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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魯迅的改革思想及對中國現代化的啟示
論魯迅的改革思想及對中國現代化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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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魯迅的改革思想是他具有現代觀念和現代意識的標志之一,其特點是典型地反映了中華民族在邁向現代化的過程當中的心路歷程,表達了整個民族渴望富強、擺脫困境,置身于世界強大民族之林的偉大心聲,同時,也極為深刻地反映出了中國現代化歷史進程對于中國社會改革所提出的歷史要求。毫無疑問,從思想文化角度,探討魯迅的改革思想,對于整體地認識和把握他的思想發展規律和特征,揭示出它在近代中國現代化歷史和在近代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具有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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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鴉片戰爭后,中國被迫對外實行門戶開放。西方文化思潮伴隨著西方列強的入侵,潮水般地涌入古老的中國大地,中西文化發生了空前的大碰撞和大交匯,整個中國也由此而置于世界性的沖突之中。在中西文化沖突導致近代中國社會和文化全面轉型的特定歷史時期,“先進的中國人”都幾乎是不約而同地把探求救國救民真理的目光投向了西方,試圖在西方文化中找到解決近代中國危機的藥方。如以魏源、梁啟超、康有為、嚴復等人為代表的第一代“先進的中國人”,就提出了“學習西方”的主張。然而,第一代“先進的中國人”在倡導學習西方風氣之始,由于未能完成自身思想文化觀念的現代轉換,其指導思想卻仍然是傳統的“堯舜之治”的翻版,即“師夷”的目的是為了“制夷”,并非真正地、全面地理解和把握住了西方文化的精神實質。因此,在第一代“先進的中國人”那里,學習西方的價值取向和心理基點,也仍然是希求吸收近代西方文化中那些能夠使傳統文化回歸到鼎盛時代中去的東西,或仍然是憑借著傳統的優勢心態去消融西方文化,而不是一種自覺地走向世界,并大膽地與西方抗爭的信念和決心。尤其是在近代中西文化大沖突的歷史背景中,第一代“先進的中國人”的思維模式也往往局限在中西文化孰優孰劣的簡單類比之中,反復爭執于“西學——右學”、“道——器”、“體——用”等主次之分,缺少從總體的超越位置上來將中西文化沖突置于整個世界和整個人類文化發展的歷史主流中進行充分論證的勇氣與膽識,從而最終只能在一些傳統的觀念范圍內同義反復,以至于在中西文化沖突中,無法對西方的全方位挑戰,作出真正的、全面的和強有力的反應,其改革的思想主張也顯得零亂破碎,缺乏整體改革意識。
  作為第二代“先進的中國人”的杰出代表,魯迅在受到近代西方文化思潮影響的過程中,率先完成了自身思想文化觀念的現代轉換。這樣,在向西方學習當中,魯迅的價值取向和心理基點就不同于第一代“先進的中國人”,即他不是將近代西方文化導向與傳統文化認同,而是希求在“矯19世紀文明”當中,使整個中國步入“當必沉邃莊嚴”的“20世紀文明”[1]中去。與第一代“先進的中國人”相比,魯迅不再在所謂“西學與中學”、“道與器”、“體與用”之類的傳統概念中去反復論證,而是自覺地去面對中國置于世界性沖突的嚴峻現實,探究西方文化全部的邏輯結構和歷史過程,并從中發掘出能夠迅速改變落后中國的新的文化機制,選擇其為傳統文化所不擁有的新因子,以便在使整個中華民族日益強盛的前提下,重新認識傳統,認識西方,爭取以嶄新的精神面貌去迎接“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2]因此,盡管魯迅在思想的發展過程中,受到第一代“先進的中國人”的思想影響,甚至還有著師生的承繼關系,但是,魯迅由此所形成的改革思想,則要比第一代“先進的中國人”更為鮮明,更為深刻,也更為全面。
  在魯迅看來,面對著“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鐵屋子”[3]式的近代中國社會現實,必須要具有一種整體的改革思想,即不能只僅僅著眼于局部的變動,局部的改造,而應該著眼于整體的變革、整體的改造。[4]魯迅選擇了以思想文化觀念變革為突破口,從中確立了他的改造國民性、重鑄民族靈魂的改革思想。魯迅認為,觀念的變革是尋求人的解放,尤其是人的精神解放,乃至尋求整個社會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根本性前提。由此他提出了“立人”的思想文化主張:“是故將生存兩間,角逐列國是務,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5]“立人”,實際上也就是要使大多數受封建專制壓迫還仍然處在愚昧、麻木和不覺悟狀態的國民,從昏睡中覺醒和覺悟起來,獲得自身的獨立和解放,進而能夠大膽地、自覺地走向世界。魯迅曾明確地指出:“許多人所怕的,是‘中國人’這名目要消滅;我所怕的,是中國人要從‘世界人’中擠出。”[6]顯然,魯迅的意思非常明確,一是首先要獲得人的解放與獨立,二是獲得解放與獨立的人,必須大膽地、自覺地走向世界,匯入“世界人”的行列,“在現今的世界上,協同生長,掙一地位”,并具有“相當的進步的智識,道德,品格,思想。”[7]因此,魯迅由“立人”——尋求人的觀念變革到尋求人的解放、社會解放和民族解放三位一體的整體改革思想,就深深包含著走向世界,匯入世界發展主流的命題。魯迅深刻地認識到,近代中國要真正地擺脫貧困和落后挨打的局面,希望在于改革,在于走向世界,尤其是在于被世界喚醒和激勵的中國人。很明顯,魯迅的這種改革思想的生成,在近代中國思想文化史上是獨具一格的,并對近代中國的現代化歷史進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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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對中國歷史、文化和社會現實的透辟認識,魯迅在“立人”的思想層面上所確立的改革思路,就試圖在總體的超越位置上來選擇以反思傳統文化觀念為突破口,首先是要謀求對制約整個中國社會的傳統文化機制,進行整體的改革。具體地說,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在對待中國歷史的認識和改革方面,魯迅指出,滿頁都寫著“仁義道德”的中國歷史,卻只不過是“吃人”的歷史[8]。當然,“吃人”只是形象的說法,其實質則是深刻地指出了傳統文化扼殺人性的罪惡歷史特征。在《燈下漫筆》、《論睜了眼看》等文章中,魯迅深刻地剖析了這種“吃人”歷史的具體表現特征,并在小說《狂人日記》里予以生動逼真的再現。在魯迅看來,“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9]為此,他認定整個中國的歷史只是在“想做奴隸而不得”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中循環。[10]針對中國歷史的這種特點,魯迅為打破這一“超穩定”結構的循環歷史,提出了建立“人國”的改革思想。他指出,從思想文化觀念的變革入手,建構以“人”為中心,以科學和民主思想為基本特征的高度自覺性的主體文化體系,使整個國民獲得獨立、自由的人格意識,這樣“國人之自覺至、個性張,沙聚之邦,由是轉為人國。人國既建,乃始雄厲無前,屹然獨見于天下。”[11]確立建立“人國”的改革思想,魯迅的理想是要“創造這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12]——一個有異于封建專制“吃人”歷史的嶄新的“人”的時代。
  第二,在對待中國社會的認識和改革方面,魯迅認為,支撐整個社會的核心是儒家文化的“家族制度和禮教”制度,在這種文化制約下,整個中國社會的國家與家庭之間常常產生同構效應。家庭的宗法關系,血緣禮教規范,使家庭的組織結構具備了國家制度的一切組織原則。所以,在中國社會里,政權和朝代似乎可以不停地更迭,但由于家庭制度和禮教制度的文化制約機制不變,社會作為一個整體并不發生質變,而是根據自身的調節,在整個歷史的“一治一亂”的循環中,進行“破壞了又修補”[13]式的變動,整個社會也處在超隱定的延續之中。根據中國社會的這種特征,魯迅提出的改革思想是首先要“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14],讓人們從深層的思想文化觀念上來清楚地認識到這種社會的黑暗與罪惡,從而振作起來,針砭時弊,改造社會,進而推動整個社會的發展。
  第三,在對待中國傳統文化意識的認識和改革方面,魯迅對中國傳統的“儒道互補”型的意識結構形態進行了激烈的否定。魯迅認為,儒家文化所宣揚的“中庸”意識,以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入世”精神來強調大一統的集權統治,其負面效應是對整個民族形成封閉自守的文化心理結構,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而道家所謂“無為之治”的意識,則不過是以“出世”精神來為人生制造“一條奇妙的逃路”[15],使整個民族缺少那種對于人生、自然、社會和科學進行執著探索的勇氣。因而,在封閉的文化制約圈內,人們從儒家文化的意識結構中學到的是敷衍偷生、弄權獻媚,而從道家文化的意識結構中學到的則是貌似超脫的昏庸、麻木、愚昧。基于對傳統文化意識形態的透徹認識和理解,魯迅的改革思想主張是反抗、破壞和挑戰,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這就是“偏要使所謂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幾天,……給他們的世界上多一點缺陷。”[16]同時,根據傳統文化意識的具體表現特征,結合近代中國社會文化轉型的實際情況,魯迅主張以近代西方文化為參照系,并試圖通過外來文化的強有力影響的推動作用,來完成文化意識結構的改革工程,使傳統文化在解體、轉型之后,一些合理的文化因子能夠在新文化的意識結構中得以重新的組合、排列、建構,進行有序的調整,最終擺脫愚昧與落后的狀態,由混沌走向明晰,由封閉走向開放。
  在對傳統文化觀念及其在歷史、社會和意識結構上的表現形態進行認真的分析和反省之后,魯迅其次是更進一層地在文化反省的意義上,對國民性,尤其是國民的劣根性進行了認真的審視和反省,并在這個意義上,提出了改造國民性、重鑄民族靈魂的改革思想。
  魯迅指出:“中國人總不肯研究自己”[17],以致國門被打破,還在盲目自大,以所謂歷史悠久、地大物博而沾沾自喜。他認為,要使中國人進入“世界人”行列,要使落后的中國趕上世界發達的先進國家,就應當從民族文化心理結構中來探討國民的劣根性。要深入地研究自己,解剖自己,找出其病根,對癥下藥,這樣才能拋掉傳統的包袱,使整個民族以嶄新的面貌屹立在世界各民族的先進行列之中。
  魯迅對國民性的探索是深刻的。他認為,國民的奴性心理性格特征,是傳統文化觀念制約的結果。因為傳統文化要求人們在倫理的行為規范中遵循封建的禮教原則,這就使人與人之間相互制約又彼此隔膜。魯迅指出:“我們的古人又造出了一種難到可怕的一塊一塊的文字,……許多人卻不能借此說話了,加以古訓所筑的高墻,更使他們連想也不敢想。”又說,這使“人人之間各有一道高墻,將各個分離,使大家的心無從相印。”[18]在嚴格的封建禮教和等級制度的制約下,人們彼此之間無法進行心靈與情感的溝通與交流。這樣,在國民的心理和性格上,也就造成了兩方面的特點:一是無熱情,“像壓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樣”,“默默的生長、萎黃、枯死”;[19]二是無悟性,甚至阿諛奉承和無端發泄,一些所謂的強人,他們將怨憤無端地“在弱者身上發泄。”[20]在魯迅看來,國民的這兩方面的心理與性格特點,正是在傳統文化直接熏陶與制約下所形成的一種奴性心理—性格,前者是奴隸心理—性格,后者是奴才心理—性格。同時,由于這兩種心理—性格的原因,所出現的國民大約也只有兩種人,一是逆來順受的臣民,二是鋌而走險的暴徒。對此,魯迅曾憤然指出:“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吊客。”[21]魯迅在文化反省的層面上,還一針見血地指出了這種國民劣根性的可怕效應,即使國民“極容易變成奴隸,而且變了之后,還萬分喜歡。”[22]因此,由文化批判到對國民性的嚴峻探索,魯迅在文化觀念和意識結構的高度上,對國民性作了最激烈的整體性否定,并提出了具體的改革思路。
  魯迅對國民性改造的基本思路是,確立以人為本,即把人作為高度自覺的主體放在至高無上的地位上,“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舉。”魯迅還以西方文化為參照系,指出西方文化之強“則根柢在人”。[23]因此,魯迅畢生孜孜不倦地從事思想文化啟蒙活動,旨在通過“立人”,即在尊重人的個性和平等、民主、自由的基礎上來改造國民性,確立人的地位與價值,最終使國民具有高度的主體自覺意識和獨立的人格意識。在魯迅看來,改造國民性,使國民獲得“人各有己”、“朕歸于我”[24]式的精神獨立和個性特征,才能最終走向“群之大覺”,使“中國亦以立”。[25]如果整個國民能夠在思想文化觀念變革的層面上,成為具有深刻自我意識能力的獨特個體,那么也就必然會在一種總體的超越位置上,真正擺脫一切外在的、強制性的政治倫理制約,并且能夠從中來進行符合歷史發展潮流的選擇,以推動整個民族一道在現代化歷史大道上大踏步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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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魯迅對于傳統文化觀念和國民性的分析與批判,顯示出了他的改革思想的現代性特征,同時也表現出了他的改革思想中的激進主義色彩和憂患意識的雙重特點。
  從現代性的特征上來看,魯迅的改革思想是緊緊扣住“立人”的命題來展開的,所體現的也是以“人”為中心,以科學與民主為價值尺度的一種高度自覺性的主體文化新觀念。魯迅指出,人作為主體的觀念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是不占主導地位的,人的身份是按照以倫理道德的規范來進行等級劃分的,這樣雖然“有貴賤,有大小,有上下”,然而“自己被人凌辱,但也可以凌辱別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別人。一級一級的制馭著,不能動彈,也不想動彈了。”[26]在進入由中西文化沖突而導致的近代中國社會與文化全面轉型的特定歷史時期,對于中國歷史、文化和社會的全面改革,就必須通過科學與民主的大力倡導來使國民懂得“平等自由,為凡事首,……久浴文化,則漸悟人類之尊嚴”[28]的道理,將“科學與民主”的價值取向與建立以人為中心的新文化觀念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魯迅的目的是要張揚其“與舊習對立,更張破壞”的改革精神,使之能夠“掃蕩門第,平一尊卑,政治之權,主以百姓,平等自由之念,社會民主之思,彌漫人心”,[29]并由此來更新民族文化觀念,根除國民的蒙昧狀況,為建構民族新文化奠定堅實的基石。魯迅的這種“借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途徑”,[30]與進入20世紀后,選擇文化變革為突破口,倡導思想文化觀念上的反叛傳統與邁向人的現代化的改革思想是相互吻合的,同時也深刻地體現出建構20世紀民族新文化的人文關懷價值,而這也正是他成為一位真正屬于20世紀的“現代思想家”的一個重要原因。
  美籍華人林毓生教授稱“五四”時期“借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途徑”,是“五四時期全盤性反傳統主義之所以產生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31]的確,在新舊交替的轉型之際,魯迅整體上的反叛傳統的意識和整體的改革思想主張,在這個特定的歷史階段里,導致了他的改革思想的激進態度,具有激進主義的色彩。從鼓吹“與舊習對立,更張破壞”到以憤懣的情緒發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32]的呼吁,都十分鮮明地表現出這種反叛傳統和主張整體改革的激進態度。孤立地看待魯迅的這種激進態度,也許會認為這正是魯迅思想認識上的偏頗之處。其實不然,魯迅改革思想的激進態度,與他整體上的反叛傳統與主張從思想文化觀念上整體的改革思想是具有內在的一致性的,或者說,這種激進的態度源于他所獲得的整體上反叛傳統的意識和他整體改革的意識,其真正的目的還在于在批判中建構20世紀民族的新文化觀念。從20世紀初所爆發的中西文化大沖突的歷史環境上來看,20世紀的文化批判與建構,首要的問題并不是急于去評判中西兩種文化的優劣,而在于要在西方文化涌入之時,怎樣借助西方文化來認真地反省傳統文化,選擇傳統文化所不擁有的新的文化因子,以謀求創造性地轉換傳統文化,迅速地改變其舊質,使之能夠以新的形態來適應日新月異的世界變化的新形勢。魯迅指出:“老大的國民盡鉆在僵硬的傳統里,不肯變革”,那么,就必然會“衰朽到毫無精力了。”[33]在歷史、文化和社會的新舊交替之際,恪守傳統,顯然要被歷史無情地淘汰,而溫情脈脈地對待傳統,試圖以較小的變動為代價來換取對整個傳統的維護,也終將為歷史的現代化進程所不相容。相反,整體上的反叛傳統與整體的改革意識,雖然以激進的方式呈現出來,但卻真正地表現出了一種徹底的否定與反省的精神,一種勇于進取的選擇與改革傳統的思想觀念。在這當中可能會夾雜著某種偏頗或失誤,然而,在思想文化觀念整體性的現代轉換中,出現情緒上的激進態度,則是為了摧毀一切不適應時代發展的思想文化觀念體系,為了更加合理地批判繼承與選擇傳統。所以,特定的歷史時期,魯迅改革思想所出現的激進態度,更顯得與整個時代的變革節奏相一致。
  不過,魯迅激進的改革主張,并沒有導致他一味地樂觀,相反,倒是引發了他對于中國社會改革所懷有的深刻的憂患意識。在魯迅看來,長期的封建專制主義的統治與壓迫,已經使近代中國整體性地落后于世界發展的主流,呈現出與整個世界發展相脫節的局面。魯迅曾經感嘆到,“中國大約是太老了”[34],“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國自己是不肯動彈的。”[35]在魯迅的改革思想里,他首先是對于在近代中國特殊的境況里,“立人”思想能否得以完整的實現,表示了深深的憂慮。從思想文化觀念的角度來分析,魯迅認為,在近代中國社會和文化轉型之際,“先進的中國人”與眾多的仍處在愚昧麻木狀態的不覺悟者,往往是處在尖銳的對立之中的,同時,這種對立的性質又往往是悲劇性的。魯迅指出,作為“毫無意義的示眾材料和看客”式的眾多不覺悟者“永遠是戲劇的看客,犧牲上場,如果顯得慷慨,他們就看了悲壯劇;如果顯得觳觫,他們就看了滑稽劇。”[36]因此,要徹底地改變這種狀況,魯迅認為應當對眾多的不覺悟者進行“人”的思想文化啟蒙。其次,魯迅對于中國社會改革之難,也懷有深深的憂慮,他指出:“可惜中國太難改變了,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37]在《習慣與改革》一文里,魯迅還從風俗習慣的角度,對這種改革之難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在《熱風·三十八》中,魯迅更是明確地指出,造成這種原因的是“昏亂的祖先,養出昏亂的子孫,正是遺傳的定理。民族根性造成之后,無論好壞,改變都不容易。”[38]
  魯迅所表現出來的憂患意識,顯示了他的改革思想的深度。盡管他始終都要與“實有”的“黑暗與虛無”[39]的糾纏,作“絕望的抗戰”,[40]從中表達出他對于人的觀念變革和社會改革難度的深深憂患之情,但他卻并沒有由此在主觀上對與先覺者存在對立的眾多不覺悟者,進行否定性的論斷,懷有絕望之情,而是在更深的認識層面上,確定“群之大覺”才是“中國亦以立”的理論根據。所以,魯迅的憂患意識既包含著如何解決先覺者與不覺悟者之間觀念上內在差異的命題,又包含著如何使近代中國最終擺脫困境,邁向現代化歷史進程的命題,尤其是包含著把解決歷史困境更進一步地落實在如何深入民眾,去進行最廣泛的思想文化啟蒙上的命題。這樣,魯迅的憂患意識實際上使他的改革思想更加鮮明地體現了他關于人的解放、社會解放和民族解放的一種價值理想。[41]
   4
  魯迅的改革思想在20世紀初中國社會和文化轉型的特定歷史時期凸現出來,對于整個20世紀的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來說,是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的,同時對于中國現代化的啟示,也是相當深刻的。
  啟示之一:在魯迅改革思想當中,突出的一點就是注重人的現代化,尤其是注重人的觀念的現代化。近代中國變革的歷史表明,社會的變革,新文化的建構,首先有賴于人的素質,人的思想文化觀的根本性變革。第一代“先進的中國人”不是沒有認識到變革的重要性,但問題在于他們只是乞求于某一方面的變革,未能從急劇變化的社會對于人的素質、思想觀念變化的高度,來認識變革的意義,特別是未能從深刻地認識傳統文化觀念落后、守舊的特征上來進行認識,因此,他們的變革運動的失敗,是不可避免的。美國學者英格爾斯指出:“人的現代化是國家現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它并不是現代化過程結束后的副產品,而是現代化制度與經濟賴以長期發展并取得成功的先決條件”,“一個國家,只有當它的人民是現代人,它的現代政治、經濟和文化管理機構中的工作人員都獲得了某種與現代化發展相適應的現代性,這樣的國家才可真正稱之為現代化的國家。否則,高速穩定的經濟發展和有效的管理,都不會得以實現。即使經濟已經開始起飛,也不會持續長久”。[42]思想文化觀念的變革是人的現代化的主要標志。當近代中國進入20世紀之后,選擇文化變革為突破口時,思想文化觀念的反叛傳統與邁向現代化,也就勢在必然了。魯迅非常清楚地看到,傳統的思想文化觀念不是一個現成的可以用來為整體文化變革服務的工具,因為它在其內在的機制上、觀念上、價值體系上,都是服從于封建社會需要的。近代中國社會要邁向現代化,就必須首先在人的思想文化觀念上進行深刻的變革。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在其他的各方面推動社會的整體變革,并建構起20世紀中國新的思想文化觀念體系。應該說,魯迅的這種改革思想對中國的現代化歷史進程所產生的影響是深遠的,其特點是緊緊扣住了“立人”的思想核心,抓住了“人”這個關鍵性的因素。正是在這樣的思想高度上,魯迅才由此設計了一整套關于人的思想文化觀念變革和人的解放,以及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的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的宏偉藍圖,從而為在近代中國如何實現現代化找到了一條切合實際而又可行的道路。
  啟示之二:從注重人的思想文化觀念變革的角度出發,魯迅認為,中國的現代化在注重人的現代化的層面上,應側重以精神為本體來改變國民的精神,來確立改造國民性和重鑄民族靈魂的理性主義思想體系。魯迅指出:改變國民的精神是“第一要著”[43]的,同時還斷言“黃金黑鐵,斷不足以興國家”。[44]在魯迅看來,不論是從近代中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上來看,還是從人的自身對物質與精神的渴求原則上來看,屬于人的主體觀念范疇的精神獨立,則是人的解放的首要內容。在物質與精神的關系當中,魯迅更側重于以重視人的主體精神自由為出發點,來關心人的生存境況和命運,來尋找人的異化的原因與人類的出路。同時,他所關心的也不是社會的政治與經濟層面的變革,而是要致力于確立人的主體性的建構及其與人類解放的關系。顯然,魯迅把人的精神解放放在重要的位置,實際上是要求人能夠成為一種具有深刻的自我意識能力的獨特的主體。魯迅的這種改革思想,對于邁向現代化的中國社會注重人的精神素質及其精神文明建設來說是具有深刻的啟示意義的。由于近代中國社會變革的特殊歷史原因,人們總是狹隘地理解現代化的含義,并且把西方的物質至上主義看作是現代化的重要內容,魯迅則不然,他拒絕西方的物質至上主義思潮,指出西方的物質至上主義的結果,已造成“諸凡事物,無不質化,靈明日以虧蝕,皆趣流于凡庸……林之眾生,物欲來蔽,社會憔悴,進步已停”[45]的局面。如果在中國的現代化歷史進程中,也采取相應的物質至上主義,將會同樣造成“物欲橫流”的結果,從而有礙于追求人的解放的總體目標的實現,并將導致現代化的失敗。所以,邁向現代化的中國,必須在起步之時就應該大力提倡物質與精神的并重,尤其是要注重人的精神文明的建設,只有這樣,才能不斷地推動中國的現代化健康地向前發展。
  啟示之三:在魯迅的改革思想中,突出了結合近代中國社會變革實際情況來探求中國式的改革道路的新思維。換言之,魯迅一方面表現出整體的反叛傳統的意識,另一方面又對盲目崇拜西方的物質文明、社會制度和個人主義傾向等進行了嚴厲的譴責,從而顯示出他的改革思想的一些獨特性的特征,并對近代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產生了較深遠的影響。例如,在對待近代西方文化中,魯迅對西方社會普遍采取的代議制就明確地表示了反對意見,其理由是代議制只不過是借“眾治”的名義來大“遂其私欲”,“復掩自私之惡名”,實質是“托言眾治,壓制乃尤烈于暴君”。[46]魯迅還反對盲目地將“遷流偏至之物,已陳舊于殊方者,”“舉而納之中國”,[47]提出要從總體上把握住中西兩大文化的本質特征,建構一條“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48]的建設民族新文化的思想。所以,魯迅的改革思想,是具有鮮明的“中國風格”、“中國氣派”和“中國特色”的。同時,也表現了中國文化學習西方文化、吸取西方文化的勇氣與膽識,并為中國走向世界,開辟了新的途徑。在這個意義上,應該說,魯迅的改革思想對于建設富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思想體系來說,是具有楷模意義的。
  注釋:
  [1] 魯迅:《墳·文化偏至論》。
  [2] 魯迅:《墳·燈下漫筆》。
  [3] 魯迅:《吶喊·自序》。
  [4] 參見拙文:《20世紀文化轉型與魯迅的憂患意識》,《社會科學戰線》1996年第1期。
  [5] 魯迅:《墳·文化偏至論》。
  [6] 魯迅:《熱風·三十六》。
  [7] 魯迅:《熱風·三十六》。
  [8] 在《墳·燈下漫筆》、小說《狂人日記》中,魯迅有詳細的論述與描寫。
  [9] 魯迅:《墳·燈下漫筆》。
  [10] 魯迅:《墳·燈下漫筆》。
  [11] 魯迅:《墳·文化偏至論》。
  [12] 魯迅:《墳·燈下漫筆》。
  [13] 魯迅:《華蓋集續編·記談話》。
  [14] 魯迅:《且介亭雜文二集·〈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
  [15] 魯迅:《墳·論睜了眼看》。
  [16] 魯迅:《墳·寫在〈墳〉后面》。
  [17] 魯迅:《華蓋集續編·馬上支日記》。
  [18] 魯迅:《集外集·俄文譯本〈阿Q正傳〉序及著者自敘傳略》。
  [19] 魯迅:《集外集·俄文譯本〈阿Q正傳〉序及著者自敘傳略》。
  [20] 魯迅:《墳·雜憶》。
  [21] 魯迅:《華蓋集·這個與那個》。
  [22] 魯迅:《墳·燈下漫筆》。
  [23] 魯迅:《墳·文化偏至論》。
  [24] 魯迅:《集外集拾遺補編·破惡聲論》。
  [25] 魯迅:《集外集拾遺補編·破惡聲論》。
  [26] 魯迅:《墳·論睜了眼看》。
  [27] 魯迅:《墳·科學史教篇》。
  [28] 魯迅:《墳·文化偏至論》。
  [29] 魯迅:《墳·文化偏至論》。
  [30] 〔美〕林毓生:《中國意識的危機》,貴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3頁。
  [31] 〔美〕林毓生:《中國意識的危機》,貴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3頁。
  [32] 魯迅:《華蓋集·青年必讀書》。
  [33] 魯迅:《華蓋集·忽然想到(六)》。
  [34] 魯迅:《兩地書·四》。
  [35] 魯迅:《墳·娜拉出走后怎樣》。
  [36] 魯迅:《墳·娜拉出走后怎樣》。
  [37] 魯迅:《墳·娜拉出走后怎樣》。
  [38] 魯迅:《熱風·三十八》。
  [39] 魯迅:《兩地書·四》。
  [40] 魯迅:《兩地書·四》。
  [41] 參見拙文:《20世紀文化轉型與魯迅的憂患意識》,《社會科學戰線》1996年第1期。
  [42] 〔美〕英格爾斯:《人的現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頁。
  [43] 魯迅:《吶喊·自序》。
  [44] 魯迅:《墳·摩羅詩力說》。
  [45] 魯迅:《墳·文化偏至論》。
  [46] 魯迅:《墳·文化偏至論》。
  [47] 魯迅:《墳·文化偏至論》。
  [48] 魯迅:《墳·文化偏至論》。
社會科學戰線長春173-179K4中國現代史黃健19971997作者單位:浙江大學中文系 作者:社會科學戰線長春173-179K4中國現代史黃健19971997
2013-09-10 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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