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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陽明先生,弘揚王學精華  ——“紀念王陽明逝世47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綜述
紀念陽明先生,弘揚王學精華  ——“紀念王陽明逝世47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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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我國明代著名哲學家、教育家王陽明先生逝世470周年。由浙江省社會科學院、會稽山旅游度假區和紹興市社會科學院主辦的“紀念王陽明逝世47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 最近在陽明故鄉紹興市召開。海內外專家、學者70余人參加了會議,其中來自日本、美國、韓國等國及我國臺灣、香港地區的代表有30余人。會議上學者們全方位地研討了陽明學的各個方面,提出了不少新穎、深刻的見解。
      一、陽明學的歷史地位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中國哲學史學會名譽會長張岱年先生在賀信中指出:王陽明是明代“心學”的宗師,他提出“知行言一”,具有肯定理論與實踐統一的意義;他提倡“致良知”,雖有先驗論的傾向,但主要是肯定人的主體性,強調獨立思考,這在思想發展史上有重要意義。
  日本九州大學名譽教授岡田武彥先生在祝詞中指出:陽明學是中國哲學史發展的極致,而且最具有東洋的思想特色。因此,其在二十一世紀的世界思想構造中占有最重要的位置。對此,我是深信不疑的。西洋的文明、文化傳播到亞洲,作為回應,我認為,應當多強調陽明學的意義和作用。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立文先生指出:程朱道學對于糾正唐末、五代十國社會大動亂后所產生的理性權威、理性本體及人的本質存在的失落之弊,有其不可抹煞的功績和作用。明中葉后,程朱道學逐漸僵化、教條化,成為士子們獲取功名利祿的工具,失去了原有的理論生命,加上自身內在矛盾的暴露,表明了理學內部的緊張,意味著道學哲學的轉換。化解緊張、實現哲學轉換的代表人物就是王陽明。他既對明代現實社會的沖突作出回應,又對程朱道學所出現的思想僵化、學術空疏、道德虛偽進行調整,給理學注入有活力的、實在的、真實的內涵。這就規定了王陽明必須回到人自身,特別是指向心本體。心體的思維所向,是化理性本體為心體,“心即理也”。王陽明哲學的轉換是化外在天理為內在良知,即化心外理為心內理,“心外無理”,“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這個哲學轉換,具有理論革命的意義。因此,在當時的學術思想界和平民中產生了廣泛的、深遠的影響。
  復旦大學哲學系教授潘富恩先生指出:陽明文學的誕生,是當時思想界的一大革命,他以“狂者胸次”的英邁氣概,“大破常格”,對已失去原有活力而變成僵死教條的程朱理學進行了沖擊。
      二、陽明哲學思想中的合理內核
  香港孔教學院院長湯恩佳博士指出:王陽明為了補救朱熹“知先行后”論的偏弊而提出的“知行合一”論,盡管并非盡善盡美,但正確方面是主要的,表現在:其一,肯定認識必須依賴實際行動。在抨擊朱熹“不行而言學”時,王陽明指出:“向、思、辨、行,皆所以為學,未有學而不行者也。”“盡天下之學,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則學之始固已即是行矣。”其二,接觸到了真知發源于直接經驗的問題。在批評朱熹“知先行后”論時,王陽明說:“食味之美惡,必待入口而后知,豈有不待入口而先知食味之美惡者耶?”“路歧之險夷,必待身親履歷而后知,豈有不待身親履歷而先知路歧之險夷者耶?”他甚至說:“真知即所以為行,不行不足謂之知”;“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其三,看到了知與行的某些辯證關系。如他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既肯定“知”對“行”的指導作用,又肯定“知”只有通過“行”才能完成。這些思想的正確性是無疑的,至今仍值得借鑒。
  山東社會科學院劉宗賢研究員指出:王陽明倡言“圣凡平等”,主張“圣人之性,吾性自足”。追求心中的圣賢標準,其所謂圣人其實是人人心中自有的良知。良知作為道德實踐主體的現實性、主觀性和個體性特征,使得圣人觀念也進一步內面化。這樣,良知的相同便指向人人在本性上的平等,致良知的共由方法又使得人人本質平等的實現有了可能。他贊同的“滿街都是圣人”,突出地表現了這種平等觀;而“自己良知原與圣人一般,若體認得自己良知明白,即圣人氣象不在圣人而在我矣”,可看作對這種平等觀的論證。從陸九淵的“若能涵養此心,便是圣賢”到王陽明的“良知即是道”、良知“無間于圣愚”,將圣人內化推向了極端;而“滿街都是圣人”,又將內化的圣人觀引向了對現實人性本質的探求。藉此,才有了陽明后學將儒學推向平民化的趨勢。
  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徐儒宗副研究員認為,王陽明在政治哲學方面也有不少可取之處。例如,他提出了“古今異宜”的觀點,主張采取“因時致治”和“因勢之所便而成之”的施政方法。在用人問題上,他又提出了“因材器使”和“量力受任”的原則。在政治實踐中,王陽明主張根據實際情況采取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統一的“執中行權”法則,提出了“因時制宜”的施政方略。
      三、與近代進步教育學說每多一致的教育主張
  潘富恩教授指出:“致良知”是陽明學說的核心和基石,是他一生講學的宗旨,它具體地體現在陽明的教育目的、內容、方法及其過程之中。“良知自知”、良知人人具有,這就成為“有教無類”的理論依據。“致良知”的重點是在“致”這個動態過程的工夫上;“致知”者應有正確的學習態度,“不以聰慧警捷為高,當以勤確謙抑為上”;要注意“致知”與“力行”的有機統一,做到“知行合一”;在“致知”過程中還要有“當利害經常故、遭屈辱”的生活磨煉。教師要根據學生不同的“開悟”程度,實行因材施教、“隨才成就”;對兒童要注意其心理特點,實行愉快教育,反對體罚;師友之間要相互切磋學問、講究文德,不可“矜己之長,攻人之短”;在教學中要反對經學獨斷論。
  上海大學教授、香港孔教學院顧問兼院長助理陳增輝先生指出:王陽明的與近代進步教育學說每多一致的主張,主要表現在十個方面:第一,全面發展、德育優先。王陽明規定的課程,綜合起來正好是德智體美四者;其中,德育居首位。第二,反己責善。他貫徹德育首位的重要措施是“反己”、“責善”。他說:“學須反己”;“責善,朋友之道。”責善時要“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第三,教學相長。他不同意“師無可諫”之說,認為諫師之道可“直”、可“婉”,直非“犯”,婉非“隱”,“使吾而是也,因得以明其是;吾而非也,因得以去其非,蓋教學相長也。”第四,獨立思考。他說:“學貴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為非也,而況其出于孔子者乎!”只有打破壟斷,才能使道、學成為“天下之公道”、“天下之公學”。第五,著實躬行。認為學就是“學做這件事”,做這件事就是“行”,所以說“不行之不可以為學”。第六,因材施教。他把學生分為年齡之異、才能之異、稟性之異等,然后根據不同情況,采取不同方法,教以不同內容。第七,隨時就事。他說:“圣賢論學,多是隨時就事”。他善于聯系身邊的具體事例,生動活潑地說明深刻虛玄的哲理。第八,循序漸進。他說:“為學須有本原,須從本原上用功,漸漸盈科而進。”反對走捷徑。第九,量力而行。他說:“我輩致知,只是各隨分限所及”。他在教學中注意從學生的接受能力出發,量力而行。第十,少而精熟。他說:“凡授書不在徒多,但貴精熟。”上述主張,集中反映了王陽明教育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和長期教學實踐的經驗,值得吸取。
      四、陽明學的深遠影響
  日本原京都大學教授小野和子說:陽明學在喚起具有良知的人的自覺的同時,深化了有關知識與實踐的關系的思考。萬歷時期,在東林書院講學的人士繼承了這種精神,在政治實踐上表現出強烈的意欲。小東林復社也繼承了這種精神,關心現實政治問題,對時事政治加以尖銳批判,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清議”。在陽明學里面,存在著一種可稱為“狂氣”的東西,它在抗清斗爭中明顯表現出來。
  韓國學者洪允植指出:作為日據韓國時期陽明學代表人物的鄭寅普,根據陽明哲學思想對當時哲學及其他思想所作的批判中,證實“精神”觀念在其民族主義歷史觀中具有一個根本性的位置。而“精神”這一觀念是從良知——陽明哲學中一個最為根本的概念——中發展而來的。由于他運用陽明學研究韓國獨立運動中的現實問題,他被譽為“一個將其研究基于陽明哲學的民族主義的歷史學家”,“為尋求現代方法論的第一個陽明哲學家”,“實行陽明哲學的最后一個儒家”。陽明學對韓國的影響,由此可見一斑。
  貴州師范大學哲學所副所長余懷彥指出:王陽明是中國封建社會轉折時期的哲學家、思想家,由于王學體系中含有許多可以吸取的養料和可資利用的因素,使它成為中國近代啟蒙思潮的主要思想來源之一和一面旗幟,具備了一個新世界觀的胚胎。但是,由于它在內容上受傳統的嚴重束縛,主觀上為維護和挽救封建專制制度,就使它和啟蒙思潮存在著根本的區別。
  湯恩佳博士指出:王陽明的凡圣平等、學道公有等思想,起到了打破偶像崇拜、發展個性、解放思想的作用,這在泰州學派那里非常明顯。如果我們仔細考察一下從李贄、黃宗羲、唐甄直到龔自珍、魏源、康有為、譚嗣同等時代先驅的思想,幾乎無一不與陽明學存在某種血緣關系。關于陽明學在國外的影響,當首推日本。從“近江圣人”中江藤樹開創日本陽明學派,到“泰山北斗”佐藤一齋,突破了朱子學獨尊的局面,開了幕末王學之先河。隨后,陽明學又成了下層武士和市民、農民倒幕維新的指導思想,其作用可見一斑。在新加破,1984年教育部主持編寫的《儒家倫理》課本,把王陽明列為與孔子、孟子、荀子、朱熹并稱的五位“儒學大師”之一。
  
  
  
孔子研究曲阜119~121B5中國哲學曾軍19991999 作者:孔子研究曲阜119~121B5中國哲學曾軍19991999
2013-09-10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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