入發掘的。偏離魯迅當年探索的軌道,必然會影響文學表現民族文化心理結構的思想廣度與深度。
  通過文學的方式,而不是通過意識形態的其它方面如哲學、歷史學、倫理學、政治學的方式來展現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層結構因素,這是因為文學以其生動的形象、真實的情感,保存了以集體無意識和積淀的方式遺留下來的民族文化心理結構中相對穩定的因素,更能夠以對應民族文化心理的內部構造與功能的形式,穿透人的心靈深處——心理結構的潛意識和無意識層,來進行民族文化心理的改造與重塑。別林斯基說:“在任何意義上,文學都是民族意識,民族精神生活的花朵和果實”〔7〕。這也就是說,文學總是要表現一個民族的意識、 精神狀態和心理素質的,即表現民族性。魯迅以文學的方式來展現民族靈魂的內部搏斗,來改造國民性,是遵循了文學的這一特性的。所以,通過文學的方式發現人,追求人的解放,改造國民性,魯迅就能夠深層次地發現民族文化心理的一些本質特征。他指出:“民族根性造成之后,無論好壞,改變都極不容易”〔8〕。這種相對穩定的民族文化心理,帶來了許多負面的效應。魯迅說:“我們的古人又造出了一種難到可怕的一塊一塊的文字;……許多人卻不能借此說話了,加以古訓所筑成的高墻,更使他們連想也不敢想”。又說,這使“人人之間各有一道高墻,將各個分離,使大家的心無從相印。”〔9〕在魯迅看來, 這種情況造成了國民心理性格上兩方面特點:一是無熱情、麻木,“像壓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樣”,“默默的生長,萎黃,枯死”〔10〕;二是無悟性,甚至阿諛奉承和無端發泄,如“在弱者身上發泄”。國民的這種心理性格結構,正是在傳統文化觀念負面影響下形成的奴性心理,前者是奴隸心理,后者是奴才心理。魯迅在文學創作中,通過形象的描繪,表達了他對國民劣根性進行激烈否定的情緒和思想傾向。
  當代文藝思潮在沿著魯迅開辟的改造國民性的方向進行中,通過文學對民族文化心理結構的展示,呈現出了多樣化的局面,即一方面是直接地繼承了魯迅的傳統和方法,側重于對民族文化心理弱點的揭露的批判,由此來達到改造與重塑的目的。如高曉聲對農民形象的刻畫,李順大的奴從思想,陳奐生的阿Q式的“自我解脫”, 都是以否定的方式來透視民族靈魂的內部斗爭的;另一方面則是在這個基礎上,多層次,多方位地表現民族文化心理的當代形態的豐富性。如新時期文學從“意識流”小說,朦朧詩,一直到尋根文學(如莫言的《紅高梁》、韓少功的《爸、爸、爸》)和探索文學(如劉索拉的《你別無選擇》、徐星的《無主題變奏》),以及后來的“新生代”作家的創作,就試圖從人的情緒感受的某種非邏輯性、非理性的部分入手,展示人類精神的全面性、豐富性,并在不同的程度上,展示民族靈魂內部搏斗的軌跡,觸及民族文化心理結構深層中的弱點。此外,還有在傳統與現代化的沖突中展示對民族靈魂搏斗的描繪。張賢亮的《綠化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路遙的《人生》等都分別從這個角度,表現了這個鮮明的主題。《綠化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章永lín@①形象及其內在精神的演變,就在觸及到人的存在意義、人的自我價值和潛能的根本性問題中,展現了以知識分子為代表的民族靈魂內部搏斗的軌跡和改造、重塑民族文化心理的主題思路。《人生》中的高加林,以于連式的個人奮斗,試圖擺脫土地(傳統的象征)的束縛,盡管暫時以失敗而告終,但卻表現了向著傳統的農民靈魂表示懷疑的思想傾向。所以,當代文藝思潮以展示民族靈魂內部激烈搏斗的方式,匯入魯迅開辟的改造和重塑民族文化心理的思想洪流中,就在繼承魯迅精神、發揚魯迅精神,以及開拓不斷地超越魯迅的傳統當中,獲得自身發展的廣闊空間,并在所描繪的民族靈魂的內部搏斗中,更深層次地引發了對于人的價值、尊嚴、權利和存在意義、命運境況進行多層次、多方位思考與探尋的創作主潮。
      3
  魯迅文藝思想的生成,無疑是對傳統文學的文化形態的超越,構成了文學完成民族文化心理改造與重塑的巨大工程的“心”的歷程,也構成了向新型文學觀念、形態、體式、語言和話語方式轉變的新的起點,真正地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劃出了一條涇渭分明的分界線,從而也構成了中國新文學的光輝歷程與獨特的精神文化風貌。深究魯迅文藝思想的本質特征,不難發現,魯迅對于文學及文學所表現的社會現象的把握,總是在清醒地審視民族靈魂的思想層面上,將其上升到文化層次、文化審美層次來進行觀照和表現,從中探討蘊聚在文學內部結構中的深刻、穩定和恒久的,以民族文化心理結構形態而表現出來的人類文化精神和文化審美價值,探討文學與人類精神活動、人的主體創造活動之間的內在關聯,突出文學對于人的關懷的終極價值與意義。
  魯迅在文學創作活動中,沿著發現人,追求人的解放,探視民族靈魂內部搏斗的主題思路,善于在“顯示出靈魂的深”的境界中,來進行民族文化心理的改造與重塑。在寫出一個現代的“沉默的國民魂靈”的《阿Q正傳》中,通過對阿Q矛盾性格的刻畫,就成功地顯示出蟄伏在阿Q靈魂深處的那種民族的劣根性。小說描寫阿Q在臨刑前所看見的那“咬他的靈魂”的“狼眼睛”,以及他最后喊“救命”的細節,實際上是一個驚心動魄的歷史警告和文化提示:沒有一場真正消滅“咬嚼”民族“靈魂”的精神上的野狼式的思想革命,整個民族就難以擺脫“永劫輪回”式的“大團圓”命運的束縛。魯迅十分贊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人中間發現人”的文學命題,指出“在甚深的靈魂中,無所謂‘殘酷’,更無所謂慈悲;但將這靈魂顯示于人的,是‘在高的意義上的寫實主義者’”〔11〕。在人中間發現人,在審視靈魂中顯示靈魂的深刻,魯迅通過文學的方式來進行民族文化心理的改造與重塑,也就獲得了雙重涵義:一是構筑了一整套重鑄民族靈魂、改造國民性的理性主義思想體系,二是通過文學的形式成功地傳達出了現代人那種刻骨銘心的人生孤獨感、寂寞感和深刻的憂患意識,從而獲得了一種清醒的理性自覺精神和文化自覺意識,也使整個中國現代文學獲得了一種參與世界文化對話、交流的話語權利和方式。這樣,魯迅的創作可以說既是對整個中國社會發出的深刻呼吁,對改變民族生存境況的強烈吶喊,又是賦予文學以生命意義、生命形式的一種文化形態的精神載體,并在匯入世界文化交流、世界文學對話當中,顯示出文化意識的自覺對文學發展的深刻意義。
  當代文藝思潮在經歷了“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幾個環節之后,自“尋根文學”后,開始超越政治和倫理的層次,更深入地在廣闊的文化視野與背景中來對現實歷史作總體的文化審美觀照與把握,并在文化反省與批判當中,逐漸地使文學向自身回歸,顯示出當代文學向成熟、深化方向發展的軌跡。
  以“尋根文學”為起點的當代文藝思潮的發展,或多或少地都觸及到民族文化的精神內核與癥結,體現了一種自覺地向民族文化心理結構深處開掘的創作總體趨向。特別是中西文化沖突在新時期重新得以沖撞、交匯,這使許多當代作家都不約而同地在開闊的文化視野中,把文學引向了文化審美的深層領域。當代文藝思潮雖然出現了許多派別,如“尋根派”、“現代派”、“先鋒派”等等,但深究他們文學創作的內核,幾乎無一例外地表現了走向文化深層結構,發掘以民族文化心理結構為代表的人類精神奧秘和心靈奧秘創作趨向。不論是“尋根派”的深沉,還是“現代派”的頹唐、“先鋒派”的調侃,所展示的仍然是由文化沖突所帶來的民族靈魂搏斗。阿城的作品表面上是那樣的平靜,王一生(《棋王》)對正式棋賽和名次不屑一顧,頗有老莊哲學的超然之志,但深藏其中的不正是現代人由文化沖突而引發的孤寂心態嗎?徐星、劉索拉的作品雖然是那樣的頹唐,李鳴(《你別無選擇》)的沉睡不醒及對賈教授的輕蔑,說到底是對所謂神圣的倫理規范的輕蔑與嘲諷。這些創作都在超越“傷痕文學”以來,甚至更遠的文學依附政治倫理的傳統中,顯示出在文化審美意義上的對生命本質與永恒價值探討的創作努力,并與魯迅的創作保持著內在的一致:在靈魂中深藏著由文化沖突而引發的人生憂患意識。
  當代文藝思潮從“尋根文學”開始超越政治倫理層面,走向文化層次、文化審美層次,仍是與魯迅精神保持內在關聯的結果。魯迅當年選擇文化觀照為突破口,由此深入到對國民文化心理進行改造與重塑的文學創作之中,正是他清楚地看到文學需要在文化這個更深更廣的綜合層次的高度,來體現對現實歷史的深刻和整體性把握的規律特征。正如卡西爾所強調符號動物——人創造了文化,而文化是屬于人的文化,是人的外化,它緊緊圍繞著人并由人的“圓周”把它們如“扇面”似地整合為一體那樣,魯迅將文學引向文化層次,文化審美層次,從而使文學創作無論是在意識觀念上,還是在藝術形式、技巧和話語方式上,都發生了深刻的變革,并使文學的立足點升高,使人們通過文學對于現實歷史的描繪,看到茫茫大千世界中人的靈魂奧秘,標明了文學的獨特價值和作用,創造了中國文學的新的形態。當代文藝思潮走向文化層次、文化審美層次,也基本上是與魯迅的方向保持一致。“尋根文學”以后的當代文學創作,并不在于提供了多少區域文化風俗的圖景,提供了多少類似西方現代派、后現代派的精神圖景,而在于在適應當代中國社會和時代的需求中,力求在中西文化再一次碰撞、交匯的歷史機遇面前,重鑄民族靈魂,重塑民族文化心理結構,以期待在置身世界潮流中記錄自己民族的苦難、驚醒、衍變與強大的心靈軌跡,反映整個民族生存的境況,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和共鳴。
  魯迅在走向文化層次、文化審美層次中建構20世紀中國文學發展的方向,使人們看到了文學探索民族靈魂、改造和重塑民族文化心理的遠大前景。當代文藝思潮沿著魯迅開辟的方向,在走向文化層次、文化審美層次中,使當代文學創作在重鑄民族靈魂、改造和重塑民族文化心理結構中朝深化方向發展,朝與世界文化、世界文學交流與對話的方向發展,這樣也就大大地促使了文學主潮在90年代,以至在迎接下一個世紀到來中得以深化和博大。可以預言,經過一個多世紀的艱難探索,21世紀必將是整個中華民族崛起的世紀,是中華民族在世界歷史舞臺發揮更大作用的世紀。文學作為民族文化心理的一種重要表現形式和一個時代、一個民族精神最敏感的表現區域,必將最先傳導出整個民族崛起和強大的信息。所以,在這個意義上,魯迅當年在文化沖突中所確立的發現人,追求人的解放,重鑄民族靈魂,改造與重塑民族文化心理結構的基本主題,所張揚的文化反省與批判精神,仍具有深遠的意義和影響。當代文藝思潮和文學創作主潮沿著魯迅開辟的方向行進,也必將會在充分地吸取人類文明的精華中,閃爍更加耀眼的光芒,真正地成為在新的歷史時期,更深層次地探求人的解放,特別是人的精神自由與解放的啟明星。
                  1995.8.30.于西子湖畔
  注釋:
  〔1 〕《華蓋集·戰士和蒼蠅》。
  〔2〕《墳·燈下漫筆》。
  〔3〕《南腔北調集·我怎么做起小說來》。
  〔4〕〔6〕《吶喊·自序》。
  〔5〕許壽裳《我所認識的魯迅》。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第7頁。
  〔7〕《別林斯基論文學》,人民文學出版社。
  〔8〕《熱風·隨感錄三十八》。
  〔9〕〔10〕《集外集·俄文譯本〈阿Q正傳〉序及著者自敘傳略》。
  〔11〕《集外集·〈窮人〉小引》。*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王加磷去石
  
  
  
魯迅研究月刊京18-24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黃健19961996 作者:魯迅研究月刊京18-24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黃健19961996
2013-09-10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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