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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孫中山的外資思想
論孫中山的外資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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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中山外資思想的形成
  孫中山所指的“外資”,并“不盡指金錢”〔2〕, 而指為“資本”。“何為資本?世人多以為金錢即資本也。此實大謬不然。夫資本者,乃助人力以生產之機器也。”〔3〕這就是說, 利用外資不僅要引進國外資金,更重要的還是要引進國外先進科學技術,即生產力。引進外資,必須堅持維護國家主權這一最高原則,主權“操之在我則存,操之在人則亡,以后中國存亡之關鍵”〔4〕。總之,孫中山的外資思想,就是指在保持國家獨立、主權完整的前提下,敞開國門,對外開放,努力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外資,包括國外先進科學技術和技術人才,其目的就是為了進行偉大的國家經濟建設,努力在較短時期內,趕上或超過世界資本主義強國,建立一個國富民強的現代化中國。
  那么,孫中山外資思想是如何形成的?孫中山外資思想,是當時中國社會特定歷史時期極富生命力的產物,其形成必然經歷一個艱難曲折的過程。
  孫中山認為,革命成功后救國救民的首要任務就是進行國家經濟建設。從事經濟建設,就必須解決建設所必須的資金、市場和勞動力等問題。然而,擺在孫中山面前的嚴峻現實卻是:帝國主義早就壟斷了中國市場,侵入了中國國民經濟的許多重要部門,形成對中國經濟的壟斷,中國民族工業陷于困境。加上軍閥混戰、政局動蕩、苛政暴斂,中國社會積累的財富大部分被帝國主義、軍閥官僚、地主階級和高利貸者所吞食。在這種情況下,孫中山要想在國內籌措巨款進行經濟建設是絕對不可能的。在勞動力問題上,由于農民、手工業者日益破產,社會上確實儲備著一支產業大軍,但由于中國教育落后,他們卻不具備從事現代化事業所必需的科技知識和技能。因此他感慨地說:“我國所欠缺者,資本也,才能也。”〔5〕
  為解決資金嚴重短缺,人才匱乏的實際問題,孫中山也曾在國內積極地作過努力,一是通過平均地權,實行單一稅法,使國家變成一個極為富足的大業主,并借以杜絕土地投機業,扭轉社會資金流向土地,“以資本盡投資之于工商”,于是就可以解決國內資金不足問題,“各稅可免,外債不舉,息款不需”〔6〕。二是實行工兵計劃, 全國實行裁軍廢督,集中人力和財力用于“恢復和平,共謀建設”〔7〕。 三是把發展國家實業、挽回利權、普遍使用機器、增加收入,作為新的財源。然而,這些設想因受當時特殊歷史條件的制約而落空。因此,唯有利用外資,才是可行之路。
  1895年廣州起義失敗后,孫中山流亡海外。他悉心考察了西方的經濟、政治、歷史等,所見所聞,收獲頗多。這一時期孫中山利用外資進行國家經濟建設的思想更趨成熟。
  孫中山在對西方社會進行一番考察后指出,世界上因利用外資和科學技術成功地進行國家經濟建設,實現工業化的國家不乏先例,美國和日本等國即是如此。美國為了實現國家工業化,慘淡經營,歷時百余年而雄居世界第一富強之國。而美國經濟建設取得重大成就的主要經驗是利用外資〔8〕。再如日本,卻以最小、最窮、最弱之國,自明治維新40年間一躍而躋身列強之林,亦得外債之力。 近代世界資本主義各國經濟發展的歷史表明:引進先進科學技術和國外資金,即便對于經濟發達國家來說也是必要的,而對于經濟落后之國,更是趕超世界強國的必由之路。
  孫中山清醒地認識到,像中國這樣一個經濟和科技都很落后的國家,建設資金只靠內部積累,技術人才只靠自己培養,是不切實際的幻想。他說,美國以前“其貧弱與我國相同”,但“向外國借債興路,刻已收效”,因而強調“為完成偉大之工作起見,自非利用外資不可”。〔9〕
  辛亥革命勝利后,孫中山迫于當時國內外政治形勢,從國家民族的和平統一大局出發,毅然辭去臨時大總統的職位,著手國家經濟建設,他認為這是救國救民的首要任務。因此,他號召“四萬萬同胞應同心同德,力圖建設,以謀富強”〔10〕。而從事經濟建設,就必須首先解決資金、技術和人才問題;而我國資金嚴重短缺,人才匱乏,技術落后;但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現代化建設是關系到國家命運和幾億人民生活的大問題,這不能慢慢來。要使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并在短期內趕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就必須“利用外資,利用外人,皆急求發達我國家之故,不得不然者”〔11〕。
  這一時期,他的外資思想得到深入的闡述和發展。他強調中國貧窮落后的“根本救治”,關鍵在“用外國資本及專門家發達工業以圖全民之福利”,指出“歐美二洲之工業發達早于中國百年,今欲于甚短時期內追及之,須用其資本、用其機器。若外國資本不可得,至少亦須用其專門家、發明家,以為吾國制造機器。無論如何,必須用機器以輔助中國巨大之人工,以發達中國無限之富源也。”〔12〕
  利用外資發展實業,趕超世界強國,是孫中山著手進行國家經濟建設的重要戰略方針。他說:“夫以中國之地位,中國之資源,處今日之社會,倘吾國人民能舉國一致,歡迎外資,歡迎外才,以發展我之生產事業,則十年之內吾實業之發達必能并駕歐美矣。”〔13〕
  孫中山外資思想的核心是維護國家主權,目的是要發展國家資本,建設國富民強的現代化中國。在此期間,他還進一步闡述了利用外資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闡述了有效利用外資的原則和利用外資的方法,這就更加豐富和完善了其外資思想的內容。
      利用外資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為了讓政府和國人接受自己的外資思想,孫中山引用大量事實,據理力爭,深入闡述了利用外資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1.利用外資的必要性
  利用外資進行國家經濟建設是完全必要的,這是因為:
  (1)中國貧窮落后,資金匱乏,難以集中巨資進行經濟建設  孫中山主張積極全面利用外資,認為這是由中國經濟條件所決定的。以鐵路建設為例,“若全用本國資本筑路,則一年籌一千萬,亦須六十年,始達六萬萬之數,而已精疲力盡。一切流通資本,悉歸之鐵路建筑之上,金融機關必全停止。則鐵路告成之日,即為國家滅亡之時”〔14〕。如此巨款,從何而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力量薄弱,遠遠滿足不了發展經濟所需的大量資金。他曾設想在實行土地國有化后,國家依靠土地漲價和土地稅收入,投資經營鐵路、礦山、冶鐵等實業,但辛亥革命后,平均地權和土地國有化都沒有實現。1912年1月, 臨時政府發行中華民國軍需公債,定額為一萬萬元,十足發行,年息八厘,并以各省田賦錢糧担保。結果,認購者寥寥,據統計,實際發行金額只有737 萬元〔15〕。杯水車薪,無濟于事。1913年,他又在致蔡鍔的信中談到修建滇桂鐵路時說:“以普通每英里之建造需八萬元計之,此路共長八百九十英里,約需款七千二百萬元。若分六年筑之,每年需款一千二百萬元,以普通借債利息五厘半計之,第一年須息銀六十六萬元,以后逐年增加。此七千二百萬元之資本,將取給于本國乎?抑取給于外國乎?……今當革命之后,國內之財力大蹶,而欲以最短之時間成甚長之路線,其不能專恃國內之款明矣。”〔16〕由此,孫中山得出結論:“惟現當民窮財竭之時,國家及人民皆無力籌此巨款,無已,惟有募外資之一法。”〔17〕
  (2)中國人不能只算金錢帳,更重要的是算時間帳, 只有贏得了時間,才能加速現代化建設的進程 孫中山指出,中國人不能只算金錢帳,更重要的是算時間帳。利用外資,發展生產,社會財富就會迅速增加,多耽誤一天就減少一天財富。他以每年美國鐵路收入為例,平均計算,如果美國晚修鐵路一天,即減少收入四百萬元。因此,他感慨地說:“西人所謂時間即金錢,吾國人不知顧惜,殊為可嘆!”張之洞辦漢陽鐵廠以造鐵軌,不肯用外資,結果延誤二十年,“所失不知幾何?中國知金錢而不知時間,顧小失大,大都如是”〔18〕。列強利用外資,“進步之速,一日千里”,而我不用外資,修筑二十萬里鐵路,“非百年不可”,列強“豈能待我百年?”〔19〕只有利用外資才能贏得時間,贏得了時間就是最大的成功。與此同時,他還尖銳地批評了那種認為中國只有普及了教育,人民知識完備之后,才能開發資源、振興實業的觀點〔20〕。
  (3)機器設備簡陋,技術工藝落后, 不能為現代化提供必要裝備 舊中國由于資本主義發展起步較晚,加上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已有的企業機器設備過于簡陋,技術工藝陳舊落后,要振興實業,就必須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和設備,而這一切都需要用大量的外匯去購買,中國哪來外匯?因此“惟有借助外資”,如果“排外資,則我自造一切生產之機器矣!然自造之,亦當需機器乃能造機器,此機器之母必當購之外國矣!以其高利之金錢而購此機器,不如以低利而借此機器之為愈也”〔21〕。總之,在自己既無技術設備又無資金的情況下,排除外資,就難以改變中國貧窮落后的狀況。
  (4)技術和管理人才嚴重奇缺 1912 年孫中山在安徽的一次演說中指出:“款既籌不出,又時等不及,我們就要用此開放主義。凡是我們中國應興事業,我們無資本,即借外國資本;我們無人才,即用外國人才;我們方法不好,即用外國方法。物質上文明,外國費二、三百年功夫,始有今日結果。我們采來就用。”〔22〕他打了一個生動的比方,當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歷盡萬般辛苦,我們大可不必亦步亦趨地追尋當年哥倫布的足跡,而要采取直線航行,直抵美洲,因此,“我們要拿外國已成的資本,來造就中國將來的共產世界”,以收“事半功倍”之效〔23〕。
  (5)“欲使外國之資本主義以造成中國之社會主義”  中國的資本家是弱小的,但又要預防他們發展到壟斷“國計民生”,因此要利用外資,“欲使外國之資本主義以造成中國之社會主義,而調和此人類進化之兩種經濟能力,使之互相為用,以促進將來世界之文明也”〔24〕。
  (6)利用外資“直接有利于民,間接有利于國” 孫中山認為,借外債“以營生產”,利多害少。借用外債固然必付利息,受外國資本家的剝削,但不如此,就辦不成實業,自己也賺不到錢。“吾國借債修路之利,(如京奉)以三年收入,已可還筑路之本,此后每年所進皆為純利,如不借債,即無此項進款”〔25〕。再如“中國內地煤礦工人,每日所挖不足一噸,其生產力甚少。若用機器,至少可加十數倍。生產加十數倍,則財富亦加十數倍,豈不成一最富之國。能開發其生產力則富,不能開發其生產力則貧”〔26〕。又如中國廣東省每年就有30多萬人口輸出,“為人作牛馬”,為外國資本家創造財富,若中國借用外資發展生產,既可解決這些人的生計,又可為國家增加財富,豈不兩全其美。所以利用外資辦實業,是“直接有利于民”,“間接有利于國”的事。因此“今人猶持昔日之閉關主義,實于時勢不合”〔27〕。
    2.利用外資的可能性
  利用外資是時局所需,勢在必行。利用外資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1)利用外資的國內環境有所改善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 建立民國,借外債的歷史環境大為改善。清政府借外債往往以各種權利作抵押,致使國家主權受到嚴重損失。民國政府一改這些弊病,在“不礙主權”的前提下,利用外資進行國家經濟建設。當時,資產階級各派代表人物認為應把利用外資發展經濟作為一項建國方略,梁啟超、張騫提出了“利用外資振興實業”的口號,這些主張沖擊了當時的閉關自守思想,為孫中山提倡利用外資進行國家經濟建設掃清了思想障礙。
  (2)利用外資的國際環境有所改善 戰后, 大量工業設備和資金閑置,是利用外資有利的國際環境。當時,西方資本主義已由自由競爭走向壟斷,資本輸出已成為帝國主義的一個基本特征,大量的工業設備和資金閑置無用,急于對外尋找投資場所。“倘我中國人能利用此機會,借彼將廢之工廠以開發我無窮之富源,則必為各國所樂許也。此所謂天與之機”〔28〕。中國應趁此機會利用外資,振興實業。
  (3)利用外資可給輸入國和輸出國共同帶來利益  中國天然資源的開發,實際上為世界各國開拓了一個廣闊的中國市場,它能大大緩解歐美各國投資場所、銷售市場的困難,他們必然愿意為中國振興實業而“效力”。而“中國實業之發達,固不僅中國一國之利也,而世界必同沾其利”〔29〕。如中國利用外資可為資本主義國家的“剩余”資本和物資開拓活動場所,使得“各國公司工廠,皆有利益”,而各國資本家則“惟恐我不借他之款”〔30〕。
  因此,孫中山主張全面利用外資進行國家經濟建設,早日實現中國國民經濟現代化的偉大目標,造福于人民。
  全面利用外資,維護國家主權,進行國家經濟建設,加快中國現代化進程,是孫中山外資思想的主要內容,其核心就是力倡中國對外開放。開放是孫中山經濟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孫中山由于久居國外,對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歷史等各個領域進行了深入細致的考察,對世界大勢有著深刻的認識和了解,對清廷閉關鎖國、盲目排外的“荒島孤人”政策深惡痛絕。因此,在武昌起義勝利后不久,孫中山就大膽地提出“共和成立之后,當將中國內地全行開放,對于外人不加限制,任其到中國興辦實業;但于海關稅則須有自行管理之權柄,蓋此乃所以保其本國實業之發達,當視中國利益為本位”〔31〕。他認為只要民主政府勵精圖治,講究方法,維護國家主權,就能利用外資給本國帶來好處,加速國家經濟建設,實現國民經濟現代化的宏偉目標。
  孫中山利用外資的開放主義理論,指明了中國現代化道路的航向,從微觀和宏觀方面對中國現代化進程作了精辟的理論指導,并且提出了許多具體的解決辦法。利用外資進行國家經濟建設,把中國建設成為現代化強國,是孫中山一生所追求的偉大目標。但由于個人、時代及階級的局限性,孫中山開放主義理論未能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國富民強的現代化國家。
  孫中山利用外資進行國家現代化建設的建國方略雖然落空了,但他的愛國主義激情及其對國家、民族高度負責的革命精神,始終鼓舞和激勵著億萬中國人民奮力掙脫封建保守思想的束縛,勇敢地走向世界;這一理論對于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獨立的近代工業化體系,加速國民經濟現代化進程產生了深遠的歷史影響;這一理論豐富了近代中國人學習西方、振興中華的思想寶庫,并在客觀上推動了辛亥革命以后實業潮流的向前發展,其影響至今,意義深遠。
  注釋:
  〔1〕見拙著《孫中山利用外資的原則及其影響》, 《湖北大學學報》(哲社版)1996年第5期。
  〔2〕《復李村農函》,《孫中山全集》(以下簡稱《全集》),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五卷第121頁。
  〔3〕〔5〕《中國實業如何能發展》,《全集》,第五卷第133 頁。
  〔4〕《實業計劃》(自序),《全集》,第六卷第248頁。
  〔6〕《國父全集》第二冊,1973年臺北版,第798頁。
  〔7〕《國父全集》第一冊第847頁。
  〔8〕〔13〕〔19〕〔20〕〔28〕《建國方略·心理建設》, 《全集》,第六卷第224—228頁。
  〔9〕《中國鐵路計劃與民生主義》,《全集》,第二卷第490頁。
  〔10〕《在神戶華僑歡迎會的演說》,《全集》,第三卷第47頁。
  〔11〕《在濟南各團體歡迎會的演說》,《全集》, 第二卷第480—481頁。
  〔12〕《實業計劃》(第五計劃),《全集》,第六卷第378頁。
  〔14〕〔27〕《在上海報界公會歡迎會的演說》,《全集》,第二卷第498、499頁。
  〔15〕千家駒:《舊中國公債史資料》,第366頁。
  〔16〕《致蔡鍔函》,《全集》,第三卷第31頁。
  〔17〕《在北京報界歡迎會的演說》,《全集》,第二卷第431 頁。
  〔18〕〔25〕〔26〕《在南京同盟會會員餞別會的演說》,《全集》第二卷第322頁。
  〔21〕〔23〕〔29〕胡漢民編《總理全集》,第一集第293、145、521頁。
  〔22〕《在安徽都督府歡迎會的演說》,《全集》, 第二卷第533頁。
  〔24〕《實業計劃》(結論),《全集》,第六卷第398頁。
  〔30〕《總理全集》,第二集第86頁。
  〔31〕《在歐洲的演說》,《全集》,第一卷第560頁。
湖北大學學報:哲社版武漢83~86F11理論經濟學李本義19981998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在領導中國進行民主革命的同時,提出了全面利用外資,進行國家經濟建設的建國方略。本文主要探討孫中山外資思想形成的歷史條件,利用外資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與《孫中山利用外資的原則及其影響》〔1〕一文, 構成對孫中山外資思想的完整論述。外資思想/必要性/可能性李本義,男,1965年生,武漢 湖北大學 郵編:430062 人文學院講師。 作者:湖北大學學報:哲社版武漢83~86F11理論經濟學李本義19981998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在領導中國進行民主革命的同時,提出了全面利用外資,進行國家經濟建設的建國方略。本文主要探討孫中山外資思想形成的歷史條件,利用外資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與《孫中山利用外資的原則及其影響》〔1〕一文, 構成對孫中山外資思想的完整論述。外資思想/必要性/可能性
2013-09-10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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