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思韻網

加入收藏   設為首頁
選擇語言   簡體中文
你好,請 登陸 或 注冊
首頁 人文思韻 傳奇人物 歷史思潮 時代作品 話題討論 國民思韻 民初捐助 賬戶管理
  搜索  
    人文精神 >>> 民初精神探源
字體    

論魯迅與張愛玲的文化關系
論魯迅與張愛玲的文化關系
網載     阅读简体中文版


  要想在魯迅和張愛玲之間找到一座橋梁,似乎很容易。于青在《張愛玲傳》中說:“如果說,魯迅畢生致力于國民性的批判,是對民族文化心理建構的一個貢獻;那么,張愛玲對女性意識里‘女性原罪’意識的展露和批判,則是張愛玲對民族文化心理建構的一個補充,是對女性意識的進化和發展的一個貢獻。”〔1〕此外, 迅雨(傅雷)也在《論張愛玲的小說》中寫道:“毫無疑問,《金鎖記》是張女士截止目前為止的最完滿之作,頗有《狂人日記》中某些故事的風味。”〔2 〕以上論斷為我們研究魯迅張愛玲之間的共同關系提供了依據。然而,胡蘭成對魯迅和張愛玲進行比較時,卻又從完全相反的兩個方面說起。胡蘭成在《評張愛玲》中說:魯迅的“尋求是戰場上受傷的斗士的凄厲的呼喚。張愛玲則是一枝新生的苗,尋求著陽光與空氣,看來似乎是稚弱的,但因為沒有受到過摧殘,所以沒有一點病態。”又說:“魯迅是尖銳地面對著政治的,所以諷刺、譴責。張愛玲不這樣,到了她手上,文學從政治走向人間……”〔3〕這就是說,在這兩位時間跨度相隔30 年的作家身上,人們既發現了他們的共同之處,又看到了他們的截然不同。怎樣在紛繁復雜的現象中,辨析出一條道路,更好更合理地通向魯迅和張愛玲,是本文試圖論說的一個問題。
      首先,應該考察一下這兩位作家在文學史上被扭曲和錯位對待的情況。
  過去幾十年,由于我們一直把魯迅放在一套政治權力話語中進行解讀,所以,魯迅在人們的心目中,一直是“從進化論到階級論,從紳士階級的逆子貳臣進到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的真正友人,以至于戰士”的形象。魯迅的一生,固然充滿了“啟蒙”、“論戰”、“戰斗”的光輝色彩,但魯迅內心深層的精神危機和惶惑痛苦,卻一直沒有很好地被注意研究過。現在,對魯迅的研究正在向著“還俗”的一面發展,很多資料顯示了魯迅在文學史上被單向地錯位對待的問題。這種單向錯位對待發展到極點,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魯迅的著作是國內“唯一可以自由閱讀的非‘領袖’著作的全集”,從而把魯迅這樣一個活生生的人,變成了政治性的工具。當一個人失去了最起碼的生命真實感的時候,即使被推到天上,也是他的最大失落,是對他的貶抑和人格的不尊重。
  而張愛玲,則一直被排斥在現代文學史之外。正因為人們錯誤地對待了魯迅,也就會在張愛玲這樣的作家身上發現和魯迅完全對立的地方,以證明魯迅的革命和張愛玲的市俗。當魯迅終于由一個“導師”、“先驅者”、“戰士”的形象,向他自身本體的血肉的一面回歸的時候,人們也終于在張愛玲的作品中看到一種“真實人生”的魅力。即使在今天,張愛玲被文壇接受,給她一席淪陷區文學或市民文學的邊緣位置,或者把她與新感覺派小說連在一起,都不能說明已經矯正了什么。矯正本身只是對問題的提出,真正的思考和研究應該在矯正的過程中深入具體地進行。
  然而我們對這兩位作家的研究還停留在表面的印象上。從本質上說,這兩位時代差距甚遠,而又都具有經久不衰的藝術生命力的作家,他們的共同點究竟在哪里?他們有沒有最接近的共同之處?如果有,為什么張愛玲不像丁玲、蕭紅等女作家一樣,追隨魯迅,連作品的主題精神和創作道路都和魯迅同一格調,而張愛玲卻不同,她說:“把我同冰心白薇她們來比較,我實在不能引以為榮,只有和蘇青相提并論我是心甘情愿的。”〔4〕她對冰、白和蘇青的感情上的疏親, 表明她已經脫離了“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光照和影響,她站在自己的立腳點上思考和說話了。而魯迅,自從東渡日本,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實現“我以我血薦軒轅”的理想,就一直想站在一個獨立自主的立場上說話。他認為,只有每一個國人都能發出自己的心聲,“人各有己,不隨風波”,才能喚醒大眾的覺悟,才能有一個自立自強的中國〔5〕。回國以后, 魯迅首先經歷了辛亥革命的失敗,接著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到來。棄醫從文、想以文藝救治國人愚弱靈魂的魯迅,在《新青年》上發出了自己獨特的吶喊聲。《狂人日記》之后,他被推上了新文化運動一員猛將的地位,在這個位置上,魯迅用他犀利的鋒芒和義無反顧的戰斗姿態,向封建文化舊營壘發起了最猛烈的攻擊。然而,也就是在這個位置上,他不可能再像以前一樣,他在盡可能地把個人性的話語退縮到心的邊緣上去,或最大限度地壓抑自己,保持個人內心的某種“沉默”:“當我沉默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野草》題辭的第一句話,正是他失去個人語言,又要開口說出眾口一詞的全民性話語的矛盾心態的真實反映。這也許就是魯迅的幸和不幸。
  而張愛玲,從一開始走上文學道路,就置身在一個狹窄的淪陷區的生活圈子里,在那個“低氣壓”的環境里,沒有人對文壇抱什么希望,張愛玲猛然走紅,像一片奇光,照花了人們的眼睛。人們在她的作品中,“沒有聽到民族解放戰爭的炮火,沒有聽到民眾的怒吼聲”,反而看到了她“對人性、對情欲世界的揭示”,其“態度之冷峻,色調之豐潤令人震驚”〔6〕。一個身陷孤島的女作家能寫出發自內心的文章, 這種特殊的境遇與魯迅當年置身的新文化運動的大潮有所不同。正因為如此,張愛玲的作品沒有可能被抗戰文學的主潮所認同,更談不上被后來的文學史所承認了。這也許就是張愛玲的幸與不幸。
  我們把這兩位作家走上文學道路時的不同境遇加以比較,也許,這都不是這兩位作家所愿意擁有的結局和選擇,在歷史主動地選擇作家、作家被動地接受選擇的情況下,這兩位作家都因為文學境遇不同而被歷史無情地對待過。這種矛盾的遺憾、失落和犧牲,為我們今天研究他們的思想和作品提供了較為廣闊的空間。他們的共同之處,不僅在于文學境遇上的錯位和影響,而且還有思想和意識方面的必然聯系。
      其次,這兩位作家在探討現代人的生存處境時,都表現出孤寂蒼涼的悲劇意識。
  魯迅在《吶喊》自序中,曾把自己對民眾的呼喚,比作對鐵屋子里昏睡入死的人們的一種折磨。魯迅認為,與其驚醒他們,讓他們看見自己死在“萬難破毀”的黑屋子里,不如讓他們在昏睡中同歸于盡。這是魯迅的個人意愿。而“聽將令”文學決定了他要考慮斗爭的需要,當時的“將主是不主張消極的”,他說在《藥》和《明天》等篇里增加了一些亮色。這個事實說明,魯迅是新文化運動的忠誠戰士,同時又是一個具有獨立思想的文學家,他可以保留自己的思想,但并不意味著他會為了戰斗無條件地埋葬自己的思想。相反,這種“消沉”思想卻像一杯茶水中的茶葉一樣,沉淀在他的作品中,使茶水發出醇厚的顏色,當我們品味這些作品時,這些“茶葉”中浸泡出來的魯迅的思想,就給我們帶來一種難以言說的苦味。在《狂人日記》中,魯迅通過狂人的推論,把“救救孩子”的希望變成了一句空幻的話語。在整個封建社會“吃人被吃”的鏈條上長大的孩子,怎么可能逃脫出“吃人”的命運?所以,孩子并不可靠。在《阿Q正傳》中, 魯迅用夸張諷刺的手法揭開了國民靈魂的病態劣根性,他沒有對阿Q抱著“哀其不幸”的感情, 他對改造國民靈魂的艱巨斗爭,更沒有表示出盲目的樂觀和信心。在《彷徨》中,魯迅進一步去掉了“希望”的光環,表露出更加深沉的個人情緒。一個離開指揮的孤獨者發出來的哀叫,更接近“五四”落潮之后,在迷途中徘徊的戰士的心聲。呂緯甫和魏連殳在絕望和消磨中失掉了銳氣,涓生的腳下沒有什么新路可走,有的只是夢醒之后走投無路的悲哀。在《野草》中,有一篇意象極為奇特的作品《墓碣文》。那個作為長蛇的游魂,為了找到自我內心的“本味”,不惜自嚙其身,抉心自食,因為慘痛難當,未能弄清“本味”,待到痛定之后,挖出心來慢慢品嘗,然而心已陳舊,“本味”終究無從得知。我認為,《野草》中沒有哪一篇作品能像《墓碣文》這樣徹底地揭示了現代人失去自我(“本味”)之后的痛苦無助的精神狀態。這種絕對的失落和失落之后的孤獨處境,像《過客》中的行路人,不知從哪里來,向哪里去,不知自己是誰,在一個聲音的驅使之下,不停地走下去,走下去,像被拋棄在無期流放的荒漠中一樣,沒有別的選擇。
  如果我們摘掉以往的“有色”眼鏡,就會發現魯迅作品中,最感人的一面是表現現代知識分子的絕望的心靈歷程,魯迅的這種無法言說的苦難感受和精神磨礪,代表了20世紀的一種重要的人文景觀:那些肩負救國救民理想重任的知識分子,怎樣在民族危亡的大崩潰中覺醒,又怎樣在覺醒中面臨著重新崩潰的深淵。
  如果說魯迅通過他自身在新文化運動中的思想和命運的沉浮,來探索現代知識分子和現代人生的尷尬處境,那么,沒有生活在轟轟烈烈的革命大潮中的晚輩作家張愛玲,只能通過她所熟悉的男女婚戀和家居生活,來揭示現代人性裸露出來的百孔千瘡。
  “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蚤子。”這是張愛玲19歲寫的散文《天才夢》中的一句話。對生活的敏感洞察和不尋常的表達方式,使張愛玲對現代人的生存方式的理解,幾乎達到了和卡夫卡的《城堡》、魯迅的《墓碣文》、錢鐘書的《圍城》和薩特的《惡心》同樣的高度。
  張愛玲熱愛市俗生活,但她沒有沉湎于飲食男女嘈雜浮華的漩渦里,而是對他們進行冷眼“張看”,在熱氣騰騰的場面中,她能透視出她所需要提取的現代人的精神內核。正如曹雪芹熱愛他筆下的丫環小姐,但他并不是玩味她們的悲劇命運,而是通過她們來表達對人性的關懷和洞見。在表現日常生活和人情世故方面,張愛玲自覺地吸取了《紅樓夢》的精華,她的創作從起點上說,就完全不同于一般的市井文學。同時,張愛玲還把冰心、丁玲等上一代女作家的神話理想主義的文學觀,變成了實實在在的對現代人生的一種嘲諷的拆解。她通過女性特殊的觀察力和表現手段,來穿透人性本來面目,以達到對現代人的一種終極意義上的關懷。張愛玲的每一篇小說里都有熱熱鬧鬧的故事,都有嘰嘰喳喳的人物,但最終都會歸于蒼涼和破敗,即使暫時得到了美滿婚姻結局,也不知道日后究竟會如何,《傾城之戀》中的白流蘇婚姻到手之后,第一個感覺就是蒼涼和失落。在張愛玲筆下,那些男女們的人性顯露出如此“不徹底”的本相,他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在金錢和情欲中掙扎,甚至變態到瘋狂“吃人”的程度(如《金鎖記》中的曹七巧),最后仍然無法平衡那種病態殘缺的心理,抑著黃金的枷鎖老此一生。張愛玲只能為她筆下的人物安排沒有歸宿的歸宿,這和魯迅對現代知識分子在希望中徘徊,在絕望中反抗,最終無所歸依的精神命運的探討顯得完全一致。如果我們只把魯迅當作啟蒙文學家(向無產階級革命方面轉化的民主主義作家),只把張愛玲當作現代通俗小說作家,把他們局限在一個表面上的思想框架里,就無法發現這兩位作家思想深層的共通之處。這兩位作家對中國現代人的精神本質的探索,都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貢獻。由于現代文學的特殊性,它肩負的反帝反封建的戰斗使命,使作家們往往偏重于思想啟蒙而忽略了對人性的表現。既然現代文學在啟蒙的同時,也是現代人的一部活的生活樂章,一個真正的現代作家就不可能光寫啟蒙而不接觸人性。魯迅在揮舞著啟蒙大旗的同時,絲毫沒有忽略對現代知識分子內心矛盾的探索,張愛玲以通俗小說家的身份出現,實際上她關切的,也是人的本質問題,盡管現代作家對人的思想意識深層的展示和解剖,有時會被社會政治斗爭的話語形式所淹沒,但文學的本性如此,凡是在啟蒙的同時,又注意觀照人性和人生的作家作品,終究在文學史上占有了越來越突出的位置,或者向著越來越合理的價值認識的方面回歸。魯迅和張愛玲,正是由于對現代社會中的人的思想、觀念、意識處于崩潰瓦解,而又十分固守傳統的扭曲變態的心理狀態的觀察洞見,使他們作品中豐富復雜的思想和藝術價值更加凸現出來。當丁玲和蕭紅順應時代和自身的發展走上了啟蒙文學道路的時候,張愛玲已經接觸到了西方文學中毛姆、赫胥黎、威爾斯、奧尼爾等作家的作品。這些作家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西方世界中出現的精神危機有深刻了解,張愛玲受其影響,在她的散文中相應地傳出了這些作家對人類文明悲觀失望的情緒的回聲。時代“已經在破壞了,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有一天我們的文明,不論是升華還是浮華,都要成為過去”,“去掉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飲食男女這兩項,人類的文明努力想要跳出獸性的圈子,幾千年的努力竟是枉費精神么?看來如此”〔7〕。 在僅剩下“飲食男女”這兩項中,張愛玲也沒有放過對它的無情的拆穿,在《紅玫瑰與白玫瑰》中,她對那個“好男人”振保從頭到尾地拆解嘲諷了一遍。振保一心想做一個“好男人”,似乎已經做到了“一半”。但人性的荒唐和懦弱,使他一次又一次地違背了自己內心設計的理想藍圖,不由自主地干出了嫖娼、通奸之類的事情。然而,由于面子上的努力,他還在社會上保留著“好男人”的名聲,這使他感到驕傲,對做“好男人”重振信心。就在這時,他發現了妻子和一個裁縫通奸,用犧牲“紅玫瑰”的愛情換來了與“白玫瑰”的體面婚姻原來不過如此。振保開始走下坡路,公開嫖娼,同時放棄了職業晉升的追求,最后,他發誓從第二天起,重新做一個“好男人”。這當然是一句自欺欺人的話。現代人張愛玲看來,其都是殘缺、病態、不徹底的。男人是如此,那些終身依靠男人做專業“結婚員”的女性又能怎么樣呢?“紅玫瑰”有嘰嘰喳喳的生命感和誘惑力,但因為名聲不好,沒有一個“好男人”愿意娶她為妻,盡管她對愛情有強烈的渴望和不顧一切的追求精神,并把“好男人”給感動過。“白玫瑰”有端莊賢淑的外表,但內心蒼白,對男人沒有任何吸引力,她自己也沒有任何生活情趣,使得“好男人”雖然愿意娶她,卻不可能愛她,最后把她當作浴室里的一塊有黃漬的瓷磚,要徹底“砸碎”。無論男人還是女人,做好人還是做壞人,張愛玲都不給他們留任何出路,就像魯迅在解剖知識分子的內心矛盾時一樣,讓他們在絕望中掙扎,在虛妄中反抗,反抗沒有希望的“虛望”。在這里,張愛玲和魯迅都突破了傳統文學中,對人的好/壞價值觀所做的一元論的簡單判斷,而進入了現代文學中對人的生命價值存在的意義無從把握、因而造成人的殘缺與荒謬的多元論的復雜判斷之中,他們把人性的悲劇,提高到一個人類生存的總體背景上來把握,這個總體背景就是:絕望與蒼涼。即使張愛玲沒有能像伍爾芙一樣,把人的生命中“這種無可改變的悲劇性質推向極致”使她不能不保留一份對市俗生活的“安穩”“平實”的愛戀,使她作品中的男人和女人在生命中爬滿了蚤子也能頑強地活下去,但這些頑強、熱鬧又恰恰反證了張愛玲對他們的生命本質進行無情拆解的真正含義。頑強和熱鬧救不了市俗男女的命,無論婚姻還是戀愛,最終都要完結在絕望與蒼涼的底座上,無法逃脫。理性是靠不住的,不可理喻的人性是現實生活的一部分,他們除了在爬滿蚤子的生命中哭笑著表演之外,還有什么出路呢?魯迅也只能讓他筆下的“戰士”在絕望中向前走去,然而,結局是無法言說的,所謂“成功”,只不過是故事的主人公為自己和他人戲劇性地扮演了一個“蒼涼的手勢”。魯迅和張愛玲對現代人生的悲劇意識的探索,也包含了作家對他們個人生命體驗的一種觀照和反思。
      其三,比較一下《狂人日記》、《祝福》和《金鎖記》就能清楚地確認魯迅和張愛玲在文化思想內涵方面的一致性。
  魯迅最重視國民性改造和民族文化心理建構的問題,早在《狂人日記》等作品中,就揭示出民族病態產生的歷史根源。在封建宗法制度下,人與人之間形成的“吃人被吃”的循環關系,構成一張殺人害命的鐵的法網,無論兇悍還是弱小,都會在這張法網中喪生,阿Q的麻木, 祥林嫂的死,都和這張法網的殘害有不可分割的關系。魯迅用一系列理性和形象的手段,反復宣講著反封建斗爭的復雜性。在中國,提高民族精神素質,把病態根子從每個國人的靈魂里拔出去,遠比推翻一個皇帝復雜得多。基于這種認識,魯迅開創了本世紀初最具有戰略意義的文化啟蒙工程。這個關系到民族生存和興亡的文學使命,不可能由一代作家獨立完成,所以,30年代的老舍和40年代的張愛玲等,都接續魯迅,繼續參與了這方面的文學建設。除了《四世同堂》之外,張愛玲的《金鎖記》也被認為是一篇“最完滿的”,“頗有《狂人日記》中某些故事的風味”的好作品,如果認真研究一下《金鎖記》,我們會發現張愛玲不僅繼承了魯迅的文化啟蒙思想,而且突破了20年代小說中的某些局限性。
  《金鎖記》中的曹七巧,首先是一個被買賣婚姻制度殘害(吃掉)的婦女,這一點和祥林嫂的命運相似。但由于家庭出身和經濟地位不同(祥林嫂是農村婦女,曹七巧是商人的女兒),這兩個女性在精神特征方面又有明顯的不同。祥林嫂屢遭婚姻折磨,落下了兩次守寡的罪名,不明不白地死在人們的白眼和唾棄中;而曹七巧,明明知道婚姻是陷阱,是帶著黃金枷鎖的監牢,她也愿意往里跳,因為她喜歡金錢。這兩個婦女,一個是被動地經受折磨,默默地慘死,一個是一邊陷落一邊反抗,掙扎報復,最后竟變成一個“強者”,主宰了自己的一生。在曹七巧周圍,她用沉重的黃金枷鎖的枷角,劈死過好幾條人命,沒死的也送掉了半條命。曹七巧一邊“被吃”,一邊學會了“吃人”,這種既殘缺又畸形變態的女性形象,只有在商品經濟相對發達的城市市民中才能產生;祥林嫂生在貧困的農村,她的眼界、經歷、精神狀態,都不可能使她戰勝環境,只能成為一個單向面的受害者。曹七巧不但自身性格強悍生辣,而且在她的生命意識中懂得要求個人的幸福,懂得金錢和情欲,她咬牙切齒忍受著“守活寡”似的夫妻生活取得家族地位,通過丈夫死后分家,獲取了相當多的財產。從這一點上看,曹七巧是一個奮斗者,然而奮斗的成功,非但沒有使她活得更好,反而遭到了比祥林嫂還要沉重得多的精神折磨,她把自己套在婚姻、金錢、情欲這三重枷鎖之下,瘋狂地變態和扭曲,變成了惡人。魯迅在《狂人日記》中清算了封建性的“吃人”的社會關系之后,似乎了結了文明史上的一筆舊帳;然而中國現代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金錢關系,又是幾千年封建禮法關系的肌體上孽生出來怪胎,曹七巧帶著這個“胎記”出生長大,但她已經不再像封建吃人者那樣迷信,害怕報應,她可以為所欲為,全部都是個人欲望的支使。正因為曹七巧的生命中有了強烈的金錢意識,而又無法擺脫封建婚姻制度,才使她把封建吃人者的本性和現代物質生活欲望扭結在一起,迸發出比封建時代更強大更可怕的能量,瘋狂地毀掉了自己,毀掉了別人。張愛玲通過曹七巧的形象,揭示出現代人精神素質的復雜性,由這些復雜可怕的人際關系編織成的網絡,遠比魯迅的時代更加令人感到震驚,魯迅和張愛玲的共同之處,就是都看清了中國歷史和現實生活中的人際關系,從而透視出國民靈魂和精神素質方面的種種特征,因為現代社會的人際關系是古代宗法社會人際關系的變態和發展,張愛玲寫出了這種變異的活生生的過程,從而發展了魯迅的思想。與此同時,張愛玲還把魯迅對民族文化心理素質的反思,從以男性為主體的病態農民身上,擴展到以女性為主體的市民階層中來,填補了魯迅在民族文化心理建構方面的一個空白。在魯迅筆下,女性都是受欺壓殘害的對象;在張愛玲筆下,女性可以是欺壓和殘害別人的主體,盡管她們在變異的過程中也遭受著別人的殘害。
  結語:魯迅和張愛玲是分屬于兩個文化時代的作家,他們在思想意識、文化觀念和個人生命體驗等方面都存在著息息相關的聯系。由《狂人日記》到《金鎖記》,不僅是兩位作家在創作思路上的契合,而且是“五四”文學發展到40年代之后的必然結果,后輩作家對前代作家的創作思想的發揚,是文學內部運動規律的反映。魯迅和張愛玲之間的文化關系,一經被放到新文學發展的歷史角度來考察,就顯得他們的聯系是必然的,盡管從表面的某些跡象上看,他們似乎是“不可同日而語”的作家,但問題往往會出現在這種簡單的誤解和空白之中,答案也應該在這里尋找。
  注釋:
  〔1〕〔2〕〔3〕引自《魯迅研究月刊》1995年第1期。
  〔4〕張愛玲:《我看蘇青》,《張愛玲散文全編》,浙江文藝出版社1992年7月版。
  〔5〕參看魯迅:《破惡聲論》, 《魯迅全集·集外集拾遺補編》,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6 〕盛英主編:《二十世紀中國女性文學史》上卷,503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
  〔7〕引自余斌:《張愛玲傳》,333頁,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1995年10月版。
社會科學輯刊沈陽142~14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梁云19981998作者單位:深圳大學師范學院。郵編:518032 作者:社會科學輯刊沈陽142~14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梁云19981998
2013-09-10 21:00

歡迎訂閱我們的微信公眾賬號!
春秋茶館訂閱號
微信號 season-tea(春秋茶館)
每天分享一篇科技/遊戲/人文類的資訊,點綴生活,啟迪思想,探討古典韻味。
  清末民初歷史人物  民初人物
清末民初學者大師
梁啟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任甫,號任公、飲冰子,別署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活動家、學者、政治評論家、戊戌變法領袖....
晚清改革家強權人物
袁世凱(1859年9月16日-1916年6月6日),字慰亭,號容庵,河南項城人,故又稱袁項城,清末民初的軍事和政治人物,北洋系統的領袖。袁世凱出生於清咸豐九年八月二十日(....
資助民初精神網
        回頂部     寫評論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發表評論歡迎你的評論
昵稱:     登陸  註冊
主頁:  
郵箱:  (僅管理員可見)

驗證:   验证码(不區分大小寫)  
© 2011   民初思韻網-清末民初傳奇時代的發現與復興   版權所有   加入收藏    設為首頁    聯繫我們    1616導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