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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蘇雪林與五四新文學
論蘇雪林與五四新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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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五四后中國現代文壇才真正有女性文學的崛起,涌現出一大批才華橫溢的女作家。作為五四新文學開拓者之一的蘇雪林是應該在現代文學史中占一席重要地位的——這不僅因為她勤于耕耘,成就斐然,作品產生過較廣泛的影響,而且新文學的許多重大節目,她都參與或經歷過,是五四新文學的見證人。冰心說:“記得五四時代,我們的前輩有袁昌英和陳衡哲先生,與我同時的有黃廬隱、蘇雪林和馮沅君(注:《入世才人粲若花》,人民日報(海外報)1987年3月7日第7版。)。 ”而今,這一大批文學先驅者都相繼謝世,但她們的文學天才與不朽作品中張揚的時代精神,使五四以來的中國新文學發出異常奪目的光輝。尤其是跨越兩個世紀的文壇元老蘇雪林先生,以卓而犖不凡的才情,獨具魅力的作品與多方面豐碩成果而獨領風騷,備受矚目。
      一 蘇雪林和中國新文藝運動的關系(1915—1925)
    1.冠絕儕輩的才情
  蘇雪林先生晚年在她的自傳《浮生九四》里,稱自己是四川眉山蘇轍的后裔,或許正因為如此,她遺傳了遠祖“三蘇”的豪邁才思與文學才華,故聰穎早慧,藝術沖動和文學靈感異乎同齡人。十二歲時就能寫出婉麗別有風味的《種花》七絕:
  滿地殘紅綠滿枝,宵來風雨太凄其。荷鋤且種海棠去,蝴蝶隨人過小池(注:《燈前詩草》,第131頁,臺北正中書局,1982年版。)。
  小小的年紀,看了一部日俄戰爭寫真帖(類似今日的連環畫),瀏覽炮火連天的戰爭畫面,竟激發了她純粹而熱烈的藝術創造沖動,用彩筆繪成貓兒國里貓鼠開戰的故事集,情節穿插極其熱鬧,自成章回。“雖然尚不知用文字記錄,但卻有圖為證……記得當時是畫了一厚冊,可算我幼年繪畫的杰作。”(注:《我的生活》第144頁, 臺北文星書店,1967年版。)五十年代初,蘇先生在《三十年寫作生活的回憶》中說:“大約不是十一歲半,便是十二歲……居然大膽地想嘗試寫作,每天用之乎也者的文言,寫一兩段日記,所記無非是家庭瑣碎生活和一些幼稚可笑的感想。”“模仿蒲留仙和林琴南的調調兒,頗能逼肖。寫了幾個月,居然積成厚厚的一冊,后因嗔人偷看,自己一把撕掉,燒了。”“第一部日記,可算是開筆,也可算是我踏上寫作生涯的第一步。”據此可知,蘇先生的創作及筆耕生涯,自十余歲至百齡,幾近九十年,在五四以來的女作家中,寫作時間這么長的絕無僅有。
  1914年蘇先生考入省立第一女子師范。1915年1月18日, 日本駐華公使向袁世凱提出無理的“二十一條”,妄圖鯨吞中國,消息傳來,國人震驚。激于義憤,她戎裝倚劍留影,以申斬倭報國之志,一腔熱血,洋溢詩中:
  也能慷慨請長纓,巾幗誰云負此身。摩拭寶刀光照膽,要披巨浪斬妖鯨(注:《燈前詩草》,第24頁,臺北正中書局,1982年版。)。
  1915年9月,當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志》, 點燃思想啟蒙運動火炬,鼓吹“欲脫蒙昧”,當以“科學與人權并重”,號召莘莘學子,做“自覺而奮斗”精神的“新青年”時,正在安慶女師讀書的蘇小梅(注:蘇雪林(1897—1999)原名蘇小梅,1919年升學北京女高師時,易名蘇梅,字雪林。1925年后發表作品以雪林女士,綠漪女士署名。),就以故鄉一個童養媳被惡婆虐待致死為題材,做了一部短篇小說《童養媳》,對鄉村中蓄童養媳之陋習與罪惡,進行了有力的控訴。用的是林(琴南)譯小說體,“辛酸刻骨,悲風滿紙”。(注:《我的生活》第145頁,臺北文星書店,1967年版。)傾心新文化運動, 自覺投身到奔騰澎湃的新文化洪流中,并以短篇小說創作積極參與,其切入點正是新文化所要反對的舊傳統與舊道德。在民國初年當時年青女學生里,實屬罕見。可能是因她涉足文壇較早的原因,60多年前,文藝評論家錢杏cūn@①在《綠漪論》中才會有這樣恰如其份的評語:“蘇綠漪和中國的新文藝運動,是有著很久的關聯的”。(注:黃人影《當代中國女作家論》,第132、148頁,上海光華書局,1933年版。)
    2.五四后北京文壇的蘇梅
  波瀾壯闊的五四運動爆發不久,蘇雪林放棄小學教員的職位,升學就讀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國文系,親列新文化先驅胡適、李大釗門墻受教。淵淵如海的古都北京,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那時她整個心靈都被一種新思潮所鼓動。“每天我們都可以從名人演講里,戲劇宣傳里,各會社的宣言里得到一點新刺激,一點新鼓動。我們知道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反抗,什么是破壞”。(注:《我的生活》第 100 頁, 臺北文星書店,1967年版。)特別是“胡適之先生那句‘這個時代是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時代’(尼采語)”響徹云霄,震蕩一代青年的心靈。談到五四對自己的影響,她說:“五四運動影響我的思想非常巨大,這在《棘心》里已屢有提及”。(注:《靈海微瀾》第3集,第78頁, 臺南聞道出版社,1980年版。)“我的性格相當頑強,同時又是五四思潮翻滾過來的人”、“是一個平日喜以唯理主義‘五四人’自命者”。(注:《靈海微瀾》第3集,第82頁,臺南聞道出版社,1980年版。 )五四運動給新文學帶來催生的鮮活力,一是以科學的、理性的眼光估量一切,而決定取舍,二是人的自我意識的發現,亦即人人有自主抉擇的權利。1994年7 月蘇先生在接受電視記者采訪時說:“五四以前,對‘我’的認識不明確;五四后,對‘我’有深刻的了解,認為‘我’應該有獨立的人格與權利,可以決定自己的前途和命運。”(注:《智慧的薪傳》,臺灣生龍錦鳳傳播公司制作的錄影帶(94年7月)。 )她后來立意連即將到手的文憑也不要,等不到從女高師畢業,就毅然報考海外中法學院赴法國留學,用蘇雪林教授自己的話來說,求學上進的機會,主宰命運的權利應該自己來把握,“我們心龕里供奉著一尊尊嚴無比儀態萬方的神明——理性”。(注:《我的生活》第101頁,臺北文星書店,1967年版。)
  接受新思想熏沐的蘇雪林,雖然在女高師求學只有短暫的兩年,但卻是她邁向文壇的起點。她舍棄林譯的文言體,練習用白話寫作,并用許多筆名向報刊投稿;她還與同學周寅頤主編《益世報·婦女報周刊》,五四后盛談的婦女解放、女子享有教育權、繼承權、經濟權等,她都訴諸文字在報紙上表明自己的觀點。“那刊物既為周刊,每個月需寫二三萬字的文章,始可應付。那雪地里凍死的小乞丐、被惡姑虐死的童養媳、一心想著貞節牌坊犧牲青春和幸福的節婦(注:《憶寫作》,臺灣聯合報,99年4月22日37版。)”,都是寫作的素材。 “所寫也不全屬文藝創作,雜湊的論文,零亂的隨感亦復不少。因技巧太不成熟,所有存稿一篇沒有保留。”(注:《我的生活》第105頁,臺北文星書店,1967年版。)由于年代久遠,《益世報》又不易尋覓,加之蘇先生寫作又多用筆名,這就給檢索其時的文章增加難度,好在當時報刊對她的評論為我們留下了清晰的歷史回聲:
  這是不喜歡用自己真姓名而好多用筆名發表作品的一位女作家,雪林女士是用于《李義山戀愛事跡考》的,綠漪女士則用于伊的創作集《綠天》與《棘心》上的;聽說還有其他許多僅用一次即行作廢的筆名,不勝枚數。這大約是作者愿以文字與讀者相見,不愿以作者自己與讀者相見的一種態度吧?五六年前的北京文壇(指1921年前),凡是提到蘇梅女士,差不多沒有人不知道的。當時北京高等女子師范,出了許多擅長于文學的女生,其中最著名號稱四大金剛(指蘇雪林、黃廬隱、馮沅君、程俊英),蘇梅女士是四大金剛之一(注:張若谷《中國現代的女作家》,見1929年《真善美》女作家專號,第61頁。)。
  1995年,我赴臺南拜謁蘇雪林教授,曾問蘇先生,早年用過哪些筆名,先生告訴我:剛開始發表文章是用學名蘇梅,后來人家知道了,覺得很不自在,就選了好些筆名。用“靈芬女士”筆名向《晨報附刊》投稿,編《益世報·婦女周刊》用“老梅”、“雙méi@②”筆名寫文章,“杜芳”、“杜若”是用在《真美善》雜志上,在法國留學期間,發表文字用的筆名是“肖青”,因我母親姓杜,名浣青,“肖青”筆名是懷念母親的。
  筆者最近收集到兩篇蘇雪林先生早年的佚文,都刊發于《晨報附刊》上。第一篇是關于婦女問題的言論,標題為《新生活里的婦女問題》(注:《晨報附刊》1919年10月1日第7版。),寫于1919年10月。這篇千余字的言論,文筆清麗,析理透徹。文章開宗明義提出“舊社會的生活,是煩悶的生活,不自然的生活,非人的生活。現在曉得我們是人,是要過人的生活,所以要鏟除那煩悶的生活,不自然的生活”。接著論及由于婦女“受了幾千年的壓力,把自己的知覺完全失卻了,自己一點都不覺得,反以為這(非人的生活)是應該的”,呼吁“新青年”的男子,“要從惡社會里去救我們的同胞,來到我們新社會里,不是單求自己的新生活,還要求社會全體的新生活”。全文袒露一位五四新女性對婦女命運的熱切關注。第二篇是譯作,翻譯法國作家莫泊桑的散文《水上》,1922年6月譯于法國里昂。 譯文以優美的筆觸再現了莫泊桑筆下萊茵河旖旎的風光,語言完全是本色而單純的中國風格,毫無五四初期那種冗長的歐化語調。蘇雪林先生是1921年秋赴法國留學的,學習法文尚不滿一年,就以清新流暢的譯作奉獻給國內讀者,人們既驚詫她學習法文的天份,又對她介紹法國文學作品,熱心中法文化交流表示欽佩。據阿英先生云:“她的作品,最初是發表在北京《晨報附刊》上,我記得在她到法國以后,她還寄回一部似乎標題《鄉村雜詩》的小詩,在那上面刊載了很久(注:黃人影《當代中國女作家論》,第132、148頁,上海光華書局,1933年版。)。”
  蘇雪林先生逝世后,臺《聯合報》曾刊發先生遺作《憶寫作》(注:《憶寫作》,臺灣聯合報,99年4月22日37版。), 文中回憶了她早年主編《婦女周刊》的情況。對于一位尚在求學的文學青年,積極投身于時代潮流,并能獨當一面主持周刊編輯達一年之久,撰寫各種體裁文章數十萬言,充分顯示了她冠絕儕輩的才情。
      二 創作、教學、研究三棲,集作家、教授、學者于一身(1926—1937)
    1.蜚聲文壇的綠漪女士
  1925年蘇雪林留法歸來,先后任教蘇州東吳大學、上海滬江大學、省立安徽大學、國立武漢大學。自1925年至抗戰爆發的十多年時間里,她一面從事教學,一面勤奮創作與研究,這是她一生精力最充沛、創作最旺盛、成果最輝煌的時期。“回國后所作的作品大都散見在《北新》和《現代評論》上,《語絲》上也有她的文字”、“她的作品很多,她寫詩,她創作小說,她寫劇本,她也作散文。”(注:黃人影《當代中國女作家論》,第132、148頁,上海光華書局,1933年版。)1928年和1929年上海北新書局先后出版了以綠漪女士署名的散文集《綠天》及長篇自傳體小說《棘心》。這兩部作品數月之內,一版再版,受到讀者特別的青睞,尤其是《棘心》中女主角杜醒秋女士特立獨行的品格和個性,當時確曾引起不少出自舊家庭、接受新思想知識青年的強烈共鳴。臺灣讀者一萍撰寫回憶文章說:“《棘心》出版后,京滬愛好文藝的青年,莫不爭相購買,有人結婚,送《棘心》是很時髦的禮品”(引自《慶祝蘇雪林教授百齡華誕專集》)。
  《綠天》與《棘心》是蘇雪林先生蜚聲文壇的成名作,因才名及文名使她與冰心、凌叔華、馮沅君和丁玲并列為五四后文壇五大女性作家(見黃人影《當代中國女作家論》)。關于這兩部作品的藝術特色,筆者曾在《蘇雪林簡論》、《蘇雪林先生早期創作管窺》二文中作了詳細論評,不贅述,今僅就這兩部作品在新文學上的影響,談兩點意見。第一,《棘心》是作者的自敘傳,以自己留學法國的經歷,展現五四后知識女性在新舊文化交替、新思想舊道德碰撞時面臨人生抉擇的心路歷程,開新文學描寫留學生生活長篇小說之先河。作者塑造的杜醒秋女士是具有鮮明時代特征的藝術形象,深刻地揭示了五四后舊家庭出身的知識女性獨特的個性。同時,閱讀《棘心》,我們也能從中了解蘇雪林先為人處世的節操與知恩報愛的人格魅力。主編《生活》周刊的韜奮先生,在《棘心》出版后幾天,就撰文向讀者推介:“我們知道這本書全由事實為背景,而最能使人感動而永莫能忘的,是主人公醒秋女士磊落的做人態度……這種冰玉清潔的人格,浩然不羈的正氣,最使人感動”,“處處動人心弦, 好像拉了讀者恍然如親身加入里面的悲歡離合”, “全書328頁,我費了兩整夜的工夫,很仔細的看完,還嫌它太短! (注:《介紹一本好書》,見《生活》周刊4卷35期,第395頁。)”第二,《綠天》是二十年代留傳至今的一本現代散文名著。童心、自然、母愛的主題,率真、清新、雋麗的文字,清倩、靈活、豪放的才思,抒寫人間的溫暖與人性的芬芳,打破了“美文不能白話”的迷信而贏得盛譽:“蘇綠漪是女性作家中最優秀的散文作者,至少在現代女性作家的比較上,我們可以這樣說。”(注:黃人影《當代中國女作家論》,第 132、 148頁,上海光華書局,1933年版。)林海音曾深情地說:“《綠天》實在是一本富有詩意的散文,描寫大自然景色的情意之文,書中很多,我在中學生時代讀它,和今天我做了祖母再讀它,一樣使我深得其味。”(注:《剪影話文壇》,第26頁,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7年版。)筆下學養深厚的智慧澄液,內心高雅充實的生命力,這是抒寫心靈散文奪人共鳴的魔力所在,正緣于此,蘇雪林才被現代文壇公認為散文大家,《綠天》才被視為早期散文名著。
  除了小說與散文,她還出版了研究唐詩的學術專著《李商隱戀愛事跡考》,在《北新》半月刊上發表獨幕童話象征劇《玫瑰與春》,以及取自佛經與印度史實的三幕劇《鳩那羅的眼睛》。以上二劇皆用唯美文體,藝術感染強烈。尤其是《鳩那羅的眼睛》,是真實的歷史故事,與沙翁名劇《哈姆雷特》一樣是“太子悲劇”,惻人肺腑,因作者寫此劇參考不少梵典,良工心苦,成為當時水準相當高的唯美劇。
    2.切中肯綮的作家與作品論
  蘇雪林先生除了以自己的創作為五四后新文學奉獻一份心力外,她還熱切關注當時文壇的現狀,對二三十年代活躍于新文學園地的諸多作家及其作品進行廣泛的論評。她一生雖未以文藝評論家名,但在三十年代初,就撰寫了數十篇切中肯綮的作家作品專論,縱橫捭闔展現了新文學運動十五六間蔚為壯觀的創作風貌,稱她為新文學的文藝批評家實不為過。
  1931年蘇雪林先生在武漢大學文學院任教,除教“中國文學史”和“基本國文”外,院長又堅請她教授“新文學研究”。當時各大學從未有人開這門課,原因是新文學運動不過才十二三年,有關新文學的資料貧乏且不成系統;其次作家及作品正層出不窮,作家的思想未有定型,寫作傾向也在經常變更。但為了滿足眾多文學青年愛好現代文藝的欲望,她自編講義,蓽路藍縷,開起這門新課(講義分為新詩、散文、小說、戲劇、文評五個部分)。她曾回憶開這門新課的艱辛:“那時候作家的作品雖不算豐富,每人少則二三本,多則十幾本,每本都要通篇閱讀。當時文評書評并不多,每個作家的特色,都要你去揣摸,時代與作品相互間的錯綜復雜的影響,又要你自己從每個角度去窺探,還要常看雜志,報紙副刊,借知文學潮流的趨向,和作家的動態。”(注:《我的生活》第126頁,臺北文星書店,1967年版。)讀作品,編講義, 邊教學邊撰述,花了數年心血才將新文學講義的五個部分寫畢。與此同時,她又將講義及教學中的專題理論化,形成數十篇系列文章,在很有影響的文學刊物上發表,以便讓讀者了解新文學的進程與概貌。如《論胡適的〈嘗試集〉》(刊《新北辰》)、《〈揚鞭集〉讀后感》(刊《青年界》)、《沈從文論》(刊《文學》)、《〈阿Q 正傳〉及魯迅創作的藝術》(刊《國聞周報》、《現代中國戲劇概觀》(刊《青年界》)……新文學運動以來,還沒有哪一位評論家寫過如此多的作家作品論,足見這些評論在當時所產生的巨大影響。蘇雪林先生的文藝批評雖是一家之言,但無門戶、派別之見。論證作家及其作品,注意將作家生活經歷、所處環境、藝術風格與所屬流派作綜合觀察,故對其藝術傾向、作品優劣把握準備;筆鋒犀利,精當謹嚴,出刀見血,淋漓痛快。加之作者才大學博,新舊文學學養深厚,故議論恢宏,行文開闔動蕩,波瀾起伏,并時時迸射出睿見與激情——發表自己的文學理念和見解,來加深讀者對所論作家及作品的認識,給人以一氣讀完才肯釋卷的閱讀興致。以文體作家《沈從文論》為例,這是一篇“在作家與研究方面具有開創作用(注:《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卷》Ⅱ,第942 頁1986年版。)”的作家論。蘇先生首先指出沈氏作品的藝術好處,第一是能創造一種特殊風格,第二是句法短峭簡煉,富有單純的美;再次則言沈氏做小說過于隨筆化的缺憾,最后剖析這位文體作家在作品中所要表現的哲學思想:“他的作品不是毫無理想的,不過他這理想好像還沒有成為系統,又沒有明目張膽替自己鼓吹,所以有許多讀者不大覺得,我現在不妨冒昧地替他拈了出來。這理想是什么?我看就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蠻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態龍鐘,頹廢腐敗的中華民族身體里去,使他興奮起來,年青起來,好在二十世紀舞臺上與別個民族爭生存的權利”(引自《沈從文論》)。研究沈從文作品的美國人金介甫說:“在當時的中國,評論界并不把沈的作品看作文學,詆毀他的創作多半出于空想,因而否定了他的作品在中國社會生活中的作用(注:《沈從文傳》, 第139、 322頁,湖南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他在《沈從文傳》中,特別提到蘇雪林的《沈從文論》“有真知灼見(注:《沈從文傳》,第139、322頁,湖南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丁易著《中國現代文學簡史》、王瑤在《中國新文學史稿》中,言及沈從文的創作,“他們論點許多都是沿用蘇雪林的”。(注:《沈從文傳》,第139、322頁,湖南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
  再比如,二十年代中期,中國新詩壇象征派詩人李金發的《微雨》、《為幸福而歌》等詩集流傳并引起論爭——一部分人抱怨他的詩讀不懂,稱其為“詩怪”,一部分人又喜愛他那一種異國情調而著意模仿,貶褒不一時,是蘇雪林先生最早在《現代》上發表《論李金發的詩》,揭示李詩的藝術特征“朦朧恍惚,驟難了解”,是在于“觀念聯絡奇特”、“不固執文法的原則”、“感覺敏銳、幻覺異常”、“省略與跳過句法”。(注:《現代》,1933年第3卷第3期。)該文還就李詩的創作談及自己對象征派的認識,厘清頹廢派與象征派的分別:頹廢派詩人要求強烈及奇異之刺激,而象征詩人則幻覺豐富,異乎尋常,心靈作用也較常人進步。指出中國的新詩與法國象征派發生密切的聯系,首創象征派詩體的李金發是功不可沒的,肯定“中國象征派的詩至李氏而始有,在新詩界中不能說他沒有相當的貢獻”。(注:《現代》, 1933年第3卷第3期。)
  講授新文學,撰寫作家作品論,關注、研究新文學的發展及現狀,她后來把新文學講義與發表的部分論文結集為《中國二三十年代作家》,這是她花十多年心血奉獻給新文學的一本影響深遠的大著。全書四十五萬言,七十二章,論評作家(含詩人及劇作家)四百余人,評點作品近千部,可謂是宏篇巨構,其中耗去的時間與精力非常人所能想象,正如作者所言:“我評論一個作家,都以其作品為憑,作品是一個人‘心靈的寫照’,是最有力的證據,而這些作品我是都仔細讀過的。”(注:《文壇話舊·序》,第4頁,臺北文星書店,1967年版。 )故而評論作家或作品,抨平公允,優劣得失,從不違心。例如她在《郁達夫及其作品》、《多角戀愛小說作者張資平》中,就對郁、張小說里病態頹廢色彩與色情傾向提出批評:“赤裸裸描寫色情與性的煩悶的郁達夫,又好寫鴉片、酒精、麻雀牌、燕子窠、下等娼妓、偷竊、詐騙,以及其他各種墮落行徑,所以人家給他戴上頹廢作家的冠冕(注:《中國二三十年代作家》,第320頁,1983年版, 臺北純文學出版社。)。”“張資平雖然自稱為新文學作家,但他專以供給低級的趣味、色情或富于刺激性的題材娛樂一般中產階級……作品產量雖豐富,而十九粗制濫造,毫無藝術價值可言(注:《中國二三十年代作家》,第328頁,1983年版,臺北純文學出版社。)。”她語重心長地說:“高尚純潔的文學,在于作家有優美的技巧和健全的人格”,“糞土里生不出美麗的花,下流淫猥的腦筋里,也產不出高尚純潔的文學,所以文學家的品格不能不注意培養”(注:《中國二三十年代作家·總論》,第28頁。);“在文人生活不能獨立的現代,拿文字換面包,是沒法避免的。但決不可為了想賺錢,便做迎合讀者的文字”。(注:《中國二三十年代作家·總論》,第28頁。)她在很多評論文章中,也常常談及自己的文學見解與主張。早在1928年春,蘇雪林為他的學生王佐才詩集《蟬之曲》作序中,就已申明了她的文藝觀與創作觀:“我以為文學是思想、情感(或說情緒)和藝術的一種作用,無論寫實也好,象征也好,浪漫也好,什么也好,要沒有高遠的思想,豐富的情緒,潔煉的藝術,不配叫做文字,更談不到創作”;“文學家和藝術家的使命,是以豐富的想象,高超的意境,美化人生,提高人們的情感和思想,他們要在荒地上散布花種,要在沙漠里掘開甘泉,把這個荒涼的世界,逐漸化為錦天繡地的樂園”。
       三  《屠龍集》、 《南明忠烈傳》等一批戰時作品(1938—1948)
  1937年7月,日本侵略者悍然發動侵華戰爭, 中國人民從此進行了長達八年的浴血奮戰。1937年8月13日,淞滬之戰爆發, 此時正值暑假,蘇雪林居停滬上,目睹上海軍民奮勇抗擊日寇的壯烈場面,遂將“嫁奩三千元,加上十余年省吃儉用的教書薪俸所積買兩根金條,捐獻政府作為抗戰經費的小助。這兩根金條重五十一兩數錢,原存銀行,作為將來的養老費的,至是獻出”。(注:“屈賦新探”系列包含《屈原與九歌》(1973年出版)、《天問正簡》(1974年出版)、《楚騷新詁》(1978年出版)、《屈賦論叢》(1980年出版)。)蘇雪林的義舉感動了國人,后來遂掀起了一股頗為壯觀的獻金抗戰熱潮,此事曾披露于報端(見1937年10月11日《國聞周報》戰時特刊)。1938年春蘇雪林隨武漢大學遷徙至四川樂山縣,直到1946年才回鄂,在樂山經歷了八年物質維艱的戰時生活。
  在樂山教學之余,她開始以比較神話學的新視野對屈原作品進行東西方跨文化研究,揭示出屈原作品中罕為人知的奧秘——豐富的域外宗教神話痕跡。此項研究直到八十年代初“屈賦新探”四本巨著問世,研究時間幾近半個世紀。又,抗戰之初,在日本侵略者猖狂屠掠面前,一部分人對抗戰前途悲觀,“亡國”論調甚囂塵上時,蘇雪林義憤填膺,廢寢忘食,撰寫了一本二十多萬字的傳記文學《南明忠烈傳》。在戰時資料圖書征求不易的條件下,她僅用五個月時間,于晚明正史、野乘、筆記中鉤沉數百位抗清復明仁人志士,以他們捍衛宗邦,抵御外侮,寧死不屈的凜凜正氣,來激發抗戰中國民的民族自衛意志和民族自信力。她在該書序言中說:“南明諸人處境之窘,或更甚于今日我們之所遭遇,而含辛茹苦,終無怨言,竭忠盡智,惟期活國,則亦可以激勵我們的志氣,振奮我們的精神,相互犧牲小我,共挽狂瀾,以期最后勝利之到來。”歷史與文化是民族精神的集中體現,作為戰時的文化人,其創作必須以弘揚民族精神、抗敵衛國為己任。所以在序言的結尾,她寫道:“本書所介紹的幾百個抗清復明的志士仁人,大半可作詩歌、小說、戲劇的資料,筆者愿意將此書公開于海內著作家之前,替新文學開一條新路。”1940年她又利用《南明忠烈傳》里可歌可泣的事例,創作七個短篇歷史小說,后結集定名為《蟬蛻集》,由商務印書館作為該館《現代文學叢書》之一種出版。“歷史小說也和歷史一般,其任務不在將過去史實加以復現,而在從過去事跡反映現在及將來,所謂‘彰往察來’,使人知所鑒戒(引同上)。”這段話,交代了在戰時她創作歷史小說的動機。
  抗戰期間蘇雪林還出版過一本著名的戰時隨感錄《屠龍集》。收入該集的文章大致可分為三類:一、揭露日本侵略者燒殺擄掠、無惡不作的法西斯面目;二、熱情歌頌中華兒女不畏強暴,前仆后繼,英勇殺敵保衛國土的愛國精神;三、抒寫戰時知識分子動蕩生活與痛苦經歷。蘇雪林先生身居閉塞的鄉野,卻時時關注戰局的發展和祖國的命運,正如作者在《家》中所言:“我們每人一天少不了一個家,但是我們莫忘記現在中國處的是什么時代。整個國土籠罩在火光里,浸漬在血海里……我們應當將小己的家的觀念束之高閣,而同心合意來搶救同胞大眾的家要緊。這時代我們正用得著霍去病將軍那句壯語:‘匈奴未滅,何以家為!’”
  她用飽蘸深情的文字,謳歌奮戰在抗日前線的將士:“我們全民族都激動起來了,怒吼起來了。我們忠勇的將士,足踏著白刃,冒著猛烈的炮火,爭先恐后,與頑敵作殊死戰,壯烈的戰史一頁一頁展開,驚天地泣鬼神的犧牲,層出不窮的表現……我們更有血肉構成的堡壘,血肉構成的長城”(《奇跡——獻給陣亡將士的英靈》)。《屠龍集》出版之際,正是抗戰處于最艱苦的相持階段,日本法西斯妄圖用“三光”政策來滅亡中國,實現其稱霸東亞的野心,蘇雪林先生以敏銳的洞察力,預言“東亞這頭吃人瘋狂野獸”,最終逃脫不了滅亡的下場,英勇的中華兒女定能以正義之劍,屠殺這只滅絕人性的“毒龍”,書名取“屠龍”二字,其深意即此。這無疑給抗戰中的軍民以極大的鼓舞。《屠龍集》中多處抒發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情懷:“日本這次對華侵略,四十歲以上的大學教授上陣沖鋒的也很不少”(《寄華甥》),“若是環境不許我們再活下去,將孩子托給保育院讓國家教養,先生拈起槍上前線,太太加入救護隊,有什么大不了的事”(《煉獄》)!這些迸射著熾烈情感、豪邁而頗具陽剛之美的語言,飛揚著戰斗精神和時代色彩,與作者早期散文中的陰柔之美,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二集》序言云:“現代散文的最大特征,是每一個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現的個性,比以前的任何散文都來得強。”鮮明的時代特征與作家的創作風格及個性緊密關連,在《屠龍集》中得到生動的驗證。
  蘇雪林先生向以重視西方文學作家的寫實、象征、浪漫、唯美的創作方法,于新文學的創作有借鑒作用。她說:“新文藝誕生不久,還得向西洋先進國攝取營養料始能茁壯,那營養料便是翻譯文藝(注:《五四以后北平的文壇和思想界》,第20頁,見《風雨雞鳴》,臺北源成文化圖書供應社,1977年版。)。”自二十年代初至四十年代末,只要能擠出時間,她就不停歇地翻譯,她曾翻譯雨果的詩,都德的小說,莫泊桑的短篇小說及但丁《神曲》的部分章節,數量雖不宏豐,但她卻一直在這塊園地上默默地奉獻心力,把介紹外國文學作品,當作義不容辭的責任。
  1948年蘇雪林還與上海徐家匯天主教堂法國神父善秉仁共同編輯出版了《一千五百種現代中國小說與戲劇》。此書為英文版,16開560 頁,除作品提要,并附作家小傳,洋洋大觀,系統展現現代中國文學風貌。蘇雪林所撰的《今日中國小說與戲劇》置于卷首作為導論。該書將近現代中國文藝向世界介紹,對于西方認識了解中國文藝之大概,其功甚偉,從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來考量,這本百萬字的提要無論在當時亦或是今天,都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而應受到珍視。
      結語
  自五四新文學發端,到1948年秋蘇雪林赴香港真理學會就任編輯,在新文學進程的三十年間(除留學法國4年外), 她一直是以豐沛的創作激情,在新文學園地上勤奮耕耘,她戲稱是“打雜文壇三十年”,“担柴挑水,忙個不了”(《談寫作的樂趣》)。為什么會這樣醉心,用她自己的話說:“是文藝之神,撥醒我心靈創作之火”(《中年》),我“要把自己最后一滴精力都絞瀝出來”,“以寶貴的生命去兌換藝術的完美”,“作家必如此,才算藝術忠臣”(《讀與寫》)。粗略統計,三十年中面世作品有小說《棘心》、《蟬蛻集》、《天馬集》,散文《綠天》、《青鳥集》、《屠龍集》、《蠹魚集》,戲劇《鳩那羅的眼睛》、《玫瑰與春》,傳記文學《南明忠烈傳》,學術研究《李商隱戀愛事跡考》、《唐詩概論》、《遼金元文學》,總字數逾三百萬言。眾所周知,蘇先生自1925年留法歸來,就一直在多所高等學府担任教職,僅在武漢大學任教就長達十八年,創作、教學、研究三棲,集作家、教授、學者于一身。五四新文學以來,在文學諸多領域有如此卓越建樹者,僅蘇雪林先生一人而已。故早在二十年代末,《孽海花》作者曾孟樸先生就驚嘆:“最欽服的于新舊文學都有成功的女作家雪林女士!”(注:張若谷《中國現代的女作家》,見1929年《真善美》女作家專號,第61頁。)
  當世紀之末,我們回眸這位五四文壇耆宿在八十多年的文學生涯中,以一支健筆,始終不渝的文學信仰、非凡的毅力與獻身精神,去抒寫自己一個世紀的心路歷程,給后人留的是一筆珍貴的文學遺產——智慧與心血結晶的五十部著作、兩千萬字的華章美文!中華文化的命脈,正是有像蘇雪林先生這樣的中西文化都有深潛修養與根柢的老一輩學人,以豪邁的才情,勇蛾撲火的殉道精神孜孜以求,延綿傳承,才得以炳曜千秋。為此,亞洲華文作家文藝基金會于1993年4月, 給予蘇先生殊榮,向她頒發資深敬慰獎。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屯右加隊的左半部
    @②原字為呆右加呆
  
  
  
中國文化研究京84~90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沈暉20002000 作者:中國文化研究京84~90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沈暉20002000
2013-09-10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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