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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魯迅與茅盾的當代性
論魯迅與茅盾的當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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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12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0300(2001)02-0079-07
  一
  無論在現代學術史上,還是在近些年的文化批評與文學評論中,關于魯迅與茅盾的激烈爭論或懸殊評價總是存在的。即使在大陸曾經竭力將魯迅與茅盾“神圣化”的時候,在海外也有截然相反、評價迥異的研究。盡管其中難免也會有別樣的扭曲,卻畢竟有一些堪稱扎實的學術研究,并在相宜之時對大陸學界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這種影響主要體現于新時期以來的相關研究中,加之實事求是傳統的恢復和實踐,使魯迅研究與茅盾研究取得了相當豐富的收獲,并從這些新的研究和闡釋中,體現出了魯迅與茅盾的當代價值。
  但不可忽視的是,受各種復雜思潮的影響,也掀起了貶魯亦抑茅的沖擊波。就新時期以來的情況看,這股沖擊波大抵經歷了“三部曲”:一是貶其藝術,將現實主義視為過時之物,用純藝術和現代派的放大鏡來審視的結果,或說魯迅既無大的杰作又很快趨于創作力的衰竭,或說茅盾理性過剩、主題先行而少成功的作品;二是貶其人格,往往借破除神化或圣化魯迅與茅盾為口實,而蓄意將他們庸俗化乃至丑化,或謂魯迅心理黑暗、刻薄多疑,或稱茅盾損人利己、官癮十足,并常常在材料并不充足的情況下,用潛意識理論來主觀揣測魯迅與茅盾的所謂隱秘心理,頗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嫌疑;三是整體否定、堅決拋棄,雖然骨子里幾乎是仇視魯迅與茅盾,但表面上卻要借著反思或創新的名義,于重評重估中行顛覆決裂之實。有時似乎也手下留情,只是不承認他們是什么大家、大師而已,有時則措辭尖刻尖銳,稱魯迅是“一塊老石頭”,要讓他滾一邊去。至于對茅盾,更是不屑一顧,簡直將他當做了極左政治在文藝界的代表。尤其是在“實行”的拜物主義、金錢主義和“虛妄”的文化保守主義猖獗的情形下,加之海外一些漢學家的負面影響,魯迅與茅盾所遭到的責難和冷遇,也便成了自然而然、見多不怪的事情。如今,在有些人那里魯迅與茅盾都成了“拜拜”的對象了,甚至在有的渾身“后現代”味的人那里,還要被莫名其妙地罵上幾聲。豈不知就在他們刻意地“耍酷”、“瀟灑”的時候,他們沒有意識到魯迅才是“真的好酷!”茅盾才是“真的瀟灑!”事實上,在更多人看來,魯迅并沒有遠去,他就真實地活在人們的心中,但已經不再是涂滿紅色釉彩的神像,甚至也不單純是作家或戰士,而是一個充滿魅力的故事很多的人,一個讓人景仰也讓人親近的人,一個性格豐富而又復雜得讓人說不清道不完的文化名人;茅盾的情形與此有些類似,真誠地懷念他、研究他的人也自會在心中衡量出他的輕重,他的風度、氣質真的是倜儻風流、儒雅大方,他的自強精進、奮發有為,也著實令人生敬,遠非一般追奇逐怪而自命不凡者所能企及。
  自然,魯迅與茅盾在自己的歷史上,也曾經是相當普通的無名的少年兒童,甚至也都有擺脫不了的失去父親與家道中衰等純粹“私人化”的悲哀,但他們的不懈追求與歷史機遇的慷慨饋贈,使他們有幸成了新文化運動中的弄潮兒,并相繼成為真正“重量級”的大作家,這早已成為無法改變的歷史。但如西哲所言,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處于當代多元文化格局中的人們,必然都要從自己的文化視境中看待魯迅與茅盾。因此,看法不同甚至針鋒相對都是不奇怪的。問題在于,有些觀點有違基本的歷史事實,或表現出明顯的歪曲甚至別有用心的目的,則需要甄別與辨析。比如,較之于過早去世的魯迅,茅盾及其代表作(如《子夜》)的理性特征,尤其是其為官的晚年經歷似乎招致了較多的指責和批評,好像他的貼近時代的思考和高壽居然為他加多了恥辱,由此使他在有些人的印象中,已不再像魯迅那樣依然是英杰文豪,他的鼻梁上被意外地抹了不少白粉,儼然有些類乎丑角了。倘若真的如此,這兩位生前結緣很深的現實主義作家,倒仿佛成了相對立的人物,一個重于泰山,一個卻輕如鴻毛了。
  事實果真如此嗎?或者說,我們究竟應怎樣看待魯迅與茅盾呢?
  如果讓筆者簡潔地回答,這就是:魯迅與茅盾都是具有當代性的文學大師,這也意味著他們自我生命的延續和對當下文化創造的參與。魯迅是中國20世紀最重要的文化巨人,就其總體特色而言,則是偉大的文學家與偉大的思想家的相當完美的結合;茅盾也當得起中國20世紀杰出的文化巨匠,就其總體特色而言,則是偉大的文學家與重要的政治家相當完美的結合。他們都是中國歷史上難得的“文學大師”,而非“文學小師”,更非“文學劣師”,都有著相當大的世界性影響。即使他們自身存在這樣那樣的矛盾或不足,也實難遮蔽其應有的光輝,也足可引為今人與后人的鏡鑒。而他們的思想文化遺產及其在文化史、文學史、學術史上產生的種種影響,客觀上也已形成相當引人注目的文化現象,從主導方面看也已成為后人應予珍惜的思想文化資源。將魯迅及魯迅研究、茅盾及茅盾研究視為文化性存在,名之為“魯迅文化”和“茅盾文化”,在一定意義上講是成立的。
  而作為思想化的重要資源,于文化積累、文化再生及針砭時弊諸方面,“魯迅文化”和“茅盾文化”的價值與意義也是不宜輕估的。“新時期”以來的歷史發展實際業已證明了這點。正是這“新時期”接續上了自近代以來便萌發的立人立國的現代化之夢。五四時代的強音再度響徹云霄,透入人們的心底。魯迅研究和茅盾研究也迎來了各自的“新時期”,取得了令人欣慰的學術成果。而從這些與時俱進的研究中,也可以看出魯迅與茅盾在話語中的“復活”,在文化中的“生存”,以及在復活與生存中體現出的活生生的當代性。比如魯迅面對文化沖突的“獨立意識”與茅盾感應時代需求的“秘書意識”皆非常鮮明,同時作為他們主體意識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其人生和創作都產生了重大影響,其個性構成、創作特色及其缺欠不足均與此相關,應引起我們高度重視(相比較也可以說魯迅的自由意識或個性意識強于茅盾,茅盾的秘書意識或服務意識強于魯迅。但他們都追求穿透現實、超越文學,成為廣義上的“文化工作者”)。而這樣兩種意識的當代延宕,還在模塑著這樣兩類作家,他們都為社會所需,作用各有側重。值得說明的是,魯迅與茅盾都共同忠誠于他們的“時代”,由此使其人與文就都具有堂堂正氣,故他們不是如某些人說的那樣,是精神上或人格上的奴隸。
  二
  我們應該持有理性態度,從學理層面來關注大師的當代性。古今中外的大師,大多都是具有強烈的“當代關懷”情結的人,研究他們的意義除了歷史意義也應有當代意義,而這意義即生成于與此相關的“當代關懷”,研究者的認識、體驗、情感等主體性因素在這方面當會得到必要的發揮。此外也有必要確認,有無“當代性”誠是檢驗能否成為大師的一條重要的標準,大師的當代性影響也可以反過來成為大師之所以存在的確證。比如從茅盾與新中國文學(特別是與17年文學及新時期文學),茅盾與中國資產階級命運的思考和描寫(特別是對民族資本家的悲劇和異化人生的描寫),茅盾與人生派或社會剖析派,茅盾與現代長篇小說及“茅盾文學獎”,茅盾與當代文學評論,茅盾與地域文學,茅盾與都市文學,茅盾與女性文學等方面,稍具文學史常識者皆可清晰地看到茅盾存在的當代性。所以在我們看來,具有如此成就和廣泛影響者,自然可以也應該被目為大師。而魯迅的當代輻射面無疑更廣,特別是在廣義的社會批判、文化反思與精神重建(國民性改造)等方面,以之為師的人也正有增無減。盡管圍繞魯迅及其雜文、茅盾及“茅盾文學獎”的爭議很大,但人們確實感到魯迅與茅盾憑借自身與歷史的綜合實力,早已進入了動態發展的文學“現場”,而成為爭議人物本身,就非常生動地證明了他們的“在場”。當然,本著理性精神,我們還應該看到大師的相對性。大師并非萬能,特別是從多元文化格局來審視,大師只能是相對意義上的大師,不可能覆蓋所有文學流派,并為所有后來人承認。而具體言說大師,也往往只能在特定層面上展開。如從文體創造角度看,可以說魯迅與茅盾是小說藝術大師,茅盾更是現代長篇小說的大師,魯迅更是現代短篇小說的大師,但卻不能說他們是現代詩歌大師或戲劇大師;從文學流派或風格來看,可以說魯迅和茅盾主要是現實主義大師,但不能說他們是浪漫主義大師,等等。顯然,我們只能在某種相應的語境中從某種意義上來談論魯迅與茅盾的“大師”身份。
  我們注意到,盡管前些年有人在為20世紀中國文學“大師”重新排什么座次,但人們通常還是在文學史上將魯迅、郭沫若和茅盾并提的,所謂“魯、郭、茅”是也。“三大家”之說畢竟給人留下了太深的印象。雖然有人執意要改變這種“格局”,但從“歷史”存在的真實情況看,這種現代文壇“三大家”的稱謂確是“歷史”(現代史特別是現代政治文化史)形成的,并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只要從20世紀中國歷史、文化史,尤其是政治文化史的角度來考察文學,就不能不較多地關注他們的巨大存在。但在文學“接受史”的意義上,尤其是在某些人的接受過程中,卻會發生調整或變形。然而無論如何,魯迅與茅盾總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兩位作家,特別是以為人生的現實主義創作名世的廣有影響的兩位作家。魯迅被很多人稱為“偉大的文學家、偉大的思想家、偉大的革命家”,以一人之身而顯示了“三大家”整合的分量;茅盾也被不少人視為偉大的作家、偉大的政治活動家與偉大的理論批評家,譽之者也是不遺余力的。但這些“定論”似乎受到了越來越多的懷疑與挑戰。
  也許是由于人們對“文化大革命”極其反感的緣故,當今社會是不太喜歡“偉大”這類詞匯的,對原來被稱為“偉大”的人和事,大多開始予以顛覆。其實,所謂“偉大”者,也是相對而言的。不是有很普遍的良母表達了母愛就被稱為“偉大的母親”嗎?不是有人因為偶然事故中的勇于犧牲就被稱為“偉大的英雄”嗎?不是有人唱了些流行歌曲就被尊為“偉大的天王”嗎?所以稱魯迅與茅盾是“偉大的文學家”實在沒有必要惹某些人產生那么多的不滿,盡管后者似乎嚴肅得多。就在這種既消解“偉大”又濫用“偉大”的時代語境中,我們注意到,即使是那種采取“抽象肯定,具體否定”之類的游戲方式將茅盾逐出文學文類(如小說、散文等)大師行列的人,也不得不承認,“茅盾在文學理論、批評、創作和領導等幾乎各方面都影響巨大,如果總體上排‘文學大師’,他是鮮有匹敵的,第二位置應當之無愧……”[1]
  請看,這里不僅承認茅盾是“文學大師”,而且還被放在第二位!可見本欲將茅盾大加貶低甚至掃地出門的人,也不得不在“多項全能”的名義下,仍給茅盾留個重要的位置。不過,在小說、散文(包括雜文)等具體文體創作的“大師”行列中蹤跡全無的人,居然也會被普遍視為文學大師么?這實際是那些看似“游戲”而實有些“狡猾”的人留下的并不簡單的問題。近期報載《文學界話說王朔金庸》[2]一文,其中介紹了批評家吳亮的高見:“國內好多人捧金庸,是打鬼借鐘馗,比如王一川是用金庸打茅盾,打擊了一大片,這是武林中的宗派斗爭。”
  原來如此!可見問題確實非同小可,是值得特別注意的。這樣的排座次居然也帶有“派”的味道,其實也有“冷落當官的”之類的動機,與“精英意識”和“民間立場”都有深切的關系。自然也與外國(特別是西方)人的看法密切相關。有的人已經習慣將“老外”的態度為態度,要看著“洋大人”的眼色行事,其殖民主義文化心態也必然會影響到對中國作家的評論。在這樣的人看來,20世紀是西方的世紀,西方即代表著“世界”,其流行的價值觀仿佛也就成了唯一的尺度。衡量中國作家是否為文學大師也要看“老外”的態度。于是就將學舌的結果體現在重排“座次”上了。現在問題還不在于要不要反思文學史和那些“座次”,而在于以怎樣的態度(如嚴肅的還是游戲的,學術的還是非學術的等)去反思和研究。
  不為這種否定魯迅與茅盾的思潮所動而堅持有關研究確是難能可貴的,敬重魯迅與茅盾自然也是無可非議的,在研究魯迅與茅盾時固然也要越深越細越好,但卻不應該依循那種神化圣化抑或無微不至的理路。這方面的教訓已經很多,后來者不應重蹈覆轍。可以肯定地說,基于迷信而產生的“崇拜”與“利用”,無論來自官方還是民間,無論對領袖還是對作家,其實也都隱含著某種“危險”與“危機”。尤其是在這個異常復雜的時代,面對什么樣的人和事都條件反射似的令人想到“復雜”二字。談論魯迅與茅盾,自然也就要顧及“全人”,不能只看到他們的“半張臉”。
  三
  作為文學大師的魯迅與茅盾,其存在的“當代性”自然也體現于人格及文格方面。倘從生命存在的真相看大師,則凡為大師者必為復雜化的存在,而復雜化的存在必然蘊涵各種矛盾,但復雜意味著豐富,矛盾意味著活躍,由此透示著某種深受當代人所欣賞的魅力。魯迅與茅盾的人本及文本沒有從當代視野中隱去,原因之一即在于此。
  于是就有了“回到魯迅那里去”的求實求真的探索,就有了對魯迅“反抗絕望”精神特征的深入細致的發掘,還有了對魯迅個性心理包括性愛心理的分析報告,如王富仁的《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錢理群的《心靈的探尋》、汪暉的《反抗絕望》、吳俊的《魯迅個性心理研究》、孫郁的《20世紀中國最憂患的靈魂》、王乾坤的《魯迅的生命哲學》、郜元寶的《魯迅六講》等研究著作,就在確確實實更為貼近魯迅本身的同時,也更深切地感受到了研究對象的莫可名狀的沉重及其豐富而又復雜的文化意蘊。此外,在近些年來推出的大型的“魯迅研究書系”(袁良駿主編)以及孫郁、黃喬生主編的《回望魯迅》叢書中,都可以使人們看到一個非常復雜而又豐富的魯迅。事實上,基于現實生活和外來影響所生成的多元化的思想文化空間,為人們提供了較多的自由言說的權利,這也就為從各種角度、各種層次來認知魯迅、體察魯迅提供了可能,從而能夠于眾聲喧嘩中時或聽到相當新穎的聲音。一些研究者的獨立思考能力在增強,由反思、細讀、透析導致了一系列新銳的發現,特別是在魯迅本體、作品本文的研究方面,多有創獲,深層的東西發掘得越來越多。譬如對魯迅“立人”思想的研究,對魯迅創作文體的研究,對魯迅文化心態的分析,對魯迅“中間物”哲思的尋繹,對魯迅情感世界的叩詢,以及對魯迅與現代主義關系的追索等等,均有新的探索與收獲,格外鮮明地顯示了魯迅的復雜性與豐富性。
  值得注意的是,與魯迅研究相仿佛,自新時期以來,人們在認識和發掘著茅盾的“豐富與復雜”的同時,也在努力去了解茅盾的“矛盾與困惑”。也許,當代人的人格最明顯的特征是矛盾,而這樣的“當代”人格在魯迅與茅盾身上可以說就體現得非常鮮明。過去,由于某些言語的遮蔽,以及茅盾自己的回避,我們總覺得以“茅盾”為筆名的這位作家并不那么“矛盾”。在觀念中多以為茅盾是理性很強大的人,很少表現出自己的矛盾,即使表現出來也是短暫的。然而事實上并非如此,茅盾的矛盾即使沒有魯迅那樣“深廣”,卻也是相當顯著和深刻的。就茅盾一生所遭逢的矛盾而言,確實可以做這樣的概括:初嘗矛盾的茅盾;陷入矛盾的茅盾;逃離矛盾的茅盾;矛盾一生的茅盾。對于這樣一個干干脆脆以“矛盾”為自己命名[3](P6)的現代中國文化名人,在筆者看來,值得研究的東西還有很多。即使僅僅談他的“矛盾”(從他原來的坦然承認矛盾到他后來有意無意地遮掩矛盾)也是個難以一時說盡的話題。他的矛盾,他的苦惱,他的失意,他的無奈,甚至他的失誤,他的虛飾或包裝等,也都可以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來進行深入的探討。過去,人們對后來似乎總是在有意回避矛盾的茅盾,出于愛戴或其他原因,很少談他的矛盾。好像茅盾也因此而“單純”或“單調”多了。其實,這并不是茅盾的“真實”或真實的“茅盾”。從比較直觀的層面看,也許茅盾的復雜會比魯迅更明顯一些。因為一般說來,魯迅總是那樣冷靜冷峻、深刻深沉,而茅盾卻在不少的情況下,特別是在五四時期和旅日前后,既熱烈而又沉靜,既浮露而又深刻,既激進而又正統,既細致而又粗心,既博大而又淺薄,他謹慎、隨和,但有時卻也大膽任性并固執己見,這些都生動地表明茅盾是個矛盾的人:他在中西文化之間矛盾,他在理性與感性之間矛盾,他在文學與政治之間的矛盾,他在自我表現與社會再現之間矛盾,他在家庭義務與浪漫感情之間矛盾。他的矛盾也體現了社會與人生的普遍矛盾,但如今似乎被這個更加矛盾的世界遺忘了。然而世間總還有為其“矛盾”所吸引的人在,他們對茅盾的理解,卻并不因為茅盾或他人的“單純單調”的說明而總是“單純單調”下去;茅盾的矛盾復雜和豐富多彩的人生,其人生遭際中的喜怒哀樂、興衰榮辱、悲歡離合等等,對他本人來說雖然都成過去,但更多更深地了解茅盾,對當代人們更好地認識人生、把握人生畢竟還是有啟發意義的。
  四
  自然,矛盾復雜而又多所探索和創造的人生,肯定是相當沉重的人生。由此我們可以形成一個基本判斷,即魯迅與茅盾都是“沉重型”的人,而非“輕浮型”的人!我們所說魯迅與茅盾是“沉重型”的人,有著多層含意:1.人生體驗的沉重感:他們的生活經歷以及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等,都可以說明這點,盡管他們也偶有消閑和娛樂,但他們在憂患中辛勤工作卻畫就了他們主體的形象;2.個人理想與人生規范的沉重選擇:使命感的強烈,新道德的確立,為人生、為進步的信念等,是魯迅與茅盾在文化、文學事業追求上自覺的担承;3.多方兼顧和尋求平衡的人生建構:魯迅與茅盾在人生與藝術上,總是力求兼顧現實性和超越性、思想性和藝術性、感性與理性、自我與社會的統一,使得自己的人生不能不沉重;4.歷史貢獻的沉重:他們在歷史上作出的重大貢獻是無法否認的,作為重量級文人與作家的歷史性存在,特別是魯迅,分量尤其“沉重”,注定是世界性的文化偉人;5.魯迅與茅盾之教訓的沉重:他們既非“完人”,就會有不足和失誤,又因為是文化界的“大人物”,影響很大,其身后被利用也有目共睹,所以教訓確屬沉重。從魯迅與茅盾本身來說,他們對自身存在的不足是有自知之明的,嚴格的自我解剖和提醒他人嚴格鑒別,表現出了他們的誠實。為了這種誠實,也令人肅然起敬。
  但對他們不敬且要“清理”他們的人的存在與繁衍,正表明他們被“罵”的日子似乎很難終結。國內如王朔者流對魯迅的誤讀,最明顯的一個特征就是把魯迅的“沉重”讀解成了“虛偽”,化作了輕飄飄的玩笑,言語間還不無諷刺之意,于是轉為中國版“后現代”的輕浮輕薄和平面化世俗化,這是對“沉重”型人生的崇高、責任和使命等實際人生內容的“缺載”與“消解”。比如他在《我看魯迅》[4]中轉述魯迅《狗的駁詰》的意象內容和出自《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中的名言,便用了“痞子文學”常用的語調,結果魯迅式的“沉重”被輕而易舉卻又是非常殘酷地消解掉了。在港臺與海外也有人刻意要消解魯迅的“沉重”。如知名散文家董橋就嫻于運用這種方法。他在《甲寅日記一葉》、《叫魯迅太沉重》等文中,就道出了一個“不沉重的魯迅”,一個“古意盎然”和“向往游仙”的魯迅。而作為文化戰士、文化偉人的魯迅卻遠去了淡化了。[5](P311-314)這樣的魯迅可以使他們放心,可以引為同志,沒有“生命承受之重”的日子,大家都輕松自在,今天天氣哈哈哈,這個世界也就變得更加愜意和美好了。這種回避沉重人生而一味追求輕松人生的選擇,雖然對于個體而言是擁有這種權利的,但對于現實中的整體而言,卻近乎“瞞和騙”,對丑惡的現實、腐化的靈魂往往起到遮蔽與保護的作用。魯迅當年對性靈文學、閑適文學的批評早已揭示了這些文學的消極作用,對今天的人們可以說仍有警示的意義。對茅盾的人生道路,特別是他的超文學的人生選擇,一些人給予了指責。這里有只取一點不及其余的局限,更有對政治文化盲目拒斥的狹隘,仿佛只有他們心目中純而又純的文學女神才是人生的一切。也有人稱茅盾的文學創作陷入了自我顛覆的境地,茅盾的政治選擇和理性表現是悲劇性的存在,如此認定的人同樣將茅盾的人生視為過于沉重的人生,其文學也有著太沉重的東西,于是也要通過自己特殊的解釋方法,將茅盾文學與人生中的沉重按自己主觀的愿望進行“卸載”。如果由這種批評思路能夠總結出茅盾人生與文學中存在的嚴重教訓,那是正當的,必要的,但由此導致對責任、使命、道德、理性等人生意義和“為人生的文學”價值的“卸載”,那卻是相當危險的。在如今做個有良心的作家確實很不容易,趨“錢”附“性”的所謂文學大有壟斷市場之勢。不少頂著作家頭銜的人,根本不關心現實生活的真實和人民利益的需要,總寫些不著邊際的東西。他們或寫些已故文人的浪漫故事,或寫些帝王將相的陳年舊事,或炮制一些男女亂愛的風流情事,或堆砌一些三教九流的灰色瑣事,如此等等,皆可信手寫來,不假思索,戲說生活,閑話人生,玩弄文藝,其樂何如?然而由此對良心的放逐,卻必然會產生不可忽視的社會影響——將有更多的人受到污染,變得沒心沒肺,喪心病狂,靈魂被名韁利鎖縛住,軀體也被物欲橫流淹沒。從這種“沒良心”的作家身上,我們也可以發現一種實實在在的“公害”的存在,對此,我們很容易想到魯迅與茅盾的存在,因為用他們的文學精神誠可以醫治這樣的“良心匱乏癥”。“文學”如此,“人生”也一樣。如今流行著的不是對魯迅與茅盾的“沉重型”人生或帶有犧牲意味的崇高精神的認同,而是這樣的“游戲人生”亦即“追求好玩”的生活規則:今日有酒今日醉,今日有性今日樂;今日有錢今日花,今日有肉今日dié@①;今日有權今日用,今日有福今日享……在奉行這種人生原則的人看來,一切為了自己,趕緊消費、及時行樂的思想,才是惟一的“現代思想”和“人的學說”!尤其奇怪的是,有更多的人居然將這些視為“先鋒”和“前衛”,視為當今社會最先進的東西,因為這些東西可以引人走向輕松和快樂,特別是物質性、本能性的感官享樂。這些所謂人生原則,在魯迅與茅盾的“沉重型”人生選擇面前,的確顯示出了異乎尋常的“生命之輕”!如果說由魯迅與茅盾等一代新文化先驅確實為我們留下了“現代文化傳統”,那么這種新型傳統的“負重、莊重”特征,無疑是值得我們充分珍視的。而作為更新意義上的中國民族文化,中國現代民族文化也形成了自己不易被顛覆的“傳統”,身處這一傳統“主場”位置的魯迅與茅盾,則必將在后人的“繼承”中獲得新的生命。
  五
  誠然,從魯迅與茅盾在當代的實際影響來看,可以明確看出其作為文學大師的當代性。一般說來,大師的存在確實為后人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資源,有形無形地影響著后人,同時也使他們有足夠的材料和話題來闡釋和發揮。從主導方面看,以魯迅與茅盾為人生楷模與文化追求的向導,對提高民族文化素質和個人生存質量,確會有不小的助益。僅從他們成為“談資”而言——當魯迅與茅盾都成了歷史人物之后,就更成了可以自由言說的對象,對激活人們的當代性思考(包括有關的文學思考)也實有裨益。
  比如李澤厚認為:“魯迅喜歡安特也夫,喜歡迦爾洵,也喜歡廚川白村。魯迅對世界的荒謬、怪誕、陰冷感,對死和生的強烈感受是那樣的銳敏和深刻,不僅使魯迅在創作和欣賞的文藝特色和審美興味(例如對繪畫)上,有著明顯的現代特征,既不同于郭沫若那種浮泛叫喊自我擴張的浪漫主義,也不同于茅盾那種刻意描繪卻同樣浮淺的寫實主義,而且也使魯迅終其一生的孤獨和悲涼具有形而上學的哲理意味。”[6]這種非常明顯的揚魯抑茅傾向是很有代表性的。盡管我們并不同意這里對茅盾的貶低(因為李澤厚一方面提倡著個性與主體性,一方面卻只能欣賞魯迅的個性而對茅盾的個性則視而不見),但卻認為這類觀點可以激發人們進一步的思考。比如臺灣學者王德威也立意“重估”,但卻能夠看到魯迅與茅盾的聯系和區別:“新崛起的作家中能以獨特的視景回應魯迅創作言談模式的,不在少數。而筆者以為茅盾、老舍、沈從文三人的作品,最值得我們重新評估。在以往的批評規范下,這些作家或被劃為魯迅傳統的實踐者,或被輕視為缺乏魯迅般的批判精神。實則他們對風格形式的試煉,對題材人物的構想,已在在豐富了魯迅以降的中國小說面貌。總是依賴魯迅作品的風格來貶抑他們的成績,難免要招致故步自封之譏。”“比較起來,三位作家里以魯迅與茅盾的傳承關系最為親密。這不只是因為茅盾將魯迅式的新小說習作觀念化,為現代中國寫實(暨自然主義)的理論奠定基礎,也是因為茅、魯二人在‘左聯’時期互通聲息,關系密切之故。如果我們視魯迅為文學革命的號手,則茅盾堪膺革命文學的健將。二人對以后半世紀中國小說的發展,各有啟蒙性意義。……茅盾早期長篇小說中敘事聲音的展開,人物動機的轉換,場景的調配等處理,均非魯迅所能企及。尤其掌握群眾場面及素描人物內心風景上,茅盾均有獨特之處。”[7]像這樣的審慎之論顯然更接近歷史的真實,也遠比實際出于某種成見而來的揚魯貶茅或借人“打”茅的做法更明智。近些年來,有一種出于“同情”而對魯迅與茅盾晚年深表惋惜的話語也很流行,以為如果沒有他們晚年的轉變,他們便會完成他們的“偉大”。這似乎較單純地“罵”他們要有力得多,感人得多,這種“同情”只要不是別有用心,應該說是有些道理的,但筆者以為,這大約仍是將人生單一化了,多是采用了“純文學”或“唯美”的眼光來打量魯迅與茅盾,所以其自身的局限仍是不言而喻的。何況,既然提倡著多元多樣的文化觀、文學觀,既然可以容忍或接受那么些“多元”,為什么就偏要嫌棄魯迅與茅盾這“一元”或“二元”呢?
  無論有些人多么嫌棄魯迅與茅盾,他們作為一代“文學大師”而不是“文學小師”,其身后的文學事業畢竟會有人繼承。僅就具體行為而言,魯迅與茅盾也都曾為了大力培養文學新人,付出過許多時間精力。不少作家直接得到過他們的幫助。魯迅盡管文學生涯短些,但幾乎從他登上文壇的同時,就有文學青年來不斷請益,其中也有像許廣平、呂云章這樣的女大學生。而后來就又有像丁玲、蕭紅這樣的女作家,深得其文學精神的沾溉。他所幫助的文學后來人(尤其是鄉土小說、左翼文學的作家群)中,有許多在文學史上都很有成就,包括像茅盾這樣具有開宗立派實力的作家也自認為,確得到過魯迅文學的滋養。而受到過茅盾文學影響的人其實也有很多,就拿在創作上還不太著名的葉君健來說,他的被翻譯成二十來種外文的小說《山村》,就有茅盾影響的影子。[8]我們知道,茅盾初以評論家、編輯家身份進入文壇,所做的工作,原本就是以“為他人做嫁衣”為主要職業的,后來更是注意培養文學新人,在這方面,可以說也貫徹了他的一生。據有的學者統計,茅盾一生所評論的作家多達300多人,大致可以分成三代或四代。這些評論大多對作家和讀者都有所幫助。其中,除了“五四”以來的老作家以外,三四十年代出現的不少重要的文學新人,他大都品評過;解放后涌現的文學新人,茅盾也滿腔熱忱地予以品評,其中不少文學新人都是因為茅盾的發現、賞識和推崇而躍入文壇、立住腳跟的。由此而來也便有了許多動人的故事。[9]除非可以輕易抹殺那些有真情實意的回憶錄,否則這類動人的故事還會流傳下去,并通過作品的影響和作家之間的緣分,使茅盾的文學精神得以不死。
  是的,文化事業、文學事業也是靠薪火傳遞才擁有未來的,而在未來光輝的反照中,我們也總會依稀看到魯迅與茅盾的身影。記得丁玲在《悼念茅盾同志》一文中說:他“是一位辛勤培植的園丁,把希望和關心傾注在文壇上的新秀。他寫了很多獎勵后進的文章,評價新作家,推崇新作品。許多被他贊譽過的后輩,都會為自己的創作而懷念他,為自己能有所進步而感謝他”。這顯然也表達了那一代文學新人共同的心聲。像這樣的近乎感恩的聲音,自然對茅盾文學評論的負作用有所遮蔽,但其真誠卻不必懷疑。而這類聲音在回憶魯迅悼念魯迅的文章中自然可以找到更多。近期由魯迅博物館等單位編輯、北京出版社推出的240萬字的多卷本《魯迅回憶錄》,就記載了大量的這方面的事例。像胡風在文藝思想、精神獨立等方面對魯迅的繼承,蕭紅在鄉土文學、剖析國民等方面對魯迅的師承,蕭軍在以惡抗惡、精神剛強等方面受魯迅的影響,都是人們所熟悉的例證。即使從近些年來人們對魯迅的“接受”來看,“走進當代的魯迅”的身影也高大清晰,不僅“魯迅式”的知識分子和研究魯迅的學者在探究與弘揚魯迅的精神文化,一些作家也在自覺不自覺中承續著魯迅的文學范式,發展著魯迅的文學追求,在改造和重建國民靈魂方面竭盡全力,而大中學生對魯迅的了解和喜愛,更是給人一種令人鼓舞和心動的希望。如《當代作家談魯迅》、《當代作家談魯迅(續)》、《魯迅新畫像》、《我心中的魯迅——北京市中學生征文選》等專書,以及網上關于魯迅的許多資料與言說,也頗能確證魯迅的當代影響。而這種當代影響還確實走向了世界。如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說:“我現在寫作隨筆的最根本動機,也是為了拯救日本人、亞洲乃至世界的明天。而用最優美的文體和深刻思考寫出這樣的隨筆、世界文學中永遠不可能被忘卻的巨匠是魯迅先生。在我有生之年,我希望向魯迅先生靠近,哪怕只能挨近一點點。”他還特別強調:“這是我文學和人生的最大愿望。”[10]隨著人們對自然生態重視程度的提高,人們對精神生態的重要意義也有了新的認識。在這樣的人文思潮中,人們對有益于人類精神生態建設的文化名人、文學大師的興趣也會得到提升。我們堅信,在20世紀大師的行列里,魯迅與茅盾可以說是相當突出的兩位;從當代精神生態的平衡來看,也非常需要魯迅與茅盾的“存在”;其久遠的影響和被懷念、探討甚至爭論的“命運”,也使他們的身后不至于過于寂寞。
  收稿日期:2000-02-12
《唐都學刊》西安79~85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李繼凱20012001魯迅與茅盾都是具有當代性的文學大師,在接受中生成的“魯迅文化”與“茅盾文化”,在文化積累、文化再生及針砭時弊諸方面,都具有不可忽視的當代價值與意義;在當代多元文化動態發展的視野里,應以理性態度來把握魯迅與茅盾的當代性,從論爭話語、人格特征、人生形態及文學影響等方面切實理解其當代性的“存在”,而文學大師的當代性亦即意味著自我生命的延續和對當下文化創造的參與。魯迅與茅盾/文學大師/當代性/比較研究LU Xun and MAO Dun/literary master/value in the contemporary era/study 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資助項目(00BZW028)。On LU Xun and MAO Dun in the Contemporary EraLI Ji-kai(College of the Humanities,Wuhan University,Wuchang 430072,Hubei,China)This paper comments on LU Xun and MAO Dun,the two literary masters in the contemporary ear.'LU Xun Culture'and 'MAO Dun Culture'are of great value and significance in many respects such as in the accumula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culture.The two literary masters should be understood in the pluralistic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t the present age in the following respects;disputes on them,their personal characters and theeffects of them on literature etc.李繼凱 (1957-),男,江蘇宿遷人,陜西師范大學教授,武漢大學人文學院在職博士生。 武漢大學人文學院,湖北 武昌 430072 作者:《唐都學刊》西安79~85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李繼凱20012001魯迅與茅盾都是具有當代性的文學大師,在接受中生成的“魯迅文化”與“茅盾文化”,在文化積累、文化再生及針砭時弊諸方面,都具有不可忽視的當代價值與意義;在當代多元文化動態發展的視野里,應以理性態度來把握魯迅與茅盾的當代性,從論爭話語、人格特征、人生形態及文學影響等方面切實理解其當代性的“存在”,而文學大師的當代性亦即意味著自我生命的延續和對當下文化創造的參與。魯迅與茅盾/文學大師/當代性/比較研究LU Xun and MAO Dun/literary master/value in the contemporary era/study 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資助項目(00BZW028)。
2013-09-10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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