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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實用主義哲學對中國近代學術研究的影響
試論實用主義哲學對中國近代學術研究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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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風行一時的實用主義哲學由于自身的缺陷與各方的撻伐,作為一種政治思潮和文化流派,已經失去了昔日的號召力和誘惑力。然而,其中的方法論因素卻在學術研究中得到運用和發揮。許多學者在世界觀層次上對實用主義哲學持保留態度,卻能在方法論層次上接受它。本文擬分別就歷史學、文學、教育學等領域,探討一下實用主義哲學對中國近代學術研究的影響。
    1.實用主義哲學對歷史學的影響
  實用主義哲學對中國歷史學最為重要的影響,應數新史學的誕生。
  中國近代的新史學由梁啟超首倡。1902年,梁啟超作《新史學》一文,表達了他對傳統史學的失望和不滿。文章中浸透了一種從專制王權下蘇醒后對平民史觀的強烈向往,平民史觀即是中國近代新史學的基點和起點。梁啟超認為浩如煙海的傳統史書,“皆如蠟人院之偶像,毫無生氣”。中國的史籍“非益民智之具,而耗民智之具也”。[(1)]但是,他絲毫沒有觸動作為傳統史學內核的經。創設新史學,必須進一步對“經”發難,這項工作是由胡適等人完成的。
  此后,當杜威一行來華大肆宣揚實用主義時,也直接涉及到新史學的問題。如杜威夫人在一次題為《歷史學的研究》的演講中,就曾說道:“我們所需求的是新的活歷史,我們所謂的活歷史,不是僅僅留心少數人的行動為幾個帝王英雄豪杰做年譜。乃是要留心全體人民的生活”。[(2)]杜威來華之后,中國學術界建立“新史學”的呼聲甚高,這不能不說同杜威等人宣傳的“平民史觀”有關。如陶孟和在《新青年》雜志八卷一號上發表《新歷史》一文,認為“人的知識的價值在乎應用在人生上,假使不能應用只變為貴族階級知識階級的裝飾品,那就沒有普通的價值”。這種以功用判斷價值的標準,即是受“平民史觀”的影響,也具有明顯的實用主義特色。在文章的結尾處,陶孟和就引用了杜威的一句名言:“讀歷史是明白現在不是解決現在。”
  然而,杜威等人畢竟不是研究歷史的專家,實用主義哲學對中國近代史學研究更為直接的影響,是通過與杜威同時代的美國歷史學家魯賓遜(1863~1936年)而實現的。魯賓遜的歷史觀是一種典型的實用主義,他認為歷史學的功用即在于為現實和以后的進步服務。魯氏的代表作《新史學》最早由何炳松譯成中文,對20年代中國史學界的影響還是相當深遠的。
  當然,無論是杜威夫人關于新史學的演講,還是魯賓遜揭示實用主義目的著作,其作用只是營造了一種“平民史觀”的氛圍。中國傳統史學最終突破“經”的藩籬,由舊史學走向新史學,還是由胡適等人在這種“平民史觀”的氛圍之下,利用實用主義哲學所特有的批判精神和演繹方法而完成的。具體而言,中國新史學的誕生經歷了兩個階段:先是由胡適在研究中國哲學史時,“截斷眾流,從老子、孔子講起”[(3)],并對諸子的產生進行具體的歷史分析,從而粉碎了“六經”的神圣地位;接著是以顧頡剛為代表的“古史辨”派,在胡適的影響之下,對整個中國古代史進行澄清。這中間,胡適對“六經”發難受到實用主義影響,是勿庸置疑的,因有胡適的《留學日記》為證。但實用主義對“古史辨”派的影響,卻值得具體分析。
  “古史辨”派(即馮友蘭后來所說的“疑古派”),并不是一個完整的學術團體,它的成員僅在用進化的方法重新考辨古史的真偽上有著某種默契。事實上,“古史辨”派內部存在著很嚴重的分岐,如對待“唯物史觀”,就有不同的態度。但作為“古史辨”運動發起人的胡適、顧頡剛主要是受到實用主義“邏輯”學派的影響,而且只是從中抽取出“假設——證明”的方法。
  考辨古史是20世紀上半葉中國史學界的一股經久不衰的學風,到1941年,《古史辨》一書已出至七冊。雖然它在形式上承接了清代考據學派的余緒,但在觀念上已突破了傳統史學的藩籬。“古史辨”派對“六經”的審慎的考辨,對孔子的歷史的評價,其啟蒙性的積極意義已經超出了史學領域。建立“新史學”必須首先整理舊史料。“古史辨”運動為“新史學”的建立奠定了史料基礎。或許其它某種哲學思想也能促成同樣的功效。但在當時,馬克思主義新史學建立之前,只有實用主義承担了這項責任。
    2.實用主義哲學對文學的影響
  實用主義哲學對中國文學的影響,不僅表現在形式上,而且還表現在內容乃至作家的創作態度上。
  在新文學建立之初,胡適發動“白話文運動”即是以實用主義哲學為理論憑籍。后來胡適在回憶文學革命開始的歷程時,以一首題為《嘗試篇》的白話詩來表達其實驗主義的文學觀,詩中寫道:“‘嘗試成功自古無’,放翁這話未必是。我今為下一轉語,自古成功在嘗試。……我生求師二十年,今得‘嘗試’兩個字。作詩做事要如此,雖未能到頗有志。作‘嘗試歌’頌吾師,愿大家都來嘗試!”這首詩所表達的“嘗試”的意旨,與其說是胡適的文學觀,莫如說也是他的人生觀。確實,胡適倡導白話文運動,首先是從“嘗試”中獲得勇氣,然后遵循了“嘗試”的程序。但是,“嘗試”只能說是胡適對文學,或者極而言之,對人生的態度,并不能反映他對整個文學的主張。胡適對文學的主張,也并不僅僅局限于文學形式的改良,即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其實,他也關懷文學內容的改良。胡適那篇白話文運動的檄文《文學改良芻議》提出的“八事”,其中二事:“須言之有物”、“不作無病之呻吟”,即涉及到文學內容的改良。但是相對而言,胡適還是強調文學形式的改良。他在解釋個中緣由時說:“我也知道光有白話算不得新文學,我也知道新文學必須有新思想和新精神,但是,我認定了:死文字決不能產生新文學。若要一種活的文學,必須有活的工具。那已產生的白話小說詞典,都可證明白話是最配做中國活文學的工具,使它完全替代那半死的或全死的老工具。有了新工具,我們方才談得到新思想和新精神等等其他方面。[(5)]”胡適在《新文學運動小史》一文中,更為詳細地闡明了中國新文學運動的理論,他說:“我們的中心理論只有兩個:一個是我們要建立一種‘活的文學’,一個是我們要建立一種‘人的文學’。前一個理論是文字工具的革新,后一種是文學內容的革新。[(6)]”不論是“活的文學”,還是“人的文學”,都同實用主義哲學有密切的關系。如果說,胡適以杜威實驗主義的懷疑態度和試驗的方法為理論憑籍發動白話文運動,創立了“活的文學”,那么實用主義哲學所蘊含的人本主義思想也有助于打倒“非人的文學”,建立“人的文學”。
  周作人在新文化運動后第一個系統全面地闡述了文學內容的改良,他在1918年發表了《人的文學》,呼吁“文學要以人道主義為本”;未幾,又推出《平民文學》,高揭“平民文學”的旗幟,認為文學要“記載世界普通男女的悲歡成敗”,說“切己的事”,表達自己的“真意實感”,贊賞文學”只須以真為主”的“為人生的藝術派”,反對“以美為主的純藝術派”[(8)]。周作人同胡適私交甚篤,在學術和政治上兩人都有不少共同語言。因這層關系,胡適的實用主義哲學的某些觀點難免也影響到周作人對文學的態度,如周后來說過:“有些本來能夠寫寫小說戲曲的,當初不要名利所以可以自由說話,后來把握了一種主義,文藝的理論與政策弄得頭頭是道了,創作便永遠再也寫不出來。[(9)]”這段話所透露出的是一種對創作自由的渴求。雖然周作人未明確表明其相對主義真理觀,但這種反對“主義”干涉文學的態度是與胡適提倡的“少談些主義,多談些問題”一脈相承的。事實上,在新文化運動之后,實用主義對中國文學的影響,更多的是這種反對“絕對真理”指導創作的自我意識。
  隨著新文化運動的夭折,新文學內部也產生分化。受胡適影響的一部分知識分子在1923年在北京成立新月社俱樂部,代表人物有徐志摩、聞一多、朱湘、饒孟侃、劉夢葦、梁實秋等人。“新月社”的成份很復雜,但作為一個群體,其文學主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實用主義哲學的影響,具體表現便是它滲透著一股強烈的自我意識。1928年《新月》月刊問世,在發刊詞《〈新月〉的態度》中,徐志摩寫道:“我們不能依傍訓世,因為我們不信任現成的道德觀念可以用作評價的準則,我們不能聽任思想的矯健,化成冬烘的雍種,標準、紀律、規范,不能沒有,但每一個時代都得獨立去發現它的需要,維護它的健康和尊嚴,思想的懶惰是一切準則顛覆的主要的根由”[(10)]。這種歷史的進化的文學觀點,強調現實需要和思想自由,都是實用主義哲學某些基本原則的顯現。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存在著一種“文學為政治服務”的功利主義傾向,大量文學作品成為宣傳的工具。但是,這種傾向并非實用主義哲學使然,而是通俗實用主義的外在表現。總之實用主義哲學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影響,除了其方法論曾運用于“白話文運動”和古典文學研究外,主要激發了一部分作家的“自我意識”。
    3.實用主義哲學對教育學的影響
  實用主義哲學對舊中國教育學的影響,超過了任何其它學術領域。民國初年,蔡元培倡導的“實利主義教育”和黃炎培推行的“實用主義教育”同實用主義哲學只不過存在外在的偶然的聯系。實用主義哲學對教育學真正施加影響是始于新文化運動以后。
  1918年前后,美國的“設計教育法”傳入中國,并在教育界風行一時。“設計教學法”是實用主義教育的一種教學制度,為杜威的追隨者克伯屈等人所創。這種教學制度主張由學生自發地決定學習目的和內容;在學生自己設計、自己負責實行的單元活動中,獲得有關的知識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清末以來,教育與生活脫節的現象日趨嚴重,一些有識之士曾經提出過種種改革方案,如“軍國主義的教育”、“預備本位的教育”等等,但收效不大。1919年,杜威來華講學,四處宣揚其實用主義教育思想,令整個教育界耳目為之一新。時人朱兆萃在《實驗主義與教育》一書中記道:“自民國八年杜威親自來華講演后,一般研究教育者,無一不受其學說之熏陶。全國教育狀態,為之一變。‘設計教學’、‘道樂頓制’幾乎無處沒有此呼聲。可以說一句,現在吾國教育家所講教育主義者,差不多限于此部分,未嘗聞有其他相反或相異的教育的主張。[(11)]”
  杜威的實驗主義教育思想內容豐富,自成體系,其基本內涵可概括為:“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兒童是中心”、“從做中學”。按照胡適對杜威教育思想的解釋,“教育即是繼續不斷的重新組織經驗,要使經驗的意義格外增加,要使個人主宰后來經驗的能力格外增加。[(12)]”舊中國教育界較有影響的人和事,如“職業教育運動”、“生活教育運動”等,都能找到明顯的經驗論的痕跡。如陶行知將“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從做中學”改為“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這絲毫沒有削弱經驗主義的傾向,反而更為強化。如同黃炎培將“職業教育”修改為“大職業教育”,陶行知的顛倒詞序也是出于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想突破學校的界線,將一種教育思想放大為政治主張,另如陳鶴琴(陶行知的合作者,曾于1918年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獲教育學碩士學位,深受實用主義哲學的影響)提倡“活教育”。“活教育”的基本原則就是“做中教、做中學、做中求進步”[(13)],這其實是杜威“Laerning by doing”(“從做中學”)的翻版。陳鶴琴認為“大自然、大社會,都是活教材”,“主張大家去向大自然、大社會學習,就是希望大家能把過去‘書本萬能’的錯誤觀點拋棄,去向活的直接的‘知識寶庫’探討研究。[(14)]”“活教育”的教學不重視班級授課制,而重視室外活動。著重于生活的體驗,以實踐為研究對象,以書籍為輔助的參考。這里無不帶有濃厚的經驗主義色彩。
  清末民初以來教育脫離生活的現象為國人所痛恨;而要造就新的國民,以普及教育為救國之方,最簡單迅捷的辦法莫過于傳授生活經驗。這兩層原因決定了實用主義教學中經驗論的流行。黃炎培的“職業教育”、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和陳鶴琴的“幼稚教育”都無一例外地由此而發。
  與史學界和文學界不同,實用主義哲學對于中國教育界,不僅有理論作憑籍,還可以套用現成的方法。“道爾頓制”是美國教育家柏克赫斯特(H·HParkhurst)于1920年在馬薩諸塞州道爾頓中學所創行的一種教學制度。從1922年10月起舒新城在上海吳淞中學試行這種制度。廢除課堂講授,將教室改為各科作業室。經過他的努力,“道爾頓制”逐漸為教育界所重視。舒新城還翻譯了大量有關“道爾頓制”的著作,主要有《道爾頓制概觀》、《道爾頓制討論集》、《道爾頓制研究集》和《道爾頓制淺說》。
  實用主義哲學對中國教育界的影響深遠流長。但是,如同它在哲學領域中的命運一樣,實用主義教育學的弊端一開始就得到某些有識之士的認識和矯正,他們主要批評實用主義教育學的經驗論傾向。
  當然實用主義哲學作為一種方法論,幾乎滲透到中國人文科學的各個領域。除史學、文學和教育學外,實用主義痕跡還散見于政治學、心理學和社會學等學科。
  然而,實用主義哲學對中國人文科學學術研究的影響,在不同的學術領域,有著不同的表現程度。在范圍上,或一鱗半爪,或廣泛深入;在時間上,或曇花一現,或連續持久。然而,影響的存在是勿庸置疑的。實用主義哲學對中國人文科學的影響,其途徑是通過各學術領域的留美學生的嫁接、引進,象胡適、陶行知、潘菽、孫本文等人都曾在美國求學,回國后又都成了各個領域的學術帶頭人。在20世紀上半葉,實用主義哲學已滲透到美國的各個領域的學術研究。因此,這些留美學生輸入的舶來品難免帶有實用主義的原質。尤其是胡適,他有意識地將實用主義改造為一種方法論,利用其在學術界的地位,影響了兩代知識分子。哲學家賀麟在50年代批判胡適的思想時說了一段比較公允的話,他說:“舊中國舊學術界的知識分子,在這一或那一形式下,直接間接都受過胡適的影響,甚至在解放前,自命與胡適的思想不一致,曾反對過他,或不理睬胡適思想的人,也不都免受過他的影響,或殘存著類似胡適的資產階級唯心論思想”[(15)]。事實確實如此。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責任編輯:吳元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釋:
  (1)《梁啟超史學論著四種》,岳麓書社1985年版,第244頁。
  (2)杜威夫人:《歷史學的研究》,見《晨報》1919年9月6日。
  (3)見《中國哲學史大綱、蔡元培序》,商務印書館1919年版。
  (4)(5)(6)詳見胡適:《逼上梁山》,《胡適選集·歷史》,臺灣文星叢刊第109,34,80頁。
  (7)周作人:《人的文學》,見《新青年》第5卷,第5號。
  (8)周作人:《平民文學》,見《每周評論》,第5號。
  (9)周作人:《苦茶隨筆》,岳麓書社1987年版,第196頁。
  (10)《〈新月〉的態度》,《新月》第1卷,第1號。
  (11)朱兆萃:《實驗主義與教育》,商務印書館1929年版,第43頁。
  (12)胡適:《杜威的教育哲學》,見《新教育》第1卷,第3期。
  (13)(14)陳鶴琴:《活教育理論與實踐》,商務印書館1930年版,第52,50頁。
  (15)賀麟:《兩點批判、一點反省》,見《人民日報》1955年1月19日。
  
  
  
安徽史學合肥043-046K3中國近代史黃嶺峻19951995 作者:安徽史學合肥043-046K3中國近代史黃嶺峻19951995
2013-09-10 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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